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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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战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亚洲与太平洋战场的一部分

青岛战役中守在前沿阵地战壕内的德国海军陆战营士兵。
日期1914年8月27日－11月16日[1]
地点
中国山东与胶州湾租借地
36°4′N 120°23′E / 36.067°N 120.383°E / 36.067; 120.383坐标：36°4′N 120°23′E / 36.067°N 120.383°E / 36.067; 120.383
结果 日英联军胜利
领土变更 日本占领青岛至1922年
参战方
协约国：
 大日本帝国
大英帝国 英国		 同盟国：
德意志帝国 德国
奥匈帝国 奥匈帝国
指挥官与领导者
兵力
地面部队：[2]
51,880名日军
1,390名英军
146门火炮
封锁舰队：[2][3]
4艘战列舰
3艘装甲巡洋舰
5艘防护巡洋舰
26艘驱逐舰
2艘海防舰
1艘水上机母舰		 地面部队：[4]
4,920名士兵
港内船舰：[5][3]
1艘防护巡洋舰
1艘小巡洋舰
2艘雷击舰
4艘炮舰
伤亡与损失
日军：[6][7]
415-727[8]人死亡
1,451人受伤
1艘防护巡洋舰
1艘驱逐舰
3艘扫雷舰
英军：[6]
13人死亡
61人受伤		 德奥官方资料：[9]
195人阵亡
约500人受伤
4,042人被俘

青岛战役（日语：青島の戦い，德语：Belagerung von Tsingtau）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进攻德国胶州湾殖民地及其首府青岛的一场战役，也是一战远东战区唯一的一场战役[10]。

青岛自1898年在德国强租后，成为其殖民地，建有大量现代化设施和军事要塞，也是其“东亚分舰队”母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英日同盟”为由加入战争，借此谋求在中国的扩张以及报复19年前德国协同法国和俄国强迫其放弃辽东半岛权益之耻辱。1914年8月15日，日本向德国递交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将港内舰队解除武装，并无条件移交胶州予日本，为德国所拒。8月23日，通牒期限已至，日本对德宣战。27日，日本海军开始对胶州湾进行海上封锁。9月2日，日军于宣布中立的中国领土——山东龙口—莱州一线登陆。同月19日，日军再于青岛东北崂山仰口湾登陆。27日，驻守胶州的德军已陷入四面合围的情势，但依托现代化防御工事使日军难以推进，直至11月1日日军发动总攻，德军弹药耗尽，各要塞最终纷纷投降。11月7日，德军总司令麦维德签署降书。10日，日军占领胶州湾全境。

日本占领青岛后一直到1922年撤军为止，透过武力、移民、商业活动等方式实质控制了中国山东全境，也改变了列强在华势力格局，加深了中日两国间的矛盾，更对中国近代历史造成深远的影响，日本从此确立了箝制北京的战略优势，于占领青岛两个月后提出了危及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要求”，日后“山东问题”更成了中国加入世界大战、参与巴黎和会的关键因素，也进而引发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

背景[编辑]

德国在胶州湾的殖民统治[编辑]

更多信息：胶州湾租借地

青岛位于中国山东半岛南部，是山东半岛的门户，东临黄海、渤海，是具交通枢纽、海防要塞和商贸口岸的多功能城市，其境内的半封闭海湾——胶州湾港阔水深，向北可控制京津，南下则可通达江淮，两者皆具有很高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地位[11][12]，有“能为京师患者，莫如山东”一说[12]，也因此成了列强欲夺取的目标。身为列强之一的德国也因商贸活动蓬勃发展，迫切需要海外据点，早在统一前普鲁士地理学者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即曾两度前往中国考察，其于第三次考察之旅中注意到山东的煤炭资源，并从地图上得知胶州湾此一海湾，他在报告中称胶州湾是“中国北半部最大和最好的港口”，认为有优越的装船条件，也可修建铁路将省府济南连接，为山东出口煤炭带来便利[13]。不过当时因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力主欧洲的均势，在殖民事务上相当节制，直到1888年登基的新皇帝威廉二世才抛弃此一“大陆政策”，展开走出欧洲、追求世界强权地位“世界政策”[14][15]。

1895年3月13日，中国因“甲午战争”战败而被迫同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德国政府担心中国若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将为其于东亚的扩张造成严重障碍，因此联合俄国和法国对日进行强硬干涉，日本基于军事和外交上的劣势，被迫放弃永久领有辽东半岛，是为“三国干涉还辽”[16][17]。“甲午战争”后，德国海军将目光放到东亚，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莱因哈特·舍尔以及海军国务秘书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德语：Friedrich von Hollmann）等人皆认为取得一个海外基地，为远东施加本国影响力、制衡中日两国成了急迫之事[18]。在历经一番选港之争后，德国最终选定占领胶州湾。不久后，中国发生“巨野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威廉二世以此为借口，动员海军于1897年11月13日出兵占领胶州湾，并在1898年3月6日迫使清政府签署了《胶澳租借条约》[19]，德国租得胶州湾及南北两岸陆地，租期99年，且一反将殖民地交给外交部管理的惯例，将胶澳租借地交由德国海军管理[20][21]。

德国占领青岛后将其定位为海军军事基地、港口和行政经济中心[22]，并以其本国都市为范本大力建设，从一个2万人口的小渔村发展为人口17万、已为中国第六大城的繁华港都，具备下水道、自来水厂、发电厂、水电管路、柏油马路、绿地、公园等，威廉二世称其为“德国文化模范区”[23]。1902年至1911年的十年间，青岛港的货运吞吐量从每年15万吨上升到200万吨，另外还修筑了从青岛至济南、长200公里的“胶济铁路”，使德国货船得以从港口进入内陆，运输德国所需的煤矿和铁矿。军事设施方面，青岛作为德国最大海外舰队——“东亚分舰队”的母港，设有良好的造船厂、补给系统和相当的舰艇保修能量[23]，且屯驻大量军队、炮台和坚固要塞也构成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见下节）[24]。

日本对山东的侵略意图[编辑]

更多信息：大陆政策 (大日本帝国)和大正政变

日本很早便试图占领山东，早在“甲午战争”前就曾多次派遣间谍收集威海、烟台等地的资料以为日后侵略准备，而在“甲午战争”时便出兵攻占了威海，甚至在拟定媾和条约时一度考虑将要求清廷割让山东，但因害怕引起列强干涉而未采纳。“三国干涉还辽”发生后，日本对此极其饮恨，日人将此称作“遗恨二十年”[12]，1906年时一名退伍的德国海军军官也对此坦言：“德日在法制、学术、教育领域极为亲善，但两国关系并不拘于此。此事（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日人对德国的感情全然一变”[25][12]。1898年德国强租胶州湾后，日本更为忿恨，称德此举“势必危急远东和平”，而其议院“日夜聚议，大有攘臂出头之势”，仅因后来德国支持日本对福建省的侵略而有所隐忍，改以经济渗透山东的形式，与德国资本进行争夺[26]。

1900年代初，日本因国内外多种因素而逐渐向对德开战的方向靠拢，先是1902年日本与英国缔结“英日同盟”，发动了日俄战争并打败俄国，之后因为德国在欧洲的崛起，英国同法国联合俄国予以制衡，并施压令日本与俄国改善关系，1906年恢复日俄外交关系，1910年又签署了《日俄协定（日语：日露協約#第二次日露協約）》，与此同时，日本也与法国于1907年6月10日达成协议，相互保证对方在亚洲殖民利益和领地[27]，这使得“三国干涉还辽”中两个当事国已与日本关系改善，而同为当事国之一的德国却渐与欧洲相同，在远东也陷入外交孤立的窘境，日本则已成英俄法在此一地区利益的保卫者[28]，其本身在山东的经济势力也日益增强，自日俄战争后向中国内地扩张的野心亦日趋膨胀，青岛和山东地区即成了日本亟欲攫取的目标[29][30]。

此外在1910年代，日本因为连年的战争和侵略活动而负有巨大的债务，政府在借不到外债的情况下只能加税，引发中产阶级和民众强烈反弹，陆军同时也逼迫政府扩充军备、再增设两个师团，内阁持续夹在军部期待扩军备战和民众要求减税之间的困境中，随之演变成民众要求自由民主、反断军部独断专行的“护宪运动”（又称“大正政变”）[31]。在外交上，日本的形势也逐渐恶化，虽然其于日俄战争中上升为地区强国，但“英日同盟”逐渐疏远，日本在南满推行排斥他国利益的作法也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形成挑战，导致美日关系恶化[31]。1914年7月的日本《中央公论》杂志对日本所处的危境有着下述评论：“贫困之日本此时不能在中国大力扩张利权，乃天数所使然，只能隐忍待时，等待再度发展之机。[31]”换言之，此时的日本迫切地需要能转移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目标，这也成了日后一战爆发后，日本主动对德宣战的直接动因之一[32]。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编辑]

日本加入战争[编辑]

参见：英日同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
神尾光臣中将，日军第18师团长，亦为进攻青岛部队之总司令。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王国宣战，不到一个月，欧洲各列强迅速卷入这场战争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远在亚洲的日本见此可扩张势力范围、增加国际影响力之良机，更是侵略中国之机会，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即在战争起因的“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不久称“怕他战不成，战则大妙”[33]；政界“元老”井上馨即认为这场战争是上天赐予的机会，乃“大正新时代的天佑”，他要求首相大隈重信与协约国团结确立日本在亚洲的权益[33]；参谋本部次长明石元二郎称日本无论如何必须进攻胶州湾，“胶州湾问题不过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可乘之机”[3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大本营陆军部》一书也对此战做出诠释：“此次日德战争，则可视为（日本）推行国策的手段而主动寻求的战争”[34]。

日本欲以“英日同盟”为由加入战争、进攻德属胶州湾，但该同盟条约事实上并未规范其参战义务，且英国对于邀请日本加入战争一事相当矛盾，一方面是自己在中国方面的“中国舰队”无力封锁德属胶州湾、需要日本强大的海军力量，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因此损及自身在亚洲的影响力，英国自治领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国和加拿大也皆担忧日本趁机在太平洋扩张[35]。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36]。英国也在同日正式决定向日本提出在战时保护其远东航运的请求[37]。8月7日，英国再请求日本协助摧毁中国水域内的德国武装商船巡洋舰[38]。8月8日，日本内阁做出参战决议[36]。8月15日，日本以《英日同盟条约》为由，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其内容与1895年前德国逼迫日本撤出辽东半岛几乎完全相同[39]，如今为要求德国于9月15日前交出胶州湾[36]，需立即撤出所有在中国和日本水域的德国舰艇和人员，并拆除青岛要塞，最晚于8月23日前答复。日本为安抚除了已卷入欧洲战争的列强外，唯一有实力干涉远东事务的美国，在该通牒中承诺日后会将胶州湾转交给中国，并对美国政府表示该通牒仅是依照英日同盟行事，无意侵略中国领土或寻求利益[40]。最终德国并未理会该通牒，日本便于8月23日正式对德宣战。8月25日，日本也对奥匈帝国宣战[41]。

早在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即于8月上旬便完成将用于对德战争的第一舰队（司令官加藤友三郎中将，驻横须贺）和第二舰队（司令官加藤定吉中将，驻佐世保）之准备，这些兵力占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全部实力约三分之一[42]。战争爆发后，第一舰队用于封锁黄海、掩护陆军部队登陆、防止德军“东亚分舰队”回头袭击，下辖3艘现代化战列舰、4艘轻巡洋舰和1个水雷战队（即驱逐舰中队）；第二舰队则用于封锁胶州湾，下辖3艘旧式战列舰（皆为日俄战争时俘获的俄舰）、2艘海防舰、1艘装甲巡洋舰、5艘防护巡洋舰、1个水雷战队（之后第一舰队的水雷战队转而加入）和1艘水上机母舰[43][44]。陆军方面，参谋本部于8月3日即开始规划进攻青岛之作战方案[45]，投入的地面部队以第18师团为主力[注 1]，下辖第23、第24共两个步兵旅团、1个骑兵联队和1个野战炮兵联队，并抽调原属第3师团的第29旅团归属第18师团指挥。除此之外，日军还出动了包括2个野战重炮兵联队和4个独立重炮兵大队在内的大量炮兵，共有48门野战重炮、48门攻城重炮、野炮和山炮50门[47]。陆军部队统一由第18师团长神尾光臣中将指挥，编有51,880人和12,000匹军马[47]。除此之外还有英军从“中国舰队”调来的旗舰——战列舰“凯旋号（英语：HMS Triumph (1903)）”、驱逐舰“乌斯克号（英语：HMS Usk (1903)）”、“凯内特号（英语：HMS Kennet）”助阵[2][7]，地面部队则有纳撒尼尔·巴拿齐斯顿准将指挥的第36锡克步兵团（英语：36th Sikhs）与第2南威尔士边防团（英语：South Wales Borderers）部队[4]，共计1,390人[47]。

德国方面的准备[编辑]

德国胶澳总督海军上校麦维德，为德奥守军总司令。

早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欧陆已战云密布时，德国“东亚分舰队”司令马克西米连·冯·斯比中将便意识到一旦战争爆发，孤悬于海外的青岛要塞迟早将落于敌人之手，落入与日俄战争时受困于旅顺港的俄军“太平洋舰队”相同的结果，因此早在6月便率领舰队主力前往更具回旋余地的太平洋岛屿，而远东地区的德舰只剩下小巡洋舰“埃姆登号”、“鸬鹚号”、雷击舰“大沽号（德语：SMS Taku）”、炮舰“虎号”、“黑鼬号”在青岛，雷击舰“S-90号（英语：SMS S90）”在烟台、炮舰“猞猁号”、“美洲虎号（德语：SMS Jaguar）”分别在上海和长江下游，河川炮舰“水獭号（德语：Otter (Schiff, 1910)）”、“祖国号”在长江上游、“青岛号（德语：SMS Tsingtau）”则在珠江的东江[48]。8月1日，德国胶澳总督府接获德国已参战的电报，随即发出动员令，“S-90号”、“猞猁号”与“美洲虎号”皆返回了胶州湾，“青岛号”则在珠江自行凿沉，“水獭号”与“祖国号”则卖给了中国政府，后三艘船员以及所有德国在华在乡军人与侨民皆设法经由陆路集中于青岛[48]。原先访问烟台的奥匈帝国海军“伊丽莎白皇后号”防护巡洋舰也于开战后接获命令，加入德军战斗序列[49]。

青岛作为德国经营多年的军事要地，拥有许多现代化防御工事和要塞，大致可分作海陆两方面，海防部分以前海一线修筑的五座海防炮台为核心，分别是：团岛炮台、台西镇炮台、衙门炮台、俾斯麦山炮台、汇泉角炮台（其中有三处可以转向内陆[50]）[22]，入口处还布设了机械水雷、浮动水雷和水下障碍物，沿岸也设置了纵深达4公里的铁丝网，湾内尚有舰艇巡逻[50][24]；陆防则以山头上修筑的四座炮台——俾斯麦山北炮台、伊尔蒂斯山北炮台、伊尔蒂斯山东炮台、仲家洼炮台为主[22]。在1914年日德战争爆发前又抢修了12座临时炮台[注 2]。除炮台外，德军也沿着西北胶州湾内至东南湾外黄海一线构筑了大量的步兵堡垒工事，共有五座主要堡垒群[注 3]，地处距海泊河河床西至百米远的高地，拥有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优势，河床和堡垒间还挖有深5米、宽约6米的壕沟，另外还布置了带电铁丝网、地雷和鹿砦等物[24][22]。陆上主要防线则由三道组成：一，山东沿海岸至台东镇西北海岸。二，太平山至台东镇炮台一线。三，八关山、青岛山、贮水山一线，而孤山至浮山、板桥坊至老虎山地区为前进阵地[51]。

除了依托工事外，德军还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对应战争：一、控制全部陆路交通，放进不放出，所有汽车也全部征用；二、布设水雷封锁海港，各船一律停驶；三、实施严格的灯火管制；四、检查市民信件，监视电讯通信。另外还出动军队到处捉拿苦力及脚踏车夫来弥补兵员的不足[52]。最终青岛要塞集结了主力为1,400人的第3海军陆战营（德语：III. Seebataillon (Deutsches Kaiserreich)）（下有4个步兵连）、海军炮兵第5营、东亚海军特遣队等约1,200人的部队，加上奥匈帝国驻扎于中国约100人的部队以及后备军人等，青岛共集结了正规军2,710人、预备役士兵1,424人、德国市民义勇兵105人、军舰水兵681人，总兵力为4,920人[4]，最高长官为胶澳总督海军上校麦维德，陆军指挥官则为弗里德里希·冯·克辛格（德语：Friedrich von Kessinger）中校[53]。

中国试图中立与收回胶澳[编辑]

一战爆发之初，中国的袁世凯政府便认知到战火可能延烧到列强在华租借地，因此8月3日透过美国驻华使馆希望同当时尚处中立的美国联合，由后者出面劝告各参战国勿于包括租借地在内的中国领土和附近水域进行军事行动[54]。6日，中国政府宣告中立，并发布《局外中立条规》24条，又与美日两国提议由三国联合劝告交战各国“限制战区”，以使“战祸不至及于东方”[54]。8月7日，中国外交部向各国公使发出照会。8月12日，各国宣布承认中国中立[55]。至于美国的反应较为谨慎，但仍给予支持[54]；日本则极为愤怒，大隈首相于8日责问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中国是否想联美反日？又称“宣言战区，如他国不听，须以武力干涉。美国总统仅以空头警告，有何效力。各国大战在即，尚需熟视战机。德虽与日不表敌意，青岛舰队难免与英法冲突。日以英国同盟关系，如东方有战，日本不能中立。总须东方德舰灭尽，海面方告和平。”之后日方逼迫中方交出外交总长与驻美公使的往来函电以供其审阅，还以流亡于日本的反袁势力为筹码，威胁将在中国造成治安问题。袁政府最终只得取消限制战区之提议[56][54]。

除了中立的主张外，中国国外不乏有如梁士诒几位人士主张参战，认为一可从德国取回青岛，二可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三则能在战后和会占有一席之地，亦可直接参与国际事务[57]。面对日本一副即将进入中国作战的情势，梁士诒向袁世凯建议采取主动，就青岛问题向英国取得谅解，一面包围青岛，一面又与德协商收回胶州湾租借地及德国在华利益，若成功日本便没有出兵之理，但袁并未应允[58]。随着战争的爆发与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德国也认知到自己在华殖民地的危急处境，因此德国驻华代办马尔赞以私人身份拜访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琦，提议将胶澳租借地交还给中国，此举不仅能消除日本出兵的理由，还能透过《胶澳租借条约》第一项第五款规定，因租期未满前自愿将胶澳归还中国，得自中国要求德国在胶澳大笔城市建设、胶济铁路的资金赔偿，且日后战争结束中国还要在相宜之处再给德国找一块殖民地[59]。

对此提议，中国曾探寻各国态度。8月19日，外交部参事顾维钧赴英国驻华使馆探寻英国态度，后者驻华公使朱尔典表示即使德国愿意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而交还中国胶州湾，日本仍会开战，故劝告中国“不宜与（德）商”；同日，交通总长梁敦彦询问美国驻华代办马克谟，希望由美国出面交涉，先由美国接收德国的胶澳权益，再将其转交给中国，从而避免战争，但美国不愿为此得罪日本而拒绝[60]；至于日本，因耳闻青岛交还事务，即于8月15日威胁中国禁止从德国手中接收青岛，称：“中国议收回胶湾，此事不向英日咨，直接与德商，必生出日后重大危险。嘱警告政府，速即停止以上之进行。[61]”8月20日，驻华公使日置益更是照会中国外交部，称“胶州湾问题与中国政府无关。日本期望中国政府对此问题持绝对消极立场。[60]”德国也在8月19日时因为在欧洲战场占居上风，认为战事很快结束，故收回交还胶州之提议[60]。在上述建议失败后，中国政府还一度考虑对德宣战——与英日联军合攻德国胶澳，并愿意提供五万兵力，但同样皆为英日所反对，日本外相加藤高明表示：“中国既守中立，自无预战之理。”至此，中国试图阻止日本在胶州湾开战的努力终归失败[62]。

战斗序列[编辑]

胶澳德奥卫戍部队[5][3]
日军与英军封锁舰队[2][3]
日军青岛要塞围攻军与英军[2][3]

战斗[编辑]

海上封锁[编辑]

8月27日，加藤命令第二舰队开始对胶州湾进行封锁，范围自北纬35度14分至北纬36度7分、东经120度10分至东经120度36分，并通告中立国及友邦“限24小时内退出封锁区域，若有不满此封锁者，依照国际公法及日本和中立国之约，以应行之手段处置之”[63]。8月28日午后0时5分，加藤率领第二舰队驶向胶州湾，与前哨舰“石见号”、“常磐号”汇合。29日清晨，开始封锁胶州湾[1]，连同先前在8月14日与23日切断烟台和上海的海底电缆的行动，日军已使胶州湾陷入对外断讯的情势[64]。

日军主要实施封锁的舰队为“高千穗号”和第一、第二水雷战队，第一线由驱逐舰构成，第二线则是“高千穗号”和数艘特设炮舰组成，随后又加入了英军远东舰队旗舰“凯旋号”战列舰和数艘老式驱逐舰，日军部队也迅速登陆了湾外的两座小岛——大公岛和竹岔岛，在上面建造了信号发送站、航海探照灯等设施以进行扫雷作业[64]。接着约两个月的时间里，封锁舰队始终停泊于湾外，协助掩护陆军运输舰、对地面炮火支援和防止德舰的偷袭[53]。然而，第二舰队在封锁之初便受到损失；8月31日夜，“白妙号”、“白雪号”和“松风号”三艘驱逐舰外出执行任务，“白妙号”却突然被德军探照灯照亮，因其试图躲避而被胶州湾外灵山岛附近的暗礁搁浅，其他日舰试图抢救，但受德军“汇泉角炮台”开炮驱赶[65]。9月4日，“白妙号”被岸炮掩护下出击的“美洲虎号”炮舰击沉。与“白妙号”同行的“白雪号”也被岸炮击中船尾，之后被友军舰队救走[66][67]。

日军登陆至突破德军外围第一防线阶段（9月2日至9月28日）[编辑]

第一批日军登陆龙口后向胶州湾挺进之示意图，由于天候恶劣，日军登陆作业异常困难，之后又因为洪水袭击，使得内陆行军同样困难。

日军计划在完成封锁后，将于山东半岛北部的莱州湾龙口登陆，从后部包抄青岛，此举既可避免部队抢滩时遭德军攻击，也能躲避西方列强之视线，在中国当地劫掠军需物资[68][注 4]。然而龙口距离青岛240公里远，既不是德国租借区也不是警戒地区，在中国已宣布中立的情况下，日军不能登陆此地[69]。因此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于8月25日向袁世凯政府要求将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为“中立区”（或称“战区”、“行军区”），以供日军假道，由于此区域远超过攻击胶澳的交战范围，袁政府因担忧引起中外哗然而未应允[69]。29日，日本再度要求袁政府将潍县至诸城划一条线，此线以东区设置为战区，并表示中国即使不同意，日军也不会变更计划，还威胁道若中日军队发生冲突后果自负[69]。袁政府随后应允，划设潍河以东、海庙口、掖县、平度以西为行军区。胶济铁路则以潍县为界，以东直至青岛区域皆由日军处置，以西区则为中方军队保护。袁政府还撤出了莱州、丈岭等地的驻军以向日军示好，并表示“凡事若先与我商，苟可通融，无不竭力”，尽量给予方便[69]。

8月28日，日军第18师团登陆部队自长崎出发，先于30日在朝鲜木浦集结，后在31日由第二舰队第6战队护航下，29,000人的先头部队于9月2日登陆龙口[70]，首先上岸的是山田良水（日语：山田良水）少将指挥、兵力8,000人的第24旅团（山田支队），下有1个步兵大队、2个机枪大队和一些第22骑兵联队的部队。9月3日，山田支队已完成登陆，山田便下令骑兵队作为前导，赶紧向距离110公里远的平度进攻，9月10日才抵达[71]。然而天候恶劣使登陆作业比预计晚了8天（9月15日）才完成，且因为连日暴雨、洪水泛滥、给养不足、士气不振等因素，行军缓慢，至9月10日时师团主力都还在掖县以北[72][11]。11日，日军骑兵队往即墨挺进，该地距青岛仅40公里，且有相对良好的道路，是日军重要的目标，途中遭遇德军的小股部队，后者也迅速撤退之[65]。14日中午，日军骑兵中队占领即墨，主力则直到24日才占领当地[11]。

9月18日（有说法称19日[73]、20日[11][67]）[70]，由堀内文次郎（日语：堀内文次郎）指挥、约12,000人的第二批特遣队（堀内支队）在第二舰队第6战队的三艘巡洋舰炮火支援下，于青岛以东30至40公里的仰口湾登陆[73][70][74]。23日，“堀内支队”与英军巴拿齐斯顿准将指挥的英军会合，与其形成对青岛德军的陆上包围，并派遣独立步兵支队往潍县、济南前进。26日，日军占领了潍县，而第18师团主力向石门山及其东西地带进攻，进入楼山后、罗圈涧一线，“堀内支队”则推进至峪夼、旱河一线[75][70]。27日，第18师团向板桥坊与202.4高地进攻，并击溃了当地德军的顽强抵抗，“堀内支队”则击退北龙口、南宅科一带的德军警戒部队，当夜已进至浮山、孤山的德军阵地前[67][75]。28日中午，日军野战重炮第3联队的24门三八式15厘米榴弹炮抵达前线，海军重炮队第1中队的4门重炮也抵达海岸线，在其掩护下，日军透过白刃战突击，于当天午前占领了当地的浮山、孤山第一道德军防线，并以重炮轰击港内德军舰艇，小巡洋舰“鸬鹚号”、“猞猁号”、“黑鼬号”炮舰和“大沽号”雷击舰皆因为中弹受损而被迫自沉[67][75]。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9月5日午前9点15分，一直因天候恶劣未能出击的“若宫丸”执行了首次的航空侦查任务，一架“法尔曼式”水上飞机（英语：Farman MF.11）起飞，飞行高度1100米、时间持续两小时，除了对德军青岛的布防进行侦查外，还投掷了炸弹轰炸，这是世界上第一次舰载航空兵实战行动，也由此了解德军港内仅存“伊丽莎白皇后号”、“S-90号”和少许小型舰只，使日军士气大振[53][66]。此后，日军持续不断地发动侦查与空袭行动，共合计49次，总飞行时间71小时，投下炸弹199枚，确认有命中6或8枚，无法确认者则有16枚[53]，其中还炸毁了德军设于信号山上的无线电台，使其无法接收自加罗林群岛雅浦岛的电台发送、来自本土最高统帅部的指令[76]。

陆上包围德军衔段（9月29日至10月30日）[编辑]

以四五式240毫米榴弹炮轰击德军要塞的日军炮兵。

在外围防线已被突破的情况下，德军不愿坐以待毙，派遣350人组成的突击队于10月2日夜袭正在四方山上修筑重炮阵地的日军，但因为兵力不足而被击退。之后德军多次组织反击行动，企图改善被围而逐渐不利的防御态势，但因为受限于火力、兵力与后勤方面的限制而都未能扭转逐恶化的战局。日英联军的陆上包围封锁了德军的互勤补给，使其最终战败的结局已成时间问题[77]。9月29日，英军“凯旋号”与日军“周防号”对德军俾斯麦山和伊尔奇斯山上的要塞展开猛烈炮轰[78]。30日清晨，日英联军自陆海同时发动攻势，德军的大港码头油库和油池等军事设施被毁[78]。10月2日，日英联军战列舰在水上飞机的协助下，再度炮轰德军炮台，而德军则利用气球、飞机和侦察兵等手段掌握日军炮兵阵地的位置，透过无线电指挥要塞和炮舰对其轰击，每日平均炮击约1,500发，也因此日本海军派遣飞机重点轰炸青岛的无线电信局[79]。

在日渐不利的局势下，德军“S-90号”雷击舰受青岛海军司令部之命突围，转移至上海。为躲避日军视线，“S-90号”上搭载两个假的铁皮烟囱，伪装成日军驱逐舰[77]，于10月17日晚上7点天气恶劣时借着夜雾掩护，突破了日军第一道封锁线，但到了第二道封锁线时的凌晨0点15分遭遇了日军防护巡洋舰“高千穗号”，这艘船9月6日才加入对德封锁行动，并未发现“S-90号”，后者舰长决定对其发动鱼雷攻击[79]。“S-90号”发射的一枚鱼雷击中了“高千穗号”，还引爆了其搭载的补给用鱼雷，进而沉没，日军官兵共271人阵亡，仅13人幸存。然而“S-90号”也被其爆炸喷散的破片所伤，转向西南方撤退，而日军发现爆炸后随即大量集结而来[79]。“S-90号”急驶数小时后进入了非交战区，于18日清晨时于距离青岛约60英里的日照石臼所岸边撞上暗礁，“S-90号”的65名官兵只得引爆其主炮和舰体、放弃该舰，向前来执行中立条规的中国军队缴械和寻求保护，随之送往南京拘管[79][80]。然而日军再度侵犯中国的中立地位，闯入该海域强行卸去“S-90号”的武器，改挂日军旗帜，并企图拖走该舰[80]。

10月21日，日英联军的陆上包围圈形成，其阵位避开德军的正面炮火，从德军阵地的背后以半圆形包抄，结合其兵力和火力的优势逐渐逼近。10月29日至30日，净法寺五郎少将指挥的右翼部队已进入四方、朝家庄、东吴家村、田家村、辛家庄[78]。

总攻阶段（10月31日至11月7日）[编辑]

被德军自沉于港内的船舰。

10月31日，日军兵分四路发动总攻：[80][81]

  • 右翼队：由净法寺五郎少将指挥，以步兵第67联队（日语：歩兵第67連隊）、第18工兵大队、第1特种山炮小队组成，负责向海岸堡垒进攻。
  • 第1中央队：由英军准将巴拿齐斯顿指挥，以英军南威尔士步兵团1个营、第36锡克步兵团1.5个营以及日军步兵第48联队下1.5个小队、第18工兵大队第2中队的1个小队组成，负责进攻台东镇堡垒。
  • 第2中央队：由山田少将指挥，以步兵第48、第56联队（日语：歩兵第56連隊）、第4独立工兵大队组成，向台东镇东堡垒和中央堡垒进攻。
  • 左翼队：由崛内少将指挥，以第46（日语：歩兵第46連隊）、第55联队（日语：歩兵第55連隊）、2个特种山炮小队、1个重炮大队、第1独立工兵大队等组成，负责进攻小湛山北堡垒、小湛山堡垒。

日本陆海军集结大量火力，从清晨开始连续七天的压制性与破坏性炮击，发射炮弹约1600吨。10月31日当天，俾斯麦山炮台与伊尔蒂斯山炮台皆受到严重破坏，其中一枚榴弹直接命中“伊丽莎白皇后号”，造成五人当场死亡，但该舰还是持续战斗到射完最后一发炮弹，11月1日凌晨3点，奥军为不使其落入日军之手而开启海底阀门将其自沉[82]。日军的炮击还击中了青岛的煤油储备所，引发了火灾，发电厂也中弹无法运作，要塞电网等设备瘫痪。同时日军个编队展开进攻，在自军炮火掩护下挖掘散兵壕作为阵地逐次推进，11月1日占领了四方至浮山所的第1攻击阵地，3日夜间再占领了从海泊河水厂经西吴家村、亢家庄东侧高地至浮山所西约500米的第2攻击阵地。5日中午前，德军炮台已几乎打光了所有的炮弹。6日夜，日军发起了三次的连续冲锋进攻，占领位处德军各堡垒附近的海泊河右岸的第3攻击阵地[78][83]。

7日凌晨，日军再度对青岛要塞发动总攻。上午1点40分，第2中央队左翼部队攻占中央堡垒，5时10分攻占小湛山北堡垒，5点30分右翼队也攻占台东镇东堡垒。6点30分，第2中央队和右翼队攻占伊尔蒂斯山炮台、俾斯麦山炮台和太平山一带的高地。7点，日军右翼队攻占海岸堡垒，第1中央队攻占台东镇堡垒。7点30分，青岛要塞全境为日军所攻占。德军在要塞被攻陷前炸毁了所有炮台，毁掉除了手提武器外的所有军火和物资，运兵船、码头设施、浮船坞、起重机、数艘万吨级海轮皆自沉[84]。德军眼见弹尽粮绝，于观象山上竖起白旗，并派出代表与日军代表在东吴家村会谈[84]。下午4点，胶澳总督麦维德签署降书。11月16日，日军进入青岛市区，青岛战役结束[78][85]。

结果[编辑]

伤亡战果与对一战的影响[编辑]

1920年乘船返回德国威廉港的青岛德军战俘们。

日本在青岛战役中付出少许的代价便攫取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青岛和“胶济铁路”，双方伤亡根据资料来源有所差异，查尔斯·伯顿·伯尔迪克（德语：Charles B. Burdick）提出日军415人死亡和1,451人受伤、英军13人死亡与61人受伤，德军则有199人死亡、294人受伤和4,689人（含奥匈士兵）被俘的数据[6]，而根据德奥官方资料，共有其官兵195人阵亡、约500人受伤、4,042人被俘[9]，这些德奥俘虏（日语：日独戦ドイツ兵捕虜）后来被送往日本战俘集中营拘留数年[6]。

在物质方面，日军虽也损失了1艘防护巡洋舰、1艘驱逐舰和3艘扫雷舰[7]，但从德国手中缴获包括150门大炮在内的大量各类战利品，价值达7,000万日元，超过了其出兵山东总费用的6,500万日元[86][87]。青岛战役的胜利为日本政府大肆渲染，神尾光臣中将和当时的陆军大臣冈市之助（日语：岡市之助）皆被封为男爵，参战士兵共获得14.5万余枚的各式勋章，数以百计的官兵获得晋升，连每一位国会议员都受到奖赏，以至于有三位议员因“无功不受禄”而婉拒天皇赐予的礼物，此前日本历史上从未出现过[86]。

对协约国而言，青岛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军事上，英日联军消灭了德国在东亚大陆的最后据点，保障了远东海上交通的安全[7]。在政治层面上，此战彰显了“英日同盟”的价值，巩固了两国的战时合作关系，为之后的海军合作有了良好的开端[7]，此战尽管规模虽然不大，但其胜利鼓舞了协约国的士气[88]。

日军占领青岛[编辑]

原德国胶澳总督府，日军占领青岛后便将其作为青岛守备军司令部。

尽管中国居于中立，日德两国军队在青岛的战斗仍为当地的居民造成人命和物质的损失，青岛居民因战乱有1548户住家被毁、中弹身亡40余人、财产损失约1,900余万元[89]，德军大量拆毁中国人的民宅来充作防御工事、冻结和侵吞中国人的大量财产，中国平民也时有在逃亡时遭德军所杀的情况[90]；而日军更是自登陆后便开始大量施以暴行，包括抢劫、强奸等，仅掖县因遭奸污而寻死之女性便有十多人[90]，日军进抵平度后，更发布《斩律五条》，通告中国平民触犯下列“罪行”者即处死刑：一、妨碍我军一切行动者处斩；二、若有切断电线或侵损者处斩；三、拘送该犯或指名密告者重赏；四、知罪不举，窝藏匪徒，邻居乡保从重治罪；五、如于该村一人之犯，该村人民尽处斩刑。仅胶东行军区内，日军即枪杀毙命约97人，伤残者238人[91]。日军一次著名的暴行即发生于9月15日的即墨西北乡毛家岭村，通称“毛家岭惨案”，日军因当地村民没有满足其要求，打死打伤村民10余人、抓走5人，而全村36户居民的164间民房被日军付之一炬[92][93]。

1914年11月16日，日军宣布对青岛实施军事管制，19日便发出第一号军令，设置“青岛”与“李村”两个军政署，任命吉村健藏中佐和多贺宗之为军政署委员长。27日，“青岛守备军”司令部成立，由神尾光臣担任司令官，直属于日本天皇[89]，至1917年，改设置为民政署。日本在占领统治青岛期间，就政治上实施了严格的军政管制，日本宪兵与警察可以随意逮捕、关押、审讯和残杀中国居民，严禁一切群众聚会或反日活动，并以其独揽山东的地位干涉中国内政、积极培植亲日势力；经济上，日本没收了德国在青岛和山东、连同中德合办企业在内的所有财产，且以青岛为中心，透过强占而来的胶济铁路扩张其势力范围，进行资源掠夺、经济统制（据计日本占领青岛8年的时间仅“胶济铁路”就获利了5126万元、掠夺山东的煤铁矿产则获利2260余万元、港口贸易收入1.1亿元）、利用经济特权大量倾销日货，使山东原有的农村经济与手工业生产受到严重打击；社会上，鼓励日本人移居青岛，投资设厂，这些新移民直接强占了因躲避战火而逃难的中国房屋财产，占领当局亦以低于德国收购价钱的一半大量强买土地；文化教育上，日本规定各校必须学习日语、大力扶持日文报刊、开办侨民学校（如青岛日本高等女学校），推行便于殖民统治的奴化教育[94][95][96]。

“山东问题”[编辑]

更多信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山东问题、二十一条要求、蓝辛-石井协定和五四运动
1922年12月10日，青岛主权回归中国仪式。

战后日本一反先前的承诺，对外表示当初对德最后通牒中“将胶州湾交还中国”的内容无效，其军部报纸《国民新闻（日语：國民新聞）》便提及关于最后通牒的承诺“已因德人拒绝而无效”，“胶州湾可视为战利品，毋需归还中国[97]”。外务省则称青岛前途只得待战争结束，由中日商谈解决[97]。外相加藤于1914年11月10日以中日未曾订过必须归还胶州的协议、通牒上的宣告“无论如何不能够成一种诺言”为由，拒不撤军[97]。

日本对山东的侵略行径以及中国在外交上的软弱引发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日浪潮，形成北京政府强大的压力，不得不在1915年1月7日正式照会英日两国公使，声明取消战区，恢复中立状态，并要求占领胶澳铁路的日军撤回至胶澳租借地内。然而日本反借此指控中国“独断处置”、“轻视国际信义”、“不顾邦交”，之后又在18日以国家“受辱”之名，提出“二十一条”要求[98]，不仅第一号第一至第四款要求北京政府承认日本接收德国此前于胶州湾的所有殖民权益，还想占领整个山东省[99]，而第五号更是企图控制中国的军警系统，将整个中国沦为殖民地。北京政府只得进行多次的交涉和谈判，日军为使中方接受不惜动员军队威吓，日俄战争胜利后驻扎于满洲以及山东的日军对北京政府形成夹击之势，后者蒙受巨大的压力，在最终日本因国际舆论而撤回第五号后，北京政府接受了其他所有的条件[100][101]。

此举更引起中国国内的不满，进而才有参战、以“战胜国”身份处理“山东问题”之想法，中国政府内部的主战派因此崛起，最终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然而“巴黎和会”上，同为战胜国的日本以“二十一条”为据，坚持接管山东，而列强对日妥协，允许了其接管要求[102][103]。对战后和约收回山东的寄望破灭后，中国爆发了大规模学生运动，是为“五四运动”，全国各大城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抗议，中国代表团也因为民意的压力拒绝在和约上签字[104]。两年后，1921年11月12日由美国总统沃伦·盖玛利尔·哈定召开解决太平洋和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使“山东问题”再度被提上议程，经过3个月反复的谈判，中国最终收回了青岛主权以及山东的权益，并额外付出了6100万日元的代价[104]，日本虽撤离了青岛与山东，但仍保有诸如中日合办企业等经济特权[105]。

尽管青岛战役仅60多天，但却对中国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政府和国民皆造成巨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北京政府软弱的中立政策严重挫败了袁世凯和北京政府在全国的威望[106]，而日军进犯中立区、其所及处大量犯下暴行、乃至于战后强占青岛、以武力逼使中国政府签署“二十一条”等使得中日两国关系进入了历史上的转折点。此前，甲午战争后的日本被中国视为重要的学习对象，即使其参与八国联军逼迫中国签下《辛丑和约》后，双方仍维持了十多年的缓和，纵使再发生了日俄战争，两国关系也并未有明显波折[107]。然而青岛战役后，两国之间的信任感彻底崩溃，日本自此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最大的潜在威胁，并引发后者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108]。

相关条目[编辑]

注释[编辑]

  1. ^ 有论者称，之所以挑选第18师团是因为当时其他师团皆于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有着功勋，但出兵师团限额一个，只好给日俄战争后新设的两个师团之一、毫无作战经验的第18师团[46]。
  2. ^ 大港油库、毛奇、台东镇西、台东镇、伊尔蒂斯山、伊尔蒂斯山南、伊尔蒂斯角北、伊尔蒂斯角、仲家洼西和大港活动炮台[22]。
  3. ^ 小湛山、小湛山北、中央、台东镇东、海岸堡垒[22]。
  4. ^ 据记载，日军在登陆后即掠夺当地百姓，仅平度一地就迫使后者5天内交出猪羊各1000头、鸡2000只、粮食500万斤和小推车500辆[68]。

注脚[编辑]

  1. ^ 1.0 1.1 李洋（2014年），第225页
  2. ^ 2.0 2.1 2.2 2.3 2.4 章骞（2013年），第94-96页
  3. ^ 3.0 3.1 3.2 3.3 3.4 Stephenson（2017年），第95、128页
  4. ^ 4.0 4.1 4.2 刘平 & 江林泽（2014年），第56页
  5. ^ 5.0 5.1 章骞（2013年），第91、94-96页
  6. ^ 6.0 6.1 6.2 6.3 Stephenson（2017年），第158页
  7. ^ 7.0 7.1 7.2 7.3 7.4 胡杰（2018年），第108页
  8. ^ Denis（2000年）
  9. ^ 9.0 9.1 王玉麒（2015年），第525页
  10. ^ 刘平 & 江林泽（2014年），第52页
  11. ^ 11.0 11.1 11.2 11.3 宋青（2009年），第43页
  12. ^ 12.0 12.1 12.2 12.3 李尧星 & 杜津威（2017年），第73页
  13. ^ 孙立新（2014年），第253页
  14. ^ 余凯思（2005年），第81-82页
  15. ^ 孙立新（2010年），第33页
  16. ^ 孙立新（2014年），第254页
  17. ^ 余凯思（2005年），第83-84页
  18. ^ 孙立新（2014年），第254-255页
  19. ^ 孙立新（2014年），第256-265页
  20. ^ 张树枫（2005年），第238页
  21. ^ 李厚基（1991年），第175页
  22. ^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张树枫（2005年），第239页
  23. ^ 23.0 23.1 王玉麒（2015年），第520-521页
  24. ^ 24.0 24.1 24.2 黄尊严（2004年），第38页
  25. ^ 黄尊严（2004年），第5页
  26. ^ 黄尊严（2004年），第6页
  27. ^ 李厚基（1991年），第181页
  28. ^ 李厚基（1991年），第182页
  29. ^ 黄尊严（2004年），第9页
  30. ^ 周荃 & 李厚基（1987年），第74页
  31. ^ 31.0 31.1 31.2 王雁（2016年），第23页
  32. ^ 黄尊严（2004年），第10、11页
  33. ^ 33.0 33.1 刘平 & 江林泽（2014年），第55页
  34. ^ 34.0 34.1 黄尊严（2004年），第4页
  35. ^ 胡杰（2018年），第105、107页
  36. ^ 36.0 36.1 36.2 章骞（2013年），第92页
  37. ^ 胡杰（2018年），第106页
  38. ^ 王雁（2009年），第99页
  39. ^ 李尧星 & 杜津威（2017年），第74页
  40. ^ 黄尊严（2004年），第24页
  41. ^ 胡杰（2018年），第107页
  42. ^ 章骞（2013年），第93页
  43. ^ 胡杰（2018年），第107-108页
  44. ^ 章骞（2013年），第94-95页
  45. ^ 黄尊严（2004年），第17页
  46. ^ 赵恺（2015年），第150页
  47. ^ 47.0 47.1 47.2 章骞（2013年），第94页
  48. ^ 48.0 48.1 章骞（2013年），第91页
  49. ^ 李洋（2014年），第216-217页
  50. ^ 50.0 50.1 章骞（2013年），第95页
  51. ^ 鲍中行（1990年），第306页
  52. ^ 胡汶本（1983年），第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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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54.0 54.1 54.2 54.3 黄尊严（2004年），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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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 王建朗（2005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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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 60.0 60.1 60.2 黄尊严（2004年），第22页
  61. ^ 侯中军（2015年），第300页
  62. ^ 黄尊严（2004年），第23页
  63. ^ 李洋（2014年），第217页
  64. ^ 64.0 64.1 Stephenson（2017年），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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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 68.0 68.1 赵恺（2015年），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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