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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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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声援六四学生运动的横幅.jpg
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抗议活动后,于上海市所摆置的声援学生运动之横幅。
日期 1989年4月15日-1989年6月4日(1月2周又6天)
地点 包含北京市在内中华人民共和国400多个城市。
起因
目标 追求社会平等、解决中国共产党贪腐问题、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抗争方法 绝食静坐占领广场
结果
  • 军队干预并且驱散抗议群众
  • 赵紫阳远离政治核心
  • 江泽民获得提拔机会
  • 政治体制改革停止
  •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 市场经济改革速度放缓
冲突方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北京及中国大陆其它各地学生
部分工厂员工
知识分子
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市民
指挥人士
伤亡
死亡 241人至2,600人(各方估计并不相同)
受伤 7,000人至10,000人(各方估计并不相同)

六四事件又称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八九学运,中国政府一般称作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欧美国家则多以天安门广场抗议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来形容这次事件。狭义的六四事件是指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与试图阻止部队行进的民众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附近地区爆发流血冲突,也因此这次事件又被批评者称作“六四屠杀”或者是“天安门大屠杀”。而广义的六四事件则可以指从1989年4月开始,由大学学生所主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所发起长达2个月的学生运动,之后获得广泛民众支持并进而引发全国性示威活动。但以强硬派为主的政府高层最后决定实施戒严与派遣军队进行清场,之后在许多民众死伤与流亡、以及部分军人伤亡后示威活动宣告结束[1][2]

1989年4月15日,曾被迫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的改革开放自由派人士胡耀邦猝逝,许多北京市学生与民众以悼念他的名义进行集会活动[3]。在一些大学生主导下,原本于天安门广场举办的悼念活动转向要求对抗通货膨胀、求职困难以及解决中国共产党高层腐败等问题[4],之后抗议活动的诉求还包括有政府问责制、新闻自由以及言论自由[5][6]。抗议行动声势最高涨时,有大约10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参与这次示威[7]。中国政府曾以和解态度与示威群众展开谈判[8],然而学生于5月中旬时发起更为激进的绝食行动、进而促使得中国各地400多个城市陆续发起抗议以表达支持[9]

一连串游行运动造成中国政府领导高层意见出现分歧,最后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其他党内元老决心使用武力解决问题[10]。随后政府在5月20日宣布北京市实施戒严,并且调动多达30万兵力的军队前往北京[9]。在实施清场后政府大规模逮捕示威民众以及支持者,并开始镇压在其他地区进行的抗议活动,而国内警察和安全部队的装备因而获得加强。同时也禁止外国记者将有关事件的照片与采访影像纪录传往国外,以及严格控制国内新闻媒体对于事件的相关报道。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也因为六四事件而被免去所有职务[11],许多被视为同情抗议人士的官员也遭到降级或者肃清作为惩处[12]

赵紫阳被迫离开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后,其总书记职位则由获得中共八大元老支持的江泽民接替。然而这次政治变动很大程度上造成改革开放政策被迫暂缓,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获得恢复[13][14]。中国政府在态度上谴责这次抗议活动为“反革命暴乱”,在中国大陆地区被视为敏感话题并且禁止一切讨论或者悼念行动[15],然而至今也有许多要求平反六四的声音出现[16][17];也由于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提供更多资料,许多事件发生经过仍然未知或者未经证实,其中光是死亡人数的估计便从数百人到数千人都有[18]。而国际上在事件发生后广泛谴责中国政府以武力对付示威群众,许多西方国家亦决定实施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政策[5]

名称

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的维园六四21周年烛光晚会所摆设的标志。

中文世界中在描述有关1989年从北京市所发起的抗议时经常称作“六四事件”,有时候也会直接简称“六四”。这样命名的依据一方面是要和过去同样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重大抗议活动其命名习惯一致,包括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76年的四五运动等;另一方面“六四”也被拿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天安门广场要求抗议群众撤离的日子,不过实际上军队的清场行动早在6月3日晚上便开始进行。除了以“六四”这个名称形容中国军队执行清场任务外,亦有人使用“六四运动”等词汇形容整起示威活动,另外描述事件发展过程时有时候也会用“八九民运”、“八九学运”等称呼。而中国以外的中文地区在批评中国政府对于抗议事件的镇压时,则会将事件称作“六四屠杀”或者是“六四镇压”。

不过在中国境内,上述名称在搜索引擎或者是公开论坛上皆被列为“敏感”字词。而互联网上为了要绕过网络审查而出现了许多替代名称形容六四事件[19],这包括有“5月35日”、“VIIV”(“6”和“4”的罗马数字写法)和“8平方”(82 = 64)等[16][20]。但由于上述词语在中国网站传播甚广,现在在中国境内多数知名网站也成为审查词汇。而自198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使用数个名称称呼,并借由修改字汇的方式逐步降低事件对往后社会的影响[17]。起初事件刚开始爆发时中国政府将其命名为“反革命暴乱”、接着简单称作“动乱”,事件结束后则以“六四风波”指称。最后则统一将所有指称当天冲突的名称改成更加中性的说法,也就是今日仍在使用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这类短语[17][21]

西方世界则经常使用“天安门广场抗议”(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或者是“天安门事件”(Tiananmen Square Crackdown)来描述一系列事件经过,过去新闻媒体也普遍使用“天安门大屠杀”(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这类字词[22]。但是在近年相关新闻报道中后者已逐渐减少使用[10],主要是因为绝大部分暴力事件实际上并非发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而是广场附近的木樨地周遭才有大量死伤出现[10]。不过“天安门广场抗议”或者是“天安门事件”等字词容易让人以为整起示威活动仅发生在北京市,实际上在当时许多中国城市都有相应的抗议活动出现[10]

背景

经济危机

邓小平重新获得政治权力后,在其主张下开始推动改革开放政策。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重新获得权力的邓小平改革开放列为重要政策[23]。同时邓小平开始提拔改革派成员担任重要政府官员,其中胡耀邦在1980年2月时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9月赵紫阳则接替华国锋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一职。这些市场化的经济政策普遍受到中国市民的欢迎,但是有关官员腐败和裙带关系的担忧因而不断增长[24][25]。其中中国自1950年代以来,便长期透过国家制定的定价机制让商品价格稳定处于较低水平,但也减少制造者对于增加产量的诱因。因此在最初的经济改革中设立了价格双轨制,采用一部分产品价格固定、一部分商品允许价格波动的作法。但是在市场长期短缺产品的请况下,这反而让具大量购买制品能力者能以低廉价格买入产品,之后再以市场价格贩售出去[26]。此外由于政府货币供应量过多且过快的缘故,造成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厂无法获得利润;但在1988年减少货币供应后,却又让许多金融贷款无法正常兑现[26]

1988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同意以市场经济作为基础、让价格体系恢复正常[27][28]。但是价格管制放松的消息传开后随即引起民间恐慌,中国各地民众开始大量提领现金并购买商品囤积[27]。中国政府对于民间的反应感到惊慌,不到2周内立即撤销了价格改革政策,但是价格闯关所带来的影响明显持续更长时间。这时民间社会面临快速通货膨胀的问题,根据官方所提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指出在1987年至1988年期间北京市物价增加30%,而许多领薪工人也因无法购买大众商品而感到恐慌[29]。此外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许多无法获益的国有企业被迫削减成本,进而让过去拥有工作保障与许多社会福利的铁饭碗开始面临生活压力[29][30]

问题浮现

胡耀邦
陈云
此时中国共产党逐渐分成以胡耀邦(左)为首的改革派和以陈云(右)为首的保守派,但都需要争取邓小平支持并下达决定后才能有所作为。

改革派领导人在1978年时原本设想知识分子将于往后发挥主导功用,从而领导国家实施更多经济改革政策,但这一情况并非如计划设想而实际出现[31]。尽管政府陆续设立新的大学并增加各校招生名额[32],但一方面由国家所指导的教育体制并没有充分和农业、轻工业、服务业与外国投资等市场需求不断增加的领域结合[33],另外一方面专精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必须进入有限的就业市场[32]。此外许多私人公司不再接受由国家所分配的学生,高收入的工作则让具有裙带关系或者与高层亲近者取得[34]。在条件优渥的工作已经遭人抢走后,剩余的职缺往往是当时绩效十分差的部门,而掌握实质权力者常常在该领域并无专长[29]。面对惨淡的就业市场以及出国机会有限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和学生们认为处理政治问题将能取得更大的既得利益。因此北京市各个大学校园开始出现名为“民主沙龙”的小规模政治研究社团[35][36],这些组织也逐渐激发学生参与政治的兴趣[27]

这时受逐渐采用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名义上保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面临信任危机[37]。对于民营企业的核可使得许多不良商人借由宽松的法律优势致富,甚至经常在过去不断强调“没有穷人”的中国社会中炫耀拥有的财富[29][38]。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也普遍对于国家的未来感到幻灭[39]。然而当人们希望政府能有其他改变作为时,尚未决定何谓“正确道路”的政府部门却迟迟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37]。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领导高层之间就发生的问题其应对方式出现分裂。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为首的改革派(又被称作“右派”)赞成政治自由化方针,借由允许多种想法的渠道让民众表达不满并进一步支持改革;但是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为首的保守派(又被称作“左派”)则认为改革开放已经过多,因此主张重新强化控制以确保社会稳定,并且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致。然而尽管中国共产党内部已渐渐浮现派系冲突,双方人马都需要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支持才能实施各项重要决策[1]

新思潮引入

早在1978年时包括魏京生等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呼吁政治改革,并在北京市西单民主墙开始张贴不同政见的大字报[40][41][42]。此时允许民众宣传政治自由与民主化的短暂时期又被称作北京之春,但随后魏京生于1979年3月遭到逮捕[43],西单民主墙也在同年12月时遭到封闭[44]。到了1986年夏天时,曾于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天体物理学教授方励之开始在中国各地大学展开个人访谈之旅,主要谈论内容包括有自由、人权以及权力分立等内容[45]。随后方励之成为当时大受欢迎的人物[46],有关他的发言记录也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着[47]。对此邓小平警告说方励之主张崇拜西方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和多党制度,将意味着损害中国传统价值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47]

而受到方励之的演讲与世界各地发起的群众运动影响,1986年12月时学生发起抗议活动以反对改革开放步伐过于缓慢。其中参与示威游行的学生提出许多问题,这包括有经济自由化、民主和法治等要求[48]。虽然这次抗议最初是在合肥市附近展开,但很快地学生运动便蔓延到北京市等各大城市。对此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阶层感到惊慌,开始指责抗议学生试图煽动文革式的动乱[49]。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被指责对于抗议活动态度过于软弱,并且因为没有适当处理这次事件而引起社会动乱。胡耀邦在遭到保守派人士大力谴责后,于1987年1月16日时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49][50][51]。在胡耀邦辞职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针对支持胡耀邦观点、政治自由化和西方风格者进行打压[52][53]。这项运动也制止了学生运动并且使得政治环境一度封闭起来,但胡耀邦因而获得中国共产党党内改革派人士、知识分子以及学生们的欢迎[54][55]

发起

胡耀邦逝世

1989年4月15日,曾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而猝逝,随后引起许多学生强烈回响并且成为聚集的最初动力[4]。大学校园里陆续出现许多歌颂胡耀邦的宣传海报,并且呼吁政府重新审视胡耀邦的观点[56]。几天后大多数海报开始提到更广泛的政治问题,包括有新闻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官员贪污问题等[57]。而4月15日后,一些民众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组织小规模的自发性集会以悼念胡耀邦;同一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在校园内建设胡耀邦的灵堂,北京当地学生也陆陆续续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隔天4月16日时,位于西安市以及上海市的学生也开始组织类似的小规模学生聚会[58]

4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制做了一个大型花圈英语Wreath以纪念胡耀邦,而在同一天有更多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59]。在下午5时,500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一同抵达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表达哀悼胡耀邦之意,之后来自不同背景的演讲者举办公开演说以纪念胡耀邦并且讨论社会问题。然而这次聚会很快就被视为将阻碍到人民大会堂的运作,因此警方介入示威群众并且试图说服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到了4月17日晚间,3,000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学校学生游行活动,很快地近千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生也参加其中[58]。两队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很快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而随着活动规模的增长使得聚会活动逐渐演变成为示威抗议,学生们开始针对政府起草并且提出7项要求: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二、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三、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

四、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

五、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六,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七,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59][60][61]

4月18日上午学生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其中一些群众开始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吟唱爱国歌曲,另外学生也在天安门广场上主办演讲活动[62]。与此同时数千名学生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入口新华门处,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与学生之间进行对话[63]。警方随即限制学生进入建筑物内,而学生则决定原地静坐示威以表达不满。到了4月20日大部分学生已经被说服离开新华门,之后警方便以警棍强制驱散了仍坚持继续静坐的200名学生,双方之间随即爆发小规模的暴力冲突[64][65][66]。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遭到警方虐待,而有关警察实施暴力的传闻也迅速蔓延开来[67]。最后新华门事件激怒了许多在校园里的学生,其中许多过去并没有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学生也因而决定加入抗议活动[68]。而在这段期间,一群自称“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英语Beijing Workers' Autonomous Federation则到处发布2份具挑战中央领导集团统治意味的传单[69]

另外上海市大学的学生在也走上街头以纪念胡耀邦逝世并且抗议政府的部分政策,在许多情况下这类行动获得各个大学共产党社团的支持。其中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书记的江泽民一方面向学生示威活动表示理解,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则派遣警察部队迅速控制街道秩序并且排除支持过学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4月19日时,立场靠近改革派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决定出版纪念胡耀邦之专题,而其中一篇由严家其所撰写的文章中对于北京市学生发起抗议活动给予正面评价,并且呼吁针对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台的作为重新进行审视。在得知中央政府其立场渐趋保守后江泽民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删除相关的长篇报道内容,但《世界经济导报》则是以空白页刊登以抗议文字审查[70]。最后江泽民则马上解除了总编辑钦本立的职务[71],而其果断的行动赢得中国共产党党内元老的正面评价[72]

学运组成

赵紫阳
李鹏
主张持续与学生进行沟通的赵紫阳(左)和主张对示威活动抱持强硬态度的李鹏(右)。

胡耀邦的国葬仪式最后决定在4月22日举行,而在前一天4月21日晚上约有10万名学生不顾北京市政府封闭广场以举办葬礼的命令而游行进驻至天安门广场[73]。其中中国政府领导高层皆前往人民大会堂内部参加典礼,并且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发表悼念词。尽管整个国葬过程向学生进行直播,然而由于纪念活动仅仅持续了40分钟便宣告结束而使得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情绪高涨[1][74][75][76]。之后尽管有保安人员封锁了人民大会堂东大门,但是仍有数名学生共同突破封锁。随后这3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表示要提交请愿书,并且要求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77]。然而没有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人民大会堂内出现,这使得绝大部分学生感到失望与不满[77][78]

而在4月21日至4月23日期间,学生们开始筹画创立真正的活动组织[58]。其中在4月23日时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并且选举当时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担任主席,而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也被推举为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随后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呼吁所有位于北京的大学全面无限期罢课以表示抗议[79],然而这样一个在管辖范围外独立的组织亦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管理地位[80]

4月22日接近黄昏时,在长沙市西安市则爆发了严重的骚乱事故。其中在西安市有暴徒纵火毁坏车辆、房子并起抢劫靠近西华门的商店[81][82],而在长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到暴徒抢劫,最后在这两个城市有超过350人遭到逮捕[83]。而在另外一方面,武汉市当地的大学学生则组织起来共同抗议湖北省省政府[84]。随着国家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立即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召开多次会议。其中赵紫阳强调要求学生停止进一步的抗议活动并且回到各自大学就读、动用所有必要措施以解决动乱行为并且不同级别政府将会与学生进行开放式对话[2]。尽管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要求赵紫阳应该谴责示威群众,并且认为应该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防治措施,不过赵紫阳最终驳回李鹏的看法。而尽管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等人曾建议他继续留在北京查看事态发展[58],赵紫阳仍然依照计划于4月23日飞往北朝鲜进行国事访问[85]

四二六社论

为了抗议在四二六社论的定性问题,数百万名学生与群众发起了四二七游行活动,在照片中可以看见游行队伍纷纷举起如“民主万岁,人民万岁!”、“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横幅标语。

赵紫阳在前往北朝鲜后便由留在北京市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代理领导行政机关,4月24日时李鹏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与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书记李锡铭以及北京市市长陈希同会面,希望能够了解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对此北京市政府官员想尽快解决危机,并且诬陷抗议活动实际上是为了推翻中国现有政治制度和包括邓小平在内主要政党领导人的阴谋。在总书记赵紫阳缺席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认为必须立刻向示威群众采取态度坚决的行动[85]。4月25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前往邓小平住处会见邓小平,邓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并且表示应该借由大众媒体适当地发布“警告”,借此来抑制示威活动因为不断传播而扩大[86]。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高层首次对抗议活动的正式评估,并且再次强调重要问题仍然是以邓小平的意见为准。李鹏随后依照邓小平的意见下令起草一份公报,并且向中国共产党各个机构和高阶官员要求应该设法对付示威群众[87]

4月26日时,作为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在其头版上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内容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88][89]。然而这项声明则激怒了学生,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故意要对付抗议活动。最后社论并没有成功吓唬学生放弃示威活动,相反地促使得更多学生愿意共同团结并且表态支持学生活动[86][90]。之后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下[91][92],4月27日时有50,000名至100,000名来自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经由北京街道前往天安门广场展开游行[93],其中学生团体成功通过由警方设立的封锁线并且沿途接受市民广泛的支持,特别是来自工厂的工人团体[1]。而组织这次活动的学生领袖则希望借由这次运动展现其爱国性质,并且还特意淡化有关反对共产主义的口号;其中在游行学生主要强调“反官僚、反贪腐、反任人唯亲”这一问题,但也提到学生仍然会继续“拥护共产党”[90]

这次示威游行成功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并且同意与学生代表会面。4月29日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会见了由政府批准的学生社团代表[94]。尽管会谈中讨论了包括报刊编辑、新华门事件以及民主自由等广泛议题并且获得一些实质性成果,然而包括吾尔开希等独立推举而成的学生领袖则表态拒绝出席[95][96][97]。赵紫阳于4月30日自平壤返国并且重新取得行政权力后,中国政府其对于学生示威活动的态度则更为软化。其中赵紫阳认为先前强硬派的作法已经被证明并没有实际效力,因此政府特别允许这次活动是唯一的选择[98]。赵紫阳随后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道抗议活动的发展,并且在5月3日到5月4日期间发表了2次同情示威群众的演讲[99]。在发言中赵紫阳提到学生关切政府官员贪腐之问题是正当的,同时这次学生运动亦应该被视为一种爱国表现[100][101]。尽管在5月4日当天仍然有10万名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以纪念五四运动[102],并且再度重申先前示威游行所提出的要求[103];但是赵紫阳的发言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所提出的社论内容[104],这使得很多大学学生都满意政府所做的让步[105]。到了5月4日结束时,除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学皆宣布罢课行动结束,随后大部分学生也逐渐失去参与抗议活动的兴趣[105]

升级

对话与绝食

4月中旬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便就如何回应学生运动而意见分歧,在赵紫阳从北朝鲜回国后这类讨论冲突更为加剧。其中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主张继续与学生展开对话话,然而以国务院总理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则主张应该要强硬反对抗议活动继续进行。在5月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上赵紫阳和李鹏再度针对这一议题有所冲突,李鹏认为国家稳定发展应该优先于任何事项,但是赵紫阳则反驳说中国共产党应该表态支持强化民主和透明度的要求,最后在赵紫阳强力推行下政府决定展开进一步的对话[101]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学生自治会所选举出来的正式对话代表团已经准备和中国政府展开对话[87],但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领袖不愿意由代表团单方面控制整个抗议活动[106]。在面对学生团体内部不和以及参与群众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包括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具有个人魅力的学生领袖呼吁采取更激进的作法来恢复抗议声势。其中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对话”只不过是一种诱骗学生就范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开始动员学生准备进行绝食[106],绝食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107]

最后学生决定在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高调进行国是访问的前两天5月13日开始展开绝食抗议[108][109];其中学生领袖认为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因此借由绝食抗议便能作为筹码来迫使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此外绝食获得社会大众广泛的同情,进而使得学生运动成为一种道德行为并且受到群众的追捧[110]。而北京的抗议活动促使得其他城市的大学也陆续组织了抗议和罢课行动,同时有很多学生也纷纷前往北京是参加示威游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约有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111]。整体来说于天安门广场上进行的示威活动仍保有秩序,来自北京不同地区的大学学生每天发起游行以表达抗议要求并且表示团结,同时许多学生也会在行进过程中齐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著名的《国际歌[112]

戈尔巴乔夫访华

在北京参与游行活动要求言论自由的浦志强,摄于5月10日。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时有关采访六四事件抗议群众的审查限制获得明显地开放,国家媒体开始播放包括绝食在内关于同情抗议群众的影像。然而由于担心示威活动将会失控,邓小平要求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应该清除广场上的抗议群众。为了达成邓小平的要求,赵紫阳决定仍使用柔性办法并且指示他的下属马上与学生进行谈判[110]。赵紫阳相信此时仍能够成功借由爱国主义吸引学生的关切,并且让学生了解到如果在中苏首脑会议期间让其他人士知悉内部有动乱迹象的话会使得全国难堪。5月13日上午民主党派负责人阎明复召开紧急会议[113],并且邀请到重要的学生领袖以及包括刘晓波陈子明以及王军涛等知识分子[114]。阎明复说表示政府已经准备与学生代表展开直接对话,但前提是学生必须先撤离天安门广场以举办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欢迎仪式,这样也使学生领袖们之间陷入分歧[115]

5月14日时,以戴晴为首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胡启立的许可之下直接通过政府审查在《光明日报》提出意见,呼吁学生应该要尽快离开天安门广场,但是许多学生却认为知识分子是为了政府发言而拒绝做出让步[111]。当天晚上,以阎明复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担任学生代表的沈彤项小吉展开正式谈判,其中阎明复肯定学生运动的爱国性质并且恳求学生从天安门广场上撤出[115]。虽然阎明复的诚意成功促使得一些学生愿意达成妥协,但是随着不同派系的学生间无法事先进行协调或者提出连贯的要求而使得会议变得越来越混乱,不久学生领袖在得知政府并不愿意承诺公开直播问题的谈判过程后宣告会议无限期中止[116]。之后阎明复直接前往天安门广场尝试劝离学生,甚至表示自己愿意被学生挟持以换取撤离的决定,然而学生之间并没有理会其劝告[1]。而在隔天阎明复还向李鹏询问是否愿意应学生要求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论的内容、并且将学生运动定调“爱国民主运动”,但这些建议都一一遭到李鹏的驳回[76]

最后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学生仍然决定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也使得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欢迎仪式上改在机场内进行。这次中苏首脑会晤是中苏交恶后相隔30年后进行的国事访问,除了标志着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外,同时也被视为中国领导人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突破[117]。然而相比之下由于学生运动仍然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而为这次会谈带来尴尬,进而​​促使得许多原本偏向温和派的领导高层也开始转向愿意实施“强硬派”的作法[118]。其中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中国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高峰会时,学生群众则在附近天安门广场上发起骚动和示威活动[110]。而在5月16日戈尔巴乔夫与赵紫阳会面后,赵紫阳则在国际新闻媒体前告诉戈尔巴乔夫表示邓小平在中国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对此邓小平认为赵紫阳的这句话是要将处理学生运动失当的过错归咎于他[119],随后这项言论标志着邓小平和赵紫阳2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之间决定性的分裂[110]

局势升级

绝食抗议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国各地对于学生的支持和同情[120],并且在5月17日至5月18日期间数百万名居住于北京市的各行各业居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而参与者还包括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员、警察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政或者是低阶的政府官员[7],同时许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政府资助的工会也鼓励其成员公开参与游行活动[7]。此外一些中国民主党派成员学生致信给李鹏以表达意见,而中国红十字会也特别下达通知并且安排大量人员前往天安门广场为绝食群众提供医疗服务。而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后,许多外国记者仍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并且报道于首都北京市进行的抗议活动,这使得学生运动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并且也让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保持克制。

至此原本于4月底声势衰退的抗议行动重新获得声望,5月17日时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陆陆续续涌进首都北京市以参与学生运动;而在中国各地400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其中包括福建省、湖北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当地的中国共产党党部都遭遇学生示威游行影响[9]。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迟迟没有针对北京发起的示威活动有明确的定位,这使得地方当局不知道如何处理于地区发起的学生运动。其中由于示威活动已经合并了许多范围广泛且关注不同议题的社会议题,这使得中国政府无法清楚分析哪些议题可以谈判乃至于示威活动提出那些要求。与此同时由于绝食抗议本身成为具有“牺牲特质”的行动就其本身而言,这使得无论是权威性还是合法性都逐渐丧失的中国政府无法处理这一情况[7]。在种种因素所形成庞大的压力情况下,中国政府内部开始讨论将戒严作为一种可行的应对示威活动之手段[121]

到了5月18日时,李鹏首次与学生会面并且希望能够安抚受到大众关注的绝食行为[121]。在会谈中学生领袖再次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四二六社论并且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举动”,但对此李鹏则表示政府主要关切的是因为绝食而送往医院诊治的患者。尽管这次讨论仅取得了少数实质性成果,但是学生领袖也因而得以在国家电视台重要节目上有出现的机会[122]。而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则在温家宝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而听闻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鹏则是抵达广场后马上离开。赵紫阳在4时50分时借由扩音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的举动,并且告诉学生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123]。这个时候的赵紫阳已是心力交瘁,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123][124]

戒严

颁布戒严令

自1978年开始担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最后决定实施戒严。

随着示威活动不断升级并且扩大,最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决定采取果断行动。5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邓小平的住所召开会议[76][125]。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不断让步的处理方针遭到其他成员的批评,其中李鹏和邓小平宣称赵紫阳于5月4日发表的和解谈话使得学生不再惧怕中国政府[125]。邓小平警告说如果北京市进行中的抗议活动不迅速平息的话,意味着中国将冒着另外一次内战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风险,而他的意见亦得到其他中国共产党党内元老的支持[126]。邓小平随后表示应该宣布戒严以表达政府无法容忍抗议活动持续进行的立场[127],同时为了证明戒严有其作用性而决定将示威群众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倡导者的“打手”,并且指称是幕后筹画的人士试图打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并且进一步实现他们个人的野心[128]

同日傍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中南海制定了有关戒严之计划,期间赵紫阳赵表示由于无法同时实施戒严而准备辞去职务[129],同时他也不确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严决定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130]。之后胡启立亦表示他并不愿意实施戒严,但相对的李鹏以及姚依林都表态支持宣布戒严的决定。乔石则提到虽然他反对政府在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但是他本人并不认为实施戒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131]。而出席此次会议元老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则强烈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必须遵循邓小平的命令,之后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秘书长的杨尚昆更动用其权限开始调动军队进入首都北京市[131]

5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与军方领导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元老会面。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并表示实施戒严是唯一的选择,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宣布他“错误地”选择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且决定从将赵紫阳隔除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会议外。邓小平还发誓要要强硬处理赵紫阳的支持者,并且对此开始进行宣传工作[76]。到了5月20日时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实施戒严,并且从5个大军区中动员了至少30个师[132],其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24个集团军中便至少有14个被要求部署军队[132]。其中多达250,000名士兵借由最终被送往首都北京市进行部署,其中有一部分军队则借由空运和铁路运输前往各自的目的地[133],而广州民航当局甚至还事先安排普通机票以准备随时运输部队[134]。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进入城市后随即遭到大量集结的群众拦阻,在受到大量群众包围军车队伍并且阻止其进退的情况下使得部队在郊区无法继续前进[135][136]。抗议群众也纷纷向士兵发表演讲并且呼吁后者加入他们的行动,同时示威群众还提供士兵食物、饮用水和相关用品。在部队迟迟无法向城市内部推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于5月24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著[9][137]。然而尽管示威群众成功逼使军事部队撤离被视为抗议活动“扭转颓势”的表现,但是中国政府仍然不断于中国各地调动部队以准备展开之后的行动[134]

撤退与留守

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的内部分裂则更为加剧,5月下旬时学生所组织的抗议活动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导人或者是一致性的活动使得情况变得越来越混乱[138],同时伴随着天安门广场上聚集著大量群众使得示威队伍出现严重的卫生问题[139][140]侯德健建议学生领袖进行公开选举以选出学生运动的发言人,但是遭到学生团体的反对[1]。另外一方面王丹则认为近期中国政府将有可能发起军事行动以镇压示威活动,因此主张让学生先从天安门广场暂时撤回校园并且另外组成相关团体,但这个建议则遭到主张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强硬派学生反对。随着派系冲突日益增加,各个派系开始争夺位在广场中央的学生广播中心,期望能够借由控制扩音器的方式掌握学生运动的控制权。各个派系也开始派遣一些学生前往火车站迎接来自全国各地声援的学生们,并趁机将他们拉到自己的派系之中以获得支持[1]。学生团体开始指责其他派系的成员别有用心,这包括有勾结政府成员并且试图借由学生运动以获得个人成就[1]

在5月27日时,香港将近300,000人则参与在跑马地马场举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不少香港名人应歌唱邀并且表示对北京学生的支持。到了隔天在李柱铭司徒华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领导下,香港150万名群众聚集在于香港岛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而同一天在世界各地也发起了全球华人大游行的活动[141]。而在这期间,包括美国日本等政府也针对中国发出旅游警告。之后北京市的报刊上则陆续发表许多呼吁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并且结束抗学生运动的文章,其中在6月1日于《北京日报》刊载的《天安门广场啊,我为你哭泣》这篇文章中指称由于示威运动内部混乱和无序而使得作者感到失望[142];但是这些文章也使得许多不愿意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感到愤怒并且开始组织抗议行动[142],数千名学生便列队自行游行至北京街头以表达不愿意撤离天安门广场[143]。随后刘晓波周舵高新3名知识分子以及台湾歌手侯德健宣布发起第二次绝食活动[144][145],并且希望能够借此重新提振民主运动[146]。而由于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后许多学生都渐渐感到疲累,这使得原先学生内部的温和派与强硬派之冲突也渐渐停息并且开始展开对话[147]。之后刘晓波等人在发表的声明中提到绝食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公开批评政府,同时提醒学生们他们现在的事业是值得奋斗的,并且促进学生能够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以提出继续改革的要求[148]

到了6月2日晚间,一辆警方吉普车在行进时不慎撞击4名平民并且造成3人死亡,这件事造成示威群众开始担心军队和警察试图进驻天安门广场[149]。对此学生领袖随即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设置路障以防止部队进入城市中心[149]。到了6月3日上午,学生和居民则发现有身穿便衣的军队试图走私武器进入城市[1],学生团体随即将其抓住并且把武器交还给北京市警方[150]。学生随后于中南海的门口外进行抗议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赶[151]。另外一批没有携带武器的部队从人民大会堂出现后很快遭到抗议群众包围,并且在混乱中造成数人受伤[1][152];之后双方原地坐下并且开始吟唱歌曲,最后部队撤退回到人民大会堂大厅内[137]

清场

清场令

刘华清
迟浩田
担任戒严部队总指挥的刘华清(左)上将和担任副指挥的迟浩田(右)上将。

6月1日时,李鹏发表了《关于动乱的实质》报告提供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每一名成员作为参考[153]。在这份提交报告中主要是说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关清空天安门广场其必要性和合法性,并且指称示威群众为恐怖分子和反革命分子[153]。在报告还指出随着经济问题的持续增长使得学生们并不打算离开天安门广场,同时这批示威群众也广泛获得民众的支持[154]。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也向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提交了有关戒严的进一步论证报告,内容强调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已渐渐渗透到中国各处,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负面观念也给学生带来影响[155]。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认为美军部队已经介入学生运动,并且期望能够借此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156]。这份报告成功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制造胁迫感,并且为之后军事行动提供理由[155]。加上中央政治局也收到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报告,指出部队已经做好协助稳定首都现状的必要准备。种种因素促使得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受了戒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说法,也同意之后借由武力来清场以克服政治危机的方案[157]

6月2日随着学生的抗议运动的有所增加,更加巩固了中国共产党高层以武力解决政治危机的决定,并认为在几天之内便应该要采取行动。同一天邓小平、数名中共八大元老以及李鹏、乔石姚依林3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再度召开会议,最后同意实施清场以“能够结束暴乱并且恢复首都秩序”[158][159]。他们还一致认为应该尽可能和平地完成清空天安门广场的作业,但是如果示威群众不配合的话部队也被授权得以使用武力完成任务。而在这天国营报纸报道军队被安排在北京市十大重要关键地区[143][147]第27集团军第65集团军第24集团军则被秘密转移到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以及东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大楼内[160]。6月3日下午4时30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3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见了军方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书记李锡铭、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161],并最后确定了有关戒严实施的具体办法[158][162]。尽管命令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有关开枪射击的指令,但是允许“使用任何手段”便被一些单位认为已经授权使用致命武力。而在执行清场当天晚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分别于人民大会堂以及中南海监督任务执行状况[158][163]

木樨地冲突

6月3日晚间国营电视台陆陆续续警​​告北京市居民留在室内[164][165],但是受到前两周成功阻挡军队的影响使得大批市民仍然走上街头以阻止部队行进[166]。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从北京市每一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前进,其中分别由第38集团军第63集团军第28集团军负责西面、空降兵第15军第20集团军第26集团军第54集团军负责南面、第39集团军卫戍第1师英语1st Armored Divis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负责东面以及第40集团军第64集团军负责北面[150]。大约晚上10时,第38集团军在广场西方约10公里的长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上向示威群众开枪[150][167],群众对于军队使用实弹射击感到惊讶并且开始以物品丢掷部队[150]。其中32岁的航太技术人员宋晓明成为当晚第一位经证实的死者[150],之后军队遭指控使用在射入人体后将会碎裂并且造成更大创伤的达姆弹[9]

到了10时30分,行进中的军队被迫暂时停在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大约5公里的木樨地,并且试图排除民众将双节无轨电车放置在墙上且放火焚烧而成的临时路障[168][169]。随后附近公寓建筑的居民试图阻拦军方的车队,但是第38集团军再度开火并且造成重大人员伤亡[61][9][163],其中跟据天安门母亲运动所调查的死者报告中有36人在木樨地死亡[163][167][168]。另外士兵在木樨地附近还向公寓建筑开火并且造成阳台或者室内有人因而丧生[137][163],也这其中也有数名中国共产党高级党政官员在公寓察看事态发展时遭到枪杀[163]。第38集团军最后使用装甲运兵车将电车车厢撞开,并且持续与试图仓促搭起路障或者组织人链的示威群众对峙[163][170],之后部队行经长安街经过南礼士路复兴门西单天安门期间都有造成伤亡[150][171]。而负责南面的空降兵第15军伞兵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且在珠市口北京天桥正阳门等地也造成平民伤亡[167]

部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且造成死伤反而激怒了北京市的居民,其中一些人开始以棍棒、石块和自制的汽油弹攻击士兵[172],甚至纵火焚烧军车[173]。中国政府以及其支持者表示军队主要是为了自我防卫而动用武力,并且提出部队的伤亡证明使用武器的正当性,而在报告中便有士兵在街上遭到活活烧死或者是被其他人殴打致死的纪录[174]。而根据吴仁华的研究指出在6月3日晚上10时军方开火后群众才开始向部队做出反击,并且相较于数百名平民因为枪击而死亡相比,因为示威群众暴动而死亡的军事人员则仅有7人[175][176]。不过在这过程中亦有学生和居民试图保护遭到愤怒暴徒攻击的士兵,同时也有军事单位拒绝针对平民执行开枪之命令。

进驻天安门

晚上8时30分时,由于军队的直升机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使得示威学生在各个大学校园呼吁学生加入其行列。晚上10时,示威学生依照预定时间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举办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仪式[177]。但是10时16分时,由政府控制的扩音器警告说部队可以在实施戒严期间采取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177]。到了晚上10时30分,随着看见军队以实弹射击的目击者陆陆续续从北京市市区西侧和南侧进入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也了解到有关暴力事件的消息[177]。在午夜时分,学生扩音器则宣布一名学生在靠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西长安街遭到杀害,这使得待在广场上的群众陷入忧郁情绪[177]。学生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录随即要求学生保持团结,并且坚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争取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177];在上午12时30分时吾尔开希则指控一名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在晚间离开校园后遭到杀害,之后吾尔开希便因为昏厥而被救护车带离广场[177]。而在这时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177]

大约凌晨12时15分军方开始发射了照明弹以提供夜间照明[178],并且第一辆63式装甲运兵车自天安门广场西侧出现并且从广场前的道路快速通过[177]。到了凌晨12时30分左右则有2辆装甲运兵车抵达天安门广南侧,学生便陆陆续续向军方车辆丢掷水泥块[177][179]。之后其中一辆装甲运兵车突然发生故障而无法移动,示威群众便用棍棒破坏车辆并且以浇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烧。而因为车辆遭到焚烧而紧急逃出的3名乘客则被示威群众殴打,但学生则组织警戒线并且护送3人到位于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急救站医治[177]。之后在承受极大压力的情况下学生领袖曾经一度放弃非暴力手段并且准备展开报复行动[180],其中柴玲便曾一度使用扩音器呼吁学生准备对抗“无耻的政府”[180]。但最后她和李录同意继续维持和平手段的做法,并且没收学生所持有的棍棒、石块和玻璃瓶等可能被视为武器的物品[180]

到了凌晨约1时30分,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队伍前沿分别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两侧[181]。他们开始封锁天安门广场四周并且将里面的示威学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开离,而在过程中也杀死数名示威群众[10]。同时第27集团军与第65集团军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出现,而第24集团军也于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进行部署[180][182]。在遭到军队包围之后,数千名仍然留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则开始往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聚集[183]。到了凌晨2时后,部队开始尝试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的示威群众施加压力[184];而学生广播则不断呼吁军队放弃使用武力,并且提到:“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181]”大约凌晨2时30分,几名工人则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架设其所从装甲运兵车上拆解的机枪,并且发誓要向杀害许多示威群众的部队报仇[185]。之后在侯德健劝说下供人们选择放弃武器[185],而刘晓波则在纪念碑的栏杆公开砸坏另外一枝没有子弹的步枪以重申非暴力运动的立场[185]

群众撤离

凌晨4时之后,部队开始于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指示,可以看见背景处的人民大会堂以及地上的燃烧物。

之后曾在木樨地看见军队枪杀民众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邵江呼吁由知识分子带领示威学生与群众撤离广场,并且表示已经有太多人丧生。刘晓波原本表示不愿意撤离广场,但最后仍被说服并且和周舵高新和侯德健一同与学生领袖商讨撤离问题[181],不过包括柴玲、李录和封从德等人在听到撤离意见后最初都拒绝撤离[181]。凌晨3时30分,在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的2两名医生建议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尝试与士兵进行谈判[185][186]。他们随即乘坐救护车抵达天安门广场东北角并且与第38集团军336军团政治委员季新国会面[183],季新国随即向戒严部队指挥总部转达请求并且获得同意为学生开辟往东南方安全撤离的通路[185][183]。凌晨4点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同时官方的扩音器宣布:“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181][187]”不过此时学生们则是一同唱起了《国际歌[188],并且认为军队准备执行最后一项清场任务[185]

凌晨4点30分时,天安门广场上的重新开启了照明并且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逼近纪念碑[189],随后部队在聚集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示威群众周围10米处重新部署[189]。而侯德健回来后先是尝试说服事先知情的学生领袖接受他与部队的协议,在大约4时32分侯德健透过学生的广播表示他先行和部队达成谈判[189],然而许多第一次知道这次会谈的学生则气愤地指责他过于胆怯[189]。封从德之后则在广播中解释由于已经没有时间召开紧急会议,而将以口头表决的方式决定示威学生之后的集体行动。但尽管“坚守”的声音比起“撤离”还要来得更加响亮,封从德仍然表示“撤离”意见较为多数而决定带领群众撤离天安门广场[168]。不过大约在4时40分时,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冲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且破坏学生的广播设施[189][190];而其他部队则殴打数十名在纪念碑旁的学生,并且扣押或者破坏他们的相机和录音设备[189]。随后士兵开始以棍棒、枪托和刺刀来强制驱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群众,之后也有学生和教授尝试说服仍然坚持坐在纪念碑底层的学生离开[189]

大约早晨5时10分学生们开始离开纪念碑,示威群众们手牵着手往广场东南角安排的通道撤离[168][191],不过也有些学生则是从广场北侧离去[189]。而这时军方则要求那些拒绝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必须加入撤离行列[190],除了以对空开枪的方式要求剩下的群众撤出广场外[189][192],并且还调动59式战车部队封锁前往广场的道路[193][194]。在确认所有示威群众都离开广场后,军方派遣军用直升机运送大型塑胶袋并且命令士兵开始清理广场[194]。而6月4日早上6时,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在沿着长安街自行车车道上准备走回校园时,3辆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的坦克发射催泪弹并且冲撞人群,造成11名学生受伤[195][196][197][198]。到了6月4日上午数千名先前撤离的示威群众、清场行动中伤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举动激怒的工人尝试从东长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9],但是当人群靠近部队时士兵则随即往群众处开枪射击作为警告[9][199]。然而由于有数人因而遭到部队枪击,之后暂时撤离该处的不满群众便又会尝试重新前往占领广场空地[9][200]。之后群众多次尝试进入天安门广场内,但是军队则持续负责管理广场并且持续两周都不向大众开放[201]

影响

后续示威

6月5日时上午,王维林长安街上阻挡行进中的59式战车队伍,可以看见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部署大量军力。

北京市市区自6月4日军队已经控制天安门广场后便逐渐恢复稳定状态,不过在6月5日时西方媒体所拍摄和录制的王维林长安街阻挡坦克行进的影像于世界各地引起轰动,并且被视为整个六四事件标志性的照片之一[202]。之后香港随即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声援北京的示威群众,而许多国家也对于军队清场一事发起抗议活动。而在曾经加入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学生返回原本校园以及部队实施清场的消息传开后,中国内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汉市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等城市都在都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并且持续数天。其中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在6月5日时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丧生。其中成都市当地部队使用震撼手榴弹、警棍、刺刀和电击棒攻击平民,而当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医院不能接受学生或者是提供救护车服务[203]。而西安市在6月5日到6月6日期间,当地学生也发起大规模游行活动,并且联合参与罢工的工人开始设置路障[204][205]。不过到了6月8日时陕西省省政府便表示城市已经稳定下来,并且提出“先稳住动乱分子,尽量避免发生正面冲突、激化矛盾”的执行方针[206]

上海则是在6月5日时由学生发起示威游行并且开始摆设路障,工厂工人亦发起大规模的罢工抗议行动[207]。这些举动使得铁路与道路交通陷入瘫痪,同时早上许多大众交通工具也无法正常提供服务[207]英国广播公司则报道说:“数万名工作人士因而无法正常上下班。[208]”第二天在上海市委要求下,上海市市政府派遣6,500人清除道路上的路障以恢复通行[209]。然而由于当天晚上8时20分时,一辆来自北京的列车撞死5名尝试要封锁火车来往的群众,到了晚上10时时现场便聚集超过30万人并导致造成交通中断,而群众也开始殴打火车司机以及工作人员并且焚毁数辆火车车厢以表达不满[209]。6月7日时,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学校学生纷纷强占各自学校的礼堂以及教学大楼,并且将其安排成灵堂以悼念六四事件的伤亡者[210]。越来越多学生们参与架设路障阻碍交通的行动,但在听闻上海也有可能戒严后便有3,000多人决定暂时离开校园。当天晚上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发表电视谈话,并且提到:“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实行军管或戒严。我们只追求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坚持生产、保障生活。[206]

6月5日时,武汉当地约有20,000名大学学生决定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表达不满[211],另外示威群众也分别封锁武汉长江大桥的交通以及集结在武汉站前的广场[211]。第二天学生继续在街头游行示威并使当地交通被迫中断,同时约有10,000名学生决定直接在铁轨上静坐抗议,这导致来往北京、武汉到广州的铁路路线被迫中断[212],此外学生还鼓励当地各大大企业的工人发起罢工活动[212]。6月7日凌晨学生们开始以公车和路障阻碍交通,并纷纷于各处架设灵堂来纪念六四事件的伤亡者[213]。然而一小群激进的学生拦下一辆货运列车并且开始在列车上泼洒汽油,不过在准备焚烧时成功被警方阻止[213]。但这使得当地警方与居民关系渐趋紧张,居民开始提领现金并且抢购物资[213]。而6月5日、6月6日到6月7日,南京当地学生发起游行活动并四处发表演讲,此外示威学生亦封锁附近联络交通并尝试联合工人发起罢工。6月7日早上7时左右,包括河海大学在内几间大学400多名学生以4辆公共汽车驾封锁南京长江大桥持续到傍晚[214],而南京大学为主的在校学生则在中央门各处摆放路障[214]。一直到当天下午4时以后学生与群众才被说服并且撤离[214],也让交通一度恢复[214]。然而到了6月8日,包括南京大学与河海大学等校学生重新控制了南京站周遭1公里的交通[215],同时学生们也陆陆续续于南京长江大桥上静坐表达不满[215]。对于学生激烈的反应江苏省省委认为当地局势以渐趋失控,并陆续向学生表示公安部将会严惩行动的策划人[215]

到了6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在其他党政高层的陪同下前往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干部,而这也是自从学生发起示威活动以来邓小平首次于公开场合出现[216]。邓小平在之后演讲中称呼因为六四事件而丧生的解放军士兵为“烈士”[217][218],并且指出示威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共产党以及国家,希望能进一步“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219]。邓小平认为示威者之所以不断强调包括官员贪污等等有关的投诉,便是为了掩盖其底下试图将当前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取而代之的真正动机[220]。他之后还以此观点表示:“这整个都是仍坚持帝国主义之西方世界的计划,他们企图让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逐一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然后将它们带往另一条充斥着国际资本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221]

新闻媒体

在6月4日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示威群众后,中国开始强化有关新闻媒体和公民言论种种自由的控制,同时许多国内外媒体工作者也因为六四事件遭到惩处[222]。尽管国家媒体在军队实施清场刚发生后大多报道同情学生的内容,但是之后所有负责人遭到撤离职位作为处分。其中在6月4日当天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联播》上,负责报道此次事件的2名新闻主播杜宪张宏民因为表现出悲痛情绪而遭到停职,而杜宪与另一位同情学生的主播薛飞更是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之后先后离开央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节目负责人、同时也是前中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儿子的吴晓镛也因为其负责的节目对示威群众表示同情之意[223],随即被调离职位并重新进行审查[224]。而《人民日报》由于发表同情示威群众的报道,包括社长钱李仁与总编辑谭文瑞等编辑都因而撤职[178]。而包括吴学灿等编辑人员则是因为在未经核可的情况下出版特别相关报道,纷纷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225]

所有国际新闻媒体在北京市实施军事行动期间被勒令停止广播,同时中国政府还关闭了卫星传播的线路。然而许多广播公司仍然无视这些禁令而尝试借由试电话向外界报告情况,而许多相关的拍摄影片纪录也很快被偷偷地运出中国,这也包括西班牙电视台在6月4日凌晨所拍摄天安门广场情况的独家纪录[226]。而在军事行动期间一些外国记者则遭到中国有关当局的骚扰,其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理察·罗斯(Richard Roth)以及搭档摄影师便遭到中国政府拘留,然而在他仍然不断透过移动电话报道天安门广场的情况[227]。之后几名因为报道中国政府派遣部队清场的外国记者在随后几个礼拜遭到驱逐出境,而其他记者则持续遭到中国政府骚扰或者是被列入黑名单之中[228][229]。设在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则被中国政府告知并无法保证记者的人身安全,并开始要求每家新闻媒体必须遵从新颁布的准则内容[230]

逮捕行动

在所有被通缉学生领袖中排行第一位的王丹,同时他也是几位曾遭到中国政府关押的学生领袖之一。

在军队成功控制天安门广场后,中国政府开始针对参与示威抗议的群众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并且也撤除相关工作或者支持抗议群众的政府官员的职务[231]。其中许多工人在经过简单的审判后就遭到处决,但是许多来自相对富裕背景或者和重要人物有所关联的学生则获得较轻的惩处,不过许多遭到牵连的学生和大学教职人员则被永久政治污名化并且不再被重用。其中被列为学生领袖通缉名单之首的王丹被判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232],而如柴玲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则是借由香港所组织的黄雀行动而逃往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233][234][235]。不过陈子明王军涛则是在1989年年底准备流亡时遭到逮捕,中国政府指控他们为整起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并且于1990年判处13年有期徒刑。

中国有关当局陆续逮捕或者拘留了共计数万名来自中国各地的群众,而根据对话基金会援引各个省政府的资料指出在1989年春天时有1,602名与抗议活动有关的人士被判处有期徒刑[236]。许多人被安排至监狱监禁或者是送往劳改营,并且被禁止与他们的家人会面。而相关单位除了时常对这些涉嫌参与示威活动的群众以酷刑施压外,还将这些持有不同意见者与杀人犯或者强奸犯安排在同一个牢房内;同时由于许多人遭到逮捕使得牢房空间不足,甚至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每个人都可以入睡[237]。截至2012年5月为止,仍然至少有2名参与抗议活动人士仍然关押在北京市,另外还有5人则下落不明[236]。另外曾经担任赵紫阳助手的鲍彤则是被指控在1989年抗议活动期间泄露国家机密和反革命宣传,并且在1992年被判7年的有期徒刑。

在这之中王丹和赵长青是几位被逮捕的学生领袖之一,其中王丹在1998年以保外就医的理由离开监狱并且被允许移民到美国居住[238],之后则计划在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从事学术工作[239];而由于被视为抗议活动中影响力较小的公众人物,赵常青在经历6个月的监禁后便获释,但是他之后由于继续要求中国进行政治改革而再度被关押。吾尔开希在六四事件发生后逃到台湾后一直在中央广播电台从事政治评论员的工作[240],而李录则在华尔街成为投资银行家并且成立了一家公司[239]。柴玲先是流亡法国再转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之后于美国高科技公司工作并且成立了关注中国女性权益与计划生育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女童之声(All Girls Allowed)[239][241]

政治发展

江泽民
李瑞环
六四事件后,上海市委员会书记江泽民(左)和天津市委员会书记李瑞环(右)获得提拔而进入中央领导高层。

为了排除同情天安门广场示威群众的中国共产党党内人士,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发起了长达1年半的整顿方案以“严格处理内部强烈倾向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的党员”。根据报道有将近40,000名中国政府官员被调查其在抗议期间的作为,有超过30,000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职位因此被迫调动,甚至估计有超过1,000,000名官员其政治可靠程度遭重新评估[242]。而在这一期间,几名中国外交部大使则前往国外要求提供政治庇护[243]。而抗议行动造成中国政府决定强化其作用,在六四事件发生后许多在1980年代引入的自由作法遭到撤销,同时中国共产党回到传统列宁主义的模式并且重新控制新闻出版和大众媒体。不过六四事件使得中国政府了解到无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是北京警方都缺乏如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等充足的镇暴设备,因此在这次抗议行动结束后中国各个城市的镇暴警察陆续获得非致命性的相关装备。同时六四事件还促使得中国政府决定增加国内安全开支,并且扩大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镇压城市抗议活动时的权限。

而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还撤除了反对实施戒严的赵紫阳其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职位[244],而同样反对戒严并且在决定是否戒严时投下弃权票的胡启立也遭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撤职[216]。不过相对于赵紫阳随后遭到软禁并且持续到2005年逝世为止[245],胡启立仍然保留党籍并且在“改变他的意见”后重新被任命为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而同样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领导人万里在提前从海外返回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后,中国政府便以健康理由将其拘留并且实施软禁。同样在“改变自身想法”后万里从软禁中获释,之后中国共产党将其安排在另一个名义上与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乔石相同级别、但主要是礼仪性质的职位。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书记江泽民之后取代赵紫阳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246],其中江泽民在上海市处理具有改革派倾向刊物和积极响应四二六社论的作法使得他赢得中国共产党党内保守势力的支持[216]。而这次抗议活动也促使得依照1982年宪法与往常惯例而采取的权力分立模式必须修正,其中为了防止毛泽东个人统治出现的过激行为而使得中国共产党决定废除其终身就任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又将重新设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列为虚位元首的象征性职务,同时实际上真正拥有政治权力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则由不同人担任。然而在六四事件期间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秘书长并且公然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决裂,并且转向主张使用军事武力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一派,这使得官方政策变得不一致和不连贯并且明显阻碍行使权力。为了避免之后于政府领导高层出现公开的分裂情况,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主席都改由同一人担任[247][248][249]

此时受到示威抗议的影响使得中国政府在改革政策制定上采取保守态度,并且认为示威抗议的原因便是由于改革速度过快的结果[14]。而主持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在示威活动爆发后其影响力则显著降低,这迫使他必须与坚持社会主义的强硬派做出妥协[250]。但之后同样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赵紫阳被迫远离政治核心,同时在保守阵营的压力下邓小平也与国家政策决定开始疏远[14]。在以江泽民为首的领导集体确立后[76],邓小平便在稍后以江泽民为“合格的党总书记”为由让其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自己则退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层[251]。然而政府改革开放脚步过慢一方面引起地方省长的强烈批评,另一方面受到1990年代苏联解体使得邓小平影响力在保守派势力中逐渐恢复。之后邓小平借由1992年南巡发表的声明作为要求恢复其经济改革政策的手段,其中邓小平批评在示威抗议结束后掌权的社会主义强硬派,并且称赞创业精神和其他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最初该意见遭到中国共产党相关媒体的忽视,但是最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则发布正式命令确立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开放作法[14][252]

伤亡

死伤人数

担任天安门母亲运动共同创办人之一的丁子霖,长期以来试图寻找因为六四事件军事清场而亲人丧生的家庭,但也因此而多次遭到中国政府拘留或者软禁。

在6月6日的新闻发表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统计”包括部队士兵、23名大学学生、非法份子和错误枪杀的群众在内有将近300人死亡[253][254]。袁木还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官和士兵共有5,000人受伤,而平民部分包括违法暴徒和围观群众在内有2,000人受伤[253][255]。而根据北京市警方的调查,于北京遭到杀害的平民“包括大学教授、技术人员、政府官员、工厂工人、小型私营企业拥有人、退休工人、高中学生和小学学生等,其中最年轻的仅有9岁”[256]。然而从1989年6月6日中国政府官员召开新闻发表会以后,有关六四事件的实际死亡人数以及天安门广场是否有伤亡一事便不断有所争论。因为中国政府自展开军事镇压后便不断控制任何资讯的发布,并且严格禁止在中国境内研究相关的主题,这使得到了今日实际死亡和受伤人数仍然不清楚。也因此各方来源所提供的伤亡估计数字存在有很大的出入,从数百人丧生至数千人丧生的说法都有来源声称[257]。不过至今大多认为绝大部分的枪击事件都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的地区,另外也有报道指称在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后军队仍然在北京音乐厅附近向学生开火[258]

对此纪思道便在1989年6月21日的《纽约时报》专栏上提到由于缺乏实物证据使得人们很难确认伤亡的实际人数,但他也提到“大约有50名士兵或警察死亡以及400名至800名平民丧生应该是合理的数字”[258]。而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则在声称有屠杀发生的纪录中表示,美国国务院外交官亲眼看见中国军队向没有持有武器的群众开火,并且根据走访北京市周边的医院认为最少有数百人遭到枪杀[259]。由丁子霖张先玲等子女于六四事件丧生者共同创办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则是在2011年8月时提出确认于该事件中丧生的202名死者名称[167]。在过去天安门母亲运动在中国政府阻止下仍然尝试找到死者家属并且记录有关死者的资料[167],而确认的人物数据从原本1999年提出的155人、2005年提出的187人、2010年提出的195人增长至2011年提出的202人[167]。而天安门母亲运动统计的死者数据除了因为六四事件而直接丧生的民众外,还包括有4名自杀人士和6月4日以后因为抗议活动的缘故而遭到杀害者[167][260]

而另外一方面根据吴仁华的相关研究,在戒严执法行动期间遭到杀害而死亡的军事人员只有15名获得验证[175]。在这已经确认的15名已经死亡的军事人员中,包括有6名士兵是因为所搭乘的卡车翻覆并且燃烧而死亡[61]、1名是第39集团军宣传单位摄影师因为没有穿着制服而在拍照过程中遭到枪杀以及一名第24集团军排长则是在同年7月4日因为心脏麻痹而逝世[175]。而有关剩下7名军事人员的逝世原因,吴仁华则认为应该是在实际清除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群众的行动中阵亡[175]

广场冲突

香港在2010年举办的平反六四大游行所使用的抗议牌子。

同样在6月6日的新闻发表会上,中国政府军事发言人张工坚持表示在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民众遭到枪杀,同时军队也没有在广场以坦克辗过民众[253][255]。邓小平在6月9日的谈话中则提到:“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清楚了,就使我们取得了主动。[217]”而在实施清场期间负责监督情况的戒严部队副指挥迟浩田,则是在1996年访问美国时坚持认为在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人死亡[261]。但相比之下西方的新闻媒体则是针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作出广泛报道[262],其中柴玲便表示进入广场的坦克辗过帐篷并且杀害坚持不肯离去的学生;而一些从广场上撤离的学生则认为有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群众因而遭到杀害,而军方使用直升机清理广场更使得持怀疑论调者认为中国政府试图掩盖天安门广场有发生屠杀的事实[263]

但包括侯德健以及潘文等同样在待在纪念碑旁的人士则纷纷表示尽管他们有在天安门广场听到枪声,但是并没有看到任何针对群众大规模持枪射击或者是坦克辗过示威群众的情况发生[264]。而美国国务院内部在针对事件提出总结时,则提到:“屠杀发生在长安街等北京主要干道,而不是在天安门广场本身。[265]”这些说法使得之后记者开始认定从现有证据进行判断,在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并没有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上丧生[266]。而在由维基解密泄露的外交电报中,在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待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的智利外交官卡洛斯·加洛(Carlos Gallo)便告诉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目击到群众遭到枪击,相对的在这期间只有听到零星的枪声出现[194]。不过另一篇外交电报则提到一名参与清场任务士兵的母亲则从自己儿子口中得知其所在的部队当时部署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并且曾使用机枪扫射造成许多普通平民因而丧生[267]。而尽管在电报中提到无法验证整个来源的真实性,电报仍然被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当作一份目击者报告看待[267]

反应

香港在2014年所举办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活动,出席人数达18万。

对于中国政府通过武力镇压处理抗议活动的方式引起来自西欧、东欧、北美洲、澳大利亚和一些西亚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批评[268],其中西方国家政府和新闻媒体更是对此严厉谴责[269]。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亚洲国家则在抗议期间持续保持沉默,其中印度政府一方面下令国家电视台减少相关报道以免损害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也对于因为中国军队清场而死亡的民众表达同情之意[270]。而包括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国家则表态支持中国政府的作法,并且谴责相关的抗议活动进行[269]。许多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为了表示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活动,于欧洲、美洲、中东和亚洲等地的城市发起示威活动,并且开始在互联网上架构提供新闻服务的《华夏文摘》和创建非政府组织中国民主后援国际英语China Support Network;而在中国军队以武力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群众后,这些海外华人则组织如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等团体,并且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271]。而军队实施清场的消息也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部分外国政府都要求暂停给中国提供贷款[272];而除了许多外国直接投资的承诺遭到取消外,中国的观光收入也从原先的22亿美元减少至18亿美元[273]。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在1992年1月31日访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时,就表示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政策严重妨碍国家主权[274]费正清在事件发生后接受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邀请而撰写China : A New History[275]并于1991年临终前两天将书交付出版。他在书中改变了先前对中共的看法,认为中共政权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并承认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渐导使中国现代化,而中共的兴起也并不是“不可能被压制的”。[276][277]

然而对于许多西方国家来说,中国政府对于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活动的处理方式破坏了自身的国际声誉。许多西方国家新闻媒体从原本计划采访5月举行的中苏首脑会议而转向报道有关早期戒严行动的情况,示威群众抓住这个机会并且开始为国际电视台的观众制作标志和旗帜,而这也使得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学生的抗议活动多表示同情。而在中国政府对于如何处理媒体报道示威活动而犹豫不决时,也意味着为中国和海外记者报道抗议活动时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抗议活动的影像纪录在事件之后20年强烈影响了西方对于中国的看法和相关政策[278],其中阻挡坦克行进的王维林图像变成该事件重要的标志且长期在西方社会成为公民反抗专制政权的象征[279],而《时代》杂志更是以“无名的反抗者”将其列入20世纪100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280]。在六四事件后中国的形象从原本展开现代化改革并且反对苏联的盟友,转而成为一个针对示威群众进行镇压的威权主义国家。之后反对美国与中国大陆贸易自由化的蓝队也多次提及六四事件,并且以此认为中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美国自身利益都将构成威胁。

另外一方面对于仍然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来说,六四事件的发生使得社会大众恐惧在1997年主权移后中国是否会违背一国两制的承诺[281]。对此香港总督彭定康试图针对立法局提出政治改革,但这也使得香港政府与中国政府发生摩擦。而对于许多香港民众来说,天安门广场抗议遭到镇压成为一个转折点,许多民众因此对于中国政府失去了信任[282];再加上大众普遍对于主权移交后香港的地位感到不确定,这导致了香港市民在1997年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并且许多人希望能够前往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生活。然而英国政府为了阻止许多人才随着移民潮而外流,最后促使得香港政府得以凭借著居英权计划而授予一些香港民众正式的英国公民身份[283]。而自从1990年以来,香港每年都有数万名民众共同参与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的大型“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活动,并且相关的纪念活动在1997年香港主权转移给中国之后仍然在持续进行[284]

后续

事件定调

一名于天安门广场戒备着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上等兵,其后便是天安门城楼上所挂著的毛泽东肖像。

中国共产党对六四事件的官方立场认为为了控制“政治风波”、因此使用武力是必要的[285],而这也确保了经济成功发展所必须拥有的稳定社会[286][287][288];包括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在被外国记者问到这类问题时,都会不断重申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立场[289]。同时中国政府也不断控制有关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抗议活动的大众印象,当有提及到这次抗议活动的印刷媒体必须与中国政府对于六四事件的说法保持一致[285]。另外中国政府还准备了一份白皮书以说明政府对于抗议活动的观点,之后中国政府内部匿名人士将这些档案运出海外并且在2001年时由公共议题英语PublicAffairs出版《天安门文件》。但对于六四事件许多当时的政府官员也存在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其中当时担任北京市市长并且宣读戒严令的陈希同在2012年逝世前便多次对于流血事件感到遗憾[290],而当时担任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则多次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平反示威活动。而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杨尚昆则在1998年逝世前向军医蒋彦永表示六四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犯下最严重的错误,并且认为将来有一天该事件将会获得纠正[291][292]

到了今日,由于许多潜在因素使得很多中国公民都不愿意谈论抗议活动的进行[293]。这使得许多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完全不熟悉六四事件并且不关心政治[294],而较为年长的​知识分子则不再渴望政治变革并且转而专注在经济改革方面[295]。而许多中国青年一般都不敢提或者不知道有关抗议活动的经过、王维林等著名象征乃至于6月4日当天的事件等[296]。但尽管如此每年6月4日当天中国政府也不允许有关于六四事件的活动存在[285][297][298][299],例如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2009年6月4日当天中国共产党相关机关便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加强警备,其中除了穿着制服的公安机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员外还有数百名便衣工作人员出现在广场上[300]。之后新闻媒体工作人员被拒绝进入广场内[300],那些试图在广场上拍摄或者采访持不同政见者的记者则遭到短暂拘留[301][302]。而在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前夕,包括高瑜[303]浦志强徐友渔郝建刘荻胡石根等人则因为参与相关纪念活动而遭到逮捕[304][305][306]。另外每年六四事件周年纪念期间,中国政府亦会关闭全球社群网络服务的网站连结并且加强对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监视[307][308][309]

但在这般情况下包括丁子霖天安门母亲运动等人士或者组织仍然会继续报道有关六四事件的经过[310],而多年来一些中国民众也呼吁中国政府重新评估抗议活动并且补偿遇难者家属[311]。特别是天安门母亲运动便要求赔偿、平反受害者并且归还在中国与海外所筹到的募款金额[288][312]。而曾经参与军事镇压的前军人张世军更是向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公开信,期望政府能够就六四事件重新评估其历史价值,但随后他便在自己的家中遭到逮捕[313]。不过虽然中国政府从未正式承认在六四事件期间有从事不法行为,但在2006年4月时则在政府首次公开的情况下接受六四事件相关受害人家属的申诉,并且以“困难补助”的名义向在四川死亡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赔偿将近70,000元人民币,其中周国聪在1989年6月6日时遭到警方拘押在成都市并且在2天后逝世[314]。这一举动获得中国许多活动家的欢迎,但是一些人则将这案例视为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举动,并不认为是预告中国共产党官方立场将有所变化的行动[315][316]

审查制度

中国共产党禁止有关六四事件的讨论,并且已经采取措施阻止或者审查相关资讯信息[317]。其中教科书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的讯息[318];即使有所提及,相关内容也多是以中国共产党官方观点编写而成[319]。而在抗议活动结束后,政府官员查禁许多有争议的电影和书籍并且关闭多家报刊出版社。在往后1年内,中国便有将近12%的报纸、13%的社会科学期刊以及150部电影遭到取缔,还有将近8%的出版公司也被迫关闭歇业,此外政府还宣布他们已经查获3,200万本违规的书籍刊物和240万片违禁的影像记录[320]。之后有关六四事件的新闻媒体内容和互联网资源都因为实施审查制度而遭到限制或者是封锁,而其中受到金盾工程的影响使得包含六四事件等互联网内容在中国境内遭到封锁而无法浏览[308]

其中在中国大陆有许多文学作品因为与六四事件相关而遭到禁止出版,例如收集许多六四事件期间抗议诗集的《六四诗集》便遭到禁止,而在2006年时小说《紫禁城英语Forbidden City (novel)》也因为其相关内容而遭到查禁[321]。此外有关采访赵紫阳或者是鲍彤的书籍也遭到禁止[322][323],其中包括由杨继绳于秘密采访赵紫阳并且整理其他否决中国政府决定之资料所撰写而成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324],以及受到政府压力而无法出版的宗凤鸣著作《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等书[325]。比较特别的是在2009年5月时,赵紫阳秘密录下的录音纪录成功偷运至海外,并且另外编写出版了《改革历程》一书[326];而在2010年时,另一本依据李鹏在六四事件期间的日记整理后也以《李鹏六四日记》为名出版[327]

而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搜寻“六四”或者是“天安门”等相关词语,则只会提供经过审查后的结果,甚至在有的时候则会短暂切断与服务器的连接[310][319]。其中有一部分是借由关键字审查来将网站的特定页面加以封锁,但是对于像海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等网站则会直接遭到中国政府完全禁止进入[310]。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审查制度却往往并不一致,包括YouTube维基百科Flickr等许多网站长期以来便多次遭到封锁然后又获得解禁;此外审查制度对于中文网站来说也比外语网站还要来得严格许多[328]。在2006年1月时,Google同意在其中国大陆页面审查有关六四事件和其他中国政府认为“敏感”之内容[329],不过到了2010年1月时宣布撤除相关的审查合作[330]。此外中国政府所实施的审查制度并不适用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在这2个地区拥高度自治权利并且人民享有言论和集会自由。

武器禁运

在中国军队以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群众后,欧洲联盟与美国都决定针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政策并且持续到今日。而做作为因应,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防支出从原先1986年的8.6%提升至1990年的15.5%,这扭转了过去10年以来国防经费开支不断减少的情况[273]。中国多年来长期呼吁欧洲联盟和美国解除禁令,并且获得一定数量的欧洲联盟成员国支持。而自2004年以来,中国也开始形容武器禁令“已经过时”并且损害了中国与欧洲联盟之间的关系。对此早在2004年时,法国总统杰克·希拉克便提议欧洲联盟解除禁令并且获得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的支持。但是在2005年3月时,由于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而使得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陷入紧张局势后,数个欧盟理事会成员退回原先有关解除武器禁令的支持[331]

之后施罗德的继任者安格拉·默克尔公开反对解除禁令,而美国国会议员还建议如果欧洲联盟解除禁令的话应该对欧洲联盟实施军事技术的转让限制。到了2005年7月时,担任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的英国政府也反对解除禁运,之后在多次批评中国人权纪录的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当选成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也使得解除欧洲联盟的武器禁令更加困难[332]。另外一方面欧洲议会则长期反对解除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限制,虽然每次提案反对理由多是注明没有必要解除禁令,但是许多人认为欧洲议会的决定其实更加反应自欧洲各地居民的意见。在欧洲议会多次反对解除任何有关中国武器禁运的提案下,这使得中国只能够向其他国家寻求军事硬件的供应。尽管过去中国与苏联一度处于分裂的紧张关系,但是中国仍然长期和东方集团中国家购买武器装备并且成为主要来源。其他曾愿意供应武器装备给中国的国家还包括有以色列和南非,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也渐渐停止了这类合作关系[333]

联合国报告

2008年11月3日至11月21日期间,禁止酷刑委员会举办第四十一届会议并且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第19条审议会员国提交的报告。其中禁止酷刑委员会发现中国处理六四事件的方式令人担忧,其中委员会注意到尽管许多家属提出“在1989年6月4日于北京镇压行动中遭到杀害、逮捕或者失踪”的申诉,但是中国政府却迟迟没有调查这些事情[334]。同时禁止酷刑委员会也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告诉家属有关相关人士的下落,同时对于过度使用武力的负责人并没有提出“任何行政或者刑事处分”[334]。对此禁止酷刑委员会建议:

缔约国应该要就1989年6月北京民主运动遭到镇压一事进行全面且公正的调查,并且提供在这段时间仍然遭到拘捕者的消息、将事件调查结果公布给亲属并且给予适当的道歉和赔偿,此外也应当起诉那些被发现过度使用武力、酷刑以及其他不法行为的人士。[334]

2009年12月时中国政府回应了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建议,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完全结案[335]。中国政府接着表示:“过去20年来的作法已经很清楚的表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采取的及时且果断的手段是必要且正确的。[335]”同时中国政府认为将六四事件形容成“民主运动”已经扭曲了事件本质[335],并且认为这些意见与禁止酷刑委员会的职责并不符合[335]

文化

一张纪念六四事件的涂鸦,可以看见其上有着王维林阻挡坦克事件的图像。

在学生示威活动遭到镇压后,于1989年6月4日当天正在罗马举办演唱会的英国摇滚乐团治疗乐队,在最后安可曲中将“信仰”(Faith)一词改为“今日于中国死去的每个人”(everyone that died today in China)[336]比利·乔在其1989年9月发布的单曲专辑《火不是我们放的英语We Didn't Start the Fire》中,则以“中国戒严著”(China's under martial law)一词来将六四事件作为倒数第二个引用的历史事件[337]。而前卫摇滚乐团海狮合唱团英语Marillion则在创作的歌曲《日落城之王英语Seasons End》中使用了天安门广场来作为印象图片,同时歌曲内也出现“六四的魁儡皇帝”(a puppet king on the Fourth of June)等歌词[338]。同年11月时琼·拜亚在她的专辑《Speaking of Dreams英语Speaking of Dreams》中亦以歌曲《中国》(China)来纪念六四事件,之后她亦说到专辑是为了“坚持非暴力手段而付出巨大代价、已经永远改变中国面貌”的天安门广场上之学生[339]R.E.M.则是在1991年推出了《闪亮快乐的人英语Shiny Happy People》,在专辑歌曲上讽刺性的安排有关中国政府对于六四事件的宣传内容翻译[340]。1992年时,罗杰·沃特斯也推出了专辑《欢愉致死英语Amused to Death》,其中在歌曲《看电视》(Watching TV)中对于西方世界就六四事件的反应进行沉思[341]

1989年时,汤姆·布洛考英语Tom Brokaw在自己主持的黄金时段上将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与柏林墙倒塌同样列为当年度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权事件之一[342]。而2009年6月3日时,英国广播公司则播出了纪录片《重返天安门》(Kate Adie Returns to Tiananmen Square),由记者凯特·阿迪英语Kate Adie再度前往中国并且回忆在1989年所目睹的事件发生经过[343]。另外由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在2009年制作的电视剧《天与地》,其编审周旭明表示剧本在创作时受到六四事件的启发,而这部电视剧后来则在2011年时遭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令禁止播出。而在1992年时,由李国豪主演的电影《龙霸天下英语Rapid Fire (1992 film)》则于电影中出现了六四事件的部分场景,在电影中李国豪扮演一个在六四事件期间死亡的美国政府雇员其儿子[344][345]。而到了2006年时由中国导演娄烨执导拍摄的《颐和园》同样也提及了六四事件,并且有数个影像便是在实际的北京街道上拍摄[346]。然而该片在中国大陆被以电影尚未经过审核而禁止公开上映,但也有一部分原因被认为是因为电影内容涉及到六四事件[347]。另外在艺术作品部分,中国艺术家岳敏君以六四事件为灵感而创作的油画作品《处决》在2007年时成为拍卖价格最为昂贵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348][349]。而同样是中国艺术家的王兴伟则将原本受伤学生躺在自行车上抬离现场的新闻照片,以企鹅图像加以取代并且重新绘制出油画作品《新北京》[350]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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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