資治通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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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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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名 資治通鑑
別名 通鑑
撰者 司馬光(1019年-1086年)
文字 中文
國家 中國
成書年代 北宋(1071年-1086年)
卷數 294卷
分類 史学

資治通鑑[1],簡稱「通鑑」,是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一本長篇編年體史書,共294卷,三百萬字,耗時19年。記載的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战国时代)寫起,一直到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計跨16個朝代,包括秦、漢、晉、隋、唐統一王朝和戰國七雄、魏蜀吳三國、五胡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等其他政權,共1362年的逐年記載詳細歷史。它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

資治通鑑殘稿

成書[编辑]

司馬光

《資治通鑑》是繼《春秋》後的一部以編年體的史學巨著,司馬光自幼好讀《左氏春秋》,喜歡編輯舊事以成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歷年圖》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蓋二朝,當時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滿意,於是下令在崇文院內設置書局,将颖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並供給笔墨、缯帛、費用、餐點、果物等服務,要他繼續寫下去,並准許他借閱皇家龍圖閣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書。

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居家極其簡陋,夏天悶熱難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請匠人另闢一地下室[2],“常讀書於其中”,“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每夜秉燭著書,生病時亦不休息。好友勸他“宜少節煩勞”,他說:“先王曰,死生命也。”就這樣過了15年不問政事的著書歲月。

書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鑑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治理」。「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的「通史」,「鑑」則有引為「借鏡」之意(以史為鏡)[3]。宋神宗亲自作了一篇序,赐给司马光。这篇序后来保护《通鉴》免遭毁版的灾难[4]

《資治通鑑》編修工作艱鉅,先由助手搜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加以增刪[5],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搜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別集,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6],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清人袁枚稱:“李鄴侯北伐之谋,保储之諫,辨建寧之寃,保李晟马燧之功,新、旧两《书》俱不载入……微温公《通鑑》取李繁《家传》大为阐扬,则鄴侯一代伟人,几乎黯然无色。”[7]。南宋洪邁更進一步考證:

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锋、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8]

《資治通鑑》述龐勳時,除用鄭樵《彭門紀亂》,亦引韋昭度《續皇王寶運錄》、賈緯《唐年補錄》等私家著述;又如《平剡录》专記“太和末擒越盗裘甫、平剡县”之事,温公虽用《平剡录》,卻不提诈降及计诱,又兼存《玉泉子见闻录》之论。《資治通鑑》大量描述地方史觀與社會史觀,而別於官修新舊唐書之中央史觀。

《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末尾傅奕临终前描述:

太史令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遇病不呼医饵药。有僧自西域来,善咒术,能令人立死,复咒之使苏。上择飞骑中壮者试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术也。臣闻邪不干正,请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无所觉,须臾,僧忽僵仆,若为物所击,遂不复苏。又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长安士女辐凑如市。奕时卧疾,谓其子曰:“吾闻有金刚石,性至坚,物莫能伤,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试焉。”其子往见佛齿,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奕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时年八十五。

其近乎神話色彩的史料来源则是唐人李亢《独异志》、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和宋朝王讜的《唐语林》。

《資治通鑑》為宋神宗取意“有鑑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資治通鑑》在撰寫前先由天文學家劉羲叟編訂正確年曆,以夏曆為主,作為全書的骨幹,若同年有二年號以上,則以後來者為定。首先把史料摘錄下來,按年代順序,編成「叢目」[9],各人先修「長編」[10],編寫「長編」時常在每一事中間空一行以備剪貼,務求其詳盡,“寧失于繁,毋失于略”,接下來由司馬光就長編所載,考其同異,刪其繁冗,如范祖禹的〈唐紀〉成書六百余卷,經司馬光剪裁、編定為八十一卷[11]。如果發現彙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進行「考異」工作,最後方能定稿。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用雜史諸書,如淖方成“禍水”之語則采及《飛燕外傳》[12]張彖“冰山”之語則采及《開元天寶遺事》,並小說亦不遺之[13]。司馬光一生不寫草字,《資治通鑑》草稿全部以正楷寫成,李燾《巽巖集》載:“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14]

《資治通鑑》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一共花了19年,從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開始一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才完成。由於過度勞累,元丰五年秋天,司馬光已罹患「語澀疾」(清朝陳弘謀謂「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內容提及反對變法事[15]。元丰七年十一月司马光《进通鉴表》自叙曰:“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家省思,史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鑑》的撰寫精神為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

助手[编辑]

雖然此書中司馬光自己的意見皆以「臣光曰」出現,但並非司馬光一人完成,據資料記載,司馬光編集此書,朝廷許他「自辟屬官」,他邀請了劉攽劉恕范祖禹成為助手,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史家,可謂一時之選。其中劉攽負責兩漢史,范祖禹負責唐代及五代史,魏晉南北朝歸劉恕[16][17],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加入一起編修《資治通鑑》,負責檢訂文字。删改定稿则完全由主编司馬光一人完成,故行文頗為一致。刘恕之子刘羲仲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此外,司馬光又出版了《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資治通鑑目錄》三十卷、《通鑒舉要歷》八十卷三書來替這本巨著做說明。

评注[编辑]

初,胡三省著《资治通鉴音注》,被认为是历代注释《资治通鉴》最佳者。

體裁[编辑]

涵蓋年代[编辑]

《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約300多萬字,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18],一直到959年,五代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四成,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

釋例[编辑]

帝后死稱“崩”,王公死稱“薨”。天子近出稱“還宮”,遠出稱“還京”,列國諸侯遠出稱“還某郡”。

《資治通鑑》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在分裂時代,如三國有〈紀〉,無〈紀〉;南北朝時代,南朝有〈紀〉,北朝無〈紀〉;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又如《通鑑》載魏明帝太和五年:“ (諸葛)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19]

史事評論[编辑]

《資治通鑑》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20]。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21],其中裴子野的論佔了10篇,司馬遷的論只有1篇。以篇數看來,〈漢紀〉所佔篇幅最多、其次為〈唐紀〉。

陳垣胡注通鑑表微》曰:“《通鑑》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餘則據事直書,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鑑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目录[编辑]

  • 全294卷:
  1. 纪》,五卷。
  2. 纪》,三卷。《周紀》與《秦紀》原為《通志》卷。
  3. 纪》,六十卷。
  4. 纪》,十卷。蜀漢及東吳無紀。
  5. 纪》,四十卷。
  6. 纪》,十六卷。
  7. 纪》,十卷。
  8. 纪》,二十二卷。
  9. 纪》,十卷。北朝的北魏、北齊、北周無紀。
  10. 纪》,八卷。
  11. 纪》,最多,凡八十一卷。
  12. 后梁纪》,六卷。
  13. 后唐纪》,八卷。
  14. 后晋纪》,六卷。
  15. 后汉纪》,四卷。
  16. 后周纪》,五卷。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

原稿[编辑]

北京圖書館今存有《資治通鑑》殘稿八卷

《資治通鑑》殘稿今存僅8卷,目前藏於北京圖書館。原稿33.8×130公分,共29行,465字,记载东晋永昌元年(322年)一年的史实,自永昌元年正月王敦即將作亂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而还止,每段史事开端約一、二字或四、五字,以下接“云云”二字。有宋赵汝述葛洪程垓趙崇龢跋;元柳贯中黄溍宇文公諒朱德潤鄭元祐任希夷[22]

手稿的最後一段是司馬光用范純仁寫給司馬旦的書札起草,原信用墨筆抹去,字跡依稀可辨:“純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狀,必計通呈,比來伏惟尊候萬福,伯康必更痊平。純仁勉強苟祿,自取疲耗……”[23],“自取疲耗”以下尚有79字,至清初已不見,大概被割除[24],卷後有多人題跋;曾題跋的韓性說:“其以牘背起稿,可見其儉;字必端謹,可見其誠;事而書之,該以一二字,可見其博;紙尾謝狀詞,雖平常字,亦出於手書,可見其遇事之不苟也。”[25]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亦藏有《資治通鑑》1部共128冊,被登錄為中華民國國寶

版本[编辑]

元祐元年(1086年)黃庭堅張舜民等奉命校定《通鑑》初稿完畢﹐送至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但元祐本已不可見。紹興二年(1132年)有餘姚重刻本﹐今多殘缺。

中華書局據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發行的點校本《資治通鑑》,分簡體和繁體版本,均附「胡注」及「章校」的版本,其再版的版本是當今最好的版本。

寫作風格[编辑]

司馬光撰《資治通鑑》,略依《左氏春秋傳》體[26][27][28],重視戰爭之描寫,是一本道地的「相斫書」[29],如對戰國時代孫臏龐涓的“馬陵之戰”,東漢末年曹操袁紹 “官渡之戰”,三國時代曹魏與蜀、吳的“赤壁之戰”,東晉謝玄苻堅的“淝水之戰”,皆詳細生動,如歷其境[30]。“赤壁之戰”寫“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馀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馀,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语言生动活泼,躍然紙上;又寫曹操的機謀,“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淝水之戰”寫慕容垂勸苻坚出兵是别有用心:“慕容揩、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主上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谁与成之。’”又寫兩軍對峙時,秦軍未戰先懼:“秦王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兵部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顾谓融曰:‘此亦劲敌,何谓弱也!’怃然始有惧色。”東晉取得勝利後,“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履齿之折。”

司馬光留意軍事,嚴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積極態度抵禦外侮。同時司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歷代農民戰爭,例如對於黃巢起義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記載前後經過,嚴明紀律,及其成功與失敗之處,遠比兩《唐書》(各3000字與7000字)完備。黃巢軍進入長安,向百姓發告“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之語[31],只有《通鑑》保存了這條寶貴的材料。

司馬光大量的從正史中節錄史料,又能隨時加以剪裁陶鑄,文字風格如出一手。[32]《通鑑》並沒有太多僻字,以簡潔明白為主[33]。例如《後漢書》宦者列傳第六十八記載鄭眾

眾獨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眾始焉。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則改為:

鄭眾,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眾定議誅憲……鄭眾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資治通鑑》加強了“帝由是賢之”一句,使得行文流暢,更明白易懂。《資治通鑑》強調防微杜漸,因此認為東漢的宦官為害之烈,實肇始於鄭眾受到重用,“宦官用權,自此始矣”。《資治通鑑》這種強調“前因後果”的概念,貫穿全書,又如司馬光認為漢武帝逼死戾太子,實肇始於堯母門。中唐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病死,高麗人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姑息,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這時司馬光發表議論:“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34]。《通鑑》又記牛李黨爭的開端。長慶元年(821年),禮部侍郎錢徽主持進士科考試,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之弟楊殷士皆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稱禮部貢舉不公,翰林學士李德裕李紳說段文昌所言是實情。結果錢徽、李宗閔、楊汝士都因此被貶官。李、楊大恨,從此“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35]。《通鑑》又認為朱溫篡唐乃宦官弄權所致。

又如司馬光改為《後漢書》卷四十七的班梁列傳:

慬(梁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慬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觿,羌遂奔散。

东汉与羌族之間的戰爭維持百餘年,直到建宁二年(169年)东羌始为段颎平定。《資治通鑑》卷49改“羌遂奔散”為“羌稍退散”,更符合史實:

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羌斷隴道,寇鈔三輔,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即引兵赴擊,轉戰武功、美陽間,連破走之,羌稍退散。

司馬光引用《三國志·張飛傳》之言,寫定關羽與張飛兩人的性格缺陷,並認為張飛之所以被殺,是因為喜虐待士卒[36]

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另外,司馬光《答范夢得書》論修書事說:

其修長編時,請據事目下所記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説、文集,盡檢出一閱。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説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詩賦等若止為文章,詔誥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於怪誕,詼諧止於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詔誥有所戒諭,妖異有所儆戒,詼諧有所補益,并吿存之。

《資治通鑑》不書奇節,對往昔史料上所載奇節偉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儲君,屈原自沉汨羅江[37]嚴光足加光武帝腹諸事,姚崇的“十事要說”[38],悉闕而不錄[39],但對吳起舟中議事[40]、魏文侯不失虞人之約則取之。《通鑑》對於迷信、怪誕、符瑞、圖讖亦不取[41],如劉邦入秦,有五星聚東井之;但對於破除迷信之事則取之,如劉裕南燕,或勸以「往亡不利」,劉裕以「我往彼亡」對之而最終大勝;又如呂才受命刊定〈陰陽雜書〉、范縝作〈神滅論〉等皆取之。[42]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云: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父曰:“诸文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

司馬光主張政簡刑輕、輕徭薄賦,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43]對於一切急進改革,均予以否定,批評商鞅變法,說“此四君者(四位诸侯),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對李悝變法更是隻字未提,並且盛讚曹參謹尊蕭何律。司馬光非議變法,不滿王安石之新政,他請求出任西京御史臺,退居洛陽十五年(1069年—1084年),以書局自隨,繼續編纂《資治通鑑》;儘管司馬光聲稱「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44],但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他重新執政之後,卻盡廢新法,蘇軾無奈的說:“又是一個拗相公”,雖然司馬光將歷朝黨爭提寫的一清二楚,可惜自身卻深陷於黨爭之中不可自拔,《資治通鑒》也差點為新舊黨爭所毀[4]

影响[编辑]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与司馬遷的《史记》並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45]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王鸣盛認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46]

《通鑑》亦有高度文學價值,曾国藩撰成《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其中选录《资治通鉴》11篇。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47]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48]

《通鑑》成书不久,其体例後世仿效亦眾,著名的有南宋金履祥作《資治通鑑前編》、南宋李焘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秦緗業的《資治通鑑長編拾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此書是為續李燾《续资治通鑑長編》而作,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人和戰之事。南宋史家袁樞讀《資治通鑑》,因分事立目,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鈔輯成書《通鑑紀事本末》,開創“紀事本末體”之先河;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用意在標榜「正統」、「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讀通鑑論》,清代徐乾學的《資治通鑑後編》、毕沅的《續資治通鑑》。王應麟有書《玉海》,書裡面有一部《通鑑答問》。伍耀光輯《通鑑論》,前有史事簡介,季亮時輯《司馬溫公通鑑論》,宋晞《司馬光史論》專輯「臣光曰」,最為簡略。历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鑑学”。金朝人亦好讀《通鑑》,完颜璹蔡珪萧贡并称金源一代《通鉴》三大名家[49]。完颜璹“读《通鉴》至三十馀过”[50]元好问说他“于书无所不读,而以《资治通鉴》为专门,驰骋上下千有三百馀年之事,其善恶、是非、得失、成败,道之如目前,穿贯他书,考证同异,虽老于史学者不加详也”[51]

由於《資治通鑑》著重政治軍事方面,所以後世有稱之為「帝王之書」,即使中國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鑽研《資治通鑑》作謀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鑑熱,研究者主要都是藉此書作商戰之用。

翻譯[编辑]

白話翻譯本如下:

缺失[编辑]

侷限[编辑]

但是《資治通鑑》也有不少缺點,如《資治通鑑》著重於政治軍事的著墨,對於經濟方面記載不多,如載「租庸調制」僅“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二十餘字[53][54],武德二年确有新的租调法颁布,但似未涉及“庸”[55]。在司马光看来,米价才是經濟重點,《通鉴》对唐代各个时期米价的记载达十八次之多[56]。《通鉴》重視戶口,记录了许多唐代的户口数,如开元十四年、开元二十年、开元二十八年、天宝元年、天宝十三载、建中元年、元和二年等[57]。《通鑑記末本末》只收錄兩則與經濟有關的史料,至於文化、藝術、宗教談得更少。項羽的垓下歌、劉邦的大風歌等,《通鑑》皆不取,但對於「詩賦有所譏諷」者則採之,如卷一百四趙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為袁粲作歌。杜甫這樣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58]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學地位小於杜甫[原創研究?]韓愈曾慨嘆“子之文章,而不用世。”[59],司馬光卻把他的《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兩篇大作收錄起來。《通鉴》写白居易很多,因為他是翰林学士,多次上書,時時評論朝政。晚唐藩鎮割據,朝廷姑息,司馬光對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賞,曾將《注孫子序》、《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五文摘入《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韓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積極捍衛儒家道統的文人,但卻對其學術文化貢獻隻字不提,只收錄其《諫迎佛骨表》及《送文暢師序》。司马光尤重陆贽议论,采其奏疏三十九篇[60]。《資治通鑑》又專記鳩摩羅什譯經,卻不記玄奘譯經[61],又詳細記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規模的禁佛毀佛事件;記陳群九品中正制,卻不記隋代開進士科取士,凡與政治無關者,多不錄取。顾炎武說:“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62][63][64]。刘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立儒、玄、文、史四学,司马光发表评论,四学其实是等而下之,不值得重视,“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莊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65]朱熹說:“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66]錢鍾書卻認為《通鑑》不可盡信,“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说‘前人因求简而钞出的书,亦都偏于一方面(如《通鉴》专记“理乱兴衰”,《通考》专详“典章经制”等)。’余尝取通与《通鉴》所据正史野记相较得百数十事颇足示修词点铁脱胎之法”[67]

失誤[编辑]

《资治通鉴》雖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68],但因時代所限,《資治通鑑》本身也有不少錯誤,舉例如下:

  • 《通鑑》載商鞅變法:“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本傳》原文為:“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二者有不小出入,又商鞅变法实行“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政策,《通鑑》刪“以家次”三字[69]
  • 《資治通鑑》沿用《史記·蘇秦列傳》記載的蘇秦張儀“合縱連橫”之說,但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戰國縱橫家書》證明蘇秦死於公元前284年,張儀死於公元前310年,蘇秦的活動均在張儀死後。張儀在秦國當宰相時,蘇秦還沒踏上政壇。
  • 《资治通鉴》卷五“周赧王五十五年”載:長平之戰後,白起“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這是照搬《史記》的講法,但胡三省作注卻表示懷疑:“此言秦兵自挫廉颇至大破赵括,前后所斩首虏之数耳。兵非大败,四十万人安肯束手而死邪!”
  • 《資治通鑑》卷十七:“(石慶)慶嘗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這段文字取自《史記·萬石君列傳》[70],卻把最後一句“然猶如此”削去,失去司馬遷“然猶如此”的原意。
  • 飛燕外傳》記淖方成趙飛燕趙婕妤“此禍水也﹐滅火必矣”的話﹐曾被司馬光載入《通鑑》,魯迅懷疑此書是“唐宋人所為”[71]
  • 史家嚴耕望指出《資治通鑑》對雲臺二十八將的排列順序有誤[72]
  • 《资治通鉴》卷四十三《汉纪》建武十五年条云:“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歙坐前为汝南太守及度田不实,赃罪千余万,下狱。……歙死狱中。”依據《太平御览》卷551《礼义部·棺门》引《东观汉纪》曰:“大司徒欧阳歙坐在汝南赃罪死狱中”說法,欧阳歙下狱原因是汝南赃罪之事。
  • 《资治通鉴》卷六十,稱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也。”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六十《汉纪》时指出:“《蜀书》云备中山靖王胜子陆城亭侯贞之后,然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考。”
  • 《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权抚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朱舜水曾指出“诚决”二字不可解,当是“诚快”之误。
  • 《三国志》记赤壁之战,周瑜“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73]而司马光则记载为“乃取蒙冲斗舰十艘”。[74]
  • 《资治通鉴》魏纪太和二年记载:“收馬謖下獄,殺之。”但《三国志》卷39《马良附马谡传》,记“谡下狱故物”,應是病死獄中。
  • 後出師表》是否出自諸葛亮之手,至今還有爭論,而《資治通鑑》全文照錄[75]
  • 《通鉴》卷七九载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二月,除漢宗室禁錮。”這是沿用《晋书·武帝纪》“除汉宗室禁锢”的错误。[76]
  • 《资治通鑑》卷九十九记載:“(慕容)儁大赦,立閔而責之曰:‘汝奴仆下才,何得妄稱帝?’”《晉書》從未記載慕容儁大赦冉閔,《资治通鉴》时特意加上“大赦”一词與《晉書》原文不合[77]
  •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載:“刘卫辰复叛代,代王什翼犍东渡河,击走之。”有誤,東渡河者不可能是什翼犍,應是劉衛辰,如《魏書·序紀》載:“二十八年(365)春正月,衛辰謀反,東渡河。”。
  •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一说“冲及荥阳太守崔模俱降魏。”《魏书》与《宋书》都記宋军司州刺史尹冲壯烈犧牲,僅荥阳太守崔模投降。
  • 《资治通鉴》卷123《宋纪》文帝元嘉十六年载:“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学,以敦煌阚骃为姑城太守,张湛为兵部尚书,刘昞、索敞、阴兴为国师助教”。《魏书》卷52《刘昞传》载:“……牧犍尊(刘昞)为国师。”而索敞刘昞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昞之业”[78]
  • 兩《唐書》將“特勤”之誤為“特勒”,《資治通鑑》對此並無糾正,將錯就錯,《資治通鑑》卷一六四:“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通鑑考異》:“諸書或作特勤,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79]
  • 《晋书》记载:“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而《资治通鉴》则记载:“其屯戍四方者,闵皆以书命赵人为将帅者诛之”,后赵军队多由胡人组成,只有冉闵是唯一的漢人“将帅”,冉闵絕無能力“命赵人为将帅者”诛杀胡兵。
  • 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
  •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三載“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應是姚兴遣使梁斐张构至張掖拜訪沮渠蒙逊,此處誤二人為一人。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一》載:侯景攻城,“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胡三省在注裡更正:“死于城下者,岂能贼哉?侯景驱民以攻城,以其党迫蹙于后,攻城之人,退则死于贼手,进则死于矢石。”
  •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一《陈纪五》記:“齐主游南苑,从官赐死者六十人。”《北齐书》和《北史》的记载:“壬子,幸南苑,从官暍死者六十人。”,“暍”字改成“赐”字。朱熹写《通鉴纲目》,赞同《资治通鉴》的说法:“杀其从官六十人”。
  • 《通鉴》卷一七八记载,开皇十九年达头可汗败代州总管韓弘于恒安,仁寿元年正月下又载:“突厥步迦可汗犯塞,败代州总管韩弘于恒安。”顯然是一事兩載。[80]
  •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載:大業五年“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但大業六年,隋炀帝灭吐谷浑次年,隋軍又攻下伊吾,並設伊吾郡,這時才是隋朝最大疆域。[81]
  • 《通鉴》卷175记染干(启民可汗)为沙钵略之子,卷178卻載“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顯然一事两说。
  • 《通鑑》卷一八四隋恭帝義寧元年七月載溫大雅李密書“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為八使,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查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實乃“入典八屯”之誤。
  • 《資治通鑑·唐紀》載:“(太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鷂竟死懷中。”焦竑認為此事不見於《唐書·魏徵傳》,應該是誤引《唐書·白居易傳》:“《獻續虞人箴》曰:‘降及宋璟,玄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鷂死懷中。’”。[82]
  • 節度使始置於何時,史籍記載互有出入。《資治通鑑》稱節度使之名自薛訥始,[83]唐會要》卷七十八“節度使”、《通典》卷三十二“職官”四、《通志》卷五十六“職官”六,均言景雲二年四月以賀拔延嗣為河西節度使,乃節度使之始。
  • 《资治通鉴》卷二百永徽六年十一月条载“武后数见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這是錯誤的,終高宗之世,在長安居多[84]
  • 《資治通鑑》卷二○二在叙述儀鳳三年(678年)魏元忠上書:“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為强,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强為中國之利也”。《通鑑》有以下結論“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新唐書·元忠傳》說的是“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是“禁乘馬”非“禁畜馬”。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四》记载,開元二十二年“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胡三省注:“參考新、舊志,乃是鑿山開車路十八里,非漕渠也。”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记载,吐蕃芒松芒赞死于调露元年(679年)二月十一日,有误。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芒松芒赞死于仪凤元年(676)。
  • 高安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認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
  •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載:“壬戌,以兵部侍郎严武为西川节度使。”據钱谦益《錢注杜詩》卷十二:“宝应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召武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鉴》载:六月,以武为西川节度使,徐知道守要害拒武。误矣。当以此诗正之。”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三》載,“蕡由是不得仁于朝,终于使府御史。”《唐鑑》載劉蕡“終於柳州司戶”。
  • 唐代宦官魚弘志,《新唐書·仇士良傳》作“魚弘志”,《舊唐書》偶有誤為“魚志弘”,《資治通鑑》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作魚志弘,《資治通鑑》卷246作開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魚弘志,相互混淆。
  • 两《唐书》之《卢坦传》載元和八年西受降城为振武河所毁,因宰相李吉甫请移兵天德城事;與《宪宗本纪》记元和七年振武河毁东受降城事本为二事,《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五元和八年条将两事混为一谈,《考异》甚至表示:“三者不同,莫知孰是。”。[85]
  • 《通鉴》取《旧唐书》卷120《郭子仪附郭钊传》,“十五年正月,宪宗寝疾弥旬,诸中贵人秉权者欲议废立,纷纷未定。”又直接把其中的“中贵人”改为吐突承璀,但是當時吐突承璀外放淮南監軍。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七》載,會昌四年(844年)三月条,“朝廷以四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考劉濛為巡邊使,應从《实录》所载之会昌五年(845) 二月二十五日。[86]
  • 《通鉴》卷247 载河湟陷蕃“十八州”,取材自《新唐书·黠戛斯传》載李德裕的《赐缘边诸镇密诏意》,岑仲勉认为陇右陷蕃者尚有肃州,應為十九州。[87]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八》載:“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其中“至”為衍字,《文苑英華》卷三六〇無“至”字。
  • 《资治通鉴》卷249“大中十年(856年)六月條”載:鄭顥欲為宰相,“户部侍郎、判户部、附马都尉郑颢营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与书曰:‘闻汝已判户部,是吾必死之年;又闻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颢惧,累表辞剧务。冬,十月,乙酉,以顥為秘書監。”查《卢氏郑夫人墓志》載鄭顥辭職的原因是無法湊足五十萬貫的和糴錢。[88]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九》載:“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又妄殺降者,由是北邊擾動。”事實在黨項之叛不始於李業,开成中河东节度使王宰任盐州刺史,“好以法临党项,羌人不安” [89],上元元年(760)“党项等羌吞噬边鄙,将逼京畿”[90];十二月,再以鳳翔節度使李安業、河東節度使李拭為招討党項使。
  • 《资治通鉴》卷二七七后唐明宗长兴三年记载“后唐明宗李嗣源与契丹主阿保机约为兄弟”,应是李嗣源耶律德光约为兄弟。

再如《資治通鑑》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

  • 齊人伐燕的時間(前313年),司馬光捨《史記·齐世家》的編年[91],未據《紀年》詳加考查[92],只增加齊威王十年,減少齊湣王十年,以求與《孟子》記載齊宣王伐燕的事跡相同[93],宋朝朱熹經考訂認為是齊湣王十年,據今人[谁?]考証金文《陈璋壶铭》云:“佳主五年,奠□陈得再立事岁,孟冬戊辰,大臧□孔璋内伐匽(燕)亳邦之获。”,實際上為齐宣王五年。
  • 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94]
  • 《通鑑》卷十五(漢紀七)文帝後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但據《二十史朔閏表》文帝後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內無戊戌。
  • 《通鉴》称建安十八年“九月,阜与叙进兵,入卤城,昂、奉据祁山,以讨超。超闻之,大怒,赵衢因谲说超,使自出击之。超出,衢与梁宽闭冀城门,尽杀超妻子”,《三国志》则記为建安十九年正月。應以《三国志》為準。
  • 《通鉴》记载蒋琬卒年为正始六年“冬,十一月”,而《三国志·后主传》则称:“(延熙九年)冬十一月,大司马蒋琬卒”。應以《三国志》為準。
  • 《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高帝五年(前102年)载:张良“家世相韩,及韩天,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摊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查閱《史记·留侯世家》,张良是在高帝六年正月被封为留侯的。
  • 《通鉴》卷六十一兴平二年载:“夏,四月,甲子,立贵人琅邪伏氏为皇后;以后父侍中完为执金吾。”《资治通鉴疑年录》据《献帝纪》定为甲午。[95]
  • 《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煬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96]
  • 《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四月条载:“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泾州。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颉利可汗战于灵州之硖石。”按武德九年四月无“丁卯”、“庚午”、“癸酉”、“戊寅”,日期完全錯亂。[97]
  • 《通鉴》載贞观十一年七月、十一月均记突厥大雪,杂畜多死,為一事兩載。
  • 《通鑑》卷249載大中二年馬植拜相,與左神策中尉馬元贄敘同宗交結,四年,貶常州刺史。[98]兩唐書皆記罷相之年為大中三年。

吳玉貴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歸納出《通鑑》紀時所發生錯誤,共計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補此方面的缺失。[99]

另外《通鑑》在剪裁上也有一些失誤。卷第四十五載

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辣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永覽前戒」一語很明顯是摘錄了《後漢書·明帝紀》:“永覽前戒,竦然兢懼。”,但何謂「前戒」,通鑑並無說明。查《後漢書》顯宗孝明帝紀第二原文為

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睢》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昔應門失守,《關睢》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即是「前戒」之語被司馬光所誤刪。又如《通鑑》卷一百一十八載:“(劉)裕以(王)康為河東太守,遣兵救之,平等皆散走。”胡注曰:“詳考上文,未知平等為何人?”顯然胡三省也被難倒了,今考《宋書·王康傳》,“平等”即指邵平等人,為溫公所誤削。又《通鉴》卷一七八记载杨勇之说:“若有谏者,正当斩之,不杀百许人,自然永息。”此處“不殺百許人”應是“不過殺百許人”之誤,漏失“過”字而失原意,諸如此類,“誤刪”或“漏句”的例子在《通鑑》中可謂屢見不鮮。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鑑》,著有《資治通鑑補》,列舉通鑑有七病(漏、復、紊、雜、誤、執、誣)。

近人岑仲勉認為《通鑑》對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吐蕃)强”的評價有偏頗之嫌,司馬光還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遊戲,並批评《通鉴》“怀挟私见,丧失了史家的公正立场”。[100]岑仲勉還寫有《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参见[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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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编辑]

  1. ^ 「鑒」通「鑑」,但今日多寫為「通鑑」。
  2. ^ 龐元英文昌雜錄》卷四:“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芘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
  3. ^ 王夫之《讀通鑑論·敘論四》對「資治通鑑」有詳細的闡釋:“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為力行求治之資也。……夫治之所資,法之所著也。善於彼者,未必其善於此也。……然則治之所資者,一心而已矣。以心御政,則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資;而善取資者,變通以成乎可久。……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鑑也。”
  4. ^ 4.0 4.1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初,瓘(陳瓘)為太常博士,時薛昂林自乞毀《資治通鑒》;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制序文以問,二人議沮,遂得不毀。”
  5. ^ 文獻通考》引司馬光《與宋次道書》:“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為事,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禦。唐文字尤多,托範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至大歷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
  6. ^ 宋人高似孫緯略統計「通鑑採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家」。清代清四库馆臣以“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光緒年間胡元常刻《通鑑全書》時曾根據《通鑑考異》作《通鑑引用書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種,惟文集則不列其目”。民國以後,张须考得301种,除去正史25种为276种,又除去诸子,得书267种。陈光崇在《张氏<通鉴学>所列<通鉴>引用书目补正》一文认定为359种是迄今统计数目最多的一说(《資治通鑑述論》);另,高振铎《通鉴参据书考辨》认定为339种,周徵松在《<资治通鉴考异>所见书目检核——与陈光崇、高振铎二先生商榷》一文中认定为356种。
  7. ^ 袁枚:《随园随笔·诸史》
  8. ^ 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第十一·册府元龟
  9. ^ 司馬光《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及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
  10. ^ 司馬光《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记,新旧志纪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出。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大抵长编宁失之繁,毋失之略”
  11. ^ 李焘《进续通鉴长编表》云:“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寮采摭异闻,以年月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今唐纪取祖禹之六百卷,删为八十卷是也。”
  12. ^ 《百齋書錄解題》卷七(傳記類) :“或云偽書也,然通德擁髻等事,文士多用之。而禍水滅火一語,司馬公載之《通鑑》矣。”
  13. ^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五
  14. ^ 《巽巖集》今已佚,此據《文獻通考》引述其父廷鸞之言。
  15. ^ 《宋史》/卷三三六
  16. ^ 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经籍考二十:“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劉攽),《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劉恕),《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全祖望《通鑑分修諸人考》則認為汉至隋是刘攽任之,這是不確的,應是說三国南北朝刘恕任之,辨见陈汉章书《全谢山分修通鉴诸子考后》。
  17. ^ 1961年8月10日阎简弼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为〈通鉴〉的编写分工质疑》的文章,以清人全祖望《通鉴分修诸子考》为依据,认为“两汉到隋是刘攽担任的,唐是范祖禹担任的,五代是刘恕担任的。中间因为刘攽担的分量重,司马光曾分任过一小部”。
  18. ^ 劉恕在《通鑑外紀·自序》中記載道:「治平三年,恕蒙辟置史局,嘗請于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遏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怒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為法矣。」
  19. ^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五 朱子二 論自注
  20. ^ 柴德賡在《資治通鑑介紹》一中書,統計的總數是一百八十六個,其中「臣光曰」一百二個,前人論八十四個。
  21. ^ 司馬光引用的史論作者有:荀子賈誼太史公揚雄班彪班固荀悅仲長統陳壽魚豢華嶠袁宏習鑿齒孫盛乾寶虞喜徐眾范曄沈約裴子野蕭子顯蕭方等顏之推李延壽柳芳權德輿李德裕歐陽修
  22. ^ 据《珊瑚网》及《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原稿尚有韩性、吴莱、甘立三跋,到了乾隆年间《石渠宝笈》著录时此三人之跋已佚。
  23. ^ 汪砢玉《珊瑚网》,柳贯跋称范純仁原文有“四百五十三字”。
  24. ^ 《宋人法书》第一册
  25. ^ 韓性之跋已被割除,此文可見於《式古堂书画汇考》
  26. ^ 胡三省在《新注資治通鑑序》中說:“《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
  27. ^ 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百「資治通鑑上續左傳」條,更說明道:「《通鑑》雖托始於此,以命韓、趙、魏為提綱,其下卻仍追述前事,直從智宣子立瑤為後敘起,自下歷敘智伯求地,三家共滅之事甚詳。然則,君實蓋不敢續《春秋》,而欲接《左傳》也。續經則僭,續傳則可,其微意如此。」
  28. ^ 张须:《通鉴学》,第171页:“其隔年首事之法,或以初字发追溯之文,又或穷其究竟而终言之,凡此皆用《左传》义例,不待言矣。以杂事入史,如颊上填毫,栩栩欲活,风味颇近小说,此境界亦自《左传》得来。”
  29. ^ 《通志》記載:“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繫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見聞甚博。”
  30. ^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171页:“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在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不能使人感动,算不得好文章。……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便不愿再读了。光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上去令人感动。”
  31. ^ 尚让《代黄巢谕长安市民语》:“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
  32. ^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成就说:“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六十多年,他只用两百九十四卷都拿来写下,可见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进材料,更重要是在删去史料。但他在删去很多史料以外,还添上两百几十种书的新材料进去,这工夫当然是极大的了。善读《通鉴》者,正贵能在其删去处添进处注意,细看他删与添之所以然,才能了解到《通鉴》一书之大处与深处。”
  33. ^ 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序》稱司马光其人其文:“唯公忠厚质直,根于天性,学问所到,诚实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谨慎,因事合变,动无过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疗饥,参苓之可以已病。”
  34.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35. ^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一,頁7790-7791。
  36. ^ 初,飛雄壯威猛,亞于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万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万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強殺之,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三國志》卷三十六蜀書六 關張馬黃趙傳)
  37. ^ 马端临《文献通考·统籍考》谓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于“屈原怀沙自沉,四皓羽冀储君,严光加足帝腹,姚崇十事开说之类,皆削去不录”。黄汝成《日知录集释》说司马光相信谏楚怀王入秦的事是昭雎,而不是屈原。
  38. ^ 司馬光對“姚崇十事”的真實性與可信度提出懷疑:“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啟沃,豈一旦可邀,似好事者為之,依托兢名,難以盡信,今不取”。
  39. ^ 錢穆在《中國史學名著》頁221(三民書局版1980年三版)稱《通鑑》不載魯仲連「義不帝秦」事,但今考此事見於《通鑑》卷五周纪赧王五十七年。
  40. ^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
  41. ^ 司馬光說:「凡國家災異,本紀所書者,並存之;其本志強附時事者,不須也。讖記,如李淳風言武氏之類,及因而致殺戮叛亂者,並存之;其妄有牽合,如木入斗為朱字之類,不須也。相貌符瑞,或因此為人所忌,或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諂者偽造,或實有而可信者,並存之,其餘不須也。妖怪或有所儆戒,如鬼書武三思門;或因而生事,如楊慎矜墓流血之類,並存之,其餘不須也。」
  42. ^ 但是《通鑑》卷二百一十五,還是記載安祿山的“飛鳥食蝗”、“廟梁產芝”之說。對此胡三省注曰:“通鑑不語怪,而書安祿山飛鳥食蝗、廟梁產芝之事,以著祿山之欺罔,明皇之昏蔽。”
  43. ^ 《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44. ^ 《傳家集》卷四九〈請革弊札子〉
  45. ^ 司马光,《新注资治通鉴》,序言。
  46. ^ 錢大昕:《跋宋史新編》
  47. ^ 什么是《资治通鉴》?
  48. ^ 郭金荣. 《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第116页. ISBN 9787509801536 (简体中文). 
  49. ^ 《遗山集》卷三六《陆氏〈通鉴详节〉序》
  50. ^ 《中州集》卷五《完颜璹小传》
  51. ^ 《遗山集》卷三六《〈如庵诗文〉序》
  52. ^ 《柏楊版資治通鑑·五胡乱华》
  53. ^ 《通鑒》卷一百八十七,武德二年二月。其他有關租庸調的記載,散見於《通鑒》卷一九○載武德七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通鑒》卷二一三載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十月“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汙穿破者,皆下本州征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通鑑》卷二一四開元二十五年:“初令租庸調、租資課皆以土物輸京師。”
  54. ^ 《通鑒》卷二二六載建中元年行楊炎兩稅法之後,以罕見的大篇幅論述「廢租庸調、行兩稅法」原因:“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複常准。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避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
  55. ^ 张剑光:《标点本<资治通鉴>校读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2期
  56. ^ 张洁、张剑光:〈从《资治通鉴·唐纪》看司马光的经济思想〉
  57. ^ 张洁、张剑光:〈从《资治通鉴·唐纪》看司马光的经济思想〉
  58. ^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載: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59. ^ 《祭柳子厚文》
  60. ^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50引《翰苑集》
  61. ^ 司馬光不信佛道。仁宗皇祐四年(1052),司马光写《秀州真如院法堂记》,自称“平生不习佛书,不知所以云者”,但“亦尝剽闻佛之为人矣”。《宋元學案》卷七《涑水學案上》亦載其說:“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又《论寺额札子》言﹕“竊以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此明識所共知。”
  62. ^ 《日知錄》卷二十六〈通鑑不載文人〉
  63. ^ 當然也有人持反對意見,以為《旧唐书·文苑传》一共收录了104位唐代文人,其中21人《资治通鉴》也予以记载,《资治通鉴》大量引用其文章,甚至记载了不少诗句。(見崔岩,〈以隋唐为例驳"《通鉴》不载文人"说〉)
  64. ^ 司馬光對於「詩賦有所譏諷」者則採之,如卷九十〈長安謠〉、卷一百四趙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為袁粲作歌、卷二一五玄宗為楊貴妃作歌、卷二七九軍士怨潞王為謠等。
  65. ^ 《通鉴》卷一二二,《宋纪》五
  66. ^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四
  67. ^ 《管錐編》,1117頁
  68. ^ 《四库总目·通鉴条》
  69. ^ 呂祖謙:《大事紀》
  70. ^ 《史記·萬石君列傳》:“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禦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71.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72. ^ 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第71頁
  73. ^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
  74. ^ 《資治通鑑》卷六十五建安十三年
  75. ^ 《後出師表》並沒有收錄於《諸葛亮文集》,而是出於東吳張儼的《默記》。清代袁枚黃以周論證諸葛亮《後出師表》為偽作。《後出師表》是否偽作,學術界向來沒有統一意見,但《后出师表》中说赵云死于上表之前,而《三国志·赵云传》卻说赵云“建兴七年卒”,两者出现明顯的矛盾。
  76. ^ 《晉書》卷三《武帝紀》:“二月,除漢宗室禁錮。”
  77. ^ 《晋书》记载为:“儁立闵而问之曰:‘汝奴仆下才,何自妄称天子?’”
  78. ^ 《魏书》卷52《索敞传》
  79. ^ 特勤(teghin)是突厥之官名。元朝耶律鑄首先發現“特勒”之訛者。
  80. ^ 吴玉贵《〈资治通鉴〉纪事失误举隅——以突厥史料为例》
  81. ^ 吴玉贵《〈资治通鉴〉纪事失误举隅——以突厥史料为例》
  82. ^ 《焦氏笔乘續集》卷五《通鑑之誤》
  83. ^ 《資治通鑑》卷210,唐睿宗景雲元年十月
  84. ^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一
  85. ^ 黄大宏:〈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考异》一则辨证〉
  86. ^ 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
  87. ^ 岑仲勉:《隋唐史》
  88. ^ 《洛陽新獲墓誌·盧氏鄭夫人墓誌》載:“及除春官,復拜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公戚戚不樂。始三日,有吏捧牘至,公諦之曰:和糴軍儲五十萬貴,效在旬朔,願得吏以委之。公以簡文頤,孰視其吏曰:非予所能也。亟拜詔,乞守閑祑效。”
  89. ^ 《册府元龟》卷671
  90. ^ 《资治通鉴》卷221
  91. ^ 汪之昌《青学齋集》卷十一,齐人伐燕年代考,谓“即就《史记》论,《齐世家》湣王四十余年中,绝无一语及於伐燕。《六国表》湣十年正值伐燕之年,亦未言及。《燕世家》全録《国策》,其云燕哙立,苏秦死,齐宣王复用苏代,亦仍其旧。既与《年表》、《苏秦传》不符,下文又突入诸将,谓齐湣王伐燕云云,一篇中忽宜忽湣,似不知燕哙之世当值齐何王之年,”
  92. ^ 《索隐》所引《纪年》“齊人伐燕”是在宣王六年。
  93. ^ 孟子》及《战国策》均说是齐宣王时,而《史记·燕召公世家》记为齐湣王时,误。《日知录》:“孟子以伐燕为宣王事,与《史记》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书。今按:《史记》湣王元年为周显王四十六年,又八年,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则以为湣王十二年。而《孟子》书吾甚惭於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则与《孟子》之书无不皆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数耶?”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谓:“伐燕杀哙,当从《通鑑》作宣王事。宣王即位之年,当从《史记》作显王二十七年。燕哙与齐宣王前后相左,当移上燕哙之年,以合齐宣,不当移下齐宣之年以就燕哙。”
  94. ^ 詳見楊寬中国断代史系列·戰國史》。
  95. ^ 《资治通鉴疑年录》第44页
  96. ^ 王秉德,《隋炀帝西巡河右行程路线考释——兼论《资治通鉴》记载之失误》
  97. ^ 王觅道:《通鉴纪时纠谬十则》
  98.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夏,四月,庚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馬植為天平節度使。上之立也,左軍中尉馬元贄有力焉,由是恩遇冠諸宦者,植與之敘宗姓。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董侔,下御史台鞫之,盡得植與元贄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99. ^ 《资治通鉴疑年录》仍有未盡完善之處。可參見朱振宏〈吳玉貴《資治通鑑疑年錄》補遺〉,《大陸雜誌》,100:5(2000.5),頁40-41。
  100. ^ 岑仲勉:《论李德裕无党及司马光修〈唐纪〉之怀挟私见》,载《岑仲勉史学论文集》第475、4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參考文獻[编辑]

  • 《通鑑學》,張須著,台北,臺灣開明書店,1979
  • 《資治通鑑疑年錄》,吳玉貴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 《通鑑胡注表微》,陳垣著,輔仁學誌13,1、2,1945、1946。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