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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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通常又稱作王學心學,是由明代大儒王守仁阳明子”,人称王阳明)发展的儒家理学元代以及明初以來流行的程頤朱熹一派的理學強調格物以窮理,王陽明則繼承宋代陸九淵強調「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從自己心裡即可得到。王陽明的主張為其學生們繼承並發揚光大,並以講會的形式傳播到民間,成为“姚江学派”亦称“阳明学派”,其中又以泰州學派(又被稱作左派王學)將其說法推向一個極端,認為由於理存在於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堯舜」,即使不是讀書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為聖人。王學這種「心即理」看法的發展,也影響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對於情欲的正面主張和看法。由於心即理,因此人欲與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認為的那樣對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這種主張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贄

阳明学也传播至日本列岛,在日本发展形成日本的阳明学

学说与思想[编辑]

“心即理”[编辑]

王守仁秉承陸九淵的學說,使陸的思想得以發揚光大,因此他們被稱為「陸王學派」。陸九淵從「心即理」說出發,認為格物的下手處,就是體認本心。王守仁並不滿意陸九淵的解釋,他說:陸象山之學,「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語,雖亦未免沿襲之累」。

王守仁反對程頤朱熹通過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為事理無窮無盡,格之則未免煩累,故提倡從自己內心中去尋找「理」,認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萬物,人秉其秀氣,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陸九淵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則明「天理」。故王守仁強調:「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

王守仁指出 :

. . . . . . . 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傳習錄 卷上 三


. . . . . . . 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 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 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 傳習錄 卷上 三


. . . . . . . 身之主宰便是 心。心之所發便是 意。意之本體便是 知。意之所在便是 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 便是一物。. . . . . . 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
 
傳習錄 卷上 六


“知行合一”[编辑]

在知與行的關係上,王守仁從「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出發,他反對朱熹的「先知後行」之說。王守仁認為既然知道這個道理,就要去實行這個道理。如果只是自稱為知道,而不去實行,那就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識是離不開實踐的。比如,當知道孝順這個道理的時候,就已經對父母非常的孝順和關心;知道仁愛的時候,就已經採用仁愛的方式對待周圍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於確實的按照所知在行動,知和行是同時發生的。他的目的在於「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

對於朱熹的「先知後行」等分裂知與行的理論,王守仁在他學生編著的《傳習錄》中是這樣理解的:古代的聖賢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花費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認為這樣下去會造成浮誇的風氣,於是開始強調要知,更要行,而後世的人就理解為要先知而後行,這就錯誤的理解了聖賢的意思。

“致良知”[编辑]

王守仁經歷過百死千難的人生體驗,在五十歲時提出猶如畫龍點睛般的學說宗旨「致良知」:「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唯求其是”[编辑]

王陽明倡「君子之學,唯求其是」的「求是」學風,並多有闡發。時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

“士農工商”[编辑]

顧炎武日知錄》卷七中提出,「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管仲)。」王陽明認為士、農、工、商「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且進一步說明「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的觀點,他把傳統觀念中一直被視作「賤業」的工商擺到與士同等的水平。(《節庵公墓表》)王陽明《傳習錄拾遺》說:「雖經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此說被稱為「新四民論」。

“四句教”[编辑]

四句教」是王陽明晚年對自己哲學思想的全面概括,即「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句。學界對四句教的理解眾說紛紜,歷來就有爭議。

日本阳明学[编辑]

日语汉字为“陽明学”,平假名形式为“ようめいがく”。

阳明学自明朝中后期传入日本(据称时87岁高龄的日本高僧会庵为首个传播者),當時為日本安土桃山時代,后在日本进一步发展,并对日本后世影响深远。著名学者如有“近江圣人”之称的中江藤树(一般认为是日本阳明学的鼻祖)。明末清初思想家朱舜水东渡日本,进一步传播了阳明学。

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有著名之陽明學者三輪執齋,著有 《標註傳習錄》(卷上、中、下及附録,共四册) [1]幕末時期有佐藤一齋,著有《傳習錄欄外书》 [2]

阳明学对近代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形成影响很大。

阳明学于明治维新时期成为日本的显学,对明治维新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时很多著名政治人物,兵学者均是阳明学追随者,著名的如日本“武圣”东乡平八郎,革命家大鹽平八郎,“倒幕魁首”西乡隆盛,其他的倒幕健將如:吉田松陰高杉晋作河井継之助佐久間象山等等。

此外,日本二戰後的領軍作家三島由紀夫創作也深受陽明學的影響。

日本學者井上哲次郎,著有《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詳述陽明學從江户到明治時期的傳承[3]。此外,學者高瀬武次郎著有《日本之陽明學》,列出從江户到明治時期的31位日本陽明學者的生平和思想[4]

參考文獻[编辑]

研究書目[编辑]

  • 錢明:《陽明學的形成與發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 吳震:《陽明後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 呂妙芬:〈聖學教化的弔詭:對晚明陽明講學的一些觀察〉。
  • 呂妙芬:〈明代吉安府的陽明講會活動〉。
  • 島田虔次著,蔣國保譯:《朱子學與陽明學》(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 島田虔次著,甘萬萍譯:《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外部連結[编辑]

參見[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