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號巡洋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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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號
概觀
艦種輕巡洋艦
艦級林仙級轻巡洋舰英语Arethusa-class cruiser (1934)(四號艦)
製造廠 英国朴茨茅斯造船廠
動工1935年7月27日
下水1936年8月20日
服役1937年11月12日 英国皇家海军
1948年5月19日 中華民國海軍
1949年2月2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結局1949年3月20日自沉
1951年5月16日打捞
1959年10月27日移交中国交通部
除籍1957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技术数据
標準排水量5,270噸
滿載排水量6,665噸
全長154米
全寬15.5米
吃水4.2米
动力4座“帕森斯”蒸汽渦輪引擎 (4軸)
燃油水管鍋爐4座
功率64,000匹
最高速度32節(59公里每小時)
續航距離12,000浬(10節)
乘員500人
武器裝備3座双联装6英寸/50倍徑主艦炮6門
4座双联装4英寸/50倍徑副艦炮8門
兩座4聯裝40毫米口径高射炮
兩座三聯裝533毫米口径魚雷發射管[1]
裝甲舷側(水線带):57毫米
弹药庫:25-75毫米
主炮塔:25毫米
甲板:25毫米

重慶號巡洋艦英国皇家海军林仙級轻巡洋舰英语Arethusa-class cruiser (1934)的四號艦,也曾是中華民國海軍最大的巡洋艦,亦是迄今为止曾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役的唯一一艘轻巡洋舰。在1999年引进原苏联现代级驱逐舰服役前,该舰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获得最大的水面作战舰只。

歷史[编辑]

在英国海军服役[编辑]

重庆号巡洋舰原是英国皇家海军在1930年代建造的「曙光女神號」輕巡洋艦(HMS Aurora 的意译,音译为“奥罗拉”,即罗马神話中的一位神祇),是一艘林仙級轻巡洋舰条约型轻巡洋舰 (同型舰4艘)。该舰于1935年7月27日开工,1937年11月12日竣工。标准排水量5270吨,最高航速32节,武备主要装有3座双联装6英寸 (152毫米) 口径主炮6門,4座双联装4英寸 (102毫米) 口径高射炮8門。当时总造价1,252,915英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戰績卓著,曾擊沉德國布雷姆斯號訓練艦英语German_training_ship_Bremse,德国和意大利的驅逐艦十艘(另重創九艘)、掃雷艦三艘,登陸艦七艘、運輸艦與商船二十一艘,意大利海軍稱她為「銀色怪物」(Silve Phantom),二次大戰中曾是英國海軍大臣的旗艦,1943年曾擔任英国国王訪問马耳他岛的座艦,英國譽她為「皇家海軍功勳巡洋艦」。[2]:81941年12月19日该舰曾在地中海的黎波里港外海触雷受伤,后修复。

赠与中华民国[编辑]

二战结束后,1945年8月英國政府中华民国政府达成协议,為抵償在香港损失的代為保管之中国海关缉私船艦(英国政府曾征用了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躲在香港的中国海关6艘船只,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部损失,中国政府遂向英国政府提出赔偿要求)[3][4],1945年8月决定将该舰作为赠与中华民国政府的船艦。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派出的接舰官兵(领队邓兆祥)从上海出发,1946年12月13日抵达英国,展开训练。1948年5月19日在朴次茅斯港举行军舰交接仪式[5],赴英国接舰领队邓兆祥担任舰长。本艦在接收前曾由蔣中正親自從“金陵”、“大同”、“重慶”三名中圈選出艦名“重慶”以示慎重。[2]:8

1948年5月26日“重慶”号与英国租借給中华民国的“灵甫”号驱逐舰 (原名为HMS Mendip) 从朴次茅斯港启程,英國海軍部派遣一個由白寧頓上校為首的七人聯絡組隨艦護航回國,該艦艦長鄧兆祥認為該艦應由中國海軍指揮,拒絕白寧頓護航的提議。1948年7月28日抵达香港,白寧頓離艦飛到南京向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告狀,桂永清決定撤換艦長,派海軍總部作戰處長盧東閣接任,一到南京,桂永清就為此事指責鄧兆祥。[2]:14-15停泊香港期间“重慶”号官兵放假上岸发生了20余名水兵逃亡未归的事件。1948年8月“重慶”号回国,当时是中华民国海军最大的战舰。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曾到葫芦岛附近海面火力支援。

辽沈战役開打后,1948年10月5日中午,蒋介石在塘沽登上“重庆”号,在桂永清等陪同下于次日上午抵达葫芦岛,蒋介石在葫芦岛命令桂永清用“重庆”号的152毫米舰砲轰击塔山的共军东北野战军的阵地,协助东进兵团突破塔山救援锦州。蒋介石布置完后,于10月6日下午乘“重庆”号回到塘沽。10月9日,“重庆”号从塘沽驶往秦皇岛,向平山营等处共军砲击。10月13日,“重庆”号用152毫米舰砲轰击西海口、大红营子、高桥等地共军阵地,塔山地区一片火海。10月14日,“重庆”号和“太康”号继续砲击塔山、上坎子等地。“太康”号驶到离海岸3000多米的海面,向共军阵地开砲。10月15日,“重庆”号向塔山砲击,“永胜”号等舰进入锦州湾作战,国军独立第95师利用舰砲掩护,多次发动人海战术冲击塔山,遭共军顽强阻击。10月16日,“重庆”号向上坎子、大红营子砲击,“太康”号到烟台督运国第39军来葫芦岛增援。10月17日,国军陆军停止向塔山进攻,海军“重庆”号、“永泰”号、“永胜”号、“永康”号继续轮番向岸上砲击,直到10月20日才停止。10月21日,“重庆”号、“永泰”号、“永胜”号、“永康”号等4舰到营口海面用砲火支援国军第52军夺取营口。10月28日,“重庆”号在辽河口外掩护舰船进出辽河,必要时砲击营口市区,掩护第52军撤退部队;“永兴”号、“太康”号驶入辽河,泊于西砲台附近掩护装运,俟殿后部队登船启运后,再逐次退出辽河;“联利”号、“中基”号、“中鼎”号、“中建”号4舰入港,协运人员、马匹及物资,“宣怀”号及各中字轮入港载运部队,“海菲”号、“渤海”号则停在辽河口外,以待驳运;派兵控制港内帆船作为驳运和殿后部队撤退之需。

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编辑]

1949年2月25日時,重庆舰上的部分官兵形成的秘密组织決定加入中共,是為重庆号事件,該艦艦長鄧兆祥率領574名官兵在上海吳淞口宣佈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并向北驶向中國人民解放軍控制的山东烟台。2月26日晨到达烟台。中華民國國軍派出飞机轰炸重庆舰,由于舰长等高级军官被带离,舰上官兵一度发生秩序混乱。鄧艦長回艦後,在該年3月4日駛往葫蘆島,并遭受由國軍楊湧濤隊長帶領從青島起飛的轰炸机多日连续轰炸,有多处被命中,艉部受损,於该年3月20日1时,自沉於葫芦岛港内。

打捞与拆解[编辑]

195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重慶號艦艇打撈委員會,決定打撈重慶號。

1951年4月,打撈正式開始,5月16日,重慶號打撈出水。1951年6月19月重慶號被拖至大連中蘇造船廠進行維修。當時領導人賀龍周恩來(1951年7月1日)、朱德(1953年9月)、彭德懷葉劍英劉少奇(由鄧小平陪同,1955年秋)先後登艦參觀。經蘇聯專家認為重庆舰上原有武器裝备無修复價值,整修将耗费巨大,1954年海军决定停止修复,隨後被拆卸,部分儀器抵偿打捞费用運往蘇聯,部分交由清華大學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作為研究教學使用。

1957年5月解放军海军批准该舰报废,“重庆”舰的2部主机处理给浙江省电业厅驻沪办事处;4台锅炉分别处理给天津供销合作社、湖北省商业厅和河南省工业厅。火砲移交军事院校作教具。

1959年10月27日,海軍將舰体移交给交通部上海海运局的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工程局,“拟将现泊在大连港的“重庆”号舰舰体拨交上海打捞局以增强打捞力量”,拖往上海,先后停泊于上海船厂、江南造船厂码头边,后较长时间系于黄浦江白莲泾段江中。上海打捞局于1960年拟定对“重庆”舰的改装方案,将1959年6月从江阴水下封锁线中打捞起来的“海蓉”军舰上的主机设备修复后装入“重庆”舰,并增加必要的救护、打捞设备和工具,使“重庆”舰改装成中国第一艘海洋救护打捞工作船,并拟请江南造船厂承担改装。估计改装费用为人民币300万元左右,当年实际在该轮完成基本建设投资27.6万元。以后因中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改装工程遂取消。1965年6月,“重庆”舰舰体又调拨给新成立的天津641工程指挥部(即今渤海石油公司)作为海上住宿生活船。改名為“北京”号,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解体。

“重庆号”巡洋舰的舰名铜牌和船钟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6] 2013年在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东山发现重庆舰的4吋砲。[7][8]

舰名传承[编辑]

1978年,由大连造船厂建造的第四艘051D型驱逐舰(即旅大级)后来被重新命名为“重庆”号[9]。本舰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个两次重复命名的一线主力战斗舰只。

起义人员[编辑]

1985年7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以“统请字〔1985〕第23号《关于解决部分原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工资待遇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认定了重庆舰起义有重大贡献(指发起、组织领导或参加领导起义)人员名单,[10]包括邓兆祥、王颐桢、陈鸿源、张启钰、武定国、洪进先、刘懋忠、睦世达、王元方、于家欣、王洛、韩师忠、范咏、赵嘉堂、赵振亚、任振修、赵旭、秦咸周、孙国桢、李铁羽、周正、王宝林、郑希平、孙迺昌、王斐、陈英、曾瑞森、曾祥福、莫香传、蒋树德、王继挺、王淇、杨际和、虞顺生、李明阳、吴楚波、唐万钰、黄振蠡、卢贤举、丁宪武、郑光模等人。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1. ^ 馬幼垣. 靖海澄疆: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新詮. 聯經出版. 2009-06-01: 454. ISBN 978-957-08-3418-5. 
  2. ^ 2.0 2.1 2.2 陳降任. 細說重慶號巡洋艦 (PDF). 海軍軍官季刊 (海軍軍官學校). 中華民國103年5月, 33卷 (2期): 8–16頁 [2017-10-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8-11). 
  3. ^ 斯卡莱特备忘录;英国外相贝文致驻华大使施谛文,1948年5月18日,F.O.371/69610/F7162/,P.R.O.。
  4. ^ Treaty Series No. 39 (1948) - Exchange of note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for the transfer of certain British naval vessels to China (PDF). UK Treaties Online. 1948年5月18日 [2017年10月21日].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7年7月9日). (英文)
  5. ^ 现代舰船,2013-9B。
  6. ^ 老兵口述“重庆号”的那些事儿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3-10-15.
  7. ^ 现代舰船,2013-11B。
  8. ^ 大连日报2021年4月16日A09版《与“重庆”舰来一次交错时空的邂逅》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21-04-18.
  9. ^ 邹德涛, 肖建平 & 周巍 2018,第83頁
  10. ^ 1985年7月2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以“统请字〔1985〕第23号《关于解决部分原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工资待遇等问题的请示报告》”联合发文. [2015年3月12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年8月31日). 

来源[编辑]

书籍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