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 周树人 | |
|---|---|
1930年的鲁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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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 豫山、豫亭 |
| 原名 | 周樟寿、周树人 |
| 筆名 | 鲁迅 |
| 出生 | 1881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三) |
| 逝世 | 1936年10月20日 (55歲) |
| 職業 | 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 |
| 民族 | 汉族 |
| 教育程度 | 大学 |
| 母校 | 东京弘文学院 东北大学 |
| 創作時期 | 1918年—1936年 |
| 體裁 | 杂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 |
| 主題 | 国计民生 |
| 文學運動 |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 |
| 代表作 | 《吶喊》 《狂人日记》 《阿Q正传》 |
| 配偶 | 朱安 (1906年结婚) |
| 子女 | 周海婴 |
| 親屬 | 曾祖母:戴太君 (1813年-1892年) 祖父:周介孚 (1836年-1904年) 祖母:蒋太君 (1841年-1910年) 叔祖:周玉田 父:周伯宜 (1859年-1896年) 母:鲁瑞 二弟:周作人 (1885年-1967年) 三弟:周建人 (1888年-1984年) |
| 伴侶 | 许广平 |
| 受影響於 | 嵇康、阮籍、章太炎、劉師培、波德莱尔、尼采、斯特林堡、安德烈耶夫、廚川白村、果戈理、列夫·托爾斯泰等 |
| 施影响于 | 柔石;臺靜農;馮雪峰;瞿秋白;胡风;萧红;丁玲;毛澤東等 |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20日),字豫才,原名樟寿,字豫山、豫亭,以笔名鲁迅聞名於世,浙江绍兴人,為20世纪中国的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价为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目录 |
生平 [编辑]
早年 [编辑]
1881年9月25日(中國農曆八月初三),鲁迅出生在中國浙江省绍興府會稽縣府城内東昌坊口(今屬绍興市越城區)的一個書香門第,名為周樟壽。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進士,在北京任官員。鲁迅與周恩來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學始祖周敦颐。父親周伯宜是一名秀才,母親鲁瑞。
1892年,11歲就讀於家鄉绍興的壽鏡吾開設的私塾三味書屋。
1898年,17歲離開家鄉的三味書屋,進入金陵的新式學堂江南水師學堂,改名為周樹人。
1899年轉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路學堂,並與陳衡恪结下友谊,
1901年畢業。
1893年(光绪十九年),祖父周福清因為科舉舞弊案而被革職下獄,鲁迅兄弟則被安插到離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周福清被判“斬監候”入獄8年,因此周家每年必须花費大筆資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家道開始衰落,同時其父親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變故對鲁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
而童年的生活場景,百草園、咸亨酒店、外婆家一帶的農村等地,成為後來鲁迅的兩部小說集《呐喊》、《彷徨》和散文集《朝花夕拾》的重要素材来源。
留學日本 [编辑]
鲁迅与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著名作家都为留学日本派。1902年2月,21岁的鲁迅赴日本,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2年后(1904年9月赴仙台)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改制东北大学医学部)学习现代医学。鲁迅选择学习现代医学,是因为父亲的病故造成他对中医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他是东北大学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也是当时仙台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在仙台給魯迅影響最大的是解剖學老師藤野嚴九郎。在周作人所著的《鲁迅的青年时代》和許壽裳所著的《亡友魯迅印象記》两部書中,两人都曾引用过魯迅的醫專同班同學醫學博士小林茂雄公布的魯迅學年成績:
可见鲁迅考得最好的是屬於社會科學的倫理學。自然科學和醫學專業科目成績較普通,只有藤野擔任的解剖學一科沒有考及格。總成績正如魯迅在《藤野先生》文中的自述:「同學100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對此班上部份同學認為是「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1994年,渡邊襄發現成績算錯:生理學上學期60分,下學期75分,單科學年平均65分,不是63.3分,學年總平均65.8分,學年平均83分的倫理學等第登錄成丙等。[2]
魯迅後來作有《藤野先生》,對這篇作品也非常重視,1935年日本岩波書店要出《魯迅選集》日本語譯,他要求執行選集編譯工作的自己的學生增田涉:「我看要放进去的,一篇也没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魯迅身后,藤野也發表《謹憶周樹人君》一文回憶魯迅留學生活。
鲁迅在醫校学习一年以后,便从学校退学。他本人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称自己是因为受到一部日俄戰爭的紀錄電影片裡,中國人給俄國人做偵探而被日本軍逮捕要槍斃,喜歡在場圍觀的也是中國人這類事實的刺激[3],认为“救國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棄醫從文,希望用文学改造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据永田圭介的专著《秋瑾——竞雄女侠传》在1905年秋瑾回国前曾在陈天华追悼会上对反对回国的鲁迅许寿裳等人痛骂,还拔出了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厉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1906年3月,尊母命回国与朱安结婚。本年秋天鲁迅携二弟周作人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
1907年曾拟创办杂志《新生》,因经费问题未能如愿。1908年师从章太炎,加入光复会(周作人认为并未加入),并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译了一些东欧和俄国的短篇小说,就是著名的《域外小說集》,不过销量平平。
太宰治生前接受委約,創作了一部描寫魯迅留學生活的小說《惜別》,1945年出版。
回國任職 [编辑]
1909年,28岁的鲁迅从日本回到中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生理学化学教员、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绍兴师范学校(今绍兴文理学院)校长等职务。1911年写出第一篇小说《怀旧》(文言文写作)。
1912年,31岁的鲁迅受蔡元培之邀,到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工作,袁世凱做大總統後,隨政府搬到北京,歷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1科科長、教育部僉事。这时,他经历一段思想苦闷时期,对社会改革颇感失望,沉迷于收集研究拓本之中,校编谢承《后汉书》、《嵇康集》。后受钱玄同影响,重新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和北京大学兼职讲师。(注:魯迅当时在北大兼职讲师,并不是北大职工。因为当时蔡元培校長定規,到北大任职,必须辞去原来职务,而鲁迅是教育部里资料抄写员。这里往往被写北大历史的人搞错,生拉硬拽把鲁迅也当成北大职工。)
1918年,37岁的周树人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在中國雜誌《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短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1921年12月,他还生动地塑造了阿Q形象,发表中篇小说《阿Q正传》。1924年,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人创办同人周刊《语丝》。
19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來訪紫禁城,北京方面安排魯迅與泰戈爾会见且合照。当时中国文坛对于泰戈尔访华的评价趋于两极化,鲁迅将其访华评价为“做了一瓶香水”。
魯迅共做了14年的中華民國政府公務員,級別是薦任,機關是教育部,單位是社會教育司(司長是夏曾佑),歷任第1科科長和僉事(輔助司長的高級幕僚)。主要的業績有:擔任國語統一會教育部代表,協調制定注音字母(與馬裕藻、朱希祖、許壽裳、錢稻孫共同提議並執筆文案「統一讀音,不過改良反切,故以合於雙聲疊韻的簡筆漢字最為適用」);與錢稻孫、許壽裳2位科長合作中華民國國徽設計案,執筆《致國務院國徽擬圖說明書》(說明書全文詳見2005年版《魯迅全集》);并设计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徽,系“北大”二字的美术字体;分管圖書情報(圖書資訊)業務:督導京師圖書館(后來的北京圖書館,現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等。直到被教育部時任署總長章士釗免職為止。為此魯迅向中華民國平政院提起行政訴訟并勝訴,依法可以復職,但他選擇離開政府體系。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總長後簽署了讓僉事周樹人復職的命令,並以兼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身份發出新的教授聘書,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發后,周樹人易培基等都被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通緝了[4](注:鲁迅并没有被通缉)。蔡元培将教育部改革为大學院期间,魯迅被蔡元培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每月工資300圓。大學院改回教育部后,這筆工資名義改為「教育部編譯費」,仍按月支付。1932年起,魯迅不再兼任教育部「特約編譯」。
在厦门和广州 [编辑]
1926年8月,鲁迅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抗议三·一八惨案,被北洋政府通缉(注:鲁迅并没有被通缉,这里《而已集·大衍發微》有错),于是南下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数月后,1927年1月16日,46岁的鲁迅离开厦门,18日抵达广州,19日晨在孙伏园、许广平的陪伴下「移入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并与自己29岁的学生许广平同居。当时是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请鲁迅到校。鲁迅日记:1月26日“晚往骝先寓夜餐”;2月1日(除夕)“夜往骝先寓夜饭”,骝公邀鲁迅共吃年夜饭。不久又聘顾颉刚来校,顾北大毕业才6年就当研究教授,鲁迅很不服气,声称只要顾来他便走人。2月18、19日,赴香港在上環基督教青年會禮堂舉行兩場題為「無聲的中國」及「老調子已經唱完」的演講。
晚年在上海 [编辑]
1927年10月,鲁迅辞去中山大学职务到达上海,10年之久,他一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区域(所谓“半租界”,是指今天虹口区北部鲁迅公园一带),那里有特殊的政治环境保護他寫作免遭迫害,以及他不少的日本朋友。1930年起先后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鲁迅与左联领导有很多思想上的冲突,因而有人認為他是自由作家。1927年到1936年间,鲁迅创作了很多回忆性的散文与大量思想性的杂文,翻译、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
鲁迅在上海期间,和宋庆龄、陈赓有交往。鲁迅所主持的文学团体和郭沫若、郁达夫主持的文学团体有矛盾。鲁迅扶植奖掖文学青年,包括柔石、白莽、萧军、萧红等,也和化名狄克的张春桥进行过论战。 自1931年起,鲁迅大力倡导木刻版画,由此开始了中国创作版画的历史。 1933年,鲁迅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凭吊柔石、胡也频等被国民党捕杀的五位“左联”成员。[5] 中共宣传部长李立三写信给鲁迅希望他用真名骂蒋介石,鲁迅拒绝说:“文章很容易写……但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5] 1936年10月19日清晨五点二十五分鲁迅在上海因肺结核病去世,年55岁。他的死讯引起全中国的注意,在上海上万民众自发为他一个文艺界人士举行前所未有的隆重的葬礼,民众代表在其灵柩上覆盖写有“民族魂”的白旗,轰动一时。第一次从万国殡仪馆启灵时的抬棺人共12人,分为左右两排,最前面的两个是巴金、鹿地亘,后面依次为胡风、曹白;黄源、张天翼;靳以、姚克;吴朗西、周文;萧军(田军)、黎烈文。葬于上海虹桥万国公墓。[6] 1956年,鲁迅墓迁移重建于上海虹口公园。
鲁迅的遺囑共有7条,其中前几条交代丧事从简,第5条交代幼兒周海嬰“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第6条是对别人应许的事物不可当真,最后一条是万勿接近“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
关于鲁迅之死,亦有一些争议。鲁迅之子周海婴曾撰文,怀疑是其信任有加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误诊,致其得不到正常治疗而早死[7],后经证实,鲁迅的真实死因应该为由肺结核和肺气肿诱发的严重气胸。[8]
家庭 [编辑]
1906年,25岁的鲁迅从日本回国,遵照母亲的意见而与时年28岁的朱安结婚,但一生未与朱安同床(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称“多年来只有两三次”)。婚后第四天鲁迅东渡日本(参照周作人日记,鲁迅当年并非婚后第四天东渡,而是秋天才动身的,八九月份之间)。
1927年10月8日,鲁迅在广州与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在上海出世。
鲁迅有三个弟弟:周作人(1885-1967)、周建人(1888-1984)、椿寿(1893~1898)、一个妹妹:端姑(1888年,出生十月即早夭)。
周海婴之子为周令飞。周令飞在1980年代时与来自台湾的女同学张纯华相恋并移居台湾。他的女儿周璟馨(即鲁迅的曾孙女)曾参加台湾综艺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並成为热点人物。
作品 [编辑]
鲁迅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灵活,风格鲜明独特。在他55年的人生中,创作的作品,体裁涉及小说、杂文、散文、诗歌等。有《鲁迅全集》二十卷1000余万字传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多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对新中国的语言和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小说 [编辑]
鲁迅以小说创作起家。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影响深远。其后,鲁迅连续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鲁迅逐渐放弃了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创作,转向杂文写作。鲁迅后期小说结集为《故事新编》。 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名篇迭出。他前期的小说往往没有离奇曲折的剧情,而是以清末民初的底层百姓生活为主,注重细节描写,能在点滴间以白描手法鲜明刻画人物,并挖掘微妙的心理变化。主要表现底层人民思想的麻木愚昧和生活的艰辛。“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9] 后期作品则以借历史典故映射现实生活,风格从容充裕、幽默洒脱,大异前期。
代表作有《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故鄉》等。主人公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在大陆妇孺皆知。一般认为,代表鲁迅最高文学成就的作品是散文诗集《野草》。
杂文 [编辑]
鲁迅首创了以论理为主,形式灵活的新文体——“杂文”,并将之发扬光大。他的杂文数量极多,题材广泛,形象鲜明,论辩犀利,文风多变,毛泽东誉之为“匕首”和“投枪”(匕首投枪一說本於魯迅《南腔北調集》中的《小品文的危機》),深入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代表作有《二心集》、《华盖集》等。
散文 [编辑]
鲁迅散文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主要作品结集为《朝花夕拾》和《野草》。前者以追忆儿时往事为主,平易晓畅,风趣生动。代表作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野草》则以尼采式的散文诗形式,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批判反思,反映了作者当时虚无主义的悲观心境。语言色彩艳丽而冷峻峭拔,意象独特而富有暗示性,意境晦暗幽深。对日后中国白话散文诗的发展有着一定影响。
诗歌 [编辑]
鲁迅并不看重自己的诗歌创作,只是偶尔为之。其詩作傳世無多,主要以旧体诗为主,多有佳句。早期诗歌深受古诗影响,多吟咏离情感伤。留学日本时作《自题小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真切动人,境界大开。《四一二事變》一詩(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寫出亂世友人遭逢政治迫害情景,令人為之動容;趙聰《三十年代文壇點將錄》說,時人稱「三百年來無此作!」。1922年創作《徬徨·題辭》:“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描述文學創作路上嘔心瀝血孤行,也是著名代表作之一。 相较同时代的其他诗人,鲁迅的诗歌在当代被引用的频率很高。“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題三義塔》),是常被引用来表示國共和解,和海峽兩岸和解的名句,如溫家寶在2008年3月1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回答台灣記者提問「是否會對台灣釋出更多的經貿優惠政策」,溫家寶回答中引用這句話。[10]“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则常被引用以自况。
译作 [编辑]
鲁迅也以译作著名。在鲁迅留下的1000多万字作品中,有一半是翻译文字。他在前期主要翻译欧美文学及日本文学作品,如尼采、凡尔纳等,后期则主要翻译东欧文学及苏联文学的革命文学作品。他的翻译强调忠实原文,有时甚至连原句的结构也不加改动,以“硬译”风格闻名。他曾希望借引入欧式的长句,来增加汉语对复杂关系的表现力。据统计,鲁迅总共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种作品。[11]
魯迅的語學素養 [编辑]
魯迅的古文、日本語水平高,德語也相當有水平,在陸師學堂附屬礦路學堂就已開始學德語,到了日本以後,舊日本帝國的現代醫學流行用德語,德文是醫學專業必修的外國語文(所以留日學醫卒業的郭沫若也能讀點德文)。魯迅在仙台1年半,德文從來沒有放掉,時時有在看書。
魯迅生前曾多次公開宣稱「我不懂英文」:
- 「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這字的含義究竟怎樣」(《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 「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說幾句。」(《〈野草〉英文譯本序》)
- 「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譯本。」(《雜憶》)
《〈阿Q正傳〉的成因》裡,魯迅說完「英文的似乎譯得很懇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說什麼。」又接著說「只是偶然看見還有可以商榷的兩處:一是『三百大錢九二串』當譯為『三百大錢,以九十二文作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譯音,因為原是『自由党』,鄉下人不能懂,便訛成他們能懂的『柿油党』了。」從這裡也就可以知道,魯迅還是能看點英文的,只是水平不能和他掌握得較好的幾個語種相比。 《魯迅日記》附載的《書帳》(圖書採買紀錄)裡面可以看到魯迅買的很多外國書名,有相當數量的英文書。
周作人《魯迅與英文》一文說:「他是反對英文的。在光緒戊戌(1897)年他最初考進水師學堂,也曾學過英文,Question這字他當然是認識的,不久改進陸師附屬的礦路學堂,便不學了,到了日本進了仙台醫校之后改學德文,這才一直學習,利用了來譯出好些的書。他深惡那高尔基說過的黃糞的美國,對於英文也沒好感,自然他也很佩服拜倫雪萊等詩人,覺得從英文譯書也可以,但是使用整句整個英文字的作風是為他所最反對的。他不用阿K而偏要用Q字,這似乎是一個問題。不過據他自己說,便只為那Q字有個小辮子,覺得好玩罷了。如有人不相信這個說明,那自然也是可以的。」
魯迅不贊成說話和文章夾雜英文,在文章中帶有英文時常有諷刺性:
寫作目標群 [编辑]
魯迅說他寫作的目的,一是“為那些為中國的改革而「奔馳的猛士」,他們在寂寞中奮戰,我有責任為他們吶喊,要給予他們哪怕是微弱的慰藉”。
二是為那些“如我年輕時候似的正做著美夢的青年,正是因為他們,我‘必須在作品中’處處給予一種不退走,不悲觀,不絕望的誘導,而對自己內心深處的悲涼感有所扼制(何況我對於悲涼感本身也是持有懷疑態度的)”。
三是他的敵人,魯迅說,“我的敵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幹嘛要讓他們那麼愉快呢?我要像一個黑色魔鬼那樣,站在他們面前,使他們感到他們的不圓滿” 。
其他 [编辑]
鲁迅在学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著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此外还有《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等存世。
评价 [编辑]
对于鲁迅的评价以正面为主,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海外的普遍都很高。
正面评价 [编辑]
在中国,鲁迅是一位地位独特的作家。大多数人承认他是最重要的现代作家之一。
两岸政府对他的不同的政治化评价,使当代对鲁迅的真实思想需要重新澄清。比较重要的当代鲁迅研究学者有王瑶、林辰、朱正、王得后、钱理群、李欧梵、周策縱、王富仁、陈漱渝、汪晖、张梦阳、徐麟、王乾坤等。学者严家炎、何满子、邵燕祥、林贤治、王元化等对鲁迅先生多有著述;而作为艺术家的张仃、吴冠中、陈丹青、范曾等大家对鲁迅先生也有精彩的论述。
大多数人认为他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小说使用富有创造力的形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社会的弊端予以深刻的阐释,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散文诗集《野草》被认为是当时少有的展现出现代主义特质的作品;其杂文,由于特殊的发表环境,在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蕴含着坚定的政治立场的。这一政治立场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是鲁迅思想中最为复杂的地方之一。
中国共产党对鲁迅有高度评价。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评价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12],并将中共在延安创办的文学院取名鲁迅文学院,后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共产党掌权后,鲁迅的文学地位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鲁迅的众多文章被选为大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现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鲁迅研究机构和专门的鲁迅研究杂志。
不过,据2001年出版的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记载,1957年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表示,如果鲁迅仍然活着,“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裡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13]。但毛泽东曾于同年3月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14][15],因此毛泽东对罗稷南的回答可能只是对鲁迅敢说真话的赞赏。1950年曾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当时任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亲自回信答复“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的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16]
由于鲁迅生前反对国民党的官僚腐化,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的严重打压。1949年后,鲁迅在台湾也一直被当作国民党的反面教材加以贬低。不過,近年台灣也有推動魯迅作品的努力,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在1990年左右出版《魯迅作品全集》,其出版小引說:「中國自有新文學以來,魯迅當然是引起最多爭議和震撼的作家……全世界以詮釋魯迅的某一作品而獲得博士學位者,也早已不下百餘位之多。」出版小引希望「還原歷史的真貌,讓魯迅作品自己說話」。的確,魯迅作品引起的正反兩面評價之多、之極端,不但是新文學,甚至是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
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兼任教育部长期间,有人向蒋介石告密鲁迅隐匿在教育部做特约编辑,蒋介石回答:“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17]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评价鲁迅:“二十世纪亚洲最伟大作家。”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鲁迅是(中国)20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作家。
著名作家木心:在我的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家”。在欧陆,尤其在法国,“文体家” 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纪德是文体家,罗曼罗兰就不是。
蔡元培: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说、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何等学力!
陈独秀: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郁达夫: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审评委马悦然曾澄清鲁迅拒绝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说:“鲁迅是在1936年去世了,那个时候,1930年代根本就没有外边的人知道鲁迅是谁,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呐喊》、《彷徨》是1950年代才翻成外文(原话如此,经查证,鲁迅作品最早被翻译为西方文字,是1936年8月英国乔治·C·哈拉普公司出版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录了《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等多篇作品),是杨宪益翻译的,(真实译者为斯诺)翻译得很好,但是那个时候鲁迅已经不在了。”[18]
1949年山東当代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写了一首抒情诗,题为《有的人》:
——纪念鲁迅有感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当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1949年11月1日于北京 臧克家
著名学者胡适:“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19]
葉公超写《关于非战士的鲁迅》—文,发表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上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日本作家山上正义称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唯一代表者”。[20]
日本作家增田涉称赞鲁迅为“中国文艺界庞然的斯芬克斯”。[20]
负面评价 [编辑]
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个浅薄的激进主义者,主要是认为他睚眦必报,喜好争论。批评尤为激烈者为苏雪林,鲁迅去世时,苏雪林写信阻止蔡元培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称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四史文學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21],引发与左派作家之间的笔战。台湾学者郑学稼著述的《鲁迅正传》对魯迅的性格多有微词。唐紹華認為,魯迅「對任何現實永遠不會滿意,因而變成真正的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者。」 [22]
薛涌认为鲁迅“国人心灵不医治的话,肉体也不值得救治”的言论是挑战文明社会的基本医学道德的宣言;也認為鲁迅继承了儒家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对于老百姓的道德和智慧优越感,“没有宪政精神,而充满了僭政精神”;此外,鲁迅“本人并无直接当农民的经验”,其作品中阿Q式的愚昧民众形象的形成受到日本媒体对于中国人妖魔化、丑化的影响;“鲁迅说中国文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他自己并没有能跳出这样的文化。”相比于特瑞萨修女式的行动家,鲁迅缺少对平民的博爱精神。[23]
其他评价 [编辑]
- 1979年錢鍾書在美國表示:“魯迅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適宜寫 ‘短氣’(Short-winded)的篇章,不適宜寫‘長氣’(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顯得太長了,應當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25]
- 李敖認為魯迅在中國大陸被過分高估:“魯迅像寫《阿Q正傳》和《中國小說史略》,都是非常好的書。可是,魯迅寫的雜文其實不好。第一個,他的雜文是受日本語法影響,也有一种文言文轉過來的,不夠成熟。所以他的文字很彆扭。第二個,他雜文里面情緒表達太多,真正的資料部分并不多。你看我文章,你把那情緒字眼刪掉,看的還是資料,就是證据。魯迅缺乏這方面的東西。”“到今天如果有人還說魯迅的文章寫得多好,我必須說,這种人沒有進步。”[26]李敖还提及鲁迅在胡风问他萧军应该不应该入党时,回信说不要入,进去了就酱死了云云(杂评鲁迅和他的孙子).[27]
- 王朔:我要说,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
- 夏志清: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人,也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他一生最后的六年中,他是左翼报刊读者群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自从他于1936年逝世以后,他的声誉越来越神话化了。他死后不久,二十大本的《鲁迅全集》就立即出版,成了近代中国文学界的大事。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有关鲁迅的著作大批出笼:回忆录、传记、关于他作品与思想的论著,以及在过去二十年间,报章杂志上所刊载的纪念他逝世的多得不可胜数的文章。中国现代作家中,从没有人享此殊荣。这种殊荣当然是中共的制造品。当然,在中共把他捧为英雄以前,鲁迅已经是一位甚受推崇的作家。没有他本人的声望作基础,中共也不必费力捏造出如此一个神话。
- 王蒙: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
鲁迅曾用笔名 [编辑]
鲁迅、自树、庚辰、索子、索士、树人、令飞、迅行、树、黄棘、周豫才、周树、唐俟、俟、神飞、迅、风声、尊古、巴人、某生者、小孩子、学之、敖者、俟堂、宴之敖者、即鲁迅、L.S.、冥昭、杜斐、楮冠、楮冠病叟、华约瑟、中拉、葛何德、封余、许霞、EL、ELEF、许遐、L、洛文、令斐、豫才、豫、唐丰瑜、冬华、长庚、宴敖、隋洛文、乐贲、乐雯、它音、佩韦、阿二、丰瑜、明瑟、不堂、白舌、遐观、何家幹、飞、罗怃、干、动轩、周动轩、幹、何干、孺牛、丁萌、游光、丰之余、旅隼、苇索、越客、桃椎、虞明、荀继、家幹、尤刚、符灵、余铭、元艮、白在宣、一尊、敬一尊、子明、张承禄、赵令仪、倪朔尔、栾廷石、张禄如、邓当世,韦士繇、士繇、翁隼、崇巽、黄凯音、常庚、燕客、白道、曼雪、梦文、孟弧、公汗、霍冲、莫朕、中头、史贲、董季荷、杜德机、朔尔、康伯度、焉于、越侨、张沛、华圉、仲度、茹莼、苗挺、及锋、直、隼、直入、阿法、史癖、且介、庚、敖、越山、康郁、洛、姜珂、越丁、旁、齐物论、乐文、周玉才、晓角、戛剑生、何家干[28]。
以“记者”等或团体的署名 [编辑]
纂述者、编纂者、译者、编辑者、旅沪一记者、编者、旅沪记者、记者、奔流社同人、朝花社、朝花社同人、上海三闲书屋、铁木艺术社、译文社同人[28]。
纪念 [编辑]
纪念鲁迅的方式通常以纪念地、发行纪念品以及举行各种公开纪念活动为主。还有以鲁迅冠名的街道名称,文学奖项。
纪念地 [编辑]
当今大多数鲁迅曾居住过的地方(绍兴、厦门、广州、北京和上海等地)都保留了鲁迅故居,并建有鲁迅纪念馆。上海的鲁迅公园内有鲁迅墓,日本宮城縣亦有鲁迅故居。
2004年10月22日,日本仙台市和东北大学开展了“纪念鲁迅仙台留学100周年市民之会”活动,鲁迅的后人和藤野严九郎的后人都参加了该纪念活动。仙台市立有鲁迅纪念碑,并保留了当年鲁迅曾下宿过的木屋。东北大学也设立了“鲁迅奖”和“鲁迅纪念奖”。
纪念邮票 [编辑]
- 1946年10月19日旅大解放区邮政管理局发行《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邮票,全套3枚,用满洲國邮政的四版、五版普通邮票加盖“鲁迅逝世十周年”和暂作面值制作而成。
- 1951年10月19日发行的纪11《鲁迅逝世十五周年》的两枚一套的邮票。
- 1961年2月26日发行的纪91《鲁迅诞生八十周年》邮票全套一枚
- 1966年12月31日发行的纪122《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邮票全套3枚。
- 1976年10月19日发行的J11《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邮票全套3枚。
- 1981年发行《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J67号纪念邮票,由茅盾题字。
魯迅的朋友和學生 [编辑]
魯迅對青年人非常愛護,當作自己的子弟看待。受到魯迅指點、教導、拉拔的學生非常非常多:孙伏园、增田涉、丁玲、萧红、萧军、黄源、魏建功、唐弢、周文、傅斯年、羅家倫、柔石、殷夫(白莾,哥哥徐培根是國民黨將領)、许钦文、劉和珍、尚钺、許廣平、胡風、李霽野、李何林、曹靖華、韋素園、韋叢蕪、馮雪峰、章廷謙、臺靜農、金溟若、張我軍、張秀哲、洪炎秋、李秉中、徐梵澄、吳耕民等。
魯迅最好的朋友是許壽裳,曾密切交往的朋友也很多;例如郁达夫、瞿秋白、茅盾、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巴金,与记者曹聚仁、史沫特莱有过交往。教育部時期的同事常來往除了許壽裳還有錢稻孫、齊壽山(齊如山的弟弟)、马裕藻(即马幼渔,马珏的父亲),邻居俞芳等人。
参见 [编辑]
参考资料 [编辑]
註釋 [编辑]
- ^ 鲁迅:“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顿的嗎?我以為在這路途中,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呐喊》序文)
- ^ 王潤華. 《魯迅的越界跨國新解讀》. "引自《魯迅在仙台紀錄》、《魯迅仙台留學90周年紀念國際學術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 ^ 魯迅《藤野先生》: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 ^ 名單詳見《而已集·大衍發微》
- ^ 5.0 5.1 鲁迅拒用真名骂蒋介石:文章易写 上海就无法住了. 凤凰网. [2012年] (中文(中国大陆)).
- ^ 究竟有多少人为鲁迅扶柩《痛别鲁迅》以详实的照片和史料作了披露,解放日报2004年7月20日
- ^ 周海婴:须藤医生在鲁迅重病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羊城晚报,2007年1月9日
- ^ 探究鲁迅死因之谜
- ^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 ^ 溫總名語錄: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文匯報網頁。
- ^ http://book.people.com.cn/GB/69362/5107715.html
-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 ^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第371页。
- ^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253页。
- ^ 1957年毛泽东谈鲁迅: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
- ^ 牛汉,《我与胡风及胡风集团》,《当代》杂志,2008年第一期,第83页
- ^ 《鲁迅被通缉时蒋介石指示:我敬仰他 想和他会会面》. 陈明远. 凤凰网. [2011年10月24日] (简体中文).
- ^ 《沈从文如果活着就肯定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搜狐网. [2007年10月10日16] (简体中文).
- ^ 胡适评论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 是我们的人. 陈丹青. 凤凰网. [2012年07月20日] (中文(中国大陆)).
- ^ 20.0 20.1 20.2 揭秘:第一部《鲁迅全集》为何问世于日本?. 薛林荣. 凤凰网. [2012年07月17日] (中文(中国大陆)).
- ^ 苏雪林致蔡元培信刊载于《奔涛》半月刊第1卷第2期
- ^ 《文壇往事見證》 唐紹華 傳記文學出版社
- ^ 薛涌《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随笔》2008年第1期
- ^ 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 ^ 水晶《侍錢“拋書”雜記——兩晤錢鍾書先生》
- ^ 李敖有话说:鲁迅不是神
- ^ http://leeao.com.cn/zhawen/luxun.htm
- ^ 28.0 28.1 以上笔名参考自《鲁迅笔名印谱》(笔名整理:李允经),荣宝斋,1976年10月第一版。
參考文獻 [编辑]
- 一丁:《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巴黎第七大學東亞出版中心,1978年。
研究書目 [编辑]
- 李歐梵著,尹慧民譯:《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
- 王潤華:《魯迅小說新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
- 汪暉:《反抗絕望——魯迅的精神結構與吶喊彷徨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V.I. Semanov(謝曼諾夫)著,王富仁等譯:《魯迅縱橫觀》(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
- 樂黛雲編:《當代英語世界魯迅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 丸山升著,王俊文等譯:《魯迅.革命.歷史——丸山升現代中國文學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丸尾常喜著,秦弓譯:《人與鬼的糾葛——魯迅小說論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譯:《魯迅與終末論:近代現實主義的成立》(北京:三聯書店,2008)。
- 伊藤虎丸著,孫猛等譯:《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 李天明:《難以直說的苦衷——魯迅《野草》探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 藤井省三著,董炳川譯:《魯迅《故鄉》閱讀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外部链接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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