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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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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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
约 2,794,000 [1] (2010年 统计)
分布地区
新加坡 新加坡
语言
华语(即现代标准汉语
其他语言:新加坡华语新加坡式华语闽南语潮语粤语客家话琼语、其他汉语方言
新加坡英语(即新加坡主要官方语言)和新加坡式英语
宗教信仰
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中国民间信仰、其他
相关种族
中国南方人中国南方汉族
牛车水是十九和二十世纪初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到南洋开垦的华工聚集点。

新加坡华人是指出生在或者移民到新加坡、并持有新加坡公民权居留权华族人士,也称“新加坡华裔”或“华裔新加坡人[注 1])。于2010年,新加坡华人占新加坡人口中的百分之74.1,即4个新加坡人就有3个是华人,是新加坡人口当中最大的族群。除了大中华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新加坡共和国是世界上唯一以华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

今日的新加坡华人一般会先认同自己为“新加坡人”,而后才是“华人”[3],普遍上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华侨”。

新加坡土生华人中国明朝后裔与当地马来族通婚后型成的特殊社群,拥有着融合中华文化与马来族文化的峇峇娘惹文化新加坡土生华人在整体新加坡华人当中占的比例非常小,而这个族群有被主流华人同化的趋势。

定义[编辑]

新加坡统计局将“华人”(Chinese) 定义为一个种族族群。新加坡华人专指拥有中国汉族血统的人士,如福建人(专指闽南人)、潮州人(潮汕人)、广府人客家人海南人雷州人福州人福清人兴化人(专指福建莆田人)、江西人浙江人上海人等等.[4]。在一个混血家庭里,如果父亲是华人,其子女通常会被归类为华人。

籍贯或语言组[编辑]

大体来说,新加坡华人会根据自己所属的汉语方言民系、语言文化组、籍贯祖籍来做归类。新加坡华人的籍贯相当繁杂,也趋于多样化,通常可以由自己所讲的方言来做辨认。但是广府人是在保留自己方言方面做得最成功 ,36%的广府人在家中讲广东话,在家中讲华语或英语的广府人的比率分别只占32%和28%。相反,多数的福建人闽南人)和潮州人都在家中讲华语,甚至英语。 虽然籍贯祖籍的观念在年轻族群当中稍有淡化,但一般新加坡华人仍会对自己的籍贯方言组产生认同,甚至会相当重视或保留自己的方言

大多数的新加坡华人源自于中国南方,尤其是福建广东海南省。福建人潮州人广府人涵盖了新加坡华人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的四分之一由19个方言群组成。 这些华人一般称为“新加坡本地华人”,是十九和二十世纪前半叶从中国南方移民来新加坡的华人后裔(第一波和第二波移民浪潮)。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出现了从中国各地区移民来新加坡的第三波移民浪潮。

在新加坡华人社群当中,不同方言组或籍贯的互相通婚十分普遍。但籍贯或方言文化组的归类则会根据父亲的籍贯而定。例如,如果父亲是福建籍,而母亲是广东潮州籍,小孩则会称自己为“福建人”。有些新加坡华人会根据自己的籍贯来联系自己的宗乡会馆。

新加坡华人(民系)汉语方言组人口结构[5]
汉语方言组(民系) 祖籍地 1990 2000
福建人(闽南人) 厦门、漳州、泉州、同安、南安、安溪、惠安、晋江、龙海、漳浦、诏安 860,080 1,028,490
潮州人 潮州、汕头、潮安、潮阳、揭阳、饶平、澄海、普宁、惠来 466,020 526,200
广府人 广州、南海、番禺、新会、恩平、开平、中山、东莞、肇庆、顺德、台山、鹤山 327,870 385,630
客家人 梅县、大埔、惠州 155,890 198,440
海南人 文昌、海口 148,740 167,590
福州人 福州 36,490 46,890
兴化人(莆仙人/莆田人) 莆田、仙游 19,990 23,540
上海人 上海 17,310 21,550
福清人 福清 13,230 15,470
其他 50,150 91,590

福建人(闽南人)[编辑]

天福宫是闽南人在新加坡所建的最古老的寺庙。

在新加坡,“闽南人”一般统称为“新加坡福建人”(闽南语:Hok-Kien),构成了新加坡华人当中的41%,是新加坡华人社区当中最大的民系。新加坡福建人多数源自于福建省南部,主要是厦门泉州漳州及其他闽南语区各县邑(包括:安溪晋江同安南安惠安永春龙海漳浦诏安等)。他们所讲的方言是新加坡福建话(在新加坡称为“福建话”),主要是以厦门闽南语做为标准,但较偏泉州音。在语言沟通方面,闽南语潮州话能够达到50.4%的互通,但却很难跟琼语进行沟通。

在1979年推行讲华语运动之前,新加坡福建话曾是新加坡华人各民系当中的共同语,也是其他种族如马来人印度人跟华人沟通的语言。

早期的闽南先民大多落脚于厦门街(Amoy St.)和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逐渐形成了围绕于天福宫(Thian Hock Keng Temple)的区块。他们随后又成立了宗乡会馆如新加坡福建会馆,并且把区块展延至福建街(Hokkien St.)和中国街(China St.)一带。新加坡福建人在早期新加坡河一带的贸易活动当中是最活跃的。

由于他们来自中国闽南沿海一带,并且从事海上贸易,大多有信奉海神妈祖之习俗。除此之外,他们也信奉其他道教之神明如玉皇大帝九皇大帝福德正神,也信奉各府、县的乡土神如清水祖师法主真君开漳圣王灵安尊王广泽尊王保生大帝保仪大夫等。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人所说的“福建人”,其实指的是“闽南人”,而不包括在福建省境内其的他籍贯;也就是说“福建人”并没有包括在“闽南地区”以外的福建人士。一般来说,在新加坡不被称为“福建人”的福建民系包括福州人福清人莆田人仙游人宁德人以及闽西的客家人。当时不采用“闽南人”而使用“福建人”来特指厦门、漳州以及泉州移民的原因有两个:

1)当时“闽南语”只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所以除了专家学者以外,其余来自泉州漳州厦门等闽南地区的百姓并没有“闽南”这个概念,更不会把自己称为“闽南人”或把自己的语言称为“闽南语”。

2)在清朝末年以及民国初年的移民浪潮中,来自泉漳厦三地的移民远远超过福建省其他地区的移民。这三地的移民到新加坡扎根之后,因为沟通需要,这三地原本就很接近的方言被混在一起使用,渐渐地形成新加坡福建话,简称福建话。来自福州和莆田等地的移民占少数,他们当时为了沟通需要,也得舍弃使用自己的闽东话莆仙话而改用属于闽南语系的新加坡福建话。马来西亚也有类似情况。(新加坡的福州人和莆田人通常都会很明确的说自己是“福州人”和“兴化人”,不会说自己是“福建人”,因为“福建人”这个称谓早已被“闽南人”所使用。)

潮州人[编辑]

义安公司坐落于坦克路(Tank Road)的潮州楼 (Teochew Building)

潮州人构成了新加坡华人当中的21%, 是在新加坡华人社区当中的第二大民系。新加坡潮州人多数源自于广东省潮汕地区,包括了潮州汕头揭阳丰顺等。

潮州人所讲的方言是潮州话, 跟闽南语能够达到50.4%的互通。如同海南人一样,潮州人的先祖可以追溯到福建南方地区(闽南)。由于闽南地区人口过度膨胀,加上饥荒等问题,他们因而迁徙到了潮汕地区。虽然潮州人和闽南人在语言及文化上有所相似,他们仍会各自将自己的民系区分开来。在早期的新加坡华人社会里(尤其是英国殖民时期),这两个民系之间的相处并不太融洽。和闽南人一样, 潮州人也信奉道教及中国的民间信仰

19世纪期间,潮州人曾是新加坡最大的方言群体。然而,闽南人大量的涌入导致了闽南人在人口上超越了潮州人,尤其以新加坡南部最为显著。柔佛海峡 (Straits of Johor)岸边曾是的潮州人主要的居住地,直到1980年代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实施搬迁计划之后,这里才有所变化。

19世纪及20世纪初,大多数的潮州人都居住在牛车水 (Chinatown)新加坡河畔(Singapore River)一带。 早期的潮州人都从事工商业,包括捕鱼业。传统牛车水的商店或商行主要由潮州人经营,包括沙球劳路(Circular Road) 和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一带的商店。

后来,其他潮州商人也陆续设立赌馆或在新加坡森林,新加坡北部和柔佛(Johor Bahru)开设胡椒园。19世纪时期,他们先后得到柔佛苏丹的批准设立这些种植园。其后,有更多的潮州人也加入种植业的行列,形成所谓的“江厝”制度(潮语:Kangchu)。“江”的意思是河流,而“厝”的意思是房子。在这种制度下,“厝”前面所加的字是指种植园首个负责人姓氏。“江厝制度”后来演变成今日新加坡的许多地名如蔡厝港(Choa Chu Kang)、林厝港(Lim Chu Kang)和杨厝港(Yeo Chu Kang)。这些地名在市区重建之前都曾是种植园。

早期的华人大多都成立宗乡会馆及方言会社。这些会馆或公司扮演着工会的角色,替目不识丁的华工处理许多和殖民政府或雇主交涉的事宜。其中最为重要的潮州公司之一是1845年成立至今的义安公司

新加坡的潮州人所使用的语言是新加坡潮州话,在本地简称为潮州话。这种潮州话因为长期受到新加坡的主要方言闽南语所影响,已经和潮汕地区所操的潮汕话有着一定的差别,主要的差别在于它带有比较浓厚的闽南音,也掺杂了很多厦门话的词汇。与此同时,新加坡闽南人所操的新加坡福建话也有被潮州话影响的迹象,形成一种略带潮州音的闽南语。

新加坡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 曾报道过现今的后港(Hougang)是个潮州人主要的聚居点。

  •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加坡人经常把“潮州”误写为“潮洲”。

广府人[编辑]

广府人构成新加坡华人当中的15%,一般也称之为“广东人”。新加坡广府人大多数源自于广东省南部地区,如广州肇庆顺德台山鹤山等等。

新加坡广府人所讲的语言为粤语。他们的宗教信仰也跟闽南人潮州人一样,为中国民间信仰道教佛教等。

于20世纪前半业,新加坡广府人主要的职业为医生政治家文言文老师,也从事其他行业如金饰业、裁缝业、餐饮业等等。他们的商店主要坐落于登婆街(temple streets)、宝塔街 (pagoda streets)、摩士街(mosque street)。

来自广东三水县的广东女工,称之为红头巾。他们主要在新加坡的建筑工地上充当建筑工人,为新加坡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女工背井离乡,千里迢迢的从中国来到新加坡,于20世纪前半叶在新加坡的工地上从事劳动工作。她们所穿的衣服是海军蓝色的衣裳,头上裹着红头巾,其作用是在工作时为了保护头颅,其外表格外鲜明。穿戴这种头巾的第一位女士据説是宋朝王朝云,文学家苏轼之妾。这种头饰曾是广东客家地区所穿戴得传统帽子。广府人由于经常跟客家人一起工作,也进而采用了这种传统。

来自广东四邑地区(江门区)的女工主要戴的是黑色的头巾。她们大部分在新加坡河畔(Singapore river)和吉宝港口(keppel harbour)的周遭码头从事劳动工作。于2010年,新加坡意识到牛车水一带居住着大批的广府人

客家人[编辑]

应和会馆是新加坡第一所客家宗乡会馆

客家人构成新加坡华人人口的11.4% [6]。他们源自于广东省东北客语区,如梅县大埔等。新加坡共和国的国父,李光耀,本身就是一位客家人,其祖籍为大埔

由于客家话在语系方面较跟华语相似,但又受到闽南语粤语的影响,客家人一般上被认为是4到13世纪从中国北方迁徙到南方一带的一个民系。然而,最近的基因研究却显示客家人源自于中国南方,就如同其它语言组一样。这主要是因为数万年前人类是从东南亚延陆路与海路北迁,而近一、两千年来又因躲避战乱而南迁所致。但基因往往是以数千年演为演化的进程,无法显示人类文明在几百年内包括文字与语言上细微的变化,文明之演进仍必须以语言学加以考证才行,故客家人为文化上正统汉人之论点与基因上之研究并不相抵触。

许多20世纪前半叶在新加坡工地上工作的客家女,头上所戴的头巾跟三水县的红头巾一样。只不过,客家女所戴的是黑头巾,而不是红头巾。

海南人、闽东人、闽北人[编辑]

这个组群构成新加坡华人人口的5%,其中多数为海南人,源自于海南,所讲的语言为海南话。新加坡海南人多数源自于海南东北部地区,如文昌海口等。

海南人移民到新加坡始于19世纪末期,他们比其他的民系较晚来到新加坡,多数从事店铺工作,烹饪及餐饮业。新加坡的海南鸡饭是新加坡著名的美食。新加坡海南人也以西餐烹饪为名,因为许多海南人早期曾是欧洲船只上的厨师。

新加坡的闽东人分成两大群,福州人福清人。他们源自于福建省东部沿海的福州市福清市。他们所操的语言是闽东语的两大次方言,福州话福清话。这两者口音上有一定的差异,但可以互通。莆仙人(俗称:兴化人)虽然在现今的语言分类上不属于闽东人,但是由于人数较少而经常被归类为闽东人的一个分支。他们则源自于福建省的闽南和闽东之间的莆田市仙游县,他们所操的语言是莆仙话,在语言学上是一种介于闽南语闽东语之间的语言,但跟两者沟通有一定的障碍。

新加坡的闽北人多数源自福建省北部的南平市建瓯市以及浙江省南部。这个族群在新加坡的人数极少,有少部分在家中还保留着闽北语建瓯话,但是大多数新加坡的闽北人已经改用闽南语新加坡华语

台湾人[编辑]

约占新加坡华人的2%,由于人数较少,常被归类于闽南人(福佬人),客家人或其他方言群。

台湾与新加坡相同,是以闽南裔华人为绝对多数的社会,因此他们移居新加坡有语言上的优势,主要操华语国语)、 台湾闽南语等语。

根据新加坡日本文化协会副会长林少彬编的《日本人眼里的新加坡》,1912至1925年间“台湾银行”开始在新加坡营业。同书也提到,根据日本人在1932年所做的统计,当时居住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台湾人,总数有105人。根据经历过1940年代时期新加坡人的口头述説,当时二战时期有许多占领新加坡的日本兵其实是台籍日本兵。据新加坡人的口头述説,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有许多新加坡的华文老师来自台湾。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由于新加坡跟台湾有密切的关系,更有一些台籍军事人士移民到新加坡,并且在新加坡武装部队担任高级军官。于1970年和1980年代,有更多的台湾人移民到新加坡,到新加坡投资,工作,定居或念书。他们通常属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并且在各专业领域如工程、商业、投资、研发和教育就职。也有许多新加坡华人和台湾人通婚,台籍配偶也因此移民到新加坡,并且取得公民权。于2009年,在新加坡的台湾人人口估计为 60,000[7]。台湾移民陈硕茂于2011年当选新加坡国会议员。

香港人[编辑]

这个组群主要是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初起移民到新加坡的香港人,其主要原因为1997年英国放弃管治,香港回归中国,令港人忧虑大陆的统治模式引进香港。

新加坡土生华人[编辑]

新加坡土生华人,也称峇峇娘惹,为早期来自马六甲滨城的华人,后移居新加坡。由于他们混有华人和马来人的血统,也同时融合了华人和马来文化习俗,在新加坡华人当中被归类为另外一个族群。他们融合了马来和华族文化,但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认同。男人通常称为峇峇,而女人则称为娘惹。新加坡土生华人早期多数居住在芽龙(Geylang)和加东(katong)一带。在新加坡殖民时期,由于他们能够讲英语、马来话、和福建话,也因此是各商业和社团组织的中介人。

有许多新加坡土生华人和新加坡福建人曾经搬离新加坡市中心到东海岸一带(丹戎加东Tanjong Katong),并且建造豪宅与别墅。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新加坡土生华人开始迁往新加坡各个地区。新加坡土生华人主要属于闽南或潮州民系而主要的母语为峇峇马来话或新加坡各汉语方言。有许多峇峇娘惹因18世纪葡萄牙人殖民统治由传教士传教而改为信奉天主教

新加坡土生华人的文化是融合了殖民时期英国,马来和华族(福建)传统文化。

吴越人及其它[编辑]

1990年之前,来自北京或其他省份如山东四川湖北,和来自上海江浙吴语系为母语的华人,只构成了新加坡华人人口的2%。多数来自中国大陆各省以华语为主要母语的人士比其他族群还要晚移民到新加坡,尤其是1989年后新加坡政府开放移民。他们都能说标准汉语,也可能能说自己的汉语方言。自1990年之后,从中国大陆各地区来新加坡读书或工作的人士有增无减。有些则长期定居在新加坡,并且成为永久居民或公民。这个组群构成新加坡人口的1/5。

1990年移民到新加坡的原中国籍新加坡华人多数是高收入的白领阶级,并且在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大学等就职。也有许多在小学,中学的华人老师来自中国大陆。自1990年末,新加坡经历了来自中国各省的第三次移民浪潮。他们到新加坡读书或工作。有些会回去中国,有些则长期定居在新加坡。这些来自中国的移民通常称为“新移民”。

也有来自新加坡邻国如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地的华人,丰富了新加坡华人的多元性。

历史[编辑]

1819年之前[编辑]

一些中国文献记载,华人在新加坡的活动早于1819年之前,此时华人是否为当地永久性流动人口仍属于争议。1819年史丹福·莱佛士登岸时,新加坡岛人口为150人,其中仅30名华人,其余为马来人。[8]

最早出现于中国史籍中的新加坡称为蒲罗中龙牙门凌衙门单马锡淡马锡息辣息力石叻等。

在新加坡出土的文物有宋朝真宗(998-1022年)、仁宗 (1023-1063年)的铜钱与瓷片,证明了宋朝已有中国商人到过新加坡。[9]

南宋赵汝适于1225年写成的《诸蕃志》明确记载着商船从泉州港抵此的航行过程及贸易情况,[10] 其中的<三佛齐门>篇记载中国商舶到三佛齐贸易,必先在“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然后才到三佛齐。清人颜斯综所著的《南洋蠡测》记载新忌利波已有华人的坟墓:“有唐人坟墓,碑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梁朝为中国五代后梁(907-922年),咸淳是南宋度宗的年号(1265-1274年)。据颜斯综,公元907-1274年间,新加坡是有华人居住的,并在死后葬在这里。

1615年成书的《马来纪年》,记载12世纪中到14世纪中叶,新加坡由信诃补罗王朝统治,为中国元朝藩属国,1320年“有元朝曾到龙牙门索象”。1325年龙牙门也遣使者朝贡等记载。

元朝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述了他在淡马锡的所见所闻,其中记载包括了见过居住在新加坡的华侨。在其《岛夷志略》〈龙牙门〉一条中,写出了当时新加坡确有华人居住,与中国泉州通商,并与单马锡当地妇女通婚、混居于当地人民中。在14世纪,新加坡因受爪哇满者伯夷暹罗素可泰王朝的侵略,于1377年和1391年遭毁灭性的破坏。古新加坡被破坏后,便少有华人在新加坡的足迹记载。15世纪时的记载显示新加坡为马六甲苏丹的武士和海人的聚居地。

不过,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时,在他的航海图上亦曾提及它的古称“淡马锡”。1420年,郑和第六度出使印度洋也曾途经新加坡,但未有华人的记载。

1819年-1937年[编辑]

史料说明新加坡在莱佛士开埠本地前,已有华人居住。1819年史丹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为英国人在远东地区寻找能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新商站与值得开拓的新殖民地,1月28日发现新加坡,次日与柔佛王朝驻新加坡的统治者天猛公阿都拉曼签订租借新加坡做为商站的条约,并于1824年正式与由英国人拥立的柔佛苏丹东姑隆签订把新加坡永久割让给英国人的条约。新加坡自此——除了由日本统治的昭南时期那3年8个月外——一直到独立前的130多年里,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设立商站时,居于新加坡的多为海人,为渔夫及一些海盗,居住在小屋内。[11]

新加坡开埠时,岛上只有几户中国人家,人口少。新加坡成为商站后,第一批到来的华人来自马来亚。其中以来自马六甲的居多,亦有些来自槟城。之所以是马来西亚华人先到新加坡,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莱佛士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槟城副秘书,任期长达6年。另一开埠新加坡的功臣威廉·法古哈(William Farquhar)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马六甲的代表,在马六甲工作与生活长达7年。因此当新加坡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另一商站时,莱佛士与法古哈都极力游说他们所熟悉的槟城、马六甲与马来亚其他地方的商人到新加坡发展。其二、1403年马六甲王朝成立,在全盛时期乃闻名于世的港口及贸易中心。15世纪初开始便与中国有频繁往来。郑和下西洋多次便到过马六甲。当时马六甲受中国保护,周边国家不敢侵扰,因此国家安定、贸易繁荣。1511年成为葡萄牙人的殖民地,1641年成为荷兰人殖民地。在1819年转成英国的殖民地前早已发达,多有成功的华商。槟城1786年由英国人开埠。比新加坡早开发多年,也因此早有更多华人在那里居住、经商。

马六甲及槟城的成功的商人中,许多为土生华人,第二代或多代以上的移民。祖先可能是郑和下南洋时,留在马六甲的随从,也可能是元、明朝间,到该处经商、居留的中国商人的后代。最先到新加坡的华人应该为土生华人。他们多数从商,能说方言、马来语,许多受过英文教育,会说英语,能与英国人沟通。根据殖民地官员,琼斯·丹尼尔·沃尔根(Jones Daniel Vaughan)在其19世纪所写的《海峡殖民地华人的风俗与习惯》(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中的论述:

虽然土生华人穿长衫、瓜皮帽,如同中国人,但他曾遇过被当成为中国人的土生华人,以不满的语气表示他不是中国人,他是英国臣民(British Subject),乃白人 ( Orang Putih, 马来语,Orang指人,putih指白)。土生华人所组织的俱乐部亦不让新来的中国人参加。在俱乐部中,他们打台球、保龄球,喝白兰地、苏打水等,生活相当洋化。

[12]

新加坡由莱佛士开埠、大量马来亚土生华人商贾及欧洲商人来到,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出现契约劳工猪仔)的买卖,也常称为苦力(coolie)。这类猪仔由华人契约劳工贩商带到新加坡,以12个月的酬劳抵消他们的路费。每年东北季候风时带来中国船,买者上船寻找最健康者,付一笔钱便可买下。那笔钱扣除旅费与其他费用,仍可为贩商带来可观的盈余。有时这些劳工,亦按劳工的手艺,标上不同的价码。直到1877年新加坡委任威廉·必麒麟(William Pickering)为首任华民政务司(Protector of Chinese),贩卖劳工的活动才减少,并在1914年,废弃猪仔、契约劳工。但一直到日治昭南时期以前,都例常会有船只,以合理价格运送劳工往返新加坡与中国。而当时的劳工也学会免去中间人的抽佣情况,但他们仍将自己的劳力抵押给带他们过来的雇主或水客。

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有海禁条例,人民不可自由出入。因此契约华工都是经由葡萄牙人管控的澳门到海外,或由猪仔贩商到中国收买地方官员放人出洋。以此推测,在19世纪初期,要有大量华工出洋的情况并不太可能。这种情况一直要到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后才形成大规模华工出洋的情况。1860年中英、中法与中国满清政府签下的《北京条约》,买卖人口合法化,华工出洋一时达到高潮。

十九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从中国到新加坡的华人被称作“新客”(sinkeh)。“新客”有一大部分是契约劳工,包括扛包头的苦力、轮船的烧炭工、在街上待聘的杂工等。有些则是因为中国家乡贫穷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而南下南洋。而其他则是为了逃离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各种的战乱而来到了新加坡。 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南部沿海地带如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心系“唐山”(中国的别称),认为自己是华侨。而土生华人或在新加坡繁衍过好几代的华人,并且受过英文教育的华人则称为“老客”(laokeh), 或海峡华人 (Straits Chinese)。他们一般心系大英帝国, 不认同自己为华侨

1937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编辑]

1937年爆发的中国抗日战争唤醒了新加坡华侨对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新加坡华侨团体纷纷组织活动来抵制在新加坡的日本货。在战争期间,由于担心在中国亲戚的安危,有些新加坡华侨回到了中国参加了抗日战争。有些华侨商人则出钱支援抗日战争所需的武器及物质。但日本于1942年占领了新加坡,日本宪兵队 (Kempeitai) 调查并且逮捕了许多参与支援抗日活动的新加坡华侨。为消除对日本的仇恨并且使民衆感到恐惧, 日本宪兵队进行了肃清大屠杀,屠杀了许多新加坡华侨。在这期间仍有许多秘密地下抗日组织,例如林谋盛所领导的136部队 (Force 136)。

1945年之后[编辑]

战后期间,新加坡仍处于动荡时期,50及60年时常爆发华人及马来人的种族冲突。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政局开始趋于稳定,新加坡逐步实行了和谐种族的政策,之后并没有爆发任何种族冲突。新加坡在建国独立之后,开始建立了新加坡华人对于新加坡这个国家新加坡人的认同。

1945年之前从中国过番到新加坡的华侨,其后裔在新加坡独立后成了新加坡公民。他们对中国的认同与归属减弱,一般自称是“华人”,完全不认为自己是“华侨”,也极少自称是“华裔”。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在致欢迎词中说: “告诉我们的贵宾,新加坡没有华侨。”[13]李光耀也在祝酒之前的发言中,措词小心地提醒他的贵宾:[14]

华裔新加坡人有着他们自己的不同的经验和历史。不管这种历史是多么短,与大陆的中国人比较起来,仍然是不相同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为自己的东南亚创造一种独立的和持久的未来。他们必须与马来裔和印度裔新加坡人平等地分享这种未来。


华裔新加坡人一般都会先认同自己是新加坡人,然后才是华人,但也有人会同时认同两种身份。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经过一两代或多的繁衍,一般称之为“新加坡本地华人”。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从中国移居新加坡的华人被称作“新移民”,20世纪末的“新移民”主要来自香港与中国的一级城市如北京、上海。21世纪初的“新移民”来自中国各地,丰富了新加坡的多元性。

语言[编辑]

新加坡是个多语言的国家,除了官方语言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之外, 还有各种汉语方言。由于新加坡的教育和工商语言主要以英语为主,所以英语是新加坡最强势的语言,也是新加坡华人与其他种族惯用的语言。但是由于新加坡华人是受过双语教育(英语和华语),所以多数的新加坡华人都能讲英语和华语。除了英语和华语之外,也有许多新加坡华人仍能讲各种汉语方言闽南语潮州话粤语等。一般来说,新加坡华人的华语能力不及大中华地区,主要体现在较为薄弱的阅读和书写能力,但比非华人区强。

在1979年推行讲华语运动之前,新加坡福建话(闽南语)曾经是新加坡华人之间的通用语。在推行讲华语运动和华语强制性被纳入到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教育之后,华语逐渐取代新加坡福建话成为新加坡华人之间的通用语。由于1980年代废除华校而全面推行英语教育之缘故,改以英语为家庭语言的华人增加了。在华人母语受到了威胁呈现下滑的情况之下,华人的文化忧患意识使得新加坡华人开始重视自己的母语如华语汉语方言等。今日的新加坡虽在强势的英语照应之下,但华人讲华语或汉语方言的情况也相当普及化。近几年,由于网络的兴起,新加坡华人可以接触更多曾被禁止的方言媒体,加上各个宗乡会馆也开办方言课程,汉语方言闽南语潮州话粤语等也得以保留传承下来。

宗教[编辑]

新加坡15岁以上华人的宗教信仰(2010年) [15]
宗教 比例
佛教
  
43%
道教/中国民间信仰
  
14.4%
基督教
  
20.1%
回教
  
0.4%
其他宗教
  
0.3%
无宗教
  
21.8%

根据2010年新加坡统计局的统计,有43%的新加坡华人称自己为佛教徒、14.4%道教信徒、20.1%基督徒和21.8% 无宗教。新加坡华人构成这四大组的绝大多数。

多数的新加坡华人登录为佛教徒,也有一些自称为道教信徒。 有许多新加坡华人保留了相当程度的道教信仰。道教信仰曾是主要新加坡华人的信仰,但年轻的族群多数改为信奉佛教、基督教或成为无宗教信仰者。在新加坡,中国民间信仰通常被归类于道教的范畴里。其实,这是继承了由儒释道融合而成的一种中国宗教信仰。有许多新加坡华人仍保留了祭拜祖先,慎终追远,传承孝道的民间宗教传统。

由于新加坡华人近半数是闽南人,继承上一代来自中国福建闽南的佛道混合之传统信仰,如祭祖祭天祭孔,信仰释迦佛药师佛阿弥陀佛西方三圣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也旁及于道教与民间神祇如玉皇上帝九皇大帝关公妈祖清水祖师保生大帝玄天上帝保仪大夫灶神门神土地神(又称大伯公)、开漳圣王王爷等等神佛。大多数新加坡华人同时信奉佛教道教,较少新加坡华人信奉基督新教旧教

多数的基督徒是不烧香,也放弃了祭拜祖先的宗教传统,而改信耶稣。佛教徒一般均烧香、祭祖,但佛教并不鼓励道教习俗如烧冥纸算命,而着重于讲经念佛禅修。年轻一代也有人持无神论或无信仰。有一些新加坡华人,因为婚姻配偶关系而转奉伊斯兰教

时至今日,大多数的新加坡华人在某种程度上仍相信风水命理通书等跟道教有关联的民间风俗。

饮食文化[编辑]

新加坡的华人美食主要由早期华人移民根据当地及当时的情况(例如可选用的食材)所发展而来,不能真正意义上作为中国主流的佳肴。尽管如此,这些美食展现了新加坡当地的风味和口味。多数新加坡的华人美食如肉骨茶面薄拌面炒粿条猪肠粉福建面海南鸡饭云吞面薄饼等都可以在新加坡的小贩中心(熟食中心)或美食阁吃到。有些新加坡华人是素食者,因为他们有些是虔诚的佛教徒。21世纪来自中国各地的移民丰富了新加坡华人美食的多元性,各种中国菜都能在新加坡的餐厅找到,如川菜、东北菜等等。

通婚[编辑]

新加坡华人一般来説会维持一个较为独特的群体认同,而更加的有可能在华人社群当中通婚。不同方言群(或籍贯)的通婚十分普遍。也有少数的新加坡华人会跟其他不同的新加坡族群通婚,例如新加坡马来人新加坡印度人新加坡欧亚混血人白人日本人韩国人等等。

文化[编辑]

由于新加坡是个东西文化杂糅,多元种族文化汇集的国家,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跟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或其他华人区,有本质上的区别。在文化上,新加坡的华族文化更加接近马来西亚的华族文化。而由于新加坡的华人大多数源自于中国南方,尤其是福建广东海南三省,其文化跟这些地区较为接近,无论是各种汉语方言华人习俗传统节日宗教信仰都跟这些地区的文化较为接近。 新加坡有着各种华商商会组织,华人文化机构,华语媒体、中文书店,华语流行文化,新加坡华语文学,各种方言戏曲等,也是大中华地区以外人仍保留中华文化的一个国家。

然而,新加坡是个以英语为主的国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不少,因此在思想观念上,文化礼仪,语言,都跟来自大中华地区的华人稍有不同。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主要是以中国中心主义来看世界,而新加坡华人主要是受英语教育(但是在学校必须学习华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新加坡的各种族的语言文化也互相影响着对方,华人的文化因此受到了新加坡本土文化如马来文化,印度文化等等的影响。除了这些文化影响,新加坡华人也受到了日本流行文化,韩国流行文化的影响。这也造就了新加坡华人杂糅汇聚的文化本质。

尽管如此,相较于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中华文化的破坏,新加坡的一些传统华族文化却保留了下来,尤其是中国南方的宗教礼仪及传统礼俗、风水命理儒家思想等仍然对新加坡华人有所影响。

新加坡华人的中文程度,因实行英语为教育第一语言的缘故,因此因人而异,出现参差不齐的状况。普遍上新一代华人出现“峇化现象”,即文化流失的严重趋势。不过到目前为止,一般来説,新加坡华人普遍上还是具有一定的中文能力,虽然程度上不及大中华地区,但其中文程度一般比其他国家的华裔强。

新一代新加坡华人的“峇化现象”[编辑]

现今的新加坡华人大部分属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以前的第二批移民浪潮的后裔,而并非属于明末清初的第一批移民浪潮的后裔。新加坡的华人大部分是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时期移民到新加坡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后裔。因此,大部分新加坡华人的中文程度理应没有第一批移民浪潮后裔那么差。但是,因为新加坡政府的教育政策自1965年建国以来一直偏重英文而轻视中文(部分原因是为了排斥中国大陆的共产思想,限制新加坡国民与中国大陆亲友交流),导致一批又一批的新加坡本地出生的华人接触不到中华文化的母体,对原本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化日趋感到陌生。这种现象尤其反映在90后的新生代,既把祖宗的南方汉语方言给忘了,在学习华人共同语“华语”也遇上诸多困难,索性把英国人的母语“英语”当成自己的“母语”。这种现象曾受到新加坡语言学者的关注,并想方设法扭转这个趋势。这批精英不但给“新华文学”增添了不少著作,贡献不小,也在汉语教学方面为新加坡的中华文化出一份力。但是,因新加坡政府内部许多高官都是受英文教育者,其中文能力也都不好,在推广华语的时候通常只是做表面功夫,所以许多有心人士的贡献最终石沉大海。

近几年,新加坡政府似乎开始意识到保留新加坡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开始注重一年一度的推广华语运动。电视上也播放了一些欧美以及非洲裔小孩说华语的片段,以激励(也可说讽刺)新加坡新一代华人认真看待自己的母语。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也在电视上和报章上呼吁国民开始认真学习自己的华语,并鼓励一些使用英语为家庭用语的人开始在家里转用华语与家人交流。

教育[编辑]

1980年代之前[编辑]

新加坡华人教育始于19世纪华人创办的私塾, 主要以中国南方方言(例如闽南语)来教授各种儒家经典。于20世纪初,由于受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许多华校于1920年改用华语做为教学语言。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基本上让华侨团体自由的开展华人教育。于是,新加坡华侨团体于1930年和1940年出钱创办更多的华校。 到了1953年,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更是主导并且创办了唯一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海外华文大学“南洋大学”,逐步在新加坡建立了一套有系统的华校制度。

然而1960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左翼共产思想文革和新加坡的资本主义国策刚好背道而驰。为吸引西方国家来新加坡投资, 新加坡采取了以英语为实际通用语和工作语的基本国策。同时为了防止新加坡华人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左翼政治思想的影响,新加坡采取了重英轻华的政策,一方面为经济就业需求鼓励新加坡华人读英校,另一方面又对文革共产思想进行批判。华校生由于英语程度低落常遇到就业问题,因此大多数人把子女送到了英校,导致了华校的报读人数逐年下降。这些因素都加快了华校制度在新加坡的消亡。

1980年代之后[编辑]

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逐步废除华校制度,除了华文课以及道德课,所有科目一概使用英文教学。1983年1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华文、马来文、淡米尔及英文一律合并为单一语种教育体系,于1984年开始实行,并于1987年完成是次整合[16]。为确保新加坡华人仍然保留自己的母语文化,新加坡政府自80年代后一贯在所有学校推行华语教学,所有新加坡华人都需要学习华语,为所谓的“第二语言”。新加坡又同时设立了特选学校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Schools),这些特选学校曾经是以前的传统华校,负责培养华语文化专才。华文课除了教授华语文,也背负著传授中华文化的使命。由于华语教学的延续,新加坡华人一般上都能够讲或书写华文。新加坡华人也因此是即马来西亚华人之后少许仍然保留中华语言文化的海外华人社群。

社团[编辑]

历史背景[编辑]

华人初到侨居地时杂居于牛车水一代。基于相同地缘,汉语方言及血缘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华人形成了五大帮群福建帮,潮州帮,广东帮,客家帮,海南帮。在英国殖民时期,殖民政府基本上采用的是以华治华的手段,指定了一些华人的领袖来管理华社。所以,华社是属于一个半自治的状况。他们组织的方式是通过一些民间组织来互相照顾自己,例如处理同伴的丧事。

因此,这些组织很多时候是个宗教组织,后来再发展成宗庙,或者是从这些照顾善后的组织里面,再发展成同乡会馆宗亲会馆,以便彼此之间互相照应。经过时代的演变,华人在经济教育上都有了显著的成长,一些实力雄厚的华商开始发起了跨越帮群的社团组织。这些包括了成立俱乐部(例如怡和轩),商会(例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06成立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华社的最高机构,自成立起就背负著为华人争取权益的责任。二战时期,新加坡华人曾透过商会来筹款捐赈物资,帮忙受难中的中国。

在20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慢慢的争取到了自治。新加坡政府采取了许多使种族和谐的政策,让大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的一起生活。所以,当时新加坡政府并不太鼓励这些会馆。华人慢慢地由侨居转向了定居,在新加坡落地生根。随着国民意识与认同感的加深,会馆也慢慢地走向了衰退,而这些会馆的组织功能也逐渐被政府取代。

现今的会馆虽不如以前来的重要,但仍然扮演着传承中华文化的作用,尤其是让年轻的一代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及加深文化认同。

商会组织[编辑]

新移民组织[编辑]

各籍贯的乡亲会馆[编辑]

各姓氏的宗亲会馆[编辑]

华族文化协会与学院[编辑]

华族宗教协会[编辑]

华族教育协会[编辑]

名人[编辑]

相关条目[编辑]

注释[编辑]

  1. ^ 早期华人大多自称为华人唐人[2]民国以后开始自称中国人、华人及华侨,新加坡独立后开始改称华人、华裔,不再称中国人

参考资料[编辑]

  1. ^ 第三统计表 新加坡居民的族群结构 (Ethnic Composition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新加坡统计局,社会统计部, [2011-01-12] 
  2. ^ 唐人”一词多用于福建话广府话华人一词多用于华语,因此“唐人”甚少在书面上使用
  3. ^ 张从兴. 谁是华人?华人是谁. [2009-07-11] (中文(中国大陆)‎). 
  4. ^ 术语表和定义 (Glossary of Terms and Definition) (pdf), 新加坡统计局,社会统计部, [2011-01-11] 
  5. ^ Edmund Lee Eu Fah. Profile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Dialect Groups"(新加坡华人方言群的结构).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0)(新加坡统计局, 社会统计部). [2013-08-15]. 
  6. ^ 新加坡概括 (Overview Singapore). 2006年 [2010-11-18]. 
  7. ^ 陈能端 (Chen Nengduan). 他们来自另一个岛屿 (They come from another island). zaobao.com. [2011-01-10]. 
  8. ^ Newbold, Thomas John,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viz, Pinang, Malacca and Singapore: with a state with a history of the Malayan states on the Peninsula of Malacca (英国于马六甲海峡之海峡殖民), 第一卷,London: J Murray, 1839, 第279页(英语书籍)
  9. ^ 新加坡华语戏曲的发端. [2010-11-11]. 
  10. ^ 周定国. “狮城”新加坡地名文化. [2010-11-10]. 
  11. ^ Newbold, Thomas John,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viz, Pinang, Malacca and Singapore: with a state with a history of the Malayan states on the Peninsula of Malacca (英国于马六甲海峡之海峡殖民), 第一卷,London: J Murray, 1839, 第279页(英语书籍)
  12. ^ Vaughan, Jonas Daniel,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新加坡海峡华人的文化习俗): Mission Press, 1879, 第4-5页(英语书籍)
  13. ^ 陈烈甫:《华侨学与华人学总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页8
  14. ^ 香港《星岛日报》,1978年 11月14日
  15. ^ Key Indicators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ocial Statistics Section, [2011-01-12] 
  16. ^ G K Lee. 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变迁:现代教育的文化反思(Singapore Chinese Society in Transition: Reflections on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Modern Education). [2013-08-291] (中文(中国大陆)‎). 

延伸阅读[编辑]

  • 新加坡华裔馆. 《海外华人百科全书》. 新加坡: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年. ISBN 9620415892. 
  • 许教正. 《东南亚人物志》. 新加坡: 许教正出版. 1965年. 
  • 宋旺相;叶书德译. 《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新加坡: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出版. 1993年.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