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历史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转至: 导航搜索
马来西亚历史
Malaysian History.png
Flag of Malaysia.svg 马来西亚主题

马来西亚东南亚国家,马六甲海峡所具有的海上重要通道地位,带来了贸易和外国影响,从根本上影响着她的历史。接踵而至的外来影响力,包括来自西方,信仰佛教,印度教印度,信仰伊斯兰教中东,以及信仰基督教欧洲,以及北方的中国日本。紧接着是二十世纪中叶建立独立于外国殖民势力的国家。在文化上和语言上,今天的马来西亚马来群岛之间并没有多少的区别。然而,出自于外部的影响,今天的马来群岛地区被分划成六个不同的主权国家,即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文莱东帝汶。 lll

综述[编辑]

马来西亚成立前的历史,可按照外界影响的主要因素分为四个阶段:

  • 第四阶段:新移民的到来。殖民者为了满足经济的需要,大量引入华人印度人的劳动者,以满足在马来半岛婆罗洲所产生的殖民地经济需求,[1] 间接对马来民族的经济和职业上的支配势力造成威胁。

1942年1945年日本占领这个地区,给英国在东亚的势力与以致命打击。虽然日本占领的时期相当短,但是它激起了马来亚和其它地区的反殖民民族主义。马来人民族主义又激起了华人的反对。华人惧怕马来人和伊斯兰教的支配地位,许多华人因此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在英国军方的强烈镇压,以及马来人和华人政治领袖的协商退让下,共产党暴动被扑灭,1957年多民族的马来亚联合邦宣告独立。

1963年 8月31日,英属的新加坡北婆罗洲宣告独立,1963年7月22日,英属的砂拉越宣告独立,并于9月16日与马来亚联合邦参组马来西亚1965年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被迫独立(因为当时的马来精英惧怕新加坡的华人人口会削弱马来人占多数的人口比例)。马来西亚克服了这个危机,也克服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冲突的危机,但其内部的矛盾导致了1969年种族冲突。马来西亚进入紧急状态,政治生活和国民自由受到限制,这个措施维持至今。从1970年开始,马来西亚全国巫人统一机构在华人和印度人领袖的协助下组成国民阵线,在马来西亚几乎达到一党制的地步。

在巫统的统治下,马来西亚经济快速发展,但是人均GDP却只是被赶出门的新加坡的六分之一。巫统长期搞种族主义,马来西亚是马来人的马来亚压制非马来族的印度人和华人。

史前时代[编辑]

马来半岛沙巴砂拉越均有考古遗留出土。人类在这个区域栖息的最古老证据可追溯到距今四万年前。[2] 这些旧石器时代猎人可能是塞芒人的祖先,这个矮黑人群体在马来半岛具有极深的渊源。[3]

瑟诺伊人似乎是个复合群体,有一半的母系DNA谱系来自塞芒人,另有一半来自晚近从中南半岛迁来的祖先。学者主张他们是早期南岛语族农耕者的后代,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将语言与技术带到半岛南部。他们与塞芒人结合起来并混血。[4]

原生马来人具有较多样的源头。[5] 即使他们显示某些与海洋东南亚的关连,有些人具有来自中南半岛的祖先,约在距今二万年前的最晚近的冰期高峰。某些人类学家支持原生马来人源自今天中国云南的说法。[6] 接下来则是在全新世早期,经由马来半岛往马来群岛的人口扩散。[7] 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原生马来人遭到次生马来人推往内陆。次生马来人是铁器时代青铜时代的人群,其祖源部份来自柬埔寨越南占族。这些次生马来人是半岛上第一个使用铁器的人群,他们是现在马来西亚马来人的直接祖先。[3]

早期王国[编辑]

佛驮笈多石碑(Buddha-Gupta stone)定年在4世纪5世纪。出土于马来西亚威省,目前保存在印度加尔各答国立博物馆。这个石碑的复制品现存于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这是由一位印度商人佛驮笈多所奉献的,以表示他对于从印度平安抵达马来半岛所表示的敬意,这是印度与马来西亚在早年透过贸易而接触的证据。

印度文明马来群岛的影响,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古代印度人称马来半岛为黄金半岛(梵文Suvarnadvipa)。在托勒密的世界地图上,也称马来半岛为黄金半岛(拉丁语:Golden Chersonese),马六甲海峡则称为象牙海湾(拉丁语:Sinus Sabaricus)。[8] 印度商人来到马来群岛购买丰富的森林和海洋产品,并与和当时来到这里的华人商人进行贸易往来。华人与印度人在2世纪3世纪在此区域建立许多贸易港与城镇,依据中国史料记载,数量多达30个。在公元的最初几个世纪,马来半岛的人们信仰佛教印度教等等的印度宗教,并采用梵语做为书写文字。1世纪佛教印度教均在马来半岛立足,并从这里传布到整个群岛。

伊斯兰教经由印度传到马来群岛,而且有别于中东,这里的伊斯兰教受苏非主义的神秘传统所影响,并吸收某些马来人的原始泛灵论印度教传统。由于伊斯兰教是借由贸易者,而不是借由军事征服而引进的,因此并没有强加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政治习俗。由于大多数马来族群无法阅读以阿拉伯语写成的《古兰经》,因此马来地区的伊斯兰教不像阿拉伯世界那么严格。而且由于当地的马来统治者保有他们的权力,伊斯兰教士不像其它伊斯兰世界一般获得政治影响力。

2世纪3世纪有为数众多的马来王国,依据中国史书记载达30个。吉打,在古代梵语称为Kedaram或kataha,位于印度人贸易者与国王直接入侵马来半岛的路径上。根据地位于现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朱罗王朝皇帝Rajendra Chola,在1025年将吉打纳入版图,但他的继承人Vir Rajendra Chola必须敉平吉打的叛乱, 以打倒入侵者。

已知最早在现今马来西亚地区立基的王国是古代帝国狼牙脩,位于马来半岛北方的珍尼湖附近。它与位于柬埔寨扶南有着紧密关联,扶南统治马来西亚北部直到6世纪为止。依据《马来纪年》记载,高棉帝国王子Raja Ganji Sarjuna 在7世纪于现今霹雳州木威(Beruas)创立刚迦王国5世纪的中国史书提到南方的一座大港Guantoli,位于马六甲海峡之中。在7世纪,史书记载有一个新港口名为“室利佛逝”(Shilifoshi),据信这是当时唐朝三佛齐的称号。

三佛齐帝国[编辑]

东南亚三佛齐帝国地图(英文)

7世纪13世纪之间,马来半岛的许多地区由三佛齐帝国所统治。三佛齐到底在什么地方至今未能考证,估计位于苏门达腊东部某条河的入海口附近,有可能就是今天的巨港。三佛齐的国王统治着一个由苏门达腊的滨海地区、马来半岛和婆罗洲所组成的、松散的海上王国达700年。其中有部分时间,三佛齐也控制爪哇岛部分地区,不过爪哇岛上的各个小王国始终抗拒三佛齐的霸权统治。三佛齐是一个商业国家,欢迎每年一度来自中国和印度的船队到这里来做生意,有时甚至有从日本、阿拉伯伊朗的船只到达。三佛齐最大的敌人是北方的暹罗,暹罗多次试图从北部征服三佛齐。为了与中国结盟以对抗这些敌人,三佛齐向中国皇帝进贡,但从未受中国统治。

1025年1026年刚迦王国遭到古淡米尔国朱罗王朝皇帝Rajendra Chola I 攻打,使得三佛齐的第一个都城哥打格兰基因而荒废。朱罗王朝的入侵减损了三佛齐的威望,三佛齐曾将其影响力施展到吉打北大年,远至单马令

霹雳州发现的观世音菩萨铜制雕像,约在8世纪9世纪

2世纪的一首淡米尔文诗Pattinapalai,描写来自吉打的货物堆积在朱罗王朝首都的景象。7世纪的一出梵文戏剧Kaumudhimahotsva,将吉打称为卡达哈州(Kataha-nagari)。Agnipurana也提及卡达哈的领地以一座高峰为边界,学者相信这就是吉打的日莱峰。来自Katasaritasagaram的故事描写卡达哈的高贵生活。不久之后,信奉佛教单马令王国控制了吉打。在11世纪单马令国王Chandrabhanu利用吉打做为攻打斯里兰卡的基地,这个事件记录在泰米尔纳德邦Nagapattinum的石碑,以及斯里兰卡的编年史《大史》.

10世纪之后,三佛齐的势力开始减弱。三佛齐从来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10世纪中叶,它与爪哇的一系列战争显然削弱其商业发展,并导致国力衰敝。在11世纪,一支称为末罗瑜(Melayu)的敌对势力开始与三佛齐对抗。末罗瑜这个港口可能位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海岸的占碑省。末罗瑜的影响力,呈现在它是马来(Malay)这个字的字源这个事实上。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普及也削弱了信印度教的三佛齐国王的势力。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地区如亚奇脱离了三佛齐的统治。13世纪末,暹罗素可泰王国控制了马来半岛大部分地区。14世纪爪哇满者伯夷帝国控制马来半岛,成为其属地之一。但直到14世纪三佛齐依然控制着它最富饶的部分,所生产的香木、海产品、香料、腊和果干在中国和在西方均非常畅销。

马六甲和伊斯兰马来亚[编辑]

最早关于受到伊斯兰教义所影响的地方律法记录,以爪夷文书写。这是在登嘉楼发现的登嘉楼石碑。

位于马来半岛西岸的马六甲港口,是由来自三佛齐皇室的一位王子拜里米苏拉约在1400年建立的。《马来纪年》称他是亚历山大大帝后代。敌国征服巨港,导致他和其他人逃离。拜里米苏拉特别航向淡马锡(Temasek,现在的新加坡)以逃避迫害。他受到来自北大年,由暹罗国王指派为淡马锡统治者的马来苏丹Temagi所保护。不到几天,拜里米苏拉就杀害Temagi,自立为统治者。大约五年后,由于暹罗势力进逼,他被迫离开淡马锡。在这段期间,有一支来自满者伯夷的爪哇人舰队曾攻击淡马锡。

拜里米苏拉向北前进,以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在麻坡,拜里米苏拉考虑将他的新王国建立在Biawak Busuk或Kota Buruk。在发现麻坡的地点并不合适后,他继续往北走。据信他在沿路曾造访Sening Ujong (双溪乌荣Sungai Ujong的旧名,即现在的芙蓉市),随后到达Bertam河(马六甲河的旧名)的河口,建立了马六甲苏丹王朝。历经时间演变,这个地方发展成今天的马六甲。依据《马来纪年》记载,拜里米苏拉在一株“满剌加树”(Malacca tree,又名余甘子)下,看见一条猎狗将一头鼷鹿(mouse deer)逼到绝境,小鼷鹿为了自卫,将狗踢进河里。他将这个景象视为好兆头,决定在此建立一个名为马六甲(Melaka,Malacca)的王国。他建立并改善贸易设施。

马六甲建国时,中国明朝皇帝明成祖派出舰队以扩展贸易。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使者尹庆造访马六甲,拜里米苏拉遣使入贡,明成祖承认他是马六甲合法统治者的地位,封他为满剌加国王[9]。为了交换定期的进贡,中国皇帝提供马六甲保护,以抵抗暹罗的不断威胁,随后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时也多次在马六甲停留。1411年,拜里米苏拉还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与郑和入贡明朝,答谢明成祖,“学习中国文化”[10]。在这个时代前后,在马来半岛定居的华人和印度人成为今天峇峇娘惹和Chetti社群的祖先。根据一种理论,当拜里米苏拉娶了Pasai公主之后,成为一个穆斯林,他采用当时流行的波斯衔头"Shah"(国王),自称依斯干达国王(Iskandar Shah)。[11] 据中国史书记载,在1414年,这位马六甲第一位统治者儿子晋见明成祖,告以父亲去世的消息。拜里米苏拉的儿子随即受到承认,为马六甲第二任统治者,名为Raja Sri Rama Vikrama, Raja of Parameswara of Temasek and Melaka,他的穆斯林人民称他Sultan Sri Iskandar Zulkarnain Shah 或Sultan Megat Iskandar Shah。他从1414年1424年统治马六甲。[11][12] 透过印度穆斯林以及少部份来自中国的回人所影响,伊斯兰教15世纪变得越来越普遍。

Stained ruin of a stone building, showing a central arch, flanked by two columns, with a stone relief above the arch, also flanked by two columns, and a second free-standing arch perched on the very top of the ruin.
马六甲爱化摩沙(A Famosa)城堡,由葡萄牙人于16世纪所建。

马六甲很快就占据了过去三佛齐所统治地区,与中国建立了独立的外交关系,并控制中国通向印度的海上贸易道路。由于蒙古扩张,这时从中国通向西方陆路被阻,这条海上贸易通道就变得越来越重要。马六甲建国后数年内,正式采行伊斯兰教,其国王称号由拉者(Raja)改为苏丹(Sultan)。马六甲苏丹王朝的政治势力帮助伊斯兰教传遍马来群岛,马六甲当时身为马来亚半岛最繁盛的王国,使这个信仰得以传播到邻国。到了16世纪初,伊斯兰教成为马来人主要宗教,其势力到达现在的菲律宾,只有巴厘岛依然是一个孤立的印度教岛屿。

虽然马六甲苏丹王朝只维持一个多世纪,但它被看作是马来人自主统治的一个黄金时代,马六甲苏丹成为所有后继的马来统治者的榜样。马六甲成为马来文化的中心,它奠定了今天马来文化的基础:马来土著文化与外来的印度、华人和伊斯兰元素的融合。马六甲风格的文学艺术音乐舞蹈、衣着,及其宫廷人士的华丽衔头,成为所有马来人的标准。马六甲宫廷对马来语赋予极高声望,这个语言最初是在苏门达腊形成的,在马六甲建国时带到此地。它成为所有马来国家的官方语言,即使许多地区依然保有地方语言。

争夺霸权[编辑]

奥斯曼帝国阻断了欧洲亚洲之间的陆路贸易路线,而且与印度东南亚的贸易受到阿拉伯商人所垄断,迫使欧洲国家寻找一条通向印度的海路。1498年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派出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发现了绕过好望角通向印度的海路。1511年阿方索·迪·阿不奎(Afonso de Albuquerque)带领远征舰队来到马来亚,经过一个月围攻,于同年7月1日占领了马六甲。马六甲成为葡萄牙在东方活动的核心据点。

马六甲苏丹王朝最后一位苏丹的儿子逃到马来半岛南端的民丹岛,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柔佛苏丹王朝。马六甲的统治消失后,马来群岛分裂为众多互相争战不停的小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有亚齐文莱柔佛霹雳。其它国家有万丹日惹吉打雪兰莪苏禄登嘉楼等。16世纪末,欧洲商人在马来亚北部发现了锡矿,透过锡的出口,霹雳变得富强起来。欧洲殖民势力继续在这个区域扩张。葡萄牙控制了对盛产香料的摩鹿加群岛的贸易。1571年西班牙占领马尼拉

1607年亚齐苏丹国兴起,成为马来群岛最强盛富裕的国家。在伊斯干达.穆达(Iskandar Muda)统治下,这个苏丹国控制的范围延伸到苏门达腊马来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他征服马来半岛的锡矿产地彭亨,并将彭亨苏丹掳往亚齐。他所向披靡的舰队在1629年攻打马六甲的战役中瓦解,依据葡萄牙史书记载,当时葡萄牙与柔佛的联军设法摧毁他的所有船舰,杀掉19,000名战士。然而,亚齐的军力并未被摧毁,因为在同一年亚齐征服了吉打并把许多吉打人民迁到亚齐。这位苏丹的外甥Iskandar Thani是彭亨的王子,后来成为他的继承人。在Iskandar Thani统治期间,亚齐专注于巩固内部及宗教上的统一。

17世纪初,荷兰建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英文:Dutch East India Company,荷兰文: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一开始建立在摩鹿加群岛的贸易,他们很快就占据了爪哇岛上较弱的苏丹国,1619年建立巴达维亚为他们的首府。他们从巴达维亚扩展势力到马来群岛,与柔佛结盟来对付他们的主要敌人: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和强大的亚齐苏丹国。1641年,在数次尝试后,荷兰与柔佛的联军终于攻占马六甲,终结了葡萄牙统治,葡萄牙仅剩下葡属帝汶。在荷兰支持下,柔佛在马来亚各个苏丹国之间,获得一个松散的霸权地位,只有霹雳例外,它能够周旋于柔佛和暹罗之间,并保持其独立。

这段期间,马来亚各苏丹国的虚弱,为从其它地区人民移入这些马来故土创造了条件。从印度尼西亚东部来的布吉人海盗经常袭击马来亚海岸地区。1699年他们刺杀了柔佛最后一位马六甲血统的苏丹,控制了柔佛,其他布吉人控制了雪兰莪。从苏门达腊来的米南加保人也迁入马来亚,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森美兰。柔佛的覆灭在马来半岛上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暹罗大城王国部分填补了这个空缺,将北部的五个马来国家——吉打吉兰丹北大年玻璃市登嘉楼——变成自己的属国。柔佛覆灭也让霹雳成为马来亚苏丹国之中的领导者。

18世纪马来亚对欧洲的经济重要性快速成长。尤其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增加了对马来亚的高质量的锡的需求,锡用在茶叶箱的内衬,具防潮作用。马来亚的胡椒在欧洲也享有盛誉,而且在吉兰丹彭亨有金矿。锡矿和金矿及其附属工业的发展,导致了第一批外来移民涌入马来人的世界,一开始是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后来则是华人。华人定居在城镇并很快掌控了经济活动。这建立了往后200年马来亚社会的典型模式:乡居的马来人逐渐受到富裕的城镇移民社群所控制,就连苏丹也无法抵挡这些城镇移民的力量。

17世纪开始,英国商人就现身于马来亚水域,但直到18世纪中期,以英属印度为基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才开始对马来亚事务真正感兴趣。由于与中国贸易增加,它需要在马来亚地区设立基地。虽然曾使用不同岛屿为基地,但直到1786年8月,向吉打苏丹租借了槟城,英国才拥有第一个长久基地。此后英国又在槟城对岸的大陆上租借了一大片土地(称为威省)。1795年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人唯恐荷属马六甲法国舰队所利用,乃加以接管,到1815年才交还荷兰。英国总督斯坦福·莱佛士寻找一个替代基地。1819年2月,他从柔佛苏丹手中获得了新加坡1824年荷伦条约签订后,荷人同意以马六甲跟英国人交给换苏门答腊的明古连岛(Ben Coolen)。[13] 槟城和新加坡这两个基地,加上荷兰没落,造就英国支配马来亚。随着马来亚畏惧暹罗扩张,英国影响与日俱增。19世纪,马来苏丹成为大英帝国忠实盟友。

英属马来亚与婆罗洲[编辑]

马来西亚的政治演进

1824年英国荷兰签署1824年英荷条约,最终确立了英国对马来亚的霸权,同时也决定了当代马来西亚的雏形。荷兰撤出马六甲并放弃所有在马来亚的利益,而英国则承认荷兰对东印度剩余地区的利益。这个瓜分在马来亚地区划了一条人为界限,这条界线遗留至今。1826年,英国把槟城(即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纳闽联合组成了海峡殖民地。海峡殖民地最初由位于加尔各答东印度公司所管理,其后槟城与新加坡先后成为这个殖民地行政中心。直到1867年,其行政权由印度总督移交给伦敦的殖民地事务大臣管理。华侨习惯称其为“叻屿岛甲”或“三州府”[14]。在19世纪里,英国与马来亚的其它苏丹国签署协议,在这些国家中设立代办,帮助苏丹管理其国事,这些代办很快就成为这些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对英国投资者来说,拥有锡矿的霹雳的政治稳定是最重要的,因此霹雳成为第一个与英国签署协议同意英国管理的苏丹国。柔佛是最顽强的苏丹国,一直到1914年才放弃其独立性。1896年7月5日彭亨雪兰莪霹雳森美兰合组为马来联邦,接受英国保护,华侨习惯称其为“四州府”[15],实际上属于英国控制范围。1909年2月,势力减弱的暹罗同意将吉打吉兰丹玻璃市登嘉楼让给英国。(暹罗保留了对北大年苏丹国控制。今天泰国南部依然有一小支穆斯林少数民族,其独立运动为泰国政府带来不少麻烦)。柔佛苏丹苏丹阿布·巴卡尔维多利亚女王熟识,因此承认彼此是对等地位。直到1914年,苏丹阿布·巴卡尔的继承人苏丹Ibrahim才接纳一位英国代办。先前属于泰国的四个州以及柔佛合称马来属邦

19世纪后半部,英国还获得了对荷兰从未立足的婆罗洲北岸的控制。这个地区东部(今天的沙巴)则由受西班牙属菲律宾控制的苏禄苏丹的名义统治。其余部分则是文莱苏丹统治地。1841年,英国探险家詹姆士·布鲁克从文莱苏丹手中租借了古晋,并称自己为砂拉越“白色拉者”。此后他不断从文莱手上取得领土。婆罗洲东北部被英国商人殖民。1881年英国北婆罗洲公司被允许控制这块地区,受新加坡总督监督。西属菲律宾从未承认苏禄苏丹对这些领土的丧失,这是后来菲律宾宣称拥有沙巴主权的理由。1888年文莱成为英国保护国1891年英国再与荷兰签订条约,确定两国在婆罗洲的边界。

1910年英国对马来群岛领土的统治模式成形。海峡殖民地成为英国海外领地,由受伦敦的殖民地事务大臣监督的总督管理。这个领地的居民半数是华人,但所有的代办参政司),不论种族为何,均是英国公民。最早接受英国参政司的四个苏丹国,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组成了马来联邦。名义上它们依然独立,但是从1895年开始受一个英国“总参政司”管理,实际上已成为英国殖民地。马来属邦(柔佛吉打吉兰丹玻璃市登嘉楼)各国享有较大独立性,不过它们也无法阻挡英国代办意愿。英国最紧密的马来盟国柔佛拥有自己的宪法特权,规定苏丹有任命内阁的权利,不过实际上每次苏丹必须先与英国讨论他的任命。

马来亚的民族关系[编辑]

有别于其它殖民强权的是,英国始终主要从经济角度来看待殖民地,而且英国的公司股东期望殖民地为他们带来利益。马来亚的吸引力在于其锡矿和金矿,但英国农场主很快就开始试种热带作物——番薯毛钩藤甘密胡椒咖啡1877年巴西引入橡胶,在欧洲发展迅速的工业刺激下,橡胶很快就成为马来亚最热门出口品。后来棕榈油也成为热门出口品。所有这些工业均需要大量和有纪律的劳动力。而英国人觉得马来人不是可靠的劳力来源。解决方法是从印度引进劳动力,尤其是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矿山工厂港口也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南部的工人,尤其是客家籍。很快华人在新加坡槟城怡保成为多数群体,在1857年成为一个锡矿中心而被建立的吉隆坡也是如此。1891年马来亚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时,华人在主要的产锡苏丹国霹雳雪兰莪占多数。

大多数华人到达的时候非常贫穷,但是他们勤劳,重视孩子教育,并维持儒家家庭道德,而且他们的自愿性连结关系,透过各个乡属会馆这类互助组织而构成紧密网络,都是他们事业成功的原因。1890年代,吉隆坡华人首领叶亚来是当时马来亚最富裕的人,领有"华人甲必丹"的衔头,拥有许多矿山、农场和商店。从一开始马来亚的银行保险业就在华人手中,通常与伦敦的公司具有伙伴关系,华人很快就成为经济上的主力。由于马来苏丹生活穷奢极侈,入不敷出,他们很快就积欠华人银行家大笔债务,这使得华人不但拥有经济力量,而且获得了政治权利。最初到达马来亚的华人几乎全部是男人,而且许多人打算赚了大钱后就衣锦还乡。许多人后来确实回到中国,但更多人留下了。一开始他们与马来人妇女结婚,产生了一个华人马来混血儿的峇峇娘惹社群,但很快他们就开始引进华人妇女,建立定居社群,兴修学校庙宇

印度人在最初并没有那么成功,有别于华人,印度人一开始只是以橡胶庄园的劳动力来到马来亚的,因此他们没有华人那么多的经济机会。此外印度人社群也不像华人那么团结,他们有印度教信徒和穆斯林之分,并且有语言和种姓的区别。20世纪初才出现印度人的贸易和专业阶层,但大多数印度人依然很穷,几乎没有受到教育。他们大多数居住在产橡胶地区的农村聚居区里。

传统的马来社群无法处理向英国人丧失其政治自主权,也无法处理向华人丧失其经济力量。20世纪初,马来人甚至面临着可能在自己国家里成为少数人的威胁。苏丹被看作是英国人和华人的协作人,尤其在数量不断增多的受西方教育的马来人眼中,丧失了他们的传统威望;但大多数农村人民继续敬畏着苏丹及他们的威望,对于殖民统治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20世纪初,一小群马来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崛起,也出现了伊斯兰的复苏,以呼应对于外来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所带来的威胁。事实上,根本没有马来人改信基督教,倒是有不少华人转为基督徒了。受西方影响较少的北部成为伊斯兰保守派的据点,至今这个地区依然如此。

对于马来人来说,保持他们尊严的一个重要事实是,英国人让他们完全保有对警察和地方军队的垄断权利,此外管理机构的大多数非欧洲人职位也由马来人占据。华人一般自己花钱建造学校学院,并从中国聘请教师,殖民政府则负责培植马来人教育。1905年江沙马来学院开设。1910年设立马来管理机构,1922年设立马来师范学校、1935年设立马来女子学院。所有这些措施反映了英国“马来人的马来亚”政策,而其他民族的人只不过是暂时居民。但这个观点越来越偏离事实,为未来冲突埋下伏笔。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忽视马来亚宪政发展。为维持间接统治政策,英国人试图维持苏丹的权利,不允许任何关于马来亚成为一个统一或自主国家的讨论。英国不但不打算给予马来亚一个统一的政府,并于1935年撤除了马来联邦总代办,将政治权力分散到各个苏丹国。英国人倾向以刻板印象看待各个民族,认为马来人和蔼可亲但纯真,而且极其懒惰,无法自主,但在英国军官指挥下,他们会是良好的士兵。英国认为华人聪明但危险,在1920年代1930年代里,呼应着中国本土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斗争,马来亚的华人也组织了相互敌对的秘密组织,在华人城镇里经常爆发动乱。英国人认为马来亚是一个由不同民族与不同苏丹国所构成的乌合之众,不可能变成一个国家,更不用提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日治时期和紧急状态[编辑]

国家纪念碑(Tugu Negara),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二次大战马来亚紧急状态期间牺牲的人们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马来亚的英国人可说是完全措手不及。在1930年代,英国为了对付逐渐增强的日本海军威胁,在新加坡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军基地,但完全没有料想到日本是从北方入侵马来亚。由于欧洲战场的需要,英国在远东实际上没有空军战力。因此日本可从法属印度支那的基地发动攻击,而不会受到抵抗。虽然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的顽强抵抗,但日本在两个月内就占据了马来亚。1942年2月15日没有陆上防御、没有空军支持、没有淡水供给的新加坡投降。这是英国无法弥补的声誉损失。英属北婆罗洲、砂拉越和文莱也被日本所占领。

日军进犯马来亚吉隆坡

日本人将马来人看作是一群从英国殖民统治被解放的殖民人群,并且树立了有限的马来民族​​主义,这使得日本人在马来管理机构和知识分子中赢得一定程度的支持。大多数苏丹也主动与日本人合作,虽然日本后来战败。日本为了配合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答应战后让马来亚独立,并且协助训练马来人成立武装部队与政府部门菁英。

因此总的来说,1945年英国人回到马来亚时,最高兴就属马来人。但时局并未如停留在英国人战前情况,而且一股追求独立的渴望正在增长[16]。英国本土破产,新的英国工党政府主张尽快撤出东方。殖民地自治和最终独立成为英国新政策。横扫亚洲各地的殖民地民族主义浪潮很快到了马来亚。但当时大多数马来人更关心抵抗主要由华人组成的马来亚共产党,而不是从英国独立。事实上他们希望英国不要撤出马来亚,而是协助他们对抗马来亚共产党,当时马来亚最大的武装力量。在二战最后一年,马来亚共产党与马来人为首的部队发生冲突,许多马来人遭到装备精良的华人共产党人所杀害。战后回到马来亚的英国人,发现这个地方处于内战边缘。

1946年英国宣布了一个组织马来亚联邦的计划,这将原先属于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的苏丹国,加上槟城马六甲(但不包括新加坡)合组一个英国海外领地,并在数年后独立。这个计划遭到马来人强力反对,因为它削弱了马来统治者的地位,而且将公民权赋予马来亚华人与少数民族。[17]。一开始苏丹们支持这个计划,但后来又转为反对这个计划,并让自己领导这股反对力量。同年3月,在柔佛首席部长奥恩·加法尔的领导下,马来人组织成立了巫人联合统一机构。巫统支持马来亚独立,条件是这个新国家完全由马来人掌管。面临马来人的强烈反对,英国放弃了平等公民权的计划。因此,马来亚联邦1946年6月宣布成立,在1948年解散。代之以在1948年2月1日协议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在英国保护下,马来苏丹国各统治者恢复了自治权。

与此同时,共产党则在积极准备暴动。1945年12月抗日游击队解散,马来亚共产党成为一个合法政党,但游击队武器却被谨慎收藏起来,以备未来之用。马共的政策是立刻独立,并且所有民族平等。这意味着它极难招募到马来人党员,主要支持者来自华人主导的商会,尤其在新加坡;以及华人学校,其中的教师大多来自中国,将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华民族重生的领导者。1947年3月,随着冷战的开始和共产国际的左倾,马来亚共产党的总书记莱特被杀,原游击队首领陈平任总书记,陈平要求共产党立刻行动。共产党发动游击队行动,期望迫使英国势力撤离马来亚。7月,在一连串庄园主遭到暗杀后,英国殖民政府展开反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马来亚共产党被禁,数百战士被捕。共产党退入森林,组织了马来亚人民解放军,这支军队约有13,000名男性,其中第十支队主要由马来人组成。[18]

这段被称为马来亚紧急状态1948年延续到1960年,残酷战斗蔓延整个马来半岛。英国战略相当有效,通过对华人做出经济和政治的让步,并将散居乡间的华人集中到位于马共势力范围外的“白区”的“新村”。有效动员马来人来对抗马来亚共产党,也是英国一个重要策略。从1949年起,马共失去抗争动机,招募游击队人数锐减。1951年马来亚共产党谋杀了英国高级专员亨利·葛尼,但是这种转向“恐怖份子”的策略,使得马来亚共产党失去了许多温和派的华人支持。1952年杰拉尔德·邓普勒被任命为马来亚英军指挥官,他带来了紧急状态的结束。邓普勒在马来亚发明了反游击战战术,无情地剿灭马共。虽然游击队被击溃,但英国军队因着冷战背景而留下来。[19] 依靠这个背景,大英国协一员的马来亚1957年8月31日独立。[20]

走向马来西亚[编辑]

华人反对马共,呈现于1949年2月筹组的马华公会(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MCA),它成为调节华人政治意见的渠道。其领导人陈祯禄愿意与巫统合作,建立一个所有公民平等的独立的马来亚,但同时在马来人敏感议题上做出充分让步,来平息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恐惧。1951年吉打王子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继奥恩·加法尔之后,担任巫统领导人,陈祯禄与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密切合作。由于1949年英国人宣布无论马来人愿意与否,马来亚将在数年内获得独立,两位领导人必须下定决心来提出在两个社群均可接受的一个协议,成为一个稳定的独立国家的基础。这个巫统-华人公会联盟(后来印度人国大党于1955年也加入了这个联盟)在1952年1955年的大选中,在马来人和华人地区均获胜。

民选地方政府制度的引进,是战胜共产党的另一个重要步骤。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在马共领导层对于是否继续武装斗争发生了分歧。许多马共游击队员丧失对武装斗争的信心并重返家园,而且在1954年邓普勒离开马来亚时,紧急状态已经结束,即使陈平依然带领一群顽固的游击队员继续在难以进入的泰国边境乡区坚持了许多年。紧急状态留下了马来人与华人之间长期延续的仇恨。

1955年1956年,巫统、马华公会、印度人国大党和英国共同制定一部宪法草案,承认所有民族享受平等的公民权。为了交换,华人公会同意国家元首由马来亚苏丹轮流担任,马来语成为官方语言,促进和资助马来人的教育和经济发展。实际上这个协议意谓著马来亚将由马来人治理,特别是由于他们继续主导著管理机构、警察和军队,但华人和印度人在内阁和议会中将会具有合乎比例的代表,并治理他们占多数的州属,而且经济地位受到保护。谁来控制教育系统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直拖延到独立后都没解决。1957年8月31日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成为独立的马来亚的第一位总理。

马来亚独立后,这个区域还有其它英国领地的前途悬而未决。日本投降后,布鲁克家族和英国北婆罗洲公司分别放弃了对砂拉越和沙巴的控制,这些地区成为英国皇家殖民地。相较于马来亚,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得多,当地的政治领袖过于软弱,而未寻求独立。而且这些地区与马来亚的文化区别也相当大。以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于1955年获得自主权,1959年当时年轻的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李光耀成为新加坡首席部长。盛产石油的文莱苏丹国依然是英国附属。1959年1962年之间,英国政府召集了多次复杂的谈判,在这些当地领导人与马来亚政府之间进行协商。

1961年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赞成建立“马来西亚”的构想,马来西亚将包括曾是英国海外领地的文莱马来亚沙巴砂拉越新加坡。其背后的理由则是容许中央政府控制并打击共产党(尤其是在新加坡)的活动。此外马来亚也惧怕新加坡一旦独立,将会成为华人沙文主义者的基地,威胁马来人的统治权。为了平衡种族比例,在文莱、沙巴与砂拉越纳入这个新国家之后,它们的马来人及土著人口,将可抵消新加坡的华人多数。[21]

虽然新加坡首席部长李光耀支持这个建议,但他在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的党内反对者反对这个计划,认为这是英国打算继续控制这个区域的计谋。砂拉越大多数政党也反对这个计划,沙巴没有政党,但是当地社团代表也表示反对。文莱苏丹支持这个计划,但是文莱人民党反对。在1961年的大英国协首席部长联合会议(Commonwealth Prime Ministers Conference),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向他的反对者进一步阐述这个计划。10月,英国政府批准这个计划,条件是必须取得参与这项合并计划的地区同意。葛波(Lord Cobbold)率领葛波委员会前往婆罗洲研究当地居民意见,认为沙巴和砂拉越同意合并,但在文莱则有许多人反对。在新加坡的公民投票中70%的人赞成合并,条件是新加坡政府获得实质的自主权。[22][23] 文莱苏丹退出这项参组马来西亚的计划,这是由于来自多数人民的反对、关于石油利润分配比例的争执,以及关于合并后苏丹的地位等等因素。[24][25] 此外,文莱的人民党发动武装革命,虽然立刻遭到敉平,但被视为这个新国家潜在的不稳定因素。[26]

英国政府讨论葛波委员会的报告后,又设立Landsdowne委员会来起草马来西亚宪法的草稿。最后出炉的新宪法草案与1957年的马来亚宪法基本上相同,只做了少部分修改。例如,原先对于马来人特殊地位的认定,扩及到砂拉越与沙巴的所有土著。新加坡、砂拉越与沙巴这三个新加入的国,也被赋予某些自主权,这是原先的九个马来亚州署所没有的,因为新加坡、砂拉越与沙巴是以国的地位与马来亚联邦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7月的谈判结束后,决定马来西亚联邦将于1963年8月31日正式成立,这天恰好是马来亚独立以及英国赋予新加坡和沙巴自治权的纪念日。然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强烈反对这个事态发展,印度尼西亚称马来西亚为新殖民主义的代表,而菲律宾则强调沙巴是她的领土。印尼总统苏加诺在强大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持下提出反对,而且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发动了多次抗争行动,延迟了马来西亚的成立。基于这些因素,联合国组成一个八人代表团造访砂拉越与沙巴,确认他们参组马来西亚的意愿。[27][28]

马来西亚正式于1963年9月16日成立,由马来亚、沙巴、砂拉越与新加坡共同组成。当年的马来西亚人口约一千万人。

独立后的诸多挑战[编辑]

在马来亚独立时,具备着很好的经济优点。它是世界上三个重要商品(橡胶棕榈油)最重要的出产国之一,也是重要的铁矿石出产国。这些出口工业给马来亚政府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盈余,可用来投资于工业发展和基础建设项目。虽然巫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党派(可是绝对是种族主义政党),但如同其它发展中国家,马来亚于1950和1960年代非常看重国家计划,首两个五年计划(1956年至1960年和1961年至1965年)通过国家对工业的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以及修复在战争和紧急状态时期被破坏和被忽视的基础设施,如公路和港口。政府试图减少马来亚对商品出口的依赖,因为这会使国家经济受到浮动的市场价格所牵动。马来亚政府也意识到,随着合成橡胶的生产和使用的普及,对天然橡胶的需求注定会滑落。由于有三分之一的马来人劳动力从事橡胶工业工作,发展其它类型的就业来源变得非常重要。为了让马来西亚出产的橡胶具有竞争力,意味着橡胶工业的获利能力的增加,越来越依赖维持低工资,这又保持了农村马来人的贫困状态。

外国反对马来西亚成立[编辑]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强大的印尼共产党支持下,认为马来西亚是针对印尼的新殖民主义诡计,他支持砂拉越主要由当地华人组织的共产党游击队。印尼非正规武装力量入侵砂拉越,但被马来西亚和大英国协军队抵挡住了。这个“冲突”(Konfrontasi)时期一直延续到1965年印尼爆发军事政变,苏加诺下台,印尼共产党被摧毁为止。苏加诺的继任者苏哈托改善了马印关系。与此同时,菲律宾总统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重新提出菲律宾拥有沙巴,其理由是文莱苏丹在1704年将沙巴让与苏禄苏丹国。1966年,菲律宾新总统马可仕放弃了这个要求,但这个主张依然是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关系的争执点。 [29][30]

民族倾轧[编辑]

1930年代的大萧条及此后的抗日战争终止了华人向马来亚的移居,稳定了马来亚的人口分布比率,终止了马来人可能在自己家乡成为少数群体的忧虑。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马来人口占55%,华人35%,印度人10%。由于马来人直到最近,依然维持较高的出生率,在2000年,马来人的比例维持在55%。这个等式曾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时打破,华人的比率增加到将近40%。巫统和马华公会均害怕李光耀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当时被看作是极端的社会主义政党)对马来亚选民的吸引力,他们试图在新加坡组织政党以挑战李光耀的地位。即使李光耀先前承诺人民行动党不会参加1964年的马来西亚大选,但面临这种挑战,他转而威胁将派出候选人参加马来亚联邦大选。为此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要求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告独立。 [31].

独立的马来西亚最迫切的问题在于教育,以及各民族的经济力量相差悬殊。在马来亚独立后的第一次国会大选中,巫统和马华公会的联盟几乎囊括议会的所有席位,仅丢失一席,可以说欠缺有效的反对党来制衡,因此对这些问题的角力只限于执政派内部。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由于华人在教育上的优势,也导致他们得以控制国家的经济,巫统领袖则决意要终结这个关联。马华公会内部对这个问题非常矛盾,一方面必须保护其自己社群的利益,另一方面必须保持与巫统的良好关系。1959年,这在华人公会内部导致了一场危机。马华公会的首领林苍祐决定反对巫统的教育政策。但在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威胁让两党联盟破裂后,马华公会又被迫让步。

1961年通过的教育法,是巫统将教育议题立法规范的胜利。此后,中学只使用马来语和英语为媒介语,而在政府小学只以马来语为媒介语。虽然华人和印度人社群可以保持他们的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但学生必须学马来语,而且必须公认的马来课程。最重要的是马来亚大学(1963年从新加坡迁到吉隆坡)的入学考试采用马来文,虽然直到1970年代为止,大多数教学是以英语进行的。这使得华人学生被排除在外。同时,马来文学校获得政府大笔资金津贴,马来人获得绝对优待。马华公会在教育政策上的挫败,减弱了华人社会对巫统的支持。

与教育方面一样,巫统政府未明白说出的经济发展政策议程,是将经济势力从华人手中转移到马来人手中。首两个马来亚计划,以及第一个马来西亚(大马)五年计划(1966年至1970年)将资源大量导向对农村马来社群有利的发展上,比如乡村学校、农村公路、医院和灌溉计划。国家设立了一些机构,协助马来人的小园主提升其生产和收入。联邦土地开发局帮助许多马来人购买土地或改良已拥有的土地。国家也提供许多诱因及低息贷款协助马来人创业。政府招标时有系统地优惠马来人公司,这导致许多华人企业“马来化”其经营方式。这些措施确实帮助减少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生活水平差异,但也有人认为随着马来西亚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两个社群之间的差异无论如何都会减少。

1969年危机[编辑]

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在这些政治运作过程中与巫统的勾结,使得它们丧失了许多华人和印度人选民支持。与此同时,政府在1950和60年代的积极平权措施在马来人中创造一个受过教育但学非所用,因此心怀不满的阶层。这是一个危险的组合,并导致了新党派的成立。1968年马来西亚民政运动党(民政党)成立,它立意成为一个超越民族的政党,成员包括马来商会人士与马来知识分子,也包括华人和印度人领袖。同时政治伊斯兰主义马来西亚伊斯兰党和另一个华人占多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民主行动党则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而巫统和马华公会获得的支持则相对被削弱。

1969年5月的联邦大选中,巫统-马华公会-国大党联盟只获得了48%的选票,但在议会中它依然保有多数席次。马华公会在以华人为主的地区,将大多数席位败给了民政党和民主行动党。根据官方的说法,反对党在吉隆坡主要街道进行胜利游行,支持者手持扫帚,意指该党意图进行扫除性的变革。由于担心这所谓的变革是针对马来人而来,马来人的因而“展开反击”,导致了排华动乱-五一三事件。约有六千所华人住宅和企业被焚毁,至少184人丧生。[32][33] 但据后来解密的英国情报局官方文件显示,这实际上是一场有策划性的政变,在巫统内部新崛起的马来菁英通过这场包装为种族冲突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的总理东故阿卜杜勒·拉赫曼[34] 当时,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由副总理阿卜杜勒·拉扎克为首的国家行动理事会,从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政府手中接管大权。1970年9月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被迫下台,将权力交给阿卜杜勒·拉扎克。

政府运用英国在紧急状态时期留下的内安法令冻结议会和政党、进行媒体审查制度,并严格限制政治活动。内安法令允许政府不需经过法庭审理,即可无限期关押任何人。这些权力被广泛用来熄灭对政府的批评,且沿用至2013年才废除。宪法被修改后,任何对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的批评被看作非法(在国会内议员可以议论元首但不允许发表推翻元首的言论),马来人及东马土著在国内享有特殊保护的地位,马来语获得官方语言的地位。

1971年议会恢复,一个新的政府联盟——国民阵线组成的政府正式就任。这个联盟包括巫统、马华公会、印度国大党和被削弱的民政党,以及沙巴和砂拉越的地方党派。民主行动党是政府外唯一主要的反对党。回教党也加入国民阵线,但在1977年被逐出。阿卜杜勒·拉扎克任职为总理直到他1976年逝世为止。巫统创建人奥恩·加法尔的儿子侯赛因·奥恩继任总理。此后从1981年开始任职教育部长的马哈蒂尔任职为总理,马哈蒂尔任职总理长达22年之久。在这段时间,政府施行的政策大大改变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和社会,例如马哈迪所推行的颇受争议的新经济政策,目标是以合乎比例的方式,增加土著(bumiputera)的经济权力比例。此后,马来西亚维持一套精心规划的族群政治平衡,政府体系试图将整体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经济政策相结合,以提倡所有民族的平等参与。[35]

现代马来西亚[编辑]

吉隆坡,新旧交融的城市。

1970年,马来西亚有7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是马来人,当时大多数马来人依然是农庄工人,被排除在现代经济之外。1971年政府引入的新经济政策打算使用四个五年计划(从1971年到1990年;然而到目前2010年这个政策仍在执行)改变这个状况。这个计划有两个目标:消灭贫困,尤其是农村的贫困,并且消除种族与经济运作之间的联系。后面这个目标被解读成将经济势力从华人转到马来人手中。

为了克服贫困,政府将25万马来人移居到新开辟的农业地区,对农村基础建设做了更多投资,并在农村开辟自由贸易区来创造新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农村贫困确实减少了,尤其在马来半岛上效果明显。但批评者认为政策干预没有起多少作用,贫困减少的主因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增长(大部分归因于新发现的原油天然气)以及农村人口移居城市。政府政策并没有改善低薪农庄工人的生活标准,即使说低薪农庄工人在全国劳动力所占的比例降低了。1990年马来西亚最贫困的地区是沙巴砂拉越的农村,远比西马其它地区落后得多。在这些年,马来西亚城市的发展迅速,尤其吉隆坡即吸引了乡村的马来人移民,也吸引了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泰国菲律宾的移民。城市贫困首度成为一个问题,在大城市周边产生了贫民窟

马哈蒂尔任教育部长和总理时推动的第二项政策,是将经济势力转到马来人手中。马哈蒂尔在全国大幅扩增中学和大学的数目,并落实以马来语替代英语成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这个措施的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新的马来人专业阶层。它也对于华人接受高等教育产生一个非正式的障碍,因为国立大学以种族配额制(俗称“固打制”)来录取新生,导致只有少数成绩优越的华人,才能够就读以马来语为媒介语的国立大学。许多华人家庭因此将孩子送到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台湾就读大学。例如,到了2000年有六万马来西亚人拥有澳大利亚大学的学位。这个措施带来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有大量马来西亚人接触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一群新的不满者。马哈蒂尔也大幅扩充马来妇女的教育。到了2000年,有半数的马来西亚大学生是女性。

位于吉隆坡双峰塔,东南亚最高的建筑物。

为了给这些新的马来毕业生提供职业,政府建立了一些新的国有企业以干预经济。其中最重要的有国家企业公司(BERNAS)、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和重工业公司(HICOM),这些企业不但雇用许多马来人,并投资在成长中的经济项目,以创造新的技术和管理工作,优先分配给马来人。这些政策的结果是马来人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从1969年的1.5%提高到1990年的20.3%。马来人拥有的各类型企业从39%提高到68%。后面这个数字并不精确,因为许多企业看似马来人所拥有,但依然间接控制在华人手里,但无疑地马来人在经济上所分得的比例提高了很多。在马来西亚经济生活中,华人依然维持一面倒的强势,然而到了2000年,华人和马来人的企业之间的区别正在逐渐消失。许多新的企业,尤其是在增长的部门,例如资讯科技中,由两个民族的人拥有和管理。

1970年开始,马国的经济快速成长,除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暂时被中断外,但是政治却没有这么大的变化。在1970年通过的镇压措施至今依然有效。从1974年开始恢复全国大选,而且在大选期间基本上可自由从事竞选活动,但马来西亚实际上是一个一党制的国家,巫统所支配的国民阵线往往几近赢得所有席位(席次),只有民主行动党赢得少数华人城市席位,泛马回教党赢得少数马来人农村席位。由于民主行动党与泛马回教党的政策方向完全两极,它们无法形成有效的反对党联盟。媒体几乎完全看不到对政府的批评,公共示威依然受到严厉限制。内安法令依然被用来逼迫反对者禁声,巫统的青年运动组织则对反对者进行人身攻击。

马哈迪的执政[编辑]

A photo showing former Prime Minister Mahatir bin Mohamad standing with head down and surrounde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50th independence day.
马哈迪是使得马来西亚成为一个主要工业强权的领导力量。

在马哈蒂尔长期担任总理期间(从1981年2003年),马来西亚经历了巨大的经济成长。[36] 由原先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变为以制造业与工业为主的经济,特别在电脑与消费性电器产品。在这段期间,马来西亚的地理景观也因着多项大型计划而改变。包括国家石油公司的双峰塔(曾经是世界最高建筑物,目前仍是世界最高的双子星大楼)、吉隆坡国际机场马来西亚南北高速公路雪邦国际赛道多媒体超级走廊巴贡水坝以及布城:新的联邦行政首都。

同时,马哈蒂尔的执政方式被批评者指责趋向于专制,特别是在经历了1985年司法危机及1987年茅草行动之后。然而,另一边厢,马哈蒂尔政府在尝试将马来西亚打造成区域教育中心的同时,教育及语言政策趋向于宽松与开放,包括让英语成为许多公立及私立大专院校的教学语言,以及让华文教育组织建立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韩江学院。但是,执政晚期所推行中小学英文教数理政策白小事件等则饱受母语教育推行者诟病。

在1990年代晚期,马来西亚受到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副总理安瓦尔去职所导致的政治不安所撼动。[37]1997年,由于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导致副总理安瓦尔遭到撤职与逮捕。在安瓦尔事件中,法庭中错综复杂的纠葛关系,特别被看作民主宪政受侵蚀的表现。安瓦尔的妻子万·阿齐扎组织了一个新政党人民公正党。在1999年的大选中,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回教党组成了一个替代阵线(后来的人民联盟)。其结果是回教党从巫统手中赢得许多马来议席,但许多华人选民反对这个与回教党的不正常结盟,使得民主行动党对马华公会失去了许多议席,甚至连民主行动党的领导人林吉祥也落选。万·阿齐扎赢得了安瓦尔原先在槟城的选区议席。但总的来说替代阵线的影响不大。

2003年,马来西亚在位最久的总理马哈迪医生宣布退休,由副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接任。

阿卜杜拉的执政[编辑]

马哈蒂尔于2003年退休,他的继承人阿卜杜拉·巴达维决定释放安瓦尔并允许他出国。这被看作是可能趋向自由的做法。在2004年马来西亚大选中阿卜杜拉领导的国民阵线大获全胜,几乎将回教党和人民公正党扫出议会,只有民主行动党赢回了它1999年失去的席位。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除阿卜杜拉的个人魅力外,还有马来西亚经济的强力恢复,这提升了许多马来西亚人的生活水平,几乎达到第一世界国家的标准,再加上反对党的反对达不到效果。

308政治海啸[编辑]

2008年大选,国阵遭受重大的意外挫折,国阵以往在国会中长期垄断的三分之二绝对多数优势(修宪门槛)遭反对党打破,只能以简单多数执政,这是1969年以来的首次。同时,国阵也失去了四个州(槟城、雪兰莪、吉打及霹雳)的执政权,再加上原本由伊斯兰党执政的吉兰丹,反对党执政的州属首次达到五个。

公正党、行动党和伊斯兰党在这些州组成联合政府,并成立新的政治联盟——人民联盟(民联),与国阵分庭抗礼,首次形成“两线制”的政治格局。身为公正党顾问的安瓦尔也在随后的补选中回到国会。

时任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则在巫统党内的压力下,于2008年10月宣布将于次年4月引退、由副总理纳吉布接棒。

同时,为巩固民联这个新的联盟,安瓦尔提出了“九一六变天”计划,意图游说东马二州的国阵议员在2008年9月16日前后加入民联以促使国阵联邦政府下台,而国阵则积极防范,让东马的国阵议员集体到台湾及中国大陆“出国考察”,使民联的游说计划难以进行。最后,安瓦尔只成功拉拢了两位沙巴进步党的议员倒戈。接着,安瓦尔又在霹雳成功拉拢一位巫统州议员加入公正党,试图巩固霹雳州的微弱多数政府。

然而,国阵随后展开反制措施,成功在2009年2月拉拢霹雳州民联三名州议员集体退党,触发了持续一年的“霹雳州宪政危机”,双方在州议会和法庭经历激烈的宪政角力后,该州政权最后再度回到国阵手中。成功领导国阵夺回霹雳州政权的纳吉布,则在2009年4月3日顺利接过总理一职,成为马来西亚第六任总理。

纳吉布的执政[编辑]

宏愿与省思[编辑]

政府的目标是“2020宏愿”,让马来西亚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家。然而,这留下了未解的问题,究竟马来西亚会在何时且如何充分实现第一世界的政治体系(多党民主制、自由的媒体、独立的司法审判,并恢复公民与政治自由),以齐头赶上它的经济成熟。

历代最高元首简表[编辑]

以下就是曾经成为马来西亚历代最高元首简表:

No. 名字 州属 在位年份
1 端古·阿卜杜勒·拉赫曼 森美兰州 1957年8月31日1960年4月1日 1895年8月24日 1960年4月1日
2 苏丹希沙慕丁沙 雪兰莪州 1960年4月14日1960年9月1日 1898年5月13日 1960年9月1日
3 端古·赛布特拉 玻璃州 1960年9月21日1965年9月20日 1920年11月25日 2000年4月16日
4 端古·伊斯梅尔·纳西鲁丁沙 登嘉楼州 1965年9月21日1970年9月20日 1907年1月24日 1979年9月20日
5 端古·阿卜杜勒·哈利姆 吉打州 1970年9月21日1975年9月20日 1927年11月28日
6 苏丹叶海亚·贝特拉 吉兰丹州 1975年9月21日1979年3月29日 1917年11月10日 1979年3月29日
7 苏丹艾哈迈德沙 彭亨州 1979年3月29日1984年4月25日 1930年10月24日
8 苏丹马哈茂德·依斯干达 柔佛州 1984年4月26日1989年4月25日 1932年4月8日 2010年1月22日
9 苏丹阿兹兰沙 霹雳州 1989年4月26日1994年4月25日 1928年4月19日
10 端古·加法尔 森美兰州 1994年4月26日1999年4月25日 1922年7月19日 2008年12月27日
11 苏丹萨拉赫丁·阿卜杜勒-阿齐兹沙 雪兰莪州 1999年4月26日2001年11月21日 1926年3月8日 2001年11月21日
12 端古·赛义德·西拉杰丁 玻璃市州 2001年12月13日2006年12月12日 1943年5月17日
13 端古·米詹·扎因·阿比丁 登嘉楼州 2006年12月13日2011年12月12日 1962年1月22日
14 端古·阿卜杜勒·哈利姆 吉打州 2011年12月13日-(现任)第二次出任 1927年11月28日

参考文献[编辑]

  1. ^ Annual Report on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1951 in C.C. Chin and Karl Hack, Dialogues with Chin Peng pp.
  2. ^ The Encyclopedia of Malaysia : Early History. [23 June 2010]. 
  3. ^ 3.0 3.1 TED Cast Study: Taman Negara Rain Forest Park and Tourism. August 1999 [8 July 2010]. 
  4. ^ Phylogeography and Ethnogenesis of Aboriginal Southeast Asians. http://mbe.oxfordjournals.or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July 2010]. 
  5. ^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World Directory of Minor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 Malaysia : Orang Asli,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unhcr.org/refworld/docid/49749ce85.html [accessed 7 July 2010]
  6. ^ R.H von Geldern, J.H.C Kern, J.R Foster, J.R Logen, Slametmuljana and Asmah Haji Omar.
    A history of Malaya and her neighbours‎ – Page 21 – by Francis Joseph Moorhead, published by Longmans of Malaysia, 1965
    India and ancient Malay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circa A.D. 1400)‎ – Page 3 – by D. Devahuti, Published by D. Moore for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65
    The making of modern Malaya: a history from earliest times to independence‎ – Page 5 – by N. J. Ry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Malaya‎ – Page 2 – by N. J. Ryan published by Longman Malaysia, 1971
    A history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 Page 5 – by N. J. Ryan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How the dominoes fell": Southeast Asia in perspective‎ – Page 7 – by Mae H. Esterline, Hamilton Press, 1986
    A design guide of public parks in Malaysia‎ – Page 38 – by Jamil Abu Bakar published by Penerbit UTM, 2002, ISBN 983-52-0274-5, ISBN 978-983-52-0274-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alaysian legal system‎ – Page 1 – by Min Aun Wu,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1975
    A short history of Malaysia‎ – Page 22 – by Harry Miller published by F.A. Praeger, 1966
    Malaya and its history‎ – Page 14 – by Sir Richard Olaf Winstedt published by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1962
    Southeast Asia, past & present‎ – Page 10 – by D. R. SarDesai published by Westview Press, 1994
    Malaya‎ – Page 17 – by Norton Sydney Ginsburg, Chester F. Roberts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8
    Asia: a social study‎ – Page 43 – by David Tulloch published by Angus and Robertson, 1969
    Area handbook on Malaya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ester F. Roberts, Bettyann Carner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for the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1955
    Thailand into the 80's‎ – Page 12 – by Samnak Nāyok Ratthamontrī published by the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Kingdom of Thailand, 1979
    Man in Malaya‎ – Page 22 – by B. W. Hodder published by Greenwood Press, 1973
    The modern anthropology of South-East Asia: an introduction, Volume 1 of The modern anthropology of South-East Asia, RoutledgeCurzon Research on Southeast Asia Series‎ – Page 54 – by Victor T. King, William D. Wilder published by Routledge, 2003, ISBN 0-415-29751-6, ISBN 978-0-415-29751-6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Page 17 – by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Malaysian Branch, Singapore, 1936
    Malay and Indonesian leadership in perspective‎ – Page 9 – by Ahmad Kamar, 1984
    The Malay peoples of Malaysia and their languages‎ – Page 36 – by Asmah Haji Omar published by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1983
    Encyclopedia of world cultures‎ Volume 5 – Page 174 – by David Levinson – History – 1993 published by G.K. Hall, 1993
    Indigenous peoples of Asia‎ – Page 274 – by Robert Harrison Barnes, Andrew Gray, Benedict Kingsbury publish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
    Peoples of the Earth: Indonesia, Philippines and Malaysia edited by 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 published by Danbury Press, 1973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60 – Page 1228 – by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1958
    Encyclopaedia Of Southeast Asia (set Of 5 Vols.)‎ – Page 4 – by Brajendra Kumar published by Akansha Publishing House, 2006, ISBN 81-8370-073-X, ISBN 978-81-8370-073-3
  7. ^ Phylogeography and Ethnogenesis of Aboriginal Southeast Asians. Oxford Journals. [11 November 2008]. 
  8. ^ ASEAN Member: Malaysia Retrieved 29 May 2008.
  9. ^ 明史. 外国列传 第六
  10. ^ 陈水逢,《东南亚各国略史与现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284页。
  11. ^ 11.0 11.1 A History of the Malay Peninsula.
  12. ^ Palembang Prince or Singapore Renegade?. Sabrizain.org. [4 June 2010]. 
  13. ^ 陈水逢,《东南亚各国略史与现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285页。
  14. ^ 陈水逢,《东南亚各国略史与现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286页。
  15. ^ 陈水逢,《东南亚各国略史与现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287页。
  16. ^ Mahathir bin Mohamad. "Our Region, Ourselves", Time Asia, Hong Kong, 31 May 1999.
  17. ^ "Malaya: Token Citizenship", Time, New York, 19 May 1952.
  18. ^ 阿卜杜拉·西·迪《马共主席阿卜杜拉·西·迪回忆录(下):边区的斗争与光荣的和解》(廿一世纪出版社,2010)ISBN 9789833164202
  19. ^ "Malaya: Siege's End", Time, New York, 2 May 1960.
  20. ^ "A New Nation", Time, New York, 9 September 1957
  21. ^ Shuid, Mahdi & Yunus, Mohd. Fauzi (2001). Malaysian Studies, p. 29. Longman. ISBN 983-74-2024-3.
  22. ^ Shuid & Yunus, pp. 30–31.
  23. ^ Adam, Ramlah binti, Samuri, Abdul Hakim bin & Fadzil, Muslimin bin (2004). Sejarah Tingkatan 3, p. 207.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ISBN 983-62-8285-8.
  24. ^ "Malaysia: Hurray for Harry", Time, New York, 20 September 1963.
  25. ^ "Malaysia: Fighting the Federation", Time, New York, 21 December 1962.
  26. ^ Shuid & Yunus, p. 31.
  27. ^ "Malaysia: Tunku Yes, Sukarno No", Time, New York, 6 September 1963.
  28. ^ Philippines, Federation of Malaya, Indonesia. No 8029: Manila Accord, Declaration and Joint Statement (pdf). 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 United Nations. 1963 [2010-08-16]. 
  29. ^ Philippines' Claim To Sabah. epilipinas. [21 June 2010]. 
  30. ^ Exchange of notes constituting an agreement relat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nila Accord of 31 July 1963
  31. ^ 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 PROCLAMATION ON SINGAPORE
  32. ^ "Malaysia: The Art of Dispelling Anxiety", Time, New York, 27 August 1965.
  33. ^ "Race War in Malaysia", Time, New York, 23 May 1969.
  34. ^ Kua Kia Soong. May 13: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 The Malaysian Riots Of 1969. SUARAM. 2007. 
  35. ^ Jomo Kwame Sundaram. UNRISD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Malaysia.
  36. ^ Anthony Spaeth. "Bound for Glory", Time, New York, 9 December 1996.
  37. ^ Anthony Spaeth. "He's the Boss", Time Asia, Hong Kong, 14 September 1998.

其他书目[编辑]

  • De Witt, Dennis. History of the Dutch in Malaysia. Malaysia: Nutmeg Publishing. 2007. ISBN 9789834351908. 
  • Goh, Cheng Teik (1994). Malaysia: Beyond Communal Politics. Pelanduk Publications. ISBN 967-978-475-4.
  • Musa, M. Bakri (1999). The Malay Dilemma Revisited. Merantau Publishers. ISBN 1-58348-367-5.
  • Ye, Lin-Sheng (2003). The Chinese Dilemma. East West Publishing. ISBN 0-975164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