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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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回憶,或集體記憶,是一種概念,最初由法國社會學家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在1925年首次完整地提出,以跟個人記憶區分開。

集體回憶是在一個群體裏或現代社會中人們所共享、傳承、以及一起建構的;這個討論由阿斯曼Jan Assmann)延續,他寫下了《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文化記憶)[1],較近期的學者如保羅‧康納頓(Paul Connerton)的著作《社會如何記憶》[2],把這個概念再伸延,認為人類的身體就是記憶的保留和繁衍這種集體過程所進行的地方,而皮埃爾·諾哈Pierre Nora)研究地方與空間(lieux de memoire - 記憶的場所)在集體回憶中的角色有很大的貢獻;他說:

「一個『記憶的場所[3]』是任何重要的東西,不論它是物質或非物質的,由於人們的意願或者時代的洗禮(英譯為the work of time)而變成一個群體的記憶遺產中標誌性的元素(這裏所指的是法國社會)。」[4]

集體回憶與記念化[编辑]

柏林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館,中國的各種抗戰紀念館及解放紀念建築,到美國首都華盛頓越南退伍軍人紀念碑,國家或民族的所建的紀念建築可以部份地代表著他們的集體回憶,他們用紀念建築來紀念些甚麼,又或不紀念些甚麼,都能反映他們的集體回憶。

集體回憶亦由「再現形式」(representational forms - 即文字、圖片、影像等)的不斷製作而得以持續。在這個媒體時代,特別是由於過去十年數碼化的不斷發展,出現大量的「二手記憶」(second hand memories),某些故事和影像被重新製作甚或重新建構,但也受到新影像或其他「再現形式」的挑戰和質疑。今天的集體回憶跟古代口述文化的集體回憶有很大的不同,因為當時還未有印刷技術或運輸交通這些促成想像的共同體(由班納迪克.安德森提出)形成的要素,不像今天人們會跟從來不認識的人也分享著一種共有性和繼承傳統的意識,就像我們會感到跟來自同一個國家、地區、城市或民族的人有一種「血緣關係」。

這個最初由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集體回憶概念一直被人從不同角度來研究和延伸:

James E. Young提出跟集體回憶相對的「被收集的回憶」概念(collected memory),指出記憶本質是分散的,不完整的,是需要進行收集以及因人而異的。而阿斯曼(Jan Assmann)則發展出「傳遞性回憶」,一種建基於日常通訊交流的集體回憶的分枝;回憶在這種形態下跟在口述文化中的類似,都是從口述歷史的過程中被收集和變得「集體」的;阿斯曼也提出集體回憶的另一些形態,即可以跟日常生活區隔開來,可以被實物化和固定下來的(fixed points),例如文字和紀念建築。

各地区的集体回忆[编辑]

香港[编辑]

在香港,集體回憶是指對超過一個人以上感情、場景、音樂圖片事件的共同擁有的回憶。集體回憶可能是一家人對往事(例如己故的家庭成員)的回憶。但是,社會性的集體回憶,是新聞傳媒報導的、社會上眾人的感受,參與某事件的經歷,某地曾經發生的故事,非個人之記憶;而元素是感性的和個人化的。口述歷史的資料來源就是集體回憶(想當年)。

集體回憶在1990年代後期在香港開始廣泛應用。自2006年11月香港政府清拆被認為有集體回憶的愛丁堡廣場碼頭(舊中環天星碼頭),香港人對集體回憶的關注度更大幅增加。2007年1月,香港政府更提出將集體回憶作為是否清拆香港歷史建築列入參考因素之一。

有學者指出不同的政治團體可以利用集體記憶去營造政治議題,這一種集體記憶應稱為「創造記憶」(invented memory)[5]

近年香港有出現以集體回憶為主題元素的電影,例如《我愛HK開心萬歲》、《72家租客》及《歲月神偷》等。其中《我愛HK開心萬歲》的主題曲〈I LOVE HK〉饒舌歌可說是香港集體回憶的濃縮版,歌詞中所提及的地點及事件包括:避風塘九七回歸禽流感七一大遊行、迫巴士(擠公共汽車)、SARS事件高登討論區等。

以下是很多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臺灣[编辑]

臺灣的集體記憶不同於在香港,臺灣曾受日本殖民統治,同時也是閩南客家外省人原住民文化的混合集中地,再加上與西方文化的關係親近,因而發展出不同於香港以廣東系居民為主的集體記憶。臺灣有許多群體記憶是跟隨經濟發展、反共政治、社會民主化而來的,但因為族群間的背景差異,各種集體記憶的建立是建立在衝突磨合上,因此產生既兼容並蓄,又相互排斥的現象。有些集體記憶是晚近才建立起來,但也有些集體記憶(如日本殖民時代)會隨著成員的凋零而遺失。此外,香港的農業不若臺灣發達,臺灣的集體記憶有一部分還根植於農業(如糖業鐵路、高山茶、原住民小米田等);臺灣的高級文化服務業也不若香港具有宏大的規模(如大規模的電影工業、粵菜飲茶、賽馬),都構成各異其趣的集體回憶。

臺灣的集體記憶事物有:

註腳[编辑]

  1. ^ Assmann, J.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unich: Verlag C.H. Beck. 2007. ISBN 9783406568442 (德文). 
  2. ^ 保羅‧康納頓. 《社會如何記憶》. 南方日報. 2000年12月. ISBN 9787208035812 (中文). 
  3. ^ 有譯記憶場域/記憶之鄉
  4. ^ (英文)https://tspace.library.utoronto.ca/citd/holtorf/2.6.html
  5. ^ 社會縱橫:集體回憶?我們都錯了! (曾家輝). 文匯報. 2007-02-22 [2012-01-28]. 
  6. ^ 蕃薯仔著。《你同我嘅七八十年代成長回憶》,三一設計製作,2004年。ISBN 9889802015
  7. ^ 朱南山、陳曉頻著。《叫出好生意:台灣古早味走賣》,滿閱文化,2009年。ISBN 9789868561106

請參閱[编辑]

外部連結[编辑]

延伸閱讀[编辑]

  • 任正文. 一個人的集體回憶:香港歷史漫步. 香港: 天地圖書. 2008年. ISBN 9789882118003 (中文). 
  • 劉智鵬. 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香港: 中華書局. 2009年. ISBN 9789628930685 (中文). 
  • 劉智鵬. 我們都在蘇屋邨長大:香港人公屋生活的集體回憶. 香港: 中華書局. 2010年. ISBN 9789628930364 (中文). 
  • 徐振邦. 集體回憶香港地. 香港: 阿湯圖書. 2010年. ISBN 9789628787814 (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