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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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李鸿章

大清光禄大夫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晋一等肃毅侯赠太傅
爵位 肃毅伯,赠一等侯
籍贯 安徽省合肥县
族裔 汉族
字号 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
谥号 文忠
出生 大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
1823年2月15日(1823-02-15)
安徽省合肥县
逝世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1901年11月7日(78岁)
北京
配偶
  • 元配:周氏
  • 继室:赵小莲(婚姻:1863-1892)
  • 侧室:莫氏
亲属
出身
  •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举人
  •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进士出身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子黻渐甫少荃仪叟省心文忠清朝安徽合肥人,知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为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官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追赠太傅,追晋侯爵。中国近代地方武装淮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历经太平天国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在经济上与欧洲的大财阀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私人来往。李鸿章曾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皇家维多利亚勋章[1]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生平简介[编辑]

家世渊源[编辑]

李鸿章的先祖本姓,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今合肥市)。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磨店乡(今合肥市瑶海区东北部)。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科举出身[编辑]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注 1]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北京曾国藩门第,受曾补习教导[2];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编修

创建私人武装淮军、参与对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战争[编辑]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广西塾师洪秀全为首的农民,以传播拜上帝教为途径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聚众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从广西一隅经湖南攻克武昌,直入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武装八旗绿营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士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同年年底太平军攻破舒城,吕自杀。次年一月,安徽巡抚江忠源庐州城破自尽,李鸿章投入新任巡抚福济幕下,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官封按察使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鸿章生活颇无规律,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翁同和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和结怨,日后翁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战争,一败涂地[3]

1860年左右的李鸿章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

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以中立国名义通过太平天国控制的南京长江江面抵达上海,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及淮军五虎将、援军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与湘军一起对太平天国实行战略包围。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参与平定了捻军叛乱,因功加封为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天津望海楼教案、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编辑]

天津教案曾国藩倒台后,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洋务运动[编辑]

帮助奕譞创办北洋水师[编辑]

创办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编辑]

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曾国藩有密切关系。1863年盘踞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拟设立铁厂”,特派从美国留学归来、怀有用西方科技文明改造中国愿望的容闳赴美购买“制器之器”。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遵示拨款万两,“交令速往”,并复函曾国藩说:“西人制器之器,实为精巧。醇甫此行,当可购到。海疆自强,权舆于是。”[4]

当时李鸿章与上海道丁日昌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李鸿章认为,先前设立的炸弹三局,“机器仅值万余金,不全之器甚多”,急需“买制齐全”,若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毫无把握;不如就近在上海“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1865年,李鸿章让丁日昌访求数月,购得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昌铁厂,合并原由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于9月奏准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容闳所购机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所有局务,责成丁日昌督察筹划,先造枪炮兼造制器之器。1867年该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建造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等,开始制造兵轮。后来,该局于1868年-1870年间,陆续设立翻译馆、汽锤厂、枪厂,并在龙华镇建厂制造洋枪细药及铜帽炮引,使之逐渐成为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的综合性新式军用企业。

1865年,李鸿章升署两江总督后,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在雨花台设厂,改称金陵机器局。此后,逐渐扩充规模,改良设备,到1860年代末,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炮弹、枪子和各种军用品。

天津机器局[编辑]

1865年5月,清廷在飞谕李鸿章派兵北援的同时,命其派员赴天津崇厚主持下开局铸造炮弹,以资应用。清廷此举,“隐寓防患固本之意”[5],企图建立由满洲贵族直接控制的军火工厂,打破汉族官僚对新式军工企业的垄断,借以扭转外重内轻的局面。李鸿章看穿了清廷的真实用心,采取了敷衍态度。

6月,他在复奏后第三天,致函率兵北援的潘鼎新说:“天津设局制造,奏中姑宕一笔。俟弟到直,如再有旨催,容与雨生商办。”“崇厚等如太外行,或多批斥,即作罢论。”8月他函询潘鼎新:“天津设局制造一事,崇公如何商议?彼太外行,或不甚究心,便可从缓。”[6]“奏中姑宕一笔”、“便可从缓”、“即作罢论”云云表明,只要再无廷旨,就想一推了之。其实,崇厚并非“外行”,所以李鸿章不得不筹商定议。

9月20日他上疏表示:“前奉议饬以天津拱卫京畿,宜就厂中机器仿造一分,以备运津,俾京营员弁就近学习,以固根本。现拟督饬匠目随时仿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7]他既答应为天津仿制和购求机器,又要求“宽以时日”,为缓办预留地步。崇厚秉承奕䜣等意旨,专函详询李鸿章“何时可以购齐”。李鸿章复信说须到“明年(按指同治五年)夏秋之间,得有眉目,可以筹运”。

1866年10月正式奏准在天津设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由崇厚筹划办理。

轮船招商局[编辑]

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由漕运改为海路。并且,李鸿章为了“自强”、“求富”,企图通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

李鸿章像,摄于1871年

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上疏,借口制造船舰糜费多而成船少,请旨饬令两局暂行停止制造。李鸿章复奏指出,宋晋的主张代表了顽固守旧势力的迂腐之见,“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扭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8]国家诸费皆可节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深知国家经费困难,要继续制造轮船,就“必须妥筹善后经久之方”。为此,提出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领雇,华商为了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的洋商竞争,应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他还从“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出发,进而提出用西法开采煤铁以“与船器相为表里”的主张。他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借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国煤铁极多,一旦中外关系紧张,外国对华采取禁运措施,各铁厂就势必“废工坐困”,所有轮船也必将因无煤而寸步难行。中国煤铁矿藏丰富,外商垂涎三尺,处心积虑地攫取中国内地煤铁开采权。他认为中国“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计,殊有关系。”他还警告说:若不“因时为变通”,而“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8]经过李鸿章等的力争,清廷不仅否定了宋晋的停造轮船的主张,而且为洋务派兴办轮船招商局和用西法采煤炼铁开了绿灯。

1873年,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李鸿章给招商局的定位是:没有大事的时候,轮船可以运粮食和载客;有战事时输送军火。(“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9])他还希望在航运上可以和外国的船只抗衡。所以叫作招商局,是因为李鸿章采用招商集资的方式来解决经费问题。招商局是先由官商合办、后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

其余洋务企业,如电报局、唐胥铁路开平矿务局洋务运动,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均有程度不等的参与。

甲午战争[编辑]

在开战之前,由于北洋水师发展停滞数年,已经没有多少“大舰巨炮”优势可言,晚清用1600万两白银购德国军舰,李鸿章的亲信驻德公使李凤苞按例收回扣5%即80万两白银。事后有人指责李凤苞将此款私扣,李凤苞回辩说,这80万两都是给李鸿章及其家人用作国外旅资,自己没有私吞。

战争中,李鸿章重用了陆军统帅叶志超和水师提督丁汝昌[10]。在陆地上,平壤一战,当时驻守的清军三十五营共一万七千人,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人数相当。左宝贵料知叶志超贪生怕死,故以下犯上,派人监督叶志超控制局面,但左宝贵战死后叶志超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溃败,而叶志超逃跑当时清军的伤亡小于日军。在海洋上,丁汝昌“只识弓马”,不懂海军建设和海战,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1894年中日对比是20CM以上火炮:31/15,20CM以下火炮230/140,速射机关炮244/294,鱼雷管39/43,航速11.48/12.84,铁甲舰2/0,装甲巡洋舰3/1,防护巡洋舰3/8[11]丰岛海战黄海海战两遇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被击沉多艘大型舰艇,但未能击沉一艘日舰。传是丁汝昌“只识弓马”,一干管带也全用错了炮弹,不用海战时的开花爆破弹,用了穿甲弹甚至训练弹(虽实际状况是,日军的海军指挥原先也只是陆军军官,因此双方实际指挥皆为“副帅”——刘步蟾东乡平八郎两位海军军官,而未用爆炸弹的原因是,当时并未携带足够爆炸弹)。丰岛海战中,日本吉野号被一枚济远舰150毫米口径火炮击中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弹头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报废。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1860-1897,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但经口述历史学者唐德刚的查证,麦氏不过是个拖船驾驶)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据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而不是爆破弹头的开花弹[12]

在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之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中统计,经钟琳的分析,认为由于徐到威海视察已经离大东沟海战三个月,并不能确证折中的炮弹数目就都是战前运到的,再加上国产炮弹质量低下,药包引信与弹不能配齐“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等因素,大东沟海战中北洋舰队的弹药不足确实是客观的后勤不力造成的而不存在“海战中弹药短缺而大量的炮弹却堆在基地里”的事。[13]

从武器装备的角度来看,北洋水师当时原有军械普遍陈旧,购置新军械又苦于经费不足。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的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被指责供给海军的弹药不合格。梁启超为此评论说:“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在黄海海战前半个月李鸿章上书光绪帝要求“保舰”的秘折上陈述中日军事实力时,写道:“查北洋海军可用者,‘仅定远、镇远两艘’……”,之后他致电驻公使龚照瑗“急速抢购四千吨以上的大型巡洋舰”与“抢购智利铁甲舰两艘”,显示出了焦虑。9月23日李上折请求将1888年以建海军名义筹集来,实际一直由中央控制作修园基金的“海军巨款”260万两拨下,得到其中150万两[注 2][注 3]。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购买20门速射炮,但是没有资金,李鸿章只能从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聊购次等快炮十二尊,在甲午海战时还未安装到位。这时北洋舰队每年得款仅130万两,亏空70万两仅能勉强运营[14]。戚其章认为之所以换装速射炮迟迟不能落实根本原因是李自己确定了缓行的方针[15]。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李鸿章的政敌、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稣以慈禧太后大寿为由,克扣了海军衙门的军费去修缮颐和园。学者萧一山认为,“海军衙门所用于颐和园工程之款,大约为白银三千万两。系时人所周知者,必非捕风捉影之谈也。”[16]然而慈禧内侄称,修园的费用只是十年间花五百万两[17]

传统说法常认为李指示给丁要“避战保船”,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偏颇和误传,如9月28日电令“丁督催修理各船早竣,以后专在北洋各要口巡击”[18]。而末期也曾命令丁试着突围逃跑而丁此时连拼力挣脱漏网的意志都已失去,回电拒绝[19]。而时人认为李鸿章对甲午战败的责任,尚存在争议[注 4]。虽然存在着种种争议,但从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来看,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将所有淮军主力部队派往前线,从主观希望上全力与日本一战,但双方实力悬殊,同时用人不当导致了战败。吴汝纶曾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20]梁启超则说“李之失机之处多矣,然不失机亦绝无可胜之理”。

马关条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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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委任争执[编辑]

战败后在各方指责之下,原本红极一时,堪称疆臣首领的李鸿章,亦从此不再有以前的风光。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之日,破格赏予李鸿章汉人唯一的“三眼花翎”(原只有满族宗室贝子或以上贵族独有,曾国藩亦只获授双眼花翎)。甲午兵败后,李鸿章之三眼花翎被褫夺。不久,由于日本拒绝张萌桓邵友濂为谈判代表,李氏不得不受命赴日本讲和,在赴马关前向朝廷要求,而再获三眼花翎

李鸿章遇刺事件[编辑]

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倒。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丰太郎,据此人供认,他本人是日本“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

签订《马关条约》[编辑]

马关交涉期间遇刺负伤,最后订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并赔偿二万万两白银,因此背上卖国贼罪名。据梁启超记载李遇刺后说“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而稍愈后日本送来和约纲要,李“除第一朝鲜自主外,余皆驳议”。最后一稿和约,日本方面毫不让步,于是只好被迫签约,而在条约上签字的时候,李鸿章故意把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变得难以辨认,使其看起来像一个“肃”字[21];但事后由于条约过于苛刻以及损害了俄德法的在华利益,于是三国联手干预,逼日本修改条约“退还”辽东半岛,但日本在“退还”的同时向中国勒索3000万两白银赔款,很多人因此事指责李鸿章没有努力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获得一个更有利于中国的条约。

李鸿章出访英国

李鸿章出使欧美诸国[编辑]

传说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立誓“终身不履日土”。后来他于1896年环游诸国,出访俄国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22],所到之处皆受当地元首接待,他在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抨击了排华法案。返华途中,经横滨港换乘轮船,他命人在两船之间搭木板而行,终不违当日之誓。然因甲午战败签约,在舆论指责下,李鸿章调离直督要缺,改督两广

李鸿章照X光[编辑]

1896年6月13日,李鸿章赴德访问,在德国医生建议下,李鸿章往医院使用问世仅7个月的伦琴射线X光)拍照检查遇刺的伤口。当他亲眼看到X光片上日本制造的铅弹以何种姿势镶入其头骨时(李遇刺后子弹因手术风险高而没有取出),李鸿章对此大感兴趣,并为这种技术取名为“照骨术”。李鸿章也成为了第一位照X光的中国“名人”。

中俄密约[编辑]

甲午战败,李鸿章力主拉拢俄国共同对付日本,与沙皇俄国签署《中俄密约》,权衡之下于中国利权做出相当程度的牺牲。

时任俄罗斯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为此报请沙皇批准成立三百万卢布所谓“特别基金”,以抵补和授给中东铁路授让权有关费用[23],该基金又被称为“李鸿章基金”。但之后由于维特的阻扰李鸿章仅得到小部分款项,维特的回忆录否认在圣彼得堡谈判时行贿,但未说明之后是否行贿[24]。直到1901年(中俄密约签订五年后)维特仍然在打电报给驻北京全权公使指示协定缔结后可再打五十万卢布给李鸿章[25]。时任俄罗斯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也在日记中说维特收买了李鸿章[26]。马文忠则认为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说明李、张为了实践对俄国人的“承诺”而劝说了哪些人,将旅大租借协议的签订完全归结于李、张的极力促成恐怕与事实有相当的距离。[27]

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时期[编辑]

前去谈判的李鸿章,1900年英国驻华使馆
访问香港的李鸿章,1900年7月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充武英殿总裁。二十四年(1898年),命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疏称迁民筑堤,成工匪易,惟择要加修两岸堤埝,疏通海口尾闾,为救急治标之策。下其奏,核议施行。当年十月,出督两广。

1900年八国联军进图北京之际,李鸿章与两江刘坤一湖广张之洞等督抚协议东南互保,甚至与革命党人接触[28],试探光绪、慈禧两宫万一殉难之后,可能政局;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抵达西安的消息传出后,共和之议遂未成局。在西安方面多次敦促之下,原意不愿北上收拾残局的李鸿章方不得已而受命。李鸿章到北京,全无谈判筹码,在各国严厉要求之下,经多番请示行在,终于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国所提条件签订《辛丑和约》;李鸿章心力交瘁,签约不久便即去世。据传李鸿章重病弥留之际,俄国公使尚自迫其在不利于清廷利益的条款之上签字,景况堪怜。

身后哀荣[编辑]

李鸿章有一首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另付一遗疏:

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久,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慈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涕零。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喀血碗余,数日之间,遂至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烦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效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唯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南京四条巷李公祠

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哭失声”,太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原籍和立功之省,建祠十处,赐北京建祠。北京之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人官员北京建祠者,仅此一人。

  • 北京李公祠:东城区西总布胡同27号
  • 天津李公祠:河北区天纬路李公祠东箭道、西箭道。现为五十七中校址,主体建筑已被拆毁,仅存附属两个小四合院。
  • 保定李公祠:淮军公所街
  • 上海李公祠:华山路1626号复旦中学内
  • 济南李公祠:大明湖,1961年改为辛弃疾纪念祠
  • 南京李公祠:白下区四条巷77号、五福巷

著作[编辑]

  • 吴汝纶编有《李文忠公全集》
  • 2007年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评价[编辑]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对这位清末重臣也逐渐评价多元化。

自我评价[编辑]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29]

正面评价[编辑]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衷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孙文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同乡)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美国总统格兰特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宰相俾斯麦齐名。

梁启超则说:“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30]

1896年,美国《纽约时报》认为美国民众对李访美反响热烈是因为“都想一睹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因为此人统治的人口比全欧洲君主们所辖子民的总和还多”国宾礼遇“不仅表明了他个人的崇高尊严,同时也表明了大清帝国的伟大。”[31]

1896年,李鸿章访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评论对李鸿章的印象时说:“我认为李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当然他是中国人,没受过一点欧洲教育,但受过高深的中国教育,而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32][注 5]

负面评价[编辑]

李鸿章与守旧的清流派翁同和长期不和。翁同和曾出上联宰相合肥天下瘦”讥讽李鸿章,被李以下联“司农常熟世间荒”回击。

1895年因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省籍士绅打算拥抗日,爆发了乙未战争,随即败于日本。台湾客家大老丘逢甲在乙未战争后写下一诗:“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其中前两句意在讽刺李鸿章。

张伯驹曾著有《红毹纪梦诗注》一书,回忆自7岁以来,70年间所经历过的菊坛史料,吟哦成诗199首收录其内。诗中记载,《马关条约》签订后,招致民间物议沸腾。当年在北京唱苏昆曲的,有一个饰演丑角的名演员刘赶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戏时,就敢公开嘲骂李鸿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词:“拔去三眼花翎!”恰遇李鸿章的侄子也在场看戏,听后大怒,立即上台打了刘赶三好几个耳光,经人劝阻方罢。刘赶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郁在心,不久竟因而弃世。时人就此事而作联嘲讽曰:“赶三一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由于“赶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经过辗转相传后,就变成了杨三。另有说法曰,刘赶三小名“羊三儿”,故讹传为“杨三”。也有说法是“杨三”指的是,苏州的名丑杨鸣玉

清朝和法国的战争结束后,签订条约放弃对越宗主权,左宗棠评价李鸿章是:“对清朝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33]

李鸿章访问德国,会见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俾斯麦问他:“你当了一辈子的中国宰相,告诉我,你有什么足以自傲的政绩?”李鸿章就说,他怎样领导军队剿灭了太平天国和造反的捻匪。据梁启超记述,俾斯麦听了通过翻译告诉李鸿章:“真的是很崇高啊!不过,我们欧洲人却认为,打仗要战胜外族人才是功劳;国内自相残杀来保持一国的稳定,我们欧洲人不拿出来谈。”[注 6]然而,俾斯麦却是以武力统一德意志而声名鹊起。

俾斯麦听说李被称为“东方俾斯麦”后,说可没有人说他是“欧洲的李鸿章”;这话其实是在讽剌李鸿章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俾斯麦可不敢以欧洲李鸿章自居。

中立评价[编辑]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居位之高之久,却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 [34]

后代[编辑]

李鸿章死前,遗产都分给了后代,外孙张志沂(张爱玲父亲)得租界洋楼八幢,金银无数。

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生子李经毓,早年夭折。周氏于1861年病故。

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就把自己的儿子李经方过继给李鸿章为长子。李经方后任驻日本公使、邮传部左侍郎等要职。

李鸿章继室夫人赵小莲,生子李经述。李经述继承李鸿章肃毅侯的爵位,但不久就去世[35]。李经述有儿子李国杰

李鸿章侧室莫氏生三子,李经远、李经迈、李经进。其中只有李经迈成年,后任清驻奥地利大臣、民政部右侍郎等要职。

李鸿章三个女儿,其中李菊藕嫁给张佩纶填房,近代著名作家张爱玲是他们之孙女。另外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山东潍县同知郭恩垕、江苏宜兴主事任德和

其他[编辑]

  • 李鸿章被称作“东方俾斯麦”。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被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伊藤博文自传》)。但同时,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的马关条约为当时空前苛刻之条约,签订后连其他列强都无法忍受,逼迫日本做出重大修改,让出辽东半岛。
  • 李鸿章即使身处逆境,也仍然注意“养生之术”,保持在军营中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天 6、7 点钟起床,少许吃些早点后,就开始批阅公文,办理公务,公余则随意看书和练字。他常常翻阅《资治通鉴》和《庄子》,前者意在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借鉴,后者企图从道家经典中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以期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从失势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他曾从曾国藩学习书法,推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妍美流便的书法,此间每天临摹唐僧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帖,临过之后,细看默思,力求神似。午间饭量颇大,无非山珍海味之类。饭后还要喝一碗稠粥,饮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儿再饮一盅以人参、黄芩等药物配制的铁水,然后就脱去长衫,短衣负手,在廊下散步,除非遇到严寒冰雪,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并令一个仆人在一旁记数,当仆人大声禀报“够矣!”时,就掀帘而入,坐在皮椅上,再饮一盅铁酒,闭目养神,一个仆人给他按摩两腿,很久才慢慢睁开眼睛,对守候在一边的幕僚和仆人说:“请诸君自便,予将就息矣,然且勿去。随即上床午睡1、2 小时。当仆人通报“中堂已起”之后,幕僚连忙入室,同他说古道今。晚餐食量较少,饭后让幕僚自便,“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这种生活规律,“凡历数十百日,皆无一更变”。[36][37]
  • 李鸿章因嗜食鲈鱼,时人送绰号“李鲈”。
  • 李鸿章1896年游历美国,喜欢到当地的中餐馆进膳。当地一些美国人打听李鸿章选的餐点,中餐馆店主难以回答,便说是“杂碎”,于是“李鸿章杂碎”名声大嘈,风行北美乃至于拉丁美洲,至今仍是美国及拉美华人餐馆一道经典的菜色。
  • 李鸿章出访欧美时,逢人就问薪资年纪,随员提醒他,洋人最忌讳如此,李仍毫不为意。
  • 洋务要员容闳则估计李家所发的洋务财有4千万两。根据合肥李府管事的记载,李鸿章家族拥有的良田数目为257万亩。 [38]
  • 李鸿章一生背了个卖国贼的骂名。生前背黑锅,死后被拖尸,大跃进时期李鸿章的坟被刨,李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本是保存完好,结果被群众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

注释[编辑]

  1. ^ 此诗后来误传曾国藩除与李鸿章父亲之交情外,又对其在此诗中的才气极其欣赏,被曾国藩认为李有大志。而此诗内容也被讹传为:“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原诗参见:李文安:《乙已仲春都门寓宅寄示诸子侄》,《李光禄公遗集》,卷5,第6页。
  2. ^ 金一南的文章宣称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后,他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但这完全是断章取义,这段话出自9月23日的“请添拨备倭饷需折”,里面的内容清楚地说明了这260万两虽然挂名叫海军巨款,但是筹集时是打着海军的名义为建园服务,平时归中央发商生息将利金作为建园用,动用本金需皇帝批准,也正是因为战事恶化李才能申请到其中的一百五十万作为军费。见学术研究1985年03期《建颐和园并未动用海军巨款》和驳所谓“甲午海战中国败北主因:并非慈禧挪用军费”[1]
  3. ^ 关于这260万两“海军巨款”根本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海军筹款而只是为了修园子搞的名义工程,还可参见《河北学刊》1994.04《近代海军建设史上的一场骗局-关于设立海军衙门和宣布北洋海军成军二事的实际意义》。
  4. ^ 李鸿章曾对甲午之败作出这样的分析:“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县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虽然左宗棠死后湘军失势,李鸿章的淮军获得了中国当时绝大部分军事资源,但是实际上可用极为有限(按照康有为的说法,朝廷的预算都是“三七开”,亦级实用三分,七分则被从中剥削了。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向朝廷奏参李鸿章,称李鸿章“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但这种说法可信度很低。
  5. ^ 某篇文章将死在明治天皇军队之手的西乡隆盛,说成死在德川幕府军手中的文章(或书本中),这段话不知为何变成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6. ^ “诚巍巍矣!然吾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保一定,欧人所不称之。”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1. ^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
  2. ^ 黎东方细说清朝
  3. ^ 《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翁同和的一句名言:“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4. ^ 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9,第 31—35 页。
  5. ^ 李鸿章:《等议天津机器局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7,第 16—18 页。
  6. ^ 李鸿章:《等议天津机器局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7,第 16—18 页。
  7. ^ 李鸿章:《筹议天津机器局片》,《洋务运动》(四),第 244,245 页。
  8. ^ 8.0 8.1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44—50页。
  9. ^ 李鸿章:《轮船招商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5,第4页。
  10. ^ 和湘军一样,淮军近乎李鸿章的私人武装,重要官员均为李鸿章的同乡,叶志超是安徽合肥人,丁汝昌是安徽庐江人。
  11. ^ 《战争史研究》VOL.2 P56
  12. ^ J.L.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84. 
  13. ^ http://www.beiyang.org/wenku/wenku123.htm
  14. ^ 姜鸣《北洋水师经费初探》
  15. ^ http://www.81jr.org/magazine/html/220/220297.htm
  16. ^ 肖一山《清代通史》
  17. ^ 慈禧内侄称太后挪用3千万经费修颐和园属误传
  18. ^ 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ztyjzz/2008-04-28/24548.shtml
  19. ^ 李鸿章:《寄刘公岛丁提督》,《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309页
  20. ^ 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二,第9页。
  21. ^ 祝勇 《1894,悲情李鸿章》 江苏文艺出版社 第五页 第二段
  22. ^ 李鸿章曾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抨击排华法案. 民主与法制时报 (新浪新闻). 2006-07-09 [2012-6-4]. 
  23. ^ 《俄国人在满洲》 (鲍里斯·罗曼诺夫)
  24. ^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回忆录》 (新华出版社,1983)
  25. ^ 《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 (商务印书馆 1977)
  26. ^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库罗巴特金、日涅维奇日记摘编 (商务印书馆 1976)
  27. ^ 《旅大租借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的“受贿”问题 (《学术界》2003年第2期)
  28. ^ 参见自立军起义
  29. ^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
  30. ^ 梁启超:《李鸿章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二页
  31. ^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P270,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
  32. ^ 《维特伯爵的回忆》维特著张开译 新华出版社1983年1月1版 P40
  33. ^ 左宗棠批李鸿章:十个法国将军 比不上一个李坏事. 罗文兴. 凤凰网. [2012-4-25]. 
  34. ^ 《李鸿章传》,梁启超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35. ^ 大清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实录卷之五百五: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以哀毁身故。予承袭一等侯拨补四品京堂李经述列入国史馆孝友传。从直隶总督袁世凯请也
  36. ^ 李鸿章传 http://wenku.baidu.com/view/a2eba9fefab069dc5022018c.html
  37. ^ 苑书义 李鸿章传 第七章
  38. ^ 冀教版历史八上《洋务运动》ppt课件3[最新] http://www.docin.com/p-329530799.html

书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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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研究书目[编辑]

  • 刘广京、朱昌峻编,陈绛译:《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参见[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


官衔
前任:
薛焕
江苏巡抚
1862 - 1865
继任:
刘郇膏
前任:
曾国藩
署理两江总督
1865 - 1866
继任:
曾国藩
前任:
官文
湖广总督
1867 - 1870
继任:
李瀚章
前任:
曾国藩
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 (首次)
1870 - 1895
继任:
王文韶
前任:
谭钟麟
两广总督
1899 - 1900
继任:
陶模
前任:
荣禄
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 (二次)
1900 - 1901
继任:
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