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
| 恐怖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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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 · 历史 · 活动 · 事件 |
白色恐怖（英语：White Terror）一般是指近代历史上大规模国家机器肃清左派、共产势力或亲共势力的团体或人员的行动。主要由右派政府、保守派或民族主义团体针对左派人士、社会主义者、革命者、共产党党员或其他反对者所施行的肃清，故有时又称为反左恐怖手段。与之相反的则是红色恐怖，一般是指共产党政府对反共人士、异议人士、反对者的肃清和杀戮。
“白色恐怖”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进行大规模镇压、枪杀革命党与革命份子的恐怖统治时期称之为“白色恐怖”[注 1]。另一说则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军与巴黎公社政权对抗时，公社以红色为代表色；政府军以白色为代表色。法国政府军以镇压行动惩治公社，是为“白色恐怖”。
现代定义[编辑]
“白色恐怖”常与转型正义相提并论，但实际上转型正义的基础在历史真相[2][3][4]，不可一概而论。
在现代则于俄国革命时期的俄国共产党广为宣传使用。在帝俄时代，白色是沙俄帝国皇室的代表颜色，沙皇常被冠以“白色沙皇”之称，白色并无任何贬义色彩。在西元1917年后的俄国内战中，反共的俄国“白军”与俄共布尔什维克的“红军”相对，遂使用“白色恐怖”一词来形容白军的残暴。后来，芬兰、美国等国反对苏联共产党势力扩张的行为，有一部份被称为“白色恐怖”。
中国共产党官方观点使用“白色恐怖”一词来形容由军统和中统执行的打击中共势力的隐密行动，包括暗杀、暴力镇压及逮捕共产党员等，中共亦将这些中华民国政府控制区域称为“白区”，将共产党控制区域称为“红区”。
在台湾，“白色恐怖”一词大多用来称呼迁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在台湾实施戒严令，及为了防止共产势力在台湾渗透与扩散，制定《惩治叛乱条例》，结果造成警总打压或限制人民政治活动，造成冤死或冤狱。直到1991年5月9日法务部调查局干员在未知会清华大学校方的情况下，进入校园拘提研究生廖伟程，引发剧烈反弹。同年5月17日时立法院通过废除《惩治叛乱条例》。1998年立法院通过补偿条例，成立白色恐怖补偿基金会。十五年间补偿10,067件(死刑809人，最多人数是感化(训)教育)，包括:七一三事件、孙立人部属郭廷亮、柏杨、李敖、雷震、美丽岛事件(除了林义雄可能因林宅血案未破坚持不领补偿金)等。仍有约1500名受难者未提出申请。
政治分类[编辑]
也有人主张资本主义势力（商界、财阀和反共产主义者）发动的迫害是白色恐怖，共产党发动的迫害是红色恐怖，[5]如苏维埃政权为惩治反对势力，决定实行红色恐怖，把反对势力的对抗行为称之为白色恐怖。[6]中共毛泽东武装革命的红色恐怖和蒋中正实行清除共产势力的白色恐怖亦是一例。[7]台湾1950年代的红色革命有白色恐怖与之对抗。[8]
历史学者认为在世界各国发生的白色恐怖是在20世纪中期（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苏冷战的局势下，反共国家出现的反击共产势力的过度行为，当中不少获美国支持的反共国家以反共名义长期维持独裁高压统治，打压政治异见。
概念的来源[编辑]
1870年，由于普法战争的爆发，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年-1870年）的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年-1940年）宣布成立。然而，新的“共和”政府不但对抵御普鲁士军队的入侵采取消极态度，而且还相继镇压了巴黎人民西元1870年10月31日和西元1871年1月22日的两次起义。[9]
1871年3月28日，身为“工人阶级实质上政府”的“巴黎公社”正式成立，而法国政府军在普鲁士军队的帮助下，对巴黎公社成员发动攻击。“公社成员也群起反抗。因为一时找不到代表公社的旗帜，公社里的一名女工于是从自己身上的红裙，撕下一块红布，作为公社的标志。从此以后，红色便引用为一切进步热情、反抗不义的阶级解放之符号。与此相对，代表反动、保守的势力，便是‘白色’，而由其发动的一切恐怖镇压行动，就是所谓‘白色恐怖’”。[10]
与恐怖主义涵义区别，是指“意在全体居民中散布恐吓、惊慌和毁灭的一系列行为”。它的施暴量往往不成比例，表面上是任意的、蓄意的象征性行动，意在“杀一儆百”。而“白色恐怖”一词，通常意味著拥有政权的统治者，运用国家机器中的直接暴力手段，针对反抗现有体制的革命或革新势力，所进行的超越正常制度的摧毁行为。“白色”原本指的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徽章——“白百合”，亦表示它保守、反动的政权特征性格。[11] 。
各地情况[编辑]
法国[编辑]
法国大革命后，法国长期处于政治混乱。保皇党和共和党派长期进行斗争。保皇党长期打击共和党派人士。1870年，由于普法战争的爆发，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年－1870年）的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年－1940年）宣布成立，第二帝国灭亡。新的共和政府所征招的士兵素质较低无法抵御普鲁士军队的入侵，在停战后相继镇压了巴黎人民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的两次起义。[9]
1871年3月28日，身为“工人阶级实质上政府”的“巴黎公社”正式成立，而政府军对公社成员发动攻击。“公社成员也群起反抗。因为一时找不到代表公社的旗帜，公社里的一名女工于是从自己身上的红裙，撕下一块红布，作为公社的标志。从此以后，红色便引用为一切进步热情、反抗不义的阶级解放之符号。与此相对，代表反动、保守的势力，便是‘白色’，而由其发动的一切恐怖镇压行动，就是所谓‘白色恐怖’”。[10] 1871年5月21日至5月28日，巴黎公社的社员为了保护巩固公社的已取得的成果，与敌人进行了一周的激战，这被称为“五月流血周”。在镇压下，巴黎起义失败。在流血周期间的死亡人数一直无法得到准确的数字，而各种估计值从10000到50000都有。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说：7500人被监禁或者流放，大约20000人被处决。据阿尔弗雷德·柯班（Alfred Cobban）说，30000人被杀害，也许还有多达50000人随后被处决或者监禁，7000人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另外还有数千人——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领导——成功地逃亡到了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最后流放者和逃亡者于1880年获得了特赦。一些人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还很杰出，成为巴黎市议员、代表或者参议员。[来源请求]
俄罗斯 (俄国)[编辑]
芬兰[编辑]
匈牙利[编辑]
匈牙利在1918年脱离奥匈帝国，但匈牙利并未因此走向民主共和，而是维持名义上的君主制。匈牙利王国虽然号称是王国，但王位始终处于空缺状态。在1919年击溃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霍尔蒂·米克洛什担任摄政职位直到1944年，是国家的实际统治者。霍尔蒂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镇压异己和民主人士。
保加利亚[编辑]
1923年9月由保加利亚共产党发起的九月起义武装叛乱，企图推翻亚历山大·常可夫的新政府。除了共产党员之外，起义也得到农民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起义的目标是保加利亚“建立农民工政府”，而不是将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转变为共产主义。这场起义最后被残酷地镇压下来。
纳粹德国[编辑]
西元1933年1月30日，纳粹党党魁阿道夫·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2月27日晚上，发生国会纵火案，希特勒指控德国共产党为纵火者，下令逮捕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以及一切反纳粹的人士。自此，整个德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围中。 1939年9月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占领奥地利、捷克、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等。纳粹在欧洲占领区实施一系列屠杀整肃等暴行，被称为白色恐怖。 纳粹战败后，盟军对德国进行去纳粹化等转型正义的工作。德国的白色恐怖才宣告结束。
西班牙[编辑]
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年7月17日－1939年4月1日）国民军的一系列强奸与暴力行为，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之后的长达三十六年的法西斯独裁统治（1939年4月1日－1975年11月20日），在西班牙被称为白色恐怖。[12]在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展开民主改革后才逐渐结束。
古巴[编辑]
希腊[编辑]
希腊王国镇压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暴动以及之后延伸扩大的希腊内战战事所波及到无辜群众的事件。
义大利[编辑]
美国[编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逐渐蔓延整个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由此开始。
在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发动一场清除美国国内共产主义者的运动，称为“麦卡锡主义”。期间，很多著名好莱坞艺术家、作家等因为表示对共产主义的同情，被反共势力批判。
麦卡锡于其任职期间，高调宣扬共产党侵入政府和舆论界的危机，促使成立“非美调查委员会”，在文艺界和政府部门煽动人们互相揭发，许多著名人士如演员查理·卓别林和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等都受到迫害，被指控为向苏联透露机密和为苏联充当间谍。1953年6月19日科学家朱利叶斯与艾瑟尔·罗森堡夫妇为此被判上电椅死刑，造成了美国的白色恐怖。根据20世纪末解密的文件，其时控制演员工会的里根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威胁迪士尼也揭发迫害部分演员。
1950年2月，麦卡锡公开指责有205名共产党人混入美国国务院，但没有提供任何具体姓名。1953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麦卡锡和共和党领导层决裂。1954年，他指控军队和政府官员从事颠覆活动，为此举行了长达36天的听证会，同时向全国进行电视直播。美国国内外的舆论开始指责他是“蛊惑民心的煽动家”，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失去参议院的多数，麦卡锡后被免去非美调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2月2日参议院以67票对22票通过决议，正式谴责麦卡锡“违反参议院传统”的行为。从而结束了麦卡锡时代。
美国国内的白色恐怖在法律上并非麦卡锡一人唱独角戏，1940年美国国会通过“外侨登记法”，凡宣传以暴力推翻美国政府者，或以此目的成立组织或印宣传品者，可判刑二十年，旨在煽动颠覆政权的美国共产党或和其有连络者因此被大量迫害；二战后1950年美国通过“国内安全法”，禁止共产党担任公职或工会人员，也不能取得出国护照，1954年美国通过共产党活动管制法，直接宣布共产党不受法律保护，完全违背美国宪法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规定，到1961年约翰·甘迺迪当总统之后这法律才缩小解释或修改。[13]
中华民国[编辑]
大陆时期[编辑]
1927年4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在上海以“清党”为由，发动四一二事件，造成国民党内的分裂，蒋中正借此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其间对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进行对抗与打击，中共官方观点称之为白色恐怖时期。
- 相关案例
台湾时期[编辑]
1949年5月20日，台湾省主席兼台湾省警总司令陈诚颁布台湾省戒严令，持续到1987年7月15日总统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令为止。
2017年12月6日，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三读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编辑]
于文化大革命的时期，白色恐怖一词也被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用来打击其他党内“走资派”政治人物如刘少奇和邓小平。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注 2]
香港[编辑]
香港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的长子潘匡仁于2017年9月7日不幸身故后[14]，香港教育大学的民主墙被校内学生张贴“恭喜蔡匪若莲之子魂归西天”的大字报[15]，由于字句冷血及带有侮辱性，引起公众哗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及教育局局长杨润雄都强烈谴责[16][17]，在社会各界庞大压力下[18]，教大校方当晚就声言要翻查闭路电视追查张贴者，教大学生会认为是校方制造“白色恐怖”[19]。教大学生会指大字报的语句虽然凉薄但并不违法，校方应尊重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并指校方翻查闭路电视是要向同学施压，拑制言论自由，阻止同学自由发表意见[20]，及后由校方管理的闭路电视片段流出，令张贴同学的容貌曝光，学生会认为是侵犯私隐及对张贴同学进行文革式批斗[21]，进一步激化香港教育大学凉薄大字报事件。
澳门[编辑]
1989年，中国大陆发生八九民运，澳门有多个团体发起游行、筹款和收集签名和绝食以声援北京学运，当中包括最早回应民运的组织为“东大学生关注北京学运小组”，以及由民主派人士区锦新、吴国昌以及数十位人士组成的论政团体“民主沙龙”。六四事件发生后，澳门各界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其中有十多万至二十万人参与，占当时澳门人口的一半，是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民主沙龙”后来改组为“声援中国学运联委会”，其后再易名为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简称民联会）至今[22][23]。
六四事件过后，中国政府秋后算账，澳门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两个高调争取平反“六四”的组织被暴力袭击，当中“东大学生关注北京学运小组”在负责人聂国瑞遭人以玻璃瓶袭击头部后宣布解散，而民联会的成员则因职业威胁、家庭压力、经济封锁和暴力袭击而四散，当时任职中国银行经理的吴国昌受压辞职，在青洲小学任教的区锦新也被解雇，后来更被人用木棍扑头，民联会除了区锦新和吴国昌以外的成员大多离去。后来二人先后从政，透过直接选举进入立法会，直到现在两人仍然坚持举办六四悼念集会[24][25][26][22]。
在1990年代针对民主派的打压行动中，有部分坚持平反“六四”和抗议警方滥权的人被清算，由于澳门当时亲共势力已控制澳门社会，故可轻而易举地打压反对者，被打压人士的处境有突然失业、做生意的突然被断供货、铺位被收回、银行户口被冻结等情况发生，同时面对著暴力威胁，有被暴力袭击的人报警后于事无补，也没有记者愿意报道。他们部分人最后妻离子散甚至露宿街头[22]。
日本[编辑]
帝国时期
大韩民国[编辑]
韩国在过去的数十年来，不论是李承晚、朴正熙或是全斗焕，独裁政府都会透过给予警察至高的权力，以推进对全国民众生活的全方位监控，大量的警察资源都投放在情报工作上，收集一切被怀疑存在反政府倾向的学生、工人与异见份子的资讯，更使用极其暴力的手段与民众进行冲突。最令人发指的是警察能够在不合理的条件下非法拘留与毒打学生与民运人士代表，甚至将他们拘留并无止境的禁锢在监狱里，在监狱外的受难者家属及朋友对他们的生死音讯全无，只能每天向上帝祷告，祈求他们可以安全回家。
当年的韩国独裁政府，为了巩固其政权命脉，不惜借北韩对韩国政权的即时威胁感，以妖魔化一切与争取民主有关的社会运动，与当中参与的民运份子，拥有亲敌对政权北韩的不良意识，更视他们为闹事暴力团体，是有意颠覆韩国政权，将会摧毁他们辛苦建成的家园再拱手让人给北韩的朝鲜劳动党员。这种论述，于整个独裁年代透过韩国政府的“反共教育”与“舆论妖魔化机器”的推动，成为了深入民心的普遍意识。
除了透过指导教育与媒体针对民运份子，政府也会以法规合理化打压行动。当时，韩国定立的“国家安全法”已给予政权享有无人匹敌的权力，可以肆无忌惮地当怀疑某人怀有推翻政权的倾向时，肆意捉拿并非法禁锢。另外，1960年代韩国政府曾经通过的“反共法”，更加可以指称某人的言论带有亲共倾向，便可以以言入罪，可判入狱7年，并进行思想再教育。
曾经有一位农民，因为在酒后醉呼朴正熙政权的不是，结果便被控以“反共罪”，判入狱两年。由于当时他是喝了韩国的农民米酒马格利，酒醉而大骂政府，民间便改称“反共法”为“马格利法”，突出它的无所不在。
1980年代，只要藏有一本诗集，而那位诗人如果在南北韩分裂后居于北韩，政府便可以拥有足够证据指控你犯下“反共法”。又或者，你跟一位被政权判定为亲共的大学教授交谈，政府也可以以“国安法”与“反共法”将你非法拘禁。那时，独裁政府喜欢在夜深之时到达犯案者的住所，小心翼翼地为他们上手钩，蒙著他们眼睛，再把他们送至警察局的反共部门，或是一些不知名的地方内，进行无止境的毒打与逼供。警察向学生们一边施以酷刑逼供，也会一边跟他们威吓说到，不论他们如何反抗最终也是徒然，因为警方操有他们生死命运的最后权力，姑勿论他们是真是假，警察早已断定他们是亲共份子，只要警察拥有合理怀疑，他们可以决定能否将他们置于死地。例如当年不少警察也会对一些怀疑的亲共或支持民主的学生代表，施以酷刑毒打，当中不少学生因而被打死。结果为了隐瞒真相，他们经常向外界宣称那些学生是亲共人士，于北纬38线投奔北韩之际被军人阻止，结果被乱枪射死。当然，他们死亡的真相，往往无人敢质疑，也无人知晓是否真实。总而言之，一切生杀与舆论权，尽在警方控制手上[27][28]。
当然，警方不能每事也尽全力瞒天过海，就在1987年时，就读汉城国立大学（现首尔国立大学）语言学系三年级的朴锺哲，因在校内建立反政府组织被警察拘捕，后来被毒打至死。他的惨剧，却呼唤著韩国数以十万计的民众感到忍无可忍，举行悼念活动之馀，更连续数月举行了无止境打倒全斗焕的民主运动，结果成功推翻了独裁政府，换来了最终的政权变天[29] 。
越南共和国[编辑]
南越政权虽然只存在短短20年的时间，但几乎全部处于独裁统治和白色恐怖之下。在吴廷琰8年统治期间，重用特务机关，并以反共之名迫害异己，据估造成有5万人死亡、7.5万人遭监禁。
泰国[编辑]
新加坡[编辑]
1963年2月，尚未独立的新加坡在李光耀带领下，配合马来亚及英国殖民政府发起大规模保安行动“冷藏行动”，拘捕及拘留至少133人，包括反对派重量级政客、新闻记者和编辑以及学生，外界普遍认为这次行动是针对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阵线)，打压反对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的声音。同年7月，李光耀在伦敦与马来亚政府达成协议，新马正式合并。合并后的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与李光耀主导的新加坡自治邦政府采取行动，逮捕了新加坡的多名马共高层。
印度尼西亚[编辑]
南斯拉夫[编辑]
二战时南斯拉夫除了人民解放军之外，还有克罗埃西亚的乌斯塔沙以及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支持的南斯拉夫祖国军。一开始主力同为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解放军与南斯拉夫祖国军一同作战，但不久即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南斯拉夫祖国军采行等待战术，等待攻击德国人的适当时机。期间他们经常采取民族主义的恐怖手段，加剧南斯拉夫内部的混乱。乌斯塔沙则是针对塞尔维亚、犹太人，以及许多少数民族进行种族清洗。
乌斯塔沙组织虽然达成了克罗埃西亚的独立，但是乌斯塔沙政权却同时残酷地镇压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根据统计，乌斯塔沙建立超过十个集中营，杀害达九万三千人；但是塞尔维亚人的切特尼克（一个名义上反纳粹德国，实际上反共的民族组织）也杀害不少克罗埃西亚人，这都是导致南斯拉夫族群问题进一步恶化的历史原因之一。
狄托采取双叉式的策略，一方面为了争取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公认成员，对德国、义大利进行武装作战。一方面是要在大战结束时成为战胜的政治力量。在1943年后到大战结束的这段期间，狄托的人民解放军著手对抗祖国军以及乌斯塔沙。
罗马尼亚[编辑]
扬·安东内斯库执行白色恐怖政策，制造了多达40万人的死亡，其中大部分受害者是贝萨拉班、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以及罗马尼亚人。大规模的屠杀包括敖德萨大屠杀、种族清洗以及有计划性占领了德涅斯特河流域等广泛的战争犯罪过失。
相关[编辑]
注释[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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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大陆历史课本的记载，蒋介石从血腥清党即开始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因为他用暴力手段镇压了“革命”——即中共领导的暴力罢工和打砸抢排洋暴行等城市恐怖活动。共产党从此在城市失去搞暴动的条件，才退到农村搞起暴力分田。白色恐怖，或者说国家暴力，就这样与中共武装革命的红色恐怖厮杀起来。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是非标准和普世的法权观念需要一提：不管你共产主义的理想被宣扬得多么正义和崇高，发动群众剥夺别人的田产，甚至动用私刑处罚被指责为敌对阶级的地主，放在任何国家，都要遭到国家暴力的制止和镇压。蒋介石的失误只是没能通过剿共消除红色恐怖，反而弄得它愈演愈烈，以致在历史的阴差阳错中眼看著中共的武力壮大到不得不与之谈判和商量共治的地步。后来经重庆谈判，本有可能建立联合政府，蒋本人却执意要打仗，最终把自己打出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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