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福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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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事件（法语：Affaire Dreyfus，发音：[lafɛːʁ dʁɛfys]），或称德雷福斯丑闻、德雷福斯冤案是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宗政治事件与社会运动事件，事件起于1894年一名犹太裔法国军官阿弗列·屈里弗斯被误判为叛国重罪，在当时反犹氛围甚重的的法国社会，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和争论。争论以1898年初名作家左拉投书支持德雷福斯之清白为开端，激起了为期十多年、天翻地覆的社会大改造运动（1898-1914年）。[1]
此后经过多次重审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德雷福斯终于1906年7月12日获得平反，正式成为国家英雄，而连带的社会改造运动也以1905年法国政教分离法的通过达到高峰。[2]此项社会改造运动（1898-1914年），与同期的美国进步时代（1893-1920年）、英国“新政自由主义”的社福改造运动（1906-1914年），属于20世纪初欧美“进步派”社会改造运动中，三项较受瞩目且较知名的改革浪潮。[3]
背景：19世纪末窜升的反犹氛围[编辑]
自1871年第三共和国建立以来，政府高层贪污收贿、腐败不法的事件频传，其中在法国金融界占有很大势力的犹太银行家，就有某些特定人士经常卷入与政客勾结的丑闻中，因而保守派的社会贤达大力抨击说，政府的贪污、腐败，犹太人在很大程度上难辞其咎，加重了军界与社会上的反犹氛围。譬如反犹主义记者爱德华·德吕蒙（1844-1917）坚称“军队中的犹太人正在损害国家利益”，于是他在1889年和一群保守倾向的天主教虔诚派、向德复仇的极端民族派，组成一个“丑恶且热烈”的反犹联盟，并在1892年创立此联盟的机关报──《言论自由报》，试图把握任何机会将法国犹太人或其影响力“扫地出门”。德吕蒙与其为数众多的粉丝经常标举一个口号：“法国只属于法兰西民族”（背后意思是──“染指法国的犹太魔手必须被斩断”）[4]
1892年爆发的巴拿马运河丑闻也大大地促升了反犹主义的上升。巴拿马丑闻涉及到斐迪南·德·雷赛布建造巴拿马运河失败的巨大代价。由于疾病、死亡、效率低下和普遍的腐败，1889年负责这个大型项目的巴拿马运河公司破产了，造成了近10亿法郎的损失，8.5万名中小股东的股票和债券无法兑现，一些人因破产而自杀。这被认为是19世纪最大的货币腐败丑闻。由于法国政界从部长、参众议员到报界名人共104人收受运河公司的贿赂，对巴拿马运河公司的财务困难沉默及护航，不久在一片哗然、火爆究责的舆论与情绪中，反犹急先锋的德吕蒙在其《言论自由报》中揭露详细的收贿名单，以及运河公司“雇用”了部分犹太富豪（银行及公司老板）作贿赂中央权贵的中介人及白手套，这不但让《言论自由报》瞬间成为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更使得极端民族主义者将反犹主义推升到百年未见的高峰，这是法国1789年大革命之后，史无前例的一次反犹海啸。[5]
事件经过[编辑]
1894年9月，法国情报机构透过一位名为玛丽·巴斯蒂安的女士获得情资，她的工作是德国驻法国大使馆清洁工，同时身兼法国间谍。1894年9月25日，她从德国驻法武官马克希米利安·冯·斯瓦兹柯本中校在办公室的废纸篓中盗出一封被撕毁的信件。复原信件后，法国情报单位知道这封信是一封未带签名的投诚信函，这个无名氏愿意向德国提供几项法国军事情报：
- 120公厘火炮液压制退器的测试纪录及经验
- 部队调整概要
- 炮兵编制调整
- 马达加斯加的相关纪录
- 野战炮测试概要（1894年3月14日）
从这封信件中，显而易见的是意图泄密者与法国炮兵牵连甚密，而且可能是潜伏在总参谋部的高级参谋当中。法国战争部从情报部门接管调查后，开始过滤潜伏者的背景轮廓；调查军官认为，该名泄密者能接触到120公厘以上的重炮技术资讯，必然有法国高等军事学院、巴黎军事学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圣西尔军校等专业军官教育才可理解。由于缩小了搜索范围，最后调查人员锁定一名法国陆军炮兵上尉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德雷福斯是犹太裔，出生于亚尔萨斯，因1871年普法战争战败之故举家迁居巴黎，但仍有部分兄弟保留德国国籍，以经营在德之工厂。入伍后，德雷福斯在1893年1月1日进入总参谋部工作，同时在一年前因为父亲的葬礼去米卢斯，也就是说去了德意志帝国领土。
1894年10月15日，他被召入总参谋长办公室。作为参谋部唯一的犹太人，在当时军界浓厚的排犹主义氛围中，他被命令听写了几个词和几句话后被当场逮捕，随后被指控触犯叛国罪。
10月31日，初步调查已经结束，一天后在媒体上德雷福斯就已经被称为叛徒。
11月3日，他在雷恩的军事法庭上被控出卖法国陆军情报给德国，因此被裁定叛国罪名成立，因而遭到公开拔阶并流放外岛。但三份专家鉴定认为德雷福斯的手迹与那张告密纸上的手迹不同。此外，尽管著名人类学家和侦探学家阿方斯·贝蒂荣在辨认手迹方面没有经验，但是贝蒂荣的鉴认却认为两份手迹相同，法官最终听取了贝蒂荣的意见。贝蒂荣的鉴认被当作判德雷福斯有罪的主要证据。
德雷福斯声明自己无罪，但是无效。1894年12月19日至22日在法院由8名法官审判德雷福斯的罪状，然而军法官没有任何一人具有炮兵专业的知识，因此也无法断定该信件与德雷福斯之间的罪证因果关系。即便证据不足，但因为他的兄弟仍保有德国国籍，加重其“通德卖国”的嫌疑，法院一致判处他有罪并判处他终身流放到魔鬼岛。1895年1月5日在法国军校校园内一个刻意安排的“人格侮辱仪式”中，他被剥夺军衔，不久被送往魔鬼岛。同年4月他到达关押处并单独监禁，之后经历长期的苦役折磨。
由于德雷福斯的犹太家人，尤其是相信他无罪的长兄马修，以及其他一些对此事关注的政界和媒介人士，德雷福斯没有就这样消失了。1896年新任情报机构领导人──信仰新教的乔治·皮卡尔上校获得线索：真正的叛徒应该是另一名总参谋部成员费迪南·瓦尔桑-埃斯特哈齐，于是皮卡尔向总参谋部报告此事，并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虽然皮卡尔本人也是反犹主义者）。但是总参谋部却认为承认错误会使军方的“荣誉”扫地，加上皮卡尔的新教信仰使他在天主教的军界形同异类，于是总参谋部下令皮卡尔缄默，年末他被调到突尼斯去了。但是皮卡尔在突尼斯向法国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而且这份备忘录落到了一名参议员手中。这名参议员打算暗中修改对德雷福斯的判决，但是遭到了军队将军们和政府的反对。1897年德雷福斯的兄弟──马修·德雷福斯也获悉了这份备忘录，他公开指责埃斯特哈齐为叛徒。埃斯特哈齐要求对自己进行调查，但是这个调查不了了之。1898年初对埃斯特哈齐进行的开庭审判也没有下落。在审判德雷福斯时作为证人出庭的将军们不肯修改他们的证词。而且以亨利少校为代表的高层军官还在事后，假造对德雷福斯不利的证明，甚至也捏造假证据来打击皮卡尔，连带使皮卡尔撤职被捕。[6]
1月11日埃斯特哈齐被判无罪导致许多人非常气愤。1月13日著名作家埃米尔·左拉在《极光》报中发表了写给法国总统菲利·福尔的《我控诉…！》（J'accuse）来声明德雷福斯遭受冤枉，左拉也因反对势力的攻击与法院判其毁谤罪成立──处一年徒刑而流亡英国，以躲避政府的抓捕及狂热派的刺杀。[2]
整个法国社会因为德雷福斯事件爆发非常强烈的争议，但也带起了“进步人士”如克里蒙梭、饶勒斯等对德雷福斯的强烈支持，要求彻底检讨冤狱事件的高层及保守派的军方、教会势力。[7]这一事件也间接导致了著名自行车赛事环法自行车赛的诞生。
报章阅读运动也因左拉带起的攻防争论而大规模兴起，自1898年始读报正式成为全民运动，也带动大规模的民众政治运动，譬如1898-1899年间，巴黎的新闻纸用量是之前的三倍。在1898整整一年中，正反两派都发起游行示威、互相叫嚣，相信德雷福斯清白的支持派高喊：“把那些可恶的军官通通关进监狱！”；反对派则在砸烂克里蒙梭住家的窗户之后，厉声叫嚣：“杀死左拉！”、“打死犹太人！”。[2]
当时法国从上到下，包括政府、军队、教会、报界、政党、团体、家庭，几乎都分裂成赞成支持和反对两派，斗争异常激烈：亲朋之间因争论反目；有的夫妇因此而离婚；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撕破脸面、互相扭打。[6]
重审和赦免[编辑]
1898年7月和9月，德雷福斯的妻子两次向司法部长伸冤，均被拒绝或者传给了一个委员会。一开始国防部长卡芬雅克还在议会宣称：军方握有“铁打一般的证据”证明德雷福斯有罪，但是最后政府还是让检调行动起来，以对应高涨的舆论争议。9月末一个上诉法院开始重审1894年的案子，情报处亨利少校伪造打击德雷福斯的假文件与证据因此暴露，他被捕后坦承罪行，不久以刀片割喉自杀，而真正的叛国罪犯埃斯特哈齐则弃职逃亡到英国。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参谋总长布瓦代夫与国防部长卡芬雅克皆辞职下台。[8][6]1899年6月该法院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无效，把该案子重新送往雷恩的军事法庭。德雷福斯被押回法国。在8月的审判中他又被判有罪，但是获得减轻，他被判十年关押。新法国总统埃米勒·卢贝告诉他假如他接受不再上诉的条件的话可以立刻获得赦免。9月15日德雷福斯接受了这个条件，这使得许多同情他的人感到失望，如克里蒙梭就痛批德雷福斯是个不成器的“卖铅笔商人”。[2]激烈的反对派则因1898年9月亨利少校作伪证、自杀，使军方蒙羞而感到怒火中烧，在全国多处烧毁犹太教堂，并发生军方多次预谋政变的未遂事件。[6]
德雷福斯和他的家庭隐居并写了一份回忆录。1901年他发表了《1894年至1899年，我生活中的五年》（Cinq années de ma vie 1894–1899）。
平反[编辑]
1902年立场偏左的“进步派”在选举中获胜后，政治环境开始逆转，德雷福斯案件又重新被审理。1903年最高上诉法院把后来的那次审判也否定了，并展开两年多的彻底调查。1902年9月左拉过世，死因是被家里壁炉的煤烟给呛死。
1906年7月12日，法国最高法院正式将德雷福斯的有罪判决撤消，德雷福斯得到平反，受牵连而一度被监禁的皮卡尔也晋升为准将，之后更成为陆军部长。[9]此后政府立即举行盛大仪式，让德雷福斯重新入队、晋升为少校，并获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而当初打压德雷福斯的高层军方，只有亨利少校自杀伏法，其他人的罪责没有被直接追究，但大量军方高层官员在1902年开始的反教权改革中被撤职，军队正式并彻底地“共和化”（清除君主派人士）、国家化（民选政府终于能直接控制、监督军队），也终结了军界原来的天主教沙文主义思想。[7]1908年德雷福斯遭刺客枪击而受轻伤，他在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35年过世。[6]
影响[编辑]
- 催生社会改革运动：事件真相大白后，法国社会不得不正视自身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并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争论，全国上下分裂成支持德雷福斯与否的正反两派：支持者多为激进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人士代表的进步派，反对派为反犹主义、军方（背后是向德复仇的极端民族主义）、君主立宪派、天主教会等代表的保守派。进步派先锋人物，埃米尔·左拉，1898年因为仗义执言而不得不远遁英国避难，隔年才获得政治保护而返回法国。此后随著左拉带起的报章言论串连运动大规模支持德雷福斯的清白，进步派力量终于在1900年代前半压过保守派力量，于是有1905年法国政教分离法的通过，作为此社会运动的高峰。运动也使激进共和派从1902年到1940年掌握国会多数并主导历届政府（总理也多为激进共和派），代表人物是1906-1909年“老虎”克里蒙梭担任三年的激进党总理，任内铁腕整肃官僚界的慵懒无能，以及超大规模罢工的争论事件；这时期（1902-1914年）通过的“进步”立法包含：1904年的十小时工作制、1910年后的（工人）养老金救济法与累进税制度。这些争吵不休但生机勃勃的党派事件，配合文艺进步、经济繁荣的时代氛围，都使一战后的大多数法人，将战前的吵闹与改革时光称为“美好年代”，并长期且深度地眷恋怀念。[2][7]
- 1903年环法自行车赛的诞生：在这场犹太人军官的争论中，一些反犹的报人和广告商不满当时法国最大的体育报纸Le Vélo的立场，决定另办一家杂志拆台。这一新杂志，L'Auto，是当今法国《队报》的前身。而第一场环法自行车赛就是L'Auto为了推销和竞争，于1903年1月29日拟定的。最早设想的是一个5星期的比赛（从5月31日到7月5日），结果只有15人报名。L'Auto的编辑德格朗日（Desgrange）于是把赛程改为19天，并给参赛者予以补贴。这赛事便是往后一般于每年夏季7月初举办的环法自行车赛。比赛最后有60人报名，其中有一些形形色色的业馀人物，包括街头潦倒之辈和楞头青，一下子搞得沸沸扬扬。
- 犹太复国主义的呼声上扬：在西方的犹太人眼中，这场十多年的反犹、平反运动，大大促升了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替未来的以色列建国推了一大把。譬如被誉为“现代以色列国父”的西奥多·赫茨尔，就因德雷福斯案，而在1896年以奥匈帝国记者的身分出版《犹太国》一书，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事业和生活。书中宣称：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或宗教问题，而是民族问题，其解决方法是建立犹太人的自治国家。赫茨尔当时为一家奥匈帝国的报社报导此事件，并目击了德雷福斯案宣判后，一大群人在巴黎大规模游行并高喊“犹太人该死”，显然这些经历使他认识到和排犹主义对抗是不可能成功的。[10][11]
- 反犹主义的后续──二战时的法国犹太人大屠杀：虽然经过德雷福斯事件的巨大打击，法国的反犹主义仍存有一定的影响力，这表现在二战时与希特勒结盟的维奇法国，贝当政府“主动且乐意地”参与纳粹犹太人大屠杀行动，不但大量没收、侵占犹太人经营的工厂与店铺，更将7.5万的法国犹太人送入集中营，导致他们几乎全部罹难，是为法国犹太人大屠杀。罹难者占法国34万犹太总人口的22%，其中就包含德雷福斯的孙女。[12]
相关作品[编辑]
- 《我控诉》，改编自事件的2019年电影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 ^ 王曾才，《西洋近世史》，页694-700
- ^ 2.0 2.1 2.2 2.3 2.4 陈文海，《法国史》，页413-422
- ^ 霍布斯邦，《帝国的年代：1875-1914》，北京：国际文化出版，2006，第四章、十一章
- ^ Philip Lee Ralph等 著，文从苏、谷意 等 译，《世界文明史后篇：从工业革命到现代》，（台北：五南，2009），页212
- ^ 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页430
- ^ 6.0 6.1 6.2 6.3 6.4 吴圳义，《法国史》，页342-344
- ^ 7.0 7.1 7.2 G. de Bertier de Sauvigny，《法国史》，页345-358
- ^ 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页433-436
- ^ Judgment of the Supreme Court on 12 July 1906 (PDF). [2014-08-05].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1-05-14）.
- ^ Benny Morris，《Victims: History revisits the Arab–Zionist conflict》，2003年出版，页29-34
- ^ Cohn, Henry J.，〈Theodor Herzl's Conversion to Zionism〉，《Jewish Social Studies》，Vol. 32, No. 2 (1970年4月),页101–110, Indiana University出版
- ^ Jean-Benoit Nadeau等，《六千万个法国人错不了》，页88-100
来源[编辑]
- G. de Bertier de Sauvigny 等著，蔡百铨 译：《法国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
- 陈文海. 《法国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2021-06-19]. ISBN 978-7-01-00429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7-02） （中文）.
- 吴圳义. 《法国史》 初. 台北: 三民书局. 1995-09-01. ISBN 9789571422428.
- 张芝联 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王曾才，《西洋近世史》，台北：国立编译馆出版，1976.
- 麦可．本恩斯 著，郑约宜 译，《法国与德雷福事件》(France and the Dreyfus Affair: A Documentary History)，麦田出版社，2003-09-03出版.
外部链接[编辑]
参见[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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