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秀琴

官秀琴（1954年—2006年8月），人称官姐，是台湾性工作者权利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曾任台北市公娼自救会会长。1997年9月，台北市政府废除公娼制度；官秀琴为了保持公娼合法，进行了多达500场的大小抗争，包括游说台北市议会和对抗当年废娼最力的台北市长陈水扁。2006年8月1日官秀琴失踪，尸体于8月3日在基隆海边被发现，疑似为投海自杀，具体死亡日期不详。

事迹

• 在1997年官秀琴与妓权团体为废娼政策所进行的抗争里，包括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做法。体制内的部份有诉愿、行政诉讼及成功游说台北市议会做出缓冲两年废娼的决定。但因为当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拒不执行台北市议会决议，官秀琴与妓权团体又继续进行体制外的街头活动向社会大众发声。
•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对娼妓的成见使然，在许许多多的抗争活动中不免遭受到民众如吐口水等恶意的对待，因此比起一般街头运动更为辛苦。也因为社会对娼妓的污名化，当时许多公娼都是戴著帽子、以遮掩住脸孔的模样出来抗争。而官秀琴算是其中特别不同的一位，她并不因为自己的职业受人轻视就遮掩自己，反而大方地为她的公娼姐妹们站出来说话；尽管她自己出身寒微，又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在相关座谈会上，即便要面对许多高学历的专家学者，她依然慷慨陈词、不为所惧。
• 2006年7月23日，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到民主进步党全国党员代表大会，抗议立法委员王幸男及林重谟都把党内派系比喻为公娼，尤其抗议王幸男在全代会说解散派系就像废公娼一样；官秀琴高喊“公娼比民进党下流政客高贵一千倍，公娼比废娼的陈水扁高贵一万倍”，要求民进党道歉；民进党中央党部派代表道歉，被公娼骂：“以你们的派系来比公娼，我呸！”

去世

2006年8月，官秀琴女士疑似投海自杀，尸体在基隆海边被发现。不同的报道说她是因财务问题自杀，而警方认为她是厌世自杀。

长期以来对她相当熟悉的妓权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对她的死因有详尽的剖析：

就在官姐一手扶持家庭经济、一边费力交际经营私娼馆、一面开始陷入每天都要缴利息焦头烂额的还债时，七月底，报马仔再度传来消息：“中央拼治安要抓色情，台北市又有暑期加强取缔色情专案，你们到九月底都最好不要开”；“取缔色情，不能开店”，无异是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能开业，每天还钱庄的钱那里来。如果连强悍如她，都被扁（1997年台北市长陈水扁）的废娼、苏（2006年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拼治安与马（2006年台北市长马英九）的扫黄，逼到以死解决问题；那么她的死，当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再度证明政策杀人！

对社会的冲击与意义

在台北市政府废娼之前，台湾性产业议题一直没有浮上台面。尽管相关问题一直存在，却也未曾有人在此议题上著墨，更别说为性工作者争取权利、发起妓权运动。而废娼之时，除了前来关心的社运人士、学者之外，人称官姐的官秀琴，以性工作者的身份站出来为性产业辩护的举动，不仅具有底层弱势挑战强权的意义，更震撼了当时的社会与妇女团体，冲击她们对性产业的认识与观感。何春蕤、甯应斌、丁乃非三位学者在悼词中说道：

我们对性工作的启蒙是从官姐开始的。1997年9月，台北市政府废娼，当时串连著常德街同志被恶意临检事件，举办了一场批判都会区扫黄反性的座谈会，主题是“公娼存废”的议题，座谈的目的当然是唤醒大家的注意，也对女性主义的某种观点被用来推动废娼政策提出批判。就在这场座谈会中，我们第一次遇到了官姐，遇到了让我们这些知识份子汗颜动容的再教育机缘。

官秀琴女士的死，引发了台湾社会对性产业的重新审视；就在她逝世的消息传出后不久，随即有学者为文呼吁社会各界要正视性产业的相关议题。彭渰雯、陈美华在〈停止惩罚底层性工作者〉一文中说道：

官姐之死，对我们造成很大的震撼，我们相信对于反娼女性者和当年参与决策者也应该有所警示。性交易政策牵扯的利益与价值虽然复杂，但是身为妇运者和人道主义者，应当对于一个主要目标有所共识：那就是改善弱势女性的处境。以这样的共识为基础，现在就是我们重新开启政策对话，加速修法的时刻。

2006年9月，在官秀琴女士逝世的一个月后，妓权团体日日春拜会台北市政府，要求重新检讨废娼政策。市府方面承诺，年底市长马英九卸任前召开公民论坛，邀集妇女团体、立法委员、专家学者详尽讨论娼妓除罪化。

评价

•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何春蕤、甯应斌、丁乃非：“我们一直觉得，官姐（官秀琴）已经做出了超级伟大的成就，她确实是一代名妓，不但是因为她在性工作专业化方面的表现和发展，更因为她在推动妓权运动上的重大贡献。”（〈敬悼官姐　妓权女斗士〉）

相关条目

• 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
• 台湾性产业

外部链接

• 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黑手那卡西-崖边 纪念官秀琴（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