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哥白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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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哥白尼
肖像，於1580年的托倫舊市區
出生(1473-02-19)1473年2月19日
波蘭王國皇家普魯士托倫市（位於今波蘭庫亞維-波美拉尼亞省）
逝世1543年5月24日(1543歲—05—24)（70歲）
波蘭王國皇家普魯士瓦爾米亞采邑主教區弗龍堡（位於今波蘭瓦爾米亞-馬祖里省)
母校雅蓋隆大學
博洛尼亞大學
帕多瓦大學
費拉拉大學
知名於地動說
哥白尼原理
科學生涯
研究領域數學、天文學、教會法、醫學、經濟學
簽名

尼古拉·哥白尼（拉丁語：Nicolaus Copernicus，波蘭語：Mikołaj Kopernik，1473年2月19日—1543年5月24日）[a]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波蘭數學家、天文學家，他提倡地動說模型，提到太陽為宇宙的中心[2]。1543年哥白尼臨終前發表了《天體運行論》一般認為他著的是現代天文學的起步點。它開啟了哥白尼革命，並對推動科學革命有相當大的貢獻。

哥白尼出生於皇家普魯士，該地區自1466年隸屬於波蘭王國。哥白尼獲得了教會法規博士學位，同時也是一名醫生，通曉多國語言，了解古典文學，能夠勝任翻譯，做過執政官、外交官，也是一名經濟學家（後續幾項都沒有學歷學位）。1517年，哥白尼總結了貨幣量化理論[3]，成為當今經濟學的重要基礎之一。1519年，哥白尼在托馬斯·格雷沙姆之前總結出劣幣驅逐良幣理論的前身[4]。

身世[編輯]

哥白尼
哥白尼出生地，現為哥白尼博物館

1473年2月19日哥白尼生於維斯瓦河畔的小城托倫，當時這裏屬於波蘭王國皇家普魯士行省。父親是從克拉科夫來的商人，母親是托倫當地商人的女兒，家境寬裕，哥白尼是家中四個孩子裏最小的。哥白尼十歲到十二歲間父親去世，由他的舅父盧卡斯·瓦岑羅德收養。

1491年哥白尼進入克拉科夫市雅蓋隆大學（當時稱克拉科夫大學）學習，在這裏他開始對天文學產生興趣。1496年他赴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帕多瓦大學求學，學習數學、天文學、法律、醫學等，並接受人文主義思想。1503年在費拉拉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他舅父提供給他一個在波蘭波羅的海邊上的弗倫堡的神父位置。1506年哥白尼回到波蘭，擔任他舅父的醫生和秘書。1512年他舅父去世，他將主要精力放在教士的責任和醫學研究上，同時利用工作之餘時間研究天文學。在弗倫堡30年間，他建了一個小天文台，後來被稱為「哥白尼塔」，自17世紀以來被人們作為天文學的聖地保存下來。但是從當時人的記載和哥白尼本人的著作來看，他很少進行天文觀測，他主要通過前人的觀測結果，進行哲學思考與數學計算，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天文學體系。

父系[編輯]

哥白尼父親的家族可以追溯到尼薩附近的一個西里西亞小村莊，這個小村莊的名字曾被拼寫為Kopernik[5]，Copernik，Copernic，Kopernic以及Coprirnik，現今為Koperniki[6]。14世紀，父親家族的成員開始遷至西里西亞地區的其他城市，波蘭王國的首都克拉科夫（1367）以及托倫（1400）[6]。哥白尼的父親，也是老尼古拉·哥白尼，很有可能是簡的兒子，就是來自遷至克拉科夫的那一支[6]。

尼古拉以父親的名字命名，以富商的身份首次出現在記錄中，以經營銅為生，主要在格但斯克銷售銅[7][8]，於1458年左右從克拉科夫遷至托倫[9]。托倫位於維斯瓦河附近，當時被捲入十三年戰爭（1454–66），在此期間，普魯士城市的盟友普魯士聯盟與波蘭王國結盟，貴族和教士聯合，共同對抗條頓騎士團國，以獲得地區控制權。在這場戰爭中，如格但斯克和托倫（尼古拉·哥白尼的家鄉）等漢薩同盟的城市決定支持波蘭國王卡齊米日四世，國王承諾尊重城市的傳統和獨立，而這正是條頓騎士團國所強烈鎮壓的。尼古拉的父親當時活躍於政壇，支持波蘭王國和普魯士城市結盟對抗條頓騎士團[10]。1454年，他負責調解波蘭王國紅衣主教茲比格涅夫·奧萊希尼茨基（英語：Zbigniew Oleśnicki (primate of Poland)）與普魯士城市在戰時公債償還方面的矛盾[6]。《第二次托倫和約》（1466）規定，條頓騎士團放棄西普魯士，此地區成為波蘭王國的一個自治省，即以後的普魯士王國，在隨後的300年裏都歸屬于波蘭王國。

尼古拉的父親於1461和1464年間娶了芭芭拉·瓦岑羅德，也就是天文學家哥白尼的母親[6]。父親於1483年左右逝世[11]。

母系[編輯]

哥白尼的舅舅，小盧卡斯·瓦岑羅德

尼古拉的母親芭芭拉·瓦岑羅德是托倫當地貴族和市議員老盧卡斯·瓦岑羅德（死於1462年）與卡塔知娜[b]（死於1476年）的女兒[11]。與哥白尼家族類似，瓦岑羅德家族祖籍位於希維德尼察附近的西里西亞地區，自1360年定居在托倫。很快，他們就成為當地最富有以及最具影響力的貴族之一[11]。通過與瓦岑羅德家族聯姻，哥白尼家族與托倫、格但斯克和埃爾布隆格的富有家族，以及普魯士的名門望族（諸如Czapskis、Działyńskis、Konopackis 和 Kościeleckis）有了關係[11]。Modlibógs（波蘭語的意思是「祈求主」）家族自1271年以來在波蘭的歷史中就一直是波蘭的名門望族[12]。盧卡斯與嘉芙蓮育有三個子女，分別是小盧卡斯·瓦岑羅德（1447-1512），最後成為了瓦爾米亞主教和哥白尼的監護人；芭芭拉，天文學家哥白尼的母親（死於1495年）；以及克里斯蒂娜（死於1502年），於1459年嫁給托倫當地商人兼市長泰德曼·馮·艾倫[11]。

老盧卡斯·瓦岑羅德是一個富商，也是Sławkowo村莊的所有者。在1439-62 法官統治期間，他是條頓騎士團的堅決敵對方[11]。1453年，以托倫市代表的身份參加格魯瓊茲大會，意圖舉行起義反抗條頓騎士團[11]。在十三年戰爭（1454–66）期間，他籌集大量資金（只是他隨後要求償還的一部分）以及在托倫和格但斯克進行政治活動以積極支持普魯士城市的反抗戰，並親身參與在拉森和馬爾堡的戰役，死於1462年[11]。

小盧卡斯·瓦岑羅德是天文學家哥白尼的舅舅以及贊助人，在克拉科夫大學（今亞捷隆大學）、德國科隆大學和博洛尼亞大學受過教育。作為條頓騎士團的激烈的反對者[13][14]，曾被騎士團頭領稱為「惡魔的化身」[15]。1489年，被選為瓦爾米亞[c]的主教用來對抗波蘭國王卡齊米日四世，卡齊米日四世一直想讓自己的兒子繼承王位。自此，瓦岑羅德一直與國王卡齊米日四世爭吵，直到三年後國王的逝世才停止[16]。此後，瓦岑羅德才能與隨後的三位波蘭國王（約翰一世、歷山·亞蓋洛和西格蒙德一世老王）建立密切的關係[15][17]。作為三位國王的朋友和重要顧問，他的影響力加強了瓦爾米亞與波蘭王國的關係。瓦岑羅德被認為是瓦爾米亞權力最大的人，他的財富、關係和影響力為哥白尼的教育以及在法蘭伯克天主教堂的教士生涯提供了保障[18][19]。

語言[編輯]

1541年，哥白尼用德語致信普魯士大公阿爾伯特，為格奧爾格·馮·庫恩海姆（英語：George von Kunheim）提供醫療建議

據說，哥白尼精通拉丁語、德語和波蘭語，還會說希臘語和意大利語[20][21][22][d]。哥白尼的大部分存世作品都是拉丁語版本，拉丁語當時是學術界廣泛使用的語言。拉丁語當時還是羅馬天主教會和波蘭宮廷的官方語言，所以哥白尼與教會和波蘭領導者的通信用語都是拉丁語。

哥白尼也有一些德語版本的存世作品。德國哲學教授馬丁·凱莉以此為論據認為哥白尼的母語是德語[26]。其他證明德語是哥白尼的母語的論據有：他出生在一個以說德語為主的城市，而且於1496年在博格尼亞學習教會法期間，曾加入一個名為日耳曼民族的學生組織，按其1497年章程，此組織對母語為德語的所有王國和國家的學生開放[27]。然而，根據法國哲學家歷山·柯瓦雷的觀點，哥白尼加入日耳曼民族這一行為就其本身而言並不意味着他承認自己是德國人，因為來自普魯士和西里西亞的學生都是被如此歸類的，這樣一來，不管他們本身的民族歸屬或自我鑑定，這就相當於一個特權，選擇是說德語的學生就很自然[27][28][29][30][31]。

名字[編輯]

在哥白尼時代，人民經常以居住地名稱命名。就如西里西亞村莊激發的靈感，哥白尼的姓氏的有多個不同的拼寫。他的姓氏或許與當地西里西亞地區的采銅業有關[25]，儘管一些學者聲稱此姓氏是受到蒔蘿這種植物（在波蘭語中的拼寫為「koperek」 或「kopernik」）的啟發，蒔蘿是西里西亞的野生植物[32]。

這種情況同樣出現在一個世紀之後的威廉·莎士比亞的作品中[33]，在其作品中，天文學家哥白尼以及其親戚的名字出現了很多不同的拼寫。這個名字首先被用於13世紀西里西亞地區的一個地方，在拉丁語文獻中存在多種拼寫方式。哥白尼「其實並不在乎正字法」[34]。1480年左右，在他童年時期，他父親的名字（也是未來天文學家哥白尼的名字）在Thorn中的記錄為Niclas Koppernigk[35]。在克拉科夫時，他的拉丁語署名為Nicolaus Nicolai de Torunia（托倫，尼古拉的兒子，尼古拉）。1496年，當他在博格尼亞大學就讀時，他加入Matricula Nobilissimi Germanorum Collegii，或稱為Natio Germanica Bononiae，一個招收以德語為母語的學生組織。在其紀錄Annales Clarissimae Nacionis Germanorum，哥白尼使用Dominus Nicolaus Kopperlingk de Thorn – IX grosseti[36][37]。在帕多瓦時，他的署名又變成了「Nicolaus Copernik」，隨後改為「Coppernicus」[34]。這位天文學家把自己的名字拉丁化為Coppernicus，一般有兩個「p」（研究的31個文獻中有23個中的記載如此）[38]，但是隨後在生活中他一直使用一個「p」。在《天體運行論》的扉頁上，雷蒂庫斯使用了「Nicolai Copernici」（名詞屬格或所有格的形式）作為哥白尼的名字。

教育[編輯]

在波蘭[編輯]

雅蓋隆大學
克拉科夫的哥白尼紀念碑

父親死後，小尼古拉·哥白尼的舅舅小盧卡斯·瓦岑羅德（Lucas Watzenrode，1447-1512）照顧他長大成人，送他上學甚至在工作上也助他一臂之力[11]。瓦岑羅德舅舅和波蘭的頂級知識分子保持着聯繫，而且還與生於意大利的著名人文學者和克拉科夫朝臣菲利波·布納科西（英語：Filippo Buonaccorsi）是好友關係[39]。有關哥白尼幼年和上學時期的早期原始文件並未能得以保存[11]。哥白尼的傳記作家認為瓦岑羅德舅舅把小哥白尼送往位于波蘭北部城市托倫的聖約翰學校就讀，而他本人就曾在這裏任教[11]。後來，根據Armitage的說法[e][11]，哥白尼進入了夫沃次瓦費克的大教堂學校學習，這裏位於托倫的維斯瓦河畔，這裏的學生都是為考入克拉科夫大學在做準備，該所大學也是瓦岑羅德在波蘭首府的母校[40]。

在1491-92年的冬季學期，哥白尼以Nicolaus Nicolai de Thuronia的名字和兄弟安德魯一同被克拉科夫大學所錄取（也就是如今的雅蓋隆大學）[11]。哥白尼就讀的是藝術系，時間從1491年秋天到大致1495年的夏天或秋天。當時正是克拉科夫大學的天文學和數學學院如日中天的時候，這裏的學習經歷為他將來在數學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奠定了基礎[11]。按照後來Jan Brożek的一種可靠說法，哥白尼成為了阿爾伯特·布魯楚斯基（Albert Brudzewski）的學生，後者在當時（1491年）是一名亞里士多德哲學教授，但是他在大學校外私下裏教授天文學；哥白尼就此熟悉了布魯楚斯基廣泛閱讀的評論文章，參加了許多講座[f][41]。

哥白尼在克拉科夫的學習經歷幫他奠定了數學天文學方面的堅實基礎，校方教授的課程包括數學、幾何學、幾何光學、宇宙結構學、天文學的理論和計算等，使他掌握了亞里士多德有關哲學和自然科學的著作《形而上學》（De coelo, Metaphysics），這些都激發了他的學習興趣，並實現對人文文化的精深把握[18]。在克拉科夫求學的過程中，哥白尼通過參加大學講座以及獨立閱讀著作來拓展自己的知識，諸如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德和阿拉伯天文學家哈里·阿本拉吉（英語：Haly Abenragel）的著作，阿方索星表（英語：Alfonsine Tables），德國數學家、天文學家雷格蒙塔努斯（約翰·繆勒）的《方位冊》（Tabulae directionum），等等。在這期間的閱讀資料，其中還標註有他最早的科學筆記，現在部分保存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42][18]。在克拉科夫，哥白尼開始搜集大量的天文學方面的藏書，後在17世紀50年代的大洪水時代，被瑞典當作戰利品運往本國，現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收藏。

哥白尼在克拉科夫的四年學習生活為他重要才能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促使他在天文學的兩大流行體系亞里士多德的同心球面學說和托勒密的偏心圓和本輪理論進行邏輯比較分析，對之進行揚棄之後，構建出哥白尼自己對於宇宙結構的理論的第一步。[18]

還沒等獲得學位，大概是在1495年秋，哥白尼就離開了克拉科夫，前往舅舅瓦岑羅德的教堂，舅舅已於1489年榮升為瓦爾米亞教堂的采邑主教，並在不久後（1495年11月之前）讓外甥哥白尼接替瓦爾米亞教士之職，前任教士Jan Czanow於1495年8月26日剛剛身故留出這一空缺。具體原因不明，也許是因為牧師會部分人的反對，有人將此事上訴了羅馬，導致哥白尼的任命受到拖延，於是瓦岑羅德將兩個外甥都送往意大利學習教會法，似乎是想藉此進一步促進他們在教會中的事業發展，同時也增強自己在瓦爾米亞牧師會的影響力。[18]

哥白尼在1496年中期離開瓦爾米亞，也許是隨同牧師會的司祭Jerzy Pranghe的隨員一道離開的那裏，司祭準備前往意大利，於同年秋天（也許是10月前後），他到達意大利博洛尼亞，幾個月後（1497年1月6日之後）他報名加入了博洛尼亞大學法律學生的日耳曼民族組織，其中包括西里西亞、普魯士、波美拉尼亞以及其他國家的的年輕波蘭學生。[18]

在意大利[編輯]

直到1497年10月20日，哥白尼通過代理正式接替了瓦爾米亞教士職位，這是兩年前就授予了他的職位。為此，一份在意大利帕多瓦於1503年1月10日簽署的文件表明，他將在波希米亞西里西亞的弗羅茨瓦夫學院教堂的聖十字教堂擔任一份閒職。儘管教宗於1508年11月29日特許授予他更多的聖俸，哥白尼在牧師會的神職方面並未獲得更多俸祿以及更高的職位，但是在1538年，他放棄了弗羅茨瓦夫的閒職。他是否獲得教士的任命尚不確定，他也許僅僅獲得的是次級神品職位，這也足以勝任牧師會的教士之職。[18]

在他在博洛尼亞的三年（1496年秋到1501年春）期間，哥白尼似乎並未在教會法方面投入太多精力（他是在7年後的1503年再次回到意大利後才獲得法律學位），相反他對人文學科充滿興趣，很可能他參加了一些相關講座[g]，並認真學習研究了天文學。他遇到著名的天文學家Domenico Maria Novara da Ferrara，並成為他的弟子及助手。哥白尼通過閱讀喬治·范·派爾巴赫（英語：Georg von Peuerbach）和雷格蒙塔努斯所著的《大書概論[h]》產生了新的觀點。他就托勒密關於月球運動的理論的特殊性進行觀測，通過1497年3月9日在博洛尼亞對金牛星座中最亮的畢宿五進行的著名觀測，其結果加深了他對天動說理論的質疑。哥白尼通過仔細研究希臘和拉丁作者的著述[i]，還從人文主義學者方面進一步驗證了他的質疑，特別是在帕多瓦期間，他還搜集到許多關於古代天文學、宇宙哲學和曆法體系的歷史片段資料[43]。

哥白尼在羅馬度過了大赦年1500年，他和兄弟安德魯與當年春天到達了這裏，此行無疑是為在羅馬教宗法院當實習生而來。但也正是在這裏，他繼續着始於博洛尼亞的天文學研究，例如在1500年11月5-6日夜間觀測了一次月蝕現象。據格奧爾格·約阿希姆·雷蒂庫斯（英語：Georg Joachim Rheticus）後來的記載，哥白尼在也許私下裏是以天文學教授的身份向「無數學生和科學界的大師級人物」公開講授有關對當代天文學的數學解決方案的批評意見，當然這並非是在羅馬的羅馬大學進行的。[44]

在哥白尼的歸程中，無疑要在博洛尼亞做短暫停留，他於1501年中期回到了瓦爾米亞。7月28日，他從牧師會獲得了兩年的延長假期，以便去學習醫學，因為「在將來他可以作為我們尊敬的大人（舅舅盧卡斯·瓦岑羅德主教）以及牧師會成員的醫學顧問」。他於當年夏季晚些時候或是秋天再次返回意大利，也許同行的還有兄弟安德魯和B. Sculteti教士。這次，他開始在著名的醫學學府帕多瓦大學就讀；除卻於1503年5-6月對意大利北部城市費拉拉進行了短暫的造訪（為參加考試，獲取教會法學位），在1501年秋到1503年夏這段時間，他一直留在帕多瓦。[44]

哥白尼學習醫學的過程很可能是在帕多瓦頂級教授（諸如Bartolomeo da Montagnana, Girolamo Fracastoro, Gabriele Zerbi和Alessandro Benedetti等）的指導下進行的，而且他還閱讀了自己所能獲得的醫學專著（諸如Valescus de Taranta、Jan Mesue、Hugo Senensis、Jan Ketham, Arnold de Villa Nova 和Michele Savonarola等人的著作），這些構成了他後來醫學藏書的雛形。[44]

哥白尼定會對占星術有所研究，因為這被視為是醫學教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45]。但是與其他著名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天文學家不同，他似乎對占星術從未有過實踐，或是表現出任何興趣[46]。

在博洛尼亞，哥白尼並非把自己局限在官方的研究之中。很可能是在帕多瓦的那些歲月中，他開始對希臘文化產生了興趣。在Theodorus Gaza的語法書（1495年）和J.B. Chrestonius（1499年）的字典的幫助下，他熟悉了解了希臘語言和文化，並開始拓展對古典著作的研究，他先是從博洛尼亞入手，研究貝薩里翁和洛倫佐·瓦拉等人的著作。似乎有證據表明，正是當他在帕多瓦的那些時候，有關地球運動的新學說的想法終於得到了清晰。[44]

當哥白尼歸程的時間將近，他於1503年前往費拉拉，1503年5月31日，他通過了規定的考試科目，獲得了教會法博士學位。毋庸置疑，在這之後不久（最晚不過1503年秋）他離開意大利返回瓦爾米亞。[44]

工作[編輯]

《哥白尼與上帝對話》，揚·馬泰伊科繪

當他在意大利完成所有學業之後，30歲的哥白尼回到了瓦爾米亞，並在這裏度過了40年的餘生，其間除卻去克拉科夫和附近的普魯士城市做過短暫旅行之外，再沒有去過別處，這其中包括托倫、格但斯克、埃爾布隆格、格魯瓊茲、馬爾堡、柯尼斯堡等[44]。

瓦爾米亞采邑主教有着極大的自治權，有着自己的輿論組織（議會）和貨幣單位（與王室普魯士的其他地方都保持相同）以及金庫[47]。

哥白尼自1503年到1510年（或者也許一直到他舅舅去世的1512年3月29日），都是作為舅舅的秘書和醫生，就住在位於海爾斯堡（今利茲巴克）的主教城堡，在這裏他開始研究自己的地動說理論。在公務部分，他幾乎參與了舅舅在政治、教會、管理經濟等方面的所有工作。從1504年之初，哥白尼陪着舅舅瓦岑羅德在馬爾堡和埃爾布隆格進行了王室普魯士的宣講活動，根據Dobrzycki 和 Hajdukiewicz的記載，他「參與了……複雜外交活動的所有重要活動，這些是有野心的政客和政治家在為了在有敵意的條頓騎士團和忠于波蘭王室之間，維護普魯士和瓦爾米亞的特殊利益而做的努力」[44]。

哥白尼翻譯的《書信》

1504-12年間，哥白尼作為舅舅的隨從做了諸多旅行：1504年是到托倫和格但斯克參加王室普魯士議會的活動（其中還有波蘭國王歷山·亞蓋洛出席）；以及普魯士在馬爾堡（1506年）、艾布隆格（1507年）和什圖姆（1512年）的宣講活動，他也許還參加了波茲南的活動（1510年），以及波蘭國王老齊格蒙特一世在克拉科夫的加冕活動（1507年）。舅舅瓦岑羅德的行程顯示在1509年春，哥白尼可能還去過克拉科夫的下議院。[44]

也許就是在後來的克拉科夫活動過程中，哥白尼將自己從希臘文翻譯成的拉丁文作品拿到Jan Haller 出版機構付印，內容是7世紀拜占庭帝國的歷史學家狄奧菲拉克特·西莫卡塔的85篇小詩，題為《書信》（Epistles），講的是在一個希臘故事場景中，幾個人物之間的書信往來。其中是由三部分內容組成，道德篇是告訴人們該如何生活，田園篇講的是牧羊人的生活片段，愛情篇則包括若干情詩在內。在每個話題當中，這三部分內容都會交替出現。哥白尼將希臘詩歌翻譯為拉丁散文，並將其命名為 Theophilacti scolastici Simocati epistolae morales, rurales et amatoriae interpretatione latina；他將本書獻給舅舅，感謝他對自己的所有的幫助[23]。在這本譯作中，哥白尼體現了自己人文學者的觀點，為希臘文學是否應該得到復興而奮鬥。哥白尼的首部詩集是希臘短詩，這是他造訪克拉科夫，為約翰尼斯·但提斯加斯（Johannes Dantiscus）就芭芭拉·薩普雅（Barbara Zapolya）於1512年與波蘭國王老齊格蒙特一世完婚所寫的喜詩而作。 [48]

在1514年前的某個時間，哥白尼寫了地動說理論的初步綱要，這在後來的抄本中才可看到[j]，簡稱《短論》。這是對世界的地動說機理所做的簡明理論說明，並無數學工具測算，與《天體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的幾何構圖的重要細節不同，但是它已經是基於地球的三大運動而做出的相同假設而作。哥白尼把《短論》一書有意作為自己計劃中的著作的第一稿，而且並未打算出版發行。他只是做了幾份手抄本贈予最親近的朋友，其中似乎包括幾個克拉科夫的天文學家，他們曾於1515-30年間一起合作觀察日食。第谷·布拉赫在自己的論文中包括了《短論》的片段內容（論文題為Astronomiae instauratae progymnasmata），於1602年在布拉格發表，該文是根據他收到的波希米亞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Tadeáš Hájek的手稿而作，此人是雷蒂庫斯的朋友。《短論》的完整版本是到1878年才首次出版。[48]

在弗龍堡的哥白尼塔
弗龍堡大教堂，正前：哥白尼像

在1510年或1512年，哥白尼搬到了弗龍堡，這是波羅的海岸的維斯圖拉潟湖西北的一座城市。在1512年4月，他參加了Lossainen 的富賓恩（Fabian）對瓦爾米亞采邑主教的競選。直到1512年6月初，牧師會才給哥白尼安排了一個「外部法庭」，就是在大教堂山防護牆外的一幢房子。1514年，他購得弗龍堡要塞城牆內西北角的一座高塔。直到他生命結束，他都是在這兩處地方居住，其間儘管曾在1520年1月牧師會的建築在條頓騎士團反對弗龍堡的襲擊中遭到破壞，哥白尼的天文儀器可能也在這一過程中毀於一旦，他也並未離開。哥白尼在1513-16年間大概就是在他的外部法庭從事的天文觀測，在1522-43年間，在一座無名的小塔（turricula）上，他使用模仿古代儀器所建的原始設備（四分儀、三稜鏡、渾天儀）進行觀測。在弗龍堡，哥白尼有記載的60多項天文觀測中，有半數以上是在這裏完成。[48]

在弗龍堡，哥白尼永久定居下來，這裏他一直生活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其間只有在1516-19年和1520-21年有所中斷，這段時間，他是在瓦爾米亞牧師會的經濟和行政中心就職，這裏也是瓦爾米亞兩大政治生活中心。在瓦爾米亞艱難的政治複雜局勢中，對外要受到條頓騎士團的入侵（條頓軍團的襲擊；1591-21年間的波蘭條頓戰爭；阿爾伯特吞併瓦爾米亞的計劃），對內則要承受分裂主義者的壓力（瓦爾米亞采邑主教的選擇問題和貨幣改革），哥白尼和部分牧師會成員代表着堅定支持波蘭王室的一派，他所參加的所有公共活動（保衛國家免受條頓騎士團征服；提議與波蘭王室統一貨幣系統，在瓦爾米亞領土的教會管理中支持波蘭的利益）都證明他從內心是一名波蘭立陶宛聯邦的國民。在舅舅瓦岑羅德去世之後不久，他參加了Piotrków Trybunalski第二條約的簽署（1512年12月7日），儘管有着部分牧師會成員的反對，也確立了對瓦爾米亞主教的任命，對波蘭王室表示效忠[48]。同年（1512年11月8日之前），哥白尼接任了magister pistoriae一職（他於1530年再次擔任），負責管理牧師會的經濟企業；自1511年起他就擔任了長官之職，並負責視察牧師會的財產[48]。 　　 1512-15年，在管理和經濟方面的職務並未讓哥白尼從眾多觀測活動中有所分心。在這一期間，他對火星和土星的觀測結果，特別是在1515年對太陽所作的四大觀測，導致了他發現了地球離心率的變化，以及相對於恆星太陽遠地點的變化，這些使得他於1515-19年對他的學說的部分假設進行了首次修改。在這一期間他所作的部分觀測也許與1513年上半年所提議的對羅馬儒略曆進行改革有關，這是福松布羅內地區的保羅米德爾堡（Paul of Middelburg）主教所提的建議。兩人在第五次地方教務會議期間就此事的接洽後來都在哥白尼的獻禮性詩集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有過提及，以示感激；在保羅米德伯格的論文（Secundum compendium correctionis Calendarii，1516年）中，在向曆法修訂提交議會審議提案的學者中有哥白尼的名字[49]。

奧爾什丁城堡

在1516-21年間，哥白尼住在奧爾什丁城堡，作為瓦爾米亞的經濟管理者管轄着奧爾什丁堡和佩尼恩日諾兩地的事務。在這裏，他完成了一部手稿《荒棄封地的位置》 （Locationes mansorum desertorum），旨在將勤勞的農民安置在這些封地之中，以便振興瓦爾米亞的經濟。當奧爾什丁在波蘭條頓戰爭中遭到條頓騎士的包圍時，哥白尼指揮皇家波蘭部隊保衛奧爾什丁和瓦爾米亞的安全。在接下來的和平談判時，他也是代表着波蘭一方參加。[50]

哥白尼一連數年都在建議皇家普魯士地區議會進行貨幣改革，特別是在16世紀20年代，當時的地區性普魯士政治中，這是一個主要問題[51]。1526年，他就貨幣價值撰寫了一篇研究報告《Monetae cudendae ratio》。在文中，他闡述了現在經濟學中的格雷欣法則的雛形，也就是劣幣驅逐良幣，這要比托馬斯·格雷欣早了幾十年。在1517年，他還確立了貨幣的量化理論，這也是現在經濟學中的一個主要概念。為了穩定貨幣，哥白尼為貨幣改革所作的提議在普魯士和波蘭被廣泛閱讀[52]。

華沙哥白尼紀念碑

1533年，教宗克勉七世的秘書Johann Widmanstetter將哥白尼的地動說理論向教宗和兩位樞機介紹。教宗非常高興，還贈予了秘書非常貴重的禮物以示感謝[53]。1535年，Bernard Wapowski寫信給維也納的一位紳士，敦促他儘快出版附上的年曆，據他說這是出自哥白尼之手。這是有關哥白尼年曆的唯一歷史記載。這個所謂「年曆」估計就是哥白尼的行星位置圖。Wapowski信中提到哥白尼的理論是關於地球運動的學說。Wapowski所提要求並無結果，因為他與幾周後就離開了人世[53]。

在瓦爾米亞采邑主教Mauritius Ferber（於1537年7月1日）去世後，哥白尼參加了其繼任者Johannes Dantiscus（於1537年9月20日）的選舉。在這一職位上，哥白尼是作為四個候選人之一，這在Tiedemann Giese的提議中有文字記載；但是他的候選人身份僅僅是徒有虛名，因為Dantiscus 早先就已被任命為主教的副手[54]。開始時候，哥白尼和這位新采邑主教還保持着友好關係，在1538年春在對他進行醫療方面的協助，並在當年夏天陪同他前往牧師會轄區進行視察。但是當年秋天，兩人的關係出現緊張，這是對哥白尼的管家安娜·席琳（Anna Schilling）所產生的懷疑所致，後在1539年，Dantiscus 將其趕出弗龍堡[54]。

哥白尼與藥草

在哥白尼年輕的時候，他作為醫師曾為舅舅、兄弟和其他牧師會成員治病。晚些時候，他被安排去照顧那些先後在瓦爾米亞任職的年老主教（比如Mauritius Ferber 和 Johannes Dantiscus），以及在1539年，照顧他的老友克萊蒙（Kulm）主教Tiedemann Giese。在治療這些重要病患的過程中，他有時需要向其他醫師進行諮詢，其中包括阿爾伯特公爵的醫師以及通過信函向波蘭皇家醫師進行請教。[55]

1541年春，阿爾伯特公爵要求哥白尼前往柯尼斯堡來照顧公爵的顧問George von Kunheim，此人病得不輕，而且普魯士醫生都對此束手無策。哥白尼很樂意前往，在有關貨幣改革問題上，他曾於von Kunheim進行過磋商。哥白尼本人認為阿爾伯特公爵本人人品並不壞，兩人在學術方面還有共同的興趣愛好。牧師會鑑於想與公爵保持良好關係，儘管他是路德教派，也準備放行讓哥白尼前往。大約一個月的時間，病人得以康復，哥白尼也回到了弗龍堡。一段時間之內，他還繼續收到Kunheim身體近況的匯報，並通過信函提供醫療建議[56]。在他生命的這段時間之內，只要他所擔任的其他職責允許，而且是佔有自己的業餘時間，哥白尼還是在進行他的天文觀測和計算。

哥白尼的部分密友後來轉向了新教，但是哥白尼並未有此意。他所受到的首批打擊就是來自新教徒。Wilhelm Gnapheus是一名荷蘭難民，他在艾爾布蘭格落下了腳，他用拉丁文寫了一齣喜劇「愚蠢的聖人」，並把這齣戲搬上了自己建立的拉丁學校舞台。在劇中，他把哥白尼刻畫成一個傲慢自大、冷漠、孤僻的人，醉心於占星術，自以為是受到了上帝的啟迪，據說是完成了一部大部頭著作，結果都要爛在箱子裏[39]。其他地方的新教徒首批對哥白尼的理論做出了反應。如腓力·墨蘭頓對其理論頗有微詞而這樣寫道：

「某些人認為這是讚美如此瘋狂的事物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就像那個使地球移動而太陽靜止的波蘭天文學家一樣。真的，明智的政府應該壓制無禮的思想。」[39]

然而，1551年，在哥白尼死後的8年，天文學家伊拉斯莫斯·萊因霍爾德（英語：Erasmus Reinhold）在哥白尼的前軍事反對者新教徒阿爾伯特公爵的資助下，出版了《普魯士星曆表》，這是基於哥白尼的成果所設立的一套天文圖表。天文學家和占星家迅速採納了這一成果，將其代替了以往的理論。[57]

去世[編輯]

哥白尼墓碑

1543年5月24日尼古拉·哥白尼在弗龍堡辭世；他本人終身未婚，也沒有任何生養子孫的記錄。傳說的說法是當《天體運行論》的初版送到他床前時，他從昏迷中甦醒，撫摸着書頁平靜辭世。遺骨當時葬在聖母升天聖安德肋聖殿總主教座堂的某處，墳墓沒有刻有任何標記，墳墓的具體位置幾個世紀以來一直不明。2005年學術界人士在這所教堂的地板下發現了一名70歲男子遺骸[58]。後經遺骨面部復原，和遺骨上提取的DNA與哥白尼藏書中的頭髮上的DNA比對，確認遺骸是哥白尼[59][60]。2010年5月22日，哥白尼的遺骨在弗龍堡大教堂重新下葬[61][62]。黑色的墓碑上雕着他的天文學模型。

天文學觀點[編輯]

在當時，被普遍接受的天文體系是托勒密體系。其基本思想是地球處於宇宙的中心，其他所有天體沿圓形軌道繞地球運轉。為了使理論符合觀測數據，托勒密認為天體在一個稱為「本輪」的小圓形軌道上勻速轉動，而本輪的中心在稱為「均輪」的大圓軌道上繞地球勻速轉動，地球不是在均輪圓心。此理論可以和當時的天文觀測數據基本吻合，而且為教會所歡迎，因為這不僅體現了地球和人類的重要性，而且天球之外給天堂和地獄留下了空間。但是隨着觀測技術的進步，需要很多個本輪均輪甚至小本輪才能解釋實驗現象。這使得堅持簡潔的哥白尼對托勒密的系統產生了懷疑。為了簡化理論，更好的符合實際觀測的結果。哥白尼將不動點從地球移動到了太陽上，提倡地動說。他指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同五大行星一樣圍繞太陽這個不變的中心運行的普通行星，其自身又以地軸為中心自轉。

1514年，哥白尼在一篇四頁的《短論》總結了自己的地動說猜想，給最親近的朋友看。1533年，在羅馬舉行了一些關於哥白尼理論的講座，教宗克勉七世和一些主教出席了講座並表示出興趣。講座過後，其中一位主教寫信給哥白尼，希望他儘早正式出版他的作品。雖然朋友們也催促哥白尼儘早出版他的理論，但可能是害怕受到批評，哥白尼本人一直不願意這麼作。學者對於哥白尼到底是擔心受到天文學界的批評還是教會的反對是有爭議的。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哥白尼終於同意出版他的《天體運行論》。

哥白尼的學說改變了那個時代人類對宇宙的認識，而且動搖了歐洲中世紀宗教神學的理論基礎。由於時代的局限，哥白尼只是把宇宙的中心從地球移到了太陽，並沒有放棄宇宙中心論和宇宙有限論。雖然哥白尼的觀點並不完全正確，但是他的理論的提出給人類的宇宙觀帶來了巨大的變革。哥白尼之書在其死後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最聳人聽聞的事件莫過於是意大利人布魯諾之死。他是道明會的教士。但極富反叛精神，是一個「狂熱份子」。他從哥白尼的系統向外推展，否定了天球之說。他出版了「無限宇宙論」「Dell infinito Universo e Mondi」明白地主張：太陽是眾多的恆星之一，地球亦是行星之一。更主張人類在宇宙中也不是唯一的。這種主張與當時教會對《聖經》的解讀起了嚴重衝突。他在1600年被判火刑，在羅馬被當眾燒死[來源請求]。

圖司對（Tusi couple）

關於日心地動學說早在希臘時代約公元前310年，天文學家阿里斯塔克斯就已經發現了，他的主張是日月星辰並非繞着地球轉動，而是地球和其他星辰一起繞着太陽轉動。而他的主張繼承了畢達哥拉斯學派的中心火理論，並把中心火的位置改成太陽。他曾經解釋過:恆星的週日轉動，是地球繞軸自轉的結果。但和當時被廣泛認同的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相互矛盾，所以當時有人提出這兩個反駁的觀點。

  • 如果地球會轉動，那在上面的人為何不會掉下來。這個說法是被大眾所接受的，因為在常識中，如果從在動的火車上把物體拋下，火車很快便會將物體拋在後頭。[來源請求]
  • 如果地球會轉動，那和地球相對的恆星應該也會產生距離的變化。

目前我們不知道他對第一個觀點所作的回答，但據說他相當正確的回答第二個問題。他說：恆星距離我們太過遙遠，雖然地球自轉對恆星的距離有影響，但是因為地球和恆星距離上太過遙遠，以至於地球軌道與之相比微不足道，所以恆星位置的變化我們無法察覺到。

阿里斯塔克擁有另一項天文成就，測量太陽、地球和月亮的距離，當從地球上看月亮處於半暗半亮的時刻，太陽、月亮和地球正好組成一個直角三角形，月亮處於直角的頂點，可從地球上測得月地和日地的夾角，雖然當時的儀器無法測量的很精確，但是他的方法很正確，在得出相對距離後，推測出太陽和月亮的實際大小，也因此得出太陽比地球大，正因為如此，所以他才有理由推測出地球繞着太陽轉的事實。畢竟大的物體繞小的物體轉動不是一件自然的事。而近2000年後，哥白尼才繼承他的理念。

哥白尼體系[編輯]

《天體運行論》中哥白尼的宇宙觀。

1543年，哥白尼在自己去世前，將主要理論寫在《天體運行論》當中。在此，他總結了幾十年來的一些理論。

哥白尼的《短論》總結了自己的地動說原理。其中列舉了一些如下「假設」：

  1. 天球大圓沒有中心。
  2. 地球的中心不是宇宙的中心，不過是地月系的重力中心。
  3. 所有天體都以太陽為運行中點，因此太陽是宇宙的中心。
  4. 日地距離同天穹高度（包含恆星的天球至遠點）之比，比地球半徑同日地距離之比還要渺小的多。與天穹高度相比，日地距離可謂微不足道。
  5. 天空中所能見到的任何運動，皆由地球運動引起，而非其本身。地球與其周圍大氣每日圍繞固定的中軸旋轉，同時天穹和至高的天空不曾運動。
  6. 我們所見的太陽運動都是由天體運動引起的，我們的地球如其他行星一樣繞日旋轉。由此可見，地球同時進行着一種以上的運動。
  7. 人們所見的行星向前和向後運動，皆由地球運動引起。僅憑藉地球的運動便足以解釋人們見到的空中的各種現象。[63]

《天體運行論》全書分為六部分，稱為「卷」：[來源請求]

  1. 地動說概述及作者世界觀的簡要闡述
  2. 主要在理論層面上闡述球面天文學的原則，並列出恆星清單（為隨後的書作奠定了論證依據
  3. 主要詳述視覺上的太陽運動及相關現象
  4. 描述月球及其軌道運動
  5. 詳述非類地行星的經度方向運動
  6. 詳述非類地行星的緯度方向運動

繼承人[編輯]

喬治·約阿希姆萊提克斯本可以成為哥白尼的繼任者，卻沒能扛起這面大旗。伊拉斯謨萊因霍爾德也有機會成為他的接班人，無奈卻過早夭折了。第谷·布拉赫成為了第一位英勇的接班人（儘管他並不承認地球圍繞太陽旋轉），其次便是刻卜勒[53]，他曾經是第谷在布拉格的助手[來源請求]。

如今地動說的基本理念為世人普遍接受（儘管並非本輪或圓形軌道），但在當時，哥白尼的理論卻顯得過於超前。學者表示，在《天體運行論》發表60年之後，整個歐洲大陸也僅有約15位天文學家支持哥白尼：「英國的托馬斯·迪格斯和托馬斯·哈里奧特，意大利的焦爾達諾·布魯諾和伽利略·伽利萊，西班牙的迭戈·祖尼加，歐洲西北低地國家的西蒙斯·蒂文；還有在德國的最大的支持隊伍——格奧爾格·約阿希姆·萊提克斯、米高·米斯林、克里斯托夫·羅斯曼（後又宣佈放棄），以及祖漢尼斯·刻卜勒。」其他的可能追隨者則包括英國人威廉·吉爾伯特，以及阿基里斯·加瑟、喬治·沃格林、瓦倫丁·奧托、泰德曼·吉澤。[64]

阿瑟·庫斯勒在其著作《夢遊者》中斷言道，哥白尼的書在首次出版後並沒有得到人們的廣泛閱讀[65]。然而，這種說法受到了愛德華·羅森[k]的有力批判，另外歐文·金格里奇通過對前兩次出版的幾乎所有倖存本的逐本檢查，發現許多書中都有書主人詳盡的旁註，亦擲地有聲得駁斥了這一偽學說。2004年，金格里奇在《無人問津之書》中正式發表了這一結論[66]。

當時的學術界仍是亞里士多德哲學和相呼應的托勒密天文學的天下，哥白尼理論並沒有一席之地——除了數學上的簡單性能被人接受之外在確定行星的位置時避免使用等分[66]。第谷·布拉赫的體系（「地球是靜止的，太陽繞地旋轉，而其他行星則繞日旋轉」）亦與哥白尼的理論針鋒相對。僅僅半個世紀之後，刻卜勒和伽利略的研究終於帶來有力的證據為哥白尼理論辯護，它這樣寫道「伽里略構想了慣性原理之時，……得以解釋運動中的物體不會掉落地球的原因」。直到「艾薩克·牛頓提出了萬有引力規律和力學理論。在他1687年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集大成地統一了地面力學和天體力學，地動說觀點才終於得以普遍接受」[67]。伽利略是因為哥白尼而啟蒙，所以認為哥白尼所論為正，以比薩斜塔實驗、自製望遠鏡觀測星象，發現木星的四大衛星、土星有環，但亦使伽利略被認為是異端而遭受宗教審判。最後真正證實哥白尼和伽利略無誤的科學家，是近百年後的牛頓，已到了工業革命時期。

爭議[編輯]

哥白尼的書一問世並未引發論戰（無言辭激烈的佈道訓誡）。特利騰大公會議上既未討論哥白尼的理論，也未討論曆法改革（曆法改革後來使用由哥白尼計算推導得出的表格）。

第一個反對哥白尼學說的名人是天主教的巴托洛米奧·斯皮納（Bartolomeo Spina），他出任聖使徒宮主管（和天主教聖座法院首席監察官），他「強烈表示要鎮壓哥白尼學說」[68][69]。但隨着斯皮納在1546年去世，他的朋友吉奧凡尼·瑪麗亞·托洛桑尼接替了他未完成的任務。吉奧凡尼·瑪麗亞·托洛桑尼是一位著名的神學家及天文學家，是道明會在佛羅倫薩的聖馬可修道院的會士。托洛桑尼撰寫了一本專門研究曆法改革（其中天文學起到重要作用）的專著。此外，他還參加了第五屆拉特蘭會議，參與了曆法改革的討論。在1544年，他取得了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副本。他公開抨擊哥白尼學說的文字見於他所著的《論聖經之真諦》（On the Truth of Sacred Scripture）一書的附錄中[70][71]。

托洛桑尼模仿托馬斯·阿奎那的理性主義風格，借用哲學論據反駁哥白尼學說，但實際上他仍引用基督教《聖經》及其傳統。他力求證明哥白尼學說是荒謬的，他分三點說明哥白尼學說沒有經過驗證且沒有任何基礎。第一，哥白尼假設地球的運動，但卻未提供任何推導出此運動的物理理論。（沒有人意識到對哥白尼學說的研究將引起對整個物理界的重新思考）。第二，托洛桑尼稱，哥白尼的思維過程是落後的。他說，哥白尼先是提出地動說這一理論，然後再找各種支撐此想法的現象，而不是先觀察現象，然後再思考推理得出引起此現象的理論。在這一點上，托洛桑尼將哥白尼的數學等式將畢達哥拉斯實算聯繫了起來。畢達哥拉斯曾與亞里士多德爭論過，後來托馬斯·阿奎那又繼續進行了這一爭論。他們爭論說，數字只是人智力的產物，不需要任何物理現實的支撐，因此「數字在研究本質的時候不能提供物理原因」[68]。

當時，一些天體說（例如本輪和橢圓形軌道）僅僅被視為調整天體位置數據的數學方法，而不是解釋天體運動的原因。（哥白尼主要根據的是本輪，因他仍堅持完美球面軌道的說法）。這一「拯救現象」的觀點證明，天文學和學術不能作為決定物理原因的一種正確方式。托洛桑尼借用此觀點，在對哥白尼最後的判定中引用說，哥白尼最大的錯誤是，他從開始借用科學中較「低級」領域來解釋較「高級」領域。哥白尼用數學及天文學來假定物理學和宇宙學的現象，而不是從一開始用物理學和宇宙學的公認原則來評定天文學和數學方面的知識。這樣一說，在當時，哥白尼似乎正在破壞整個哲學系統。托洛桑尼稱，哥白尼犯了哲學錯誤，因為他根本不精通物理學和邏輯學-沒有物理學和邏輯學知識的人是無法成為一名優秀的天文學家，更不能分清正確與錯誤。因為哥白尼學說不符合托馬斯·阿奎那提出的科學真相，因此被托洛桑尼視為無根據的未經證明的理論。

托洛桑尼意識到哥白尼所著書的序言並非哥白尼本人所寫。序言的論點稱，天文學整體不能得出真理。這一論點遭到了托洛桑尼反對（儘管他認為哥白尼試圖解釋物理現實這一做法是錯誤的）。托洛桑尼發現哥白尼所著書中的序言無比荒唐（不知道哥白尼並未授權此序言）。托洛桑尼寫道，「從序言的文字中，這本書的愚蠢性受到指責。因為哥白尼妄想重新證明薄弱的畢達哥拉斯觀點（宇宙的中心是火的元素）。這一觀點在很久之前就被摧毀，它清楚地違反人類理性及《聖經》。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天主教《聖經》解釋者與那些執着堅持此錯誤觀點的人之間很容易產生分歧。我們寫這個小作品就是為了避免產生這種醜聞」[71]。托洛桑尼宣稱，「尼古拉·哥白尼從未讀過和理解過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與天文學家托勒密的論證」[71]。他寫道，哥白尼「缺乏物理學和邏輯學兩大科學知識。其次，哥白尼在《聖經》解釋方面也很不熟練，因為他違反了《聖經》中的幾大原則，這一行為威脅到他對自己的忠實以及對他的讀者的忠實……他的論證沒有任何力量，很容易就能被拆分開。因為反駁一個已經被大眾廣為接受的有強大理由支撐的觀點是一種愚蠢的做法，除非反駁者使用更加有力的及不能解釋的論證，全面摧毀對立的觀點。但是他根本就沒有這樣做」[71]。他宣稱，他寫這本書反對哥白尼「是為了堅持真相，維護神聖教會的利益」[71]。儘管托洛桑尼花費了大量精力著作他的書，但此書仍未出版，它很可能被擱置在佛羅倫薩的聖瑪谷修道院的圖書館中中，直到後來獲得了日後其他起訴者的應用（據稱，1613年，道明會會士托瑪索卡奇尼在進行一場反對伽利略的佈道之前，閱讀過此書）[71]。

為何在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出版後60年，天主教會才進行公開反對此書這一問題引起了廣泛爭論，就算是托洛桑尼的反對也是被忽視的。造成這一現象可能的原因包括伽利略·伽利萊的性格和證據的可獲得性，例如望遠鏡觀測。

哥白尼之前的理論在神學界糾纏複雜，這可從約翰加爾文著作的一個樣本中看到。在其《〈創世記〉註釋》（Commentary on Genesis）一書中，他說道，「我們並不是不知天堂的環道是確定的，地球正如一個小球體位於中心」[72]。在評論《聖經》中《約伯記》26:7時，加爾文寫道「約伯確實具體提到『北部，』但他說的是整個天堂。因為天空繞着其極轉動。正如一個戰車的車輪在中心都會有一個車軸，輪子藉助中心的洞繞着這一車軸轉動，天空也是如此的。這很容易能看見；也就是說，那些熟悉天空運行的人可以天空如此轉動」[72]。加爾文對於詩篇的評論時，展現了他對於前哥白尼理論的依賴性；因為在詩篇93:1「天堂每天都在旋轉，因為其構造無比巨大，旋轉速度快到難以置信，因此我們並未感受到震盪或衝擊-不會打擾它們的和諧的運動。儘管太陽每個晝間旋轉都改變其軌道，但每年都會回到同一點。眾多衛星在其旋轉時都能保持自己的位置。地球怎能懸置在空中不動呢，難道上帝之手並未舉起它？上空的天堂都在不斷地運動，地球是怎麼保持不動呢，難道神聖的製造者未修理它建立它呢」[72]。在評論詩篇19:4時，加爾文說「天空在旋轉時，所有固定的行星也在旋轉。沒有證據證明加爾文知道哥白尼，並且有關加爾文引用完詩篇93:1繼續說「誰敢置哥白尼的權威於聖靈之上」這一說法也缺乏可信度，證實這一說法源於1885年弗雷德里克·威廉·法勒班普頓的演講[72]。與加爾文不同，許多神學家已經認識到哥白尼理論變得越來越有爭議。

哥白尼理論與《聖經》最尖銳的衝突之點是有關《約書亞記》中基遍戰爭的故事。在此故事中，希伯來人取得了勝利，但一旦夜晚降臨他們的對手就可能逃逸。約書亞的祈禱使得太陽和月亮靜止不動阻止了這個結果。馬丁·路德曾評價過哥白尼，雖然未提及其姓名。據安東尼·勞特巴赫稱，在1539年6月4日他與馬丁·路德共同吃飯時，大家聊起了哥白尼的話題。在1539年，當地大學格奧爾格·約阿希姆·雷蒂庫斯教授被獲准訪問馬丁·路德。據稱，路德說道，「所以現在是這樣一個情況。誰想要聰明就得反對大眾認為的事情。他必須有自己的東西。這正是那個傢伙所做的事情，他想把整個宇宙顛倒過來。儘管在這些陷入混亂的事情中，我依然相信《聖經》，因為約書亞命令太陽靜止不動，而不是地球」[67]。他的這一番評論發表於《天體運行論》一書出版的四年前，雷蒂庫斯《概論》一書出版的一年前。在約翰·奧利法白有關該談話的記述中，路德稱哥白尼為「那個傻子」而不是「那個傢伙」。這一版本被歷史學家視為缺少史實論證[67]。

路德的合作者菲利普·梅蘭希通也對哥白尼學說有所爭論。在看過雷蒂庫斯《概論》（Narratio Prima）一書的前幾頁後，梅蘭希通於1541年10月16日寫信給在奧地利費爾德基希的物理學家及數學家伯卡德·麥瑟賓斯（Burkard Mithob），譴責哥白尼的理論，呼籲政府鎮壓此理論，他寫道「有些人相信這一理論屬於奇蹟般的成就，歌頌這麼瘋狂的理論，似波蘭天文學家使得地球轉動，太陽停止一樣荒唐。 英明的政府應該抑制頭腦上的錯誤」[73]。雷蒂庫斯曾以為梅蘭希通會理解這一理論，並且接受它。因為梅蘭希通曾教授過托勒密天文學，並且在雷蒂庫斯與哥白尼共同學習歸來後，推薦其應聘維滕堡大學文理學院的院長職位。

托勒密與哥白尼, ca. 1686

在《天體運行論》一書出版六年後，菲利普·梅蘭希通出版了他的《物理最初教義》（Initia Doctrinae Physicae），雷蒂庫斯的希望完全破滅。梅蘭希通在書中從三個方面抨擊了哥白尼主義，分別是「感官的證據，科學家千年以來的一致意見和《聖經》的權威」[74]。為了攻擊新理論，梅蘭希通寫道「出於對創新的熱愛或為了展現他們的聰明，一些人爭論地球轉動。他們認為第八天體和太陽都不轉動，卻說其他的天體在運動，並且將地球也列入其他天體內。這個玩笑並不是最近才發明的。至今仍保留着阿基米德《數沙器》（The sand-reckoner）一書；在書中阿基米德講到，阿里斯塔克斯曾就提出悖論說，太陽靜止不動，地球繞着太陽轉。儘管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專家曾為了證明他們的創新性，進行了諸多調查，但將荒繆的觀點公之於眾有諸多不好影響，樹立了一個有害的例子[73]。梅蘭希通繼續引用《聖經》中的篇章，然後宣稱 「在這一神聖證據的支撐下，讓我們珍視真相，不要因為一些人的詭計而遠離真相，這些人自以為將疑惑帶入藝術中是項學術榮譽。」在《物理最初教義》一書的第一版中，梅蘭希通甚至懷疑了哥白尼的人格，他稱哥白尼創作這一理論「要麼出於對於創新的熱愛，要麼出於想要顯示自己很聰明」[73]，類似於這樣的個人人身攻擊在第二版中被大量刪除[74]。

另外一個對哥白尼學說有爭論的新教神學家是約翰·歐文，他稱「最近說太陽位於世界中心的假設建立在不可靠的現象之上，由一些違反《聖經》中清楚的證詞的任意假設支持」[75]。

在羅馬天主教內，天主耶穌會會士尼哥拉·賽若瑞斯是其中一名撰書反對哥白尼理論這一異端邪說的教士，在1609–1610年間的一本著作中和在1612年間出版的一本作品中，援引《約書亞記》中篇章。

保羅·安東尼奧·弗斯卡利尼在1615年4月12日給一位天主教哥白尼維護者的來信中，他譴責了哥白尼理論，寫道「……不僅是聖父，就是在現代關於創世紀、詩篇、傳道書,和約書亞書的註釋中，都能發現這些文字同意太陽在天空中，高速繞着地球轉，地球距離天堂很遠，靜止位於世界的中心……沒有人說這不是一個信仰問題，因為如果這不是『有關主題』的信仰，那就是『有關說話者』的信仰：所以說亞伯拉罕沒有兩個孩子，雅各布沒有十二個孩子還有基督並非處女所生都屬於異端學說，因為這些都是聖靈通過預言家及使徒的嘴所說的。[76]

在1616年三月，在伽利略事件影響下，羅馬天主教將《天體運行論》一書加入了禁書目錄中，直到該書被「改正」。禁止理由是這一想像的地球運動而太陽不轉的畢達哥拉斯教條是「錯誤的，違反了《聖經》」。相同的教條還禁止任何維護地球運動論或太陽靜止論的著作，或是任何試圖調和這些論述與《聖經》的著作。

可能哥白尼理論最強大的反對者應是弗朗西斯科·英哥利（Francesco Ingoli），一名天主教神父。英哥利在1616年一月撰寫一篇散文，譴責哥白尼學說在「哲學上站不住腳，神學上屬於異端學說」[76]。儘管不確定但弗朗西斯科·英哥利極有可能是受到宗教法庭的委派，就此爭議發表一個專業意見」[76]；在1616年3月5號，審定院有關哥白尼學說的教義後，英哥利被正式任命為顧問。英哥利有關哥白尼理論的兩點爭議為「公眾的天主教信仰不能直接追溯到《聖經》：地獄位於地球中心，離天堂最遠的教義；另一個比較明顯的斷言是週二的讚美詩中提及過地球是靜止的，該部分的詩文作為日課經文中時辰禮儀的一環，被神父們定期頌禱」[76]。英哥利也引用《聖經》中創世紀1:14，耶和華用「天堂中的光將白天和黑夜分開」[76]。跟之前的評論者一樣，英哥利指出有關基遍戰役的篇章，駁回了這些篇章應被作為隱喻理解的爭論，說道「那些稱《聖經》根據我們的理解模式講話的回答是不令人滿意的：因為首先在解釋神聖文字時，應儘可能遵守保持字面意思的規則，其次教會教父們一致認為該篇章意思是太陽在運動，只是應約書亞的請求停止了。一項與眾教父一致認可意見相反的解釋在特利騰大公會議上受到了譴責，具體在會議第四部分有關該版教義以及聖書的使用方面。其次，經過會議上講到有關信仰以及道德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聖父們看到一個違反他們一致認為的《聖經》解釋時肯定會不高興的」[76]。

在教宗保祿五世的命令下，羅伯·白敏樞機提前通知伽利略將頒佈該一法案，藉此警告他「不能再支持或維護」哥白尼學說[l]。四年後的1620《天體運行論》被或省略或改動了九個條文後重新發行[77]。

在1633年，伽利略·伽利萊因追隨「哥白尼學說」被指控有異端邪說的嚴重嫌疑，哥白尼學說與真相及《聖經》權威相反，最終伽利略被判終身軟禁。[78]

天主教在1758年從《禁書目錄》中去掉了對於地動說相關著作的禁令[79]，但仍明令禁止未經審查版的《天體運行論》以及伽利略的《關於兩種世界體系的對話》[80]。這些禁令最終在1835版的目錄中取消[81]。

紀念[編輯]

中國紀念郵票：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

元素鎶[編輯]

主條目：鎶

根據IUPAC元素系統命名法，在第112號元素未有正式名稱時，其臨時名稱為Uub（Ununbium）。

國際純化學與應用化學聯盟（IUPAC）在經過長期驗證後，於2009年6月正式承認第112號元素的合成，並隨後邀請Hofmann團隊為112號元素提出一個永久名稱。2009年7月17日，該團隊提議將112號元素命名為Copernicium，縮寫Cp，以紀念著名天文學家哥白尼（Copernicus）。他們稱，將其命名為Cp的原因，是由哥白尼所提出的地動說與化學中的原子結構（拉塞福模型）有很多相似之處。

Cp這個名稱未獲得IUPAC的正式承認。IUPAC在此後6個月的時間內進行審議，聽取科學界的意見，並於2010年1月公佈審議的結果[82]。2009年9月，有人在《自然》上發表文章[83]指出符號Cp曾是元素鑥（Lutetium）的舊稱（Cassiopeium），現在在配位化學中亦用於指環戊二烯（茂，Cyclopentadiene）配體。根據目前IUPAC對元素的命名規則，新元素的提議名稱是不得與其他元素名稱或符號重複的。考慮到上述情況，為了避免歧義，IUPAC已把提議中的符號Cp改為Cn（Copernicium）[84]。

2010年2月19日，即哥白尼537歲壽辰的日子，位於德國達姆城的重離子研究所（GSI）正式宣佈，經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聯合會確認，由該所人工合成的第112號化學元素從即日起獲正式名稱「Copernicium」，相應的元素符號為「Cn」。[85]

在台灣，此元素之中文名稱由國立編譯館化學名詞審議委員會和中國化學會名詞委員會開會討論後決定命名為'鎶'[86]。

中國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於2012年1月確定了鎶的簡體中文名稱，獲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批准後進入國家規範用字，但目前仍不能正常輸入。[來源請求]

哥白尼環形山[編輯]

主條目：哥白尼環形山

月球上的一座環形山以哥白尼命名。

哥白尼計劃[編輯]

哥白尼計劃是由歐洲委員會和歐洲太空總署聯合倡議，於2003年正式啟動的一項重大航天發展計劃，主要目標是通過對歐洲及非歐洲國家（第三方）現有和未來發射的衛星數據及現場觀測數據進行協調管理和集成，實現環境與安全的實時動態監測，為決策者提供數據，以幫助他們制定環境法案，或是對諸如自然災害和人道主義危機等緊急狀況作出反應，保證歐洲的可持續發展和提升國際競爭力。

著作[編輯]

註釋[編輯]

  1. ^ 中文「哥白尼」譯名最早見於1857年由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編輯的《六合叢談》第一期[1]
  2. ^ Jan Peckau的遺孀，在其他文獻中被稱為「Katarzyna Rüdiger gente Modlibóg」
  3. ^ Warmia，別稱Ermeland、Ermland
  4. ^ He used Latin and German, knew enough Greek to translate the 7th-century Byzantine poet Theophylact Simocatta（英語：Theophylact Simocatta）'s verses into Latin prose[23] and "there is ample evidence that he knew the Polish language".[24] During his several years' studies in Italy, Copernicus presumably would also have learned some Italian. Professor Stefan Melkowski of Nicolaus Copernicus University in Toruń（英語：Nicolaus Copernicus University in Toruń） likewise asserts that Copernicus spoke both German and Polish.[25]
  5. ^ Dobrzycki and Hajdukiewicz (1969) describe Copernicus' having attended school at Włocławek as unlikely.
  6. ^ 其中包括有關天文學家喬治·范·派爾巴赫（George von Peuerbach）的Theoricæ novæ planetarum，而且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還參加了Bernard of Biskupie 和 Wojciech Krypa of Szamotuły 的講座，也許還參加了其他天文學學者的講座，諸如Jan of Głogów、Michał of Wrocław (Breslau)、 Wojciech of Pniewy和Marcin Bylica of Olkusz等。
  7. ^ Filippo Beroaldo、Antonio Urceo（也稱科多，Codro）、Giovanni Garzoni和Alessandro Achillini等人的講座
  8. ^ 英譯名Epitome of the Almagest，拉丁名Epitome in Almagestum Ptolemei，1496年，威尼斯
  9. ^ 其中包括古希臘哲學家數學家畢達哥拉斯、薩摩斯的阿利斯塔克、克萊門德（Cleomedes）、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羅馬學者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菲洛勞斯（Philolaus）、赫拉克利德（Heraclides）、艾克方圖斯（Ecphantos）和柏拉圖等
  10. ^ 其名為 Nicolai Copernici de hypothesibus motuum coelestium a se constitutis commentariolus 也許是抄寫者給出的題目
  11. ^ Rosen (1995, pp. 187–9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7 in Saggi su Galileo Galilei . Rosen is particularly scathing about this and other statements in The Sleepwalkers, which he criticizes as inaccurate.
  12. ^ Fantoli (2005, pp. 118–19); Finocchiaro (1989, pp. 148, 153). On-line copies of Finocchiaro's translations of the relevant documents, Inquisition Minutes of 25 February 1616 and Cardinal Bellarmine's certificate of 26 May 1616, have been made available by Gagné (2005). This notice of the decree would not have prevented Galileo from discussing heliocentrism solely as a mathematical hypothesis, but a stronger formal injunction (Finocchiaro, 1989, p. 147-148) not to teach it "in any way whatever, either orally or in writing", allegedly issued to him by the Commissary of the Holy Office, Father Michelangelo Segizzi, would certainly have done so (Fantoli, 2005, pp. 119–20, 137). There has been much controversy over whether the copy of this injunction in the Vatican archives is authentic; if so, whether it was ever issued; and if so, whether it was legally valid (Fantoli, 2005, pp. 120–43).

參考文獻[編輯]

引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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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Nicolas Copernicus, memorandum on monetary policy, 1517
  4. ^ "Copernicus seems to have drawn up some notes on the displacement of good coin from circulation by debased coin while he was at Olsztyn in 1519. He made them the basis of a report on the matter, written in German, which he presented to the Prussian Diet held in 1522 at Grudziadz... He later drew up a revised and enlarged version of his little treatise, this time in Latin, and setting forth a general theory of money, for presentation to the Diet of 1528." Agngus Armitage, The World of Copernicus, 1951, p.91.
  5. ^ "The name of the village, not unlike that of the astronomer's family, has been variously spelled. A large German atlas of Silesia, published by Wieland in Nuremberg in 1731, spells it Kopernik." Mizwa, p. 36.
  6. ^ 6.0 6.1 6.2 6.3 6.4 Dobrzycki and Hajdukiewicz (1969),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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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Mizwa, 1943, p. 38.
  13. ^ "In 1512, Bishop Watzenrode died suddenly after attending King Sigismund's wedding feast in Kraków. Rumors abounded that the bishop had been poisoned by agents of his long-time foe, the Teutonic Knights." Hirshfeld, p. 38.
  14. ^ "The Watzelrodes—or Watzenrodes—in spite of their rather Germanic name seemed to have been good Poles (enemies of the Teutonic Order)." Koyre, p. 38.
  15. ^ 15.0 15.1 "[Watzenrode] was also firm, and the Teutonic Knights, who remained a constant menace, did not like him at all; the Grand Master of the order once described him as 'the devil incarnate'. [Watzenrode] was the trusted friend and advisor of three [Polish] kings in succession: John Albert, Alexander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the poisoning pope), and Sigismund; and his influence greatly strengthened the ties between Warmia and Poland proper." Moore (1994), pp. 52,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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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Lucas was on more friendly terms with his successors, Johann Albert (Jan Olbracht) (from 1492 to 1501), and later Alexander (Aleksander) (from 1501 to 1506), and Sigismund (Zygmunt) I (from 1506)." Gassendi & Thill, p. 22.
  18. ^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Dobrzycki and Hajdukiewicz (1969), p. 5.
  19. ^ "To obtain for his nephews [Nicolaus and Andreas] the necessary support [for their studies in Italy], the bishop [Lucas Watzenrode the Younger] procured their election as canons by the chapter of Frauenburg (1497-1498)." "Nicolaus Copernicu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New Advent (online version of the 1913 Catholic Encyclopedia). Retrieved 9 Jun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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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Deutsch war für Kopernikus Muttersprache und Alltagssprache, wenn auch der schriftliche Umgang fast ausschließlich auf Lateinisch erfolgte." Carrier, p.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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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Although great importance has frequently been ascribed to this fact, it does not imply that Copernicus considered himself to be a German. The 'nationes' of a medieval university had nothing in common with nations in the modern sense of the word. Students who were natives of Prussia and Silesia were automatically described as belonging to the Natio Germanorum. Furthmore, at Bologna, this was the 'privileged' nation; consequently, Copernicus had very good reason for inscribing himself on its register." Koyre, p. 21
  29. ^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however, that the medievel Latin concept of natio, or "nation", referred to the community of feudal lords both in Germany and elsewhere, not to 'the people'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democratic or nationalistic sense of the word." Johnson, p. 23.
  30. ^ Koestler, 1968, p. 129.
  31. ^ Gassendi & Thill (2002), p. 37.
  32. ^ "Kopernik, Koperek, Kopr and Koprnik in Polish—also similarly in other Slavonic languages—means simply dill such as is used in dill pickling. Be it as it may, although the present writer is more inclined towards the occupational interpretation,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 Mizwa,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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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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