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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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是「山西商人」的簡稱。「晉」是山西的簡稱。
晉商在堯舜時代開始出現[1]，先秦時「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情景。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富可敵國，曾經一度壟斷中國票號匯兌業，事實上，山西省在清朝大部分時間，都是最富裕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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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明朝
明朝時，晉商通過經營邊防軍需物資起家，通過運輸軍糧獲得“鹽引”。由於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積大量資本，形成了晋商，故有“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代中期，鹽業製度由“開中製”改為“折色制”。“折色制”是指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然后运到各地去卖。徽商就是这个时期兴起，渐渐超越了晋商，晉商的鹽業經營遇到了困難。由於王崇古和张四维的努力，允许明朝百姓和蒙古、满洲等其他国家做贸易。晋商的事業转向对外贸易。
[编辑] 清朝
明末，後金崛起，戰事不斷，晉商沒有受到損失，反而大發國難財。努爾哈赤曾得到王登庫、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寧、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發等八大商人的支助[2]。清朝在统一全国的入關戰爭中，大多得到晋商的财力支持。康熙南巡時曾經談到：「夙聞東南鉅賈大賈，號稱輻輳，今朕行歷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多系晉省之人，而土著者蓋寡，良由晉風多儉，積累易饒，南人習俗奢靡，家無儲蓄。」劉大鵬記錄了太谷當地的富庶繁華：「太谷為晉川第一富區也，大商大賈多基本於此間。城鎮村莊，亦多富室，放風俗奢侈為諸邑最。」
咸丰初年，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3]。咸豐六年（1856年），又捐輸白銀201萬兩。幾年下來，先後共捐輸白銀「數逾千萬」[4]。同治]三年（1864年），朝廷用兵新疆，筹饷银，山陕商人在新疆提供大量军饷。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5]。光绪二十年（1894年），财政拮据，分别向京都、汉口、广东的山西票号借银124万网。八國聯軍後簽定的《辛丑條約》，清政府交付各國戰爭賠款四億五千萬兩，也主要由山西票號匯解，由票號把這筆錢匯到英國的滙豐銀行，再由滙豐銀行交給各國政府。票號發展進入了鼎盛時期。
学者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指出：「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
[编辑] 沒落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歷代皆行抑商政策，商人社會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因此與官府關係越緊密。晉商雖然在中國近代金融界輝煌一時，但其興盛並非依靠自由經濟體系的競爭，而是依賴與朝廷的特殊關係。所謂「官商經濟」（或稱官商勾結的壟斷經營），晉商的後代往往走向科舉之路，最後在朝廷內閣任官，例如明朝萬曆時期的蒲州張四維家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一旦官僚消滅，票莊無所憑依，自然不能存在」[6]。入清後，晋商被緊緊地綁在清王朝的戰車上，成了清王朝利用的工具，只能與清王朝的命運休戚與共。大量捐納加速了清王朝的沒落，同時造成了晉商本身生存發展的危機。同治元年（1862年），俄人因《中俄陸路通商章程》而享有特權，可節省大筆費用，所以俄商販茶業務扶搖直上，使得晉商壟斷兩湖的茶葉販運事業久不復見。同治七年（1868年），恰克圖的晉幫商號由原來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7]。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李宏齡建議改組票號為銀行，卻遭到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的反對。
辛亥革命後，山西票號毫無準備，放出之款無法收回，日升昌票號在四川、陝西各省的損失，「總計損失白銀300萬兩以上」，天成亨票號被土匪搶劫現銀100多萬兩，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轉而支持票號改革，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 200萬磅，不久國務總理熊希齡倒台，貸款之事成為泡影。最後晉商迅速退出歷史舞臺。
[编辑] 文化
《白銀谷》，為一部描寫晉商的小説。
[编辑] 晉商與武術
由於晉商經商在外，經常會遇到盜賊的襲擊，因此晉人歷來重視武術。故山西境內，鏢局林立，名師眾多。光绪三十年（1904年），李复祯为太谷县王庄富商保镖，从北京路经十八盘时，與黑老鸦交手，黑老鸦被擊退，身患重傷。清末仍有不少鏢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晉元在張家口開辦三合鏢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開辦興元鏢局。
[编辑] 重要人物
[编辑] 相关条目
[编辑] 注釋
[编辑] 參考書目
- 黃鑒暉：《山西票號史料》，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2年
- 張正明：《晉商興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
- 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商務印書館，1937年。
- 李金龍、劉映海：《清代鏢局與山西武術》，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07年03月0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