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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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为现存最早的传统中华医学著作,对于后世中医学的理论与实务有深远影响。此书相传是黄帝岐伯雷公、伯高、俞跗、少师、鬼臾区、少俞等多位大臣讨论医学的记述,主张“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1]在《四库全书》中列入子部医家类。与《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一起被视为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

约成书于战国秦汉时期,在东汉至隋唐时期仍继续修订和补充。《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素问〉以问答形式记述各种中原医学的理论,〈灵枢〉则集中于实践技术的指导,尤其是针灸[2]。《黄帝内经》的学说体系十分丰富,不仅包含深刻的医学理论,而且涵盖诸多中国古代的思维方法和逻辑思想。[3]

版本沿革[编辑]

西汉汉成帝时,刘向等人曾大规模校对古籍,李柱国则负责校理方伎,原书目先载于刘向《别录》,后载于其子刘歆七略》,今二书已佚,但其目录内容被东汉班固引录于《汉书》〈艺文志〉中,后世仍可以推见其原貌。《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四种中医典籍。其中医经有:

  • 《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
  • 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
  • 《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这是历史上对《黄帝内经》最早的记录,学者认为《黄帝内经》的编著及命名很可能是成自刘向之手。

在南北朝的时候,《黄帝内经》已经因传抄及战乱而散佚,分成《素问》及《针经》两种版本,分别流传。最早对内经进行整理的学者,是晋朝皇甫谧,他根据《素问》、《针经》及《明堂孔穴》,编著成《黄帝三部鍼灸甲乙经》一书。在《甲乙经》序中,他说:“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亦有所亡失。”

南北朝时出现了第一本为《素问》作校注的书,作者为全元起。全元起校注的《素问》本,北宋时尚存,以后便散失不见。今从林亿等所校订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尚可看到全元起编排的卷目次第和少量注文。

黄帝内经目录

杨上善将《灵枢》、《素问》的条文,根据内容重新分类,编次成《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此书虽然早于王冰,但流传不广,对于后世的影响较小,在宋朝时已经失传。

隋书·经籍志》中记载有黄帝素问九卷,梁八卷;黄帝鍼经九卷。这个版本应该就是全元起杨上善所采用的底本,其中有许多重复及错误难解的地方,因此并没有吸引很多医家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在王冰本出现之后,就被取代了。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内经版本,首推唐代王冰注释的《黄帝内经素问》。王冰深入研究《素问》,对当时通行的版本提出批评[4]并决心进行整理,耗时十二年,在唐朝宝应年间完成出版。王冰以其师的“张公秘本”作为蓝本,补入原本失传的七卷,并参其它流传版本的《素问》加以整理、注释、编排次序,完成二十四卷的巨著。王冰将原来的内容用黑笔来写,他加上的注释用红笔来写,以区分原文与注释之别。但在后来百年的传抄之下,红字又被写成黑色,何处为王冰注释,又难以区分了。王冰补入第七卷的七篇大论-《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微旨大论》、《六元正纪大论》、《气交变大论》、《至真要大论》是运气学说的主要依据。

王冰版的素问,后经北宋林亿等重新校著后,称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又称《新校正》本),成为最完整的《素问》善本,也是官方考试的依据。现今流传的《黄帝内经》就是这个版本,金元明清的医家,注解内经时,也都采用这个版本。

内经“刺法论篇第七十二”和“本病论篇第七十三”两篇,在王冰注释时已经失传。北宋林亿校正《素问》时,曾提及当时有《素问亡篇》的流传,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中附有此两篇原文,署为《素问遗篇》。后世大多认为出自唐宋间人伪托。

成书时间[编辑]

《黄帝内经》共十八卷,《素问》、《灵枢》各有九卷、八十一篇。内容包括摄生、阴阳、脏象、经络和论治之道。其成书年代一向有争议,大约是西汉以后的作品。成书时间一般有三种流传说法:

  • 一、《黄帝内经》是“三坟之书”其中之一,有人认为是黄帝所写,但黄帝年代各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留下资料说明当时的医学背景,可信度非常低
  • 二、认为它是春秋战国时候的著作,北宋程颢[5]司马光都持这种立场。
    • 因一百六十二篇文章里,从文字、语言、用词、以及所涉及到的社会背景等角度,都不乏春秋战国的背景。因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之久,确实可能包含多种观点、不同习惯的内容。
    • 程、司马二人不觉阴阳五行为儒生伪造,由于利益冲突,故隐没之,此称春秋笔法。
  • 三、认为《黄帝内经》非一时一人之作,成书时间约在汉宣帝以后。
    • 《黄帝内经》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作者班固是根据《七略》删其要而成;而《七略》是刘向刘歆父子,作为图书分类目类来主持的,分工校正方技类,而由李柱国来分工、校正医书,时间是西汉成帝河平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6年,而被认为《黄帝内经》最晚也要在公元前26年成书。最早是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史记中记载不少当代医学,如公乘阳庆、仓公、扁鹊等,但唯独没有记载更为重要的《黄帝内经》,所以被认为不可能早于写《史记》的时代,司马迁是在公元前99年入狱时撰写了史记,从上述推论《黄帝内经》大约是在公元前99年至公元前26年。
    • 自先秦之际天六地四,说卦传曰:参天两地而倚数,西汉之时,儒生杂用五行,故有五藏六府之谬说,此等谬说一律出自孔子家语
    • 1973年,在马王堆3号墓所出土的简帛医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脉法》、《导引图》等14件医书,而墓主是西汉初年封于长沙的轪侯利仓之子,下葬时间为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这些文献较为简略粗糙,例如只有十一经脉,而黄帝内经是十二经脉,从理论的简繁、完善程度上认为,十一经脉要早于十二经脉,也就是完备的《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要晚于公元前168年。
    • 由是观之黄帝内经必成于西汉末年至文风稍似六朝之时。

理论[编辑]

痹症理论[编辑]

中医对痹症的认识源远流长,《黄帝内经》是最早详尽阐述痹症理论的书籍,涉及到痹症的命名、病因病机、诊断、症候分类、治疗以及转归、预后等方方面面,具有系统性、前瞻性,对于临床应用具有深远影响。痹症严重威胁人体健康,干扰生活质量,《柳叶刀》最新发布的中国疾病负担报告中,此类疾病是影响伤残损失健康生命年(YLDs)的第一位原因,成为医学界公认的难题。[6]

痹者闭也,指由于风、寒、湿、热等邪气闭阻经络,影响气血运行,导致肢体筋骨、关节、肌肉等处发生疼痛、重着、酸楚、麻木,或关节屈伸不利、僵硬、肿大、变形的一种疾病,涵盖现代医学中具有相应症状的原发性、继发性肌肉骨骼疾病及骨代谢性疾病。内经中提到:“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言明人的健康与自然息息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亦深受自然影响,“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治疗上也应当顺应天地变化规律,强调了天地规律与人体生命节律的互参性。[7]内经有关痹证的论治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其清晰地构建了由皮、肌、脉、筋、骨五部分所组成的中医病位辨证临床思维模式,应用这一思维模式有助于我们从宏观角度辨析疾病的病变层次,为判断疾病预后,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提供依据。[7]

疫病理论[编辑]

现代医学倾向以细菌、病毒等实体性概念认知致病原,其优势为直接确定生物学意义上的致病因子及传播途径,得以更精准地判定易感者、研发治疗药物;局限在于,自然世界的病原体不可胜数,同一病原体作用于人体的疾病反应亦颇具个体差异性,特别在面临突发的、新型致病因子传染与流行时,在治疗时效性层面难以有效解决个体差异、病原体变异等复杂情况。[8]传统中医学倾向以风、寒、暑、湿、燥、火等气化性概念认知致病原,从自然气化力量的“各从其类”与“相兼杂合”角度对疫疠邪气进行分析,注重疫疠邪气在自然环境进程中的盛衰变化,及其侵入人体后“正邪交争”的动态疾病发展过程。[9]其局限在于,较难具化为实证科学视角下量化、标准化的治疗策略;优势则在于,其执简驭繁的疾病认知、动态辨证的诊疗模式,在疫病突发情况下更具时效性,且擅于在疾病动态发展进程中准确把握治疗关键,从而达到显著的治疗效果。正是中医疫病理论这种独特的认知模式、诊疗思维、防治观念,成为区别于现代医学,并在疫病防治中具有独创性优势的核心所在,而《黄帝内经》是其模式、思维、观念形成的重要理论源头。

体质学说[编辑]

中医认为元气不可自生、不可再生,禀受于父母的生殖之精,其中包括父精母血的精华以及父母精气的盛衰及体质特征,等同于现代体质学说中体质的相对稳定性和先天遗传性。体质学是中医基础理论体系中的独立分支,与中医的哲学基础、藏象、经络等具有同等地位。《黄帝内经》作为我国现存最早、内容最完整的中医理论基础著作,其继承《淮南子》《吕氏春秋》中的五行思想,对于五行及其配属的论述也与中医的辨证思维相融合,使其与人体的生理病理进行类比。[10]内经中虽未有“体质”一词,但已出现“质”“素”“形”等词语,也有相应篇章论述人体与五行的对应关系,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中就以五行理论为基础,运用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将人体的形体、外貌、性格等分归于五行,运用五行的特性去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并以“五形人”命名。[11]《黄帝内经》中对于源于五行思想的五形人体质的划分为治未病提供了理论基础,是实现治未病的关键突破口,一旦医者能准确掌握属于个人独特的五形体质以及其推演规律之后或许就能实现治未病,并将人类健康向前推进一大步。

成就[编辑]

黄帝内经整理先人积累的丰富的医疗经验,升华为理性认识,形成系统的医学理论,并且进一步驾御医疗实践,建立了中医学临床规范,成为中国传统科学中探讨生命规律及其医学应用的系统学问。《黄帝内经》作为形而下的应用之学,多种术数理论共同参与医学体系构建,并用以解释生命现象,还蕴藏着丰富的形而上的象数经学。[12]其有关养生的论述对后世治未病的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指导地位,“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是养生总的法则,既指明方向、又涵盖技能。

2010年中国向“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评审委员会”提案据认公元1339年木板印刷,由胡氏古林书堂印刷出版,为当今世界上保存最早、最完好的版本。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评审委员会通过将这部文献列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它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打好了结构框架,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所以中医亦称为“岐黄之术”。《黄帝内经》提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已经是预防医学的理想。

黄帝内经影响了其后的中医经典。如,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等。

注家与注本[编辑]

  1. 南北朝, 全元起, 《素问训解》
  2. 唐朝, 杨上善, 《黄帝内经太素》
  3. 唐朝, 王冰, 次注《黄帝内经素问》
  4. 北宋, 高保衡/林亿,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
  5. 日本, 丹波元简, 《素问识》《灵枢识》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2. ^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理论框架的构建. [2019-01-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4-10). 
  3. ^ 卢, 雯湉. 基于《黄帝内经》术数体系探微古中医养生学象数思维. 中华中医药杂志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022-08-01, 37 (08): 4243-4246 –通过知网. 
  4. ^ 《黄帝内经素问》王冰注序云:“而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己,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阙。重经合而冠针服,并〈方宜〉而为〈咳篇〉,隔〈虚实〉而为〈逆从〉,合(经络)而为〈论要〉,节〈皮部〉为〈经络〉,退〈至教〉以先针。诸如此流,不可胜数。”
  5. ^ 《二程全书》程灏曰:“观素问,文字气象,只是战国时人作,谓之三坟书则非也。道理总是,想当时亦须有来历。”
  6. ^ 叶, 倩云. 基于《黄帝内经》痹证理论浅析内经思想. 辽宁中医杂志 (暨南大学中医学院,暨南大学药学院暨南大学肿瘤研究所). 2022-07-15: 7 [2022-10-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0-17) –通过知网. 
  7. ^ 7.0 7.1 叶, 倩云. 基于《黄帝内经》痹证理论浅析内经思想. 辽宁中医杂志 (暨南大学中医学院,暨南大学药学院暨南大学肿瘤研究所). 2022-07-15: 7 –通过知网.
  8. ^ 樊, 经洋. 《黄帝内经》疫病理论探源与发微. 中华中医药杂志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4225-4321 –通过知网.
  9. ^ 樊, 经洋. 《黄帝内经》疫病理论探源与发微. 中华中医药杂志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4225-4321 –通过知网. 
  10. ^ 张, 誉丹. 基于《黄帝内经》中的体质思想探讨治未病. 西部中医药 (湖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46-48 –通过知网. 
  11. ^ 张, 誉丹. 基于《黄帝内经》中的体质思想探讨治未病. 西部中医药 (湖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46-48 –通过知网.
  12. ^ 卢, 雯湉. 基于《黄帝内经》术数体系探微古中医养生学象数思维. 中华中医药杂志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022-08-01, 37 (08): 4243-4246 –通过知网.

外部链接[编辑]

延伸阅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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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本:黄帝素问灵枢经 (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