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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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美国反共文献,特别指向了美國好莱坞娱乐业,當時他們被認為是同情共產主義人士。

麦卡锡主义英语McCarthyism)是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他人不忠、颠覆、叛国等罪,即莫须有。它也指“使用不公正断言、调查方式,特别是对持异议者和批评者进行打击。”[1]

该词汇源于美国第二次红色恐怖时期,是对苏联间谍渗透和共产党人对国家体制的影响所产生的恐慌,时间在1950-1956年间。起初,这是由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对共产党人的搜查开始,但很快被扩大化。该词汇现被用于形容无端攻击,没有事实依据的指责,以及煽动者利用爱国主义来进行蛊惑人心的攻击辞令。

在麦卡锡时代,不少美国人被指为共产党人或同情共产主义者,被迫在政府或私营部门、委员会等地接受不恰当的调查和审问。被怀疑的主要对象是政府雇员、好莱坞娱乐界从业人士、教育界、工会成员。虽然没有足够证据能证明任何事实,但嫌疑人依然被定罪,而个人的真实或可疑的左派组织或信仰都被大肆夸张。许多人因此失去工作,事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有人甚至被监禁。绝大多数被定罪者事后都得到了平反,[2]法案被判违宪,[3]解职令被判非法[4]或准许申诉。[5]

麦卡锡主义最著名的例子包括参议员麦卡锡自己的演讲、调查和听证;好莱坞黑名单,以及众议院非美调查委员会(HUAC);以及J·埃德加·胡佛领导的FBI所做的形形色色反共运动。麦卡锡主义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影响,触及了社会各个层面,成为美国大摩擦和大争论的来源之一。

许多保守主义者认为该词汇是不合适的,是对麦卡锡神化的贬义词。[6][7][8][9]

起源[编辑]

宣传漫画《这就是明天吗?共產主義下的美國!》[10],1947年。

历史认为麦卡锡时代在约瑟夫·麦卡锡自己参与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许多因素导致了麦卡锡主义,这可以追溯到第一次红色恐怖(1917–20年),此时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势力。由于工会的成功和反法西斯主义,美国共产党(CPUSA)在二十世纪30年代扩充了党员人数,在1940-41年达到了顶峰的75,000人。[11]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与苏联结盟,反共问题被搁置。冷战在二战之后立即爆发,苏联在中东欧建立傀儡政权,而美国则在希腊和中国支持反共势力。

虽然在1945年,伊格尔·古琴科和伊丽莎白·宾利(Elizabeth Bentley)将苏联间谍问题闹的沸沸扬扬,但1949-1950年共产主义的威胁陡然提升。苏联在1949年进行了核试验,早于许多分析人士的预料。同年,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控制了中国大陆,而美国则在他的对手国民党上投入了大量的财政支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联合国和韩国联合对付朝鲜和中国的共产党势力。随后,苏联间谍活动频繁。1950年1月,国务院高级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因作伪证而定罪。希斯被定为间谍;虽然诉讼时效已过,但他依然在参议员非美国调查委员会面前做伪证(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在大不列颠,克劳斯·福克斯(Klaus Fuchs)承认自己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曼哈顿计划上为苏联做间谍。罗森堡夫妇在1950年被捕,被控为苏联偷窃核弹机密,并在1953年被处决。

其它微妙的势力也促使麦卡锡主义的膨胀。保守政治家们常常将“童工法案”和“女性参政权”视为“共产主义”或“红色阴谋”。[12]这种趋势在二十世纪30年代时敌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新政。许多保守势力将新政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等同,认为这个政策证明了政府被共产主义者所影响。[13] 总之,这种模糊的“共产主义影响”是反共政客的惯用词,而不是对间谍或其它活动的特指。

美國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

约瑟夫·麦卡锡的介入源于1950年2月9日他在林肯纪念日对西弗吉尼亚共和党妇女俱乐部的演讲。他声称自己有一张纸,上面记录着为国务院工作的共产党人名单。麦卡锡常常自称:“在我手中有份名单,上面有205人,被国务卿承认是共产党员,他们为国务院工作、影响政策。”[14]这种演讲导致麦卡锡获得关注,并使得他成为美国最知名的政客。

词汇麦卡锡主义第一次出现在《华盛顿邮报》的政治卡通上,由赫布洛克·布洛克(Herbert Block)于1950年3月29日绘制。卡通描述四位共和党人强推一头大象(象征共和党)站在颤颤巍巍的油毡桶上,最上方写着“麦卡锡主义”。布洛克后来写道这词“根本没有独创性,不过是代表了一种全国性的折腾,无法用另一种形式表达而已。如果有人想率先取得它的称号的话,那这位年轻的威斯康辛参议员当归莫属啦。我也会抛出一大堆碟子和一篮子肥皂的。”[15]

体制[编辑]

一系列反共委员会、理事会、“忠诚审查会”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林立,许多私立委员会也致力于为大小企业进行监察,试图找出可能存在的共产党员。

在国会,对共产党活动主要监察机关是众议院非美国调查委员会,美国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16],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永久调查委员会[17]。在1949年到1954年间,总计有109项调查由这些或其它国会委员会执行。[18]

1954年12月2日,美国参议院以65票对22票决定了对约瑟夫·麦卡锡的谴责,称其“有将参议院陷入耻辱和恶名的趋势。”

行政部门[编辑]

忠诚—安全审查[编辑]

在联邦政府层面,总统杜鲁门在1947年颁布“9835号法令”[19],要求审查政府雇员的忠诚。如果有“理由 ... 相信当事人参与到对美国政府不忠的行为中”,就将其解雇。[20]作为民主党人,杜鲁门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是由于在1946年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大胜,他感到需要对保守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的批评做出回应。[21]

1953年,当艾森豪威尔上任时,他加强了杜鲁门的忠诚审查制度,并减少了被解职人员的申诉渠道。行政部门忠诚审查委员会主席[22]海勒姆·宾厄姆三世推荐了新的规则,即“不符合美国人做事的风格。”[23]次年,时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的曼哈顿计划的科学主任罗伯特·奥本海默在为期四周的听证会之后被剥夺了其安全許可資格英语security clearance。1947年,奥本海默获得了绝密資格,但在1954年时被否决。

类似的忠诚审查在全美许多州和地方政府、以及一些私营部门陆续展开。据估算,到1958年,美国每5名员工中就有1名需要接受某种形式的忠诚审查。[24]一旦某人因审查没有通过而失业,将很难找到另一份工作。用杜鲁门忠诚审查委员会主席的话说:“一个汉子就这样永世地、永远地被毁掉了”,“没有一个负责任的老板会冒险给他工作。”[25]

1948年,美国司法部开始编订名单,列出被认为是颠覆性的一系列组织。1948年,该名单被首次公之于众,并涵盖了78个项。当名单最长时,它包括了154个组织,其中有110个被认为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在审查过程中,组织的会员身份成为疑点,而不是作为不忠的证据。其中,最为可疑的是华盛顿图书会[26]的会员,后者是一个左翼组织,提供文学讲座、古典音乐演出和图书折扣。[27]

约翰·埃德加·胡佛与FBI[编辑]

历史学家艾伦·施雷克(Schrecker)在她的著作《许多都是犯罪:麦卡锡主义在美国》[28]中,称FBI是“反共十字架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写道:“如果二十世纪50年代的观察家能知晓70年代的事情,当阳光法案将文件公布,'麦卡锡主义'可能就得叫'胡佛主义'了。”[29]FBI主任约翰·埃德加·胡佛是全美最狂热的反共份子,也是其中最有权势的。

胡佛设计了杜鲁门总统的忠诚—安全计划,而对雇员的背景调查则由FBI人员来执行。这使得FBI人员数量由1946年的3,559人增至1952年的7,029人。胡佛对共产主义威胁极为敏感,使用的标准极其保守,导致数以千计的政府雇员失去工作。由于胡佛坚持将审问对象严格保密,绝大多数人无法获准对质,也无法得知是谁在控告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指控了。[30]

胡佛的影响力超过了联邦政府雇员和忠诚—安全计划。对听证的记录和调查应该是保密的,但胡佛持续地将证据递交给国会委员会,例如HUAC。[31]从1951到1955年,FBI开展了一个秘密的“责任计划”[32],从FBI共产关联证据那里发布匿名文件,包括教师、律师和其它人群。许多被指控者因这种“盲目的备忘录”,未经合法程序而被解雇。[33]

FBI参与了一系列对共产党人的非法调查,包括盗窃、私拆信件、非法窃听。[34]左翼全美律师行会[35]的成员是少数愿意接手与共产主义关联案件的人,导致行会成了胡佛的攻击重点。该组织的办公室在1947-1951年曾被FBI盗窃了至少14次。[36]出于其它目的,FBI使用非法获得的信息来提醒检控律师被告行会律师的合法策略等等。

FBI也利用非法的秘密行动来干扰共产党和其它政治异议组织。在1956年,美国最高法院决定限制司法部检控共产党人的权力,胡佛对此深表烦恼。这时,他设立了一个秘密计划“肮脏的伎俩”代号为COINTELPRO。[34] COINTELPRO行动包括投放伪造文件来制造疑点,即该人是FBI的线人,用匿名信来传递谣言,向媒体泄密,将税务局拉进来审计,等等。COINTELPRO计划直到1971年才停止运作。

众议院委员会与非美行动[编辑]

众议院非美调查委员会——即HUAC,是政府最为主要的、积极的反共调查部门。部门成立于1938年,常被称作戴斯委员会(主席马丁·戴斯(Dies)任职到1944年),HUAC调查了一系列“活动”,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德美纳粹的活动。1938年,根据联邦剧院计划[37],委员会将目光集中到了共产党。1948年,阿尔杰·希斯的间谍案将HUAC活动推动了一大步。调查最终导致希斯的审判和伪证定罪,并将许多国会委员会定为包庇共产党颠覆活动。

HUAC在对好莱坞调查时名声大躁,并惹来臭名。在好莱坞黑名单中,委员会开始传唤编剧、导演和其它影视从业人士,审讯他们是否与共产党有关联。这些证词被称为“64美元问询”[38]:“你是否是或曾经是美国共产党的成员?”在被委员会问询的第一轮证人时,有10人拒绝合作。他们被称作“好莱坞十君子”("Hollywood Ten"),并引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保护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认为他们可以获得法律保护,没有必要回答委员会的质询。这个策略失败了,十君子被控蔑视国会,投入了监狱。其中两人被判6个月,其它人则为一年。

之后,证人(在娱乐业和其它行业)决定不与委员会合作,称他们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不能自定己罪。虽然这可以免于蔑视国会的惩罚,但是政府和私营单位依然可以以此将他们开除。法律解释是修正案保护当事人不能自己承认自己与共产党有来往,并拒绝“指认”与共产党有来往的同僚。[39]正如演员拉里·帕克(Larry Parks)说的,他们面临的选择“要么从泥潭里爬过去,好么成为告密人”,或是如参议员麦卡锡所说的,成为“第一修正案共产党员”。[40]

参议院委员会[编辑]

参议员帕特·麦卡伦

在参议院中,负责调查共产党人的委员会是内部安全委员会[41](SISS),自1950年建立,负责“对间谍、破坏和对美国内部安保”的执法。SISS的领导是民主党人帕特·麦卡伦(Pat McCarran),他在一系列调查活动中获得了声望。委员会用了一年时间来调查欧文·拉蒂摩尔(Owen Lattimore)和其它太平洋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成员。和以前一样,与拉蒂摩尔有关的众多学者、外交人员(即所谓的中國通)被指责为“丢掉了中国”,有证据证明他们对共产主义支持的态度,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麦卡伦的指控,即拉蒂摩尔是一个“故意、狡辩的苏联阴谋工具。”1952年,拉蒂摩尔被SISS指控做伪证。许多指控被联邦法官驳回,一名证人承认自己做伪证;1955年,案件被取消。[42]

约瑟夫·麦卡锡自己在1953-1954年间负责众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43],在此期间被用作狩猎共产党人的调查机构。麦卡锡先对美国之音进行了审讯,然后转向了国务院海外图书馆计划。任何被麦卡锡认为是不恰当的图书都被调查。随后,麦卡锡在委员会和媒体面前宣读了可能是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作家名单。迫于压力,国务院命令海外图书馆员将“有争议人士、共产党人、同路人等”的作品下架。有的图书馆干脆将新禁的书一烧了之。[44]

麦卡锡的委员会开始调查美国陆军。这是从蒙茅斯堡(Fort Monmouth)的通信兵团(United States Army Signal Corps)开始。麦卡锡搜集了许多有关陆军研究员的可以信息,但是最终一无所获。[45]随后,麦卡锡转向了一位升任少校的陆军牙医,后者拒绝回答忠诚调查问卷。麦卡锡接手了这项调查,包括一系列对军队准将的骚扰(Brigadier general),引发了陆军—麦卡锡听证案(Army-McCarthy hearings)。在听证案上,陆军和麦卡锡当着全国的电视观众互相指责了36天。虽然听证会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但麦卡锡在公众中的形象大打折扣。[46]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麦卡锡被参议院谴责,而他作为反共势力的主力位置也在实质上被终结了。[47]

黑名单[编辑]

《赤色頻道:共產黨在廣播電視中的影響的報告》,1950年

1947年11月25日(在众议院认定好莱坞十君子蔑视国会罪的第二天),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Eric Johnston)代表各大片场进行对外宣布,后被称之为华道夫声明(Waldorf Statement)。这个声明宣布开除好莱坞十君子,并称:“我们不会故意雇佣共产党员或任何倡导颠覆美国政府的组织[...]”这标志着好莱坞黑名单的开始。虽然数以百计的人被工作岗位拒绝,但片场、制片人以及其它雇主并没有公开承认这种黑名单的存在。

与此同时,私营的忠诚—审查理事会和反共调查人开始出现,以满足工业为自己员工做开脱的需求。各大公司为此敏感,像娱乐业一样感到人言可畏。这些小队会收取费用来对雇员进行调查,问询他们有关政治方面的问题。在这种听证下,被问询对象无权得到律师的帮助,面对HUAC,被问询对象则无法与检控人对质。这些机构会为左翼组织、出版物、机会、慈善机构记录一份交叉引述,如同对待那些被确认或被怀疑是共产党人的一样。《赤色频道》(Red Channels)、简讯《反击》(Counterattack),机密信息(Confidential Information)是用来追踪共产党人和左翼组织与个人。[48]而各种麦卡锡主义的黑名单其实是这些私营组织自己创立、编订的。

法律与逮捕[编辑]

一系列联邦法案被用来防范共产党人的颠覆企图。《侨民注册法案》或《1940年史密斯法案》(Smith Act)使得任何“故意、自愿倡导、煽动、教唆、宣传[...]倾向于或有利于使用暴力手段颠覆美国或州政府的,或任何组织这些教唆、宣传、倡导颠覆、或任何成为或与此有关联的人”都是犯罪活动。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以及其它人士都在1941-1957年间被定罪。根据史密斯法案,在1949年间有11名共产党领袖被定罪。10名被告被判处5年监禁,第11人被判3年。辩护律师被指藐视法庭,并被判处监禁。[49] 在1951年,共产党的另外23名领袖被指控,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创始人伊丽莎白·居莱·弗林[50]。被定罪者在之后被平反。[51]到1957年,有140名共产党人被该法案提起诉讼,其中的93人被判有罪。[52]

1950年,《麦卡伦内部安全法案》[53]成为法律,被学者艾伦·施雷克称为“麦卡锡时代唯一的重要立法”[54](史密斯法案的存在实际上早于麦卡锡主义)。然而,麦卡伦法案并没有越过法律权限。它要求共产主义组织在司法部长那里注册,并成立颠覆活动管控理事会[55]来调查可能的共产主义活动。然而,在众多的听证、拖延、申诉过程中,该法案从未得到实施,而至于美国共产党自己来说,法案的绝大部分在1965-1967年被判违宪。[56]1952年,《1952年移民法案》[57]被通过。法案允许政府遣送从事颠覆活动的新移民,禁止有颠覆嫌疑者入境。

《1954年共产党控制法案》[58]获得参众两院的压倒性支持。共和党人约翰·马歇尔·布特勒[59]和民主党人休伯特·汉弗莱共同起草了该法案,这是1950年内部安全法案的延伸版,试图将共产党列为非法组织,认为它“不能获得任何法律形式的权利、特权、豁免”。《共产党控制法案》从来没有任何实质成效,支持者们所持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混合最为引人瞩目。它只被成功地应用了两次:在1954年组织共产党参加新泽西州投票,在1960年的纽约失业补偿体系中拒绝承认共产党的雇主身份。《纽约邮报》称法案是个“怪物”,“卑鄙地弃绝了民主原则”,而《民族报》(The Nation)攻击民主自由主义者“神经过敏,用选举来躲避对'共产主义态度软弱'的指责,甚至不惜牺牲宪法权益。”[60]

大众支持[编辑]

反战委员会[61]敦促读者“与共产主义政府做斗争”,方式是抵制公共医保计划,1955年5月。

麦卡锡主义得到了许多团体的支持,包括美国退伍军人协会[62]等各种反共组织。其中的一个核心支持者是强硬的女性反共组织,如美国公共关系论坛[63]和美国女性论坛[64]。他们组织了数以千记的家庭主妇来进行学习、书写、爱国动员会,以协调、教育、揭发那些有可疑的颠覆行为。[65]

虽然极右翼势力是麦卡锡主义的温床,但“受到委屈的联盟”对麦卡锡主义抱有好感,至少认为它在政治上有利用价值。这些联盟的共同主题是反对国际主义,特别是反对联合国;反对社会福利政策,特别是对罗斯福新政抱有敌意;反对调节社会结构以削减不平等问题。[66]

对麦卡锡主义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医保服务,特别是疫苗接种、心理卫生、饮水加氟都被当做了共产主义洗脑的密谋。与此同时,反国际主义的麦卡锡文学唱起了反犹主义的腔调。这导致了极端麦卡锡主义者和公共卫生支持者之间产生了冲突,特别是1956年的《阿拉斯加心理卫生法案》[67]上争议尤甚。[68]

保守杂志《国家评论》[69]的创始人小威廉·F·巴克利为麦卡锡进行了辩护,撰文《麦卡锡和他的敌人》[70],断言“麦卡锡主义... 是好心和正直的人团结一致的运动。”[71]

另外,理查德·罗威尔(Richard Rovere)指出,许多美国的普通民众认为“无风不起浪”,导致他们支持麦卡锡主义。在1954年1月,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有50%的美国人支持麦卡锡,而只有29%的人对此不抱好感。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论道如果在此时权利法案被公选,可能就通不过啦。[66]

对共产党人的描述[编辑]

受害人[编辑]

以下是被認為受到影响和迫害的知名人士:

批评[编辑]

衰败[编辑]

后来在美军中搞忠诚调查,引致總統艾森豪的強烈不满(艾森豪是美國陸軍五星上將出身,二戰期間曾任盟軍歐洲戰區最高統帥)。

1954年,参议院通过法案谴责麦卡锡行为。

反响[编辑]

词汇的后续应用[编辑]

“麦卡锡主义”成了家喻户晓的词汇,并被广泛使用:有侵略性地质询他人的爱国情操,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进行指控,使用对他人不忠的攻击来胁迫对方,排斥异己,使用国家安全为理由亵渎人权,以及各种煽动性、蛊惑人心的行为都称之为“麦卡锡主义”[74][75][76]麦卡锡主义也是獵巫集体发疯道德恐慌的同义词。

麦卡锡主义和中国历史上的“莫须有”,以及冷战时代的冤假错案十分相似。

流行时尚[编辑]

1952年阿瑟·米勒的戏剧《萨勒姆的女巫》利用萨勒姆女巫审判案件来暗指麦卡锡主义,指出莫须有风格的迫害可以出现在任意时间或地点。戏剧集中在当某人被指控时无法获得清白,在法庭和公众面前给出无理的循环论证。米勒之后写道:“越是读萨勒姆的恐慌,越是感到它与50年代的大众经历极为相似。”[77]

由此改編之電影[编辑]

參見[编辑]

注释[编辑]

  1. ^ See this online dictionary for full definition.
  2. ^ For example, Yates v. United States (1957) and Watkins v. United States (1957): Fried (1997), pp. 205, 207.
  3. ^ For example, California's "Levering Oath" law, declared unconstitutional in 1967: Fried (1997), p. 124.
  4. ^ For example, Slochower v. Board of Education (1956): Fried (1997), p. 203.
  5. ^ For example, Faulk vs. AWARE Inc., et al. (1956): Fried (1997), p. 197.
  6. ^ http://www.aim.org/media-monitor/joe-mccarthy-was-right/
  7. ^ http://www.humanevents.com/2007/11/07/mccarthyism-the-rosetta-stone-of-liberal-lies/
  8. ^ http://www.humanevents.com/1997/05/30/mccarthyism-waging-the-cold-war-in-america/
  9. ^ http://www.thenewamerican.com/culture/history/item/15055-mccarthys-wi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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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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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