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急用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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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急用忍在过去有其它意义[1],但现在一般用来指中华民国政府的对中国大陆投资政策之一。这是1996年9月14日时,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在全国经营者大会上所提出的对台湾企业投资中国大陆的主张[2]行政院长萧万长亦于1998年强调检讨调整“戒急用忍”政策的前提是“中共消除对我敌意,结束敌对状态并存,尊重两岸对等分治,以平等互惠对待我,不再阻挡我方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台商投资权益经过协议获得确切保障,而且不影响台湾经济稳定发展”。[3]

台湾政党轮替前的对中国大陆投资政策[编辑]

目前可以看到早在1987年,孙运璇就在天下杂志的专访中提出类似戒急用忍而的观点。(孙运璇:对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将产生危机)

在1990年代,当时总统李登辉和行政院长郝柏村因应台塑在中国大陆大规模投资的海沧计划,下达三大通牒。若台塑与中国大陆签订海沧计划的协议,政府将停止台塑股票交易、下令相关银行冻结台塑集团资金、与限制台塑集团高层主管出境等三大禁令。台塑企业为求生存,只得忍痛放弃投资。

在台湾政党轮替前,针对投资中国的主张除了戒急用忍外,还有曾任民进党党主席的许信良主张的“大胆西进”及民进党在经由辩论后产生的“强本西进”;大胆西进派认为台商大举西进后,可以在中国发挥相当的影响力,进而成为台湾的保障(但在中国的一党专制下,资本家与工商业对政治军事的影响其实非常有限);而戒急用忍派则认为依赖中国劳力与市场会妨碍台湾的自主性与多重安全;而且台商反而很容易成为中共在台湾的代言人,过度西进会让代言人的政经力量过于强大,而造成不对称的影响。

1994年底人民币大幅贬值45%,中国大量吸引各国投资,东亚各国资金开始失血。

1996年8月14日,李登辉在国民大会答复国大代表国是建言时指出,“以中国大陆为腹地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论调必须加以检讨”。同年9月14日,李登辉即提出“戒急用忍”主张,之后并明确界定:“高科技、五千万美金以上、基础建设”三种投资应对大陆“戒急用忍”,以免台湾丧失研发优势以及资金过度失血。此项政策发表后,即遭到工商业界的质疑,并引发“国家及社会安全与企业利益间如何取得平衡”的辩论。

萧万长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是以戒急用忍为两岸政策。

民进党对中国大陆投资政策[编辑]

2000年,由于陈水扁当选总统后,适逢世界经济不景气,产业界方面要求松绑“戒急用忍”政策声音加剧,而陈水扁也将“戒急用忍”政策改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4]。2006年1月1日,陈水扁在元旦谈话中把“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宣传改为“积极管理,有效开放”[5]

反对戒急用忍的前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林浊水表示:把扁当“反西进”的救星,其实是很奇怪的,因为直到2005前扁是西进派的,他一上台,就宣布四不一没有、开放小三通、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缩小中国人民来台限制、放松对中国各项投资限制、2004年底正式通过“积极开放”计划……但他的计划既受阻于中国的肘制,被国民党批为“锁国”,从而在民间形成反三通的刻板印象,终于被M型社会的输家当成经济民族主义的救星[6]。但他也表示,西进确实会让台湾所得分配更不平均,但是戒急用忍解决不了问题[7]

对于戒急用忍的评价[编辑]

正面[编辑]

  • 戒急用忍政策保护了台商;由于中国地方官员素质良莠不齐、部分法规限制又逼商人非钻法律漏洞不可,国家地位不被中国承认的台湾商人是受害最深的,因此台商若以外资身份投资中国市场,则可以降低投资中国风险;戒急用忍一直没有对台商投资中国造成任何阻碍、但却让许多台商绕道投资中国,反而使得台商多了一张保护伞。
  • 孙运璇在1987年接受天下杂志专访时对投资中国大陆表示:投资中国大陆会有中国大陆工人素质不佳、台商地位及保障不明、还有中共以商逼政、及投资中国大陆等于资敌制造对手等问题;就算商人判断西进对他有利,其实也不一定为真;就算西进真的对商人有利,也对台湾不利。
  • 由于两岸语言文字相近、少部分台湾人又有大中国情怀,再加上媒体对中国夸大宣传的影响;造成许多台商在准备不足或留在台湾比较划算的情况下贸然西进,增加台商西进的失败率,也有许多台商西进后才发现省不了多少成本或得不偿失。戒急用忍的观念可以抵销语言文字及意识型态对台商的误导。
  • 2007年8月底,新光集团北京华联恶整后,而过去王永庆家族在中国的投资也被整,因此让台湾人思考投资中国大陆的风险。
  • 陈水扁总统较为开放的两岸经贸政策遭到泛绿内部相当的批评,主因在于台湾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以对美贸易顺差下降为代价,尤其是笔记型电脑产业(过早)西进更是遭到一定批判[8]:因为许多泛绿人士认为,一些台商独占的产业不西进或晚些西进也不会伤害台商在此产业的优势。
陈水扁在总统任期最后数个月发表演说间接承认“开放笔记型电脑产业西进是他的错误政策”[9]
  • 台湾高铁前董事长殷琪表示,台湾高铁实际运量比预估运量小的原因之一就是太多产业西进。
  • 林浊水表示,比较台韩两国的策略,韩国比台湾更接近戒急用忍。韩国人把更多的技术、零组件等锁在韩国;台商则只知大规模的西进,让台湾与中国的经济整合到全球第一。只知大规模西进的策略是近年来韩国所得超越台湾、但贫富差距是台湾比韩国大的原因之一。若台湾不想输韩国太多,就别整天幻想西进,反该对中国采取更锁国的策略。[10]

负面[编辑]

  • 戒急用忍的限制过于僵化,有同一标准一体适用的问题;有些产业不应该有如此大的西进比例,此时戒急用忍的限制实在太宽松,戒急用忍又对一些产业太严苛;因此,戒急用忍应该针对各种产业提出不同限制。
  • 林浊水表示,台湾产业困境与陈水扁无关:李登辉在执政初期是实施类似大胆西进的政策,当时台商在中国已经形成聚落;1996年虽然推出戒急用忍,但已经来不及减缓或阻止台商壮大中国大陆(而且就算提早推出,也不一定能减缓这些产业西进速度);陈水扁担任总统时的政策已经被此限制,如笔记型电脑产业的西进的根本原因是相关零件制造业都已经西进了,而中共又刻意阻止货运直航。[11]
  • 李敖讽刺,戒急用忍完全是一种鸵鸟政策,“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而他认为,商人比政客聪明,所以台湾商人才会急着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去卡位、掌握商机;“(台湾)应该趁机取利,没什么忍不忍的问题。有好处,才忍。没好处,忍什么?”[12]

其他[编辑]

  • 2007年1月29日,李登辉接受《台湾壹周刊》专访时表示,戒急用忍并不是主张台湾不能和中国大陆有关系,他非常担心目前两岸完全没有沟通平台。他批评:经济原本就双向,民进党却把它变成单向,“整个台湾像一桶水,水一直流出去、没有回来,老百姓怎么生活?”他同时批评民进党:“政策变来变去,积极开放又变积极管理,简直岂有此理!”[13][14]
  • 货运直航的实施会降低台商西进的诱因,让台商将更多的产品(或产品中更多的零件)留在台湾生产;而中共对货运直航采取“能拖就拖”的态度。
  • 林浊水表示,没有台商,中国经济根本无法大幅成长,在学习技术上,台商及台湾是中国最好的老师,而且还是最不藏私的老师;但是中国没有正视,而且以内战思维打击台湾的经济发展,不愿意让台湾赚钱,阻碍台商布局中国内需市场;这样不但让台湾人更反中,也会让中国在未来无法向台湾学到新东西。[15][16]
  • 2010年6月29日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大陆重庆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总统马英九及行政院长刘兆玄视为加强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戒急用忍政策可谓暂告终止。而后太阳花学运显示,台湾的年轻一辈有许多人认同类似戒急用忍的观点,他们正是或即将是西进政策的受害者。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游中国/承德避暑山庄 赫见“戒急用忍”
  2. ^ 第三届全国经营者大会演讲全文
  3. ^ 萧万长院长宣示两岸“三通”的前提和调整“戒急用忍”政策的条件,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1998年09月30日
  4. ^ 2000年12月31日发表“跨世纪对话”,其中有提到:
    因应台湾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有责任面对全新的经济情势,将包括两岸经贸在内的各项课题,重新纳入全球市场的考量。过去政府依循“戒急用忍”的政策有当时的背景及其必要,未来我们将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新视野,在知识经济的既定方针之下,为台湾新世纪的经贸版图做出宏观的规划,并且逐步加以落实。
    详细内容请参考跨世纪对话全文
  5. ^ 元旦祝词全文
  6. ^ 赢家与输家 扁·后扁回顾前瞻之三
  7. ^ 与狼共舞
  8. ^ NB工厂沦亡录
  9. ^ 自由时报倡导西进候选人的论调令人忧心
  10. ^ <非典型论述>马挂韩国羊头 卖倾中狗肉(林浊水),台湾苹果日报,2010年5月6日
  11. ^ 林浊水:林浊水:三个错误的刻板印象
  12. ^ 李清如,〈李敖:我为许信良助选 但票会投给宋楚瑜〉,《新新闻》第636期第044页。
  13. ^ 李志德 台北报道,〈李登辉大转向:从未主张台独〉,《联合报》2007年2月1日
  14. ^ 李志德 台北报道,〈李登辉批民进党“把经济变成单向”〉,《联合报》2007年2月1日
  15. ^ 共同体:林浊水著
  16. ^ 内战思维 全球化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