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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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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林
Wang Weilin
Tiananmensquare.jpg
1989年6月5日“王维林”阻挡坦克行进的画面普遍被认为是20世纪标志性照片[1],这张照片为由美联社的摄影师杰夫·怀登英语Jeff Widener所拍摄的版本[2]
出生 生年不详
出生地不详
知名于 六四事件中只身阻挡坦克车队前进

王维林”是于1989年6月5日六四事件的第二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长安街上只身阻挡坦克车队前进的男子[3]。在该名男子拦阻将近18辆59式战车车队行进后,负责领头的坦克驾驶一度试图转向绕过但是仍然遭到其阻挡。之后该名男子则爬上坦克炮塔并且看似和驾驶员进行沟通,最后他则被几名身穿蓝色衣服的群众带离现场、而坦克队伍则是继续往前前进,整个过程则被杰夫·怀登英语Jeff Widener等摄影师以及国外媒体所记录下。但尽管“王维林”是当前绝大部份中文媒体对于该名男子的称呼,然而这个名字最早是以英文“Wang Weilin”出现在英国的《星期日快报》上[4],实际上到了今日有关该人物的真实姓名、身分以及下落仍然没有获得确认[5]

但是有关独自阻挡坦克队伍行进的影像以及相关相片随即在国际间广为流传并且引起讨论,甚至对于之后东欧剧变发生时许多东欧国家的民众带来极大影响。另外在不同媒体中对于该名阻挡坦克者也有不同称呼,其中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当时对于六四清场的新闻报道中将其称为“螳臂挡车的歹徒”,而西方社会则将其称作“坦克人”(Tank Man)或者是“无名的抗议者”(Unknown Protester)。1998年4月时,美国《时代》杂志将其以“无名的反抗者”(The Unknown Rebel)作为名称,评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而在2003年时,由《生活》杂志发行的《改变世界的100幅照片英语100 Photograp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也收录了阻挡坦克车队的照片。在这之后许多关于六四事件的纪录片和相关展览中都会提及到阻挡坦克这一事件[6][7],并且将阻挡坦克的男子以及“王维林”这个名字视为标志性象征[8][9]

经过[编辑]

2014年时重新拍摄“王维林”阻挡坦克的天安门广场前路口,背景处可以看见北京饭店

从1989年4月15日开始,位于中国首都北京市的学生陆陆续续集合在天安门广场并且发起一系列抗议活动,其中示威学生要求政府解决通货膨胀、求职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高层腐败问题等。但是随着抗议活动越来越积极并且扩及至中国许多城市,促使得中国政府高层最后决定以军队武力要求抗议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10]。在6月4日当天,许多失踪学生的家长试图前往已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天安门广场寻找孩子,但之后军队立即以开枪的方式警告民众不要进入广场周遭[11]。而整起事件便发生在1989年6月5日,距离中国政府实施清场作业已经过了2天[12]。到了6月5日时,自北京市天安门出发的中国制59式战车车队正在故宫以南的东长安街行进,但随后一名双手持着购物袋、穿着白色衬衫与黑色裤子的男子主动挡在坦克队伍的行进路线上[13]。当下坦克队伍便停止前进,而该名男子便挥手示意要坦克后退。之后领头的坦克的试图绕开该名男子,但是男子仍然跟进不断左右移动并继续挡在坦克前方[5],而这时后头至少有18辆坦克也因而受到阻挡[14]

在经过多次尝试后第一辆坦克放弃移动并且将引擎关闭,而后方的坦克队伍也跟着将引擎关闭[15]。在让整个坦克队伍停下之后,该名男子爬上了领头的坦克车体并短暂的停在驾驶员的舱门上,之后开始探查坦克炮塔上每个可能打开的舱门。最后男子爬上了坦克炮塔上,并且似乎在炮手舱门打开后彼此交谈了一阵子,结束谈话后该名男子从坦克侧边离去[16]。而同时原本在坦克里的车长从自己的舱门口出现,并且向后头的坦克队伍挥手表示停止前进。之后第一辆坦克发动引擎并且准备往前行进,而在坦克侧边1米至2米的男子看见坦克加速前进,便急忙跑上去并且再度挡在坦克前方。之后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后,先是一名骑着脚踏车的男子也骑向坦克前方并且与男子交谈几句[17],之后2名身穿蓝色上衣并高举双手的男子也前往现场,接着便带着阻挡坦克的男子快步离开街道混入人群之中,而坦克队伍随后则继续向前行进[5]

纪录[编辑]

斯图尔特·弗兰克林英语Stuart Franklin所拍摄的更大范围版本照片,可以看见后方有许多坦克跟着队伍行进。

介绍整起事件最常使用的相片为隶属于美国最大通讯社美联社记者杰夫·怀登英语Jeff Widener北京饭店6楼阳台拍摄的版本,当时距离事发地点大约有800米。怀登原本于6月3日晚间在长安街上遭到民众投掷的石块丢到头部,最后是因为所使用的尼康 F3相机吸收了冲击力道而保住性命[2][18]。受伤并且罹患流感的他后来通过公安人员的检查进入北京饭店后,之后带着摄影器材和胶卷的他就使用尼康 FE2英语Nikon FE2相机搭配400mm 5.6 ED IF远摄镜头以及TC-301增距镜拍摄天安门广场的情况[19]。后来他发现胶卷不够后则拜托科克·马特森(Kirk Martsen)寻觅胶卷,在马特森找到了富士100 ASA彩色负片单卷并且将其装上相机后,怀登便拍下了阻挡坦克的相片[18]。尽管杰夫·怀登一度担心相片的品质可能不如预期,但是他仍拜托马特森将胶卷交给美联社办公室,马特森之后则拜托美国驻华大使馆将胶卷交给美联社[20][21]。随后这张相片便被世界各地的报纸大量采纳而广泛被视为六四事件的象征,甚至所有欧洲报纸的头版都是使用这个版本的相片[18]

同样注意著天安门广场状况的国际摄影经纪公司马格兰摄影通讯社的摄影师斯图尔特·弗兰克林英语Stuart Franklin也在北京饭店5楼拍下了另一个版本的相片,其中这一系列相片的视野比杰夫·怀登还要来得远并且拍到更多后方的坦克。之后胶卷由一名法国学生藏在茶叶罐里面走私出去[18],其中有些相片被2003年由《生活》杂志发行的《改变世界的100幅照片英语100 Photograp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所收录[22]。而和公共电视网摄影团队在同一阳台拍摄的美国纽约新闻周刊》工作人员查理·柯尔英语Charlie Cole (photographer)在拍完阻挡坦克的相片后,随即将胶卷藏在北京饭店的马桶水箱,接着公安机关便前来搜查他的房间,并且将所找到尚未使用的胶卷以及拍摄受伤示威群众的胶卷加以破坏,之后要求柯尔签署一份忏悔书[18]。在搜索结束后,柯尔成功找回没有被冲走的胶卷,并且交由《新闻周刊》发表[23],而他也因此获得了1989年年度世界新闻摄影奖英语World Press Photo of the Year[24]

当时担任路透社摄影记者的香港记者曾显华于1989年6月3日拍照时遭到示威群众殴打而受伤,而后陪同的外籍记者表示“我不是为了你的国家捐躯”后就离去了。而受伤的曾显华返回北京饭店后想再度出去拍摄便遭到公安机关的拦阻,他只好在他11楼的房间窗口继续关注长安街街上的动态[25]。在拍下坦克遭到男子阻挡的一系列相片后,一开始路透社只选择使用男子爬上坦克炮塔的相片[18]。但当工作人员注意到杰夫·怀登的相片版本大受欢迎后,他们重新检查曾显华的胶卷以寻找是否有和怀登类似时间点拍摄的影像。经过几个小时后,路透社才重新发布了曾显华所拍摄的男子阻挡坦克之相片[25]。另外一方面香港记者冼伟强也在北京饭店拍下王维林阻拦坦克队伍前方长安街场景,并且于之后在《星岛日报》发表该张照片[26][27]。而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的摄影团队也拍摄了现场状况,并且随即将影像发送到世界各地播放[28][29]

而在2009年6月4日六四事件20周年之际,《纽约时报》率先刊登了美联社记者钟同仁(Terril Jones)所拍摄的阻挡坦克之相片。这个版本和其他已知的男子阻挡坦克相片不同的是是在地面上所拍摄,同时显示出该名男子在坦克靠近自己之前便已经站在长安街中央抗议[30]。钟同仁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原本拍摄这张相片的目的是为了拍摄向前行进的坦克,因此他并不知道该名男子的存在[31];在美联社发布怀登的相片几个月后,他才从洗出来的相片中辨认出自己所拍摄的相片也有捕捉到该名男子[30]。之后钟同仁表示为了尊重这一标志性的图像使得这张相片从来没有向任何新闻媒体发表过[32],对此他表示:“我错过了1989年发布这张相片的时机,今天是时候把它公布于众了。[31]

调查[编辑]

王维林[编辑]

有关该名阻挡坦克男子以及第一辆坦克车长的相关身分资料鲜少有所公开,就连阻挡坦克的男子其真实身分也未曾被实际确认。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英格兰小型报《星期日快报》便指称该人为19岁的学生“王维林”(Wang Weilin)[4],并且已经遭到中国政府以“政治流氓”和“企图推翻中国人民解放军”等罪名起诉[33][34]。但是这一说法也遭到许多的质疑,其中曾经撰写《神州怨:我从毛泽东时代走到现在的长征英语Red China Blues: 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的加拿大作家黄明珍则认为从事情的合理性以及《星期日快报》并没有长期驻北京记者来看,认为该名男子并非真的叫做“王维林”[15]。另外有些评论认为阻挡坦克的男子实际上是其他参与示威活动的大学学生[23],其他身分推论还有像是一名普通城市内的工人或者是工厂工人的儿子[35][36],甚至只不过就是刚好出现在该处的普通中国青年而已[37]。也有人从衣装认定他应该是刚搭乘火车到达北京市的民众[5],其中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便认为从男子随身携带的袋子可以判断他可能为其他省份来到北京的学生[38]

而除了有关该名男子的身分推论外,其往后的遭遇也出现各式各样的版本,并且这些说法有些相互矛盾[39][40]。其中一些说法指称该名男子遭到坦克辗毙,亦有报纸指称其已经遭到中国政府逮捕[41],或者是在监狱中罹患了精神疾病[37][42]。在1999年美国总统俱乐部的演讲场合上,前美国总统理查·尼克森的特别助理布鲁斯·贺森松英语Bruce Herschensohn便表示该名男子已经在事件发生过后14天就被处以死刑;也有其他来源声称在六四事件发生过后数个月他才遭到枪毙[5],或者认为之后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因为担心可能成为六四平反的因素而下令逮捕处死[43]。但是黄明珍在与中国政府的新闻机构互动后否认这类说法,认为中国政府不但“不知道他是谁”而且该名男子到了今日仍然活着;而从之后并没有人证实自己就是当时阻挡坦克的人判断,她认为该名男子并没有流亡至其他国家,而是继续躲藏在中国大陆[15]。在2006年时《大纪元时报》则报道表示,当时阻挡坦克的男子在由其他人护送离开现场后,便在北京市民的帮助下离开北京市并且躲藏3年9个月,之后决定流亡至台湾而成为中国考古学者[6][44],不过这一说法随后则遭到台湾方面的否认[4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阻挡坦克事件或者涉及人士则很少发表言论,1990年美国广播公司知名记者芭芭拉·沃尔特斯在访问江泽民时提到阻挡坦克男子的下落,江泽民先是透过翻译表示:“我不能确证你提到的这个年轻人有没有被拘捕。”之后沃尔特斯追问该名男子是否遭到秘密逮捕并且被处死时,江泽民则以英语回答说:“不过我想他没有被杀。[46][47][48]”而由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所取得的中国共产党内部文件也提出类似观点[49],其中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便表示:“我们无法找到他。我们从记者那取得他的名字,但我们用电脑检查过后无论是已经逝世者、或者遭到监禁者里,都没有办法找到他。[49]

其他推测[编辑]

在视讯末段画面显示2名身穿蓝色衣服的男子突然跑到现场,并且将阻挡坦克的男子快速带离现场,但是许多人对于将阻挡坦克者带离的2人真实身分抱持着怀疑。其中拍摄现场画面的《新闻周刊》工作人员查理·柯尔在2005年10月时便公开表示,认为身穿蓝色衣装将男子拉走者可能就是便衣公安机关成员,并且认为在这之后该名阻挡坦克的男子可能因而遭到强行拘捕[28]。但是另外一方面,《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则从两人带走阻挡坦克的男子动作来看,认为拉走男子的3名青年并非穿着便衣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或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而可能只是刚好看见此事而好心帮助的当地民众[15]。而吴仁华则在2010年6月时发表研究,认为该名男子阻挡坦克之后便遭到便衣公安人员带走并且遇害;并且表示从旁边的坦克部署来看,实际上阻挡坦克的地点应该是已经禁止民众进入的南池子大街[38]。同时吴仁华也认同另一名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教授所指称,针对3名青年和阻挡坦克男子的肢体动作仔细研究后,认为3名青年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便衣人员,因此阻挡坦克的男子可能当场就遭到逮捕,并且至今下落不明[50]

在2008年6月时,流亡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在剑桥大学的《勿忘六四:历史,现实与未来》讨论会上则提到另一个版本。他表示坐在遭拦截的第一辆坦克车里的军人是自己以前的同学,他的同学看该名男子试图阻挡坦克后,立刻告诉军队侦查连要求把男子带走以保护他,避免后者因为这项举动而遭到坦克辗过。该名男子随后被带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安置,但之后又趁乱逃离并且因为再度阻挡坦克行进而丧生[8]。同时也有报道指称,该名命令坦克停止前进的车队指挥官已经因为这次事件而被迫降级和申诫处分[35]。另外关于该名男子爬上炮塔之后与车内的对话内容也有许多推测版本[15],一些报道认为该名男子可能试图说服坦克内的军人回头并且停止杀害民众的举动[4][17],另外也有一些说法则明确指称可能讲过“滚出去!”、“离开我的城市、这是我的地方![51]”、“回去、转过头去、不要再杀害同胞。[35]”或者是“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您们只会带来痛苦。”等话语[52]

散布[编辑]

广为流传[编辑]

一张纪念六四事件的海报,可以看见其上有着阻挡坦克事件的图像。

这次阻挡坦克事件中共有4名摄影师将其拍成相片、并且于第一时间发布出去[18],此外有一名摄影师一直到2009年6月4日时才发表了他从地面上所拍摄的事件相片[31]。到了6月5日时全球数百个各大报纸和杂志便陆陆续续提到这次事件,同时主要新闻媒体频道也将其列为头条新闻,而且使用了从靠近天安门广场北京饭店所拍摄的视讯画面或者相片[18]。透过世界各地媒体的播出,很快地国际上便将阻挡坦克的画面视为六四事件的重要形象[31][49],并且广泛认为这张图像是20世纪标志性的画面[1][2]。其中在2006年3月时,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新闻主播凯拉·菲利普斯英语Kyra Phillips在评论2006年法国青年抗议英语2006 youth protests in France将其与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活动相连结,并表示:“这把人带回到过去天安门广场的回忆,当年我们看见这些积极份子站在坦克面前。”不过由于后来确认在抗议活动中并没有人因而死亡,使得其这番言论引起了一部分人士的批评[53]。之后国际社会多将阻挡坦克的男子视为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象征、或者是一名青年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反抗极权主义的共产政权压迫之形象[54],又或者是公民对于武装镇压所进行的非暴力不服从行动[55][56]

当阻挡坦克的影像传至东欧地区后,其被视为争取自由民主权利的无畏英雄,并且促使许多当地民众发起游行活动[52]。在事件消息传开后,位于美国的中国自由民主阵线和加拿大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共同表示,在找到该名阻挡坦克的男子后愿意提供1万加拿大元[57];而中国钱币学会也同样设计出以阻挡坦克为主题的纪念银币,并且交由美国铸币局铸造[58]。而1998年4月时,美国《时代》杂志以“无名的反抗者”(The Unknown Rebel)作为名称评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而这也是除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外唯一获选的中国人[57]。在2003年时,由《生活》杂志发行的《改变世界的100幅照片英语100 Photograp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同样选择收录了由查理·柯尔所拍摄的阻挡坦克照片,并且评论表示“这张照片显示了十亿多名中国人仍然是有希望的”[22]。而2006年4月时,公共电视网系列电视节目《前线英语Frontline (U.S. TV series)》在制作关于六四事件的纪录片时也将录像命名为“坦克人”(The Tank Man);其中内容除了重新检视该名男子在六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外,并且报道中国在1989年以后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变化。

审查制度[编辑]

在2010年Google退出中国之前,可以看见谷歌中国(左侧)和一般Google搜寻(右侧)在寻找“Tiananmen”时的结果差异,包含阻挡坦克在内的六四事件照片都因为审查制度而遭到过滤。

1989年6月5日时,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报道中也使用了阻挡坦克的相关影像,并且表示:“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个螳臂挡车的歹徒,难道能够阻挡得了吗?[59]”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新闻媒体,大都借由这次事件来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人性化的一面”,以及尽管被要求持续前进但仍对于示威群众保持克制态度[4][60]。不过后来根据公共电视网所拍摄的纪录片指出,之后有关阻挡坦克的影像便遭到中国共产党严格禁止播出,而在中国的电视媒体上也没有再度播放相关内容[59]。不过到了今日,中国政府透过金盾工程等方式严格禁止互联网上有关于阻挡坦克的照片或者影像的流传[49],并且包含六四事件在内的话题都无法公开谈论[61]

对此公共电视网采访6名专家时,他们指出关于整起事件的记忆似乎已经在中国境内消失,而由于缺乏公开讨论的缘故特别使得年轻人、乃至于就读中的学生不知道这件事情[31][61]。当公共电视网在六四事件数年后采访发起示威活动的北京大学学生时,许多人对于阻挡坦克这张照片感到“真正疑惑”,甚至有学生认为照片是一件“艺术作品英语Photo manipulation[15]。不过在《前线英语Frontline (U.S. TV series)》所发表的纪录片《坦克人》中,仍然有学生在一旁小声的回应“1989年”,这使得采访记者推测学生可能会故意隐瞒他对于六四事件的了解。另外也有说法认为如果阻挡坦克的人还活着却迟迟没有出面,可能是因为他从来都不知道他已经在国际间成为著名人物[49][62]。而在2011年2月时,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在镇压班加西反对其统治的起义行动后,透过电视广播发表演讲表示:“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坦克开进去对付示威人们,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要尽全力保持国家统一,站在坦克前面的人,都被碾得粉碎。中国的完整和统一,重于天安门广场的人们。[63][64]”随后中国媒体便封锁了有关卡扎菲所说的参考六四事件处理民众骚乱的内容[64]

不过中国仍然有许多媒体借由阻挡坦克之类似图像来低调纪念六四事件,例如在2010年6月1日时《南方都市报》在儿童节特刊登出一幅描绘有坦克车队图像的漫画[65]。而同年10月时中国艺术家张大力则是于广东美术馆以陪衬修改过的图片为由公开发表阻挡坦克的照片,主办方则是在新闻媒体关注此举后将照片撤去[66]。在2012年6月3日时在微网志也开始流传长发女子在长安街阻挡多辆越野车的广告作为纪念[67],甚至互联网上还有以拖拉机暗指坦克,而将这次事件称作“勇挡拖拉机游戏”[68]。其他还有像在2013年6月1日时,中国国内网站网易在儿童节专题“致我们终将逝去的童年”上用乐高积木摆出了类似阻挡坦克的图片,随后引起中国互联网用户热烈的讨论,但是该专题便马上遭到删除[69][70]。而在同年6月4日时,互联网上也开始流传以黄色小鸭取代4辆坦克的纪念六四事件24周年图片,但这也让“黄色小鸭”一词后来成为遭到封锁的关键字[71][72]

影响[编辑]

照片评价[编辑]

今日美国和欧洲地区在讨论六四事件时往往会提到阻挡坦克事件,并且视阻挡坦克者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雄之一[73]。在1995年10月,公共电视网拍摄的纪录片《天安门》则评论阻挡坦克的男子为“这是人类良知与勇气在向无情的国家机器挑战”。而《时代》杂志将阻挡坦克者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便于相关文章中提到“他的一个举动为这个世界重塑了勇气的象征”,并且引用中国民主运动人士的话表示“坦克照片的英雄有两个:未知的身影冒着生命危险站在在重型坦克面前,以及冒着道德挑战的驾驶拒绝辗毙他的同胞”[5]。而在2009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纪念场合上,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裴洛西对于这次事件的照片则形容为“20世纪最持久的形象将再度永远烙印在世界的良知中”[1]

而在六四事件中担任学生领导人的周锋锁表示:“王维林挡坦克的形象,作为89民运的一个代表、一个象征,已经深入人心,这可以说是中国人民为世界人道与自由事业,做出的最大贡献。[74]”而另外一名学生领导人封从德则评论说:“王维林挡坦克的照片,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幅画面,一个象征。就是这个画面,象征了肆虐半个地球、整个20世纪的共产政权,走向衰亡。它灭亡的起点,就是‘六四’。而‘六四’真正的象征,就是王维林。[75]”而历史学者唐德刚则在自己著作中提到:“王维林不是王丹,更不是宋教仁。他只是胆大包天的一个小神经而已。一个伟大的共和国,连一个神经兮兮的街坊小青年,都不能放过,那还是什么个国家呢?[76]

但是王军涛则认为“王维林”的影像影响了后来人们对于六四事件的观感,他表示:“王维林挡坦克那个镜头虽然是一个经典镜头,在西方最广为人知,但是按照方政先生的説法,这个镜头又曲解了天安门广场上坦克和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就是説,实际上坦克是轧了人的。[77]”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则将阻挡坦克者视为一个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者,或者是听信西方世界宣传而作出这一举动的人士[78]。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在2000年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迈克·华莱士采访时,他对于华莱士所拿出阻挡坦克的照片表示:“在1989年动乱中我们完全理解学生要求更大民主自由时的激情。事实上,我们总是一直在改进我们的民主制度。但是,我们不可能允许怀有不良动机的人利用学生,以民主和自由为借口推翻政府。……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要强调,我们完全尊重每一位公民自由表达个人希望和愿望的权利,但我不赞成在紧急状态时任何对政府行为的当场反对。坦克停住了,没有压过去。[79]

流行文化[编辑]

数个音乐团体也在其作品的音乐录像中使用了阻挡坦克的录像或者是图像,这包括有加拿大摇滚歌手尼尔·杨在其1989年的单曲专辑《自由英语Freedom (Neil Young album)》所收录的歌曲《在自由世界摇滚英语Rockin' in the Free World》、德国重金属乐团蝎子乐队在其1990年的音乐专辑《疯狂世界英语Crazy World (Scorpions album)》所收录的歌曲《变迁之风》、波兰摇滚乐团库尔特乐团英语Kult (band)在其1991年的音乐专辑《你的眼睛英语Your Eyes (album)》所收录的歌曲《嘿,你不知道》(Hej, czy nie wiecie)、巴西金属乐团神碑合唱团在其1994年的音乐专辑《混沌A.D.英语Chaos A.D.》所收录的歌曲《拒绝/抵制英语Refuse/Resist》、美国重金属乐团永不超生乐团英语Nevermore在其1996年的第二张专辑《狂喜的权力关系英语The Politics of Ecstasy (album)》所收录的歌曲《天安门男子》(The Tiananmen Man)、美国创作歌手麦可·杰克森在其1996年的歌曲专辑《他们不关心我们》、德国庞克乐团死裤子乐队在其1998年的歌曲专辑《Pushed Again英语Pushed Again》以及俄罗斯歌手丽莎·福克斯英语Liza Fox在其2013年单曲专辑《自由》(Free)等[80]。而美国摇滚乐团谩骂者合唱团英语The Hooters在其依照1960年代民歌改编的主打歌曲《五百里英语500 Miles》中,进一步将第三段歌词改为“一百辆坦克沿驶入广场,一位男子汉挺身阻挡它们来其,即刻就是将来,当洪流转弯,我将获得解放。”(A hundred tanks along the square, One man stands and stops them there, Someday soon the tide'll turn and I'll be free.)。

2000年时,史蒂芬·库恩斯便在自己的小说作品《香港》(Hong Kong)中将阻挡坦克者塑造成一名反对共产政府的政治叛乱领导者。在2005年时台湾艺术家陈一凡则是举办了个人展览《王维林精神永垂不朽-向伟大的模糊致敬》,并且使用了阻挡坦克等影像表现作品[81]。2009年时,澳洲艺术家多布拉·凯莉(Deborah Kelly)则和友人发明了以阻挡坦克男子的动作编成的舞蹈,并且透过网站与YouTube推广借由这一舞蹈表示纪念[51]。而在2013年时,露西·柯克伍德英语Lucy Kirkwood则发表了以阻挡坦克的男子和在坦克内的军人其后续剧情发想而成的舞台剧《中美国英语Chimerica (play)[82][83]。同一年西班牙艺术家费南多·珊雀斯·卡斯蒂罗荷兰语Fernando Sánchez Castillo以阻挡坦克的男子为题材制作成等身大小的雕像,在于荷兰乌特勒支当地的大型卖场发表后由乌特勒支中央博物馆英语Centraal Museum购买并且长期展出[84]。另外在美国加州奥克兰市的亨利·凯泽纪念公园中,则以25位世界著名的人权领导者为主题制作了大型纪念铜像《记住他们》(Remember Them),并且称阻挡坦克男子为“天安门广场无名反叛者”[85][86][87]

参见[编辑]

参考资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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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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