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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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日本關係
雙方在世界的位置

中華人民共和國
日本
代表機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日大使館日本駐華大使館
代表
大使 吳江浩大使 金杉憲治[1]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於2022年泰國APEC峰會
位於北京的日本駐華大使館
位於東京的中國駐日大使館

中國—日本關係，簡稱中日關係（日語：日中関係〔日中關係〕／にっちゅうかんけい Nitchū kankei */?），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之間的雙邊關係。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日本在1952年與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恢復邦交，至1972年與中華民國斷交，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現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兩國關係稱為「戰略互惠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起伏不定。根據202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90％的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非常不好[2]，同時，由於日本排放核廢水以及駐日美軍的行動，網絡對日本的仇恨情緒也日益增長，另外重新更改黨史的因素也造成影響年輕中國人的態度。不過本質上這是太平洋體制競爭導致的原因，故關係低落僅止於特定時期需要使用到政治宣傳方面。在社會合作按公開資料中日交易額則是大致維持上漲，這部分的關係仍十分熱絡融洽。[3][4]雙方提供對方的產品也互為排前列的經貿夥伴，作為富裕的人口旅遊渡假主要目的地，與重要的留學、移居來源地等[5][6][7]。

國情比較[編輯]

全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 日本國
簡稱  中國  日本
旗幟 中國 日本
國徽
領土面積[8] 9,597,000平方公里，包括臨海水（海）域領土 377,962平方平方公里，包括臨海水（海）域領土
人口 14.03億[9] 1.27億
人口密度 145/平方公里 336.22/平方公里
人口自然增長率 0.49% [9] -0.20% [9]
城市化率 59.58%[9] 91.8%
首都 北京市 東京都（事實上）[10]
面積最大的城市 那曲市（352,192km2）
人口最多的城市 重慶市（3,101萬人） 東京都（1,406萬人）
政體 單一制、一黨制、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單一制、一黨優勢制、議會制君主立憲制、資本主義
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日本國政府
政權 習近平政權 自公連立政權
內閣 第十四屆國務院 第2次岸田內閣
最高行政機構 國務院 內閣
最高立法機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包括常務委員會） 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
最高司法機構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裁判所
建國領導人 毛澤東 神武天皇（傳說人物）
現任最高領導人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註 1] 內閣總理大臣：岸田文雄
現任國家元首 國家主席：習近平 天皇：德仁
現任政府首腦 國務院總理：李強 內閣總理大臣：岸田文雄
現任軍事統帥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內閣總理大臣：岸田文雄
執政黨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自民黨 自由民主黨
主要語言 漢語 日語
宗教 參見中國宗教 參見日本宗教
民族 參見中國民族列表 參見日本民族列表
GDP（國際匯率） $14.73萬億（2020） $5.378萬億（2020）
人均GDP（國際匯率） $10,580（2020） $42,928（2020）
GDP（購買力平價） $25.360萬億 $5.586萬億（2020）
人均GDP（購買力平價） $18,200（2020） $44,585（2020）
GDP實際增長率 6.1%（2019） 1.5%（2019）
基尼係數（貧富差距） 0.467（高） 0.379（高）
人類發展指數 0.761（高） 0.915（極高）
貨幣 人民幣（¥） 日圓（¥）
時區 UTC+08:00（北京時間） UTC+09:00（日本標準時間）
僑民 14萬日裔中國人 92萬日本華人
行駛方位 靠右行駛（左駕） 靠左行駛（右駕）
國防預算 $2610億 $476億
武裝部隊人數 205萬 24萬
勞動力 8.06億 6501萬
移動電話 12.28億 1.21億

歷史[編輯]

主條目：中日關係史

冷戰前期（1949年－1972年）[編輯]

1949年6月2日，中共中央為與日本進行直接貿易問題致電東北局，指出：「在雙方有利而平等的條件下，我們不需要拒絕對日直接貿易，而應歡迎日船商到中國口岸來通商。」[11]:8933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外交上陷入西方國家的孤立。1951年9月8日，美日為了從戰略上封鎖中國大陸，在對日和會上通過舊金山和約（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皆未被邀請參加），美國同時和日本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結成軍事同盟。10天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發表聲明指出對日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1952年4月28日，日本又與中華民國簽訂《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恢復正式外交關係。7天後，總理兼外長周恩來發表聲明，表示堅決反對此合約[12]。

1956年6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宣布，除45人外，釋放全部其餘1017名日本戰犯。然而，當時的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岸信介[註 2]在1957年6月2日訪問臺灣，表示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光復大陸。日本政府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東京設立LT辦事處，以廖承志和高碕達之助兩人之姓氏為名，負責商貿往來和民間交流；岸信介破天荒批准中國大陸乒乓球運動員入境參加世界乒乓球大賽[13]。1958年5月2日，長崎發生日本右翼長崎國旗事件，中日貿易因此中斷。7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日本政府停止反華言行；停止製造「兩個中國」；不再阻撓兩國關係正常化。1959年3月12日，日本社會黨書記長淺沼稻次郎在北京發表演講，指出「美帝國主義是日中兩國人民共同的敵人」，引起日本右翼人士反彈，並在1960年選前大會上刺殺淺沼。

由於美國對日本壓力，兩國並未建交，並且因為未簽訂二戰和平條約，中日在1972年前屬於法律上的敵對狀態。然後中日雙方在冷戰前期雙方發展了活躍的民間貿易，並於1950年代先後4次簽訂民間貿易協定。1960年8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會見日本貿易界人士，提出「對日貿易三原則」：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自1950年代中期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貿易大有增加，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後，日本已經取代蘇聯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在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之間的調整時期，日本更成為了中國發展學習的重要對象。

1962年11月9日，中方代表廖承志與日方代表高碕達之助在北京簽訂了《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開啟雙方「LT貿易」[12]。自中國共產黨據守中國大陸以來，日本執政之自由民主黨對中國共產黨雖不作正式之承認，但雙方自1962年後分別設立「備忘錄貿易辦事處」，從事商品之交易[14]:210。日本左翼屢次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亦經常派遣文化團體赴日本從事活動[14]:210。「文化大革命」後，中國與日本貿易總額略有增加，因之日本政客積極從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活動[14]:210。由於中國政府與日本佐藤內閣之間相互敵視，「建交」談判遲遲未獲具體結果[14]:210。

1971年10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中日復交三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舊金山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12]。中華民國政府則發表聲明加以譴責，申明中華民國才是代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乒乓外交」改善了中美關係。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開始發展。日本也追隨美國開始了中日關係「正常化」，最終放棄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之邦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1972年7月，田中角榮繼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首相），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乃利用時機主動發表雙方儘速「建交」之聲明[14]:210。9月25日，田中角榮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14]:210。9月27日，田中角榮會見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政府發表《中日聯合聲明》，宣佈建立正式外交關係[12]，彼此從事「外交」之承認[14]:210。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結束「敵對狀態」，致力於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同日，中華民國政府宣佈與日本斷交。

接觸時期（1973年－1989年）[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建交以來，以官方為主導積極發展兩國關係，在經濟、文化、科技等眾多方面開展雙邊合作。天津市和神戶市於1973年6月24日正式建立友好城市關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之間建立的第一對友好城市關係。1974年9月29日，中日定期航線正式通航[15]。

1975年1月20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會見日本自由民主黨眾議員、前國務大臣保利茂一行時，重申中國永遠不稱霸：「不從比較高的政治角度來考慮是不行的。否定或者減弱兩國聯合聲明，或者降低調子，是不可能加深我們兩國之間的友好的；或者是形式上承認聯合聲明的基礎，而實際上還是想用各種變換的形式來搞『一中一台』，那是不行的。我們中國的方針是中日兩國老老實實地商談問題。我們彼此都採取這個態度，這樣，政治上解決和平友好條約是不困難的，經濟交往也會是不困難的，對我們雙方都有好處。我們永遠不稱霸。中日兩國聯合聲明裡就寫了任何一方都不謀求霸權。坦率地説，現在我們這麼一個落後的國家有什麼資格稱霸？問題是三十年五十年以後，我們也成了一個發達國家，是不是也要稱霸？毛主席制定的路線叫永遠不稱霸，不是講現在，是講將來永遠不稱霸。我們在聯合國正式聲明過，如果有朝一日中國要稱霸，世界人民就有責任揭露我們，指責我們，並同中國人民一道來打倒稱霸的中國。我們是用這樣的路線來教育我們的子孫後代的。中日聯合聲明之所以確立了我們兩國間長期友好的關係，一個重要原則就是雙方在亞洲也好，在整個太平洋地區也好，都不謀求霸權。我們兩國盡管社會制度不同，但有了這一條，我們友好的基礎就是牢固的，就可以建立牢固的相互信任關係。」[16]:3-4

1978年8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2]。10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訪日，23日，與日本交換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12]。然而，就在鄧小平訪日前不久，1978年10月17日，靖國神社舉行例行「秋祭」時，正式把14名甲級戰犯的靈位放進了靖國神社[12]。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在以後的中日關係中時常可以看到，但在六四事件之前，中日關係還是快速的向好的方向發展。

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諾提供第一批政府貸款[12]。此後，日本共為中國大陸提供了4批數萬億日元政府貸款，對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1980年5月27日，中共中央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訪日，這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和中國政府首腦首次訪問日本。兩日後，中日兩國的國有石油公司於東京簽訂協議，開發首個中外合營油田-埕北油田[17]。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審定教科書時，修改日本在二戰期間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引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不滿和抗議。9月26日，日本首相鈴木善幸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日中關係已進入成熟時期，關於教科書問題，日本政府將按照《中日聯合聲明》的精神加以解決。[12] 1989年1月7日，日本裕仁天皇病逝。2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錢其琛以國家主席楊尚昆特使身份出席裕仁天皇葬禮[12]。1989年4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鵬訪日，日本明仁天皇在會見李鵬時談到中日間不幸歷史時，第一次以「表示遺憾」這種方式表達歉意[12]。

蜜月時期（1989年－1996年）[編輯]

六四事件後，日本在內的西方七國集團對北京實施的制裁：凍結第三批政府貸款，停止雙方高層往來。直到1990年7月11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樹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宣布將恢復對中國的政府貸款[12]。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樹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率先訪問北京，改善了當時中國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面[12]。

明仁天皇

1992年4月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訪日，並邀請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10月23日，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美智子應國家主席楊尚昆邀請訪問中國，這是歷史上日本天皇首次訪問中國。

1995年5月2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訪華，首次參觀了盧溝橋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8月15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戰後五十周年之際代表日本政府就歷史問題發表談話，明確表示願正視歷史，承認侵略，對此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這段話後來被稱作「村山談話」[12]。但從「村山談話」之後，中日關係沒有像村山講話所期望的方向發展。1995年8月29日，日本政府抗議中國大陸進行核試驗，宣布凍結對中國的政府貸款援助[12]。

1996年至今[編輯]

位於中國成都的廣島・四川中日友好會館

1996年7月起，日本右翼團體成員連續四次登上釣魚島，引發中國內地、香港等地民間保釣運動[12]。1998年4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胡錦濤訪日，強調發展中日關係要「以史為鑑，面向未來」[12]。這次訪問並沒有改變中日關係逐步惡化的局面。

江澤民時期[編輯]

1998年1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訪日，這是中國國家元首首次訪日，也是江澤民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第三代領導核心和最高領導人後第二次訪日。雙方發表《中日聯合宣言》，宣布兩國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12]。訪問期間日本並未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期望的那樣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寫進宣言並就對中國的侵略正式道歉，與1個月前日本向韓國的道歉形成鮮明對比。有評論認為，此次訪問是中日關係由友好轉為敵對的轉折點；政治學博士卜睿哲曾在其書中提到，日本曾在當年會面時提出向江澤民道歉，但是條件是中國以後不能夠再就此事向日本找麻煩，因此中國最後不肯接受日本道歉的原因是為了避免「不能再以『日本沒有反省歷史』的理由批評日本和反對日本進聯合國安理會」。[18]

2001年8月14日，中國人馮錦華在東京靖國神社門前的石犬底座上用油漆噴寫了「該死」兩字，抗議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此前一天參拜靖國神社[19]。這並沒有影響10月份小泉到北京進行訪問，並參觀了位於北京西南的盧溝橋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對日本侵華歷史表示反省和道歉。[12]但小泉擔任日本首相6年，參拜靖國神社6次，使中日關係陷入最低谷。

漢級核潛艇穿越事件（日語：漢級原子力潜水艦領海侵犯事件）中的解放軍海軍091型核潛艇，日本稱其行經石垣島附近海域

2002年5月8日，據日本方面稱：5名北朝鮮人企圖進入瀋陽的日本領事館，被中國武警強行帶走，即「日本駐瀋陽總領事館闖館事件」。日本指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擅自進入屬於日本國領土的使館區抓人，侵犯了日本的治外法權（《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和《維也納公約》確定的原則「使館館舍不可侵犯」，和領土延伸並無關係）。但中國則認為，事件始發地點並未進入領館區域，因而與日本無直接關係，且此舉恰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動積極維護了日本領館正常秩序。『

胡錦濤時期[編輯]

2003年9月1日，中國單方面允許日本公民持普通護照免簽證入境中國大陸15天（該政策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之後暫停實施），目前中國大陸公民入境日本必須提前辦理簽證。但近年來日本逐漸放寬了中國大陸公民辦理簽證的要求。[20]。

2003年9月18日，由日本大阪建築公司組成的旅遊團，在珠海國際會議中心大酒店中大肆「買春」，並公開稱「就是來玩中國小姐的」。數百名中國妓女從珠海甚至深圳的夜總會趕過來，成為日本客的尋歡對象，被稱為「日本旅遊團珠海買春事件」。

2004年5月，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的一名外交官自殺，留下遺書稱生前因與一位中國妓女私通被中國警方逮捕，於是遭中方國安人員威脅，要求提供日方在中國情報活動的信息。該事件引發中日雙方外交衝突，日方認為中國違反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中方稱日方人員自殺系工作壓力大所致。11月，日本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所屬的一艘091型核潛艇從日本南部海域穿越、返回母港，即「漢級核潛艇穿越事件（日語：漢級原子力潜水艦領海侵犯事件）」。日本政府指責中國軍方違反國際法，秘密闖入日本領海，並派海上自衛隊前往驅逐。中國政府則稱潛艇一直在公海水域行駛。

2005年4月9日，因日本謀求「入常」和屢次篡改歷史教科書問題，引起中國民眾普遍憤慨和反日情緒，爆發大規模集會遊行和抵制抗議活動，活動從北京、上海等地迅速波及全國十數個大中城市。日方認為，自發反日示威若無政府默許絕無可能，所以示威必定為有北京當局做幕後推手。指責中國暗中策動。對此中方予以反駁，並認為這純粹是日本政府一系列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舉動引發的結果，活動純屬民間自發行為。最後日本首相小泉公開致歉。[21]

2006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趁即將離任之際，在日本投降的紀念日又一次參拜靖國神社，再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不過自小泉下野後，在第一次安倍內閣時期兩國領導人積極改善兩國關係。

胡錦濤與福田康夫於G-8會談碰面

2007年12月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訪問北京，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等領導人親自會見。過了1個多月日本警方查出中國製冷凍手工水餃內含殺蟲劑「甲胺磷」成份，有毒水餃由中國河北省的天洋食品製造，日本警方也以殺人未遂罪嫌展開調查[22][23][24]2010年3月，經過兩年偵查，中國公安機關逮捕一個投毒嫌疑犯呂月庭，該人犯案時在河北石家莊天洋食品廠當臨時工，因為對工資待遇及個別職工不滿在餃子中投毒。[25]

2008年4月26日「餃子投毒事件」還未平息，又發生了北京奧運火炬在日本長野傳遞時日本右翼分子試圖破壞火炬傳遞、毆打中國留學生，僑民的事件[26]。雖然兩國摩擦不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還是在2008年5月對日本進行了五天的訪問，雙方簽訂兩國第四份重要條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與日本首相在此之前的訪問分別被媒體稱為迎春之旅和暖春之旅[27]。

2008年10月25日，參加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回國前，接受了中國央視《高端訪問》欄目的採訪，表示願意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並不認同中國威脅論的可能[28]。

在2009年後民主黨的鳩山由紀夫、菅直人政權，接近中國，融入亞洲的「新外交政策」，使得中日關係取得了進展。而然，民主黨政權內政外交，尤其是關於遷走美軍沖繩基地問題上的失誤，使得民主黨的新外交走向終結，民主黨最後一任的野田政權，在外交政策上基本撤退到了自民黨保守右翼的路線，並且在歷史問題和釣魚島問題上重新引起了中日之間的嚴重分歧。加之中國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中國在對日問題上不願過多妥協。

2012年10月17日，第二次安倍內閣上台，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參拜了靖國神社，一度令中日關係惡化[29]。安倍晉三重新上台執政後，附和美國奧巴馬政權，重返亞太，鞏固軍事同盟，遏制威懾中國的策略，其帶領的自民黨提出修憲，更改憲法解釋，主張取消當中否定的集體自衛權以允許自衛隊到海外部署[30][31]，使日本成為一個正常的主權國家[32]。這些親美遏華的外交安全政策（稱謂安倍的「安全三箭」）構成了對中國安全形勢的挑戰，兩國關係再度惡化。

習近平時期[編輯]

另外，在歷史問題方面，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晉三上任後首次參拜靖國神社，質疑日本二戰「侵略」之性質，再次修改教科書，這些新的歷史修正主義行為也促使中日關係的惡化[33]。

2015年，停止三年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韓國首爾重新啟動召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韓國總統朴槿惠出席會議。

2018年5月9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邀請，正式訪問日本，出席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紀念活動等。[34]這是李克強出任國務院總理後首次訪問日本，亦是自2011年5月時任總理溫家寶訪日後，再有中國總理到訪日本。[35]

2018年10月，安倍晉三應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邀請，於25日至27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正式訪問。[36] 內地官方《環球時報》形容安倍訪華是兩國關係回到正軌的標誌事件，更指出中日應確立「共存共榮」大原則。[37][38]不過《環球時報》的立場隨即引起網民熱論，直指《環球時報》精日、用詞令人震驚，「質疑是否要共建『大東亞共榮圈』」。[39][40][41]有輿論指出，中日關係出現緩和跡象，只是因為北京在中美貿易戰中正處於下風，急需拉攏日本。[42][43]

201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G20）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期間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44]

2019年8月8日下午，中國外交部官網發布公告稱中日雙方將於8月10日在日本舉行新一輪中日戰略對話。這是雙方自2012年6月以來，時隔7年以來的首次戰略對話。

2019年12月24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中國四川成都，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韓國總統文在寅共同出席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45][46][47][48] 12月25日，李克強與安倍晉三在青城山舉行會談，之後一同參觀都江堰水利工程。[49][50][51]

2020年11月24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赴日，與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在東京共同會見記者，並宣布兩國在中日關係（增進互信，正向互動）、奧運人文交流（促進2020東京奧運會、2022北京冬奧會兩個盛會的成功舉辦展開合作）、經濟合作、東海海洋安全（將東海發展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爭取年內開通兩國防務部門海空聯絡機制直通電話）、合作助力RCEP早日生效、疫情經濟復甦（月內啟動兩國必要人員往來「快捷通道」、）等方面達成共識[52][53][54]，25日，日本首相菅義偉會見王毅再談雙方就改善、發展中日關係與奧運人文交流方面的共識[55][56]。

2022年2月1日，日本國會眾議院通過一項對中國「嚴重人權狀況」表達關注的決議，並敦促岸田文雄首相領導的政府採取相應措施。[57]

2017年11月，習近平與安倍晉三會面。

2022年7月安倍晉三遇刺身亡後，中國網絡湧現大量關注聲音，網民反應不一，新聞相關的留言中有大量「慶祝」言論，也有網民表示「勿幸災樂禍」[58][59][60]；據《紐約時報》報導，大部分輿論觀點都沒有被刪除或屏蔽[61]。部分中國商家因安倍死亡推出了「慶祝活動」，如商品打折、買一送一等慶祝優惠[62][63][64]，舉辦安倍靈堂電音趴等活動[65][66][67]，還售賣槍擊案中犯人山上徹也使用的自製雙管手槍的槍支模型[68][69]、印有犯人圖像的T恤和人偶[70]，在漫展上模仿山上徹也的型像，還自製一把玩具槍擺出被抓時的相同姿勢，身上甚至貼著犯案時的照片，以及一句「日服第一男槍」示意[71]。一些新聞評論區的留言將安倍晉三遭槍擊事件與發生於相近日期的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標誌七七事變聯繫起來[72]。

2023年1月10日，有傳聞指由於北京方面不滿日本入境限制，故宣佈暫停對日發放短期簽證[73]，但中國外交部未予置評[74]。不過消息最終於當天20時54分被中國駐日大使館證實[75]，同時中國駐日大使館表示日本赴華普通簽證也停止簽發[76]。反制措施最終於1月29日撤銷。[77]3月1日起，日本放寬自中國入境旅客檢疫措施。[78]

2023年3月31日，日本政府宣布將高端半導體製造設備等23品類加入到出口管制對象。這意味著這些商品對中國的出口變得困難。[79]中國方面表示嚴重關切，並指日方的有關措施本質上是在個別國家脅迫下對華實施的加害行為。[80]5月，日本正式推出針對23種半導體製造設備出口管制措施。此舉遭到中國方面反對[81]。措施於7月23日正式生效。這意味著23個品類半導體向中國等國出口時每次都需要獲得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許可。[82][83]中國外交部表示中方對日本執意出台和實施對華出口管制措施深感遺憾，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84]

2023年7月29日，日本政府通過2023年版《防衛白皮書》，將中國定位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85]

2023年8月24日，日本方面決定將福島核電站的核廢水排入大海[86],中國外交部表示強烈譴責[87]，禁止水產品等，中日關係在這一時間再度陷入了緊張。同月，中國開放赴日觀光團[88]。

2023年的11月APEC峰會期間，習近平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進行了會見[89][90]。

經濟[編輯]

豐田Alphard II，上海展示中心

中國和日本的經貿往來早在「關係正常化」之前便已開始。1972年雙方「恢復正式邦交」後，兩國經貿關係也從以往的「半民半官」轉變為「官民並舉」。1972年中國大陸和日本的貿易額為11億美元，但在建交後的1973年，貿易額上升至20.1億美元。在1972年至1977年這6年間，貿易總額已達167.1億美元，是1952年至1971年20年貿易總額的1.9倍。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使得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又進入了新的發展期。1978年中國和日本的貿易額是50.8億美元，1980年上升至84億美元，1983年達到100億美元，1987年貿易額迅速發展到156.5億美元，在1978年至1987年的10年間貿易額增加3倍。

據中國海關統計，2000年中國和日本的貿易額達831.66億美元。從2002年開始，日本對中國貿易轉為順差。2003年前的11年，日本一直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但這一地位已被歐盟和美國所取代。近年來在日本經濟嚴重不振的情況下，許多大企業的利潤主要是來源於對華投資或對華貿易。根據日本貿易統計，中國（包括香港及澳門）在2004年已經取代美國成為日本的最大貿易夥伴國。

2005年中日貿易額達1893億美元。日本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中國則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對中日貿易的依存度下滑和日本經濟關係已顯現趨冷跡象，「政冷」正在導致「經冷」。從雙邊層面分析，雙方經貿關係發展相對緩慢；日本對華經濟援助急劇減少；雙發經貿摩擦近年連續不斷，合作進程明顯滯後。從中國角度看日本作為其主要貿易夥伴的位次在下降，重要程度在降低，貿易熱度在降溫；從日方角度分析，雙方貿易持續較快增長，日本對中國（包括香港及澳門）的貿易額已超過對美國的規模，表明目前雙方貿易還在升溫。未來可能「升溫的少，降溫的多」，總體發展趨勢是降溫。

2004年日本對中投資4900億日元中國成為日本第三大對外投資目的地，和居第二位的美國僅相差100億日元。在兩國關係艱難的2005年，日本對中國投資達到新高，較2004年上漲了19.8%達到65.3億美元占日本對外投資總額的15%。日本對中國投資主要涉及電子、纖維、汽車製造及配套企業、食品加工和金融保險、物流、市場調查、諮詢、廣告流通、飲食、美容美發等服務業等領域。2005年下半年日資汽車在中國轎車市場份額已接近30%。 至2005年末，在中國日本企業達3.5萬家。

2012年6月1日，人民幣與日圓正式開始直接兌換，不再途經美元，為兩國節省不少手續費。

2000年－2017年日本對中國投資金額：

投資年度 投資額（億美元）
2000 29.2
2001 43.5
2002 41.9
2003 50.5
2004 54.5
2005 65.3
2006 70.1
2007 71
2008 62.5
2009 61.1
2010 57.5
2011 108.3
2012 112.1
2013 70.64
2014 43.3
2015 32.1
2016 31.1
2017 32.7

2023年，美國超中國，成為日本最大出口目的地，也是4年來美國首次超過中國。[91]

科技、文化[編輯]

京都古城區
位於日本橫濱的中華街
源氏物語絵巻五衣唐衣裳
1967年，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接見日本齒輪座劇團

在古代，日本處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日本在第三次遣隋使國書中稱「日出處天子至書日沒處天子無恙」[92]也間接反映了日本當時對地理環境的認識[93]。這使得中原文明成為日本文化輸入的第一選擇。在公元8世紀以前，日本沒有自己的文字，這之前的日本歷史除了考古發現以外，更主要的是通過中國的史書得以保存和研究。早在中國的東漢就有了日本來中國朝貢的記載，中原文化最早是從朝鮮半島間接傳入日本。到了中國的唐朝，日本派遣了大批的留學生和留學僧，全面學習了唐朝的典章制度、律法、建築、宗教、醫學、音樂、棋藝、書法、繪畫、工藝、武術、服飾、飲食等等等等，相撲、和服、料理以及茶道無不脫胎於中國文化，京都甚至就是中國的兩京長安與洛陽的一個縮影。也是在這個時期，日本在漢字的基礎上創造了自己的文字，才有了自己的歷史記載。

公元894年，由於唐帝國的衰落，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此後，中國向日本的文化輸入陷入低谷，日本也走上了一條文化本土化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與日本鉅細無遺的了解中國不同[註 3]，中國直到清朝時對日本的印象還是《後漢書》、《三國志》中的寥寥幾筆。戴季陶在《日本論》開篇曾說道：「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裡化驗了幾千百次。」[94]到了19世紀中葉，日本的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了著名的「脫亞入歐」論，對日本近現代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迅速強大起來，並強烈影響着東亞各國近現代化進程，中國也不例外。歷史戲劇性的逆轉，中國開始向日本派遣大批留學生，學習日本的經驗。從1898年至1911年間，至少有2.5萬名中國學生赴日本留學[94]然而，中國向日本的學習比之於日本就顯得過於粗略和傲慢了。有證據表明，「中國留日學生的總體水平低得可憐」[95]。

1949年以後，中國和日本開展了非常有限的民間交往。中國與日本民間科技交流始於1960年代初期，當時交流的主要形式是主辦中日科技座談，日本工業界技術人員來到中國，專題介紹日本新的技術，中日雙方技術人員進行討論。該項交流規模逐年擴大，成為當時中國技術人員了解世界科技發展情況的重要渠道之一，一直延續到1970年代中期。[12]

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後，中國和日本的科技和文化交流發展很快。1978年日本政府同發展中國家進行科技合作的執行機構日本國際協力事業團（JICA）開始同中國建立聯繫。1979年12月6日中國和日本政府簽署了《中日文化交流協定》；1980年5月20日，中國和日本簽訂了《中日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目前，中日民間科技、文化交流亦發展到相當規模[12]。近年來，日本的流行文化對中國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如日本的電影、動畫片、漫畫、電子遊戲等對中國幾代人都產生了很大影響[96]。

2019年4月18日，騰訊在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申請的《新 超級馬力歐兄弟U 豪華版》過審，預示騰訊獲得了中國大陸行貨版任天堂Switch的代理銷售權。[97]同日華爾街日報對任天堂進行的採訪中確認了這一消息[98]。 同年4月26日，任天堂和騰訊分別正式公開了任天堂Switch由騰訊代理進入中國的消息[99][100]，這是任天堂繼神遊之後，暌違多年再度重回中國大陸的巨大市場，也是騰訊首次接觸主機市場。同時是中日關係中，任天堂首次進入中國。

雙方敏感問題[編輯]

中日領土和戰爭爭端[編輯]

釣魚台列嶼主權問題[編輯]

主條目：釣魚台列嶼主權問題

釣魚臺列嶼是一片無人島嶼，在日本被稱為「尖閣諸島」，位於東海南部，距台灣基隆約100海里，距日本沖繩那霸約225海里。目前兩國都宣稱對該群島擁有主權。

東海油氣田問題[編輯]

主條目：東海油氣田問題

東海油氣田問題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關於東海專屬經濟區的劃界和油氣資源開發的分歧和爭論。

沖鳥礁問題[編輯]

主條目：沖鳥礁

沖鳥礁，日本稱為沖之鳥島，是日本南部太平洋海域的一處日屬礁石。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其是岩礁；日本則認為是島嶼。如果承認沖鳥礁是島嶼的話，日本將得到其周邊43萬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區，並獲得區內的一切自然資源。

抗日戰爭的歷史遺留問題[編輯]

參見：中國反日情緒和2005年中國反日遊行

如何看待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佔領中國的歷史，一直是中日關係的焦點。在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已明確表述，構成了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12]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雙方曾經歷一段蜜月期，在中國官方宣傳中，「中日兩國世代友好」是基調。80年代末，日本國內經濟不景氣引發民間右翼排外思潮不斷興起，使得很多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反感甚至仇視不斷加深，日本右翼勢力藉此否定、美化侵略歷史的活動時有發生。而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國政府的國際形象大損，被日本民眾普遍認為是沒有言論自由、肅清異議人士、提倡仇日思想和民族主義狂熱。同時，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思潮也不斷興起，加之日本在各個敏感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使自發的反日和仇日宣傳不斷增多，網絡上時常流傳各種或真或假的「日本辱華事件」，每每激化中國民眾對日本人的反感，出現了大量「抵制日貨」的呼聲。中國政府對於反日宣傳，一般採取低調放任的態度。但對於民間反日組織的活動，亦採取高壓控制方法。2005年4月，上海大規模反日示威遊行，普遍認為有政府背景。但事件發生之後，安全部門秘密拘捕了一批民間反日人士。[101]

台灣問題[編輯]

主條目：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在這裡指日本如何看待台灣的政治地位的問題，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國建交的前提和基礎。在台灣問題上，日本基本上追隨了美國的對華政策。

歷史教科書問題[編輯]

主條目：歷史教科書問題

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是指圍繞日本國內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修訂而衍生的東亞、東南亞國家對日本國內怎樣看待日本在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戰爭歷史的爭議。

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問題[編輯]

主條目：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供奉着自明治維新以來為日本戰死的軍人及軍屬。由于靖國神社同時供奉着14名二戰甲級戰犯，被東亞各國視為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而備受爭議。

南京大屠殺[編輯]

主條目：南京大屠殺
1937年南京大屠殺中，日軍強硬將中國平民押進坑中準備集體活埋。

南京大屠殺（日語：南京虐殺事件）是日本侵華戰爭初期日本軍隊在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規模屠殺、強姦以及縱火、搶劫等戰爭罪行與反人類罪行。日軍暴行的高潮從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開始持續了6周，直到1938年2月南京的秩序才開始好轉。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軍事法庭的有關判決和調查，在大屠殺中有30萬以上中國平民和戰俘被日軍殺害，約2萬中國婦女遭日軍姦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軍縱火燒毀。

在中國，自1947年南京軍事法庭審判以來，普遍認為約有30萬人在大屠殺中遇難。在日本，日本政府承認「發生過殺害非戰鬥人員和掠奪等行為」，但對遇難人數則曖昧不清[102][103]。日本學界對遇難人數的估計有20萬人、4萬人、2萬人等幾種，也有認為南京大屠殺不存在的「否認派」。「否認派」得到部分日本政商勢力的支持[104]，在中國引起強烈反感，這使得南京大屠殺成為嚴重影響中日關係的主要歷史問題之一。

旅順大屠殺[編輯]

主條目：旅順大屠殺
一份西方報紙登載日軍在甲午戰爭中執行旅順大屠殺殘害中國人的素描。[105]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同年11月21日日軍攻陷旅順，執行旅順大屠殺，對城內進行4天3夜的搶劫、屠殺和強姦[106][107]。

根據英國戰地記者維利爾斯（英語：Frederic Villiers）的報導，短短四天市內就有兩萬人遇害，只有埋屍的36名華人倖免於難，而這36人的帽子上還寫著「此人不可殺戮」的標記[108]。

當時一些來自西方的目擊者都記述了慘案的真相，一名英國水手在回憶錄《旅順落難》裡寫道：「……斷頭的、腰斬的、穿胸的、破腹的，攪成一團，池塘裡的水攪得通紅一片。……一路上那槍聲、哭喊聲交雜著。滿地血肉模糊，殘肢斷體，鋪滿道路。」

英國人詹姆斯·艾倫（James Allan）在他的著作《在龍旗下——中日戰爭目擊記》中寫道：「日軍用刺刀穿透婦女的胸膛，將不滿兩歲的幼兒串起來，故意舉向高空，讓人觀看。」同該書也記錄了旅順城內日軍俘虜被砍下人頭刺在杆上或是割去生殖器殺死的狀況。「在我周圍都是狂奔的難民。我第一次親眼看見日本兵追逐逃難的百姓，用槍桿和刺刀對付所有的人，對跌倒的人更是兇狠地亂刺。日軍擊斃所有遇見的人，在街道上行走，腳下到處踩着死屍。天已經黑了，屠殺還在繼續進行着，絲毫沒有停息的跡象。槍聲、呼喊聲、尖厲的叫聲和呻吟的聲音，到處迴蕩。街道上呈現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臥着肢體殘缺的屍體，有些小胡同簡直被死屍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裡人。艾倫又寫道：「我站在一處高地，離我不遠處有一個池塘，池塘邊站着好多日本兵，拼命將一群難民往池塘趕，不一會池塘裡便塞滿了人。只見難民在水裡亂成一片，池塘邊的日本兵，有的拿槍射擊，有的用槍上的刺刀刺。池塘裡斷頭的，斬腰的，穿胸的，破腹的，攪成一團，水變成通紅一片。日本兵在一旁歡笑狂喊，快活得不得了。池塘裡少數活人，在死屍上爬來爬去，滿身血污。其中一個女人，抱着一個小孩子，浮出水面，朝日本兵發出淒婉的哀求。岸邊的日本兵竟拿刺刀來捅，當胸捅了個對穿。第二下又捅那個孩子，只見刺刀一捅，小孩子被捅到刺刀上，他高高的挑起槍來，搖了幾搖，當作玩耍的東西。那女人伏在地下，尚未捅死，用奄奄一息的力氣，想要起來看看那個孩子，剛掙扎了一下，又趴下了。日本兵就照屠殺別人的方法，也將這個女人斬成幾段。」

《紐約世界報》記者詹姆斯·克里曼（英語：James Creelman）寫道：「我經過各街，到處見屍體均殘毀如野獸所嚙。被殺之店舖生意人，堆積疊在道旁，眼中之淚，傷痕之血，都已冰結成塊。甚至有知靈性之犬狗，見主人屍首之僵硬，不禁悲鳴於側，其慘可知矣……」

戰爭賠償問題[編輯]

參見：對日民間索賠、慰安婦和中國二戰勞工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所發起的各起戰事讓中國蒙受了巨大經濟財產和生命損失。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時，明確表示痛感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責任並對此深刻反省。在此前提下，中國政府決定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並載入1972年中日兩國簽署的《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批准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再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確認了放棄對日戰爭賠償要求的決定。[12]但很多人認為，雖然中國政府放棄了政府間的戰爭賠償，但不包括民間賠償問題，因而民間的受害者仍有權利向日本政府及有關企業提出民事賠償的請求，如針對慰安婦和強制勞工的賠償。在近代史上，日軍是唯一有隨軍妓女的軍隊，有關針對慰安婦的賠償問題近些年來也顯得較為突出。

關於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問題[編輯]

參見：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和2003年侵華日軍遺棄在華化學毒劑泄漏事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公然違反國際公約，使用化學武器，造成大量中國軍民中毒傷亡。日軍戰敗時為掩蓋罪行，毀滅證據，將大量化武就近掩埋、遺棄。到近年，已經有十多個中國的省市自治區，三十多處發現了日本遺棄化武。由於這些遺棄化武已經過半個世紀的風雨侵蝕，鏽蝕嚴重，有的已發生泄漏，對各地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生態環境等造成了嚴重危害。為解決此問題，自1989年至今，中日已舉行了最少4次政府談判及4次專家磋商。1997年，雙方成立聯合工作組，並舉行了4次工作組會議。在中國推動下，日本對遺棄在華化武進行了15次現場調查。日本由最初不承認這些武器屬日軍留下，到最後承認武器屬日軍所留下。1999年7月30日，中日兩國政府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關於銷毀中國境內日本遺棄化學武器的備忘錄》，日本承諾將根據《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的原則精神及《備忘錄》的有關規定儘快解決這一問題[12]。

其他戰略分歧[編輯]

日美安全合作問題[編輯]

中日關係、美日關係、中美關係悉悉相關。圖為特朗普、安倍晉三、習近平.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美就建立了軍事同盟，並且以日美安保條約的形式確定下來，並在近年不斷增加軍事預算，對此，中國認為日美的防衛對象是中國，並提出抗議；同時，也以不斷加入軍費投入予以回應。

日本修憲和爭常問題[編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日本，經濟實力僅次於美國，但是由於日本是二戰戰敗國，在政治上卻受到了諸多限制。如日本的憲法規定，日本只能專守防衛（日語：専守防衛），不能擁有軍隊。於是在日本國內有了修改憲法的聲音，並想借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提高國際影響力，成為「正常國家」。因為歷史問題，日本修憲和爭常均遭到中國、韓國及其他一些地區民眾的強烈反對。

中日軍備問題[編輯]

關於中國國防開支連續18年以兩位數增長一事，強調「繼續注意中國國防費的增額和軍事現代化仍有不透明的部分」，日本將「要求中國國防開支更加透明化」。中國則對日本自衛隊不斷謀求以「維和」等名義派兵海外予以批評。[109]

岐阜縣中日友好庭園

自日本政府將釣魚台「國有化」後，中日間在軍事和準軍事領域的摩擦就處於逐漸升溫升級的狀態。根據香港01引述日本媒體報道，截至2021年5月10日，中國海警船已經在釣魚島不間斷連續巡航超過80天，東京當局對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2021年5月，日本海上自衛隊自衞官小田真也表示，目前日本海上自衞隊面臨來自中國海軍的極大壓力。在他負責的管區，中國海上和空中武裝力量逼近日本海上防衞警戒區域的次數和頻度都在升高，而目前海上自衞隊從裝備數量和人員配置上，對中國的應對都已經達到了極限。並稱，雖然日本自衞隊可以得到美軍的技術裝備，但目前由於技術上受制於美國，加上資金限制，日本自衞隊近年來武器裝備的更新換代和升級能力很慢、很弱。[110]

其他敏感問題[編輯]

日本政府對華援助[編輯]

參見：政府開發援助 (日本)和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同中華民國政府一樣，免除了日本明治維新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起戰事的官方戰爭賠償，對此日本政經界人士深表感激。而同時中國的發展需要日本的資金、技術，於是中日政府雙方達成默契，以日本政府發展援助的形式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中國放棄戰爭賠償的經濟損失。

對華援助是政府開發援助項目的一部分。日本對華日元貸款始於1979年。截至2006年6月，日本政府已累計向中國承諾提供日元貸款協議金額約32078.54億日元，用於242個項目的建設。截至2006年5月底，中國實際使用日元貸款約23864.13億日元。[12]截至2005年，中國共接受日本無償援助累計1376億日元（約合12.5億美元），用於136個項目的建設，涉及環保、教育、扶貧、醫療等領域。[12]長期以來，日本一直是中國的最大援助國，如北京國際機場之興建便由日本政府提供三百億日元的援助。由於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加之日本政府強烈懷疑中國政府將日本的援助使用於擴充軍備等非和平用途，日本政府正逐年減少對華援助，轉而援助印度。2006年3月23日日本政府宣布凍結新財政年度的對華日元貸款計劃。

在日中國留學生問題[編輯]

目前中國留學生佔在日留學生總數八成以上。持有留學的居留資格在日本從事有收入的工作是受到時間限制的。然而，為了維持在日開銷及讀書費用常有學生冒着被學校除名的風險超時打工。其中也有部分留學生假借讀書為名，而以打工賺錢為本業。日本也確實存在一些專以協助留學生獲得學生簽證並謀取高額學費的「野雞大學」。為此，有些受騙的中國學生與學校發生衝突和爭執，學校或以不予協助緒期簽證威脅，中國留學生則以不辭而別及不繳納學費作為回應，並釀成了轟動日本的「酒田短期大學倒閉事件」。也有一些中國留學生加入日本的犯罪集團，或自組幫派，依地域稱為福建幫、東北幫、上海幫、廣東幫等，釀成「福岡中國留學生殺人事件」等犯罪事件。因此日本核發留學簽證的條件就變得嚴苛，以期對此不良結果予以限制。在日本國內經濟長期不景氣引發的排外情緒及日本右翼團體興起的影響下，日本民眾對中國的態度由中日建交時的睦鄰親善，轉變成對中國人抱持觀望或不歡迎態度。

福島核廢水排放問題[編輯]

主條目：福島核廢水排放

2021年4月13日，針對日本政府宣布將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廢水排入大海的決定，中國外交部表示強烈譴責，並表示核廢水的排放計畫是極為不負責任的表現，並指出日本政府不顧國內與國外的聲浪作出相關決定[111]。4月14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表示，「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太平洋也不是日本的下水道」[112]，日方應重新審視福島核電站核廢水處置問題，在同各利益攸關國家和國際原子能機構充分協商並達成一致前，不得擅自啟動排海[113]。2021年4月15日，外交部部長助理吳江浩召見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就日方作出福島核廢水排海決定提出嚴正交涉，表示有關決定「涉嫌違反國際法和國際規則，不是現代文明國家所為」[114]；同日，商務部發言人高峰表示，商務部將密切跟蹤事態發展，保障中國消費者的安全[115]。2022年9月19日，有記者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東京電力公司一度表示，對淨化後的福島核電站核污染水進行採樣分析，發現鍶-90的活度濃度約為日本國家標準值的3倍；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停止強推核污染水排海。[116]2023年2月27日，外交部部長秦剛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高級別會議表示，福島沿岸擁有世界上最強的洋流，核污染水排海十年後，有關放射性核素將蔓延至全球海域，「這不是日本一家的私事」；各國應敦促日本政府，正視國際社會合理關切，履行應盡國際義務，以公開、透明、科學、安全的方式處置核污染水[117]。2023年3月6日，中國常駐維也納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代表李松在國際原子能機構三月理事會會議上表示，日本不得擅自啟動福島核污染水排海[118]。就日本政府於8月24日啟動福島核污染水排海提出，海關總署決定自當日起全面暫停進口原產地為日本的水產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已通過外交渠道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交涉，要求立即撤銷進口禁令[119][120][121]。

日本間諜問題[編輯]

注釋[編輯]

  1. ^ 一黨執政下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地位在國家主席之上，權力也高於國務院總理。但自江澤民開始，一般接任總書記職位的人，也會接下國家主席的職位。因此，習近平的頭銜依官方次序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2. ^ 岸信介在太平洋戰爭開戰時擔任工商大臣，是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的二戰甲級戰犯懷疑者，但是未予起訴。
  3. ^ 今日的《中國國家地理》雜誌講到川西雪山，亦承認中國現在出版的地圖與實際地形不相匹配，而日本人在1920年代畫的地圖竟畫得絲毫不錯。有關抗戰的中方史料中也可見到中國軍人的感慨：日軍侵華期間的軍用地圖，往往比中國軍隊所用地圖更加詳准。」[94]

參見[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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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爆買潮要來了！中國開放團客赴日，業界憂喜參半…如何分辨台灣人與大陸人？可怕的不是「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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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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