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主義 (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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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主義是一種用來解釋國際關係的思維方式。 建構主義者認為，國際關係是社會屬性的，並且在不斷變化和發展。 他們堅信，任何社會人的行為都會受到公認的社會傳統、社會習慣和個人身份的制約或改變。然而，在他們的方法層面，又有不同。一些人比較慎重，考慮到範圍更大的聽眾，在措辭或者語言上留出了與主流學派對話的空間。另外一些人則直擊主題，對目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嚴厲批判。
發展[編輯]
建構主義起源於20世紀冷戰結束後，由亞歷山大·溫特在1990年發表了他的期刊文章：「無政府狀態是國家建構造成的：實力政治的社會建構」，為新學說奠下了基石。當今世界中的主流觀點是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學者普遍認為國與國之間受到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的深刻影響。而溫特的著作則認為此種權力政治乃由社會觀念建構成的，所以對現實主義學說的根基有很大挑戰。1999年，溫特出版了《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有影響力的建構主義學者包括 Martha Finnemore，Kathryn Sikkink，Peter J. Katzenstein和亞歷山大·溫特。
建構主義曾一度被認為是理性主義和後結構主義之間的中間地帶，但是結構主義業發展成了兩個不同的方向，一個是傳統的建構主義，也就是這裡提到的中間地帶，和激進的建構主義，包括後結構主義。 後來，建構主義作為中間地帶的地位發生了轉變。傳統和激進建構主義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對客觀世界存在的假設上，傳統建構主義認同這一觀點，而激進主義則認為世界是由語言構成的，我們既可以純粹直接地去認識世界，也可以認為世界是被特定的理論元素不斷組織和構成的。
建構主義一致認為語言作為世界的一面鏡子，與純粹的主觀解釋之間有一個中間的理解，它把世界看作是遵循法則的一種語言解釋。也就是說，遵循法則的行文是一種對世界的詮釋，但是我們應該把這些詮釋規定在不同的法則里。語言的使用是社會性的一種表現，我們用語言來適應社會生活。對於語言的學習不僅僅是在學習詞語上，而是學習如何與世界互動。比如承諾，威脅，撒謊等等，這些言語行為是適當又有意義的。擴展來說，假說、投票、利用武器等，都是語言的一種體現。語言的使用是在世界中作為的一種體現，沒有語言，我們就不能與其他人溝通，在世界中表現自己，有獨立的個人思考以及表達情緒。因此，一致的構建主義藉助語言的方式將研究重點轉移到了通過語言來對課題分析的意義，規則，法則做出判斷，且更加關注社會行為的目的而非個人目的。
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的不一致是對因果論的看法。拿美國總統布什侵略伊拉克原因的闡述為例，我們可以推測很多潛在的原因，比如說掠取石油，完成海灣戰爭中未完成的生意，對薩達姆武器的破壞，或者人權因素。但是，戰爭發生的原因究竟是什麼，除非我們準確的知道布什腦袋裡的想法，不然我們不可能知道其原因，所以我們通過其他的方式來推斷，是一種把「怎樣」變成「可能」的方式。
理論[編輯]
與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不同的是，建構主義認為人、組織或國家的行為都是社會建構的，並不遵循一個不變的秩序或原理。亞歷山大·溫特提出了建構主義的兩個核心概念[1]：
一、人類的社會結構是由人類社會的主流觀點塑造成的，而不是由物質力量驅使成的；
二、社會舞台上出現的角色受到的影響來自於他們的認同和利益、而不是本性。
研究領域[編輯]
很多建構主義學者通過仔細考量個體和組織的目標、威脅、恐懼、文化、身份和其他因素來分析國際關係。Elizabeth Kier[2] 等就曾經向現實主義的軍事、安全理論提出挑戰。另一種思路通過建構主義來了解國家主權的演變。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建構主義還在一個初期發育階段。這個領域的著作包括Jalal Alamgir的《印度的開放經濟政策：全球主義，競爭和延續》。[3]
通過研究政治、外交辭令對社會現實的影響，建構主義者被認為比現實主義者要更樂觀。
建構主義通常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三足鼎立，有時還會和女權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相提並論。溫特自認為是「弱式建構主義者」，以與傾向「解構主義」的其他學者劃清界限。激進的建構主義論者進一步質疑「國家」自身作為行動單位的正當性。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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