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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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
秦始皇
概要
谥号 [注 1]
陵墓 秦始皇陵(今西安市临潼区下河村
政权 秦朝
在世 前259年正月[注 2][参 1]前210年七月[参 2]
在位 前247年五月丙午[参 3]前210年七月[参 2]
秦庄襄王(有一说为吕不韦
帝太后赵姬
年号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1]:2嬴姓,名,生于邯郸。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引述《世本》称其为赵政[参 4][注 3][2],但仍有争议。后世俗称嬴政[参 5]秦王政,亦被某些文学作品称为“祖龙[注 4]。自称“始皇帝”,是中国战国末期秦国君主。他十三岁即位,亲政后先后铲除嫪毐吕不韦,重用李斯尉缭,三十九岁时统一六国建立秦朝,五十岁出巡时驾崩[3],在位三十七年。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采用君主专制制度及推行中央集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不含追尊皇帝)[4]。统一天下后推行多项政策[4],例如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策[3]及典章法制,对日后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说是广泛而深远。但另一方面,秦始皇在位期间亦进行多项大型工程,包括修筑长城阿房宫骊山陵等,加上暴政令人民徭役甚重,这亦是秦朝在他死后速亡的其中一个原因。

目录

始皇帝名称[编辑]

始皇帝(秦小篆前220年

意思[编辑]

秦始皇自统一中国后,认为过去“君、王”等称号都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尊崇地位,因而创造出“皇帝”这个新头衔授予自己,自称“秦始皇帝”,简称“始皇帝[5]:107-113

  • “始”有最初、首次的意思[1]:23-24,26,秦始皇希望自己的后继者沿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传之无穷[参 6][6]
  • “皇帝”一词主要引用“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7],从中抽取“皇”字和“帝”字结合而成。秦始皇显然希望透过这个头衔,以示自己不逊于黄帝的地位和威望[8]
  • “皇”的意思指“大”[注 5]或“辉煌”[注 6],通常是古代中国人对“天庭”的称谓[注 7],如皇天;皇穹(指天帝)等[9]
  • “帝”的意思指“天帝”、“上帝”[注 8],古人想像中宇宙万物的主宰。秦始皇将“皇”和“帝”两个字结合起来,是为了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是上天给予的,即“君权神授”,反映了他并不满足仅仅做一个人间的统治者[5]:107-113

正式称谓[编辑]

“秦始皇帝”和“始皇帝”的称谓,首见于西汉太史公司马迁著作的《太史公书》,即《史记》,其中“秦始皇帝”出自《秦本纪》[10],而“始皇帝”则出自《秦本纪》及《秦始皇本纪》[10][11][12]。由于秦始皇首度将“皇”和“帝”两个字结合起来,故此秦始皇的正式称谓应为“秦始皇帝[13]

早年生活[编辑]

人质之子[编辑]

邯郸秦始皇雕像

嬴政生于赵国邯郸,父亲是秦公子异人,母亲是赵姬。秦始皇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出生,出生的确切地点在当时的邯郸的廓城(大北城)温明殿遗址和丛台以南,在今城内中街以东,丛台西南的朱家巷一带。

由于秦昭襄王采用了范睢远交近攻[参 7]的战略,将近攻的对象选定为邻国韩国魏国,而和较远的赵国停战。按照当时的惯例,秦赵两国需要互换人质以示真诚。秦国派到赵国的质子是秦始皇的父亲王孙异人(又名子楚,即秦庄襄王),异人当时是被秦昭襄王立为太子的安国君(即秦孝文王)[参 8]的其中一个庶子。异人有20多个兄弟[参 9],加上他的母亲夏姬不受安国君宠爱[参 10],因此他继承王位的机会很低。更不幸的是,由于秦赵两国已发生数次的军事冲突,故此异人在赵国的待遇并不好[参 11][14]

异人就这样成为赵国的人质,但是濮阳大商人吕不韦却改变他晚年的命运[参 12]。吕不韦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觉得异人“奇货可居”,很快与异人成了好朋友。当时异人的父亲安国君已即位为秦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但华阳夫人无子,吕不韦便亲自游说华阳夫人之弟阳泉君[参 13],指秦王年事已高,如无意外子傒便会登位,必重用士仓,阳泉君的权势就会烟消云散[参 14]。阳泉君大惊下问计于吕,吕不韦巧施簧舌,指异人才德兼备,可惜没有母亲在宫中庇护。王后倘若能立异人为太子,异人肯定会感念华阳夫人的恩德,作为国舅的阳泉君,在权势方面也就得到保障[参 15]

阳泉君被吕不韦说服,同意游说王后,王后便要求赵国将公子异人遣返秦国[参 16]

安然返秦[编辑]

异人的返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赵国不允异人返国,吕不韦不得不亲自游说赵孝成王,指秦国不会因为一个质子而放弃攻赵,但若厚礼相送异人返秦登上王位,便可以赢得未来秦王的友谊,而且吕不韦更称现时秦孝文王年事已高,一旦驾崩,赵国尽管以异人为质,秦国也随时可以另立秦王,赵国只会一无所得,最终赵王同意异人返国[参 17]

自返秦后,吕不韦便让异人穿着楚服拜见王后,王后大悦并替异人改名为“楚”,史称“子楚”[参 18]。其后子楚在秦王面前展现自己的才华[参 19],秦王大讶,在丞相面前称其儿子们没人比得上子楚,同时在王后劝说下将子楚立为太子[参 20]

秦孝文王在位时间很短,先是服丧一年,正式称王后仅仅三天便驾崩了,享年54岁。随后太子子楚即位,也就是秦庄襄王,他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兼封文信侯,赐食邑蓝田十二县[参 21],并继续秉承“远交近攻”的国策,对三晋(韩赵魏三国)开战,以确立秦国的强势地位[14]:30-37。不过庄襄王在位时间也不长,三年后便驾崩了,享年35岁,时年13岁的嬴政因而正式踏上秦王的宝座[15]

身世之谜[编辑]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是秦庄襄王子楚与赵姬所生。但《史记·吕不韦列传》却记载,吕不韦将赵姬馈赠给子楚时,已经知道她怀孕,亦即是说嬴政很有可能是吕不韦的私生子。东汉史学家班固亦引用此说法,在他的著作《汉书》中称嬴政为吕不韦之私生子[参 22]

“奇货可居”的故事是作为秦始皇嬴政身世的主要证明,分别记载在《战国策》及《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但即使是同一个故事,在细节上仍有不少出入,现摘录下表如下:

细节 《史记》版本 《战国策》版本
吕不韦的籍贯 阳翟人[参 23] 濮阳人[参 12]
吕不韦与子楚的初次会面 秦昭襄王在位后期 秦孝文王在位时
吕不韦游说对象 华阳夫人之姊[参 24],未提及秦孝文王之子子傒 华阳夫人之弟阳泉君[参 13],并提及若秦孝文王之子子傒登位,必重用士仓,阳泉君的权势就会烟消云散[参 14]
子楚返秦经过 于邯郸之围期间逃亡赴秦[参 25] 吕不韦成功游说赵孝成王使其放子楚回国[参 17]
吕不韦所封食邑 河南雒阳十万户[参 26] 蓝田十二县[参 21]
吕不韦献姬一事 有详细记载 没有记载

历代史家均相信《史记》所载,其中以清人梁玉绳为之辩论最力,但梁却跟很多文人,包括明人王世贞[注 9]汤聘尹[注 10]一样,质疑“不韦献匿身姬”的说法。在他所著的《史记志疑》中,他根据唐初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所云:“十月而产,妇人大期”,指出若赵姬怀孕不到十个月,属于早产,嬴政才有“吕政”之嫌,若嬴政不足十月而告之以“足月”诞生,子楚决无不知的道理[注 11],而且中国修史很多时服务于政治,为了证明本朝得位“顺天应人”,对前朝故事总有曲笔、污蔑之辞,可信性存疑。由于汉承秦祚,恶尽归秦,司马迁总不能公然在史书中替秦始皇翻案,故此记下“不韦献匿身姬”一事,但亦同时提到始皇“大期而生”,梁玉绳认为一般人相信“不韦献匿身姬”一事,应为误读《史记》的缘故。

近代治先秦史名家马非百不但质疑“不韦献匿身姬”,更指《史记》中“奇货可居”的版本实属伪造,其中最重要一点是吕不韦封邑的记载。据《汉书·地理志》所言,秦代并无河南之名,庄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至汉高祖时,始改名河南郡[参 27]。吕不韦之采邑显然不会是河南郡,而是战国策所记载的“蓝田十二县”。此外,马非百指司马迁在记述六国史事时,多数引用“战国策”,惟独“奇货可居”一事别据他说,令人奇怪[16]:59-60。此外,“不韦献匿身姬”一事只在《史记》记载,并没有其他同时代的文献记录,按照郭沫若在《十批判书》的说法,在史学上属于“孤证”,可信性成疑[14]:30-37

另一方面,郭沫若亦在《十批判书》提及其他疑点[14]:30-37

  1. “不韦献匿身姬”一事与春申君将怀有身孕的李园之妹,献给无子的楚考烈王的情节雷同,过于巧合。
  2. 《史记·吕不韦列传》又有“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之说,显然与前文“赵姬乃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自相矛盾。

除此以外,翻译《吕氏春秋》的外国学者约翰·诺伯洛克(John Knoblock)教授及杰弗瑞·瑞杰尔(Jeffrey Riegel)教授认为这种说法是用以诽谤秦始皇及吕不韦[17][18],而按照现代医学理论,“吕不韦生父论”中所谓的赵姬“怀胎十二个月”,根本就不可能成立,这是因为人类的妊娠时间只有266天(不足九个月)[19]

综合上述观点,有关“奇货可居”一说,应弃《史记》而采取《战国策》的说法,而《战国策》记载吕不韦与子楚的初次会面,是在秦孝文王在位之时,当时嬴政已是十岁的孩童,若采用《战国策》的说法,意味着“不韦献匿身姬”一事全属子虚乌有。

即位[编辑]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古籍刻本

嬴政即位当年,晋阳发生叛乱,幸被秦将蒙骜迅速平定[参 28]

由于年龄尚幼的关系,嬴政尊称相国吕不韦为仲父主持国政[参 29],以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参 30]

当时各诸侯国的贵族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都会专门招收人才。凡是投奔到其门下的,他们都收留下来,并供养他们,这些被供养的人一般称为“食客”,而以供养食客众多名扬天下的,则以战国四公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及楚国春申君)为首。吕不韦自地位巩固后,感叹以秦国之强,居然在养士方面不如战国四公子,因此亦大力招揽食客,并重金礼聘许多有学问的人,其门下食客一度达三千人[参 31]。他更授意自己的食客编撰《吕氏春秋》,写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万言[参 32][14]:30-37

据日本就实大学综合历史学系李开元教授的分析,当时秦国的国政,完全掌握在三大外戚势力手中,分别是以嬴政的养祖母华阳夫人为代表的楚系外戚,嬴政真正祖母夏姬为代表的韩系外戚[注 12],以及嬴政生母赵姬为代表的赵系外戚,这三大外戚势力的倾轧,深刻地影响嬴政即位初期的历史[20]

成蟜叛变[编辑]

成蟜[注 13]为秦庄襄王之子,嬴政之弟,其生母有可能是祖母夏姬为代表的韩系外戚的族人[20][注 14],被封为长安君。

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嬴政命成蟜率军攻打赵国,成蟜在屯留(今山西省屯留县)叛秦降赵。秦军攻占屯留后,成蟜的部下皆因连坐被斩首处死,屯留的百姓被流放到临洮(今甘肃省岷县[参 33]。成蟜投降赵国后,被赵悼襄王封于饶(今河北省饶阳县东北)[参 34]

对于成蟜叛变的原因,据李开元分析,有可能因为其主要靠山,韩系外戚的夏姬于秦王政七年去世[参 35],嫪毐在赵姬授意下,彻底清洗韩系外戚势力,领兵在外的成蟜被迫叛乱[20]

有一说法指秦朝末代君主子婴是成蟜的后裔[23][注 15]

嫪毐之乱[编辑]

秦代所用的青铜箭镞

自秦庄襄王亡故后,吕不韦跟太后赵姬(嬴政的母亲)的关系一直藕断丝连,不过这段不伦关系似乎是赵姬主动单方面展开的[注 16][14]:45-53。随着嬴政年龄渐长,吕不韦唯恐事情败露,灾祸降临在自己头上,就暗地寻求了一个阳具特别大的人嫪毐(làoǎi,音涝矮,粤音路蔼)作为门客[24],并借机让嫪毐在一场盛大的宴会中,表演阳具驱使桐木车轮转动的把戏,故意传到太后赵姬耳中[参 36]

正如吕不韦所料,太后果然对嫪毐大感兴趣,于是吕不韦假装不知情地将嫪毐带进宫中,并找人假意告发嫪毐有犯腐罪之嫌。另一方面,吕不韦又暗中教唆太后,替嫪毐安排“给事中”的职务留在宫中。太后深以为然,暗中收买行腐刑的役人,不对嫪毐执行腐刑,但要他们对外宣称嫪毐已受刑,并将嫪毐的胡须拔除。嫪毐就这样成为服侍太后赵姬身边的侍宦[参 37]

太后完全为嫪毐的“巨阴”而痴狂,其间竟意外怀孕。为了避人耳目,太后与嫪毐捏造卜辞,指居于咸阳不利,双双移至秦国旧都(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参 38],其间太后与嫪毐誔下两子[24][14]:45-53

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嫪毐获封长信侯,以山阳郡(今河南焦作市东南)为其食邑,又以河西太原等郡为其封田[参 39]。嫪毐门下最多时有家僮数千人,希望做官而自愿成为嫪毐门客的,也达到千余人[参 40]

不过按照秦国的规矩,封侯可谓相当困难,例如王翦在灭楚前,曾向嬴政提到自己为将多年,仍未得封侯之赏[参 41],而王翦当时已经有消灭赵国,重创燕国的战绩。令人讶异的是,《史记》也没有提到嫪毐封侯的原因。有学者推断,嫪毐封侯不外乎军功或告奸(商鞅法:告奸者与杀敌同赏),正是在嫪毐封侯的同一年,成蟜与蒲鶮在屯留发动叛乱,有可能是嫪毐平定成蟜之乱有功,他才有封侯的资格[20]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22岁的嬴政按照惯例到秦国旧都雍举行冠礼[参 42][14]:45-53,其间有人向嬴政告发嫪毐为假宦,并与太后赵姬淫乱,甚至还试图以其与太后所生之子为秦王,嬴政下令彻查[参 43]。嫪毐决心孤注一掷,先发制人,遂伪造秦王与太后印信,引导其童仆门客和少数受骗军队发动政变,攻击蕲年宫[参 44]

嬴政令相国吕不韦及有楚系外戚背景的昌平君昌文君兄弟[注 17]率兵平叛[参 45]。嫪毐军本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加之不得人心,很快就被击溃[24][14]:45-53。在悬红铜钱百万的重赏下[参 46],嫪毐被生擒,被送至咸阳后,处以车裂之刑,“夷三族”,其和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也被杀[24],其童仆门客皆被流放蜀地,太后赵姬则被囚在雍都[参 47]

可是在当时,禁锢亲母始终有悖孝道,嬴政余怒未消,下令凡为太后求情的,先用蒺藜责打,然后杀掉,为此有27位进谏者被杀[参 48]。这时齐国人茅焦劝说嬴政,指出幽禁母亲有损嬴政声名,难以让天下人信服;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会寒了天下人才之心,对收买六国人心、统一天下大业不利[参 49][参 50]。嬴政顿时茅塞顿开,采纳了茅焦的建议,厚葬被杀的大臣,又亲自率领车队,前往雍地把太后接回咸阳,复居甘泉宫,母子关系得以恢复[参 51]。茅焦因此事被尊为上卿[参 52]

不过亦有学者认为茅焦的一番话未足于令嬴政改变初衷,真正让嬴政担忧的,是赵系外戚势力在嫪毐之乱中几乎烟消云散,让华阳夫人为首的楚系外戚势力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出于帝王平衡的需要,嬴政才宽大对待嫪毐流放蜀地的门客,以及将赵姬迎归咸阳,避免楚系外戚独霸朝堂[20]

公元前229年(秦王政十九年),太后赵姬去世,谥号为帝太后,与庄襄王合葬在茝阳[参 53]

吕不韦失势[编辑]

嫪毐叛乱最终牵连到相国吕不韦,嬴政打算诛杀吕不韦,但吕不韦毕竟令嬴政父亲得以登上秦王之位,有拥立之功,而且有众多吕不韦门客求情,于是打消了判处吕不韦死刑的念头[参 54]。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十月,嬴政以失职为名罢免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并把吕不韦放逐到其领地[参 55]

不过一年过后,吕不韦仍然名声显赫,有不少来自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专程拜访吕不韦,令嬴政深感不安[参 56]。嬴政惟恐吕不韦发动叛乱,在公元前235年(秦王政12年)向他赐下一封指责他的敕书,大致内容如下: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被下诏,命他与其族人迁往蜀地,想到嬴政不会放过自己,惟有服毒酒自杀[参 57],遗体被其食客偷偷安葬在洛邑北邙山[注 18]

嬴政对于吕不韦的旧部,与参加吕不韦葬礼的宾客,采取下列措施:[参 58]

  • 对于出身自六国[注 19]的吕不韦门客,一律驱逐出境。
  • 对于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秦国官员,剥夺其爵位,流放至房陵[注 20]
  • 对于俸禄在五百石以下的秦国官员,若未参与吕不韦葬礼,同样流放至房陵[注 21],但不剥夺其爵位。

自嫪毐及吕不韦相继死去后,嬴政怒气稍敛,就让流放到蜀地的嫪毐门客都回到京城咸阳[参 59],并警告其臣下若胆敢像吕不韦、嫪毐等人不遵从正道处理国事的话,就会剥夺其官职,家人充当为奴[参 60]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吉川忠夫推测,在嫪毐叛乱事件当中,嬴政查出背后跟吕不韦有关,实际已出乎嬴政的预料[14]:45-53。至于陈舜臣则推测少年嬴政早有铲除吕不韦,独揽大权的念头[25]:154-194。另一方面,从嬴政在嫪毐叛乱之后三年,才对吕不韦作出较严厉处分,以及对出席吕不韦葬礼宾客的不同处分,都显示嬴政在政治上的慎重[25]:154-194

至此,嬴政彻底扫清了威胁自己皇位宝座的因素,大权独揽,成为秦国名实相符的君主

统一中国[编辑]

统一前的预备[编辑]

尽管嬴政即位初年年龄尚糼,但其麾下秦军并未停止扩张的步伐,例如秦国将领蒙骜分别在秦王政三年(公元前244年)攻取韩国十三城[参 61],以及在秦王政五年(公元前243年)攻取魏国二十城,并在该地设置东郡[参 62][参 63]

郑国渠[编辑]

郑国渠(Zhengguo System)的现今位置

郑国渠在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开始建造[参 64][注 22],位于今日中国陕西省泾阳县上然村泾出口一带。建议者为来自韩国的水利专家郑国,其真正身份是韩国的细作

当时三晋之一的韩国听说秦国喜欢大兴土木,就想以建渠消耗秦国的国力,使秦国无法向东用兵,韩国便让水工郑国找机会游说秦国,让秦国凿通泾水,从中山以西到瓠口修一条水渠,出北山向东流入洛水长三百余里,用来灌溉农田[参 65]。工程进行途中,郑国的阴谋被发觉,嬴政打算杀掉郑国。郑国指自己虽然是为韩国做细作而来,但建渠不会为韩国延续多少国祚[注 23],而渠建成以后的确会对秦国大为有利[参 66]

实际上以秦国之强,也免不了受到自然灾害的烕胁,秦王政四年(公元前243年)发生的特大蝗灾导致瘟疫流行,甚至逼使嬴政下诏鼓励老百姓纳粟受爵[参 67],在某程度上说明在关中地区建渠,以抵御自然灾害的必要性,因此嬴政最终命令郑国继续把渠修成[参 68]

自渠成后,淤积混浊的泾河水被引至灌溉两岸低洼的盐碱地,面积达四万多顷,亩产达到了六石四斗。从此关中成为沃野,再没有饑荒年份,为并吞六国打下坚实基础,该渠也因此被命名为“郑国渠”[参 69]

谏逐客书与李斯[编辑]

虽然郑国渠的建设本身对秦国利大于弊,但其企图疲弊秦国的意图,郤引起秦国本土大臣的警觉,认为山东六国出身的客卿根本不值得信任,在他们的怂恿下,嬴政颁布“逐客令”,驱逐一切出身六国的客卿[参 70][26]:54-62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嬴政颁布“逐客令”的时间为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正值吕不韦因嫪毐之乱被罢免的时间,因此“逐客令”很有可能针对的是“养士三千”的相国吕不韦,以削弱吕不韦的势力。吕不韦的门客之一,出身自楚国上蔡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为了避免被逐的命运,李斯主动向嬴政上书,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内容大致如下: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26]:54-62,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26]:62-69。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26]:69-74。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26]:74-80。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李斯·《諌逐客书》节录


征辟韩非[编辑]

韩非出身韩国公族[参 71],有口吃的毛病[参 72],与李斯都是战国著名思想家荀子的学生,李斯自觉才学不如韩非[参 73],他们都信奉“性恶论”,认为人的思想容易受到环境左右[26]:54-62

商鞅变法后使秦国强大后,秦国的统治阶级便相当重视法家思想,并用之作为治国方针[26]:62-69。另一方面,韩非自荀子处学成归来后,多次上书韩王,但不为所用,于是写下《五蠹》、《孤愤》、《显学》、《难言》等著作。

韩非的著作流传到秦国后,嬴政相当欣赏其所阐述的治国思想[参 74],当从李斯口中得知作者为韩非后,即以战争作要胁,逼韩王命韩非出使秦国[参 75]

公元前233年(秦王政14年),韩非出使秦国[27],受到嬴政的欣赏,准备加以重用,李斯与姚贾[注 24]怕嬴政重用韩非,私下诬陷韩非,说韩非是韩国宗室公子,必定不会效忠秦国,既然不能为嬴政所用,那就是一个祸患,劝嬴政把韩非禁锢在云阳[参 76][注 25],嬴政深以为然[28]:81-88。不过李姚两人害怕嬴政反悔,为免夜长梦多,于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28]:81-88。韩非想向嬴政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参 77]

不出所料,韩非自被囚禁后,嬴政便显得相当后悔,于是命人赦了韩非的罪名,但为时已晚,韩非已被毒杀[参 78]

在众多韩非著作中,嬴政则比较欣赏韩非在《孤愤》、《五蠹》的理论阐述,例如韩非在《孤愤》中称有才有谋的人,一定有远见并且能明察秋毫,不能明察,就不能照亮私暗处的奸邪;能执法之人,一定性格坚毅并且为人刚劲正直,不刚劲正直,就不能矫正奸邪[参 79]。另一方面,韩非亦在《五蠹》论述,指作为明君,应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指诗经书经),而该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吏为师;不提倡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才能奠定称王天下的资本[参 80]

韩非亦毫不客气称学者(儒生)、言议者(纵横家)、带剑者(墨家侠者与侠客)、患御者(怕被征调作战的人)、工商买卖者等,为扰乱君王法治的五种人(五蠹),指这些人无益于耕战,就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参 81]。这些论调也间接影响嬴政日后作出“焚书”、“坑儒”的决定[28]:81-88

歼灭六国[编辑]

秦灭六国形势图

自郑国渠建成后,关中变成了肥沃之地。至此,秦国的三大粮仓——巴蜀汉中、关中就此全部建成,嬴政因而发动了历时十年的统一中国战争。

总方针[编辑]

李斯早在担任吕不韦门客的时候,很快就得到面见嬴政的机会,他不动声色地向嬴政献上消灭六国之策,指现时正是吞并六国最好的时候,这个时机如果不抓住的话,一旦六国中兴,订立合纵的盟约对抗秦国的时候,秦国要席卷中原,吞并六国就要付上相当沉重的代价[参 82]。另一方面,魏国大梁人尉缭亦指六国与秦国相比,六国诸侯就像郡县的首脑,但六国合纵对付秦国却是一桩大麻烦,为免重蹈智伯夫差齐湣王因敌手联合攻击而亡的覆辙,希望嬴政不要吝惜财物,给各国权贵大臣送礼,利用受贿的大臣,打乱六国诸侯的合纵计划,这样虽然损失些许财物,但却可以消灭所有诸侯[参 83]

嬴政深以为然,听从了尉缭的计谋,为了显示恩宠,嬴政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参 84],并任命李斯为长史,负责暗中派遣谋士带着金银珍宝去各国游说。对各国能收买的六国权贵大臣,就多送礼物加以收买;不能收买的,就把他们杀掉;成功离间六国君臣关系后,嬴政随即派良将随后攻打。由于秦军战胜所付出的代价甚少,故嬴政任命李斯为客卿[参 85]

嬴政在李斯、尉缭等人的协助下制定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策略。具体的措施是:笼络燕齐,稳住魏楚,消灭韩赵;远交近攻,逐个击破。

附表:六国灭亡顺序
年份 秦王政纪元 被灭国家
公元前230年—前229年 秦王政17年—18年 韩国
公元前229年—前228年 秦王政18年—19年 赵国
公元前226年—前225年 秦王政21年—22年 魏国
公元前224年—前223年 秦王政23年—24年 楚国
公元前222年 秦王政25年 燕国
代政权[注 26]
公元前221年 秦王政26年 齐国

削弱赵国[编辑]

战国时期形势图

嬴政首先选择的攻击目标为韩国,因为韩国的实力在六国中最弱,但是韩国还没有到不堪一击的地步,而且三晋唇齿相依,嬴政担心秦灭韩时,赵国仍有助韩的可能,所以在灭韩之前,必需大幅削弱赵国。

公元前236年(秦王政11年),赵军将领庞暖率领主力北上攻打燕国,想胁迫燕国一起进攻秦国。嬴政乘赵国进攻燕国之际,以救援燕国为由,派王翦桓齮杨端和率军两路攻打赵国,拉开了统一战的序幕。

当赵军攻取了赵燕边境的勺梁(今河北省定州市北)时,王翦出兵攻打赵国的上党郡;当赵军攻取了燕国的狸(今河北省任丘市东北)时,王翦已攻克了赵国的阏与(今山西省和顺县)、橑杨(今山西省左权县)等六座城池。王翦统率军队十八天,让军中年俸禄不满百石的小官回家,每十人当中挑选二人留在军队。当赵军攻取了燕国的阳城(今河北省保定市西南)时,桓齮攻克了赵国的邺城(今河北省磁县邺镇)和安阳(即新宁中,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南);当庞暖闻讯挥师南下救援时,秦军已经将漳水流域全数吞并。秦军与赵军同步行动,赵国只夺得北方边境的几座城池,却丢失了南方、西方的九座城池,实力大减[注 27][参 86][参 87][参 88]

公元前234年(秦王政13年),秦军再度进攻赵国的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武城(磁县西南),斩首10万,大败赵军,并杀死赵将扈辄[参 89]。赵国经过秦国这次攻击后,国力大衰,仅能退守邯郸自保。

不过秦军并没有打算罢手,同年十月,秦将桓齮又率秦军东出上党,越太行山深入赵国后方,大破赵军,攻占了赤丽、宜安(今河北省葶城西南)[参 90]。公元前233年初(秦王政14年),秦军进逼邯郸,赵王迁急命北部边防名将李牧为将军,率领他的部队南下,指挥全部赵军抗击秦军。

李牧率边防军主力与邯郸派出的赵军会合后,在宜安附近与秦军对峙。经激烈战斗后,秦军大败。桓齮仅率少量亲兵冲出重围,奔回秦国,史称“肥之战”。赵国夺回了被秦国占领的土地,李牧因此战受封为“武安君”[参 91][参 92]

灭韩赵两国[编辑]

尽管李牧在肥之战挫败了秦军的兵锋,但赵国只能仅仅自保,消除了赵国援韩的可能,秦国可算是达到了目的。

赵国国力被大幅削弱后,韩王安被逼在公元前233年(秦王政14年)向秦国称臣[参 93]。公元前232年(秦王政15年),秦军分两路进攻赵国,一军至邺城,一军至太原,取狼孟[参 94],但其后在番吾再被李牧击败,史称“番吾之战”[参 95]

秦国虽然进攻赵国失败,但并不能挽回韩国危如累卵的形势。秦王政16年,韩国被迫割让南阳一带土地给秦国。当年九月,嬴政派内史腾去接受韩国所献之地,由他代理南阳守之位,并开始命令所有秦国国内男子登记年龄,以便征发兵卒、徭役[参 96],为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作好准备。

公元前260年的战国形势

公元前230年(秦王政17年),嬴政借着赵国发生大地震饥荒,无力援助韩国的大好机会[参 97],命内史腾攻打韩国,并擒获韩王安,韩国灭亡,将其国之地设置颍川郡[参 98],建郡治于阳翟(今河南禹州[注 28][28]:81-88,但嬴政下令将“天下不轨之民”迁于南阳的举措[参 99],却造成韩国故地局势不稳,秦国一度陷入新郑骚乱及李信之败的窘境。

嬴政自然不会因为灭韩而满足,赵国同时发生大地震与饑荒[参 97][30][31],可说是消灭赵国的大好机会,于是大举出兵,命王翦、杨端和为将,兵分两路,南北合击赵都邯郸[参 100]。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两军相持[参 101]

吸取了番吾之战失败的教训,秦国遂派间谍贿赂赵国权臣郭开[注 29],要郭开离间李牧和赵王。郭开其后向赵王迁进言,指李牧、司马尚欲谋反。赵王迁乃使赵葱及齐国出身的将领颜聚,取代李牧为将。李牧拒不受命,更使赵王迁倍加相信李牧试图谋反,因此使人暗中拘捕李牧并将他处决,并免除司马尚的将军之位[参 102][参 103]

公元前228年(秦王政十九年),秦国王翦军破赵军,杀赵葱,俘颜聚,占邯郸,赵王迁被俘虏,赵国灭亡[参 104][28]:88-94。赵公子嘉在邯郸被攻占后,率领他的宗族几百人到代地(今河北蔚县东北)收拾残部,并自立为代王,向东与燕国的军队会合[参 105]。至于秦军则暂停军事行动,驻扎在中山,做好攻打燕国的准备[参 106]

王翦攻占邯郸后,嬴政亲自到邯郸,找到当初与他在赵国时,与母亲有仇的人,把他们全部活埋,其后经太原、上郡返回都城咸阳[参 107][28]:88-94

新郑骚乱[编辑]

韩国遗民并未因为韩国沦亡而变得安于现状,反而该地正酝酿着反秦的余波。

虽然韩王安自被虏后,嬴政并没有将他流放至蛮荒之地,目的是显示宽容态度,以此怀柔韩国遗民,对其他国家的君王示以姿态,有利于秦国各个击破[32],但自从荆轲刺秦事件后,嬴政对山东六国的态度大变,韩王安也被牵连,在秦王政20年被迫离开韩国本土,以割断他和韩国遗民之间的联系[33]。同时由于韩国并没有对秦国作殊死的抵抗,嬴政只是将韩王安迁徙至附近的郢陈(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32][33],留下了温和的余地。

然而事情的发展与嬴政的预料相反,就在韩王安被迁徙的次年(秦王政21年),韩国遗民愤于国破王迁,在新郑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秦骚乱[参 108][33]。虽然这次骚乱被镇压,但韩王安却因新郑骚乱受牵连而亡[参 109][32][33]

灭魏国[编辑]

早在秦王政16年韩国献南阳地的时候,迫于秦国强大的军力,魏国亦主动向秦国献地求和,秦国在该地设置丽邑[参 110]。此时嬴政正调集主力全力攻赵,不想分散兵力攻魏,就接受了献地,使魏国苟延残喘。

公元前226年(秦王政21年),嬴政借口楚王背弃献出青阳(今湖南长沙)以西土地的承诺,并袭击秦国南郡为理由[参 111],派王贲率大军出函谷关[注 30],攻占了楚国北部的十几座城[参 112]。在保障了攻魏秦军侧翼安全后,王贲旋即回军北上突袭并围困住魏国国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大梁居于睢水、颍水鸿沟的交汇之地,护城河十分辽阔,五座城门皆备吊桥,地形易守难攻。魏军依托大梁的城防工事死守,秦军强攻毫无奏效,王贲竟引黄河、鸿沟(汴渠)水灌入城内[参 113]

公元前225年(秦王政22年),大梁城被水浸近三个月,城墙崩坏,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参 114][28]:95-101。嬴政在魏国地区设立砀郡,又建置泗水郡

昌平君叛秦[编辑]

秦代杜虎符,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西安市南郊山门口出土,虎符是古代朝廷用于传达命令、调动军队的一种特殊凭证。通常作虎形,分为左右两半,右半符留在京师,左半符颁发给屯驻在外的军队。需调兵时,由朝廷使者持右半符前往,军队长官将右半符与左半符验合后,军队即按使者传达的命令行动。

楚国是南方大国,疆域辽阔,山林茂密,物产丰富,号称拥有甲士百万。不过楚国的内政一直不振,总是贵族争权夺利,这种状况到战国末期尤为严重。尽管如此,三晋灭亡后,仅存的楚燕齐三国当中,以楚国最为强大。楚国亦随之成为继赵国后,统一战争中最大的绊脚石。

秦灭楚国的战争,史记记载得十分简略,予人的印象是秋风扫落叶一般,但从《云梦秦简》(亦称睡虎地秦简)的《编年记》的记载来看,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至少秦灭楚之战是相当艰难的,而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昌平君

昌平君是楚考烈王熊元的庶子[注 31][34],名启[注 32][35],其父熊元返楚即位为楚王后,他与其生母滞留在秦国[35]。由于他与华阳夫人同属楚国王族,故此成为楚系外戚的主力,活跃于秦国政坛,更与嬴政联手平定嫪毐之乱[参 45][35]。吕不韦去相后,昌平君继任为丞相[注 33][35]

当嬴政决定消灭楚国后,随即召开廷议,参与者为秦国主要大臣,包括昌平君、李信及王翦,就攻楚方略提供意见[注 34](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不过对于灭楚所需兵力,李信与王翦却产生分歧。李信认为需二十万人灭楚,但王翦却称灭楚需要六十万人[参 115]。嬴政倾向采用李信的方略,这是因为王贲灭魏国前,曾试探式攻击楚国,轻易地取得楚国十余城[参 112],让嬴政得出灭楚不难的结论。王翦的话不被采用,就推托称病,回到频阳家乡养老[参 116]。另一方面,昌平君因对攻楚颇有微辞[注 35],故在秦王政21年被贬至郢陈[参 108]

郢陈原属陈国国都,被楚国所灭后称为陈县[32]。公元前278年(秦昭襄王29年),秦国名将白起攻陷楚国国都(今湖北省荆州市),在该地设置南郡楚顷襄王被迫迁都于陈县[参 117],故此亦称为郢陈[35]。由于郢陈以西与韩国国境相连,故此郢陈一旦发生纠葛,往往牵动秦韩楚三国[32]

郢陈一地虽然最终被秦国所占,但其楚人势力并没有被消灭,反而一直成为楚人反秦的温床,从秦灭楚之战至陈胜起义,楚人反秦的重要事件几乎都与郢陈之地有关[32]。因此嬴政将昌平君贬至郢陈,是有深刻的政治用意。由于昌平君长年事秦,并协助平定嫪毐之乱,加上他没有跟故国楚国联系,因而得到嬴政的信任[32]。昌平君徙至郢陈的表面理由是负责监管韩王安[参 109],但实际上,嬴政却希望利用昌平君楚国公子的身份,安抚郢陈地区的楚人[33],为灭楚作准备。

公元前225年(秦王政22年),嬴政遣李信、蒙武[注 36]等将兵二十万讨伐楚国,朝东南方向深入楚国腹地,攻击平舆(今河南汝南县东南)和寝(今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大胜楚军,兵锋指向楚国首都寿春[参 118](今安徽寿县),但是昌平君却在这个时候据郢陈叛秦归楚,截断了南征秦军的后路,郢陈楚人纷纷响应,而颍川郡的韩国遗民亦闻风而叛,秦军形势危急[32]

李信的征楚大军随即引兵向西攻占鄢郢(即郢陈),然后接到颍川郡父城[注 37](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告急的消息[参 119],于是李信、蒙武相约会师父城,以平韩人之叛。昌平君叛军虽未能守住郢陈,但实力未损,他们紧紧追击秦军,连着三天三夜不休息,结果在父城附近与韩人叛军大败李信部队,攻入两个军营,杀死七个都尉,秦军大败而逃[参 120][32]

李信之败,主要是因为王贲灭魏前,对楚国进行的军事行动过于容易,让他产生误判,以为郢陈地区及附近郡县的反秦力量已被消灭,没有考虑到郢陈地区的楚人仍有相当可观的反抗力量,虽然寿春楚王负刍的楚军力量薄弱,容易攻取,但长年事秦的昌平君在关键时刻叛秦,却给予李信军致命一击,终至一败涂地[32]

王翦灭楚[编辑]

楚国收复楚国故都郢陈为中心的失地,更趁势西进深入至原韩国境内[参 121][32],再加上李信惨败的消息,都令嬴政感到惊恐,更感大失面子,因为启用李信及贬斥昌平君出京都是由他作决定[33]。他不得不亲自前往频阳,登门造访被贬斥出京、还乡养老的王翦[参 122],强行征召王翦攻楚。王翦本来以自己年老多病拒绝攻楚,但见嬴政面色不豫,担心自己重蹈武安君白起的覆辙[注 38],不得已答应嬴政的请求,并称攻楚需六十万人,他要求全权指挥六十万兵力,嬴政一一答应,并亲自到到灞上为王翦的大军送行[参 123]。为了消除嬴政的疑心,王翦称自己征战多年仍未得以封侯,故希望嬴政赐予数量众多的良田、美宅、园林池苑等,为子孙挣下一份家业[参 41],大军出征期间,又不厌其烦地连续五次派使者回朝廷,请求赐予良田[参 124]

公元前224年(秦王政23年),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沿着之前李信攻楚的行军路线,直扑郢陈[参 125],苦战久攻不下。秦王政23年4月,与昌平君一样同为楚国公子而仕于秦的昌文君战死[参 126]。同年另一路秦军南至平舆,攻陷寿春,俘楚王负刍。

秦王政24年约3月,王翦军攻破郢陈[注 39][36][37],嬴政亲自出巡郢陈,以镇慑反秦势力[参 127],而昌平君在收到楚王负刍被俘的消息后,撤出郢陈,被楚军大将项燕拥立为楚王[参 128],在淮南地区继续进行反秦事业。王翦和蒙武统领秦军消灭楚军余孽,昌平君战死,项燕在淮北的蕲县(今安徽省宿州市蕲县镇)兵败自杀[参 129][参 1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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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2年(秦王政25年),王翦大军平定了长江以南一带,降服了越族的首领,设置了会稽郡,楚国彻底灭亡。该年五月,秦国为庆祝灭掉楚国而下令特许天下聚饮[参 131]

荆轲刺秦与灭燕[编辑]

太子丹燕王喜之子,过去曾在赵国作人质,由于嬴政幼时在赵国生活,故与太子丹相当要好。其后嬴政被立为秦王,太子丹又到秦国作人质,但嬴政苛待太子丹,太子丹心生怨恨,最终逃归燕国[参 132][28]:88-94[25]:196-227

太子丹逃返燕国后,打算报复嬴政对他的无礼,但燕国弱小,力不能及[参 133]。他的太傅鞠武指秦国国土辽阔,敢战之士众多,且有山川之固,劝诫太子丹不要因为自己被嬴政欺侮的怨恨,而去触动嬴政的逆鳞[参 134]

中国山东省武氏祠“荆轲刺秦王”石刻,左边为秦王政,右边为荆轲,中央伏在地上的是秦舞阳,下面是樊於期之首级。

正在此时,秦将樊於期(即桓齮[注 40])得罪了嬴政,逃到燕国,被太子丹收留[参 135]。不过鞠武十分反对太子丹收留樊於期,他指嬴政肯定会借此事大造文章,迁怒于燕国,为了避免给嬴政借词攻燕,应该让樊於期流亡匈奴,他提倡六国合纵,与北面的匈奴和好,才有对付秦国的可能[参 136]。不过太子丹认为这个策略所需的时间太长,而且樊於期已走投无路,让他投奔匈奴即是让他送死,自己总不能够因为害怕秦国,而摒弃樊於期的投奔[参 137],因此不接纳鞠武的建议。

鞠武认为太子丹过于短视,为了结交樊於期而不顾国家大祸,心灰意冷下向太子丹推荐田光[参 138],而田光亦接受了鞠武的游说,亲自面见太子丹[参 139],再向太子丹推荐卫国人荆轲[注 41][参 140],最后田光自戕以激励荆轲为太子丹卖命[参 141]

知道田光自戕的太子丹表现得相当悲痛[参 142],当时秦军已经消灭赵国,驻兵中山,兵锋直指燕国,燕国君臣唯恐大祸临头,因而与逃至代地的赵公子嘉结盟,共同防御秦国。太子丹认为魏楚齐燕四国合纵已经没有太大意义,打算派勇士前往秦国,像曹沫劫持齐桓公般,逼嬴政归还侵占各国的土地,若不答应则将嬴政杀死,使秦国国内陷入混乱[参 143]。荆轲正是执行这件事的最佳人选,因此太子丹尊奉荆轲为上卿[参 144]

荆轲帮助太子丹完善刺杀嬴政的计划,知道嬴政悬赏黄金千斤、封邑万户来购买樊於期的脑袋[参 145],就劝樊於期自杀[参 146]。公元前227年(秦王政20年),燕国以荆轲为正使,秦舞阳为副使[参 147],带同樊於期的脑袋和燕国督亢的地图,出使秦国献给嬴政[参 148]

秦代弩机,西安市北关出土, 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荆轲带着价值千金的礼物,厚赠嬴政宠幸的臣子中庶子蒙嘉[参 149]。蒙嘉在嬴政面前说尽好话[参 150],令嬴政大为高兴,安排了外交上极为隆重的九宾仪式,亲自在咸阳宫接见荆轲与秦舞阳两人[参 151][28]:88-94。荆轲捧着樊于期的首级,秦舞阳捧着地图匣子,按照正、副使的次序前进[参 152]。走到殿前台阶下的秦舞阳脸色突变,害怕得发抖,大臣们都感到奇怪[参 153]。荆轲以“秦舞阳为蛮夷,因未见过天子威严而心生恐惧”作解释[参 154]。嬴政令荆轲递上秦舞阳的地图,荆轲展开地图尽头,一把淬毒的匕首[注 42]露出来[参 155]

荆轲左手抓住嬴政袖子,右手用匕首刺向嬴政[参 156]。嬴政大惊,站了起来,挣断衣袖想要拔剑,却因为剑身太长,拔不出来[参 157]。荆轲追赶嬴政,嬴政绕柱奔跑[参 158]。由于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大臣们吓得發呆,大家都失去常态。而秦国的法律规定,殿上侍从大臣不允许携带任何兵器;武士都在殿下,没有诏谕不能上殿[参 159]。这时侍医夏无且把一个药囊向荆轲扔去,荆轲伸手挡了一下[参 160]。嬴政趁这时把剑转到背后拔出,回头砍断荆轲的左腿。荆轲倒地,将匕首扔向嬴政,惜撞在铜柱。嬴政向荆轲连砍八剑,武士冲上殿来,杀掉荆轲[参 161]。事后嬴政评论功过,赏赐群臣及处置罪官都各有差别,其中以夏无且拦截荆轲有功,赏赐黄金二百镒[参 162]

嬴政大发雷霆,于公元前227年(秦王政20年)命令王翦、辛胜的军队跨过易水,大败燕、代两军于易水之西[参 163]。其后一年,秦军攻陷燕国都城。燕王喜、太子丹、代王嘉等人率领全部精锐部队向东退守辽东,王翦以称病为由归秦[参 164][参 165]。秦将李信紧紧追击燕王与太子丹[参 166],太子丹隐藏在衍水河中[参 167],代王嘉则建议燕王喜杀掉太子丹,以求嬴政的宽恕[参 168]。燕王喜接纳代王嘉的建议,派使者杀了太子丹,把他的人头献给嬴政[参 169]。当时秦军主力几乎调往南线进攻楚国,燕王喜、代王嘉两人得以在辽东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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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嬴政并未因而罢手,五年后(秦王政廿五年),王贲奉嬴政之命,扫除燕国在辽东的残余势力,俘虏了燕王喜及代王嘉[参 170][参 171][参 172],燕国彻底灭亡[28]:95-101[25]:196-227

灭齐国[编辑]

公元前210年的秦国疆域

公元前264年,齐王田建即位,在位达44年,即位初期由母亲君王后辅佐。

齐国因处在东部海滨,秦国频频进攻三晋及楚国,这四国面对秦国的进攻只有分别谋求自救,因此齐王建在位时期,齐国境内并没有遭受太大战祸[参 173],但这种和平却是建基于其余四国的牺牲,因为有这四国为田齐阻挡强秦,田齐才可以享有和平。另一方面,君王后生前对秦国处处忍让,对四国不施以援手,甚至赵国在长平之战战败后,也没有劝诫齐王建及时援助赵国,结果随后秦军轻易地包围邯郸,赵国国力大削,为六国灭亡种下远因。

君王后逝世后,秦国重金收买了齐国丞相,出身自君王后家族的后胜,使齐国即不合纵抗秦,也不加强战备,齐王建甚至在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亲自到秦国朝拜,嬴政在咸阳设酒宴款待[参 174]

秦国灭五国后,齐王建才顿感到秦国的威胁,慌忙将军队集结到西部边境[参 175],并断绝和秦国的来往,但为时已晚。公元前221年(秦王政26年),嬴政以齐国拒绝秦使者访齐为由[参 176],命王贲在灭燕之后率军南下攻齐[参 177],而蒙恬由于出身将门,刚担任秦国的将军,亦有参与灭齐战事,作战胜利后被授予内史[参 178]

秦军避开了齐军西部主力,由燕国南部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几乎没有抵抗,大军直抵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北),齐军措手不及。齐王建听从后胜的建议,不战而降[参 179][28]:101-106,后被迁到共城[参 180]。秦军攻入临淄后,百姓居然没人敢反抗[参 181]。不过事后齐国百姓反而埋怨齐王建不早与诸侯合纵攻秦,仅对秦国言听计从,以致亡国,讽刺道:“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参 182]

齐国的灭亡也标志着战国时代的落幕,结束500多年来诸侯长期割据纷争的局面,最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君主统治国家——秦帝国。这一年秦王嬴政为三十九岁[28]:101-106

卫君角解国[编辑]

公元前242年(秦王政五年),秦军并吞魏地二十城,在该地设置东郡,第二年(秦王政6年),韩、魏、赵、卫、楚五国组成联军进攻秦国,攻占了寿陵邑。秦国派出军队,五国停止了进军。秦国继而攻下卫国,卫君角惟有率领他的宗族迁居到野王,而魏国的河内郡因山势险阻而得以保全,但朝歌却被秦国攻占,至于卫国原本的首都濮阳则合并至秦国的东郡[参 183][参 62][参 184]

秦灭六国后,卫国仍然被嬴政保留。直至秦二世元年,才下令将其解国,废卫君角为庶人[参 185],卫国从而成为最后一个被秦国所灭的关东国家。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可能连系著秦始皇皇后身分的历史之谜,也就是说,嬴政的皇后(或王后)有可能出自姬姓卫国公族[38],而公子扶苏有可能为卫国来的皇后(或王后)姬氏所生[38](有另一说指扶苏生母为楚国公主[39]),这也解释了秦二世胡亥即位后立即废掉卫君角的原因,即秦二世矫诏杀死其兄扶苏后,剪除东方起义军利用扶苏和其外戚卫国的影响上的威胁[38]

分析[编辑]

巴蜀都江堰全景

历代不少文人都曾经探讨过六国被秦国所灭的原因,其中以位列唐宋八大家的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的六国论较为著名。苏洵认为六国破灭的原因是“弊在赂秦”[参 186]。苏轼则认为秦国因养士而轻易地灭六国,而统一后又因视养士无用而速亡[参 187],大概是出于宋朝士子张元、吴昊两人因累试不第而叛宋投夏的感概。至于苏辙则以地理战略的角度着手,指山东六国必需保有韩魏两国作屏障,韩魏两国位处中原,当两国不保,其余四国只能被秦国各个击破[参 188]

事实上,六国之亡是主要受到内因外因等多个因素影响,三苏的论点合起来,才比较接近秦能统一六国的真相,但仍然有不足之处。孔子曾说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参 189],秦人能做到足食、足兵、国人信服这三点,只要上台的不是昏君,自然能兼并六国。例如秦人有关中沃野之利[参 190],又有巴蜀的盐铁之利[参 191],不惧山东六国的盐铁封锁,北有郑国渠,南有都江堰,已做到“足食”一点;军功授爵,首级易功,士卒敢战,已做到“足兵”一点,而商鞅徙木示信,则做到“国人信服”一点,因此才对山东六国造成压倒性优势。

秦代弩弓用的箭镞

除此之外,秦国武器制造的流程与制度十分严谨,每一件兵器从生产工人、仓库保管、工场的责任人,一直到中央政府的总监制者,都要实名在产品上记录。这种制度称为“勒名工官”,既是产品质量监管制度,也是产品流通监管制度,可以从头到尾追踪每一件武器产品的行踪,因此秦国兵器精良无比[33],1982年发现的秦代铜戈“十七年丞相启状戈”正是具体例子(现收藏在天津市博物馆)。

此外,秦国地理位置优越,其西南北三个方向都没有强大,或者是势均力敌的敌人,故可专心一致向东方扩张。即使征东失败,有崤山、函谷关之固,亦可足以自守,休养生息,坐待山东六国互相攻伐。相比起三晋的地狭人众来说,秦国可说是地广人稀,故此秦国经常招徕三晋百姓到秦国种地,并赐田宅,免兵役,专事耕织,这样秦国本土百姓就可完全投入兵役,轮番作战[参 192][40]:32

史书记载当时秦国百姓勇悍,却甚为单纯[参 193][40]:34,44,以兵戎来说则秦最强悍,三晋次之,齐人最怯[41]。秦国为免民风变得柔弱,故采取措施以尽量减少秦国百姓与关东百姓的接触。如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张仪取魏国陕县后,即将当地人遣回魏国[参 194]。秦国即使招徕三晋百姓开垦,也只把他们安置在新辟地方,不与秦国百姓接触[40]:44。保持强悍民风,亦是秦国消灭六国的主要因素。

史学家杜正胜在他的著作指出,战国时代各国都透过税制及户籍制度对百姓直接支配,称为“编户齐民”(编入户籍的农民),承担国家赋税,作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支柱。不过到了战国后期,六国农民朝不保夕,经济破产,无法支持战争的开支及征召,六国的赋税基础受到破坏,因而败亡[42][40]:44

六国合纵本是嬴政在统一战争最大的绊脚石,但六国本身各怀鬼胎,且山东六国之间亦时常发生战事,例如赵燕两国已经因连年战争,而成为生死大敌,在公元前242年(秦王政五年),燕王喜因赵国长期遭受秦国攻击,主将廉颇又出奔魏国,燕王喜不但没有打算援赵抗秦,反而有意趁火打劫进攻赵国。出征前燕王喜曾询问剧辛关于庞暖的情况,剧辛说庞暖容易对付。燕王喜于是以剧辛为将攻打赵国,赵国派庞暖迎战。最终赵军大胜,俘虏燕国两万人,剧辛被擒杀[参 195]。从上述例子可见六国合纵关系十分脆弱,终被秦国逐一轻易击破。

政治举措[编辑]

嬴政用武力平定天下之后,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对后世的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统一及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自称皇帝[编辑]

秦代石铠甲,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园出土

西周初年,只有周天子才可称为“”,但自平王东迁后,周室衰落,楚吴越三国分别僭越称王,而到了战国时代,周天子权威更形低落,其间发生“五国相王事件”,各诸侯不但各自称王,还互相承认对方君主的王位,一时间“王”的称号亦大幅贬值,因此“皇、帝”之名开始形成。当时各国诸侯为了合理化自己的政权及统一的依据,纷纷从上古史中找出根源,甚至为自己王族编造古代帝王谱系。如战国后期齐湣王及秦昭襄王互称东西两帝[40]:47

嬴政统一六国后,认为自己“功过三皇,德兼五帝[40]:47,“王”的称号根本不足以向后世人张显自己伟大的功业及尊崇地位,于是与重臣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及廷尉李斯等人商议,就自己的“尊号”一事提供意见。王绾等人首先称赞嬴政的功业已经超越三皇五帝[注 43],然后称古代有天皇地皇、泰皇等称谓,以泰皇[注 44]最尊贵,因此向嬴政献上“泰皇”的尊号。颁布律令的称为“制书”,诏告天下事件的称为“诏书[注 45],印章称“[注 46],所说的话称“谕”,群臣称其为“陛下”。天子不再自称为“寡人[注 47],改称为“[注 48][参 196]

嬴政接受王绾等人的大多数建议,但对于群臣向自己献上的尊号“泰皇”,则将其泰字去掉,采用上古“帝”一字,称为“皇帝”,并追尊其父庄襄王为太上皇,废除谥法[注 1][参 197]。自称“始皇帝”,后代则称二世、三世直到万世[参 6]。百姓则称为“黔首[参 198][5]:107-113

另一方面,嬴政又命李斯将和氏璧(一说是蓝田玉)磨成玉玺,亦即是后世相传的“传国玉玺[注 49],玉玺大小为四寸方形,由咸阳玉工王孙寿将和氏璧精研细磨[43],玉玺上方雕著五条龙,上写八个虫鸟篆字,根据记载和现存拓片有“昊天之命、皇帝寿昌[44]”、“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见《三国志·吴书》)”、“受命于天,既寿且康(见《应氏汉官》、《皇甫世纪》)”以及“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史学家裴松之说法)”四种说法。

五德终始说[编辑]

秦始皇采用战国阴阳家邹衍五德终始说,认为黄帝属土德,有黄龙和大蚯蚓出现。夏朝得木德,有青龙降落在都城郊外,草木长得格外茁壮茂盛。商朝得金德,所以才从山中流出银子来。周朝属火德,所以出现赤乌的祥端。秦继周而兴,加上秦始皇的先祖秦文公在出猎时遇上黑龙,故秦应属水德。为配合水德的特性,以十月为岁首,年初朝贺改至十月一日进行,色尚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天子乘舆六尺、车驾六马)等制度都以“”为数,并更改黄河的名称为“德水”。其他水德的特性包括方向尚“北”,季节尚“冬”等[1]:27[5]:114-123。因为水主阴,阴代表刑杀,秦始皇以此作为其加重严刑酷法的依据[参 199][参 200]

三公九卿[编辑]

由于秦代国祚短暂,加上记载残缺,对于秦代的官僚制度只能作出间接推断,但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东汉班固所著《汉书》,都指汉承秦制,因此对于秦始皇时期的官僚体制,主要是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不过无论如何,秦始皇确立百官体制,称“三公九卿”,并沿用后世的说法,仍为人广泛接受。

关于“三公”一词出现的时间,应在春秋之末[45]。至于“九卿”则自周初至战国初期,未曾发现各国采用此官制的证据,但可以确定“九卿”一词出现在春秋鲁定公鲁哀公在位期间[参 201],且与‘三公’连在一起。先秦文献中关于九卿之说的确切记载是《吕氏春秋[参 202],另外《吕氏春秋·十二纪》中也有类似的制度描述,可以视为‘九卿’一词的最早出处[45]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百官体制,以丞相总理国政·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司纠察,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九卿”掌控宫廷事务,包括郎中令(宫中保安)、治粟内史(掌财政)、奉常(掌宗庙礼仪)、太仆(掌皇室舆马)、廷尉(掌刑狱)、少府(掌山海池泽)、卫尉(掌宫门卫兵)、典客(掌“蛮夷”事务)及宗正(掌宗室事务),但因为文献记载的缺乏,故未能确定太尉及御史大夫是否真正履行实务。至于九卿的数目开始时只是象征式,只是观念上之官制,并未尝为“九”之数字所拘。直至东汉才将观念上之九卿,坐实为事实上之九卿[45][40]:47

另一方面,秦代官制亦设博士七十二人,以备咨询,又设将军(掌征讨)、将作少府(治宫室),所有官员都由朝廷委任,随时调动任免,并须每年考绩。秦始皇建立的官僚制度,成为历朝政治制度的典范[40]:47

推行郡县制[编辑]

秦朝诸郡

自消灭六国后,朝廷曾为应否复行封建,展开讨论。当时丞相王绾认为,燕国、齐国、楚国地处偏远,若果不在此三地分封宗室,此三地就无法真正被朝廷控制,因此建议秦始皇分封诸子,以屏藩皇室。这个建议尽管得到大部分大臣支持,但当时担任廷尉的李斯却力排众议[参 203]

李斯以周王室作例子,指周王室亦分封不少姬姓公族,但他们的后代却因为血缘疏远,纷纷割据,互视对方为寇仇,周天子根本无力阻止诸候之间的争端,而且诸侯根本不再将王室放在眼内,最终周朝分崩离析。分封诸子只会导致日后诸侯割据,兵甲不息[46]。要使天下安宁,只能推行郡县制,对于皇子功臣,用公家的赋税重重赏赐,这样才可以消除天下人的野心[参 204]

秦始皇认同李斯的意见[5]:114-123,指诸侯王才是扰乱天下的祸端,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天下人才苦于连年战争无止无休,渴求和平。如果重新分封诸王,只会重演春秋战国时,各国互相攻伐的苦况,因此决定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注 50],直至秦亡为止,共置五十四郡[47],每郡都设置郡守(掌民政)、郡尉(掌军政)、郡监(掌监察)[参 205],由中央朝廷委任,不得世袭,并须向朝廷汇报租税、户口及治安情况。以下是秦代初期三十六郡的资枓:


秦始皇决定在地方治理上采用三级行政区划制度,构建中央—郡—县—乡—亭—里—什—伍—户的纵向金字塔式的控制体系,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主要在郡设郡守,郡下设县,县设县令,但秦代的国家行政机构只下设到县级[48]。县之下实行“乡亭制”(亦称乡里制度),设“乡”,具体办法是在“乡”级设“三老”掌教化,“啬夫”听讼和征税,“游徼”侦缉盗贼。此外,乡级以下则利用民间力量来治理[48],一乡辖十亭,设亭长;一亭辖十里,设“里魁”(亦称里正);一里辖百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这种制度为秦朝带来了巨大的动员能力[49][40]:47,即使三百多年前的波斯居鲁士大帝创建帝国之时,阿契美尼德王朝唯有省(萨特拉庇)和县作为行政区划机构[50]。。

除此之外,历来盘踞在淮河流域的淮夷、泗夷早已变为民户[参 206],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今福建省一带地方设置闽中郡。由于秦始皇认为闽中郡远离中原,是“荒服之国”,地处偏远,山高路险,而且越人强悍,难以统治,故实际上并未派遣官吏往闽中,只是废去当地酋长无诸驺摇的王位,改用“君长”的名号让其继续统治该地[参 207]

郡县制在全国推行后,标志着六国故地不会再有拥兵割据,自选官吏,财政独立的诸侯[51]。此外,百姓的籍贯不再用以前所属的诸侯国,例如楚国人、齐国人等作为识别,而是用其所处的郡名以咨识别[49]

不过自秦灭汉兴后,汉高祖刘邦认为秦王室推行郡县制后,因缺乏宗室屏藩,过于孤立而亡,于是推行郡国制,大封刘氏宗室子弟为王,但却导致日后的吴楚七国之乱。因此历代统治者都试图在郡县制至分封制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以维持国祚。

去险阻,坠城廓[编辑]

为了防止六国遗民作乱,秦始皇下令收集天下的兵器,聚集到咸阳熔化,铸成大钟及十二个铜人,每个铜人个重达二十四万斤[注 51],放置在宫廷里[参 208]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32年),秦始皇进行第二次巡游,途经碣石,宣布拆除原关东六国建造的城廓及堤防,称为“坠城廓、决堤防、夷险阻”,并在碣石山门刻石立碑,碑文内容如下: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译文:皇帝兴师用兵,诛灭无道之君,要把反叛平息。武力消灭暴徒,依法平反良民,民心全都归服。论功行赏众臣,惠泽施及牛马,皇恩遍布全国。皇帝振奋神威,以德兼并诸侯,天下统一太平。拆除关东旧城,挖通河川堤防,夷平各处险阻。地势既已平坦,众民不服徭役,天下都得安抚。男子欣喜耕作,女子修治女红,事事井然有序。皇恩覆盖百业,合力勤勉耕田,无不乐业安居。群臣敬颂伟业,敬请镌刻此石,永留典范规矩。

—《史记·秦始皇本纪》


至于拆除原关东六国所建造堤防,原因是为了消除地方割据,这是由于各国堤防的设计不合理。根据《孟子·告子篇》的记载,魏国著名水利专家及商人白圭曾向孟子指,自己治理水患的水平胜过大禹,但孟子却不以为然,指责白圭只是将邻国当作蓄水的沟壑,即是将洪水引向别国,令百姓厌恶[参 209]

此外,据《汉书·沟洫志》的记载,当时齐国和赵魏两国是以黄河为界,赵魏两国位处黄河上游,地势较高,齐国的地势低下,黄河泛滥时齐国所遭受的灾害就较严重,因而齐国首先沿着黄河建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的堤防,以防止黄河的泛滥。自从齐国沿黄河筑了堤防,令黄河泛滥的水流冲向赵魏两国,于是赵魏两国也沿着黄河建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的堤防[参 210]。从以上记载可见,战国诸侯都有利用水利设施,作为削弱敌国的手段,因此秦始皇才强调采取“决通川防”的措施。

“坠城廓、决堤防、夷险阻”等措施,除了防止六国遗民据险作乱外,还有方便交通,促进贸易的作用。

徙置富豪[编辑]

秦始皇自消灭六国后,便下令迁徙关东六国富豪十二万户入咸阳[参 211],其中以齐楚两地出身的富豪为主[32][注 52]。这是因为齐鲁之地崇尚“齐鲁学”,崇尚聚众讲学,追求典雅,与主张谋富强,尚功利,务实际的秦国主流思想“三晋学”截然不同[40]:43,学术思想的冲突很容易形成反秦舆论,齐鲁儒生讥讽秦始皇封禅一事正是明证[32]。不过相比起齐国来说,秦始皇更为担心楚国故地[注 53],例如他往楚国故地巡视期间,史籍可见其在江东金陵丹徒曲阿等地掘地厌天子气的记载[32],而且“亡秦必楚”一说,亦反映楚人强烈的复仇欲望。因此徙民以齐楚之地为主,也就变得理所当然。

另一方面,迁徙富豪还有其他政治用意,除了可繁荣首都外,更可避免富豪与六国贵族互相勾结。此外,富豪们在本地兼并土地,放高利贷,造成地方不安定因素,将他们迁徙至咸阳,亦有助消除地方势力[40]:25

统一文字[编辑]

秦小篆刻石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得悉六国文字各不相同,决定推行“书同文”政策,按照当时任廷尉的李斯所奏,废除关东六国原有文字[49][5]:128-136,将史籀大篆简化为小篆(亦称秦篆),作为全国通用字体[52]:69-70,于是令李斯作《仓颉》七章、赵高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七章作为全国规范字帖,皆取材于周宣王时期的大篆《史籀》十五篇[参 212][参 213],但现时世人皆称李斯为小篆的鼻祖[53],其相传书迹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和《会稽刻石》等。

西汉时期,闾里书师将三篇以六十字为一章合并为《苍颉篇》,共五十五章[参 214]。西汉时期又称《仓颉》、《爰历》、《博学》为三苍[54],但因多种原因,《苍颉篇》文字大都失传。

另一方面,据唐朝张怀瓘所著《书断》记载,秦朝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市)人程邈(字符岑)在狱中花了十年时间,创造隶书[55],得到秦始皇赏识,被任命为御史。由于小篆难以在奏事繁多的环境下使用,故此程邈发明的字体颇受欢迎,而因为程邈字体起初专供隶役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参 215],但正史没有关于程邈的生平记载。

经济举措[编辑]

统一度量衡[编辑]

度量衡传统上是计量长度、体积、轻重单位的统称。度是用来计算长短,量是用来测量体积,衡则用来计算物件重量。战国时代,各国都采用不同的度量衡标准,致令在换算过程中显得十分混乱。

以计算物件体积的“量”来说,各国都有计算“量”的标准,例如魏国的量制以益、斗、斛为单位,齐国的量制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据《左传》记载,姜齐的定制为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参 216]齐国田氏门阀为了夺取姜氏的齐国政权,收买民心,故改变量制,以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另一方面,以量度物件重量的“衡”来说,赵国的衡制以釿、镒为单位。楚国以铢、两、斤为单位。据楚墓出土的砝码测量,楚制一斤平均值是260.798克[56]

各地度量衡制度的不同,显然不利统一,故此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26年)下令统一全国的度量衡,以商鞅变法时制定的秦度量衡作为标准,规定标准度量衡器具须由官府负责监制,民间不得私铸,亦规定六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57]。秦代度量衡器具的测算标准为:一尺为23.1厘米,一升为201毫克,一斗为2010毫升,一斤为256.25克,一石(120斤)为30.75公斤[56],每件标准度量衡器具均刻上以小篆写成的铭文[52]:75-79

廿六年 皇帝尽并兼天下 诸侯黔首大安 立号为皇帝 乃诏丞相状绾 法度量则 不壹嫌疑者 皆明壹之

解说:诏书中的“廿六年”即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皇帝”指秦始皇。“黔首”指百姓。“丞相状、绾”指右丞相隗状和左丞相王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意思指度量衡不统一或者有问题的话,都要弄清楚,并统一起来[58]

—《青铜诏版》[59]


不过秦始皇也明白,要在短时间内推广单一的度量衡标准,可说是相当困难,甚至有可能引起一场大混乱。因此一般推断,秦始皇会在统一度量衡的诏书下达前,先设立一个过渡期,暂时承认各地的度量衡标准,并制定严格的换算率作为折衷办法[60]:123

统一货币[编辑]

始皇诏“瓜棱形五斤权”,铭文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统一货币可说是秦始皇在经济领域方面的重大举措。

战国时期各国使用的货币,无论在形状、价值都不尽相同。当时通行的货币主要有四种形态,布币是三晋地区主要的流通货币,形状像农具中的镈(bó,博);此外,齐燕赵三国亦流行使用呈小刀状的“刀币”,有些刀币更可长达十六厘米;秦地、西周东周、赵魏沿河(靠近秦国)之地则流行“圆钱”;至于郢爰与铜贝,则只在楚国流通。当时货币经济仍未确立,各国自铸货币,甚至私人铸币,货币价值则取决于其中的含铜量,含铜量愈高,货币的价值愈高[56][60]:122-123

秦始皇因各地币制紊乱,遂废止关东六国原本通行的珠玉、龟贝、银锡等货币[参 217],改以黄金为上币,以镒[注 54](二十两[注 55])为单位,圆形方孔的铜钱为下币,文曰“半两[参 218],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61]

需要注意的是,“半两钱”只是对秦国铜钱的统称,不是指铜钱的实际重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秦钱既重,又轻重不一[参 219],故此难以使用,并非一种理想的货币。另一方面,“半两钱”圆形方孔的设计,亦非秦始皇首创,班固《汉书·食货志下》记载秦钱“质如周钱[注 56]”,可见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已经有类似的货币设计。不过无论如何,圆形方孔的铜钱设计可以用绳索捆绑成串,携带方便,遂成为东亚各国货币的原形。

重农抑商[编辑]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大力推行重农抑商的措施,他在琅琊台刻石明白写着:“皇帝之功,劝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11],其具体措施是把商人和罪犯、奴隶作为首先“谪戍”(充军)的对象,让他们长期地出外远征,并到新征服的荒凉地方开垦,如河套地桂林南海等地,使边地得到开发[57]。当时秦徭役法规定,首先征召有罪吏、赘婿[注 57]及贾人(即商人);其次征召曾为商贾的人;再其次征召祖父母或父母曾为商贾的人。此外,富人也得先服徭役,称“发闾右”,最后才征召贫弱人家,称“发闾左[参 220][57]

不过秦始皇并非鄙视商人本身,相反他对某些富商大贾,他仍给予一定的尊重,例如当时有个经营畜牧业的大亨乌氏倮,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数量。秦始皇诏令乌氏倮位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进宫朝拜。另一方面,巴蜀有个名叫“清”的寡妇,其先祖自得到朱砂矿后,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人,家产也多到不计其数,更以弱女子之身守住先人的家业。秦始皇认为寡妇清是个贞妇,除了对她以客礼相待外,为了表扬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参 221]

使黔首自实田[编辑]

据刘宋裴驷《史记集解》引东晋徐广叙述,指在公元前216年(秦始皇31年),秦始皇下诏“使黔首自实田”,但对于此诏令的真正意思,史学界众说纷芸。有学者在其著作称,此诏令是指按国家规定数额,让黔首自己设法占有足额土地,不再保证按规定或阶级授田,并认为这是战国授田制的崩溃[62],此外更指西汉初年的“名田制”正是“使黔首自实田”政策的延续。

除此以外,秦始皇31年时的粮价高得离奇,米价每石为一千六百钱[参 222](平常年份粮价为每石30钱[注 58]),但该年却没有任何大型自然灾害的记载。由于史料缺乏,故无从得知粮价高昂与“使黔首自实田”的因果关系。

另一方意见则指,秦始皇不太可能让百姓自行占有土地[注 59],因为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以授田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保证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而土地原则上是国有的,由国家授田给百姓耕种[63]。从控制百姓的角度来说,给予百姓自行占有土地的自由,即等于削弱自身对百姓的控制力,而控制力一旦削弱,国家就会引发动乱,这恰恰是秦始皇所不愿看到的[63]

因此,“使黔首自实田”一句未必指废弃秦国原有的土地制度(国家授田制),土地国有的政策并未根本改变,该诏令可能是要求新近得到授田的百姓,去“充实”从国家领到的土地,努力垦荒,专心农耕,不要弃农经商[63]

军事建设[编辑]

秦始皇在位期间大兴土木,主要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建设,但也给当时百姓带来繁重的徭役负担。

修筑长城[编辑]

秦代长城,小点是关东六国建造的长城,大点则是秦始皇时期建造的一部分长城,历代朝廷都以秦长城为蓝本,定期对之进行修复及延长。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33年),秦始皇派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人攻击匈奴,占据河套。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秦始皇下令将秦赵燕三国修筑的旧城墙连接起来,从临洮辽东绵延万里,成为“万里长城”的前身[参 223]。在修筑北方长城的同时,原诸侯国用以“互防”的城墙被拆毁[参 224]

秦长城可大致分为西段和北段。西段起于今甘肃省岷县,循洮河北至临洮县,经定西县向东北至宁夏固原县甘肃环县陕西靖边横山榆林神木,然后向北折至今内蒙古托克托南,抵黄河南岸。北段即黄河以北的长城沿阴山西段的狼山,向东至大青山北麓,再向东经今内蒙集宁兴和至河北尚义,再向东北经今河北张北、围场,再向东经抚顺本溪后向东南,终点在汉乐浪郡遂城县[参 225](今朝鲜清川江入海处)。与现代留存的明长城相比,秦长城的工程规模远远不及。现时靠近九原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内,便残存著秦朝建造的长城遗迹[60]:183

不过后世不少人都质疑秦始皇修长城的意义,西汉贾君房对此的评价为“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注 60]。蒙恬死后没多久,匈奴便轻松跨过秦长城,不但收复了原来的失地,并且侵入至燕郡代郡[参 226]。可见长城本身在抵御匈奴的作用并不若想象中大。

筑驰道与车同轨[编辑]

秦始皇从公元前220年(秦始皇27年)[参 227]开始,大幅修筑以京师咸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驰道,类似现代的高速公路,将秦故地和原六国境内的旧道连接起来,并加以扩建。李斯正是其中一名负责驰道修筑工程的大臣[参 228]

驰道本来是天子专用的道路[注 61],修筑驰道最初只是为了方便始皇巡游,军事用途不过是附带的功能。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驰道宽50步(合今6.9米),约隔三丈(合今7米)载一颗树,用来计算道路的里程[参 229]。驰道两边根据当地情况,种植杨,柳,槐,榆等树。驰道的路基加厚,呈“龟背形”,形成一个缓坡,有利于排水,著名的驰道包括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西方道、秦栈道及秦直道[64]

在众多驰道中,以秦直道最为著名。据《史记》记述,秦始皇下令修秦直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巡游天下,故在秦始皇35年(公元前212年)任命蒙恬兴建由甘泉宫(位于云阳,今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西北)直达大漠深处的九原郡直道,达一千八百里,工程相当浩大,堪称两千多年前的军用高速公路,不但要削平高山,还需要劈山填谷,而且所经之处地势险恶、人迹罕至,甚至越过海拔1800米的子午岭而不回避,然而这条直道没能完成[参 230][参 231],但在今天陕西省北部的大山中,直道的遗迹依旧清晰可见[38]

据考证,秦直道是完全纯人工打造,以每六至七厘米为单位,将黄土固定打硬后,再铺上一层相同厚度的黄土,然后将之又打硬,这种建筑方法称为“版筑法”,以版筑法打硬过的土壤,会变得非常坚实,植物无法在这种土壤上发芽生根[60]:176-180。以每六至七厘米打硬黄土,从而成为一千八百里的直道,可以想像耗用的人力及钱粮必然是十分惊人。

可是,秦代道路并不像后世的水泥路般坚实,下雨时道路即成为一片泥泞,战车会在泥泞地面留下车辙的痕迹,天晴后路面就会留下坚硬的车轮沟痕。车轮相距(即车轨)不同的战车,会因与道路上留下的沟痕不同,而有行进困难的情况,这正是秦始皇推行“车同轨[注 62](统一车距)的背景[60]:125-126

开凿灵渠[编辑]

现代残存的灵渠

秦始皇为方便运送征讨岭南所需的军队和物资,下令开凿南通百越的运河[参 232]。经过实地检查,发现流往东北注入长江水系的湘江,及由桂林往南注入南海的漓江,二条河川之间距离很短,以现时单位计算只有约四十公里。如果将这二条河川凿通,长江水系便可与南海相通[60]:126

然而,湘江与漓江之间的水位差距甚大,工程接连失败,直到秦始皇命使监“禄”(史书称史禄)开凿运河[参 232],终于在公元前214年[60]:127(秦始皇33年)以三十六道水门,完成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工程,被称为秦凿渠,后因漓江的上游为零水,故又称零渠、澪渠。唐代以后,方改名为灵渠,俗称陡河。

灵渠结构图

灵渠位于广西省桂林市兴安县境内,全长36.4公里,宽十米[60]:127,由铧嘴、大小天平、泄水天平、南渠、北渠、秦堤和陡门等子工程组成。铧嘴是灵渠最主要的分水设施,位于兴安县城东南2.5公里的湘江之中。建造时以长石叠砌四周,中间用砂卵石回填而成,高约6米,宽23米,长90米,前锐后钝,状似犁铧。铧嘴将湘江水分为两股,其中七分水被分水垻所阻,因而沿着大天平,经北渠流到湘江,三分水经小天平和南渠注入漓江,即所谓的“湘七漓三[65]。自贯通后二千多年来,一直是岭南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水路交通要道[66],此项工程在1988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67]

近代以来,随着粤汉铁路湘桂铁路的通车,灵渠内的航运逐渐停止,但直至现在,灵渠仍被当地居民用作生活用水及灌溉用途。另一方面,现时不再以水门,而以作“堰”的方式,提高湘江的水位,以解决漓江与湘江之间水位高低差的问题[60]:127

大兴土木[编辑]

秦始皇时期建造的宫殿[编辑]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期间,便已开始为自己的宫室大兴土木,每逢灭掉一个诸侯,都在咸阳北面的山坡上,仿造该诸侯国的宫室,范围从雍门往东直到泾、渭二水交会处,殿屋之间有天桥和环行长廊互相连接起来,并把虏来的美人和钟鼓乐器放在里面[参 233]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建造阿房宫期间,秦始皇已打算在关中建造三百座宫殿,关外建四百座宫殿[参 234]。另一方面,史记亦记载在秦始皇35年(公元前212年)时,咸阳城方圆二百里内已经有二百七十座宫观,以天桥、甬道相互连接起来,并把帷帐、钟鼓和美人都安置在里边[参 235]

以下是秦始皇时期建造的宫殿[16]:559-561

宫殿名称 史籍记载 备注
梁山宫 三辅黄图 位于右扶风好畤县[参 236](今陕西省咸阳市乾县
曲台宫 《汉书·贾邹枚路传》 东汉应劭曰:“始皇帝所治处也,若汉家未央宫。”[参 237]
长乐宫 《水经注·卷19·渭水下》 位于渭水以南,其北为咸阳宫,两宫之间以渭桥相连[参 238]
兰池宫 元和郡县图志 位于唐朝咸阳县东二十五里[参 239],公元前216年(秦始皇31年)一个晚上,秦始皇与四名武士正是在兰池宫附近,遇上强盗袭击[参 240]
宜春宫 《三辅黄图》 本是秦始皇的其中一个离宫,位于长安城东南,杜县东,近下杜[参 241]
望夷宫 《三辅黄图》 位于泾阳县界,北临泾水,向北望为夷狄之处,故以此为宫名[参 242]。秦二世胡亥则在望夷宫被赵高胁逼自杀。
钟宫 《三辅黄图》 位于鄠县东北二十五里,应为秦始皇收天下兵戈销为钟鐻后,钟鐻停放之处[参 243]
咸阳宫 《三辅黄图》
《史记·秦始皇本纪》
咸阳宫本为秦始皇召见荆轲之处[参 151]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34年),秦始皇与群臣置酒咸阳宫[参 244]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35年)后,秦始皇将咸阳宫用作处理日常事务,以及群臣接受诏令的地方[参 245]
信宫 《史记·秦始皇本纪》 公元前220年(秦始皇27年),秦始皇下令在渭水南面建造信宫,不久又把信宫改名叫极庙,以象征处于天极的北极星。从极庙开通道路直达骊山,又修建了甘泉前殿,并修造两旁筑墙的甬道,从咸阳一直连接到骊山[参 246]
兴乐宫 《三辅黄图》 秦始皇时期建造,西汉时经多番修缮,周长二十余里[参 247]

阿房宫[编辑]

清·袁耀《阿房宫图》

阿房宫亦称阿城,位于渭水南岸,雍州长安县(今西安市)西北十四里[注 63],本来在秦惠文王统治期间建造,但惠文王逝世却令宫殿的建造搁置[参 248]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认为现时所居的宫殿狭小,不符合自己皇帝的身份,而且位于渭水北岸的咸阳人烟稠密,扩展宫殿规模受到限制。当得悉周文王周武王分别建都的两城,都是位于渭水南岸后,认为该地才是所谓的帝王之都,故打算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建造“朝宫”,首先建造前殿,称为“阿房”[参 249],这正是“阿房宫”的名称由来。

不过以上只是阿房宫名称由来的其中一种说法,唐朝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时,指“阿房”指宫殿之四阿,皆称为“房”。另有说法指“阿房宫”座落在地势高峻的丘陵上,“大陵若阿”,亦是阿房宫名称的由来。除此之外,“阿”有“近”的意思,“房”与“旁”相通,“阿房”即近旁之意,因该宫靠近咸阳,所以称为阿房宫[参 250]。另有人指“阿房”一词乃秦始皇宠妾的名字[68]。可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指当时秦始皇对这个名称并不满意,准备等阿房宫修成后,改为更好的名称,结果未能如愿,阿房宫这个名称便一直沿用下来[参 251]

对于阿房宫开始建造的时间,《史记》却有两个不同的记载。《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开始建造阿房宫的时间为秦始皇28年(公元前219年)[参 252],但同书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却记载为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多数人把后者当作阿房宫的始建时间,较合理的解释是,秦始皇28年是嬴政意欲新建“朝宫”的时间,其间酝酿和规划用去几年时间,到秦始皇35年才下令动工。

阿房宫的建造规模相当宏大,虽然阿房宫实际上只是渭南“朝宫”的其中一个部分(即前殿),但据《史记》所述,其面积达东西五百步(693米),南北五十丈(116.5米),高数十仞[参 253](约11.65米),上面可以坐上万人,下可建为五丈旗[参 254],在里面运送酒菜要用车和马才行[参 253][参 255];四周架有天桥可供驰走,从宫殿之下一直通到南山。在南山的顶峰修建门阙作为标志。此外亦修造天桥,从阿房跨过渭水,与咸阳连接起来,以象征天上的北极星、阁道星跨过银河抵达营室星[参 256]。另据《三辅旧事》所述,阿房宫的宫门以磁石制造,亦称“却胡门”,四夷朝拜时若有兵刃藏身,必然被发现[参 257]

为了完成如此宏大的工程,秦始皇下令征集隐官[注 64]刑徒70余万人,并从渭北山岳开采山石,从蜀地、荆地运来木料,分别修建骊山陵和阿房宫[参 258],为此迁徙三万家到骊邑,五万家到云阳(今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西北),都免除十年的赋税徭役[参 259]。两年之后,秦始皇在东巡途中病逝,九月被埋葬在骊山。由于覆土骊山的需要,遂将阿房宫建设工地上的劳力征调到骊山陵[参 260]。第二年即四月复建阿房宫[参 261],但当年冬天(公元前209年),数十万起义军汹涌而至,修建队伍被迫停止[参 262]。除去因覆土骊山暂停的7个月,共施工了2年7个月。

可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组成的阿房宫考古队,对阿房宫遗址进行的考古工作发现,阿房宫从来就没有建成,仅是完成地基而已[69][70][71],而项羽入关中后,焚烧的是位于渭水北岸的秦咸阳宫,并不是一般认为的阿房宫(位于渭水南岸),考古学家在发掘原咸阳宫遗址时,发现了大量的灰烬和红焦土,证明项羽确实曾纵火焚烧过咸阳宫[72]

骊山陵[编辑]

秦始皇的另一个宏大工程就是花了三十余年时间,修建自己的陵墓,后世称为秦始皇陵(亦称骊山陵),与阿房宫等大型工程一起,共动员了近七十万人[参 258],陵墓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参 263],从渭水北岸的山岳运取石料[参 264][参 258]。由于骊山一带盛产黄金,南面的蓝田以盛产美玉闻名,故此被秦始皇视为风水宝地,因而定此为自己的长眠之地[参 265]

陕西西安秦始皇陵

自秦以后,秦始皇陵即被人认识到其特异性,东汉蔡邕在其著作《独断》一书中,指古时并没有祭拜坟墓的风俗,因为当时人们相信,人死后灵魂仍永远存在宇宙间,所以并不将灵魂脱离后的遗体视为祭拜的对象。对死者的祭拜是在“宗庙”内举行,直到秦始皇将“寝”从宗庙脱离,改置在陵墓旁,世人才有在陵墓外祭拜的风俗。汉承秦制,也在陵墓旁安置寝殿,还准备了让死者生活舒适的各式各样设备[参 266][60]:161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嬴政自从登基为王开始,便已着手在骊山营造陵墓,统一天下后,即征召天下罪犯为他营造帝陵。凿穿三泉,以铜制外椁(棺),墓内设计有如宫中一样,表现出百官就位的模样,至于绝品器皿及珍禽异兽等也从宫中移至墓室[参 267]。墓室内点燃著以人鱼油脂[注 65]制成的蜡烛,祈愿其永远明亮不灭[参 268]

为了防止盗墓者进入,秦始皇下令工匠在墓室中装设可自动发射的弩弓,并以水银模拟天下河川及大海,以机关使之流动,如真实世界一样[参 269]。据推断,由于水银易挥发的特性,在墓室内注入水银,弥漫的水银蒸气不但可令入葬的尸体和随葬品保持长久不腐烂,而且水银蒸气具剧毒,大量吸入可导致死亡,因此地宫中的水银还可毒死盗墓者。

除此以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亦记载秦二世命人在秦始皇墓外栽种草木,从外边看上去好像一座山,并下令凡没有子女的先帝(秦始皇)后宫妃嫔,都要殉葬;为了防止工匠盗墓,贪取墓室财宝,所有参与修造墓室的工匠,不待他们出来,就封闭墓门,被活埋在陵墓里[参 270]。据考证,秦陵西侧发现大量暴露在外的修墓人骸骨[73]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铜马车”,出土时间为1980年11月,发现地点为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西侧通往地宫的甬道中,由数千件零件组成,虽只有兵马俑实际大小的二分之一,但考古学家要用近十三年时间(1980年至1993年)修复两辆“铜马车”,可见秦朝时期的工艺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60]:157-158

《古今图书集成·坤舆典》引述史料《汉旧仪》指,李斯是秦始皇陵工程的主持者,他曾向秦始皇报告,称其带了72万人修筑骊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好像到了地底一样。秦始皇听后,下令“再旁行三百丈乃至”[参 271]。关于“旁行三百丈”的意思,专家作出解释,指修陵人从地宫向南挖巡游通道时,遇到了大砾石,最后不得不顺着砾石层改向挖掘,即所谓的“旁行三百丈”[73]

2006年,秦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率领一众考古学家,用遥感和物探的方法分别对秦始皇陵进行探测,查明地宫就在封土堆下,距离地平面35米深,东西长170米,南北宽145米,与墓室均呈矩形状。至于墓室则位于地宫中央,高15米,大小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周围建了一圈很厚的细夯土墻,即所谓的宫墻,东西长约168米,南北长约141米,南墻宽16米,北墻宽22米[74]

此外,考古学家亦发现秦始皇陵周围地下存在规模巨大的阻排水渠,底部由厚达17米的防水性强的清膏泥夯成,上部由84米宽的黄土夯成,规模大到难以想象。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指,《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穿三泉”中,“三”其实是个概数,其实应该是指在施工过程期间遇到水淹,所以才修建阻排水渠,正好挡住了地下水由高向低渗透,有效保护墓室不遭水浸[74]

从商周到汉代,帝王的墓道通常都为4条,分别贯穿东南西北4个方向,这是尊贵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普通官员和百姓的墓道为一条或两条,但考古学家发现,秦始皇陵只有东、西两条墓道,这出乎考古学家的意料之外[74]

兵马俑一号坑

除此以外,秦始皇陵的封土堆体积庞大,堪称国内之最,但封土从何而来则尚无定论。尽管有文献记载指封土堆“取土鱼池[参 272],但秦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质疑这个说法,指封土堆的土壤样本含杂大量沙石,但取自鱼池里的土却是纯净的黄土,且粘性甚强,极少含有沙石,而且认为秦陵陵区地势南高北低,且落差很大,从山下的鱼池取土显然要费力的多。因此,取土于鱼池一说值得商榷[73]

另有专家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复土骊山[注 66]的说法,指封土堆其实是从墓穴中挖来,但经秦陵陵区高光谱遥感探测,在秦陵南部的骊山脚下发现了一处南北走向串珠状的巨型凹陷[73]。经实地勘查,这个深达30米的巨型凹陷有明显人工挖掘的迹象,而凹陷的土质也与封土相同,这也是对封土堆由来的新推断[73]

另一方面,中国地质调查研究院研究员刘士毅指,秦始皇地宫内水银含量的确存在异常,如果以水银的分布代表江海的话,正好与渤海黄海的分布位置相符。若查明属实,正好说明秦朝时期已经有对中国地理作出调查和研究,可说是新的历史发现[74]

目前中国政府并没有对秦始皇陵动土发掘的计划,主要考虑到着手发掘后,极有可能出土庞大数量的历史文物,而在尚未完全确立妥善的保存方法下,实在不宜发掘[75][76][60]:165-166

兵马俑[编辑]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秦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封土以东约1.5公里处,有戍卫陵寝的含义,是秦始皇陵其中一部分。

兵马俑是在1974年3月29日被陕西省临潼县村民杨志发、杨彦信、杨泉义等人发现,当时考古学家一致认为此遗迹规不会太大,但很快发现兵马俑的规模比想象中要大得多[77]。专家推测兵马俑遗址呈长方形状,东西长二百三十米,南北长六十二米,约埋藏七千多座与实物等身的兵马俑[60]:8。不过超乎预期的发掘成果,却引来保存兵马俑文物方面的困难。

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得悉发现兵马俑坑的消息,即指示国家文物局与陜西省政府合作,迅速采取相关措施保护文物。因此挖掘工程暂时中止,在不损及遗迹的前提下,耗费近两年时间在遗迹上矗立著一座椭圆形的巨蛋建筑,并在1979年10月正式对公众开放,命名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60]:13-15

按照中国古代建筑讲求的对称原则,在陵园的西门、北门和南门应也有兵马俑坑,但考古人员多番实地勘查,一无所获,对于兵马俑坑置于陵园东侧的原因,目前有多种说法,现摘录如下[60]:232,但以下说法目前尚无定论。

  1. 秦人葬俗坐西向东,兵马俑置于陵园东侧是顾及秦人的葬俗。
  2. 兵马俑置于东侧是表示秦坐西向东消灭六国,纪念战争胜利的意思。
  3. 兵马俑面东,正是始皇陵正门在东的原因。
  4. 兵马俑置于东侧,正符合古代阴阳战术中的“右背高山,左前水泽”,以防止敌军两侧突击,陵园其他三个方向的地形都无法符合此战术。

开疆拓土[编辑]

秦始皇在位期间还扩大了国家的疆土,疆域异常辽阔,北至河套和阴山,南至南越(即古时日南郡,今越南中部),西至陇西临洮,东则延伸到了辽东朝鲜[参 273]

北伐匈奴[编辑]

匈奴人盘踞的河套地区,秦代时被称为“河南地”。

正当战国七雄相互攻伐的时候,北方草原的匈奴东胡月氏亦相互牵制,未能全力南下干涉中原局势[25]:228-257,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居住在中国北方与西北草原的游牧民族,随即成为新生秦帝国的最大敌人。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32年),燕国人卢生向秦始皇献上一本名为《录图书》的预言书,上面写着“亡秦者胡”。根据这个“预言”,秦始皇认为最终灭亡大秦帝国的,是北方的胡人[参 274]。当时北方草原的胡人当中,月氏和东胡都比匈奴强大[参 275],但因匈奴人的聚居之地是河套地区,对定都咸阳的秦帝国来说是最大的威胁,因此秦始皇决定遣兵征伐匈奴。

不过李斯却指出,匈奴人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也从来不储蓄粮食,极难征服。如果派兵轻装前进,容易导致军粮断绝而全军覆没;如果携带大量粮食进军,物资沉重难运,也是无济于事。对秦国而言,即使得到匈奴的土地也无利可图,只会令中原百姓疲惫。遇到匈奴百姓,亦因担心他们的忠诚而不敢役使他们。如果杀掉全部匈奴百姓,这又与君父自许的“君王”作为相悖,表明反对征伐匈奴[参 276]

秦始皇没有接纳李斯的意见[参 277],他下令将领蒙恬[注 67]率兵三十万人,沿着今日兰州市至鄂尔多斯市一段的黄河,北伐匈奴,企图夺取黄河河套以南之地[参 278]。次年蒙恬攻占河套以南地区,从榆中(今甘肃省兰州市)沿黄河往东一直连接到阴山,划分成四十四个县,并设置九原郡,沿着黄河修筑长城,于险阻设置要塞[参 279][参 280]

其后,秦始皇又遣蒙恬渡过黄河去夺取高阙、阳山(即阴山)、北假一带地方,筑起堡垒,逐次向北推进势力[参 281][参 282]。当时的匈奴單于头曼被迫北迁[参 283],秦军在外奔波达十余年,并屯驻在上郡一地,蒙恬之名威震匈奴[参 284]

据考证,秦军迅速取胜的最大原因,就是普遍使用弩弓作远程武器。持弩的秦骑兵射击的准确度是匈奴人的弓无法比拟的,匈奴人的皮甲也抵挡不住弩箭强大的穿透力。对马背上的匈奴骑手而言,弩是最致命的武器。中国著名的兵书经典《武经七书》指出,弩是对付古代游牧民族的最有效武器。由于弩的结构过于复杂,对匈奴人来说,他们很难装配或仿制[78]:57

为了充实河套以南新设郡县的人口,秦始皇下令将罪犯迁移至新郡县[参 285],当地被称为“新秦”[参 286]。当年(秦始皇33年下半年)在西方出现彗星,为不吉之兆,故此秦始皇再下令贬谪执法不公的狱吏往新辟之地,以修筑长城及戌守南越地区[参 287]

主父偃在《諌伐匈奴书》所言,蒙恬所戍之地地势低洼,而且是无法种植五谷盐碱地[参 288],实在未能供给三十万戍卒的兵粮,故此必须仰赖内地的补给。为了从黄腄(今山东省烟台市)和琅琊等沿海之地运送粮食至北方的黄河,原本仅一石的东西,必须花费三十钟(192石)[参 289]。正因如此,秦朝百姓迫不得已肩负著沉重的负担。即使男子拚命耕种,也生产不及军役所需的食粮;女子日以继夜纺织,也无法满足军用帐幕所需。百姓疲惫,孤儿寡妇及老弱病残者无法生活,倒在道路两旁死去的人,屡见不鲜[参 290]。直到蒙恬死后,在河套以南戍边的劳役因陈胜起义,关东大乱而军心不稳,很快散去,从而迫使秦帝国放弃河套以南之地[参 291][参 292]

南征百越[编辑]

现存史料提及有关秦国南征百越的历史,可说是相当简略。对于秦军南征百越的经过,军事部署、作战环境以及秦军面对的军事困难,《史记》的记载甚至可以用“一鳞半爪”来形容[注 68],但可以肯定南征百越的时间,实际上远比北伐匈奴要早。

根据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南越王赵佗所述,他已经在岭南地区生活了49年[参 293]。由于《史记》记载赵佗籍贯真定[注 69],并非岭南当地人,故此可以参考他在岭南生活的时间,从而推算出秦始皇何时开始南征百越。自文帝元年往上推朔49年,为秦王政20年(公元前227年),正值赵国被消灭的次年,可见在赵国灭亡后不久,赵佗随即因为赵人的身份而被征召入伍,成为征越大军的其中一名士兵。因此可以肯定秦始皇在消灭六国的同时,便开始进行征服五岭以南的军事行动,而且更持续了十多年之久[参 294]

岭南自古属于“瘴疠之地”,亦称“百越”,意指当地生活着众多部落。汉初文学家贾谊自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亦听闻长沙气候潮湿多雨,以为自己会早死[参 295]。汉人畏长沙如此,比长沙更南的岭南,其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即使是驰骋疆场半生,未尝言苦的伏波将军马援,自受命讨伐在交阯地区发动叛乱的征氏姐妹以来,在平定叛乱后亦自言后悔未有听从弟弟少游的话,做个平民百姓,反而从军平越[参 296]。当时汉朝已统治岭南地区达百余年,土地半垦,道路粗通,郡、县、乡、里四级政权已建立,已有不少越人汉化,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已有巨大变化。马援在提及征越之战时,仍犹有余悸,恐怕客死异乡,可以想像到秦朝时期,岭南地区的自然及人文环境,较二百年后的马援时代恶劣十倍,而现存的史料均指,秦始皇对号称“瘴疠之地”的岭南采取军事行动的最大目的,是看中当地出产的犀角象牙翡翠及珠玑等物[参 297],以及扬威海外[参 298]

秦征百越的经过,综合现存史料可分为四个阶段[79]

深入岭南[编辑]

约公元前227年(秦王政20年),秦始皇下令使尉屠睢南郡为后勤重地,在当地征发“吏卒”、“新黔首”、“甲兵”及各种军输物资等所谓“楼船之士”[参 298][79],沿湘江水道[注 70]为主要补给线,深入百越之地。南征秦军一路势如破竹,越人纷纷逃入深山密林[参 299],逃避秦人的统治[参 300]

越人反攻[编辑]

秦征百越之前,由于百越地区的部落们已经矛盾重重,甚至多数相互攻击[参 301],很难拧成一股绳抵御秦军的攻势,但问题是百越地区部族众多,尽管各自为战,但越人逃入深山丛林的举措,令秦军难以彻底消灭其有生力量,加上秦军水土不服,当地瘴疠横行,致使军中大疫,非战斗减员情况日益严重,战事陷入长期化,正如《淮南子》记载的“三年不解甲弛弩”。

在战事中期,秦军击杀了当地最大部落的首领[参 302]西瓯国首领译吁宋[参 303],但越人并未屈服,反而推举桀骏为新的首领,这个新推举的首领在一次夜袭中大破秦人,并击杀征越秦军最高统帅屠睢[参 304]

战事僵持[编辑]

秦灭六国,百战百胜,但在百越地区的征战居然令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淮南子.人间训》语),甚至连主帅也被击毙。秦始皇大怒,为了迅速结束战争,惟有下令对百越增兵,而楚国之亡又让秦军兵力得到释放,给了秦始皇增兵的底气,乃“发卒五十万”[注 71],分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今湖南靖县境)之岭,一军守九嶷(今湖南宁远南)之塞,一军处番禺(今广东广州)之都,一军守南野(今江西南康境),一军结余干(今江西余干境)之水[参 305]。五路并进,企图一举攻下百越全境。

不过兵力的增加,再加上越人反抗,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不断袭扰秦军勉强维持的补给线,令秦军几乎陷于崩溃[参 306][参 307],因此秦始皇下令使监禄(即史禄)负责转运粮饷。

为了支持长期战争的物资消耗,史禄决定派遣士兵,开凿连接湘江与漓江之间的运河,后世称为灵渠[参 308][参 309],使中原和五岭以北地区之兵员和粮草,能通过水运进入百越地区。由于开凿灵渠属于庞大工程,按当时技术条件,至少也得三至五年时间才能完成,故此战事陷入僵持。

移民戍边[编辑]

“灵渠”的建成只是为战争提供较好的后勤保障,并不能保证最后的胜利。秦征南越统帅尉屠睢战死后,继任统帅尉任嚣,起初亦无良策对付越人之丛林战,最后才想出了军队屯垦[参 310]和“以谪徙民,与越杂处”之持久战和移民同化的策略。

屯垦和移民战术是控制百越地区最有效的方法,但见效慢,至少须五六年时间才能初见成效。由于当时秦始皇已消灭六国,故有充分条件迁移关东六国的“新黔首”(即所谓“中县之民”)往百越地区“移民戍边”[参 311]。对于这些“新黔首”,秦始皇及秦国官吏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把他们留在百越地区,与“越人杂居”,对秦始皇说有双重好处:一是消灭了六国“乱民”或“惰民”;二是稳定了百越地区[79]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33年),自下诏征发尝逋亡人、赘婿及贾人等往百越地区后,秦始皇认为岭南“粗定”,故在当地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参 312][参 313]。次年(秦始皇34年)始皇又下令贬谪执法不公的狱吏戌守百越地区[参 287]。自秦王政20年令屠睢攻百越,至秦始皇33年岭南“粗定”,对百越地区的战事共进行了十三年。

尽管百越地区粗定,令岭南地区自此纳入中国版图,但秦国却为此付出极其沉重代价,长期的征越战事导致百姓靡敝,民不聊生[参 314],而时任南海尉的任嚣[注 72]得悉朝廷因对越战事的缘故,中原疲敝已极,就留居南越,称王不归,并派人上书,要求朝廷征集无婆家的妇女三万人,来替士兵缝补衣裳。秦始皇只同意给他一万五千人。于是百姓人心离散、土崩瓦解,密谋造反的十家有七[参 315]

另一方面,移民“戍越”的黔首,多数出身自六国故地,他们为了逃避“戍越”,纷纷逃入深山密林,沦为盗贼,从而成为始皇薨后,六国故地相继叛乱的导火线[参 316]

天下巡游[编辑]

追求长生[编辑]

为寻求长生不老之药,派方士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渡东海求神仙,耗资巨大。(《楚义六帖》指徐福和童男女们在到达目的地(即现时的日本)之后一去不返,日本重臣秦氏为其后代。不过参考《史记》与《三国志》可知,此一说法在东汉之前并未出现。至于徐福即为神武天皇说,则除了年代不合之外,更是毫无文献可考。)后世多认为秦始皇好大喜功,性格暴虐,在他统治下民不聊生。 客观地说,他是中国第一位皇帝,也是皇帝尊号的创立者,同时也是中国皇帝制度创立者,使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帝制时代的人。但自古以来,人民对秦始皇的评价就褒贬不一。

遭遇暗杀事件[编辑]

秦始皇自消灭5国后,引起无数六国贵族的仇视,故遭到暗杀并不罕见,除了荆轲刺秦较为人所熟悉外,《史记》还记载三宗针对秦始皇的暗杀事件。

高渐离暗杀未遂[编辑]

战国末燕国人高渐离,擅长击(古代的一种击弦乐器,颈细肩圆,中空,十三弦),是荆轲好友。荆轲死后,秦始皇下令通辑太子丹和荆轲的门客,门客们都潜逃了。高渐离遂改名换姓给人家当酒保,隐藏在宋子这个地方作工。过了不久,高渐离考虑到长久隐姓埋名,担惊受怕地躲藏下去恐怕没有尽头,就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应邀往宋子城里人家轮流作客,表演击筑,听众都赞不绝口,并向高渐离赐酒以示赞赏。后来因高渐离击筑技艺高超,被秦始皇传进宫中表演。但被秦始皇的某位臣子告发,秦始皇虽然特赦他的死罪。但让人先弄瞎他的双眼以防行刺[80]。不想高渐离双目虽瞎,却灌于筑中,在始皇听其击筑着迷不留意时,奋起用灌铅的筑击打始皇。高渐离暗杀秦始皇最终失败,并以身殉[81],自此秦始皇再也不敢接近以前曾为东方六国的百姓[参 317][82]:232-237

博浪沙暗杀[编辑]

博浪沙暗杀事件主谋,家族五世仕韩的张良,后成为汉初三杰。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29年),秦始皇在第3次巡游途中途经博浪沙(今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随行车队突然遭到一个120斤(约30公斤)重的大铁椎撞击,但大铁椎砸在了另一辆车上,行刺失败,秦始皇没有受伤[83]

张良是此事的主谋,他的家族五代仕韩,出于灭韩之恨,几乎散尽家财寻求勇士谋划刺杀秦始皇[参 318],后来找到一个大力士[83],以大铁椎撞击秦始皇的车驾,惜误中副车,秦始皇为此大索十日,追捕甚急[参 319]。张良惟有改名换姓,逃到下邳躲藏起来[参 320][24][82]:232-237

咸阳暗杀事件[编辑]

公元前216年(秦始皇31年)一个晚上,秦始皇与四名武士一起,在咸阳一带微服出行,但在兰池宫附近遇上一众强盗袭击,情势危急,幸而最终击毙企图袭击秦始皇的强盗。由于怀疑事件另有主谋,故在关中地区大索二十天[参 240][82]:232-237

焚书坑儒[编辑]

秦始皇崇尚法家治国理念,他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全国统一的法律。秦朝对于官吏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制定了很多处罚官吏的法令。官吏犯法,不是像西周那样享有特权,即“刑不上大夫”,而是加重处罚。

秦始皇的严酷法律引起了士人的不满,各种指责纷纷而来,不同于秦始皇法家的种种学说不绝于耳。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的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丞相李斯认为这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主张严厉镇压这些士人,秦始皇支持李斯的看法,并发动了焚书坑儒事件:

  • 所谓“焚书”,就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和巩固秦朝的统治,开始销毁除《秦记》之外的其他六国的史书,保留关于农业、技术、卜筮和医药的书籍。除了博士官所职,天下敢私藏诗、书、百家语的人,都命令守、尉将其藏书烧掉。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如果官吏知情隐瞒不报,也和藏书的人同等治罪(《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一政策从前213年一直执行到前206年秦朝灭亡。但也有人认为,秦始皇曾下令将一些禁书保存于皇家图书馆,直到西楚霸王项羽攻破咸阳后纵火,这些书籍才彻底消失。
  • 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徐福入海求仙,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始皇心里已感到受骗,于是命令御史案问诸生,互相揭发牵连四百六十余人,始皇下令把他们都在咸阳活埋。这就是著名的“坑儒”。某些人认为秦始皇坑杀的乃是“术士”,并不是儒生,但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坑杀的诸生“皆诵法孔子”。[参 321]而且《史记·儒林列传》中也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六艺从此缺失。[参 322]

祖龙之死[编辑]

凶兆出现[编辑]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11年(秦始皇36年)的一年之内,连续发生三件怪事。

首先是当年出现“荧惑守心”的天文现象,古人把“火星”称作“荧惑”,二十八宿中的“心宿”简称为“心”,“心宿”就是现代天文学的“天蝎座”,而荧惑守心的出现则被称为大凶之兆,轻者天子要失位,严重的情况就是皇帝驾崩[84]

同年有一块陨石东郡地区(今河南省濮阳市)坠落,其间有人在陨石上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七字[85],传入秦始皇耳中。秦始皇大怒,下令御史前去挨家查问,但没有人认罪,于是把居住在那块石头周围的人全部抓来杀了,并焚毁了那块陨石。这次事件让秦始皇心情不快,故此他让博士作了一首《仙真人诗》,等到巡行天下时,走到一处就传令乐师弹奏唱歌[参 323]

同年秋天,有一位使者从关东走夜路经过华阴平舒道,其间有人手持玉璧拦住使者,要求使者将王璧送至滈池君,并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他缘由,那人随即失去踪影,并留下玉璧,使者惟有捧回玉璧向秦始皇叙述自己的奇遇。秦始皇沉默了好一会,称山里鬼怪最多只能预知一年的事,并轻描淡写地指现时已是秋季,这话未必能应验。他在遣退使者前称“祖龙”的意思是人的祖先,意指“祖龙死”与他无关[参 324]

其后,秦始皇让御府察看那块玉璧,竟发现该玉璧是始皇二十八年出外巡视渡江时,沉入水中的那块,故为此求占问卜,占卜的结果是迁徙才吉利(史记记载的卜辞称“游徙吉”),因而下令迁移三万户人家到北河、榆中地区,每户授给爵位一级[参 325],而秦始皇则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37年)进行第五次巡游,亦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巡游[82]:232-237

最后的巡游[编辑]

公元前211年年尾(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秦始皇踏上第四次全国巡游之旅,随行的包括他的幼子胡亥,左丞相李斯及执掌中车府令的赵高,右丞相冯去疾则负责留守京师[参 326],其具体巡行路线如下:

咸阳 云梦(今湖北省云梦县 海渚(今安徽省桐城市
丹阳(今江苏省南京市 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
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 吴(今江苏省苏州市 琅琊
荣成山(今山东省荣成市 之罘(今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平原津(今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
沙丘(今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一行在该年十一月到达云梦,在九疑山遥祭虞舜,然后乘船沿长江而下,观览籍柯,渡过海渚[86],经丹阳到达钱塘。到浙江边上的时候,水波凶险,就向西走了一百二十里,从江面狭窄的地方渡过,最后登上会稽山祭祀大禹,遥望南海,在那里刻石立碑[参 327]。碑文除了颂扬秦朝的功德外,还有整顿吴越之地风俗的用意。据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著作《日知录》载,春秋时越王勾践为反击吴国,鼓励生育以增加人口,因此养成吴越地区百姓不重贞节的风气[40],故命人在碑文刻下“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一段。碑文全篇如下: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
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
六王专倍,贪戾傲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闲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
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
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
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之后从会稽山折回,途经吴地,声势浩大,避居当地的项梁项籍(即项羽)叔侄也看到,项籍更称“吾可取而代之”。尽管项梁担心项籍祸从口出,惹来族诛之祸,立即叫项籍噤声,但自此项梁对项籍开始另眼相看[参 328]

横渡长江后,秦始皇沿海岸北上到达琅琊台[参 329]。这是秦始皇第三次到达琅琊台,并在当地召见方士徐巿,距离他初会徐巿的时间,已经有九年的时光[60]:199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描述,徐巿当时仍未渡海向东求取仙药,故推断与秦始皇会面后,徐巿随即东渡大海。由于徐巿在寻找仙丹的过程中花费大量钱财,害怕面对秦始皇的雷霆之怒,故托辞称蓬莱仙药虽可能取得,却总被大鲛鱼阻挡,因此无法抵达仙人岛,要求增派神箭手及装备连弩对付鲛鱼。不久秦始皇在晚上梦见与海神交战,海神的形状好像人,大惑不解下邀请某博士解梦,博士指海神一向以大鱼蛟龙作斥侯,一般人是不会梦见海神的,不过秦始皇在祭祀方面对神灵恭敬周到,却出现这种恶神,应当除掉它,然后真正的善神才会迎来[参 330]

因此秦始皇应允徐巿的要求,派遣射手捕杀鲛鱼。从琅琊向北直到荣成山(今山东省荣成市),都不曾遇见鲛鱼,直到到达之罘(今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的时候,才射杀了一头大鱼[82]:238-243,接着又沿海向西进发[参 331]。不过徐巿已经失去踪影,秦始皇盼望得到的“长生不老药”,也始终没有到手。

沿着山东半岛沿岸绕行,秦始皇在抵逹黄河下游的平原津(今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时,突发重病倒下[注 73]。群臣知道秦始皇忌讳“死”一字,因此不敢将死字挂在嘴边,但秦始皇的病情仍没有好转[参 332]

秦始皇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故命人写了一封盖上御印的信,给当时正在上郡(今陕西榆林附近)监视蒙恬部队的长子扶苏[87],命扶苏回咸阳参与丧事,但是这封遗书却存放在中车府令兼掌印玺事务赵高的办公处[82]:243-246,没有送达扶苏手上[参 333]。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秦始皇在沙丘平台(今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88])逝世[参 2][82]:238-243,巧合的是,秦始皇的出生地点与逝世地点,仅相距一百多公里[60]:200

《史记·秦本纪》载:“始皇帝立十一年而崩。”但因后来版本传抄将“立”错写“五”,造成后世以为秦始皇活到五十一岁[89],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指出错误,但没有找到相关证据,直到南京师范大学团队在日本高山寺所藏抄本中找到版本依据,再加上旁证材料,才将错误改过[90]

身后[编辑]

沙丘之变[编辑]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先后进行5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记功,炫耀声威。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返至平原津得病。秋七月,行至沙丘平台,秦始皇驾崩,《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秦历是以夏历十月作为一年的开始,此年七月丙子朔,无丙寅日。

丞相李斯恐天下有变,乃秘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所至,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车中可其奏事,独胡亥赵高及宦者五六人知。诈为丞相李斯受始皇遗诏于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赐死。是为沙丘之变。此年七月丙子朔,无丙寅日,八月丙午朔,有丙寅日。八月丙寅(前210年9月10日)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天下始知秦始皇驾崩。

秋七月秦始皇驾崩秘不发丧,独胡亥李斯赵高及宦者五六人知,到八月丙寅(9月10日)至咸阳发丧,天下始知秦始皇驾崩,世人只知(八月)丙寅日为发丧日,却不知秦始皇死之具体日期。由于秦末战火,秦代史料多亡佚,司马迁多方寻访,得知秦始皇死于秋七月丙寅。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子朔,无丙寅日,八月丙午朔,有丙寅日。司马迁不做考证,将其写入《史记》,是《史记》一大败笔。

秦始皇本作书命在上郡(今陕西榆林附近)监军太子扶苏送葬,并继嗣帝位。但赵高勾结始皇少子胡亥及丞相李斯,在秦始皇死后,伪造了遗诏立胡亥为皇帝,是为秦二世,并赐死太子扶苏。秦二世即位后不久,即爆发陈胜吴广领导的大规模农民造反。前207年十月,秦始皇驾崩后三年,秦王子婴向楚将刘邦投降,秦朝灭亡。

胡亥即位及秦朝灭亡[编辑]

赵佗独立[编辑]

位于广东省河源市的赵佗雕像

陈胜、吴广起义后不久,南海尉任嚣病重,临终前把时任龙川令的恒山郡真定县(今河北省正定县)人赵佗[参 334]召来,向赵佗指南海郡虽位处偏僻,远离中原,但占地数千里,傍山靠海,有险可据,可以凭此成为一州之主,并提到自己有切断通往中原道路的打算,以抵抗中原流寇的侵犯。由于信任赵佗的能力,除了赵佗外,任嚣并没有将他的打算告诉他人,其后更将任命文书交给赵佗,让他代行南海郡郡尉的职务[参 335]

任嚣不久病亡,继任为南海尉的赵佗向岭南的横浦关(今广东省南雄市北)、阳山关(今广东省阳山县北)、湟溪关(今广东省英德县境内连江入北江处)等各关口的军队传达了据险防守的指令,防止中原的起义军进犯,并借机杀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们,换上自己的亲信[91][参 336][92]:66-68

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此时桂林两郡的越人也趁机纷纷独立,古蜀王族后裔蜀泮在象郡击败其它骆越族的部落首领,以螺城(今越南河内市东英县内)为都城建立了瓯骆国,自称“安阳王[参 337]。随后赵佗出兵攻打安阳王并将其赶走,接着还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参 338][92]:68-69。赵佗考虑到象郡越人部落势力过大,将象郡分拆为交趾九真两郡,仅派两使者管理重大事务,日常事务仍由各部落首领自己管理[93][92]:69。约公元前203年(汉高祖三年),赵佗以番禺为都城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参 339][92]:74

轶事[编辑]

秦始皇的身高[编辑]

根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燕国使者荆轲企图行刺嬴政时,嬴政由于不能及时拔出自己的佩剑,结果弄到要绕柱奔逃,十分狼狈[参 157][参 158]

在一般的认知中,嬴政佩带的应属青铜剑,而青铜剑容易折断,故此一般青铜剑都是短剑,最负盛名的青铜剑——越王勾践剑全长仅55.6厘米,这种长度的剑随手就可以拔出。对于司马迁这段记载,历史学家一直都显得很困惑[78]:42

公元1974年,考古学家发现一把接近1米的青铜长剑,现收藏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这次考古发现推翻了以往“青铜剑不能铸得太长”的认知。可以推断,当年嬴政就是佩带这种加长版的青铜剑,所以在被行刺时因剑身过长,而不能及时拔出佩剑,也是可以理解的[78]:43

此外,历史学家发现拔剑困难还有另一个原因,盖因战国时期,帝王及官员都习惯将佩剑“负”在身后。他们做过实验:身高在1.90米以上的人才能自行拔出背在身后达1米的青铜剑。根据这个实验,秦始皇的身高应该在1.98米左右,只有这样的身高才能让秦始皇自己能自行拔出身后的佩剑[78]:42

秦始皇的佩剑[编辑]

据《复活的军团:秦军秘史》一书所述,随身佩剑是亲政的重要标志,因此有说法指秦始皇在亲政后曾经让人打造两柄青铜剑,并在剑上刻了两个字“定秦”。一柄随身携带,一柄埋在观台下。秦始皇死后,随身佩剑很有可能与主人一同入葬[78]:43

秦始皇讨论禅让[编辑]

此外,西汉刘向所著的《说苑·至公》亦记载,秦始皇曾经与博士们讨论“禅让”的问题:

事缘六国破灭之后,秦始皇在某日召开廷议,以三王(即夏禹商汤周武王)行世袭制,而五帝行禅让制,询问群臣何者为优,然后择而从之。由于这涉及皇位继承的敏感议题,博士们都对此保持缄默,只有博士鲍白令之称五帝让贤,是视天下为官天下;三王世袭,是视天下为家天下[参 340]

秦始皇认为自己德行继承自五帝,故欲“官天下”,将天下留给贤德之人,并反问鲍白令之,何人能承继自己的事业。鲍白令之当堂向秦始皇浇了冷水,指秦始皇行“桀纣之道”,在任期间推行多项工程,滥用民力过甚,与五帝的德行相比差得远。面对鲍白令之的一番话,秦始皇沉默了好一会,面露惭色,最终打消了“禅让”的念头[参 341]

事实上,由于战国时早有燕王哙“禅让”王位给子之的前科,而且秦始皇又自认为“功过三皇,德兼五帝”[40]:47,有“禅让”的念头也不足为奇。只不过《史记》是研究秦始皇生平的最权威资料,《史记》没有记载该事,意味着“秦始皇谈禅让”一事只能作为轶事参考。

民间传说[编辑]

为了寻求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派遣方士徐福率童男女6,000人渡东海求神仙。《楚义六帖》记载,徐福和童男女们在到达目的地瀛洲(即今日本)之后一去不返,日本秦氏为其后代,但是有后代学者对此提出了怀疑。

评价[编辑]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雄才大略的划时代人物。他是中国第一位皇帝,是皇帝尊号的创立者,是中国皇帝制度创立者,也是使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帝制时代的第一人。他一生并天下、称皇帝、废分封、置郡县、征百越、逐匈奴、修长城、通沟渠、销兵器、迁富豪、车同轨、书同文、钱同币、币同形、度同尺、权同衡、行同伦、一法度、以法治国、焚书坑儒,对于中国之大一统、对于中国政制之创建、对于中国版图之确立、对于中国民族之传承,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关键作用,对后世的中国和世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但自古以来,秦始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誉之者称其为首创统一局面的“千古一帝”,毁之者则称其为专制独裁的“一代暴君”。

正面[编辑]

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五百多年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谓“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中国其后近二千年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秦始皇使中国第一次完成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根据史书记载,夏朝万国,商朝千国,周朝八百国,西周后期还有二百国左右,春秋时期一百几十国,战国后期形成“七雄”。这些国中之国书不同文、币不同形、度不同尺、权不同衡、十里尚不同风。而秦始皇则前无古人地在中国大地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了“车同轨、书同文、钱同币、币同形、度同尺、权同衡、行同伦、一法度”的大一统局面,为其后各朝代谋求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94][95]。从秦以后,中国人使用的文字源于秦人,中国广袤的国土是秦帝国的延续,中华民族的统一和融合在秦帝国时期开始形成,中国在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等各方面无不打有秦始皇的深刻烙印:秦始皇在2000多年前建立的文治武功,自此始终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

秦始皇在政治制度的最大创建是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确立了中央的权威和集权。除了政治体制的改革,秦始皇还广泛统一了其他各种制度,包括全国的水陆交通建制(车同轨)、全国的文字(书同文)、全国的度量衡制度(度同尺、权同衡)和全国的币制(钱同币、币同形)。他还试图统一全国的思想(焚书坑儒),但由于手段过于暴力而没有完成(统一思想要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才而得以初步完成)。应该说,正是由于秦始皇对征服后的土地注重统治和制度的建设,不似其它同时代的征服者(如古马其顿的亚力山大,或古罗马的凯撒等人)只重征服而不重制度和文化上的建设和统一[96],才使得统一的土地统治稳固,才使得中国在以后几千年中都没有像其他古代文明那样经历真正不可挽回的分裂或灭亡,为现代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历史基础。中国虽然经历过长期的内乱分裂,不同地区的语言也差别很大,却一直拥有同样的文化,并且在数次分裂后又一次次地统一,是因为秦始皇统一了文字。

秦始皇首创驿站制度,并修驿道,为庞大帝国的政令通达以及由此而来的郡县制皇权国家奠定了技术基础。“修驿道,设郡县”,这是中国能够采用郡县制这种先进制度,而非类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期的古罗马不能有效控制占领区,只能设权利极大的总督(总督总揽一地的军政大权,都是贵族,基层组织都依靠当地的原有组织),仍旧类似于分封制,这是后来罗马帝国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96]。郡县制是一种平民制度,其军政首脑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绩军功可上可下,可平职调动,这就导致了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的出现。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都可以来自平民,郡县官僚制有效的保证了平民(布衣)参政议政的权利(如李斯,蒙敖等都是布衣,依军功政绩才出将入相),相比分封制这种贵族政治,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以法治国,秦始皇继承了这个传统,并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韩非,曾自叹“若与其同游,则无恨矣”。战争时期,秦始皇对将领赏功罚罪,皆依法。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全国统一的法律。秦始皇虽专制,认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国。

总而言之,秦始皇一生并天下、称皇帝、废分封、置郡县、征百越、逐匈奴、修长城、通沟渠、销兵器、迁富豪、车同轨、书同文、钱同币、币同形、度同尺、权同衡、行同伦、一法度、以法治国、焚书坑儒,对于中国之大一统、对于中国政制之创建、对于中国版图之确立、对于中国民族之传承,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关键作用,堪称“千古一帝”。所谓“功莫大过秦皇汉武”,其意就是指在文治武功方面,历代君王无秦始皇之右。

历代文人和政治家中对秦始皇大加褒扬的不乏其人。例如,西汉名臣桑弘羊的论著中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是“功如丘山,名传后世”。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唐朝大诗人李白《古风》中写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唐朝思想家柳宗元在名著《封建论》指出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符合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所谓“非圣人意也,势也。”清末民初思想家章太炎在1913年撰写的秦政记也赞扬秦始皇,说:“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

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柳翼谋在《中国文化史》评论道:“始皇时代之法制,实具伟大之精神,以一政府而统制方数千里之中国,是固国家形式之进化,抑亦其时思想之进化也。”“盖嬴政称皇帝之年,实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不可谓非历史一大关键。惟秦虽有经营统一之功,而未能尽行其规划一统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汉行之。秦人启其端,汉人竟其绪。”[97]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也是甚高,他说:“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孔孟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一些人骂了几千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史学家郭沫若呈给毛泽东《十批书》,毛泽东阅读后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注 74]在某些场合,毛泽东甚至说他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但毛泽东对于秦始皇也不是完全肯定,他也说过:“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了进取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这也是完全正义的。”[98][99][100]

钟澈在评价历代帝王时说:世界历史上,开创庞大帝国的帝王之中,排名没有比得上秦始皇的,因为无论是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居鲁士大帝、古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还是古罗马帝国凯撒大帝,他们的帝国早已不存在了,对世界的影响远无法与秦始皇相比。其实,即使他们在位时,其对帝国统一性的重组也远远小于秦始皇[101]

面对秦始皇暴虐的批评,也有史学家指出,要区分秦始皇的个人性质的“暴”和时代的、社会的、制度的“暴”。因为秦始皇所推行的“暴政”,有很多是不得不借助暴力来完成激烈巨大的社会变革,这种“暴”,实质上是在大转型、大变革背景下产生的时代的、社会的、制度的“暴”,和秦始皇个人并没有太大关系[102]

秦政暴虐严苛,百姓为暴秦奴役生活凄苦在始皇帝之时尤甚,这在历史上并没什么异议;对秦朝或秦始皇的正面评价主要集中在“统一”和“集权”对后世的意义上。“统一”和“集权”对维护稳定十分重要,但却使阻止了社会的自我完善的过程使社会变革非常困难,往往要到最后靠暴力手段消灭旧的统治集团来建立新的统治集团。但由于“统一”、“集权”的观念根深蒂固,新的统治集团很快又会重蹈旧集团的覆辙。导致华夏文明出现明显的盛衰周期。在对秦始皇作正面评价之时不能忽略他设计的这种制度的缺陷。

负面[编辑]

秦始皇是一个专制独裁、横征暴敛、严刑峻法、生活奢侈的君主,成为中国文化中代表暴君的符号。秦朝在统一天下后只历十五年即速亡,而且也开启中国两千余年的专制统治,影响深远。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思想大爆发的情况自秦之后灭迹。秦朝以高度组织化的政府机构来透支民力和资源,而且使用严酷的刑罚来保证政令的实行(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要被全部处死是陈胜吴广率民夫揭竿起事的直接原因)。

有观点认为,因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而其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推行以仁爱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所以,秦始皇常作为负面典型出现在各种散文、史籍中。其实, 秦始皇虽然推行法家学说,但也宣扬儒家的忠孝仁义(见于云梦秦简),任用儒生为他制定礼仪,“大一统”的思想更是来自儒家。而儒家也不反对法治,儒家是主张先教化后法治,劝善惩恶,反对不教而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秦朝的“以法治国”和现代的以法治国是很不一样的。秦法非常严苛。比如规定“偶语者弃市”(史记高祖本纪),禁止民众阅读诗书,禁止自由迁徙,牛瘦一寸就要处罚,不按期服役就处死等等。虽然历朝历代的法律都有许多严酷的刑罚,但是因为秦朝奉行的是法家“重罚主义”思想,所以罪名和刑罚格外繁杂严酷。

此外,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引起了天下士人(即知识阶层)的愤慨和警惕。再加上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因此批判秦始皇也就不奇怪了。

秦始皇的建筑工程,包括秦长城、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规模均极为庞大,动辄劳动举国人口兴修,不少文献均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注 75]从现在考古发现的阿房宫遗址以及秦皇陵来看,当年占用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物资来满足秦始皇的个人虚荣感。但另一方面,一些工程也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国家安全以及各民族之交融。故此,这些工程是功大还是过大,一直是史学家的争论点。对于长城,有人指出当时所修筑的长城,并非今所见之长城(今长城主为明朝时所修建),秦长城主要目的是标明与匈奴的防卫基准界线,[103]始皇仍遣蒙恬发兵三十万攻击匈奴,后人对此的评价是:“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注 76]蒙恬死后没多久,匈奴便轻松跨过秦长城,不但收复了原来的失地,并且占领了燕、代等郡。[注 77]可见,长城本身在后世抗击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是否有意义还属争议话题,但至少在秦始皇时代的作用除了虚耗国力以外,作用微乎其微。

秦始皇灭六国过程中将所灭国家宫女充到自己宫中(《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锺鼓,以充入之。”)秦始皇死后,秦二世下令将宫中没有子女的宫女全部殉葬,在秦始皇下葬后又关闭墓门生葬了工匠(《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由以上两段可想知给秦始皇殉葬的宫女和工匠真正是“不计其数”。执行的是秦二世,焉知不是秦始皇的意思?另外,目前考古发现秦皇陵大量分布有陪葬坑、殉葬坑、从葬坑。从陪葬坑里发掘了珍禽异兽坑和铜车马坑,通体彩绘并装饰有大量的金银,制作相当华丽精美。殉葬墓里的殉葬者有男有女,是被杀戮后一齐掩埋的。从葬坑排列密集有序,坑里埋有跪坐的陶俑和马骨,大约是宫廷的马厩和养马的仆役。秦政暴虐可见一斑。

历代文人对秦始皇大加批判的不乏其人,例如:

  • 西汉思想家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写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
  • 唐朝文学家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评论:“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纪年[编辑]

秦始皇帝 元年 2年 3年 4年 5年 6年 7年 8年 9年 10年
西元 前246年 前245年 前244年 前243年 前242年 前241年 前240年 前239年 前238年 前237年
干支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秦始皇帝 11年 12年 13年 14年 15年 16年 17年 18年 19年 20年
西元 前236年 前235年 前234年 前233年 前232年 前231年 前230年 前229年 前228年 前227年
干支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秦始皇帝 21年 22年 23年 24年 25年 26年 27年 28年 29年 30年
西元 前226年 前225年 前224年 前223年 前222年 前221年 前220年 前219年 前218年 前217年
干支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秦始皇帝 31年 32年 33年 34年 35年 36年 37年
西元 前216年 前215年 前214年 前213年 前212年 前211年 前210年
干支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家庭[编辑]

父母[编辑]

其他[编辑]

后妃[编辑]

史籍无考

皇子皇女[编辑]

皇子[编辑]

秦始皇子女记载于史书的约有28位(见孙楷著《秦会要》卷一),名字见于史书的有:

  • 皇长子扶苏(皇太子,被胡亥迫死)
  • 皇六子(名字失考,被戮死于杜)
  • 皇十二子(名字失考,被戮死于咸阳)
  • 皇十八子高(准备逃跑,又恐家属被杀,只好上书,请求为秦始皇殉葬,胡亥准其请求)
  • 皇二十子将闾(与昆弟3人,被迫拔剑自杀)
  • 皇二十八子胡亥 (秦二世,秦始皇驾崩后即位)
  • 上焦村墓葬中一座墓的埋葬者称“荣禄”,据考很可能是秦始皇被杀之子[104]

皇女[编辑]

  • 十名女儿,皆称公主,但封号与姓名、出生顺序等不详(皆被矺死于杜)[注 78]
  • 上焦村墓葬中一座墓的埋葬者称“阴嫚”,据考很可能是秦始皇被杀的女儿[105]

同时代君主[编辑]

文艺作品[编辑]

相关条目[编辑]

注释[编辑]

  1. ^ 1.0 1.1 秦王政认为谥号乃是“子论父,臣论君”,大为不妥而废除之,而改用计数方式的世数尊号。
  2. ^ 根据《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生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应在冬天10月出生,盖因汉武帝时期制定太初历前,传统历法以十月为一年之始,又称正月,后避秦始皇名讳而改为端月。
  3. ^ 唐代《史记索隐》引《世本》谓“生于赵,故曰赵政”。
  4.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刘宋裴骃(裴松之之子)《史记集解》引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像;谓始皇也。”
  5. ^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
  6. ^ 《尚书》:验皇者,煌煌也。
  7. ^ 《楚辞·九歌·东皇太一》: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8. ^ 《字汇》:帝,上帝,天之神也。
  9. ^ 王世贞《读史后辩》云:“毋亦不韦故为之说,而泄之秦皇,使知其为真父,长保富贵耶?抑其客之感恩者,故为是以駡始皇,而六国之亡人,侈张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谓秦先六国亡也。不然,不韦不敢言,太后复不敢言,而大期之子,鸟知其非嬴出也?”
  10. ^ 汤聘尹《史稗》云:“异人请妇,至大期而诞子,未必请之时,遽有娠也。虽有娠,不韦岂肯轻泄之?而亦孰从知之?果有娠而后献,当始皇在赵,母子俱匿,其妪独不能语子以吕氏之胤?如齐东昏妃子之于萧缵耶?如语之故,始皇必不忍忘一本之系,何至忿然曰:‘君何亲于秦,号曰仲父?’以奉先王之功,且躬出其后,而俾之迁蜀以死,虽宾客游说万端,而莫之阻,亦自知嬴非吕矣。则吕易嬴之说,战国好事者为之。”
  11. ^ 梁玉绳云:“《左氏》僖十七孕过期,《疏》云:十月而产,妇人大期,则大期乃十月之期,不作十二月鲜。即如《史记》,十二月曰大期。夫不及期可疑也,过期尚何疑?若谓始皇之生,本不及期,隐之至大期,而乃以生子告,则子楚决无不知之理,岂非欲盖弥彰乎?只缘秦犯众怒,恶尽归之,遂有吕政之讥。史公本纪,特书生始皇之年月,而于此更书之,犹云世皆传不韦献匿身姬,其实秦政大期始生也。别嫌明疑,合于春秋书子同生之义,人自误读《史记》耳。”,参见马元材(马非百)著:《秦始皇帝传》第59页。
  12. ^ 夏姬的“姬”,是妇人的称谓;姬前的“夏”,或者是姓氏,或者是与出生国相关的某种称谓。由于夏朝的活动区域,以山西南部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和河南西部的阳城(今河南洛阳)为中心,战国时代都属于韩国的领土,基于这种地域观念而言,称韩为夏,称韩国出身的韩夫人写作夏姬,应当是合乎情理的。
  13. ^ 成蟜的原名应作“盛桥”或“成桥”,“蟜”乃恶谥,按秦汉时期惯例,叛臣皆冠以恶谥,《史记.春申君列传》及《战国策·秦策四》记载的“盛桥”、“盛橇”即是“成蟜”[21]
  14. ^ 成蟜生母除了韩系外烕一说,另有说法指成蟜生母乃吕不韦家姬。史学界一直指《史记·吕不韦列传》对秦始皇生母的出身记载自相矛盾,因而衍生“赵豪家女”与为“吕不韦家舞女”并非一人的说法。根据以上说法,秦始皇生母实为赵豪家女[22]。不过在本栏中,成蟜生母则采用韩系外烕一说。
  15. ^ 关于子婴的身世,有四种说法,一说为扶苏之子,一说为秦始皇之弟,一说为胡亥之兄,一说为长安君成蟜之子,四种说法学术界尚无定论。
  16. ^ 《史记·秦始皇本纪》原文为“太后淫不止”。
  17. ^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指昌平君为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不过学者胡正明认为,昌平君率兵平叛时,尚未为秦相;司马贞的理解是对史记文字的句读有误。
  18. ^ 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按:不韦饮鸩死,其宾客数千人窃共葬于洛阳北芒山。
  19. ^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所谓“晋人,逐出之”,并非单纯指韩赵魏三国的人,而是广义指外国人,即非秦人。见《史记疑案》.李全华著.湖南大学出版社.第1版(2010年7月1日).ISBN: 9787811138405.第1.10章 李斯浮沉谜案
  20. ^ 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若是秦人哭临者,夺其官爵,迁移于房陵。
  21. ^ 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若是秦人不哭临不韦者,不夺官爵,亦迁移于房陵。
  22. ^ 东汉班固《汉书·沟洫志》记载: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与史记所记年份完全相符,因此郑国渠建造的年份应为秦王政元年。
  23. ^ 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郑国云:“臣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建万代之功”是也。
  24. ^ 战国策·秦策五·四国为一将以攻秦》记载韩非向嬴政进谗言,指出使关东三年,破坏四国合纵的姚贾实际上只是借嬴政之势,用秦国的珍宝,私自结交诸侯。尽管姚贾最终消除了嬴政的疑心,但自此与韩非结仇。
  25. ^ 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括地志云:“云阳城在雍州云阳县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宫在焉。”
  26. ^ 赵国公子嘉在邯郸被攻占后,率领他的宗族几百人到代地收拾残部,并自立为代王,联燕抗秦。
  27. ^ 此战《史记》的记载多有错杂不明之处,采纳杨宽所著《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的观点,见杨所著《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1103页。[29]
  28. ^ 中国历史地图集(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主编:王全国), ISBN 7-980013-01-8/K‧01
  29. ^ 战国策·秦策五·文信侯出走》一文记载当时向赵王进谗言陷害李牧的人,是赵国大臣韩仓。
  30. ^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秦王政21年)王贲击楚
  31. ^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按:楚捍(即楚幽王)有母弟犹(即楚哀王),犹有庶兄负刍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无子,而上文云考烈王无子,误也。
  32. ^ 1982年,中国考古学家发现一个秦代铸造的铜戈,称为“十七年丞相启状戈”,现收藏在天津市博物馆,铜戈刻有十七个文字:“十七年,丞相启、状造,郃阳。嘉,丞兼,库𫊸,工邪”。学者指“丞相启”应为昌平君熊启,“丞相状”应为隗状
  33. ^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记载:“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据此可知昌平居曾任秦国丞相。以秦汉官职任免的正常程序而论,丞相免职后,一般由御史大夫递补升任。当吕不韦、昌平君接受诏令平定嫪毐之乱时,昌平君的排名仅次于吕不韦,可推测吕不韦被罢相后,应由时任御史大夫的昌平君接任丞相,这亦合乎秦汉官职升迁的制度程序,亦可参见注33。
  34. ^ 攻楚方略属国家大事,故推断嬴政会为此召开廷议,秦汉廷议主要大臣皆出席,昌平君为右丞相,自然是参与廷议的主要人物。
  35. ^ 史书没有记载昌平君对攻楚的意见及看法,不过根据他在王翦被贬斥出京后,继而被贬至郢陈,他可能附和王翦的意见,对攻楚持慎重态度,因而得罪嬴政。
  36. ^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蒙恬在秦王政26年才成为秦国将军,故此率兵灭楚的,应为蒙恬之父蒙武,《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及《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有误。
  37. ^ 唐朝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指,城父当作父城,在唐汝州郏城县东,于秦朝属颍川郡。城父于郢陈为东,但父城于郢陈以西。父城、城父两城名,旧籍多有误写(见田余庆著《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一文)。
  38. ^ 武安君白起因为拒绝秦昭襄王的征召,包围赵国国都邯郸,秦昭王认为他心怀怨望,赐下宝剑迫他自尽。
  39. ^ 据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一文,在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出土木牍,写有安陆(即今云梦)戍卒名为黑夫和惊二人的两封家书。前一封有“黑夫等直丘淮阳,攻反城久,伤未可智(知)也”之语,后一封有“以惊居反城中故”之语。前一封据黄盛璋先生参考汪曰桢《历代长术概要》和日本国新城新藏《战国长汉长历图》,估计写于二月辛巳,后一封应写于三月,即秦王政24年3月。
  40. ^ 民国初年史学家杨宽在他的著作《战国史》指,樊於期就是在秦赵“肥之战”中战败,仅以身免的桓齮。
  41.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
  42.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太子(丹)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焠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
  43. ^ 王绾等人指五帝的土地虽然广阔,外面还划分有侯服、夷服等地区,诸侯是否觐见不由天子控制,不少诸侯更加是听宣不听调。
  44. ^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按: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而封禅书云“昔者太帝使素女鼓瑟而悲”,盖三皇已前称泰皇。一云泰皇,太昊也。
  45. ^ 刘宋裴驷《史记集解》引用蔡邕的叙述,指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诏书。诏,告也。
  46. ^ 刘宋裴驷《史记集解》引述卫宏的叙述,指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
  47. ^ 寡人意为“寡德之人”,是在秦始皇之前的君主自称,春秋战国时期常用,据说是表示自谦之意,又或者是有无上的权力而有高处不胜寒之感。
  48. ^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述东汉蔡邕对“朕”一词的叙述,指朕有“我”的意思。古者上下共称之,贵贱不嫌,则可以同号之义也。皋陶与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后天子独以为称。汉因而不改。
  49. ^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用北魏崔浩的叙述,指李斯磨和璧作之,汉诸帝世传服之,谓“传国玺”。
  50. ^ 秦代初年是三十六郡,后来北伐匈奴,南征百越后,再增加五郡,共四十一郡。直至秦亡为止,共置五十四郡[47]
  51. ^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按三辅旧事云:“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世在长乐宫门。”
  52. ^ 司马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陈胜起义期间)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
  53. ^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
  54. ^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按:又臣瓒下注云“秦以一溢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是其义也。
  55. ^ 刘宋裴驷《史记集解》引孟康曰:“二十两为溢。”
  56. ^ 唐颜师古注解引臣瓒曰:“言钱之形质如周钱,唯文异耳。”
  57. ^ 所谓赘婿包括两个情况,第一种指男子赘入女家者;第二种指贫民典身给富人,过期不赎,没为奴隶者。
  58. ^ 云梦秦简《司空律》曰:𫊸(系)城旦春,公食当责者,石卅钱。可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88页。
  59. ^ 秦律严禁百姓私自迁移田界,更遑论自由占田,《睡虎地云梦秦简》中的《法律答问》记载:“盗徙封,赎耐。何如为封?封即田阡陌。顷半封殴,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可重也?是,不重。”可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178页
  60. ^ 古文辞类纂·贾君房弃珠崖议
  61. ^ 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应劭指“驰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
  62. ^ 《史记》只记载秦始皇下令“车同轨”,并没有规定车轨(车轮相距)长度的记载,但秦尚水德,数尚六,故推断秦始皇规定的车轨为六尺长。
  63. ^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述括地志云:“秦阿房宫亦曰阿城,在雍州长安县西北一十四里。”。
  64. ^ 隐官是秦朝官府设立的手工作坊,收容刑满释放后身体有残缺的受刑者作工,见“马非百.《秦集史》人物传十.中华书局. 1982年8月.”。
  65. ^ 关于所谓的人鱼是何物,历代文献各有不同解释,《史记集解》称人鱼似鮎,四脚。《史记正义》分别引述《广志》及《异物志》,《广志》版本指所谓人鱼其实是娃娃鱼。至于《异物志》版本指人鱼似人形,长尺余。不堪食,出没在今浙江台州一带。《太平御览·卷803》引述《三秦记》指,人鱼其实是鲸鱼。
  66. ^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曰:“谓出土为陵,即成,还复其土,故言复土。”
  67. ^ 除了蒙恬外,《淮南子·人间训》还记载秦始皇还任命杨翁子为北伐匈奴的将领,原文如下:“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脩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但正史没有杨翁子其人的记载。
  68. ^ 《史记·秦始皇本纪》只记载秦始皇33年“置桂林、南海及象郡,以谪遣戍”,但不是指秦攻百越战争始于秦始皇33年,盖因秦人纪事,惯于不记始事年月,而把始事及事件经过,皆系于终事之年。如《史记》秦本纪说秦昭王“七年,拔新城”。而出土《睡虎地秦墓竹简》之“编年记”说:“六年,攻新城。七年,新城陷。八年,新城归。”证明秦国官方史书《秦记》体例,始事及事件经过皆系于终事之年,而不记始事之年。参见《史记疑案》,李全华著,湖南大学出版社,第1版(2010年7月1日),ISBN:9787811138405,1.9发现秦征南越历史
  69. ^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记载:“(汉高祖十一年)十二月,上(高帝)自击东垣,东垣不下,卒骂上。东垣降,卒骂者斩之,不骂者黥之。更名东垣曰真定。”真定,战国时属赵国,名东垣,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7年)更名真定。
  70. ^ 从秦始皇命使监禄开凿灵渠一事来看,可见当时南征秦军已意识到利用湘江水道,作为深入岭南的主要线路。
  71. ^ 秦灭楚之战,嬴政最终动用了六十万兵力灭楚,已经是动用了秦国境内全部可用之兵,而且对统帅王翦已略有疑忌。秦攻百越之战远不能跟秦灭楚之战相提并论,故此“五十万”一说,实属严重夸大,有可能连往百越“谪戍”的百姓都包括在内。
  72. ^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为尉佗,但赵佗出身自六国的“新黔首”,加上屠睢已亡,难以想像赵佗会被秦始皇信任,成为征越秦军的最高军事长官,而且《史记.南越列传》记载,陈胜起义时,赵佗正担任龙川令,可见当时伍被称秦始皇命尉佗征越,实属张冠李戴之故。
  73. ^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病”与现代汉语中的“病”概念不一样。一般较轻的病,在古代文献中只称“疾”,只有重病才称“病”[84]
  74. ^ 子厚:唐朝诗人柳宗元,字子厚。
  75. ^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
  76. ^ 《古文辞类纂·贾君房罢珠对》
  77. ^ 汉书·西域传》
  78. ^ 资治通鉴·二世皇帝元年(壬辰,西元前二○九年)》:“……于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

史籍参考[编辑]

  1.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
  2. ^ 2.0 2.1 2.2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
  3. ^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五月丙午,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
  4. ^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秦之先为嬴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5. ^ 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俯观嬴政,几欲齐衡。
  6. ^ 6.0 6.1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7. ^ 司马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进(范睢)曰:“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且昔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
  8. ^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四十年,悼太子死魏……四十二年,安国君为太子。”
  9.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
  10.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安国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爱。”
  11.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
  12. ^ 12.0 12.1 战国策·秦策五》: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
  13. ^ 13.0 13.1 战国策·秦策五》:乃说秦王后弟阳泉君曰
  14. ^ 14.0 14.1 战国策·秦策五》:不韦曰:‘王年高矣,王后无子,子傒有承国之业,士仓又辅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仓用事,王后之门,必生蓬蒿。
  15. ^ 战国策·秦策五》:“子异人贤材也,弃于在赵,无母于内,引领西望,而愿一得归。王后诚请而立之,是子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也。”
  16. ^ 战国策·秦策五》:“阳泉君曰:‘然。’入说王后,王后乃请赵而归之。”
  17. ^ 17.0 17.1 战国策·秦策五》:赵未之遣,不韦说赵曰:‘子异人,秦之宠子也,无母于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赵,不顾一子以留计,是抱空质也。若使子意人归而得立,赵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为德讲。秦王老矣,以日晏驾,虽有子异人,不足以结秦。’赵乃遣之。
  18. ^ 战国策.秦策五》:异人至,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悦其状,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变其名曰楚。
  19. ^ 战国策.秦策五》:“(子楚)间曰:‘陛下尝轫车于赵矣,赵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国,皆西面而望。大王无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边境早闭晚开。’王以为然,奇其计。”
  20. ^ 战国策·秦策五》:王后劝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为太子。
  21. ^ 21.0 21.1 战国策·秦策五》:子楚立,以不韦为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
  22. ^ 东汉班固《汉书·五行志第七下之上》:曰,诸畜生非其类,子孙必有非其姓者,至于始皇,果吕不韦子。京房易传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马生子。亡天子,诸侯相伐,厥妖马生人。”
  23.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24.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用,结宾客;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适而子之,夫在则尊重,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即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言,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适,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适,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间,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原得子楚立以为适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
  25.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
  26.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
  27. ^ 班固《汉书·地理志》: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
  28.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晋阳反,元年,将军蒙骜击定之。”
  29.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
  30.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
  31.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32.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33.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应无死字)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
  34. ^ 司马迁. 赵世家//史记. 西汉. "(赵悼襄王)六年,封长安君以饶。" 
  35. ^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七年五月)十六日。夏太后死。
  36.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
  37.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
  38.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
  39.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
  40.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
  41. ^ 41.0 41.1 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乡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
  42.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
  43.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
  44.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
  45. ^ 45.0 45.1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
  46.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毐等败走。即令国中: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尽得毐等。
  47.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
  48. ^ 西汉刘向《说苑·正諌》:(秦王)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肢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矣。
  49.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
  50. ^ 西汉刘向《说苑·正諌》:茅焦对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萯阳宫,有不孝之行;从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所言已毕,乞行就质。”
  51. ^ 西汉刘向《说苑·正諌》:皇帝立驾,千乘万骑,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阳宫,归于咸阳。复居甘泉宫。
  52. ^ 西汉刘向《说苑·正諌》:乃立(茅)焦为仲父,爵之上卿
  53.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与庄襄王会葬茝阳。
  54.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
  55.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
  56.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
  57. ^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而死。
  58.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
  59.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所加怒吕不韦、嫪毐皆已死,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
  60.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
  61.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
  62. ^ 62.0 62.1 司马迁《史记·魏世家》:(魏)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为秦东郡。二年,秦拔我朝歌。卫徙野王。
  63.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
  64. ^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始皇帝元年,击取晋阳,作郑国渠。
  65. ^ 司马迁《史记·河渠书》: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
  66. ^ 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
  67.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四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
  68. ^ 司马迁《史记·河渠书》:秦以为然,卒使就渠。
  69. ^ 司马迁《史记·河渠书》: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70. ^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
  71. ^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
  72. ^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
  73. ^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74. ^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75. ^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
  76.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
  77. ^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78. ^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79. ^ 韩非子·孤愤》: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
  80. ^ 韩非子·五蠹》: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
  81. ^ 韩非子·五蠹》: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
  82. ^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
  83.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
  84.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
  85. ^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秦王拜斯为客卿。
  86. ^ 司马迁《史记·赵世家》:(赵悼襄王)九年,赵攻燕,取狸、阳城。兵未罢,秦攻邺,拔之。
  87.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王翦攻阏与、橑杨。翦将十八日,军归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取邺安阳,桓齮将。
  88. ^ 《韩非子·饰邪》:凿龟数䇲,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凿龟数䇲,兆曰“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剧辛之事燕,无功而社稷危;邹衍之事燕,无功而国道绝。赵代先得意于燕,后得意于齐,国乱节高。自以为与秦提衡,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赵又尝凿龟数䇲而北伐燕,将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应为勺梁)而秦出上党矣,兵至厘(即狸)而六城拔矣;至阳城,秦拔邺矣;庞援揄兵而南,则鄣(应为漳)尽矣。臣故曰:赵龟虽无远见于燕,且宜近见于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实,救燕有有名。赵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
  89.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
  90. ^ 司马迁《史记·赵世家》:(赵王迁)三年,秦攻赤丽、宜安。
  91. ^ 司马迁《史记·赵世家》:李牧率师与战肥下,却之。封牧为武安君。
  92. ^ 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击秦军于宜安,大破秦军,走秦将桓齮。封李牧为武安君。
  93.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四年)韩王请为臣。
  94.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取狼孟。
  95. ^ 司马迁《史记·赵世家》(赵王迁)四年,秦攻番吾,李牧与之战,却之。
  96.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初令男子书年。
  97. ^ 97.0 97.1 司马迁《史记·赵世家》(赵王迁)五年,代地大动,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太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讹言曰:“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
  98.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
  99. ^ 班固《汉书·地理志》:“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
  100.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和将河内,羌瘣伐赵,端和围邯郸城。
  101. ^ 司马迁《史记·赵世家》(赵王迁)七年,秦人攻赵,赵大将李牧、将军司马尚将,击之
  102. ^ 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
  103. ^ 战国策 卷二十一 赵策四》: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杀秦将桓齮。王翦恶之,乃多与赵王宠臣郭开等金,使为反间,曰:“李牧、司马尚欲与秦反赵,以多取封于秦。”赵王疑之,使赵葱及颜为代将,斩李牧,废司马尚。
  104. ^ 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后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葱,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
  105.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为代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
  106.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引兵欲攻燕,屯中山。
  107.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
  108. ^ 108.0 108.1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廿一年,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
  109. ^ 109.0 109.1 《睡虎地秦简·编年纪》:韩王死。昌平君其处,有死𫊸属(秦王政21年)。
  110.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十六年,魏献地于秦。秦置丽邑。
  111.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
  112. ^ 112.0 112.1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楚王负刍)二年,秦使将军伐楚,大破楚军,亡十余城。
  113.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
  114. ^ 司马迁《史记·魏世家》: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
  115. ^ 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于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
  116. ^ 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于频阳。
  117. ^ 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昭襄王29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
  118. ^ 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遂使李信及蒙恬(之父)将二十万南伐荆……李信攻平与,蒙恬(之父)攻寝,大破荆军。
  119. ^ 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之父)会城父(当作父城)。
  120. ^ 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121. ^ 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今闻荆兵日进而西。
  122. ^ 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
  123. ^ 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王翦谢曰:“老臣罢病悖乱,唯大王更择贤将。”始皇谢曰:“已矣,将军勿复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
  124. ^ 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
  125.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
  126. ^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秦王政)廿三年,兴,攻荆,□□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
  127.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游至郢陈。
  128.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
  129.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130. ^ 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
  131.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132.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嬴政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驩。及政立为嬴政,而丹质于秦。嬴政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
  133.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
  134.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太子丹患之,问其傅鞠武。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殽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余。意有所出,则长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见陵之怨,欲批其逆鳞哉!”
  135.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秦将樊於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
  136.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鞠武谏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祸必不振矣!虽有管、晏,不能为之谋也。原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其后乃可图也。”
  137.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太子(丹)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恐不能须臾。且非独于此也,夫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时也。原太傅更虑之。”
  138.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
  139.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出见田先生,道“太子原图国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
  140.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原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
  141.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田光)欲自杀以激荆卿,曰:“原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142.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
  143.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窥以重利;秦王贪,其势必得所原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原,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
  144.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太子(丹)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后许诺。于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
  145.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夫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
  146.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于期仰天太息流涕曰:“于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荆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于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原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捥而进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刭。
  147.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乃令秦舞阳为副。
  148.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
  149.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遂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
  150.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举兵以逆军吏,原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之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
  151. ^ 151.0 151.1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
  152.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柙,以次进。
  153.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
  154.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原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
  155.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156.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
  157. ^ 157.0 157.1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
  158. ^ 158.0 158.1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
  159.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
  160.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
  161.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
  162.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溢,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
  163.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而使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发兵击秦军,秦军破燕易水之西。
  164.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二十一年,乃益发卒诣王翦军,遂破燕太子军,取燕蓟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东收辽东而王之。王翦谢病老归。
  165.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
  166.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
  167.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其后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
  168.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
  169.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
  170.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后五年,秦卒灭燕,虏燕王喜。
  171. ^ 司马迁《史记·燕召公世家》:(燕王喜)三十三年,秦拔辽东,虏燕王喜,卒灭燕。是岁,秦将王贲亦虏代王嘉。
  172.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二十五年,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虏代王嘉。
  173. ^ 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
  174. ^ 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王建)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阳。
  175.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
  176.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齐王用后勝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
  177.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
  178. ^ 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
  179. ^ 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王建)四十四年,秦兵击齐。齐王听相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
  180. ^ 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秦虏王建,迁之共。
  181. ^ 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
  182. ^ 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故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183. ^ 司马迁《史记·卫康叔世家》:(卫)元君十四年,秦拔魏东地,秦初置东郡,更徙卫野王县,而并濮阳为东郡。
  184.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拔卫,迫东郡,其君角率其支属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
  185. ^ 司马迁《史记·卫康叔世家》:(卫君角)二十一年,二世废君角为庶人,卫绝祀。
  186. ^ 苏洵·六国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187. ^ 苏轼·六国论》: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
  188. ^ 苏辙·六国论》: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
  189. ^ 论语·颜渊第十二之七》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190. ^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关中)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191. ^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192. ^ 唐·杜佑《通典·食货典一·田制上》: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晋地狭人贫,三晋,韩赵魏三卿,今河东道之地。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孝公十二年之制。数年之闲,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193. ^ 西汉·刘安《淮南子·要略》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
  194. ^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秦惠文君13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
  195. ^ 司马迁《史记·燕召公世家》:剧辛故居赵,与庞暖善,已而亡走燕。燕见赵数困于秦,而廉颇去,令庞暖将也,欲因赵弊攻之。问剧辛,辛曰:“庞暖易与耳。”燕使剧辛将击赵,赵使庞暖击之,取燕军二万,杀剧辛。
  196.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197.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
  198.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更名民曰“黔首”。
  199.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200. ^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201. ^ 《国语·鲁语下》记载:“是故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
  202. ^ 《吕氏春秋·孟春纪》云:“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
  203.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
  204.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仇,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205.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曰:“天下共苦战鬬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206. ^ 范晔《后汉书·东夷列传》: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
  207. ^ 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
  208.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
  209. ^ 孟子·告子篇》引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210. ^ 班固《汉书·沟洫志》: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
  211.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212. ^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苍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213. ^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
  214. ^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
  215. ^ 唐·张怀瓘《书断·卷上》:案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符岑,始为衙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
  216. ^ 左传·昭公三年》: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
  217. ^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218. ^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
  219. ^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220. ^ 班固《汉书·爰盎晁错传》: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
  221. ^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222.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帝31年)米石千六百。
  223. ^ 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224.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32年)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
  225. ^ 房玄龄《晋书·地理志上》:乐浪郡汉置…朝鲜周封箕子地,屯有浑弥遂城,秦筑长城之所起。
  226. ^ 班固《汉书·匈奴传》:及冒顿以兵至,大破灭东胡王,虏其民众、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胡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
  227.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27年)治驰道。
  228. ^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
  229. ^ 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
  230. ^ 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巉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231.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
  232. ^ 232.0 232.1 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
  233.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234.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
  235.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35年)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
  236. ^ 三辅黄图》:梁山宫,始皇幸梁山,在好畤。
  237. ^ 东汉班固《汉书·邹阳传》:臣闻秦倚曲台之宫,悬衡天下,画地而不犯。
  238. ^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下》:秦始皇作离宫于渭水南北,以象天宫。故《三辅黄图》曰: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以法牵牛。南有长乐宫,北有咸阳宫,欲通二宫之间,故造此桥。
  239. ^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秦兰池宫,在县东二十五里。
  240. ^ 240.0 240.1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
  241. ^ 三辅黄图》:宜春宫,本秦之离宫,在长安城东南,杜县东,近下杜。
  242. ^ 三辅黄图》:望夷宫,在泾阳县界长平观道东,北临泾水,以望北夷,以为宫名。
  243. ^ 三辅黄图》:钟宫,在鄠县东北二十五里,始皇收天下兵销为钟鐻,此或其处也。
  244.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34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245.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
  246.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
  247. ^ 三辅黄图》:秦始皇造,汉修饰之,周回二十余里。
  248. ^ 三辅黄图》: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
  249.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
  250. ^ 班固《汉书·贾山传·颜师古注》: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为房也。一说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于阿上为房也。房字或作旁,说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阳近,且号阿房,阿,近也。
  251.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
  252. ^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秦始皇)二十八,为阿房宫。
  253. ^ 253.0 253.1 班固《汉书·贾山传》: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鹜驰,旌旗不桡。
  254.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255. ^ 《三辅旧事》:车行酒,骑行炙。
  256.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
  257. ^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19·渭水下》:又迳磁石门西。门在阿房前,悉以磁石为之,故专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隐甲怀刃入门而胁之以示神,故亦曰却胡门也。
  258. ^ 258.0 258.1 258.2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
  259.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260.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元年)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
  261.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元年四月)复作阿房宫。外抚四夷,如始皇计。
  262.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柰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衆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章曹阳。
  263. ^ 班固《汉书·刘向传》: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
  264. ^ 《太平御览》引《关中记》:郦山无此大石,运取于渭北诸山,故其歌曰:“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一唱,万人相鈎。
  265. ^ 《古今图书集成·坤舆典》引《汉旧仪》:骊山其阴多金,其南多美玉,曰蓝田。故始皇贪而葬焉。
  266. ^ 东汉蔡邕独断》: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
  267.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
  268.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269.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270.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
  271. ^ 《古今图书集成·坤舆典》引《汉旧仪》:“丞相臣斯昧死言:臣所将隶徒七十二万人治骊山者,已深至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状。制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至。”
  272. ^ 郦道元《水经注·渭水注》:“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污深,水积成池,谓之鱼池。池在秦始皇陵东北五里,周围四里。”
  273.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274.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
  275. ^ 班固《汉书·匈奴传上》:当是时,东胡强而月氏盛
  276. ^ 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
  277. ^ 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
  278.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279.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
  280. ^ 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281.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
  282. ^ 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
  283. ^ 班固《汉书·匈奴传上》: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素,北徙。
  284. ^ 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
  285.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33年)徙谪,实之初县。
  286. ^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引东晋薛瓒曰: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也。
  287. ^ 287.0 287.1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明星出西方。(秦始皇)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288. ^ 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地固泽卤,不生五谷。
  289. ^ 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290. ^ 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
  291. ^ 班固《汉书·匈奴传上》:十有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边者皆复去。
  292. ^ 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引公孙弘曰:“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
  293. ^ 班固《汉书.西南夷列传》:“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南越王赵佗《上文帝书》摘录)
  294. ^ 班固《汉书·严安传》:“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馀年。”
  295. ^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伤悼之。”
  296. ^ 范晔《后汉书·马援列传》:“虏未灭时,下瘴上雾,毒气重熏,仰视飞鸟跕跕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
  297. ^ 刘安《淮南子·人间训》:“秦皇(中略)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
  298. ^ 298.0 298.1 班固《汉书·严安传》:“(秦)欲威海外…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攻越…”
  299. ^ 班固《汉书·严助传》:“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
  300. ^ 刘安《淮南子·人间训》:“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
  301. ^ 班固《汉书·高祖本纪·高祖十一年封尉佗为南越王诏》:“粤人之俗,好相攻击。”
  302. ^ 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衆半羸,南面称王。”(赵佗上文帝书摘录)
  303. ^ 刘安《淮南子·人间训》:“杀西呕君译吁宋。”
  304. ^ 刘安《淮南子.人间训》:“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
  305. ^ 刘安《淮南子·人间训》:“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
  306. ^ 班固《汉书·严助传》:“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
  307. ^ 班固《汉书·严安传》:“旷日持久,粮食乏绝,越人击之,秦兵大败。”
  308. ^ 刘安《淮南子.人间训》:“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
  309. ^ 班固《汉书·严安传》:“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地。”
  310. ^ 刘安《淮南子·人间训》:“乃发适戍以备之。”
  311. ^ 班固《汉书·高祖本纪·高祖十一年封尉佗为南越王诏》:“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
  312.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
  313. ^ 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
  314. ^ 刘安《淮南子·人间训》:“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
  315. ^ 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
  316. ^ 班固《汉书·严助传》:“当此之时,外内骚动,百姓靡敝,行者不还,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
  317.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318. ^ 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319.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29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320. ^ 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得力士,为铁椎重百20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321. ^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322. ^ 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323.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36年)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
  324.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36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
  325.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326.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
  327.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
  328. ^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329.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
  330.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
  331.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
  332.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
  333. ^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
  334. ^ 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
  335. ^ 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
  336. ^ 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
  337. ^ 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一《蜀纪》:“在位五十年。姓蜀,讳泮。巴蜀人也。都封溪今古螺城是也。”
  338. ^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引《交州外域记》曰:“交阯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按晋《太康记》县属交趾。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曰媚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南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迳出于海。”
  339. ^ 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340. ^ 刘向《说苑·至公》: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
  341. ^ 刘向《说苑·至公》: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纣之道也?趣说之,不解则死。”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干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钟,万石之虡。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殚天下,竭民力,偏驳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黯然无以应之,面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

参考资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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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


秦始皇
秦朝
出生于: 前259年 逝世于: 前210年
统治者头衔
前任:
秦庄襄王
嬴异人
秦国君主
前246年—前221年
继任:
无,秦灭六国
新头衔 秦朝皇帝
前221年—前210年
继任:
秦二世皇帝
嬴胡亥
前任:
秦庄襄王
韩王安
赵王迁
代王嘉
魏王假
楚王负刍
燕王喜
齐王建
中国君主
前221年—前2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