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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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饿饭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但民间亦存在两种用法。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三年大灾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共产主义黑皮书》称为史上最大饥荒[1]

原因[编辑]

直至1980年代初,中共政府的立场,正如“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称所标示的,认为这场大饥荒主要是由于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打麻雀运动等一些计划失误造成的;中共政府也暗示苏联向中共索要债务也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但从未能出示苏联索要债务的证据。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者基本认同的观点是严重的体制问题和伴随着大跃进的政策转变是饥荒的关键原因。[2]从1980年代开始,中共官方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政策错误因素在灾难原因中的重要性,宣称三成责任归于自然原因,而七成责任归于错误管理。[3]:130–131

当时中共政府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腐败和伴随的一些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中共官员强征强抢人民粮食财产,加速了饥荒情况的恶化;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为保障其党员与高级干部的食物、肉类及烟不虞匮乏而批示“特需供应”的报告,依官员级别满足所需,造成特权供应[4]。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共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例如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的1959年[5],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6][7]

在大跃进期间,耕作被强制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而基于私有土地的生产被禁止。这种强制的集体化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认真干活的动力。钢铁生产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以钢为纲)。百万计的农民被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劳力当中。因为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而缺乏基本技术设备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之下产出的只是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劣质的生铁或者废铁块。

伴随着集体化,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伪科学理论的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会因此相互竞争而相互妨碍生长,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特文提·马尔特瑟夫(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于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

在集体化农业实施这些极端转变的时候,又遇上了干旱和洪水等恶劣气候。在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8]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北方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9]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根据中共政府资料报导天气异常,例如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降雨量超过30英寸,这代表了同期整个华南天气状况。[10]

1959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1961年产量只有1958年的70%,[11] 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12]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来源请求]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粮食减产,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粮食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13]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远少的剩余。阿马蒂亚·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灾害,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毛的中国恰恰在因为错误的经济政策而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自由媒体,毛的错误经济政策能够持续三年得不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13][14]

Joseph C. H. Chai 用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分析,发现1960-1962年粮食减产使得饥荒无法避免,而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政策错误,而不是中共政府所说的天灾或苏联逼债。在粮食分配上,乡村比城市减少的更多,使得饥荒在乡村比城市严重。[3]:129-141

有人[谁?]认为公共食堂制度是触发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农民必须十分节省地吃粮食,从而坚持到下一次收获。而大食堂制度将农民的口粮强制性集体化,提倡“敞开肚皮吃饭”,再加上不少基层干部从中克扣,使得本来就匮乏的粮食被提前消耗殆尽。据前国家统计局长薛暮桥估计,1958年大食堂过度消耗粮食多达1750万吨。这使得在1958年收成不错的情况下,仅仅半年之后就发生饥荒。[15]

对外援助[编辑]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16],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除了对外援助,困难时期的粮食出口情况也逐渐被披露。例如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披露[17],1963年5月1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名古屋西港的途中触苏岩礁沉没,船上装载着玉米1.3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等。而青岛港离东营、滨州等山东粮荒重灾区仅有二百公里。

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编辑]

中国政府的看法是:1958年,由于中国政府“一五”计划超时间、超幅度地完成,导致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生产力发展进行了过度乐观的错误估判,引起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使得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右倾现象十分严重,因而在全国内引发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导致无人敢于指出错误,加之1959年-1961年期间自然灾害异常严峻,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发生惊人的危机。

目前中国政府仍未能提供确凿的原始天气数据证明三年期间全国发生严峻自然灾害,而更多的证据表明[18],三年期间没有大规模自然灾害。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四川更是风调雨顺,然而错误的分配政策,使四川省大部分粮食用于调配往安徽等灾情严重省份,而本省留存粮食尚不足四川省总产出的10%,使得四川发生了惊人的饥荒。

有些人则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年粮食增加一倍的口号,因而导致各地掀起“浮夸风”,各级干部严重夸大、虚报粮食产量所造成的。由于施行统购统销的关系,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的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原本应该留下的口粮、种子、饲料“三留”也全都上缴。于是各个农村的粮食短缺,公共食堂无米下炊,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19]

“反右倾”斗争导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倾[20],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21]。这样颠倒是非,使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危[22],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成风,处处隐瞒、谎报灾情。例如河南省委于1959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一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例如:河南信阳)为了隐瞒灾情,阻止饥民外出讨饭,截取邮件阻止信息传播,让农民失去逃荒的自由、求救的自由,也是导致灾情严重恶化的原因。信阳最终饿死至少105万人,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23]1962年夏,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24]

中国经济学者茅于轼认为,中国关闭粮食国际市场的进出口是饥荒的主要原因[25]

相关损失数据[编辑]

大跃进时期特别是农村地区推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灾难性的全国大饥荒,人们因为缺乏食物而死去。死亡的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专家的估计从2000万至8000万不等。

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浩劫的死亡人数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其中,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并直接导致四川省经济衰退,退出比较发达省份的序列,成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样的中下等经济省份。[26][27]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28]。当时安徽副省长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500万人。[29]中共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李坚调查安徽截至1961年3、4月间饿死人的总数,将生产队、公社,再到每个县的统计数字逐级汇总,安徽全省饿死人总数350万,正式上报为300万。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在文革后表示:核实结果,安徽饿死350万没错。[30]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2.5。[31] 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32]甘肃定西地区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宁夏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皆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因为缺粮断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丧命的,最少已接近百万。其中通渭县,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多,全县人口总数到1980年还没有恢复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33]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34][35]

阿马蒂亚·库马尔·森等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13][14]

政府封锁与媒体揭露[编辑]

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封锁消息的策略,并至今未能透露死亡人数和人民遭受饥荒的惨状。当时的新闻至多以各地大面积发生“浮肿病”作为报道题材,从中也可以看出饥荒的严重情况。随着新闻的逐步放开,有多个媒体开始揭露大饥荒的情景。例如2008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以《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36]。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指人相食),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37]2013年11月20日,美国劳改基金会英语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庄向媒体公布了安徽和甘肃两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国官方调查文件。[38]信阳事件中,当地专区地委书记路宪文禁止信阳专区农民逃荒,派出多队巡视员拦截逃荒者,并禁止当地信件外流。

1954年5月张仲良调任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是三年大饥饿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

争议[编辑]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39]。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40]。此后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同时不断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人饿死。[41] 直到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42]迟至1997年版,《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过去200年间大饥荒的列表,尚未收录这场59-61年的中国大饥荒。[14] 但该书1999年版中的“饥荒”条目,则明确称中国大跃进饥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饥荒”之一,“造成了多达两千万人丧生”。

中国教科书在提到三年困难期时,认为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运动路线导致,但官方对死亡人数一直保密,或者从未做过系统的大面积调查,最后导致不了了之。

目前,争议主要是非正常减少人口的具体数字与三年经济困难的责任追究。

也有部分人认为[谁?]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共同导致了自然出生率降低,而使三年内人口数据出现巨大缺口,该推测同其他的人口减少数据等争议一样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口统计而无法得到验证。

2012年4月,《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通过新浪微博否认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上千万人,引发网友激烈抗议。次日,北大教授孔庆东等人转发微博支持林治波,表示饿死人是谣言,是“外国人”写的党史。

随后,2012年5月21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为大饥荒做了专题,质疑以上微博的真实性。

灾害责任[编辑]

究竟谁应当负责关于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都提出了著名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43]

中国官方声称这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一同造成的[44]。中国官方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的罕见自然灾害所致,现在则回避这一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并没有收录“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这一提法值得质疑,因中国大陆有大约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从未发生过。

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气象日志研究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45]。人为的原因只有曾经因日本侵华而导致的多年抗日战争才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自然灾害”是一种出于历史政治或者科学技术方面的原因而非常局限的说法,现在看来也具有某种政府推卸责任的意味。

很多人认为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特别是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被认为是后来造成中国大陆三年饥荒,而且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灾难型后果的重要原因。例如四川《巫山县志》就记载:“农村青壮劳力上山炼钢铁,田间生产仅依靠老妪妇孺,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丰收未能归仓”[46][47]当时的《人民日报》到处都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的言论。很多专家纷纷讨论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的情况,并要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情况。

费正清教授1991年出版的《中国新史》专章讨论“大跃进”,开宗明义即说中国共产党所强行的政策是大饥荒的原因之一。[48]

大饥荒口述历史《寻找大饥荒幸存者》的作者依娃表示,在没有战争、没有天灾、没有瘟疫的情况下,饿死了四千至五千万的人口,完全是当时统治者的政策错误,这一点必须明确。饿死就是饿死,不要使用“非正常死亡”这个词。[49]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2期上发表的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把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保证和不妨碍他乾纲独断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1961年初举行的中苏贸易会谈中,苏联体谅中国的国情,提出“还债的事可以缓3年再说”。但这一说法至今无从考证,存在争议。[50]而在中国民间舆论中,长期将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归咎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因素之一。沈志华教授表示:传闻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51]

中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52]

1950-1960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单位:万吨)[6][7]
年份 出口 进口 净进出口
1950 122.58 6.69 +115.89
1951 197.11 +197.11
1952 152.88 0.01 +152.87
1953 182.62 1.46 +181.16
1954 171.10 3.00 +168.10
1955 223.34 18.22 +205.12
1956 265.12 14.92 +250.20
1957 209.26 16.68 +192.58
1958 288.34 22.35 +265.99
1959 415.75 0.20 +415.55
1960 272.04 6.63 +265.41
合计 2500.14 90.16 +2409.98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库马尔·森从制度层面研究饥荒,结论:全世界历史上,民主正常运作的国家从来不会发生饥荒。[53][54]所谓民主“正常运作”,是指有自由表达不同观点,而不是多数人暴政[55]他表示,中国大跃进失败造成1958-1961年饿死三千万人,而政府却不修正错误的政策,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另一个因素是缺乏资讯;公社里的人当然看到眼前的不好,但是他们看到报纸上说形势一片大好(这是没有新闻自由的结果),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失败了,而不是政策有问题,所以他们数字造假。当大饥荒达到高峰的时候,北京根据造假数字,得出的结论是收成比实际多出一百万吨。[56]

经济学家孟昕、钱楠筠等教授研究大饥荒的制度原因,发现1959年大饥荒开始的时候,粮食产量是食用所需的三倍以上。而人均粮食产量高的地区,反而饿死的比率比较高。他们认为这是中央计划经济下,政府难以搜集产量新资讯并且作出调整的结果。[57][58]

非正常死亡人口统计[编辑]

由于多种原因(主要基于政治立场),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方面,存在着广泛争议,且分歧巨大[59][60]。既有认为人数在250万以下,也有认为死亡人数逾4000万的观点(如陈一咨冯客教授、孙尚拱教授),但部分学者没有区分出生人数的减少和死亡人数的增加[原创研究?]。学术界对中国当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大多以中国政府官方发布的调查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冯客、周逊等人也使用了中国省、县、市档案局的档案(例如公安局报告)[61][62][63]江苏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估计三年困难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64][65][66][67]。在支持存在大规模非正常死亡观点的学界中,即便是最保守的说法,也超过了1000万[68]

中国在1953年和1964年进行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69]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统计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70]在中国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71]

中国统计部门公布的人口出生和死亡数据 (单位:万)[72]
年份 出生人数 死亡人数 时期 出生人数合计 死亡人数合计
1954年 2245 779
1955年 1978 745 1954—1956年 6199 2230
1956年 1976 706 1955—1957年 6121 2139
1957年 2167 688 1956—1958年 6048 2175
1958年 1905 781 1957—1959年 5719 2439
1959年 1647 970 1958—1960年 4941 3444
1960年 1389 1693 1959—1961年 4224 3602
1961年 1188 939 1960—1962年 5037 3298
1962年 2460 666 1961—1963年 6602 2289
1963年 2954 684 1962—1964年 8143 2152
1964年 2729 802

作为一个例子,下表来自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75]

曹树基的统计数据(单位:万)
省名 全部府数 灾区府数 全部县数 灾区县数 灾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排序
安徽 13.0 13.0 74.6 73.6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26.0 23.0 201.0 188.0 7191.5 940.2 13.07 2
贵州 16.0 15.0 81.0 74.0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17.0 17.0 96.0 91.0 3651.9 248.6 6.81 4
甘肃 13.0 12.0 108.0 87.3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13.0 13.0 128.7 106.7 4805.8 293.9 6.12 6
广西 12.0 12.0 75.0 72.7 2009.9 93.1 4.63 7
云南 22.0 22.0 132.0 112.0 1918.3 80.4 4.19 8
山东 12.0 12.0 140.0 126.0 5343.5 180.6 3.38 9
江苏 12.0 11.0 84.0 63.0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11.0 11.0 79.8 72.6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1.0 11.0 70.0 56.0 1547.9 31.3 2.02 12
辽宁 1931.0 33.0 1.71 13
广东 15.0 12.0 110.0 72.0 3839.3 65.7 1.71 14
黑龙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18.0 17.0 183.0 135.0 5544.6 61.0 1.10 16
江西 14.0 13.0 89.0 51.0 1713.6 18.1 1.06 17
陕西 12.0 4.0 101.0 30.3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11.0 10.0 91.0 51.4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计 248.0 228.0 1844.1 1462.6 63474.9 3245.8 5.11

2013年,孙经先教授对杨继绳的《墓碑》一书的批评,引发两人论战。 [注 1]大陆著名左派司马南和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陈奎德就毛泽东的评价进行辩论时,陈奎德指出毛泽东饿死了几千万人,有很多专著证实,而司马南则说这是谣言,并说毛泽东时代人口从4亿增长到8亿。[91]

饥荒情况调查[编辑]

中国官方档案与口述历史也说明饥荒的情况。

由宋永毅主编,哈佛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档案资料,二千多万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92][93]宋永毅在总导言中表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的“粮食战争”。[92]

艾塞克斯大学历史系讲师周逊(时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冯客的助手),从中国官方档案中节选出121个,201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档案汇编《中国大饥荒,1958-1962》,档案中包括人吃人的记载。[94][95][63]

宋琳(笔名依娃)采访两百多名大饥荒幸存者的口述历史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于2013年出版。[96]余杰2005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开演讲《蔡元培与“五四”精神》,到了提问时,有学生问及毛泽东和“五四”的关系。余杰指出:毛泽东掀起“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致使三四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毛是冠绝古今的暴君。这时,有一名学生激动地站起来反驳说:“你说三千万人饿死,有什么证据?南京大屠杀死难三十万人,后来发现了好多万人坑;你说饿死三千万人,怎么没有发现一个万人坑?”余杰说,如果是今天,他会如此回答那名大学生:你读一读依娃的《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吧。[97]

周逊与依娃调查大饥荒的动机之一,是她们都有家人在大饥荒中饿死。[98][99]依娃表示,中国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一面哭墙,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大饥荒死难者的名字。[100]徐友渔表示,《墓碑》一书是为作者杨继绳大饥荒中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也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101][102]

参考、脚注[编辑]

脚注
  1. ^ 2013年,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系统的指出了饿死3千万理论的问题,尤其针对杨继绳的《墓碑》。称其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数据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数据都是虚假的。其称:1,《墓碑》在宁夏,凤阳,宁德,无为,涪陵等多处地方的人口数字存在夸大,伪造数据。2,只要某个地区出现了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就宣布这个地区有多少万人“饿死”了,这是错误的。3,杨继绳指出“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饿死人数”=“总死亡人数”-“正常死亡人数”。孙称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的基本原则。孙认为,3年困难时期出现的人口变动,是因为大跃进时期发生的大量的农业人口向工业的转移,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出现严重的漏报户籍,其他学者把这个认为就是非正常死亡就等于饿死是错误的。他最后认为“营养性死亡”只在极为有限的局部地区发生,为250万人左右。而在“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87][88][89] 杨继绳随后回复孙《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认为孙的研究脱离了实际的考察,再次重复了他的数据。[90]孙随后又回复杨继绳,称其墓碑的部分数据确实不真实,尤其涪陵地区当时只有430万人,事后还有370万人,死350万人是非常不合理的,杨继绳也默认了这点。他还指出“杨继绳公式”,即取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和之后的某几年死亡率的平均值作为基准:某年饿死人数=该年年均人口数×(该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这个思路是错误的,就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会严重的夸大的饿死的人数。[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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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1967年3月30日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表示“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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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著作[编辑]

相关条目[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