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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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義》是清朝史家章學誠的一本著作,道光十二年(1832年)出版,分〈內篇〉五卷,〈外篇〉三卷。全書內容廣泛,包括易教、書教、詩教、經解、言公、史德、方誌等。「六經皆史」之說是全書重要命題。

章學誠著《文史通義》是因為校讎《漢書·藝文志》[1],為了要「辨章學術、考鏡源流。」[2],認為六經是古代實際政治社會發展的記錄[3],並不是「載道之書」,這種見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經以言道」的傳統觀點,給九十年後的國故整理與疑古風氣,提供了理論基礎。「六經皆史」同時還指出,單純的編纂和考證不算是史學[4],史學得有個人見解才成[5],所以在史學上便提出編修通史。他以為通史具有「六便」(免重復、均類例、便銓配、平是非、去牴牾、詳鄰事)和「二長」(即具剪裁、主家法)的特點。

章學誠在書中還提出整理「方誌」的主張,即編修一地的歷史演變。章學誠主張方誌要立三書:記載大事和人物的「通志」、記載典章制度的「掌故」、和記載文獻詩文的「文徵」。為了便於搜集文獻資料,章學誠還提出了各州縣建立志科的主張。

「六經皆史」並非是章學誠之獨創,最早可追溯至先秦《莊子》之《天道》、《天運》諸篇,但章學誠的可貴處在於提出完善的哲學體系,也就是「即器明道」的理論。「道」與「器」將六經與史學聯繫起來。章氏以為「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6],反覆強調六經皆先王之政典,「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托於空言。」[7]。章氏再次重申:「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8]

嘉慶三年,章學誠以《文史通義》初刻稿呈送朱錫庚,當時章學誠被「盜賣畢公《史考》」流評所擾[9]。嘉慶六年十一月,章學誠臨終前將全稿交給王宗炎校定,王宗炎編次三十卷,道光六年,宗炎未定稿而卒,稿本再歸沈曾植。道光十二年(1832年)出版。劉承幹據沈氏藏本重新增補,加入《和州志》三卷,《永清縣志》十卷,《乙卯劄記》、《丙辰劄記》、《知非劄記》、《閱書隨劄》和《信摭》各一卷,別為外編十八卷,定名《章氏遺書》,1920年出版。章學誠曾言:「嘗謂百年而後,有能許《通義》文辭,與老杜歌詩同其沉鬱,是仆身後之桓譚也。」[10]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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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1. ^ 章學誠《上曉征學士書》,載黃雲眉《史學雜稿續存》之《雜考》附錄二
  2. ^ 《校讎通義》序言
  3. ^ 乾隆五十三年,章學誠在寫給孫星衍的《報孫淵如書》中提出:「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章學誠《章氏遺書》卷9,《文史通義外篇》三)
  4. ^ 章學誠說:「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章學誠《章氏遺書》卷4,《文史通義內篇》四,《答客問下》)
  5. ^ 《上尹楚珍閣學書》一文中所說:「讀書著文,恥為無實空言,所述《通義》,雖以文史標題,而於世教民彝,人心風俗,未嘗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竊附詩人義焉。」(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9)
  6. ^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
  7. ^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1,《文史通義內篇》一,《易教上》
  8. ^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1,《文史通義內篇》一,《原道中》
  9. ^ 章學誠:《又與朱少白》
  10. ^ 章學誠:《又與朱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