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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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黨爭是指明朝晚期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間的爭鬥。[1]東林黨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在東林黨之外，還有浙黨、齊黨、楚黨、昆黨、宣黨等，統稱為非東林黨，東林黨爭幾乎是東林黨與全國非東林黨集團之爭。

東林黨簡介[編輯]

從萬曆時代的國本之爭、妖書案、明末三案、京察之爭，就有東林黨爭的影子。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無錫人顧憲成因為得罪了皇帝而被罷官，他與高攀龍、錢一本等在宋代楊中立主講的無錫東林書院，開始講學，提倡「知輔行主」、「崇實黜虛」、「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學問必須躬行實踐方有益」等，而「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書院中人議論朝政，抨擊宦官。他們漸漸形成了一個在野集團，被稱為「東林黨」。《明史·孫丕揚傳》說：「南北言官群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他們主張開放言路、實行改良時政等意見，得到廣泛支持，同時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對。同時期的浙江寧波人沈一貫糾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結成東林黨的反對派，被稱作「浙黨」。以湖北人官應震、吳亮嗣為主的「楚黨」，和山東人亓詩教的「齊黨」皆依附於浙黨。其它以地緣關係結成的黨派還有『宣黨』和『崑黨』，這些合稱「齊楚浙黨」。齊楚浙黨與東林黨相互攻擊，甚至禍及邊疆軍事，是為「東林黨爭」。

黨爭綿延數十年，幾無寧日。《王學質疑》提要說：「夫明之亡，亡於門戶；門戶始於朋黨；朋黨始於講學。」夏允彝《倖存錄》在「門戶大略」說：「自萬曆以前，未有黨名，及四明（沈一貫）為相，以才自許，不為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憲成講學於東林，名流咸樂於趨之，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弘光朝偽東宮偽後及黨禍紀略》亦載：「黨禍始於萬曆間，浙人沈一貫為相，擅權自恣，多置私人於要路；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高攀龍、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屬，氣節自許，每與政府相持。而高、顧講學於東林，名流咸樂附之，此東林黨禍所自始也。」

黨爭起源：京察之爭[編輯]

1593年4月（萬曆二十一年三月）由吏部尚書孫鑨、左都御史李世達和考功司郎中趙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機徇私毀譽，結援同黨，有大批的大臣被罷免，吏部文選郎呂胤昌、給事中王三餘，均被斥黜，引起軒然大波。事後言官又劾論吏部稽勛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郎中楊於庭、主事袁黃（袁了凡）。[2]

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東林黨人楊時喬與左都御史溫純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間爆發了「楚太子案」，形成沈一貫與沈鯉兩大集團的鬥爭，沈鯉藉機貶謫浙黨官員給事中錢夢皐、鍾兆斗及御史張似渠、於永清，沈一貫則稱病閉門家居，最後內閣只剩朱賡一人，葉向高曾說「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鳳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3]

1611年（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由年屆八十的吏部尚書孫丕揚主持，徐紹吉、周永春等策劃傾覆東林，被吏部右侍郎王圖制止。這時期朝廷的黨爭形成南黨和北黨之爭，互相攻擊，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說：「東林所至，傾動一時，能使南北交攻，角勝黨附」[4]。日後閣部大臣，長久缺員，萬曆帝亦置之不理，《資治通鑑三編發明》說：「楚宗事至是幾十年矣，而廷臣猶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繼論劾，借端攻擊，報復相尋，朝事已不可問」。葉向高先後上疏百餘次，力陳：「今自閣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吏部尚書孫丕揚曾推薦沈鯉、郭正域、顧憲成、趙南星、高攀龍等，神宗一概不理。

1617年（萬曆四十五年）浙黨吏部尚書鄭繼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後一次京察，齊（亓詩教、周永春）、楚（官應震、吳亮嗣）、浙（姚允文、劉廷元）三黨大肆斥逐東林黨人。至此朋黨之爭，愈演愈烈。

1620年（泰昌元年）的移宮案中，楊漣、左光斗等東林黨人擁立太子朱由校繼位有功，趙南星、高攀龍、顧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重新啟用。1623年（天啟三年）東林黨人主京察，又逐齊楚浙黨，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為黨爭的工具。明末國子監祭酒倪元璐說：「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群類之自戰而不為之理，所謂鼠鬥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玄黃，時勝時敗」[5]

1623年（天啟三年）京察，趙南星掌吏部，力斥浙黨、齊黨、楚黨等三黨官員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等「先朝結黨亂政」，議當罷黜。

東林黨獄[編輯]

明熹宗時，政治極度腐敗，東廠提督宦官魏忠賢，獨攬大權，但是因魏忠賢受到東林黨人的排斥，只好結合了齊、楚、浙黨等失意的士大夫，組成閹黨，因為反對者甚夥，忠賢施行恐怖統治，他控制廠衛特務機構，爪牙遍及各地，實行血腥鎮壓。他又拆毀全國書院，許多東林人物被迫害，朝野忠良盡去，邊防將帥或貶或死，如熊廷弼被下獄問斬，不只是因為遼東失守，也是由於魏忠賢的陷害，最後以「坐贓行賄」罪遇害。天啟六年，魏忠賢又逼死了高攀龍、殺害了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等東林七賢，東林書院被全部拆毀，講學亦告中止。東林黨在北京朝廷中顯露了的勢力幾被消滅殆盡，時東林「纍纍相接，駢首就誅」，但東林黨根基深厚，勢力仍在，並且東林黨南方的力量幾乎未被觸動，這也是日後崇禎登基後東林黨反撲的力量來源。

明思宗繼位後，對東林黨的迫害才告停止，東林黨在崇禎初年暫時抬頭，但明思宗又說：「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疏無通。」在斬殺袁崇煥後，東林黨的聲勢又告衰落。[6]皇帝最後只能信任宦官，閹黨勢力復起。

東林諸君子大都知直不知曲，對個人聲名之看重甚於國家利益，爭意氣而不爭是非，君臣之間尤喜意氣用事，明神宗則因為立儲一事與大臣反復較量，號稱國本之爭，最終雖屈服於眾意，竟置宗廟社稷於不顧，深居後宮，不上朝理政達三十年之久。黃宗羲《明儒學案》說：「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東林中亦多敗類，及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之人。」「方東林勢盛，羅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異者，詬誶隨之矣。」凡不合東林人士法眼者，就被視為小人，齊、楚、浙黨不一定心服閹黨，但一時走投無路，大多投靠魏忠賢門下。魏忠賢的助手魏廣微之父魏見泉生前和趙南星、顧憲成是好友。魏廣微當了大學士後，以子侄輩的禮數三次登門拜訪，但趙南星卻因為魏廣微與魏忠賢有交情，絕不與通，更逢人便說「見泉無子」，以羞辱魏廣微。於是廣微深恨不已，慫恿忠賢鎮壓東林黨人。近人高陽批評趙南星「正氣可敬，卻微嫌剛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說後果，因而把一些游離分子都逼到閹黨那面」。美國學者賀凱（Charles O.Hucker）在《明末的東林運動》一文說：「明末東林運動的失敗，代表傳統儒家價值觀念與現實惡劣政治勢力鬥爭的一個典型，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但不是一個政治改革的士大夫團體。」

南明時期[編輯]

東林黨與閹黨之爭，一直延續到南明；閹黨的阮大鋮打擊東林黨人向來不遺餘力，本來阮大鋮和東林諸君子關係不錯，但受到趙南星的打壓，最後乾脆倒向閹黨。當時東林黨人因為與國本之爭時，與福王朱由崧的先人朱常洵有過節，力主擁立潞王朱常淓，所以史可法寫信給馬士英說明福王朱由崧「七不可立」，馬士英卻搶先擁立福王。史可法在東林黨與閹黨之間兩難。傳奇《桃花扇》記載阮大鋮刻意逢迎復社的吳應箕、沈昆銅、沈眉生等人，結果反被責打一頓，後來阮成為南明重臣，立刻展開報復行動。

永曆朝又有所謂吳楚黨爭，是瞿式耜與廣東軍閥李成棟、廣西軍閥慶國公陳邦傅之間的鬥爭，楚黨的幕後人物為瞿式耜和李元胤、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吳黨有堵胤錫、陳邦傅、王化澄、朱天麟。堵胤錫等人主張聯合原大順軍和大西軍。何騰蛟、瞿式耜則排斥農民軍。吳、楚黨爭使得南明與大順軍、大西軍的戰力始終無法整合，最後亡於清軍之手。

南北黨爭[編輯]

主條目：南北黨爭

甚至是到了清初都還有明末黨爭的陰影，如順治時期馮詮與陳名夏的北黨與南黨之爭，馮詮原是依附魏忠賢的閹黨，而陳名夏是東林黨之後。清初大量引用明朝舊宦，明末黨爭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順治二年（1645年）七月，浙江御史吳達上疏彈劾閹黨餘孽馮銓及其黨羽孫之獬等，給事中許作梅、莊憲祖等紛紛上疏支持吳達。多爾袞最初未表態，終於決定支持馮銓一派，公開申斥龔鼎孳，並將李森先革職。孫之獬也被革職，永不敘用。

康熙時，黨爭與滿族權貴內部矛盾糾纏在一起，康熙時期的朋黨主要有鼇拜黨、明珠黨、索額圖黨、皇子黨等。康熙帝深知黨爭之害，但鑑於滿、漢之間的矛盾，卻也不加以整頓，他與滿人貴族談話總稱漢人官員為「蠻子」，甚至罵道：「蠻子那（哪）有一個好人！」[7]「但謂明之亡、亡於太監，則朕殊不以為然。明末朋黨紛爭，在廷諸臣置封疆社稷於度外，惟以門戶勝負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8]

注釋[編輯]

  1. ^ 《明史》卷一一七，《趙用賢傳》
  2. ^ 蔣平階，《東林始末》。
  3. ^ 《明史·葉向高傳》
  4. ^ 《國榷》卷八十一
  5. ^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6. ^ 閻崇年，《明亡清興六十年》
  7. ^ 李光地：《榕村續語錄》「本朝時事」
  8. ^ 《清康熙朝實錄》卷153

參考書目[編輯]

參見條目[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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