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重定向自汪兆銘
跳转至: 导航搜索
汪兆铭
Wang Jingwei.png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Nanjing (Peace, Anti-Communism, National Construction).svg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汪兆铭政权-南京国民政府)
任期
1940年3月20日-1944年11月10日
继任 陈公博
任期
1932年1月29日-1935年12月15日
前任 孙科
继任 蒋中正
任期
1925年7月1日-1926年3月23日
个人资料
出生 1883年5月6日(1883-05-06)
 大清广东三水
逝世 1944年11月10日(61岁)
日本 大日本帝国名古屋
安葬地点 梅花山(后被炸毁)
国籍  大清帝国(1883-1911)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1912-1921)
 中华民国(1921-1940)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Nanjing (Peace, Anti-Communism, National Construction).svg 中华民国(汪兆铭政权)
(1940-1944)
政党  中国国民党
配偶 陈璧君
亲属 父亲汪琡
母校 日本法政大学
职业 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兆铭政权)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汪兆铭(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季新精卫历史多沿用笔名称其“汪精卫”,中国近代政治人物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县),生于广东三水(现属佛山市),清末秀才、公费留学生,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青年时参经参与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1910年,因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失败而下狱问死。后在肃亲王善耆斡旋下,改判终身监禁;翌年辛亥革命成功后获释。历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等。直到中日战争初期,仍是蒋中正主要政敌之一。同时也是诗人,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汪兆铭主张“和平救国”,与日本合作在南京组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家庭背景[编辑]

  • 曾祖父汪炌(1756-1832),嘉庆、道光年间幕游皖、湘、赣、粤各省,先后做过湖南巡抚阿林保、湖南按察使傅鼐及两淮盐运使曾燠的幕僚,为山阴汪氏游幕广东之始。
  • 祖父汪云(1786-1844)汪炌长子,道光二年(1822)乡试举人,1835年选授浙江遂昌县训导,并执教于妙高书院。
  • 父亲汪琡,(1824-1897)汪云第四子,字玉叔,号省斋。先后在茂名、陆丰等地为幕僚。

生平[编辑]

幼年[编辑]

汪兆铭年幼时,每天为父亲汪琡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培养出演讲口才。1901年参加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考取秀才

留学[编辑]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兆铭,1910年于狱中

1904年和胡汉民等考取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公费留学生。

年轻时的汪精卫

1905年7月,参加广东人留学生组织“兴中会”,加入参与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成为孙文助手。曾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开始使用《山海经》中的“精卫”为笔名。1906年,以两百多学生中第二名成绩毕业。

汪精卫

1907年,开始随孙文游走越南马来亚南洋各地;在马来亚槟城结识了华侨富商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因富赡文采,成为孙文秘书,亦是其文告捉刀人与革命事业得力助手。

归国行刺[编辑]

1910年,为了回击梁启超保皇改良派讥讽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等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行前《致南洋同志书》中说:“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3月31日,在北京后海北岸的一座桥(银锭桥或者后来被拆的甘水桥,无定论)埋设炸弹欲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时被人发现,事泄被捕,狱中赋诗,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由于肃亲王善耆在审理中,对汪精卫之人品才学产生敬重,外加清廷担心如杀汪,可能会导致革命党更加暴力,经过善耆对摄政王的斡旋下,改判终身监禁。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之后,清廷大赦政治犯,汪、黄被释放。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编辑]

汪兆铭获释后,面见袁世凯,促其推动清帝退位,并参加南北议和。 在清朝覆灭、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汪兆铭曾发誓不当北洋政府的官员议员,1912年9月汪兆铭和陈璧君结婚,后赴法国留学。

二次革命[编辑]

  • 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文急召回国。返国讨并参与护法。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入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其间拒绝了袁世凯对他回国任高级顾问的邀请。另,节录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八五>…当民国元年,…,汪氏与吴氏都流亡在巴黎,…,曾经有一次,吴氏手里捧著一顶军帽,很严肃地献给汪氏,他说:“你戴上吧!今后要革命,要救国,要实现主张,要贯彻主义,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军事家,来领导同志。你如能挺身以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当时汪氏表示他对军事没有兴趣,…
  •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护法运动”。汪兆铭年少时期相貌英俊,被普遍公认为是美男子。1918年徐志摩在日记中写道:“前天乘着湖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的先生(老师)Ellery,叔永介绍了汪兆铭。1918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胡适)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1]
  • 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出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
  • 1924年,汪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部长。
  • 1925年2月,孙文临终前预立三份遗嘱,分别是《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由孙文口授,汪兆铭笔录。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兆铭在加拉罕鲍罗廷的支持下,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继续执行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林森等召开“西山会议”,反对汪兆铭左倾。
  • 1926年1月4日至19日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由于蒋介石成功迫使国际共产党让步替换了和汪精卫亲密反对北伐的苏联驻广州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Kissarka, ,1893年12月13日-1938年8月1日)、等人的职务,三月二十二日在汪公馆开政治会议,汪精卫等面对的是苏联人已经决定让步的现实。 决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汪兆铭以治疗糖尿病,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2] 由蒋出任国民党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并接受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职位,开始北伐



因蒋逐渐与中国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分歧,力邀汪精卫归国主持武汉国民政府,故1927年2月汪乘火车回国,途经苏联斯大林会面。3月10日,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缺席,但仍获选为国民政府主席。4月1日乘船抵达上海;4月5日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6日返回武汉,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反对蒋中正的清共建议,坚持容共。4月12日,南京的蒋中正与西山会议派反共国民党元老,由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下令清除共产党。汪兆铭发表讲话,痛斥蒋中正的武力清党行为,也认为两党之间在长时间中,目标一致,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蒋中正在南京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是为宁汉分裂

1927年6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派人送《五月紧急指示》给中共中央,要其“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也给汪兆铭看过。本来想拉拢他,然则引起汪的严重不满,逐开始提防中共。7月13日,中共公开发表宣言退出国民党。7月15日,汪兆铭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停止职务。8月1日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8月8日,汪兆铭的武汉政府开始逮捕处死共产党人,实行武力分共。8月14日蒋中正下野,武汉政府于8月19日宣布迁都南京,汪兆铭亦于9月初亲抵南京,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宣告国民党“统一”完成。宁汉正式复合,中国共产党则将国民党的团结称为“宁汉合流”。

1927年9月爆发宁汉战争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掌握宁方取胜,汪兆铭下野。10月,汪兆铭到广东否定南京政府。11月,蒋中正回到上海,邀汪兆铭北上。11月17日,发生广州张黄事变。11月,汪兆铭在广东成立政府。[3]12月,国民政府发出讨伐广东令。[3]

1927年12月初,在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请蒋复职,各方纷电促蒋再起。[4]汪受到新桂系攻击。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叶挺叶剑英广州起义。12月16日,汪辞赴法国。

1929年到1930年间,蒋取得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亦称蒋冯战争)胜利。

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师武装,并发表反蒋通电,要求汪兆铭回国主政。11月汪兆铭回国,联合桂系共同抗蒋。

1930年8月7日中原大战期间,在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

由于张学良东北军挺蒋中正而造成反蒋阵营失败,1931年1月1日,汪兆铭在天津宣布下野。2月,蒋中正软禁胡汉民。5月,国民会议在南京集会,通过训政时期约法。[5]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5]5月27日,胡汉民派在粤成立“军政府”。[5]又和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形成宁粤分裂。粤、桂、胡、汪联合反叛。[5]9月初,广州政府开始北伐,然而几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粤、宁合流,合组以孙科为首的政府,蒋中正下野,汪兆铭在野。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之际,孙科辞职,汪兆铭出任行政院长。汪在抗战初期抗日态度坚决,迁都洛阳,积极备战。然而由于指挥不动蒋中正人马,遂委请蒋中正出山指挥军队,自己主政。7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汪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再命张学良出兵抵抗。汪、张互讦,结果汪宣布辞职,10月前往欧洲。[6]

1933年,由于民众的呼声,蒋中正请汪回国主持抗战。汪要求张学良先辞职,蒋中正说服张学良去欧洲考察,3月汪回国复职。此后汪兆铭主张对日和平交涉,得到蒋中正的支持。5月31日,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引发当世对汪兆铭与何应钦等认为这是个卖国协定的谴责。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表示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汪兆铭认为有谈判的空间。但由于国民党主战派的反对,汪兆铭于8月8日表示辞职,后在蒋中正的强力挽留下复职。11月1日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上,汪精卫遇刺,被军人、铁血锄奸团团员孙凤鸣击中三枪,造成重伤,被救后前往欧洲疗养。后来执行对日妥协政策的外交部常务次长唐有壬又遭暗杀,国民党内部的对日和解派开始凋零,对日强硬派成为主流。

汪兆铭与胡汉民等早期孙文核心干部失势后,蒋中正声望在西安事变之后得到维护,并受到苏联及中共支持。1937年1月,汪兆铭回国,但并未担任职务。

抗战时期[编辑]

汪兆铭于南京伪国民政府前,匾额刻有“忠孝 仁爱 信义 和平”。
1941年汪兆铭接待一些德国纳粹党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汪兆铭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中正。

另,节录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八五>…有一天,汪氏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宴客,…….吴稚晖,趋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无限悲戚,无限激动地对汪氏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氏为吴氏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错愕不知所措,于是也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歔。阖座看到这情形,没有一个不为这悲凉的场面所感动,有人甚至于随着泣下沾襟。……

此后的汪兆铭主张对日本亲善,主张“和平运动”,主要的论点为:

(一)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有利;
(二)他曾和蒋中正有过谈判经验,因此认为蒋是不可信任的人;
(三)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利益,认为日占区需要照料;
(四)根据汪兆铭的助手周佛海说,如果蒋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汪和日本的协定自然被取消,如果蒋不能获胜,那么协定还可以限制日本的行为[7]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代表松本重治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兆铭的和平运动。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宣布了一项包含了六原则的所谓的“亚洲新秩序”声明:

(1)东亚的永久和平;
(2)善邻友好和国际正义;
(3)联合防共;
(4)经济合作;
(5)创建新文化;
(6)世界和平。

12月19日,汪兆铭向国民政府申请护照,借道云南前往越南。汪主张与日本媾和,自重庆出走至河内[8]蒋发电报给香港《大公报张季鸾,希望舆论对汪宽留余地。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以下几个条件的基础上和一个新的中国政权调整中日关系:

(1)亲善友好:日本对中国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
(2)按照轴心国之间,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同样的精神,共同防共;
(3)经济合作,日本一方绝无垄断中国经济的意图。

12月29日汪兆铭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和“艳电”(29日电报代码为“艳”), 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然而由于近卫内阁数天后(1939年1月4日)突然辞职,以及云南军阀龙云并未如约支持汪兆铭,和平运动失败。

参加大东亚会议时的汪精卫(左三)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自嘲》,汪兆铭
1944年于病榻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开除汪兆铭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3月,汪兆铭和他身边的人在河内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将汪营救,5月8日汪抵上海。

1940年3月30日在金陵组建日本[9]扶持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汪兆铭政权,取消华北王克敏长江下游的梁鸿志政权。3月26日,汪出任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蒋介石严正驳斥,明令通缉。

1943年汪兆铭曾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义,参与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年底,汪兆铭的健康恶化,1944年3月赴日治疗。11月10日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今名古屋大学)医院。11月23日遵其遗愿,归葬国民党总理孙文之侧,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死因、遗书和墓地[编辑]

死因

汪兆铭虽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说法:一说10年前汪兆铭被铁血锄奸团成员刺杀受伤,子弹深陷体内,无法取出,毒逐渐扩散,终至药石罔效;不过张学良之调查则指出,当时所使用之子弹为钢弹而非铅弹。日本作家上阪冬子访问汪氏子女后写的书支持病死之说。一说是其妻陈璧君误信中医才造成汪兆铭病死。另一说则是汪兆铭遭日本军下毒谋杀,但被汪兆铭长女汪文惺、女婿何文杰断然否认[10];何文杰表示汪精卫患的是“多发性脊骨瘤肿”[11]

遗书

<最后之心情>兆铭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亚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谨按:汪夫人陈璧君字)誊正,交××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至铭殁后二十年发表。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日  兆铭


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为苏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然自西安事变以还,日本侵逼,有加无已,一般舆论,对日已成一片战声。渝府焦心积虑,亦惟以不变应万变,以谋国府基础之安全。兆铭之脱渝主和,与虎谋皮,必须截然与渝相反,始能获得日人之稍加考虑。又必须本党之中,各方面皆有一二代表人物,而后日人始信吾人有谋和可能,而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即将来战事敉平,兆铭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人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兆铭行险侥幸,或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然当时之念国际演变,已至千钧一发局面,此时不自谋,将来必有更艰险更不忍见内外夹攻之局势发生,驯至虽欲自为之谋而不可得。兆铭既负国事责任,不在妄冀其不可能而轻弃其或有可能之途径。年来昭告国人者曰:“说老实话,负责任”。说老实话:则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産,仍为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生民煎熬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气于一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求是,切忌虚矫,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也。负责任:则兆铭自民国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长,十余年来,固未尝不以跳火坑自矢。个人与同志屡遭诬蔑,有壬(唐)、仲鸣(曾)、次高(沈)被戕者数数。今春东来就医,即因民廿四之一弹,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何所憾!

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著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盖以日人偏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眼光,知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今日兆铭遥瞻局势,东亚战争,日本必败,其败亦即败于美之海空两权。日本如能早日觉悟及此,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干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

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军人气焰高张,而不知亡国断种之可于俄顷者也。

兆铭窃有虑者,中国目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势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大有可虑者也。

兆铭于民主政治夙具热忱,民十九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曾草文论之,言政局失败而宪法成功。余曾告冰如,此为雪中送炭。又忆南华日报在香港创立时,欲对民权主义多作鼓吹,而苦无注册之保证金,赖当时英国阁揆麦唐弩氏远电当局云:“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报缴费”,心常感之。四年前国府(按指汪政权,以下同)还都,不过苦撑局面,为对日交涉计万不得已而为之,故仍遥戴林主席。铭尸其位而遍邀南北一时地望与民国以来时局之推移有关系者参与其事,民主之基,庶几有豸。然年来以对日主张,不无遭英美不明实情者之猜忌。东亚战争爆发后两年,日本已遭不利,陷区更痛苦弥深,而国府突对外宣战,岂不贻笑外邦?不知强弱悬殊之国,万无同盟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而悍然行者,实政府在沦陷区内,假以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惟对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者,率得行之,此实铭引为快慰之事。上海租界自太平军与曾李相持时,已为藏垢纳污之区,八十年来,以条约束缚,政府苦难措手,今日不惟日本,即英法亦宣言交还,大战之后,租界终入国府范围,固不当因日本之成败而变易也。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两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沦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铭交涉有得,无伤于渝方之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者,实为此意,所以不惜艰危,欲乘其一罅者。其二,民国二十一年淞沪协定时,铭始与对日之役,其后两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迫,至华府会议,始解其厄,固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衅而动矣。

九一八初起当时,粤方派陈友仁渡日与币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宁方同志,寄望于国联,斥为卖国。及淞沪长城诸役衄败后,累次交涉,见日本政出多门,而军人势力膨胀,海陆之倾轧,议会制度之破産,军阀野心之无已境,其前途如失缰野马,彼国之有识者早引为隐忧。兆铭离渝与之言和,因已知其交涉之对象,为日本政府无力控制之军人;为沦陷区当地之驻军;为仰军人鼻息之外交使节;为跋扈日张之校、佐、特务,而非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之重臣。然以铭在国府之关系,与乙巳以来追随国父四十年之地位,对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为谋我灭我之资,亦不得不以之为交涉对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胜于南北旧官僚(按指维新、临时两政泉),兆铭即可于此时觇其国而窥其向。况彼政出多门,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对彼元老重臣,铭固未尝不以东亚大局危机为忧,以国父“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之言为戒。即彼跋扈自大,无可理喻者,亦必就我各级机关于尽情交涉中,使得稍戢其凶焰,以待其敝。

又日军阀气焰虽盛,进退时见逡巡,海陆军之交诽,时或露真相于我。然其表现上之尊重天皇与服从命令,仍数十年来并无二致。是目无东京而仍有东京;目无中国而仍不能将中国人之地位完全抹煞。彼枢府既以和平及新政策标榜,驻屯军亦不能故违,只能拖延图利。是以国府交涉之对象,非其谋国之臣,而为重利之酋,铭仍不至于一著全输而无以自立。即我或无法延拖改变其初衷,在沦陷范围,彼既承认我政府为盟邦,为复兴东亚之伙伴,即不能全不顾我民生需要与政府体制,仍可为民生留一线之机,此实国难严重非常时期不得已之手段,此兆铭为国之切谋一己牺牲之拙策,屡为二三同志言之者。

盖中国为弱国,无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强大之理。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沦陷区,无以保存其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卵翼下之各政权交涉。即国府过去打倒者如吴××(按指吴佩孚),所斥如安福余孽×××辈,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是以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而中国局面之收拾,则诚为不易,战后大难,更有甚于战争之破坏,必有待于日军之和平撤退而后,政府陆续规复,始得保存元气。民国二十六年庐山会议时,铭已怀此隐忧,时至今日,而此种迹象,盖益显著。苟国人能稍抑其虚憍自满之心,实事求是,日本能憬然于侵略之无所得,战局之逆转,化戾气为祥和,亦为一念,端在局势之最后如何发展耳。

民国三十一年,日本改造社长山本秀实入京,事后语人云:“汪先生无情报”,盖其时日方之败局未显,而战事已见胶着。山本尝周行南洋缅甸各占领区,故作此危语也。然山本此语,余实得闻之。铭离渝六载,在东亚战事爆发以前,期直接交涉之顺利,除公开电报外,未尝与渝方通讯。于日本以外其他国家,虽有互派使节者,未尝以之为交涉对象。盖以日本军人气量狭隘,又多疑忌,国府所居地位为变局,其目的为专办对日本一国之交涉,乃至日驻军之下一地方之交涉,实不必多事捭阖,启彼机心。然铭等之真心主张,及交涉之曲折,殊未隐瞒,各国使领亦有进言于我者。铭虽赤手空拳,在此东南诸省范围内,凡能为国家自主留一线气脉者,亦无不毅然不顾一切之阻碍主张之,竟行之!盖以此为我内政范围,外人不应干涉。

今于此亦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训,以及铭屡次在军校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乃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同生共死”,为事变前某文中之成句。至于条约交涉各端,更可谓殚心竭虑,实已尽其检讨对策之能事。且战争结束,日军议和撤退,此项条约,终成废纸,固无碍于国家之复兴。

目前所疚心者,东北与内蒙问题,迄未得合理之解决方策耳。然关于东北内蒙,本月与小矶言,同意有改变之余地。如铭不幸病殁抱憾以终者,未能生见九一八事件之起因东北之收复耳。然在九一八以前,东北地方政府与日本悬案,积有百余件,悬而未决,地方中央,互相诿责,大祸终启。今铭在宁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者,则以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时,为事变十三年来惟一有憬悟与诚意收拾时局之一时期。中国如谋振奋自强而又一切求之主动者,理当争取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俾其从容退兵,收其实利,一隙之乘,肇端于此。回忆三年前山本之言,盖亦谓烛见机先,不可以为敌方之新闻界人士而忽视其意也。

华北五省局面,殊形复杂,一年来稍有变动,尚未受中央(按指汪政权)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前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已于政府及党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得作接防准备,此意当由冰如商公博以铭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之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对于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不失其自信及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有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澈底觉悟,及我政府对日之宽大政策。兆铭最后之主张及最后之心情,期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识与共勉者也。

---

墓地

中国战胜后,1946年1月21日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奉命将汪坟炸毁;打开棺木时,见汪兆铭的尸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头戴礼帽。由于使用过防腐剂,尸体尚未腐烂。汪尸被送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1994年,原汪墓所在的梅花山顶放置一座汪兆铭跪像[12],因被游客吐痰便溺污秽不堪,于1997年被移走。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绍兴市市区挖出一个汪兆铭跪像[13],上刻有“汪逆精卫”四字。

节录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八六>…褚民谊在苏狱中说过几句话:“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头上。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了手,就决不会轻易放过了。”…

身后评价[编辑]

汪兆铭一生前段部分,年少时满腔热血,以推翻腐败满清为己志[14]。在革命屡败、同志人心动摇之际,一直担任参谋工作的汪兆铭却自告奋勇投入第一线,自杀式的行刺摄政王载沣,失败后一度问死。身为革命元勋却又在革命成功后,主动远离权力核心携陈璧君赴法读书。后因革命需要数度回国主持大局,最终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官方定位为汉奸。

孙文逝世后,西山会议派试图在国民党内除去共产党的势力,后来蒋中正动用武力清党,欲彻底铲除中国共产党人,汪兆铭却坚持孙中山联俄容共和平路线,造成宁汉分裂。《五月指示》后,中国共产党宣布退出国民政府;两天后,主张以和平方式遣散共产党人;又一天后,将国民党内共产党员停职,矛盾升温。八月南昌起义后,汪兆铭完全转变态度,决定清共。

中日战争期间,汪兆铭接受日本扶植成立“汪兆铭政权”。中国胜利后,国民政府与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在政治、教育各方面加以批判,被中国人普遍视为汉奸。时至今日,汪兆铭就等于汉奸的印象尚深植人心。另一方面,在汪兆铭投奔日本的事实背后,其动机与实际努力是否和卖国求荣的汉奸一致,仍待后世检讨。

正面评价[编辑]

汪兆铭为朱执信先生撰并书的墓表,位于广州先烈东路

汪兆铭在辛亥革命之初,作为革命元勋,能够比较坚定奉行孙中山先生旨意,坚持推翻满洲政府。

另外,颇具争议、身在日本的网络写手林思云在《真实的汪精卫》[15]一文中,就替汪兆铭鸣冤。首先,文中高度赞扬汪的人格,认为他有严肃的生活作风,在国民党任高层时“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其次,汪的行动都比较能贯彻孙中山的思想。例如,汪在1927年提议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7人集体领导;同年在未得悉五月密令之前,依然力排众议贯彻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再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属于第一批抗日主战派,欲边作战边争取与日本谈判筹码,惜苦无军权;后以杂牌军力战不果,于1933年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签订塘沽协定。这种屈服原因,并不如蒋介石在抗战前,一般为了确保既得利益;事实上,汪的权力只有声望而没有军事基础,他背上污名对他的政治仕途非常不利。后来,汪在被行刺、受重伤后,仍然继续宣传和平救国理念,期间也与日本主和派接触并谈判讲和条件。在一片对日抗争声中,林认为“这条主和的路比主张抗战的路,艰难得多。”此点在汪兆铭离开重庆时给蒋留书中,“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一语可见端倪。

再者,林的另一篇文章《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中亦认为,汪兆铭在1940年同意出掌日本成立的汪兆铭政权一事,乃为了取得保障中国人民力量的必要措施,是谓“曲线救国”。汪政权成立后,日本人承认这个政权,也给予相对权利。事实上,江泽民少年时期,就是在汪政权下,入读免费的国立中央大学_(南京)。另外,汪精卫在二战期间,站在日本一方,而蒋中正则站在美国一方,那么战后无论同盟国还是轴心国胜利,中国其实都是战胜国,亦即免除了战败国割地赔款损失。只是这项观点是否汪的原意,需要汪的中期文件,方可印证。

汪兆铭政权承认了满洲国,但也以和平交涉方式,逐一取消各国在中国的租界,例如1943年3月与日本签约收回苏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国租界,8月收回上海英国租界,十月宣布废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条约》等。

在文学方面,汪精卫是南社成员,在晚清至民国的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有重要影响,作品在南京伪政权时代结集为《双照楼诗词稿》出版。其作品也会于中国大陆大学文学史教材中出现。[16]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中日战争史专家约翰 亨特博伊尔在《中日战争时期通敌内幕》一书中称:汪政府和维希政府相似,“当他们认为轴心国会取得胜利时,他们设法为自己的国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较为有利的地位。当战争胜利谁属已经没有把握的时候,他采取哄骗、拖延的办法来避开日本的勒索,并且多少为自己的管辖区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样。”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走投无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对汪政权的势力重视起来,“汪就越来越有可能为同胞争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敌军进攻。在享有中国物产和资源方面同日本人竞争。在汪看来,签订一些协定和条约,都是一种竞争的方法。一旦战争结束,假如同盟国获胜,反正这些条约也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汪出走时留函给蒋说:从此以后他要挑起较重的担子,让蒋挑较轻的。究竟这封信有没有感动过蒋则很难说,但是汪在此后六年的余生里,的确是挑起了很重的担子,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17]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说一句公道话,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他投敌后,向与其渊源最深的将领,也未尝作片纸只字招降,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黄琪翔。大义所在,汪氏也知道自我抑制。李宗仁评汪精卫:虽当汉奸却没做积破坏抗战的勾当 .凤凰网历史

中国文学网刊登称颂汪精卫的《女娃赋》[18](炎帝小女儿名女娃,精卫为女娃化身)。


南粤有佳人 缈缈宛东家之子 飘飘盈凌云之气

独笔擎天 负子长之不羁 微木沧海 破元干之万里

国难赴吴宫燕市 功成泛西湖轻舟

心临彭泽 不逐野马之尘 义系文正 难弃天下之忧

自古文人侠客 至重后名 聂荌舍命 骨肉留声

所谓易为者正 难为者铭 姬鞅五车 袁焕沽清

卿本通史 宁授子孺之谬 国安何求 万民非我谁救

可怜薪釜兼为 身名俱灭 犹问青山绿水 能经几度春秋

负面评价[编辑]

汪精卫被大部分中国人视为叛国者[19]以及抗日战争中“最大的汉奸”[20]。对于从一位“反清志士”,“革命精神领袖”,再到“叛国者”的形象转变,中国史学家季羡林先生曾评价汪称其“晚节不保”[21]

汪兆铭及其南京国民政府积极配合日本在华侵略活动。对此,著名作家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斥其为“汪逆”,并在第56章时,评论道:“他的投降,即使无碍于抗战,也足以教全世界怀疑中国人,轻看中国人。……(他)比敌人还更可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曾于1946年炸毁位于南京梅花山的汪墓,取出汪精卫遗体重新火化并使用鼓风机吹散其骨灰,战后政府及民众对其憎恶可见一斑[22]

汪兆铭多次游说日本政府,但是汪兆铭政府没有得到多大自主权。汪政府也毫无权力影响日军在华军事行动,如此一来汪兆铭提倡的政治结构毫无号召力。即便在汪政府主持下的东南半壁,亦有日军于1942年之浙赣战役中发动细菌战,散播霍乱、伤寒、腺鼠疫及痢疾病原体,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其和平建国运动终未实现。

妻子辩护[编辑]

汪兆铭为烈士王昌题之墓碑,位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在汪兆铭死后,其妻陈璧君在法庭上为汪的责任与行为辩护:

“日寇侵略,中央政府领导无力护民,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于铁蹄下,这是蒋中正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有那一吋国土是汪先生卖去日寇的?

反而重庆统治下的地区,汪先生从未向一将一兵招降。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生活在敌人枪口下,这有什么国可卖?

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与日本人往还。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23]

汪精卫与蒋介石[编辑]

部份史料与说法指出,汪精卫出走河内,与日本人和谈,此事是由蒋介石策划(戴笠与汪精卫政权之间的紧密连系,也被当成这个说法的重要旁证之一[24])。这个说法,主要来自汪精卫的幕僚胡兰成,以及冯玉祥

家庭[编辑]

汪兆铭与陈璧君夫妇育有6名子女,除一名夭折外,其他5名为:[25]

参考文献[编辑]

  1. ^ 徐志摩日记·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
  2. ^ 蒋永敬:《国民党沧桑史》。传记文学社印行。
  3. ^ 3.0 3.1 陈布雷等,《蒋介石先生年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14页
  4. ^ 陈布雷等,《蒋介石先生年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15页
  5. ^ 5.0 5.1 5.2 5.3 陈布雷等编著,《蒋介石先生年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22页
  6. ^ 王克文<是历史还是神话?>,《明报月刊》,香港,1998年4月号,页113。
  7. ^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593页
  8. ^ 陈布雷等,《蒋介石先生年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38页
  9. ^ 当时板垣征四郎任在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日本国内米内光政为内阁首相
  10. ^ 高伐林p82
  11. ^ 高伐林p85
  12. ^ 南京梅花山发现汪兆铭跪像 曾面朝孙中山灵堂网易,2005-03-17
  13. ^ 150公斤TNT炸墓劈棺:大汉奸汪精卫的末日结局
  14. ^ 汪精卫投日算不算“曲线救国”
  15. ^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13977/
  16. ^ 陈洪、张峰屹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九编第一章,ISBN:9787301194010
  17. ^ John Hunter Boyle .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 :商务印书馆 , 1978
  18. ^ 中国文学网
  19. ^ 汪精卫——从志士到叛国者
  20. ^ 20世纪的汉奸们:汪精卫前后有多少卖国贼
  21. ^ 季羡林:汪精卫晚节不保 尚未盖棺 即可论定
  22. ^ 150公斤TNT炸墓劈棺:大汉奸汪精卫的末日结局
  23. ^ 《本期社会要闻之二“荡气回肠”的新式婚恋——陈璧君初识汪精卫》载于张研:《1908帝国往事》,重庆出版集团出版
  24. ^ 两岸史话-汪精卫是汉奸还是英雄. 旺报. 2013年4月21日 [2013年5月16日] (中文(台湾)‎). 
  25. ^ 国家文化资料库
  26. ^ 26.0 26.1 26.2 26.3 26.4 汪精卫女儿女婿细述往事:一生与刺杀结缘,中山网,2009-12月-08
  • 《真实的汪精卫》,林思云
  • 《汪精卫集团投敌-汪伪政权资料选编》,黄美真 张云
  • 《历史尘埃——袁世凯、汪精卫、林彪后人访谈录》,高伐林著,明镜出版社ISBN 9781932138382

延伸阅读[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


官衔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首任
前任:
胡汉民
(陆海军大元帅(代理))
国民政府主席
第一任
1925年7月1日-1926年3月23日
继任:
谭延闿
前任:
孙科
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第四任
1932年1月29日 - 1935年12月15日
继任:
蒋中正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汪兆铭政权创立者 “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第一任
1940年3月20日 - 1944年11月10日
继任:
陈公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