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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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
胡適
性別
政黨
籍貫 安徽省绩溪县
出生 1891年12月17日
大清国松江府上海县
逝世 1962年2月24日 (70歲)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北市南港區
配偶 江冬秀
學歷
  • 美國康乃爾大學文學院學士 1914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 1927
經歷
  • 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 1922.04-1923.01
  • 新月書店創辦人 1927
  • 上海中國公學文理學院院長 1928.04-1930.05
  • 上海中國公學校長 1928.04-1930.05
  • 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 1930.01-1937.07
  • 「獨立評論」週刊創辦人 1932.05
  • 私立輔仁大學董事 1934.03
  • (國民政府)國防參政會參議員 1937.07.13-1938.06
  • (國民政府)國防參政會參政員 1938.06-1938.09.17
  • 駐美國大使館大使 1938.09.17-1942.09.08
  • 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 1943
  •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1946.07-1949.04
  • 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1948.03.25-
  • 總統府資政 1949.01.15-
  •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 1950.09-1952.06
  • 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代表兼總統選舉團主席 1953年
  • 私立輔仁大學復校顧問 1956.07
  • 中央研究院(第三任)院長 1957.11.04-1962.02.24
  • 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54.07.16-1962.02.24
  •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9
中央研究院院士
组别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当选年份 1948年(第1屆)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希疆,后改名胡適,字適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上庄村人。

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国留學,于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於哲學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國。胡適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興趣廣泛,著述豐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紅學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輔仁大學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於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適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

目录

[编辑] 年表

[编辑] 思想与学术

胡適(右)和胡先驌(左)合照

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期間,師從約翰·杜威,使其終生服膺實驗主義(杜威式的實證主義)(pragmatism)哲學。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後,他评价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胡適很喜欢“談墨”,他認為“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訂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適一生的品德。胡適還認為“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本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1921年梁啟超將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讚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墨子不曾见到戰國名將吳起的死——吳起死時,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學已是一種宗教。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

[编辑] 新文化运动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响。後來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給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卻因此造成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等论文,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被譽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鄭振铎語)。1919年三月,守舊派林紓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攻擊白話文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 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嘗試集》的新詩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

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劇情裡女主角留下“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的字條,與戀人離家出走。這是受亨利·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

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罗家伦、杨振声、冰心等。

[编辑] 哲學研究

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但一生也沒有寫下卷,被譏是「善著上卷書」[來源請求]蔡元培讚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來源請求]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它表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頁)。

[编辑] 古典小說研究

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胡適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軌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胡適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所謂“甲戌本”)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現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编辑] 禪宗研究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3],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胡適忽略了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將當時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於胡適的先前貢獻[4]。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學者柳田聖山收集胡適的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胡適禪學案》。

[编辑] 水經注研究

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開始關注《水經注》研究,此後的20年間,在《水經注》版本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所謂「《水經注》案」,是指一百多年來,部分學者指責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注》研究成果一事。對此,學術界普遍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戴震抄襲了趙一清的成果;一種認為趙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獨立研究,取得了大體相同的結果。

在十幾年內,胡適蒐集了四十多種《水經注》的版本,抄寫了一百多篇長篇文章和一些考證文字,用了千百個證據,推翻了“幾成定讞”的所謂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注》校本的冤案。《戴東原的哲學》一書,是胡適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適認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個反理學的大運動,這個運動有破壞和建設兩個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學的謬誤,打破它的壟斷地位;後者是要建設一種不同於理學的新哲學。

[编辑] 晚年

1948年12月傅作義西去綏遠和南走海上的道路都被堵死。是戰是和?傅作義日夜思考,下不了決心。他認為胡適能夠替他出主意,把胡適接到懷仁堂密談,胡送了八個字,「和比戰難,堅持待變」。而胡適自己并沒有堅持待變,幾天后坐上南京教育部派來接華北名流的專机飛到南京去了。傅作義對胡適很失望,命令守城門的崗哨不放胡適出城。胡適說自己是送陳寅恪去南京,才得以逃脫。

1949年1月,胡適前往上海。既覺國民政府國民黨無法應付國政,又深感共產黨國內和平協定苛刻和戰條件下,兩黨「和比戰難」。於是不得已於國共內戰末期,避禍赴美教學。之後,他於1950年代初期偶回台灣參與政治活動與講學。例如:以國大代表參與總統選舉投票、擔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協辦由雷震主筆的《自由中國》雜誌等等。

1957年,胡適當選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隔年4月回到臺灣定居就任。自此,胡適多時往返臺、美兩地。期間因為經濟關係,1958年他還將《胡適文選》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買斷方式(一說為廿年)賣與國內某家出版公司。

1958年后,大陆发起大规模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响应说,“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的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那时候我朋友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

1959年金門構工部隊,於舊金城東炸山採石,意外發現「皇明監國魯王壙誌」八字及全文石碑後交由胡適博士研考。

1960年雷震與臺、港黨外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違背中華民國憲法三連任總統,胡適為連署人之一。之後,雷震籌備組黨事宜,胡適雖未參與,但多所鼓勵。1960年9月,雷震因「共諜」案被捕,史稱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認為是蔣中正為阻止雷震籌組新黨而策劃。當時仍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雖未受到此案株連,也參與營救雷震,不過並沒有成功。對此胡適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記說明始末。

1961年2月胡适参加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刚抵达就感到身体不适,送至医院脉搏跳至135次,痰中带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栓塞症加狭心症。此次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11月病情恶化,至台大医院疗养,隔年1月出院。

胡適墓誌銘

1962年2月24日,於臺北參與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歡迎酒會的胡適,於會議中突發心臟病去世。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將胡適於臺北的公配居所改建為胡適紀念館。另外,臺北南港當地仕紳李福人,也捐出一片面積達兩公頃,位於研究院附近的個人私地闢建為胡適公園,作為胡適的墓地。(後來許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學人也安葬於此)

胡適墓誌銘由知名學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壯為先生書寫,其內容為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裏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编辑] 影響

  • 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
  • 第一位提倡白话文的學者,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 顧頡剛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 三十年代,胡適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 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適的提议和倡导。他寫給胡適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學生毛澤東……”。
  • 季羡林不是胡適的学生(他的老师是陈寅恪),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適提拔。
  • 林语堂在其留学中,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是靠着胡適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的,等他回国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毛钱。

[编辑] 自由主义

[编辑] 评价

胡適墓

胡适虽然掀起新文化运动,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虽然一生恪守中国传统文人道德,却受西方文明洗礼,蒋介石的挽联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

胡適以前在中國大陸是個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攻擊對象,中国大陆的教材過去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对胡适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但近幾年來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不过,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仍被选入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意识形态上,近些年来对胡適的負面評價也已经很少。

鲁迅曾发表过《“好政府主义”》等文,实则抨击胡适的盟友梁实秋,却也含蓄地批评胡适“软弱”革命立场。

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沒有甚麼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說,讀過胡適《四十自述》的人,在這一本口述(《胡適口述自傳》)中很難看到新東西。但是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提到:“所以吾人要瞭解晚年的胡適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際,於私人朋友談笑之間求之。胡先生沒有梁任公那樣憨直。對自己思想挑戰的文章,在胡氏著作裏是找不到的。”

余英時《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稱:“對於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我們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稱:“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我們也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在美國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一般水準,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給他相當高的評價:“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编辑] 主要论著

  • 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
  •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1日,于《新青年》第3卷第3号)
  • 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
  • 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20日,于《每周评论》第31期)
  •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
  • 著《尝试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诗诗集)
  • 著《胡適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姚名达订补)
  • 著《胡適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著《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 著《卢山游记》(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 发表《人权与约法》(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2号)
  • 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 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 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
  • 著《人权论集》(1930年,上海,新月书店,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
  • 发表《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0日,于《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 著《胡適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著《胡適文选》(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30年,吴淞,中国公学)
  • 校编《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 著《四十自述》(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译《短篇小说》(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著《胡適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后删省为《胡適文存·四集》,台北,远东,1953年
  • 著《南游杂忆》(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
  •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
  • 著《藏晖室札记》(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適留学日记》)
  • 著《胡適的时论》(1948年,六艺书局)
  •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国社;即《胡適时论》的增改本)
  • 著《齐白石年谱》(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
  • 编《台湾纪录两种》 (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与罗尔纲合校编)
  • 发表《容忍与自由》 (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10期)
  • 著《丁文江的传记》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 编《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61年,台北,自印本)

[编辑] 家庭

  • 父亲:胡傳,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 母亲:冯顺弟。
  • 妻子:江冬秀。由胡适其母包办。在当时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后,胡适并未像其他青年一样毁掉婚约,而是继续维持,对此,胡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1917年成婚。
  • 长子:胡祖望(1919-2005),旅居美國。
  • 女儿:胡素斐,早夭。
  • 次子:胡思杜(1921-1957),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鬥爭,后于1957年反右中自杀身亡。

[编辑] 相关条目

维基语录上的相关摘錄:


[编辑] 参考文献

  1. ^ 胡适杂忆(增订本),唐德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ISBN 7-5617-1799-7,第40页
  2. ^ 見蕭啟慶〈推陳出新的史學家陳垣〉《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台北:聯經,2008)頁399,ISBN 9789570832280
  3. ^ 《神會和尚遺集》:「恰好民國十五年我有機會到歐洲去,便帶了一些參考材料,準備去看倫敦巴黎兩地所藏的敦煌卷子。九月我在巴黎發現了三種神會的語錄,十一月中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此外還有一些極重要的禪宗史料。我假定的計劃居然有這樣大的靈驗,已超過我出國之前的最大奢望了。」
  4. ^ 江燦騰:〈從胡適博士到印順導師──關於中國唐代禪宗史研究近七十年來的爭辯與發展〉


[编辑] 外部链接

外交職務
前任:
王正廷
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
1938年1942年
繼任:
魏道明
學術機關職務
前任:
蔣夢麟
北京大學校長
1945年1948年
繼任:
湯用彤
前任:
朱家驊
中央研究院院長
1957年1962年
繼任:
王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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