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會戰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武漢會戰
抗日戰爭的一部分

在武漢會戰中使用三十節式重機槍作戰的國民革命軍
日期1938年6月11日-1938年10月25日
地點
結果 日軍慘勝,戰爭轉入長期相持階段
參戰方

 蘇聯航空志願隊
指揮官與領導者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蔣中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陳誠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羅卓英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李宗仁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白崇禧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薛岳 (第1兵團總司令)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張發奎 (第2兵團總司令)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孫連仲 (第3兵團總司令)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李品仙 (第4兵團總司令)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宋希濂 (第71軍軍長)
蘇聯 帕維爾·日加列夫
蘇聯格里戈里·特霍爾
大日本帝國 畑俊六
大日本帝國 岡村寧次
大日本帝國 東久邇宮稔彥王
大日本帝國 田中靜一
大日本帝國 中島今朝吾
大日本帝國 閒院宮載仁親王
兵力
1,100,000人[1]:51
100架飛機[1]:51
40艘軍艦[1]:51
400,000人[1]:51
300架飛機[1]:51
120艘軍艦[1]:51
傷亡與損失
~400,000名國軍
傷亡將士人數,軍事委員會統計254,628人陣亡與受傷[2], 日本統計197,439人陣亡
~100名蘇軍

~100,000人(有爭議,因戰事直接傷亡在35,000以上(實際上作戰傷亡遠高於35,000名[3]),另因疫病和炎熱氣候導致非戰鬥減員達100,000以上)

學界有作戰傷亡15萬、10萬、7萬、5萬等多種推論數據[4]

武漢會戰(1938年6月11日-1938年10月25日)是中國抗日戰爭中一場橫跨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浙江省湖北省等廣闊地域大規模戰役,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領導中國第5、第9戰區部隊,以湖北武漢地區為中心,抗擊由日本陸軍大將畑俊六指揮的華中方面軍。該戰役共進行了四個半月,是中國抗日戰爭初期中時間最長、規模最龐大和最出名的戰役,標誌中國抗戰由戰略防禦轉為戰略相持。

武漢會戰包括:馬當戰役九江戰役黃梅戰役廣濟戰役田家鎮戰役瑞昌戰役馬頭鎮戰役星子戰役萬家嶺戰役富金山戰役信陽戰役

背景[編輯]

1937年7月7日,日軍中國實施全面入侵,北平天津不到一個月落入日軍手中,整個華北平原暴露在日軍面前,11月12日日軍在淞滬會戰中攻佔上海南京有陷落的危險,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於是宣佈遷都重慶市,在上海、南京淪陷後,國民政府及民營部門、大批難民、以及各種戰略物資大舉西遷至西南重慶,其中大部分因運輸不及仍滯留於武漢。加上武漢原有的工業、經濟、文化基礎,到1937年底,武漢已成為國民政府的實質首都。因此在1938年,武漢週邊集結了國民政府的大量資源,包括自蘇聯所得到的軍事及技術援助(蘇聯航空志願隊)。

日本方面,由於1937年開始的諸次軍事行動讓日本感到兵源匱乏開始逐步增兵,增兵加上前線開銷使得日本平時經濟體系無法負荷;軍費的開銷迫使近衛文磨於1938年改組內閣,並於同年5月5日發布國家總動員法,日本自此正式進入戰時經濟體制。

戰時經濟體制的推行雖然減緩了日本財政破產的速度,但是長久下去並非辦法,加上對蘇聯軍事實力的顧慮, 日方急欲在短期內迅速逼垮國民政府,以便聚集更多資源以便進行北進以及南進政策。正如日本天皇裕仁在武漢會戰前的御前會議中所說,要給國民政府最後致命的一擊,迫使中國投降,不願再見到「帝國雄師百萬受制於中國」。因此日本對於武漢會戰也是傾舉國之力,孤注一擲。據戰後發現日軍文件所述,「陸軍為漢口作戰傾注了全力,沒有應變之餘力」,連日本本土僅留的一個近衛師團也待命隨時準備增援武漢

武漢的重要性[編輯]

武漢位於長江中游,是當時中國第二大城市,人口超過二百萬,[5]該市被長江及漢水分成三部分: 武昌漢口漢陽,武昌是政治中心,漢口是商業的集中地及漢陽是工業重鎮,在粵漢鐵路京漢鐵路建成後,它是中國內陸的重要交通中心,同時也是將南方港口運來的對外援助運往內陸的樞紐。日軍侵占南京(參見南京保衛戰)後,國民政府雖西遷重慶,但政府機關大部和軍事統帥部卻在武漢,武漢實際上成為當時全國軍事、政治、經濟中心和戰時首都,當時中國的軍事力量集中保衛武漢,日本政府及中國遠征軍總部[來源請求]均預期武漢陷落將令中國停止抵抗。[6]

戰前準備[編輯]

1937年12月13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擬定保衛武漢作戰計劃。在徐州失守後,即調整部署,先後調集約50個軍130個師和各型飛機200餘架、各型艦艇及佈雷小輪40餘艘,共100萬餘人,利用大別山鄱陽湖長江兩岸地區有利地形,組織防禦,保衛武漢。由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7月中旬~9月中旬由白崇禧代理)指揮23個軍所部負責江北防務;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指揮27個軍負責江南防務。另以第一戰區在平漢鐵路(今北京一漢口)的鄭州至信陽段以西地區,防備華北日軍南下;第三戰區在安徽蕪湖、安慶間的長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東地區,防備日軍經浙贛鐵路(杭州一株洲)向粵漢鐵路(廣州一武昌)迂迴。

1938年5月日軍攻陷徐州後,積極準備擴大侵略戰爭。決定先以一部兵力攻占安慶,作為進攻武漢的前進基地,然後以主力沿淮河進攻大別山以北地區,由武勝關攻取武漢,另以一部沿長江西進。後因黃河花園口決堤,日軍被迫中止沿淮河主攻武漢的計劃,改以主力沿長江兩岸進攻。4日,日軍司令官畑俊六指揮第2、第11軍共約140個大隊35萬兵力負責對武漢的作戰。以岡村寧次指揮第11軍5個半師沿長江兩岸主攻武漢;東久邇宮稔彥王指揮第2軍4個半師沿大別山北麓助攻武漢。以及海軍及川古志郎第3艦隊120餘艘艦艇,日本第一個飛上天的飛行員德川好敏男爵中將的航空兵團500餘架飛機,另以華中派遣軍直轄的5個師團分別擔任對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區的警備任務,以鞏固後方,保障此次作戰。

序幕[編輯]

武漢會戰的戰火在1938年2月18日於日軍的空襲中展開,[7][8]這場空戰被稱為二一八空戰,中國擊退了日軍的進攻。

3月24日,日本國會通過了國家總動員法,授權政府可無限投入經費支持戰爭,作為總動員令的一部分,國民徵用令亦容許日本政府徵兵。

4月29日,日本陸航對武漢實施大規模轟炸以慶祝裕仁天皇的生日,[9]中國方面由於事前已知道其目的加強準備,該場戰役被稱為四二九空戰,是中日戰爭中其中一場最大規模的空戰,中國空軍共擊落日機21架而只損失了12架飛機。[10]

在1938年5月徐州陷落後,日本政府計劃大規模入侵漢口及攻佔武漢,以消滅國民革命軍之主力,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亦在準備武漢週邊的部隊整訓以及防線規劃,因而在武漢附近集結了超過一百萬的軍隊、大約200架飛機及30艘軍艦防守武漢。[11]並在河南地區設置了前緣防線滯遲徐州當地日軍的進攻,但由於中日實力懸殊使得河南防線迅速崩潰;為了爭取到更多時間以加固武漢之防衛,國民政府在6月9日於鄭州花園口自行炸開黃河堤壩,稱為花園口決堤事件,並宣稱決堤乃日軍所為。花園口決堤雖阻延了日軍對武漢的進攻,但是亦導致500,000至900,000名平民死亡,這亦導致1939年華北很多城市出現泛濫。[12]

主要戰場[編輯]

長江以南[編輯]

6月13日,日軍登陸部隊佔領安徽省會安慶市[13]:279。這被視為武漢會戰的開端,在長江南岸,中國第9戰區鄱陽湖以西部署了一個團,另一個團被部署在江西省九江市一帶。6月29日,日軍艦隊通過馬當水閘[13]:281日本第11軍的主力沿長江南岸進攻,日軍波田支隊於7月23日在九江市以東登陸,中國軍隊雖然嘗試阻止,但未能阻止日軍第106師團登陸及在7月26日攻佔九江,波田支隊沿長江西進及在8月10日於瑞昌市東北登陸及進攻該城,防守的國民革命軍第2兵團在得到第32集團軍的增援下實施阻擊,但是當日軍第9師團加入進攻後,中國軍隊無力再戰及瑞昌終於在8月24日被佔領,第9師團及波田支隊繼續沿長江前進,而第27師團則同時進攻箬溪,中國軍隊第30及第18軍團沿瑞昌-箬溪公路及附近地區抵抗,戰況僵持了一個多月,直至10月5日第27師團攻佔箬溪後,日軍轉向東北前進在10月18日攻佔了在湖北省的辛潭鋪及向達之前進。

日本陸軍鐵道運輸單位於8月15日運送1,078名補充人員至第101師團與配屬單位,其中583人是補充到第101師團下轄的4個步兵聯隊,考慮到步兵作戰傷亡的比例肯定遠高於其他單位,此批補充人員難以反映該師團真實傷亡狀況,實際上的第101師團所下轄的4個步兵聯隊因陣亡與傷重後送所造成的需補充缺額肯定遠高於583人(輕傷者應不在補充範圍內)[14]

與此同時,日軍及江上支援艦隊繼續沿江西進及在瑞昌西面遇到中國第31軍及第32集團軍的反抗,當馬當鎮富金山 (在陽新縣)被攻佔後,中國第2兵團部署了第6、第56、第75及第98軍連同第30集團軍加強江西地區的防禦,戰役直至10月22日因中國喪失了在陽新縣、達之及在湖北省的其它城鎮才結束,日軍第9師團及波田支隊接近武昌

萬家嶺[編輯]

向武漢推進的日軍

當日軍進攻瑞昌時,日軍第106師團在南面沿南潯鐵路(南昌市 - 九江市)前進,防守的中國第2兵團第29集團軍及第4軍和第8集團軍倚仗廬山南潯鐵路北面抵抗,結果日軍潰退失利。

8月20日日軍第101師團湖口縣渡過鄱陽湖增援第106師團,他們突破中國第25軍的防線及攻佔新芝,又與第106師團協同嘗試攻佔德安縣南昌市,以保障西進日軍的南翼,中國第1兵團司令薛岳命令第66軍、第74軍、第4軍、第29軍會同第25軍在馬當要塞及江西省德安縣以北阻擊日軍,戰況陷入僵持狀態。

6月20日,第106師團定員人數為23,440人[15],經歷過長期激烈戰鬥的大量消耗之後,即便曾經接收補充人員1,818人[16](第106師團在消耗慘重的情形之下,日軍本土留守單位也只能給予1,818名補充人員,補充後該師團定員之缺額依舊甚多,足見武漢會戰日軍作戰傷亡消耗極其嚴重,以至使補充人員供不應求),到了9月30日萬家嶺戰役前夕第106師團定員僅存15,889人[17],可見在萬家嶺戰役之前第106師團就已有9,369人從定員中除名,這9,369名第106師團定員除名者很有可能絕大多數是因為戰死與傷重後送回國而被除名(輕傷現地住院與傷病康復歸隊者應不包括在內)。

接近9月底,日軍第106師團以4個聯隊的兵力迂迴至德安縣以西的萬家嶺地區,薛岳命令第4軍、第66軍及第77軍側擊日軍,日軍第27師團試圖增援,但被埋伏在萬家嶺以西百歲街的中國第32軍軍長商震阻擊,10月7日中國軍隊實施最後總攻擊以包圍日軍,激戰持續了三天,日軍第106師團突圍失利。10月8日至11日,第74軍51師153旅與日軍106師團147聯隊反覆爭奪張古山陣地(日軍106師團部所在地附近唯一制高點),最終被國軍攻克。

10月10日由於遭到孤立及缺乏補給,日軍第106師團(由於有部分兵力駐守九江,實際參戰人數約1萬3千人)以及前來援救的第101師團第27師團第9師團,4個師團遭受重創,而且在武漢會戰中投入的青木、池田、木島、津田,四個旅團,在包圍圈被殲滅;並且喪失指揮作戰能力,所以緊急空投數百名軍官;4個師團最後僅僅約略1500殘部兵力突圍逃出,中國方面史稱萬家嶺大捷

根據日軍第106師團在10月20日提出的人馬現員表,至該日第106師團定員從9月30日的15,889人下降至12,890人,配屬部隊則從9月30日的3,148人下降至10月20日的2,806人,總計定員下降了3,341人[18],而第106師團的2,700名補充人員則在萬家嶺戰役前的九月下旬抵達九江,並與第106野砲兵聯隊一同於10月2日出發,並於10月7日抵達箬溪準備追及師團主力,第106師團在萬家嶺戰役結束後的10月20日至31日期間接收此批人數為2,700名的補充人員[19],然10月31日第106師團的人馬現員表卻顯示該師團人數為12,425人,比10月20日反而下降了465人,代表10月20日至31日該師團又有3,100-3,200多人從定員中除名,考慮這段期間第106師團騎兵大隊435人因配屬第101師團而自人馬現員表除名與參與萬家嶺戰役之配屬部隊的定員除名人數,估計第106師團與配屬部隊大約有6,500-6,600人在萬家嶺戰役期間因陣亡、被俘、傷重後送回國與補給斷絕而餓病死而自定員當中除名(輕傷現地住院與傷病康復歸隊者應不包括在內)[20],足見第106師團於萬家嶺戰役遭遇毀滅性打擊絕非虛言。

戰後,西元2000年,日本戰史承認[來源請求]第101師團第106師團第27師團第9師團,4個師團遭受重創,及其轄屬旅團、聯隊、大、中、小、支隊,確為傷亡慘重、損失極大。神社中,祭拜戰死人數,呈倍數增加,在當時,確是不敢承認,是為穩定社會、安定民眾信心。

長江以北[編輯]

在山東,石友三1,000名流動部隊打進濟南城,堅守幾天;游擊隊短時間佔領煙台[13]:282。常州以東到上海一帶是「忠義救國軍」控制,名義上司令官是戴笠,在上海郊區和黃浦江對岸一帶游擊,由青幫洪門組成,暗殺間諜和漢奸,犧牲100多人;8月13日「忠義救國軍」潛入日軍虹橋機場升起一面中國國旗[13]:268-269。在長江以北,日軍第6師團在7月24日自安慶突破了中國第31及第68軍的防線,在8月3日攻佔太湖縣宿松縣黃梅縣(屬於湖北省),當日軍繼續西進後,中國第5戰區第4兵團部署兵力在廣濟湖北及田家鎮以迎擊日軍,第11集團軍及第68軍被命令在黃梅縣佈置防線,而第21集團軍、第26軍及第29集團軍向南移動以側擊日軍。

中國軍隊在8月27日收復太湖縣及8月28日收復宿松縣城,但8月30日日軍增援,第11集團軍及第68軍發動的反攻不成功,他們後撤至廣濟連同第26、第86及第55軍抵抗日軍,第4兵團命令第21集團軍及第29集團軍從黃梅東北側擊日軍,但未能阻止日軍前進,9月6日廣濟失陷,9月8日第4兵團反攻收復廣濟。9月8日武穴失陷,日軍之後包圍田家鎮要塞,第4兵團利用第2軍增援第87軍防守要塞,及以第26、第48及第86軍協同側擊日軍,但是面對擁有強大火力和豐富作戰經驗的日軍遭遇巨大傷亡,然日軍死傷也極其慘重,根據日方戰後出版的部隊史紀錄,僅第6師團下轄之第13步兵聯隊就在田家鎮攻防戰死傷3,000多人,等於幾乎全聯隊覆沒[21],日軍在9月29日攻佔田家鎮要塞及繼續西進,於10月24日攻佔黃陂及迫近漢口。

大別山[編輯]

中國軍隊的機關槍
武漢會戰期間,防守信陽地區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團
武漢戰役中,防守長江地區的國民革命軍

大別山以北,第五戰區第3兵團將第51、第19集團軍及第77軍部署在安慶的六安霍山地區,第71軍防守富金山固始縣(隸屬河南省)地區,第2集團軍在河南省的商城及湖北省的麻城,第27集團軍及第59軍在黃河地區及第17軍團在信陽組織防禦。

8月底日本第2軍分兩路從合肥進攻,南路的第13師團突破了國軍第77軍的防線、攻佔霍山及轉向葉家集,鄰近的第71軍及第2集團軍利用已有陣地抵抗,第13師團進攻受阻及要求第16師團增援,9月16日日軍攻佔商城,守軍撤至商城以南地區,依據大別山的戰略據點繼續抵抗,10月24日日軍攻佔麻城。

北路的日軍為第10師團,他們突破了國軍第51軍的防線和在8月28日攻佔六安,9月6日他們攻佔固始縣城及繼續西進,國軍第27集團軍及第59軍集結在黃河地區抵抗,經過十日的激戰,日軍在9月19日渡過黃河,9月21日第10師團擊破國軍第17軍團及第45軍,攻佔廬山,他們繼續西進,但面對國軍在信陽以東發動反擊而退回廬山,日本第2軍利用第3師團增援,與第10師團協同進攻信陽,10月6日迂迴到新塘及攻佔平漢鐵路的柳林車站,10月12日日本第2軍攻佔信陽及進至平漢鐵路南面,會同第11軍一同進攻武漢。

參與本次會戰的第13師團下轄的第65步兵聯隊於1938年10月10日至1939年1月2日共接收4批次共1,139名補充人員,考慮重傷致殘者以外的傷兵應不在補充範圍內,該聯隊多數參戰人員應於本次會戰遭國軍擊斃或擊傷,足見戰況之激烈[22]

廣東作戰[編輯]

由於武漢地區的戰事仍然僵持,中國自國外的戰爭物資仍持續自南方港口輸入,日軍在此時決定抽調3個師的後線部隊對中國的海上生命線施加壓力,故決定以兩棲登陸的方式占領廣東沿海港口。由於廣東地區的粵軍主力多抽調支援武漢會戰,故占領的步調出乎各方意料的順利,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廣州地區淪陷。

日軍在各處的攻擊接連告捷,同時完成包圍武漢的行動。因為廣東的失守讓武漢的戰略地位不再重要,固守亦失去實質意義,為了保全有生實力國民政府決定棄守武漢,日軍在10月26日攻佔武昌及漢口、10月27日攻佔漢陽,日軍完成攻佔武漢三鎮的行動。

化學武器的使用[編輯]

根據吉見義明及星野松野的資料,日本陸軍大臣發出「臨參命」對中國人使用化學武器[23]在武漢戰役期間,閑院宮載仁親王傳達天皇命令,從1938年8月至10月在375處使用有害氣體,[24]雖然海牙公約第23章、凡爾賽條約第171章及華盛頓條約有關在戰爭中使用潛艇和有害氣體的條款第5章已禁止使用化學武器,而國際聯盟在5月14日的決議亦被日本皇軍採納。[25]

總結[編輯]

1938年10月25日進入武漢的日軍
慶祝攻佔武漢的日軍
壯丁無辜被綁押往活埋

經過四個月激戰,國府空軍耗損極大,海軍基本被消滅,日軍成功攻佔除了漢口法國租界外的武漢全境,但是國軍大部分主力仍在,日軍被削弱。日本戰前目的是在武漢作最後決戰、以消滅國軍主力及結束戰爭,但這些目的均未能達到;國民政府則因此役爭取到時間成功讓工廠設備轉移至華中以及人員遷移至西南地區,為以後能長期堅持抗戰奠定基礎。日軍在華中發起數次戰役皆無重大斬獲,中國戰場陷入僵持。裕仁的大本營決定不再作戰略准進攻,以維持現狀為目的。可以作有限進攻,或讓新兵練習實戰[26]:887。直至1944年一號作戰前,日軍再沒有大型作戰與武漢會戰規格相同。

畑俊六所率南北兩路日軍艱難的突破50個中國軍攔截,突入武漢外圍,鑒於武漢外圍已無險可守,國民政府以持久戰略考慮放棄武漢,退至重慶。11月2日,表面上風光無限的畑俊六乘軍艦抵達武漢,次日(明治天皇生日),日軍主力進駐漢口並大肆慶祝,而日本已經用盡全力,國內只剩一個師團了。人口數大幅度降低,無法支應戰事。戰局不可避免的走向日本最感痛苦的長期消耗戰。

會戰期間,以盧作孚(時任軍事委員會水陸運輸管理委員會主任)為首的愛國企業家運送大批國軍軍隊及作戰物資到前線,將武漢地區大批工業裝備和人員轉移到四川,在敵機狂轟濫炸下,川江航線為抗戰勝利立下殊勛。總計日軍對西南大後方,投彈60,174枚;重慶受創最烈,尤其是5月3日至5月4日,落彈上萬枚,傷亡慘重[27]:32。此外,蘇聯航空志願隊協同中國空軍保衛武漢,是為「武漢空戰」。

會戰迫使日軍大本營重新調整對華戰略,改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戰略,以求儘快結束所謂的「支那事變」。日本政治誘降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然而到1940年,汪精衛政權在中國國內影響甚小,無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強的黃埔系軍隊,於是選定蔣中正為誘降對手,但終未成功[28]

武漢會戰歷時4個多月,中國軍隊遵循「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的指導方針,利用武漢周邊地形,配合有效的游擊戰,對日軍節節抵抗,在無力阻止日軍攻勢時果斷放棄武漢,留給日軍一座空城。[29]此戰國軍傷亡40萬人,日軍損失10餘萬,無力繼續進攻,中國抗日戰爭開始戰略相持[30]

武漢失守以後,抗日力量基本上失去所有戰略要地,導致了大量難民和工業基礎的重大破壞[31]:472。但中國達成了下列的戰略目標:一、使日軍原本南北向的作戰線,轉為東西向,解除了國軍主力於抗戰初期即被日軍圍殲於沿海地區的危機;二、爭取了時間,將部分東南沿海的戰略物質、軍工生產設備,遷移到大後方,也保留了持續防守的能力,國軍甚至在1939年組織多次攻勢,給日軍造成比武漢會戰更慘重的損失[28][29]

紀念[編輯]

為了紀念武漢會戰,根據2004年8月1日起施行的《武漢市人民防空條例》,自2004年起,武漢市於每年10月25日16時至16時30分進行全市人民防空警報試鳴[32]

注釋和參考文獻[編輯]

  1. ^ 1.0 1.1 1.2 1.3 1.4 1.5 武汉会战研究. 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1. ISBN 7-307-00941-2 (中文). 
  2. ^ 愛瀾,《武漢會戰》台北市:知兵堂出版,2012年10月,p328。
  3. ^ 鄧正兵、鄧紅:〈日本人眼裡的武漢會戰—《武漢會戰日方資料叢編》評介〉,《江漢大學學報》武漢市:江漢大學,2014年10月,P96。
  4. ^ 鄧正兵、鄧紅:〈日本人眼裡的武漢會戰—《武漢會戰日方資料叢編》評介〉,《江漢大學學報》武漢市:江漢大學,2014年10月,P96。
  5. ^ CHINA: 1931-1945 ISBN 978-7-5633-5509-9 Page 192
  6. ^ Japanese Imperial Conference, 15 June 1938
  7. ^ Sino-Japanese Air War 1937-45. [2007-08-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8-13). 
  8. ^ "Wuhan Diary" February 28, 1938
  9. ^ (日語) Tenchosetsu — Japanese national holiday (the birthday of the reigning emperor)
  10. ^ "Wuhan Daily" April 30, 1938.
  11. ^ Hsu Long-hsuen and Chang Ming-kai,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12. ^ Ten Worst Floods. [2007-08-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6-06-21). 
  13. ^ 13.0 13.1 13.2 13.3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人民之戰》. 香港: 和平圖書. 2016. 
  14. ^ 「鉄道輸送計畫表送付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04300、支受大日記(密)其44 73冊の內 昭和13年自8月24日至8月27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5.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13300、支受大日記(密)其44 73冊の內 昭和13年自8月24日至8月27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6.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27800、支受大日記(密)其45 73冊の內 昭和13年自8月29日至8月31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7.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750500、陸支受大日記(密)第8號 2/2 昭和14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8.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750500、陸支受大日記(密)第8號 2/2 昭和14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9. ^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黃朝茂譯,《日軍對華作戰既要叢書2 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 初期陸軍作戰(2) 》,臺北市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76,p274-276。
  20. ^ 「人馬現員表提出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750300、陸支受大日記(密)第8號 2/2 昭和14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1. ^ 鄧正兵、鄧紅:〈日本人眼裡的武漢會戰—《武漢會戰日方資料叢編》評介〉,《江漢大學學報》武漢市:江漢大學,2014年10月,P94。
  22. ^ 星半三郎編,《若松聯隊回想錄》,1977年,會津若松市:若松聯隊記念事業實行委員會,p169。
  23. ^ Dokugasusen Kankei Shiryō II, Kaisetsu, Jūgonen sensō gokuhi shiryōshū, Funi Shuppankan, 1997, pp.25–29.
  24. ^ Yoshimi and Matsuno, ibid. p.28.
  25. ^ Herbert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erennial, 2001, p.739
  26. ^ 《日本天皇的陰謀》
  27. ^ 何應欽. 《中國與世界前途》. 台北: 正中書局. 1974. 「二十八年五月四日,日本飛機狂炸我戰時首都重慶,一天之內,炸死無辜的平民七千五百多人;而且連續多日不止,以致死傷盈城,哀鴻遍野,廬舍成墟。實不知日本軍閥,何以如此滅絕人性,使用如此殘暴的手段!」 
  28. ^ 28.0 28.1 國軍在抗日戰爭前的整軍與抗戰初期的戰略指導.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2-21). 
  29. ^ 29.0 29.1 郭岱君. 第十一章 重探武汉会战. 《重探抗戰史(一):從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到武漢會戰(1931-1938)》. 台北: 聯經. 2015: 489–492. ISBN 978-957-08-4583-9. 請檢查|isbn=值 (幫助). 
  30. ^ 張洪濤. 《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 北京: 團結出版社. 2005-03-01. ISBN 978-7-80130-975-4. 
  31. ^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軍事》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I》.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9. ISBN 978-7-5000-0242-0. 
  32. ^ 湖北日報. 武汉进行防空警报试鸣 - 湖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2020-10-26 [2021-10-25]. [失效連結]

外部連結[編輯]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