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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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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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治时期
1624–1662
明郑时期 1661–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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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时期 1895–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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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历史有文献记载且较能考证时间点,大约从1624年荷兰进据台湾开始[1]。但在文献记载之前,台湾就已有人类活动和国家政权的出现。台湾迄今为止最早的人类化石是在台南市左镇区发现的,考古学家认为,左镇人是在3万年前从欧亚大陆迁来到台湾,属于旧石器时代。而较晚近的新石器时代,则有较多的考古遗迹,这些遗迹属于南岛语系民族。同时,台湾也是南岛民族在语言及遗传上可能的发源地之一[2],亦是分布区域的最北端[3]

台湾本岛各段历史时期示意图(1624年起)左起:荷西郑氏清治日治中华民国(至今)等时期,框内数字为大约的统治时间(年)。

台湾的地理位置介于欧亚大陆、日本与东南亚间,是各国船只的停泊与货物转运站。在17世纪,巴布拉族巴布萨族巴则海族洪雅族道卡斯族在中台湾已成立大肚王国。在17世纪上半叶,荷兰及西班牙分别在台湾西南部及西北部进行殖民统治。之后荷兰人将西班牙人赶走,统治台湾西部的大部。1661年4月,郑成功以“大明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两万五千名将士及数百艘战舰进军台湾,迫使荷兰在1662年2月1日签约投降,南台湾进入郑氏王朝时期。在此期间汉人开始大量移入台湾。1683年郑克塽归顺大清帝国政府,台湾进入清治时期

1895年,由于清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的一部分[4]。日本人征服居住于台湾东部和中央山脉的原住民,成为第一个有效完全统治全岛的政权。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自该年秋天起,台湾即为中华民国有效统治的领土、且为1950年起中华民国政府实际管辖的主要国土。自1895年以来的100多年间,台湾与中国只有过4年的短暂政治关系,而与此有所联系的中华民国已于1949年12月将中央政府迁至台北市。台湾与澎湖金门马祖四地公民自1991年起以选举决定全数中华民国国会议员法定席次、1996年起即直接选举产生中华民国总统。与台湾从无实质行政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称拥有其主权。此外,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也是主权争议产生的原因之一。

早期台湾[编辑]

左镇人想像图

地质与住民[编辑]

就地质学上来说,距离现今三百万至一万年的更新世冰河期期间,台湾曾数次与亚洲大陆本土相连[5]。当两地相连时,大陆的生物及古代人类可能来到台湾定居。目前台湾已知最早的人类,是在台南市左镇区一带挖掘出的原始人类骨骸,被称作左镇人。然而在左镇地区并没有相对应的文化存在[6]。此外,在台湾原住民的传说中,有一些故事描述可能是关于矮黑人(尼格利陀人),但是目前并没有相关考古证据。

在挖掘数处考古遗址后得知,台湾在旧石器时代晚期(50,000年前-10,000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人类居住[7]。以现有的证据而言,目前台湾最早的文化为长滨文化(以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遗址最具代表性),挖出了大量的粗制石器及骨角器[8]。虽然长滨文化与中国南方的文化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然而以目前的考古学证据而言,尚不能确定台湾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是哪一种族群的人类所留下的。

台湾新石器时代及金属器时代的文化与旧石器时代文化关联性不高,较著名者有新北市八里区大坌坑文化十三行文化台北盆地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台东县的卑南文化等遗址。其中部分遗址中曾出土来自中国的钱币等物品,说明部分文化可能与台湾以外地区有所接触[9]。目前我们已能够确定,新石器时代(始于纪元前5,000年)以来的史前文化,是台湾南岛语系民族的遗留[9]

卑南遗址,由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拍摄

日本学者移川子之藏曾表示:“今日在台湾被视为原住民的诸民族之间,不乏证明存在更早期先住民族的口头传承。自史前时代起,在本岛即有近20种的先住民族。”。此外,也有部分文化可能是今日原住民的祖先,例如十三行文化人可能是凯达格兰族的祖先,不过目前的考古证据还不能完全确定台湾原住民与新石器时代文化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台湾的原住民族呈现多元而复杂的情况,中华民国官方认定的原住民族原为泰雅族赛夏族卑南族阿美族排湾族布农族邹族鲁凯族达悟族等9族[10]。21世纪后,又新认定邵族噶玛兰族太鲁阁族撒奇莱雅族赛德克族5族,他们今日多居住在山地与东海岸纵谷,其文化特色至今大抵尚清晰可辨[10]

除了官方认定的原住民外,台湾尚有几乎与汉人融合的平埔族。曾为全台湾最主要族群的该族群,大致上则可分成10族:凯达格兰族噶玛兰族道卡斯族巴宰族巴布拉族猫雾捒族洪雅族邵族西拉雅族,以及猴猴族[11]。台湾原住民过去没有文字,因此只能由古籍记载及考古证据来推断原住民的早期历史,其中重要的历史文献包括《新港文书》《东番记》、《萧垅城记》等。

对外关系[编辑]

古中国[编辑]

台湾荷西殖民时期明朝澎湖与台湾本土大肚王国

台湾与古代中国的政治联系情况,学者间有不同解读,但清康熙23年(1684年)以后纳入大清帝国版图是无争议的[12]。在康熙之前,台湾曾由荷西殖民以及明郑和地方原住民统治,康熙纳入版图前不被清朝视为中国领土[13]

中国史书,包括《三国志·吴志》、《隋书·流求传》及《文献通考》中,有疑似台湾的记载出现。例如《隋书·流求传》记载:“流求国在海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14]。”中华人民共和国及部分学者主张这是台湾与中国早期联系的证据[15],不过一些观点主张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文献中描述的就是台湾,部分学者则认为史书所记载的是琉球群岛[16]

日本[编辑]

室町时代以来,日本人开始以高砂、高砂国、高山国称呼台湾。安土桃山时代文禄2年(1593年),丰臣秀吉派遣使者原田孙七郎谕令高山国纳贡,但是因使者找不到可以传递文书给高山国的人而无功而返[17]江户时代庆长14年(1609年),德川家康任命有马晴信晓谕土番纳贡。元和2年(1616年),德川家康任命长崎代官村山等安征服台湾,等安以次子村山秋安率领2、3千人征台,为规模最大的一次,但因遭遇风灾无功而返。寛永18年(1641年),锁国制度完成,交流渐次减少。明治28年(1895年),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正式纳入日本版图。

大肚王国[编辑]

17世纪中期(1638年),台湾中部原住民大肚王国所统治,是由27个村社(后来只剩15至18个村社)的巴布拉族猫雾捒族巴则海族洪雅族道卡斯族所组成的一“跨族群准王国”,共主称为“大肚王”[18][19],在鼎盛时期的领域范围南端约到鹿港,北方则可至桃园以南之地(后来的范围则在大肚溪上中下游的流域)。该王国在1644年荷兰人武力入侵后降服,1645年4月荷兰人召开南部的地方会议,“大肚王”甘仔辖·阿拉米跟荷兰东印度公司订约,表示臣服,不过直到1662年荷兰人离开台湾为止,大肚王国都维持半独立状态。

大肚王国虽对东印度公司友善,但从未归顺明郑王朝。1661年郑成功取得台湾统治权。由于实施“兵农合一”政策,派遣郑军分赴各地屯垦,侵害到原住民族的活动空间,导致明郑王朝和大肚王国发生数次武装冲突。

郑氏政权灭亡后,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出任巡台御史黄叔璥在他的《台海使槎录》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大肚山形,远望如百雉高城,昔有番长名大眉。”虽然寥寥数语,却说明17世纪的台湾中部确实有一个“超部落”的王国。1731年(雍正九年),清廷官吏对原住民指派劳役过多,引起原住民群起反抗,发生大甲西社番乱(大甲西社抗清事件),翌年遭镇压,各族人陆续逃离原居地,迁往埔里南投县北部)一带,大肚王国终告瓦解。

荷西时期[编辑]

《热兰遮城与长官官邸鸟瞰图》约翰·芬伯翁/约1635年/73 x 103 cm/荷兰 海牙国家档案馆藏

15、16世纪,欧洲国家对外扩张势力,开辟往东亚的新航路,发现美洲新大陆,缩短了亚洲与欧洲的航行距离,世界从此进入大航海时代[4]。在海权争霸国际环境下,台湾进入历史时代。17世纪初,除了一些零星的琉球人、汉人、海盗游走进出于台湾之外,西方重商主义国家也开始注意台湾。此时远东海面已成为欧洲三国角逐的形势:租得澳门葡萄牙、殖民菲律宾吕宋岛西班牙、据有爪哇的荷兰,在远东海面展开商业和殖民的竞争[20]

荷兰人在远东的商业目的原以明朝为重要对象,但因受制于葡萄牙人的竞争和明帝国的抵制,荷兰人只好转向澎湖,先后在1604年、1622年两度进占澎湖[21]。但因澎湖为大明帝国领土,所以明政府亦两度派兵驱离荷兰人。1604年沈有容出兵澎湖驱逐荷兰人,历经8个月不分胜负,荷兰终而议和。在议和订约中,明政府要求荷兰退出澎湖,如果退出澎湖,去占领对面的“化外之岛”台湾,明政府则无异议。经此议和,荷兰人遂在1624年进入南台湾,建“奥伦治城”,后又改建为热兰遮城。1653年建普罗民遮城[21]

古荷兰语和新港文(右)并列的《马太福音》,写于1650年左右。

荷兰人统治台湾的第3年(1626年),西班牙也自菲律宾马尼拉派兵占领台湾北部[22]。他们先后占据鸡笼、沪尾一带,并建造圣多明哥城,与南部的荷兰人展开殖民与商业竞争,但情况不佳[22]。此外,西班牙统治者在金山三貂角(San Diego)等地都建有天主教教堂,试图向原住民传教[22]。西班牙神父也对原住民语言作了一些研究,著有《台湾岛淡水语词汇》(西班牙语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en la Isla Hermosa)。1642年荷兰人赶走了西班牙人,占领了二城[23]

荷兰统治台湾前后共约38年。其极盛时(1650年)的统治范围包括嘉南平原为主的地区,北部的西班牙殖民地二城和以及今台东沿海一带。荷兰人对原住民采取安抚、镇压、教化兼施的方式治理,采行“地方会议”(Landdag)制,从各村选出长老,每年集会以宣导荷兰当局时政措施,地方会议分北路、南路、淡水和卑南四区,长老须向荷兰当局宣誓效忠,拥有荷兰当局授予的藤杖后在社内行使司法权。荷兰人还广泛宣传基督新教加尔文教派,在传教同时推广文教工作,新港文书是为其范例之一[24]

当时,移居台湾的汉人也已有一定数量,也有部分汉人被招募来台开垦。汉人在很多方面扮演辅助荷兰人统治的角色,包括担任“社商”(包税商)等(社商可单独享有一番社的商业交易权,其他商人不得干预,他们常用布匹食盐铁器烟草来交换原住民的狩猎的猎物与农产品。),荷兰东印度公司利用竞标方式将某社的商业交易权外包给出价最高者,并且分四季向社商收税,藉以增加财政收入,称为“贌社[25]。但因为赋税沉重、人民无土地所有权,田地均为王田,归荷兰国王所有,导致部分台湾人民对荷兰统治者时有不满。1652年,因甘蔗减产与人头税加重,爆发了郭怀一事件[1]。此外,1629年与1636年也分别发生麻豆溪事件萧垄事件两次大型的原住民反抗活动。

经济方面,荷兰人引进了许多新物种,包括芒果释迦甘蓝菜大豆胡椒波罗蜜吕宋烟草豌豆蕃茄等等,同时也引进了黄牛[26]。当时荷兰人所使用的土地面积单位“摩尔亨”(Morgen),相当于“”(1摩尔亨约等于0.96公顷),一直沿用至今。此外,荷兰人在台湾发展贸易,并以台湾作为转口站,台湾成为明朝、日本、南洋、欧洲等地的货物集散中心[27]。此时的台湾已跃入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海洋贸易体系,有别于传统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式小农经济。不过,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毕竟是剥削式的统治,1650年左右,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每年净收入约40亿荷币(约4吨黄金)[27]

明郑时期[编辑]

树立于安平古堡的郑成功像

1644年,满族八旗军攻占燕京,明朝部分遗臣在中国南方,先后拥立几位宗室为帝,组织流亡政府,继续抗清,是谓南明郑成功就是当时抗清的一股强大势力。郑氏于1658年至1659年出兵金陵失败后,决定转进其父郑芝龙和颜思齐倭寇海商曾经经营过的台湾。1661年,郑成功率领军队约25,000人先抵澎湖,然后进入台湾,迅速攻占各地,展开对荷兰人之热兰遮城的进攻,终于在翌年攻下热兰遮城,击败了在台湾的东印度公司政权,占领了南台湾建立台湾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4]

郑成功占领后,先改台湾为东都,后改明京。1662年,在得知永历帝死于昆明后,郑成功正式开国,国号“东宁国[28]。此后,郑成功祖孙三世始终皆以“大明延平王”的郡王爵位统治东宁国,并沿用明朝最后一位皇帝的永历年号以维持形式上与“大明”的宗藩关系,礼遇众多明朝宗室。占领台湾之初,郑成功设立京畿承天府,并以新港溪(今盐水溪)为界,北路为天兴县(县治在今台南市佳里区,郑经继位后改为天兴州)、南路为万年县(县治在今台南市仁德区,郑经继位后改为万年州)。郑成功由于岛内粮食不足,郑氏军队各营各镇部队,分批在嘉南平原、屏东平原上屯田开垦,故该地区留下带有“营”、“镇”、“劲”、“协”等称号的地名(例如左营前镇柳营等),延用至今[29]

1662年,三十九岁的郑成功病逝之后,因乱伦而被罢黜王世子郑经思明州率军返回东宁,打败了叔父郑袭,由于无法再得到明朝皇帝的敕令,于是自行嗣延平王位及大明招讨大将军之职。郑经稍后将所有留守厦门的郑氏残存势力撤到台湾,将天兴、万年二县为。与郑经有密切政经往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台湾国王”(The King of Tyawan)作为其外交称谓[30]

“全台首学”台南孔庙

在参军陈永华的辅佐下,郑经经营与英国、日本及东南亚的贸易,并取得武器弹药的补给。主要的出口品是蔗糖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一度在台设立商馆,但经营并不理想[30]。此外,郑氏政权也有计划的在台湾植入汉文化,郑经在陈永华的建议下,于1665年在台南建先师圣庙,设国子监,是为汉文化的“全台首学”[31]沈光文则成立了台湾最早的诗社“东吟社[32]

郑经曾经和大清帝国五度谈判,但郑经坚持比照李氏朝鲜事例办理、世守台湾、不剃发易服、称臣朝贡等条件。大清帝国不允,谈判没有结果。1674年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等发动三藩之乱。郑经率兵响应,渡海攻打大清帝国治下的福建广东,夺下1680年,郑经海战失利,弃守,撤兵回台[32]。翌年,郑经去世,郑氏政权兵变,要员冯锡范监国世子郑克𡒉,立其弟郑克塽,国政日劣,人心涣散。1683年,由明郑投奔大清帝国施琅率军攻台,海战失利,郑克塽向大清帝国投降,结束郑氏三代在台23年的统治[32]

清治时期[编辑]

《台南地图》作者不详/十八世纪

消极治台时期[编辑]

从荷兰据台时期所引进的西方生产方式、生产项目加上台湾得天独厚的气候,稻米一年二熟、三熟。台湾又盛产蔗糖及茶,在水产有乌鱼,每年所生产的乌鱼子是世界名产,全世界仅有俄罗斯所生产的鱼子酱可与比拟,在矿产上又金、煤、硫磺等。在林产上有桧木极为高贵的木材及樟脑。故在经济上有极重大的利益存在。大清帝国虽领有台湾,但刚开始对台湾却没有强烈的领土野心。部分官吏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倒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因此皇帝有意放弃台湾,后因率兵攻台的将领施琅力争,才将台湾留下,并入大清帝国之版图[33]。清治初期,与福建厦门合署台厦道,道署下设一府三县,即台湾府诸罗县台湾县凤山县,隶属于福建省[34]。但是,自从朱一贵事件后,清政府于雍正元年(1723年)不但将台湾与厦门分署,从台厦道升格为台湾道,又在诸罗县北部增设淡水厅彰化县[35]。雍正五年(1727年),正式于台南运作的台湾道行政区划之下,除既有一府四县一厅外又于澎湖群岛增设澎湖厅[34]。嘉庆十七年(1812年),在宜兰地区增设噶玛兰厅[34]

大清帝国统治台湾共计212年(1683年—1895年),尽管其最后并未放弃台湾,但早期对台湾仍然采取为“为防台而治台”的消极态度,为节省行政、治安成本限制人口成长,规定官吏不得携家带眷;驻军采班兵制[36],三年轮调换班,家眷不得随军来台。根据“台湾编查流寓令”中有关渡台限制如三:一、渡行台湾者必须事先取得许可,密航者处以惩罚。二、渡行台湾者不得携眷,已渡台者亦不得接取家族。三、广东屡成海盗渊薮,因积习未改,其住民不许渡台(即渡台禁令,因为粤东人在中国屡次帮助郑军对抗清军)[37]。严禁闽粤汉人无照移民台湾,且不准携带家眷;但闽粤人民因山多田少,资源有限,乃不断涌入。他们或正式持有垦照入台,或买通船头偷渡,冒“黑水沟”之险前往台湾。

禁渡措施对台湾的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数次强制违法移居台湾者被返回原户籍地;由于禁带家眷,导致台湾男女人口比例失衡,因此不少汉人男子娶平埔族女子为妻,造成平埔族人口减少;并致产生童养媳等问题。大量无业的单身男子(被称作罗汉脚)游手好闲,亦因汉人移民多轻视官府与法令,使社会治安败坏。直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后,福建巡抚沈葆桢才奏请解除该禁令[38]

定居来台的汉人,着重于土地开垦和水利建设。土地开发的区域呈现为“由南而北,先西后东”的顺序。今日台湾尚有大量带有“股”、“份”、“结”的地名,如五股头份五结等,显示当时已有垦户股份或结首制的形式来开发土地[39]。为了提高农作物收成,大量水利设施开始兴修,著名的如位于今彰化县的八堡圳、今台北市的琉公圳、今高雄市的曹公圳等。农业生产的主要作物则以稻米和甘蔗为主[40]。同时,经济的发展伴随了港口与商贸的兴起,随着贸易量的发展,在台湾府城之后,又有鹿港艋舺等口岸发展兴起,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说法。

平埔族之一的西拉雅族人物画像。右图男子用鼻子吹,是为特色。

由于台湾官府社会掌控力较低,仰赖土豪协调地方,在大清帝国统治台湾的这两百多年,台湾民变迭起。班兵制度三年轮调,兵员素质低而扰民[41];清政府的政策无法有效约束台湾移垦社会的发展,部分台湾民众乃因之起而反抗,发生变乱,较大规模者有70多次。“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的俗谚乃形容清领二百多年,台湾社会动乱的频繁情况[42]。其中最著名的大规模民变有朱一贵事件林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等。除了反清变乱之外,各族群内部也经常发生分类械斗,其中既有不同族群间的(如顶下郊拼闽粤械斗漳泉械斗)、不同姓氏间的(如同治年间竹堑北门的苏黄二姓械斗)、职业团体间的械斗和因商业利益而起的械斗等[43]

清政府将原住民分为“生番”(以高山族为主)和“熟番”(以平埔族为主)两类,其中对生番采取封山隔绝政策,划定“土牛沟”为界,严禁汉人越山开垦以避免番汉冲突,而熟番和汉人之间常因土地问题冲突,不少平埔族的土地被汉人违反禁令用欺骗或抢占等方式占有[44]。部分平埔族因此开始进行大迁徙,进入兰阳平原埔里盆地、东部山区,或则日益汉化。

积极治台时期[编辑]

亿载金城,为1875年沈葆桢延请法国工程师设计建造,建筑仿巴黎要塞。

清廷对台湾的消极态度一直要到19世纪中叶才有了改变。然而,造成这种改变的原因却不是源于清政府内部,而是由于国际环境的改变。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欧洲势力冲击著大清帝国统治下的台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同意让台湾开港通商(安平、淡水),不久又开放打狗(今高雄港)和鸡笼(今基隆港)二港。此后,台湾的对外贸易相当热络,台湾盛产的蔗糖樟脑大量出口,这增加了就业机会与政府税收,一些新的城市也纷纷兴起[45];同时也导致原住民族被迫东迁、客家人地位上升、买办兴起与水土环境被破坏等社会和环境影响。

西方文化伴随着台湾开港再次传入台湾。在西方各教派中,以基督教的长老教会影响为最大,著名的来台传教士有马雅各马偕甘为霖巴克礼[46]。同时,各国的势力也纷纷侵入台湾,1867年(同治六年),发生了罗发号事件,十几名美国船员在恒春一带被原住民族杀害[47]。最后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与恒春半岛十八社首领签订了《船难救助条约》,这等于否定了清政府在番地的管辖权,为其后大日本帝国出兵台湾提供了理由[47]

1871年,54名琉球人因台风而漂流到恒春半岛,被原住民族所杀。日本派代表要求清政府处理,而清政府以“生番系我化外之民”[48]为由拒绝,结果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大日本帝国派兵攻打台湾南部牡丹社的原住民,是为牡丹社事件。之后清政府照会日方,要求日本撤军,并承认此行动乃“保民义举”,日方认为这等于放弃对琉球王国的宗主权,而清廷则认为“保民义举”是指日方提出的受害渔民中有4人为小田县人。 (实际上自从1609年日本出兵琉球之后,琉球王国就同时向中国明朝和日本萨摩藩双方朝贡,已逐渐形成两属状态。)同时自此以后,为因应国际局势的变化,清政府于是积极拟定经营台湾的方针。 1884年10月,中法战争中,法国海军将领孤拔也曾占领基隆,进攻淡水,并下令封锁台湾[49]。 。

刘铭传肖像。

1875年,沈葆桢以大清帝国钦差大臣身份再度来台,尽管他在台湾仅停留不足一年,却对台湾近代化有所建树。他推行开山抚番的政策,以下令开北、中、南三路通往后山,鼓励汉人入山开垦,至此台湾东部才逐渐纳入大清帝国的领土,但在以武力开拓东部的过程中,也杀害了不少原住民[50]。此外废除渡台禁令,积极推动近代化建设,如机器采煤;在安平建新式炮台亿载金城等。沈葆桢数度奏请调整台湾行政区划。次年增设台北府恒春县埔里社厅新竹县淡水县基隆厅,并改噶玛兰厅宜兰县诸罗县嘉义县及增设卑南厅,全台至此共被分为二府八县四厅[38]。之后经营台湾的是大清帝国福建巡抚丁日昌,他继承了沈葆祯的现代化政策,修建了台湾最早的电报线。

光绪七年(1881)八月任刘璈任职分巡台湾道,即台湾实际统治者。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刘璈率军积极抗战,创下硕果累累。[51]连横在其所著的《台湾通史》中亦称他为“有经国之才”的能吏“[52]。为冒领功名,击其政敌,刘铭传诬告刘璈十八款。[53]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感到了台湾的重要性,提升台湾的行政层级,将隶属于福建省将近两百年的台湾独立出来,改设为行省,并任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伴随台湾建省,行政区划再次调整,全台从南到北分为三府(台南府、台湾府、台北府)、一州(台东直隶州)、十一县(淡水、新竹、苗栗、台湾、彰化、云林、嘉义、安平、凤山、恒春、宜兰)、三厅(基隆、澎湖、埔里社[34]。刘铭传在台湾积极实施建设,于是,台湾在1891年有了大清帝国第一条官办客运铁路(基隆—新竹),南北普设可通福州电报线,同时也设立邮政与新式学堂,台北城的街头亮起了路灯。在刘铭传的积极治理下,台湾成为当时大清帝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行省[54]。其后的台湾巡抚邵友濂唐景嵩也继承了其政策方针,不过由于经费紧缩,建设步伐相对放缓。但是,台湾建省还不到十年,由于甲午战争(1894年-1895年)失败,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清领后期的樟脑为台湾特产,是合成塑胶的原料,19世纪后期国际需求量大增,使台湾产量曾达到得到世界第一。

甲午战争后[编辑]

台湾民主国国旗

甲午战争后,大清帝国钦差大臣李鸿章代表清廷割让台湾给大日本帝国。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决定,在许多台湾住民中引起不满,时称“绅民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希望清政府改变态度。1895年5月25日,台湾人民宣布脱离大清帝国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巡抚唐景嵩大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李秉瑞为军务大臣。同时,台湾民主国制定“蓝地黄虎旗”为国旗、刻有“台湾民主国宝印”文字的国玺、并以“永清”为年号。发表宣言,向各国通告建国宗旨,希望能借此引发国际干涉,使台湾免于被日本统治。[55]

然而,日军在5月29日于基隆附近的澳底登陆,6月3日占领基隆。台湾民主国政府之领导人物,例如唐景嵩和丘逢甲,都争先恐后逃往对岸。台北士绅辜显荣等在6月11日打开台北城门,迎日军入城。6月下旬,台湾民主国余众在台南拥立大将军刘永福为第二任大总统。为筹措经费,刘永福曾发行纸币、邮票等。有些学者将刘永福在台南所建的政权称之为“台南共和”(Tainan Republic)[56]或“第二共和”(Second Republic)[57]。此后三个月,台湾民主国和日军发生不少规模不小的血战,例如八卦山之役。但到了10月下旬,刘永福也弃守逃亡,日军占领台南,结束台湾民主国184天的历史[58]

日治时期[编辑]

初期[编辑]

1895年日军进台北城的想像图,远方城门为北门-承恩门

台湾民主国瓦解后,日本基本上已控制全台,但各地仍常有抗日事件。早期著名的抗日领袖有简大狮柯铁虎林少猫等,但到1902年就先后被镇压下去。之后的重要抗日事件有1907年发生的北埔事件、1912年的林圯埔事件,1913年的东势角事件苗栗事件、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与1930年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59]。后期的抗日运动除西来庵事件外普遍规模较小,且在密谋阶段就被剿杀,此后汉人就不再有大规模的武装抗日。

西来庵事件被捕人士头戴竹笼,自台南刑务所押至台南地方法院受审

1896年,日本公布《六三法》,授权台湾总督得颁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60]。早期总督都是武官,权力极大,融行政、立法、司法、军事权于一人。前三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的任期都不长;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的任期则长达8年,但实际治理台湾的是民政长官后藤新平[61]。后藤加强了台湾的保甲制度与警察制度,用严格的手段对付抗日活动。医师出身的后藤新平自命以生物学原理治理殖民地,其著名的治台三策,认为台湾人的弱点是“贪财、怕死、好面子”,所以同时采用高压与怀柔的两面手法,将台湾的游击活动完全弥平[61]。并派大量警察监视人民的举动,1922年时,平均每547名台湾人中就有一人是警察。

在公共事业方面,日本在台湾建立详细的户政与地政档案、统一度量衡、设立台湾银行、日台同步币制,以及大兴电信事业[61]。至1919年,全台已有7,146支电话与6条电报线。交通方面,1908年西部纵贯线铁路(基隆-高雄)通车,同时基隆港和高雄港也被加以修建。农业上推动绿色革命,使台湾成为“米糖王国”。而在文化上,则施行同化怀柔的策略,对台湾人教授日语,并实行日本人、汉人和原住民三种不同的教育体系[61]佐久间左马太总督在任时开始对原住民施行理蕃政策,以使其顺应接受日本的统治[62]。社会方面,总督府致力废除“三恶”,即鸦片缠足辫发。同时加强卫生体制,改造下水道并进行捕鼠工作。改农历为公历,在街头放置时钟,培养台湾人的守时观念。推行市区改正计划,对后来台湾城市的营建影响深远[63]

文官总督时期[编辑]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成员合影

随着民族自决的风潮与日本进入“大正民主”时代,1919年后,台湾总督可由文官担任,军权另设台湾军司令官掌管,治理台湾的策略也改为同化政策[64]。台湾在许多方面与日本逐渐接轨。1922年,《台湾教育令》通过,台湾实行与日本相同的学制[65]。1921年,日本国会通过《法三号》,修正部分六三法的内容,台湾开始通用日本的民法、刑法与商法。1920年,全台行政区划改为州厅、郡市与街庄三级制,并推行有限的地方自治。在经济上,台湾陆续完成了数个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如桃园大圳嘉南大圳日月潭水力发电所[66]。米糖产业也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蓬莱米的研发成功大大提高的稻米产量[67]

日治中期,台湾社会受到各种新思想的启迪,民智已开,一些留日人士大力推行政治、社会文化运动,力求平等待遇。1914年,林献堂奔走成立台湾同化会[68],追求台湾人与日本人的地位平等,但成立不久即被勒令解散。1920年1月,留日台湾青年在东京发起新民会,推举林献堂为会长,主张改革台湾政治体制[69]。并有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等社会政治运动的展开,要求台湾自治[70]。1921年,蒋渭水等人在台北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借着对台湾文化活动的关心,增进台湾人的知识以及对政治关心,以求唤醒台湾人的觉醒,启蒙台湾人的意识,尤其想要唤起台湾人对日本殖民统治政策的批判。蒋渭水于1927年7月10日成立台湾民众党,台湾第一个政党宣告诞生[71]。总督府终于在1935年和1939年在台湾举行州会议员和市会议员的选举,这是台湾人首次拥有选举权。同时,农工运动也蓬勃展开,简吉成立台湾农民组合[72],是日治时期台湾最大的农运团体。1928年,蒋渭水指导成立台湾工友总联盟,发动劳工罢工以争取权益;同年,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主张台湾独立[73],但被总督府认定为非法团体。面对农工运动的蓬勃展开,台湾总督府开始进行全面镇压。1929年2月12日,台湾农民组合与台共数千名成员被捕,是为二一二事件。1931年,台湾民众党被查禁,附生于民众党的台湾工友总联盟也趋于式微。之后,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也在1937年7月自动解散,日本治台进入紧缩阶段。

1930年10月27日,雾社地区原住民因不满日本政府的统治,在莫那鲁道为代表,爆发雾社事件,砍杀了各地警察及雾杜公学校举行秋季运动会的日本人136名,轻重伤百余人。日方随后进行武装镇压,杀害雾社原住民近千人。而后日方的检讨报告显示,起事原因有对原住民压榨劳力、一些日警对原住民妇女始乱终弃及不当的男女关系、原住民想要回到传统生活。时任台湾总督石冢英藏等官员因此下台。[74]

嘉义街外/ 陈澄波/ 1926/ 画布、油彩/ 64×53cm/ 第七回日本“帝国美术展览会”入选。

随着社会运动的展开加上西方文化与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台湾的文学、美术、绘画等方面开始走向与日本和中国都不同的方向。台湾新文学运动在1920年展开,领导者有黄朝琴等,他们主张使用白话文,认为文学的目的应是启发民智,其中赖和被誉为“台湾新文学之父”[75]。1933年,台湾作家与日本作家组建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刊行中日文并用的《台湾文学》杂志[75]。之后,又成立完全由台湾作家组成的台湾文艺联盟[75]。这一时期令人瞩目的画家则有陈进林玉山郭雪湖陈澄波廖继春等。雕塑艺术上以黄土水成就最大,代表作为〈水牛群像〉。音乐家则以江文也等人为代表。电影和广播也在这时进入台湾。

后期[编辑]

1936年,随中日关系恶化,自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起,台湾总督复由军方将领担任。在这期间,日方推行对台湾人的皇民化运动、台湾产业的“工业化”、使台湾成为进出东南亚基地的“南进基地化”三大政策[76]。在日治中期蓬勃开展的社会与文艺运动也逐渐停摆。

台北大空袭中,盟军炸药在台北城范围内的弹著点。

皇民化运动展开后,总督府大力推广讲日语,在各地设立国语(日语)讲习所。并取消报纸中的汉文栏,废止学校中的汉文课。1940年2月,总督府公布改姓名办法,准许台湾人改为日式姓名[77]。最初台湾人对此并不热心,但后期在奖励政策下,不少人改用日本姓名。同时,总督府大兴日本神道,广设神社,强迫学生参拜,同时压抑台湾民间信仰,裁并地方寺庙,这点引发不少台湾人的反对[78]。日本以“农业义勇团”等名义招募台湾人从军,人数达12万人以上、同时前后对原住民进行八次动员,计有四千名左右的高砂义勇队前往战场[79]。1942年,总督府实施志愿兵制度,总督府前后三次招募男子志愿军,总数为16,000人[79]。1945年1月,全面实施征兵制度。台湾籍日本兵总计207,183人,阵亡30,304人[79]。1941年4月,日本政府成立皇民奉公会,其与皇民化运动不同,是以皇民为口号达到战争动员的目的,但总体来说成效有限。

1936年,总督府成立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积极推动台湾工业化,扮演“工业台湾,农业南洋”的角色[80]。1935年在高雄港成立炼铝工厂。1937年,台湾总督府推动第一次生产力扩充五年计划,增设水力与火力发电所[27]。1939年,台湾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27]珍珠港事变后,台湾总督府又在1942年推行第二次生产力扩充五年计划,力求台湾工业自给[27]

1944年10月起,美军开始轰炸台湾,大量官衙和工厂被炸,各项生产事业几乎停顿[81],工业产量急剧减少。台湾人在军事管制、经济统制金额消息封锁下,自由全无保障。日本军方控制了报纸、广播等事业,战争真相消息全被禁绝,但是民间依然流言不断,人心浮动。全台各大城市都笼罩在战争的炮火下,人民经常需要“跑空袭”,生活节奏完全被打乱,不少都市居民被迫迁徙到乡间[81]。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末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台北公会堂签署降约,日本在台湾的统治宣告结束[1]

战后至今[编辑]

政治发展[编辑]

黄荣灿的《恐怖的检查》版画。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并签署《终战诏书》,中华民国政府派何应钦为代表接收台湾[82]。而后设立与中国大陆省级行政体制不同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并由陈仪出任台湾行政长官[83]。但因为陈仪等接管官员贪污严重,军警纪律败坏,陈仪本人大权独揽,加上战后经济崩溃导致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和政府急于“去日本化”造成文化上的隔阂,以及部分新住民(外省人)相对于老住民(本省人)在社会地位上具高度优势的不平等待遇,导致在1947年初,因查缉私烟所引发的警民冲突,二二八事件全面爆发[84][85]。数星期后,国府派兵来台镇压,后续还有清乡行动,许多与事件无关的各界菁英与百姓也被无故杀害,或逮捕之后不经审判而被监禁、处死或就此失踪。此事件揭开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高压的序幕,并埋下后来族群对立态势与台湾独立运动的种子[86]。1948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在台湾展开了大规模逮捕枪决学生的行动,该事件被称为四六事件。二二八事件后,国民政府调整台湾地方政治制度,废除台湾省行政公署,改设台湾省政府,由文人出身的魏道明任首届省主席,缩小公营事业范围[85]。1949年,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改革币制(旧台币以四万比一的比率兑换新台币),实行三七五减租[87]通货膨胀形势得到缓解。

无党籍台南人吴三连(左二)于1951年1月7日获悉以65.5%高票当选中华民国首都台北市第一届民选市长后在办事处与支持者举杯同欢。

1949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撤至台湾[4]。国民党新败来台初期,坚持反攻大陆,但缺乏美国配合,只能发起一些小规模战役,直至八二三炮战双方暂时停火后,反攻都未能实现[88]。国民党政府在台湾透过《戒严令》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法令,以稳定、维护中华民国政府为优先,暂停宪法条文实施,并配合党、政府、军队、特务的结合掌控,持续政治与社会上的强势压制,巩固一党专政、独裁的体制[86]。但这造成许多人因实际或是指称的反对言论或行动,甚至无故被指为共产党“匪谍”而受到非法迫害与杀害的案件,即白色恐怖[86]

自由中国杂志封面。

1950年起,台湾开始实行地方自治,县级以下民意代表与行政首长及省议会由公民直选产生[89]。1950年代起雷震等知识分子在《自由中国》杂志上批评时政,要求民主。1960年,雷震等人士筹组中国民主党,但很快就被政府镇压[90]。在政府解除戒严之前,台湾的党外运动团体一直透过私下发行的政论杂志,酝酿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大规模抗争,要求全面落实民主政治与言论自由。

1972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后,实行“革新保台”政策[91]。在组阁时积极起用李登辉等本省人,以期化解省籍矛盾,开始部分推行本土化[91]。1975年4月5日,蒋中正去世,国民党对社会的控制力亦开始下降。1979年5月,政府解除了1978年发布的停止杂志登记的禁令,党外人士掀起了创办杂志的热潮,知名的有《八十年代》、《美丽岛》等。这些刊物对国民党展开前所未有的抨击,与执政当局矛盾日益激化,终于酿成1979年12月的“美丽岛事件”,党外人士遭到大规模逮捕[92]。1986年9月28日,党外人士在圆山大饭店成立民主进步党,国民党未予取缔。1987年7月15日零时,台湾本土和澎湖地区解除戒严(不含金门、马祖等外岛),全面恢复宪法条文实施,党禁、报禁相继解除。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1]

台湾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吕秀莲

经由“狂飙年代”中不断的民众运动,民主意识深植民心,民主政治在台湾的推行速度也进一步加快。在国民大会代表超过四分之三绝对多数决下,动员戡乱临时条款被废止,总统李登辉宣布自1991年5月1日零时起,结束施行长达44年的“动员戡乱时期”[1]。李登辉继承蒋经国的民主化与本土化政策,并予以深化,但也有黑金政治与派系政治的包袱[93]。李登辉在总统任内陆续推动六次修宪,万年国会在1991年宣告退职,并在1996年举行首次正副总统公民直选[94]

第七届立委席次分布图。

2000年3月18日总统大选,最终由民进党提名的陈水扁吕秀莲当选中华民国第10任正、副总统,是台湾总统选举第一次政党轮替。2004年,陈水扁及吕秀莲在总统大选以再度当选连任,泛蓝阵营就提及陈水扁当选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但无结果。[95]

2005年,任务型国大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国会选举改采单一选区两票制,这有利于两党政治的形成[96]。并废除国大采单一国会制。立法院为唯一的国会。2008年1月12日,国民党在立委选举中取得81席。在2008年3月22日举行的中华民国第12任总统选举中,国民党的马英九萧万长取得胜利。民进党则再度成为在野党。

2012年马英九改和时任行政院吴敦义搭档竞选连任,虽遭到时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及三度参选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强力挑战。但仍以689万票的票数成功连任。

外交关系[编辑]

1953年,台湾台东鹿野乡敬老会全体合影。背后建物以超过两人宽的中文字体由右至左书写“反共抗俄”字样。
美国总统艾森豪于1960年6月18日访问台湾台北时与蒋中正总统搭敞篷车前往圆山行馆途中接受热情群众夹道欢迎。蒋总统伉俪亲至松山机场迎接, 艾森豪总统并于傍晚在总统府前广场对50万群众发表演说。两国总统发表联合公报, 稳固邦谊,谴责中共对金门隔日炮击之恶行,也依《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继续保卫台澎金马

1943年底,《开罗宣言》发表,其中表示日本所占据的所有中国领土要归还予中华民国,并于1945年《波茨坦宣言》再次重申[97]。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97]。盟军统帅令在台日军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在台日本政府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中山堂向中华民国代表陈仪投降,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接管台湾[97]。1951年,日本正式签署《旧金山和约》,但因国共内战中国情势不明,和约没有注明台湾主权归属[98]。在1952年的《中日和约》第二条中,日本依据《旧金山和约》,重申放弃对台湾、澎湖、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主权,但从未提起台湾主权的最后归属[98]。1972年日本与中华民国断交,并单方面宣布《中日和约》失效,同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中日联合声明[99]

在开放探亲与解严之前,国民党政府从早期的“反共抗俄”国策,演变成“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来对抗中共的统战攻势[100]。1987年台湾政府开放民众赴中国探亲后,台湾与中国关系曾有过一段“蜜月期”,1993年于新加坡举行的辜汪会谈可谓最高点[101]。但在千岛湖事件、李登辉1995年访美及台湾海峡导弹危机一连串事件的影响下坠入低潮。其后虽有所回温,不过在1999年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后跌倒冰点,此后台湾与中国关系长期处于“政冷经热”的状态中。2005年中,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政党前后访问中国,引发台湾与中国政党交流的热潮,紧张的情势有所缓解,台湾与中国关系仍充满不确定性。2008年,国民党取回政权后,以“不统、不独、不武”[102]为原则,加上台湾与中国关系融冰,在北京举行的吴胡会后,台湾与中国关系又到了另一个阶段[103]

金门大胆岛上留存的标语“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关于台湾的政治地位,或曰台湾与中国是否走向统一,亦或是持续相互独立状态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国内及国际宣称:“无论从历史、政治还是国际法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并在统一无望以及某些其他前提下,不放弃以武力解决”。而主张台湾主权独立的人士则认为:由美国、日本等国家所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并未明白指出台湾的主权归属(此一说法称为“台湾地位未定论”),而且台湾的未来走向应由全体台湾人民自主决定,不容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武力威胁[104]。1970年代中期前,设都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坚持自己是全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即“汉贼不两立”),未放弃武力反攻中国的梦想;自1970年代中期后,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口号演变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到1980年代中后期,台湾政治日渐民主,加之冷战结束这一背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演变为“民主自由统一中国”。

但在1999年7月9日,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记者专访时表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两个对等的国家(即“两国论”或“特殊两国论”)[105]。2002年8月,陈水扁公开表示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是“一边一国”,引发台湾各界、中国及美国的不少争议[106]。2005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首次以法律形式制订“一个中国”政策[107]。部分台湾人民对此事感到强烈不满,于同年3月26日在台北发起 三二六护台湾大游行,有数十万人参加。

在修宪与总统直选后的民主巩固时代,支持台湾独立的比例缓步微升、且通常稳定地高于支持统一的比例,而均低于支持维持现状的比例。换言之,与中共的任何政治结合在台湾都是最缺乏民意基础与政治市场的选项。2010年12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所作的的民意调查,高达87.3%的绝大部分台湾民衆认为应该维持现状(广义):尽快宣布独立:6.4%;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独立:17.6%;永远维持现状:28.4%;维持现状,看情形再决定独立或统一:34.2%;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统一:7.1%;尽快统一:1.2%;不知道/无意见:5.2%。[108]

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文宣。

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直到1970年代,都被认为是国际社会里中国的合法代表,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逐渐增加。1954年,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09]。到1971年,联合国即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之际(《第2758号决议案》),国民党政府坚持“汉贼不两立”,宣布退出联合国,此后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滑落[110]。其后1979年与美国断交更是对中华民国的外交处境造成严重冲击[111]。在1991年的亚洲银行年会上,中华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统治中国地区的合法政府,不再将中共视为“叛乱团体”[112]。近年来,中华民国政府多次试图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强力干涉下一直没有成功[113]

经济变化[编辑]

战后初期,台湾物资缺乏,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严重。国府迁台后,首先发展农业,实行包括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领等一系列扶植农业的政策[114]。至1953年,台湾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之后,政府奉行“以农养工”的政策,在日治时期的基础、中国来台的资金人才与技术及美援等因素下,台湾经济逐步走向迅速成长。在1950年代时期,政府实行进口替代的政策,将农业所得支援工业部门,以农产品出口来换取外汇以进口工业机器,发展民生工业[115]。并提高关税,管制外汇,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土产业。到1960年代,台湾的进口替代产业面临国内市场饱和的问题,同时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工厂面临工资上涨等因素,因此纷纷搬迁到一些具工业基础又劳工成本低廉的地区,台湾的经济政策遂改为出口扩张。1960年,政府通过《奖励投资条例》,积极争取外商在台投资。1966年,政府成立高雄出口加工区,是亚洲第一个出口加工区[116]。台湾以加工中继站的角色,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一环。1963年,工业占台湾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农业。此后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为止,台湾长期保持年均两位数以上的经济成长率。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出现顺差,从此台湾长期维持贸易出超的局面[27]

十大建设中的北回铁路

1970年代初,台湾因外交受挫、石油危机与基础公共设施不足等因素影响,民间投资意愿降低,经济成长受到冲击。蒋经国政府因此调整经济政策,改采“第二次进口替代”,推出十大建设等一系列大型公共投资计划,国内投资环境因此大幅改善,也有效提振景气和就业率,经济实现转型升级[27]。台湾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与香港韩国新加坡并列为“亚洲四小龙[27]。1980年代后期,台湾面临土地价格上涨;环保意识抬头;治安形势恶化;劳工意识勃兴等一系列不利于投资的因素。政府于是再次推动经济转型。1980年,政府成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大力鼓励内外厂商投资集成电路、电脑等高科技产业,希望以耗能少;污染低;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科技产业取代传统产业[27]

这样的政策应该是属于成功的,从1953-2000年平均年成长率高达8.1%,是同期世界之冠,2000年前通货膨胀率从未超过3%,失业率也能维持在3%以内,贫富差距不大,所得分配差距倍数在2000年前也仅为5.5.台湾经济日渐自由化国际化,并在2001年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7]。加入世贸后,台湾国内的市场持续开放,大量外来产品冲击了国内产品,以农产品和民生工业为甚。同时为降低生产成本,很多企业出走中国和东南亚地区,造成产业空洞化的现象[27]。经济自由化也造成国内金融业竞争激烈,引发潜在金融风险等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台湾政府先后有不同的措施,在李登辉时期要将台湾建设为亚太营运中心;民进党政府时期则提出发展生化产业,但前景如何仍未可知。如何提升自身生产力,经济更趋多元化与提高科学研发能力,让企业“根留台湾”,均是台湾经济在未来要面临的课题。

社会变迁[编辑]

国民中学的实施使台湾劳工素质提高,对整体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助益。图为台中市东势国民中学

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之初,致力消除日本殖民教育的痕迹与影响,推动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的教育政策[117]。国府迁台后,颁布《戡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和一系列法令,在日常教学中大力灌输反共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并推行发禁等一些列规范学生日常行为的措施。1968年,即民国五十七学年度,政府开始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117]。该计划对台湾的社会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伴随着更多人进入国中接受教育,劳动者的素质得到有效提升。解严之后,教育政策日益宽松,校园风气日益自由自主;教科书由过去的一纲一本变为一纲多本,入学管道也多元化[117]。在教学内容上,加强乡土教育的教学比例与本土语言的教学,出现了闽南话、客家话和原住民语言的教育[117]。但是,一纲多本造成学生负担加重,补习风气日盛,实施后也一直有要求恢复一纲一本的声音存在。同时,推动十二年国教也成为了教育界的焦点[118]

伴随经济的发展,台湾由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生活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变。在1970年代,台湾省主席谢东闵提倡“客厅即工厂”,成为一道奇观[119]。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各都会人口激增,形成了都会圈。但是,伴随着城市生活品质的恶化,与乡村建设的展开,又有一些农村居民回流,不少乡镇演变为中小城市。随着人口的流动,家庭结构也随之变化,核心家庭结构成为社会的主流,从而使老人安养与幼儿托教成为社会问题。伴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台湾人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人口成长已由高生育率,低死亡率转变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1951年,台湾男性平均寿命为53岁,女性为57岁;2004年,男性平均寿命增加为73.6岁,女性增加为79.4岁[120]。1981年,全年台湾新生人口数量为41万4千人,每一妇女平均生育2.46个子女[120]。到2004年,全年台湾新生人口数量下降到廿万六千人,每一妇女平均生育子女仅1.18人[120]。台湾已经成为高龄化少子化社会。

台湾绿岛人权纪念碑:一道长约十来米的石墙上,刻满当年在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名单
2005年在台北市举行的台湾同志游行

解严之前,台湾人的结社、游行、言论、出版、新闻自由都没有保障,加上片面重视经济效益,底层人民的权益却不断遭到剥夺,维权意识与社会发展都不健全。1970年代后,伴随着教育的普及与中产阶级的兴起,人民的自主意识开始抬头。1980年,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象征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兴起[121]

1980年代,随着民主运动的蓬勃展开,街头抗争也成为台湾社会的常见现象,如五一九绿色运动三月学运鹿港居民反杜邦设厂事件五二〇农运无壳蜗牛运动[122]。各族群也开始注重维护自己的权益,例如台湾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发起的“还我姓名”、“还我土地”运动、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开放中国探亲的政治诉求、客家权益促进会发起的“还我母语”运动等[122]。此时性别平等的概念亦获社会重视,女性在立法院已有保障名额,并通过《性别工作平等法》和《性别平等教育法》,女性的地位显著提升[123]。此外,台湾首个同志组织我们之间也在1990年成立,争取相关族群的权益,也带起横跨1990年代与2000年代的台湾同性恋权利运动[124]

社会福利方面,《劳动基准法》等法令的通过使台湾劳工的地位获得保障。1995年,全民健康保险正式实施,福利制度已初见端倪。2000年以来,大量中国和东南亚妇女来到台湾,形成了“外籍配偶”族群,亦产生一些社会适应的问题。而近年的乐生疗养院大埔农地事件等,在在显示台湾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足与问题。

文化[编辑]

国府迁台早期,就开始了戒严政策。戒严时期,政府以官方力量推动文化发展,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文化呈现反共、传统、一元的特质。

1987年,台湾解严后,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思考受到质疑,多元文化思想也受国内外许多因素推波助澜下逐渐兴起。包含推动台湾本土文化的多元文化行动支持者认为:多元文化可肯定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尊重文化多样性下的人权,增加人民选择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也促进台湾社会正义与公平机会情况的大幅进步。不过于实际上推动上却也面对如种族主义与偏见歧视、文化价值判准上缺乏共识、文化差异和缺陷的区辨模糊不清、理论体系有待厘清和统整等问题[125]

1996年,台湾学者蔡玮将此文化态样的改变称为本土化或去中国化[126]。其中,首度出现的“去中国化”一词,后来大量被支持中国传统文化者引用。尤其于2000年民主进步党开始于台湾执政后。这些反“去中国化”者认为,执政党所推动这项运动,会让“历史记忆也难逃被切割肢解的下场”[127]

文学[编辑]

在国府迁台初期,政府大力推行反共、怀乡文学,著名的反共文学作家有王蓝姜贵司马中原等。同时,西方现代文学也是当时台湾文坛的重要力量,白先勇王文兴是为其代表,而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则有《台北人》、《家变》等。1960中后期开始,一些本土作家以《台湾文艺》、《笠诗刊》为阵地,重拾乡土素材,关注农民与劳工等底层阶级的命运,作品隐含批判精神,终致在1977年引发了乡土文学论战。解严后,文学更加多元化。近几年,伴随网络的兴起,网络文学成为新的风潮[128]

美术[编辑]

台北捷运板南线南港站中的大型几米壁画,风格为插画类型。

1950年代,台湾的画坛主流以中国来台的水墨画家与日治时期的本土西画家为主,绘画技巧比较传统。1960年代开始,新生代画家引入西方的抽象画等风格,美术风格走向西化。1970年代乡土意识抬头后,绘画题材再趋本土化。解严之后,美术界生态多元自由,风格也日益前卫[129]

戏剧与音乐[编辑]

二战后,一方面在政府的领导下,国剧(京剧)等中国剧种在台湾得到大力扶持;另一方面歌仔戏布袋戏等本土剧种则仍是庶民大众的重要娱乐方式。随着电视的出现,布袋戏、歌仔戏开始讲求声光效果,重新获得人们的重视。而国剧与国语话剧则融入创新元素,经常以小剧场等形式表演,舞台剧表演成为台湾最具活力的艺术活动之一。光复早期,台语歌曲一度流行,之后被官方钳制。音乐界也被政治力延伸,创作了大量反共爱国歌曲。在民间,由香港传入的国语流行歌曲和美国音乐风行一时。1970年代,知识青年疾呼“唱自己的歌”,校园民歌因此风行。在1980年代,讲究“字正腔圆”的国语老歌风行一时,其代表人物是有亚洲歌后之称的邓丽君。近几年台湾已经成为世界华语乐坛的中心,周杰伦等歌手红遍两岸三地,成为了乐坛的重要力量[130]

电影[编辑]

日治时期台湾电影《莎勇之钟》的宣传海报。

国府迁台伊始,台湾电影在官营制片厂的经营下,拍摄大量国语剧情片,其中不少都带有反共色彩。同时,台语片也悄然兴起,题材以民间故事等为主。1960年代,健康写实电影成为电影界的主流,代表作有《蚵女》、《养鸭人家》等。同时,香港制作的电影也在台湾广受欢迎,也影响到台湾本地的电影制作路线,爱情片、武侠片和功夫片成为一时的主流。1970年代,伴随着外交困境,中影制作了大量的爱国政宣影片,如《梅花》、《汪洋中的一条船》等。1980年代起,《儿子的大玩偶》等影片开启“新电影”风潮。解严之后,后新浪潮电影兴起,李安蔡明亮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导演。同时,由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大举进入台湾电影市场,台湾本土电影的环境与市场日益萎缩低迷[131]

大众传播[编辑]

1962年,台湾电视公司成立,这是台湾的第一家电视台。不久中国电视公司中华电视公司陆续开播,台湾电视业进入“老三台”时代。但三台都由政府机构与国民党掌控,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扮演政府宣导的工具。1969年,中视播出《晶晶》,是台湾第一部电视剧。同时杨丽花叶青歌仔戏与布袋戏演员也纷纷登上屏幕。1993年,政府开放成立有线电视台,随后在1998年又开放了首家民间经营的无线电视台民视。而为普及多元文化与尊重弱势群体,又陆续开播了公视客家电视台原住民电视台。但是,激烈的竞争导致电视节目严重商业化,收视率挂帅的风气引人诟病,导致媒体乱象的出现,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伴随政治的民主,党政军也先后退出了电视经营[132]

在解严之前,台湾影响最大的两份报纸是《联合报》与《中国时报》,1980年代后,《自由时报》兴起,成为第三大报。2003年港商《苹果日报》发行台湾版,报业格局再演变为四报鼎立迄今,另外各县市均有其地方报[133]。前副总统吕秀莲等政治人物或资深媒体人亦分别创办玉山周报新头壳等结合网络的新型态报刊。广播事业亦有发展,除中广等旧有广播公司外,飞碟电台KissRadio等亦成为重要的广播电台。网络也快速兴起,网络文化亦成为台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32]

相关条目[编辑]

台湾专门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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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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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编辑]

  • 马端临 《文献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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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戴天昭,1996,台湾国际政治史,李明峻译。台北: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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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育德,1979,台湾:苦闷的历史,中文修订版,黄国彦译。东京:台湾青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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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