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轟炸

戰略轟炸是一種用於總體戰的軍事戰略。目的是摧毀國家發動與持續進行戰爭的各項能力，包括物質與心理層面。戰略轟炸是有系統的組織與執行的空中攻擊。戰略轟炸本身與執行轟炸的戰術面向不同。轟炸的目標著重在戰略目標的達成為主。戰術面向考慮的是轟炸機、飛彈等等攻擊既定的目標時的細節問題。

戰術轟炸與戰略轟炸很容易混淆。戰略轟炸通常攻擊工廠，交通路線，原料生產與儲存設施和都市等後勤單位，戰術轟炸則以部隊，指揮管制設施，機場，彈藥庫等等與作戰直接相關的軍事目標為主，規模也不會大。戰略轟炸機體型比較大，航程較長，戰術轟炸機則較小。即使是戰略轟炸，前往目標以及投彈的動作也是屬於戰術。差異不在所用的飛機或是所選的目標，而是攻擊的目的。戰術轟炸主要著眼於和前線作戰有直接相關的目標，戰略轟炸則是為了傷害國家發動與維持戰爭進行的能力。從歷史脈落來看戰略轟炸屬於總體戰，在全面戰爭爆發後才會使用。

戰略轟炸的使用在二戰極具爭議性，在精確導引武器發明前，戰略轟炸的性質是不分軍事民間目標，因此經常被指責為戰爭罪行。

投射武力的方式[編輯]

戰略轟炸的執行方式分成兩種：

以大量傳統彈藥轟炸目標。受到無導引空用炸彈的命中率以及威力的限制，過去執行戰略轟炸時需要大量的炸彈和轟炸機以進行作戰，利用高數量的炸彈彌補命中率的缺陷，期望以這種方式摧毀目標，這種轟炸方式又稱作地毯式轟炸。這種轟炸方式的效果不僅難以評估，對周遭地區的破壞也很嚴重。在配備導引系統的炸彈出現之後，單一導引炸彈的命中率大幅上升，使得需要的彈藥以及執行任務的轟炸機的數量大幅下降，同時也減少對非軍用或者是不在轟炸計畫內的目標的傷害。

以核分裂或核融合炸彈轟炸目標。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末尾以兩顆原子彈轟炸日本兩個城市開啟使用這一類武器執行戰略轟炸的先河。這類武器的破壞效果和心理上的震撼比較接近杜黑在他的著作空權論當中描述的場景。執行核子武器攻擊的轟炸機與所需要的彈藥數量都遠比傳統炸彈的要少，但是破壞威力太高，對於環境傷害太大，並且很容易導致全面性的核子武器使用，都影響到持有國家在使用上的戰略考量。因此多年以來核武的戰略轟炸主要以戰略嚇阻的型態存在，極少在應用於實戰。

歷史與起源[編輯]

一次大戰[編輯]

雖然在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尚未有相關的理論出現，當時的飛機的性能也難以擔任這種任務。不過德國曾經以大型轟炸機與飛船對英國的城市進行轟炸。這個經驗使得英國對於夜間戰鬥機與相關攔截手段的開發比其他國家注意，也是最早將雷達使用在攔截空中目標的作用上。

大戰之間[編輯]

1931年10月8日，日本關東軍從東北軍繳獲的5架轟炸機在錦州上空投彈，6架偵察機也掛載了裝有每組4顆25kg炸彈的吊袋，靠目視投下。石原莞爾乘轟炸機視察戰果。這次由11架戰機投下1.8噸炸彈的打擊，是人類戰爭史上首次戰略轟炸行為。因為日本缺乏投彈瞄準裝置，除了直接命中東北交通大學之外，其他炸彈落入了錦州市居民區。1931年10月10日，美、英、法、意、西等國駐日大使，對日本政府提出抗議，國聯理事會專門討論了錦州轟炸的問題，勸告日本儘快撤退。

1932年1月29日，淞滬抗戰的第二天，日本海軍航空兵出動水上偵察機空襲上海北站和商務印書館。2月5日，赤城號和加賀號航母出動41架攻擊機及26架戰鬥機，對上海市區有組織有預謀的無差別轟炸。目擊了這次空襲的埃德加·斯諾在他的第一本著作《遠東前線》中寫道：

除投下高性能的航空炸彈外，還投下了許多50磅至100磅的硫磺燃燒彈，這些炸彈在市民密集的地區，立刻爆了開來。這次空襲沒有預報，市民躲避不及，幾十人有的被炸得血肉橫飛，有的被熊熊的大火活活地燒死。

1937年4月26日，發生了德國空軍禿鷹軍團無差別轟炸三小時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城鎮格爾尼卡的事件。

1937年8月15日，日軍進行了人類戰爭史上首次跨海戰略轟炸，26架九六式陸攻從長崎起飛，轟炸南京；另有14架九六式從台北起飛，對南昌進行轟炸。9月20日，第三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中將通過領事館向南京平民發布撤離通知，正式宣布無區別轟炸。

1938年12月2日，裕仁天皇下令對重慶進行包括使用毒氣彈在內的戰略轟炸。由海航第一飛行團長寺倉正三少將執行。1939年5月3日，日軍13、14航空隊兩批共45架九六陸攻對重慶進行轟炸。日本損失了兩架攻擊機，投彈166顆，摧毀了千餘棟民房，死傷超過千人。第二天，剩餘的27架日本攻擊機對重慶人口密集的下半城人口密集的商業區投下126顆燃燒彈，造成了五千餘人傷亡，近四千棟建築物被毀。

二次大戰[編輯]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將戰略轟炸的理論作了一次初步的驗證和實踐。包括英國、日本、德國、與美國都曾經對交戰的對手國家進行戰略轟炸的任務。英國首相張伯倫曾經在下院發出聲明：別的國家無論怎樣走極端，我國政府也決不單為恐怖主義去殘酷地虐殺婦女兒童等一般市民。但戰時首相丘吉爾推翻了這一原則，選擇了對德國市區的無差別轟炸。1940年5月，丘吉爾在就職演說：「不惜一切代價去爭取勝利，無論多麼恐怖也要爭取勝利，無論道路多麼遙遠艱難，也要爭取勝利。」經過丘吉爾的科學顧問弗雷德里克·林德曼對戰略無差別地域轟炸效果能力的統計計算，丘吉爾就職第二天，就派出英軍轟炸機對德國符騰堡進行無差別戰略轟炸。9月4日，希特勒公開發誓要以作為最後手段的無區別轟炸回應丘吉爾的戰略無差別大轟炸。

上述國家都是以杜黑的理論做為建軍的依據，不過實際上的發展卻有相當多的差別。各國在裝備與執行手段上都是從摸索的階段逐漸展開，也重複犯下其他國家曾經有的錯誤。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各國對於戰略轟炸需要的機型大小，數量，炸彈的威力以及數量都有很大的誤解，納粹執政之後的德國空軍在戰略轟炸的思想上，甚至認為德國的社會結構比英國或者是法國更能夠忍受戰略轟炸帶來的破壞和壓力。此外，根據杜黑的理論而來的轟炸機能夠通過一切防禦的想法，以及轟炸機的速度在戰前一度的確比戰鬥機稍有優勢的錯覺，加上與自衛火力有關的設備發展仍在初期階段，1930年代的戰略轟炸機普遍以雙發動機為主，防衛火力以步槍口徑的機槍，以人力控制為主，在行動上不認為轟炸機需要戰鬥機提供護航。

戰爭開始之後的經驗，尤其是來自於歐洲戰場的教訓顯示戰前的發展出現嚴重的誤差：

當時配備使用的舊炸彈威力太小，對於水泥建築的破壞低於預期。
雙發動機的轟炸機在載彈能力表現、續航表現、高空飛行表現上遠不及戰爭需要。
轟炸機的自衛火力強度不足，成為活靶。
沒有戰鬥機護航的轟炸機是無法同時滿足作戰與避免損失的兩項要求，但當時戰鬥機續航能力又不足以媲美轟炸機。
滿載的沉重轟炸機面對靈活的戰鬥機已經沒有速度優勢，同時無法跟上快速移動的戰鬥機。
近則，平民生活在政府嚴格監控之下，稍有叛亂思想即可能被處死；遠則，平民不可能對在高空中的轟炸機表示投降。因此，平民對於承受轟炸的忍受力高於預期，因為除了忍受之外老百姓沒有其它選擇。
在戰爭時期，政府興建防空設施就可以確保統治正當性。直接地毯式轟炸人民，反而會造成攻方被傳媒妖魔化。

基於這些經驗與教訓，各國開始設計與生產更大的轟炸機，增加與改良現有機型的自衛火力，提供戰鬥機遠程護航，使用威力更大的炸彈與更多的出擊架數，並改成以重工業（軍事工業）基地及交通線為主要壓制對象。其中的發展又以英國和美國最為積極，並在終戰之時發展出了大型長程戰略轟炸機。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戰略轟炸主要發生在以下的交戰對象上：

1942年3月28日，哈利斯命令英國戰略空軍對呂貝克進行戰略地域轟炸，234架轟炸機投下了300噸炸彈，其中1/2為燃燒彈，將呂貝克80%的地域燒毀，都市運作陷入癱瘓。這次轟炸的成功，幾乎實現了杜黑宣揚的「無須重複轟炸，一次出動務必摧毀一個目標」的理想，由此也產生了一個詞語【呂貝克化】，意為一次性將一座城市摧毀殆盡。

哈利斯的進一步計劃是一次出動1000架轟炸機，裝載2/3燃燒彈。1942年5月30日，英國戰略空軍在98分鐘內，向科隆投下了近1500噸炸彈，摧毀了一萬八千多座房屋。隨後這種轟炸對埃森和不萊梅。原本堅持精確戰術轟炸論的美國陸軍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諾德及第八航空隊轟炸機司令艾倫·伊卡准將，也在丘吉爾和哈利斯的面前，轉變了自己的態度。 1943年卡薩布蘭卡會議，羅斯福同意英軍進行夜間無差別轟炸，美軍進行日間精確轟炸。隨後，堅持精確轟炸的艾倫·伊卡被調往地中海戰區，而無差別戰略轟炸的支持者卡爾·斯帕茨、詹姆斯·杜立特、柯蒂斯·李梅成為美國航空兵的領導者，發展了日後對漢堡和德累斯頓的轟炸。

朝鮮戰爭[編輯]

倭館地毯式轟炸（韓語：왜관 전면 융단폭격작전）

越南戰爭[編輯]

戰略轟炸思想先鋒[編輯]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