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補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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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制度中,補習十分流行。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統計,在2004/05年度,在小學至高中學生中,曾經補習的逾3成,在預科更有近5成。補習的學生平均花費8百港元以上。[1] [2] 而根據香港青年協會在09年的調查,中小學生補習的整體比率更提升至五成。[3]

補習班流行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香港從小學至專上教育前的學制下,都普遍實行以公開考試的成績作為主導的應試教育。除直接影響大學收生(JUPAS)的香港中學文憑,舊制度下的學制也有直接影響升讀中六(預科)及中一的呈分試及香港學業能力測驗(小學學能測驗)。無論是哪個考試,學生的公開考試成績直接地影響能接受的教育水平和類型,為在該等考試取得較好準備,補習成為他們其中一個多數的選擇。另外,有不少學生因為不適應/為了提早適應升中課程的變化,特別是英文和中文(廣東話)教學的差異而補習。兩者皆造就了香港的補習風氣。

香港有許多補習社提供在一般課堂學習以外的授課與練習,這些補習課程大多為應付上述的公開考試,課程主要以考試導向形式教授該科知識,重溫學校課堂上沒有教授的考試內容,又為學生提供模擬試題,教授考試答題技巧等。一些補習導師更會預測公開試的試題(俗稱「貼題/Tip題」),若果「貼中」了,便會大肆宣傳自己,以表示自己貼題能力高。這類補習課程很受高中學生歡迎,坊間更充斥不少補習天王天后。

由於許多學校都有條例,日校教師不可兼職,須使用假名,所以許多老師都習慣以英文名字如A. B. Chan或Peter Li示人,這種習慣至今仍在。[4]

歷史[编辑]

5060年代香港開始有小規模的補習社出現,最早的大型補習社出現在1972年,是在西營盤第三街聖類斯預科夜校[5][6]。部分曾在聖類斯預科夜校執教的老師,現在還活躍於補習界(Paul.Hill 、 H.L.Tam、 Y.K.TO)。

補習模式[编辑]

在香港,補習可以分為三種模式。

上門補習[编辑]

有不少家長認為子女功課不好,或者因工作問題希望找人照顧卻沒有能力聘請外傭,就聘請了一些導師上門補習,填補在「子女放學後」及「家長下班前」的時間空間。也有一些家長認為一對一教育是令學生吸收最多的,所以子女到達高年級的時候仍然選擇這種補習模式。

某些上門補習中介公司經常於不同媒體賣廣告,每月單是廣告費就花下數十萬,如買下RoadShow和牛奶公司旗下700店的廣告板獨市廣告、大型廣告牌、小巴廣告等,令其他曾受極一時但沒有巨額投資於廣告的上門補習中介公司,已日漸淘汰和沒落。

另一方面,有不少高中及大學生希望賺取零用錢和經驗,也會加入這些上門導師行列。

小型補習社[编辑]

在小學至初中層面中,很多時候小型補習社也發揮了上門補習「填時間」的作用。由於香港的小型補習社多為小本經營,不少人視之為當老闆的捷徑發財而漠視教育理想,補習教師體罰學生﹙如以鐵尺打學生,以為家長「嚴格」教導子女作招倈﹚以得到補習「佳績」,更有心術不正者非禮女學生。但一般而言,小型補習社師資較上門補習有保證。至高中時期,學生一般較懂得自律,不用家長操心,補習社就主力教授及重溫課堂上不足的地方,同時操練舊試題。

和大型補習社不同的,是小型補習社每班一般不多於20人,有的採取小班教學,這是不少學生及家長所取的。此外,小型補習社多為小本經營,並非連鎖式經營。即使開設分校,也只會位於舊校附近,用作方便開設更多班,而非主動地拓展業務。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大型補習社導師於成名前均曾於小型補習社任教。

連鎖式補習社[编辑]

補習社在九龍彌敦道的大廣告板
補習社的大型戶外海報

連鎖式補習社和一般小型或私人補習社有頗大分別,補習社的分校偏佈新界,而且業務正不斷擴充,很多高中和預科學生每天下課後都會到這些連鎖式補習社上數個小時課。

這些補習社主要以考試導向形式教授該科知識、提供考試答題技巧和重溫學校課堂上沒有教授的考試內容,填補學校教育不足的地方,並同時給予過往試題供學生操練。這是很多學生報讀補習班的原因。

大部分的課堂,尤其是分校不是位處市區的,都會以播放視頻的方式上課,即該補習教師預先拍攝了一段講課的片段,然後製成多片光碟分發到各分校,減輕導師的工作壓力,但學生就失去了在課後直接向該教師詢問課堂不明白之處的機會,而部份補習社的錄像(Video)堂學費比現場(Live)堂便宜。一些補習社將分校內數個課室之間的牆壁拆除,再配以玻璃分隔,讓數個課室的學生能夠同時上同一名導師的課堂。

專門式補習社[编辑]

除了連鎖式補習社外,香港也有一些補習社是針對個別科目教授,其宣傳方法及經營手法十分貼近連鎖式補習社。

盛行原因[编辑]

  • 目前的教育制度是成績決定一切,公開考試成績很大程度會決定學生的前途
  • 希望能以最短時間完成課程
  • 補習班提供實用的應試技巧
  • 筆記精簡而且包含學校教科書缺乏的重點,也有評卷準則、外國試題、「考試陷阱」等
  • 認為補習教師的教學方式比日校教師更佳或更「考試導向」
  • 日校教師的教學質素參差
  • 預測試題準確
  • 羊群心理,「人有我有」

亦有學者認為,補習風氣之所以盛行,在於社會對補習的價值觀的改變。梁亦華(2011)指出,過去學生補習是成績落後的標籤,是以「補底」、改造學生學習行為、針對學習困難為目標的干預教育;現時補習則是市場導向所帶動,屬競爭性的拔尖教育,加上家長與學生抱著「有病醫病,無病補身」的心態,務求以金錢換取成績,致令補習產業日趨蓬勃。[7]

宣傳方法[编辑]

上門補習/小型補習社[编辑]

上門補習的導師一般靠超市的免費客戶廣告或不同上門補習網站宣傳,小型補習社一般只作傳單宣傳或提供優惠。

大型補習社[编辑]

大型補習社經常在報章巴士車身等賣廣告,廣告通常會把補習天王包裝成拯救者、超人之類,並會強調他們的往績,並把他們冠以「補習天王」、「補習天后」、「捉路之王」、「考試專家」、「以一敵百」、「萬人之師」、「Econ King」(經濟科專家)、「化學教父」等名銜。過往也曾出現補習天王和天后身穿古裝打扮成武俠小說角色或歷史人物的廣告。

參見:蕭源貼中試題風波

除此之外,不少導師會借新聞來宣傳自己。2007年香港中學會考,英皇教育導師蕭源成功預測中文作文的題目,帶來極大爭議,蕭源藉此接受不少傳媒訪問,獲得不少免費宣傳。多年前自開補習社的英文導師Joseph Li「貼中」題目,被廉署調查,其後他經常在廣告中大肆宣傳自己曾被廉署調查的事情,以證明自己「貼題」能力高,吸引學生報讀。

在公開考試成績公布後,補習社以獎學金吸引考取上等成績的學生登記,然後在報章、網站上公開這些學生的名單,顯示自己的教學能力高,學生能奪得優秀成績。不過,有部分補習社會技巧地加長奪優名單,把一些只在卷等級(俗稱「細Grade」或「細分」)獲A的學生都計算在內,甚至會收買本來沒有報讀而奪A的考生。

有關法律問題[编辑]

一般而言,法律問題較多出現於大型補習社。

教育部門方面[编辑]

1997年8月,香港的教育署(現稱教育局)聯同香港警方往A1補習社調查,涉嫌該校的課程沒有註冊[8],而且每班學生超額。根據香港中學的規例,每班學生不得超過45人,但該校每班人數大幅超過這數目。自此,補習學校會採取不少取巧方法,避免觸犯法例:

  • 補習學校將每個教室分為幾個小教室,但小教室和小教室間只以玻璃作分隔。
  • 先把課堂拍成視像光碟,然後在其他時段和分校播放。另外每個教室設有「助手」,那些助手為大學畢業,符合法律要求。但一般只負責播放光碟和看管學生,甚至完全不懂得該科知識也不足為奇。
  • 設視像課程,在另一間課室作現場直播。

香港主權移交前,這些現象亦很常見,而當時的「補習天王」史偉全(史Sir)和C. Y. Tong舉辦的補習班亦經常爆滿,一個標準課室內塞滿超過一百人。

商業方面[编辑]

一般而言,大型補習社都是以商業型式運作。由於部分補習導師極受學生歡迎,而且學費可以相當昂貴,補習社願意花巨額金錢把對手的補習導師招聘過來,然而這些補習導師通常與原補習社簽署了合約。這不時引起訴訟,向補習導師及對方補習社索償,往往牽涉數千萬港元的學費收入,同時也披露了補習導師的薪金極高,例子有:[9][10][11][12]

爭議[编辑]

香港的補習風氣受到不少學者的批評;他們指這些補習班只著重應付公開考試,對學生的知識沒有幫助。但這些「補習天王」則認為,這是香港教育制度的問題;即使一個學生知識豐富,但基於學生、家長、甚至社會大眾都認為「考試失敗就注定一生失敗」,才會令這類補習班愈來愈多,補習風氣愈來愈盛。

2006年中學會考十優狀元余思遠於放榜後拒絕回母校和校長拍照,並轉校到港島區名校英皇書院[13],把功勞歸功於補習社[14]。有學者反映這是本末倒置的行為。加上他向傳媒透露自己放棄不少課外活動,更加帶來爭議。

而無論是個人還是集團式補習,所花費的開支絕對不少,這不只於金錢的支出,也包括時間等不可見的開支。造成部分學生「早上上課,放學後上補習社」,影響學生課外活動的發展,甚至於正常學習的過程。而對於經濟能力不太好的家庭而言,每月數百甚至數千的補習費用實為極大的經濟負擔。

流行文化[编辑]

香港有線電視於2007年首次自製的電視劇補習天后》及無綫電視於2008年播映的《尖子攻略》,便是以香港補習文化為背景。

參見[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