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標準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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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標準漢語
普通話、國語、華語
使用國家和地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中華民國台澎金馬),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東南亞各國、蒙古俄羅斯亞洲地區毛里裘斯英國美國等地的華人社區[1]
區域 Map-Sinophone World.png
標準漢語主要使用人口分佈(含作為通用語言)
 官方語言或大多數人口使用
 龐大但較少數人口使用
 少數人口使用
註:有華人分佈但未使用現代標準華語的區域不包括在內
當地使用人數 8億3千6百萬以上(日期不詳)
語系
官方地位
作為官方語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
 新加坡
 聯合國
管理機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
中華民國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新加坡 推廣華語理事會
馬來西亞 華語規範理事會
語言代碼
ISO 639-1 zh
ISO 639-2 chi (B)
zho (T)
ISO 639-3 cmn

現代標準漢語是一種廣泛通行於中國漢族地區與全球華人社會的語言,於1923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五次會議決定基於現代中國北方官話的白話文語法和北京話語音制定[2],1932年經中華民國教育部頒佈《國音常用字彙》後,被採納為中國的官方語言,當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均為官方語言之一,也是東南亞及其他海外華人群體廣泛採用的共通口語書面語;且作為聯合國六種官方工作語言之一[3],成為國際人士學習漢語的主要參照。其稱呼與定義因地而異,中國大陸港澳地區稱其為「普通話」,臺灣稱其為「國語」,在東南亞與漢語社群以外地區則稱為「華語」。

因地域的不同,中國大陸的「普通話」、臺灣的「國語」與東南亞地區的「華語」在語音與詞彙上存在一些差別,儘管可理解為受到各地語言腔調的影響,然而在正式的書寫語法上相對統一。而在世界各地都出現了很多現代標準漢語的腔調變體,例如臺灣有台灣華語(受台語音調影響)、地區有新馬華語(受馬來語英語影響),身為漢語起源地的中國大陸則有更多腔調變體(相對於規範普通話,通稱為「地方普通話」),如四川普通話南寧普通話廣式普通話等等都帶有本地方言的腔調。

名稱[編輯]

以下是兩岸三地東南亞的官方和非官方組織的定義:

普通話[編輯]

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把「國語」改稱「普通話」。在中國大陸,1955年之後現代標準漢語的正式稱謂是「普通話」,意為「普遍共通、普遍通用」之全國共通語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以「推廣普通話」被作為重要的政策之一。[4][5] 1958年1月10日,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指出:「要把六億漢族人民的方言逐漸統一起來,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必須作長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實現。究竟多長?就要看交通、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和我們的工作,但是只要我們不斷認真地工作,這個任務是一定可以實現的。」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其直接管理地區(不包含香港澳門)推廣(比如方言地區許多中小學校不提倡師生在校使用方言)。而香港、澳及大陸民間有時也將「國語」一詞作為大陸普通話的別稱。在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根據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中央政府無法在當地強制推廣普通話,澳門政府以及民間機構均在通過不同方式推行普通話[6]。在香港即使推廣普通話,香港人在生活上都不會使用普通話,亦非首要語言。尤其在香港粵語英語已成為社會主流語言和定型語言,因此他們較少跟別人說普通話,只會工作上或用在其他方面才說,政府亦無法強制香港人使用[7]。雖然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於聯合國取得中華民國擁有的中國代表權後,便開始要求世界各國承認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並宣稱擁有臺灣的主權,但由於臺灣地區(包含臺澎金馬等)實際上被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故推廣普通話無法擴及臺灣。事實上,中華民國政府早在臺灣推行國語運動,推行的語言類似普通話。

國語[編輯]

在中華民國時期,現代標準漢語的正式稱謂是「國語」,國民政府收復臺灣後,臺灣的官方語言也由日語變化成國語,教育部門則多稱中華民國國語文。由教育部終身教育司(第四科,閱讀及語文教育科,2012年12月以前為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規範與推廣。

國語分廣義和狹義,依據國立編譯館主編、正中書局出版的部編大專用書《國語》解釋,大意為:

  • 對外國語來說,則國內各民族的一切語言和文字,可統稱為廣義的國語;
  • 在本國,對方言來說,則指國家選定以北京地方的現代音系為標準音的標準國語,為狹義的國語,對內用以通行各地,對外作為國家語言的代表。[8]

在中華民國臺灣、澎湖、金門、馬祖等地使用的國語,包括較為規範的標準國語與帶有台灣本地腔的台灣國語。

中國大陸地區在中華民國政府治理時也稱之為國語;而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大陸地區所實施的國語名稱改為普通話,故大陸地區民眾目前所講的普通話與國語並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大陸地區流行的大部分MTV,卡拉OK廳中,國語一詞依然常見,例如在大陸粵語歌曲的普通話版習慣稱為國語版,非中國大陸的影視劇則有原聲版和國語版之說。香港、澳門在普通話運動之時則分別被英國、葡萄牙所統治。

華語[編輯]

新加坡馬來西亞乃至其它東南亞國家,現代標準漢語的正式稱謂是「華語」,基本上以跟隨中國大陸及台灣的規範為基礎。新馬華人普遍使用的具有當地口音的華語,用詞受到等南方沿海各省的漢語方言影響,並引入了一些源自英語及馬來語音譯詞,因此較中國大陸台灣有較多外來語,與香港語文相似。

發展歷史[編輯]

不同於歷史上一直以伊斯蘭教經典《古蘭經》為標準的阿拉伯語,同英語等世界上其它語言一樣,標準漢語也一直在發展演變。

古代標準漢語[編輯]

上古漢語 周代
前1000年前200年
爾雅,引申為雅言 複輔音聲母,無輕唇音,無舌上音[9]
秦漢時代
前200年–200年
雅言,也稱正音通語 複輔音聲母,無輕唇音,無舌上音
魏晉時代
200年–600年
大廣益會玉篇音系、金陵雅音 平、上、去、入四聲形成;輕唇音逐漸產生;舌上音產生;庄組齒音聲母產生[10]
中古漢語 隋唐時代
600年–900年
切韻(隋) 平聲54韻,上聲51韻,去聲56韻,入聲32韻
唐韻(唐) 幫滂並明 端透定泥來 知徹澄娘 見溪群疑 精清從心邪 審穿禪照日 曉影 匣喻
兩宋時代
900年–1276年
廣韻(北宋)[來源請求] 36個聲母,206個韻母(含聲調),-m、-n、-ng、-p、-t、-k、-i、-u8個韻尾
平水韻(南宋)[來源請求] 106個韻母(含聲調)
近代漢語
元代
1276年–1368年
元朝發生較大變化,無正音[來源請求] 中原音韻
明清時代
1300年–1900年
南京官話(明,清初)[11] 20個聲母,分尖團,76個韻母
北京官話(清中期以後) 21個聲母,39個韻母(不含聲調),前期不分尖團,後期分尖團

現代漢語的來源[編輯]

滿清入主中原,雖然定滿語為國語,[12]但全國通行的實為漢語,漢官多操明代官話,所以清朝官場上的官方語言,實際上是滿漢雙語制。滿族人進入北京後學說漢語北京官話,又把自己的滿語音韻和發音習慣、特色文化詞匯帶入自己的滿式漢語,於清末形成滿漢語言成分融合的京腔旗人話,使其成為現代標準北京語音的前身。[13]現代漢語標準語定命於清朝的「官話」體系。北平音系的聲調,為陰平、陽平、上、去之四聲,而沒有入聲。[14]

其實說滿式漢語是現代普通話的前身,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這種說法主要起源於四種觀點:

  1. 普通話中的zh,ch,sh,r音來源於滿語的語音;
  2. 「普通話」一詞對應的英文詞Mandarin,有滿清官員的意思,是中文「滿大人」的音譯;
  3. 普通話中的「兒化音」是滿人的滿語口音造成的;
  4. 入聲和尖團音的消失。

實際上,這四個觀點都是錯的,因為:

  1. 普通話中的zh,ch,sh,r音是漢語自身發展的產物,和滿語語音根本毫無關係,普通話中的zh、ch、sh是由古字母「知徹澄、章昌船書禪、庄初崇山」這12個聲母逐漸演變合流而來的[15],而捲舌音r聲母,則來源於古日母字nz,[16](日),而滿語中沒有zh,ch,sh音,只有J, C, š(對應普通話的zh, ch, sh)而且它本身不是翹舌(因為它們可以接i音),滿語中的r是大舌音,也和普語的r完全不同。不過滿語在入關後發生了音變,傳說受漢語影響反倒是把JI, CI等給弱化了。所以普通話中的zh, ch, sh, r根本就不是來源於滿語語音。
  2. 「普通話的英文Mandarin,有滿清官員的意思,「Mandarin」是中文「滿大人」的音譯」,這是個可笑的錯誤,英國人稱呼中國的官為Mandarin,該詞來源於印度梵文曼怛羅,經由馬來文與葡萄牙文,輾轉傳入英文。英文中用Mandarin(曼達林)一詞來表示中國官僚,源自於葡萄牙語中的mandarim(早期拼寫mandarin)。早在皮萊資使團被囚禁後,被囚葡國人寫下的信札中,葡萄牙語中就已廣泛使用Mandarim一詞。(這些信札是葡萄牙關於中國最早的報道之一,可能成書於1524年)。在Castanheda的《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pelos portugueses》中,16世紀末經澳門進入中國大陸的利瑪竇也在葡萄牙人中推廣使用了該詞。明朝1617年出版的《利瑪竇中國札記》第一次出現「Mandarin」(拉丁文:Mandarinos)這個詞, 從而證實Mandarin(曼達林、中國官僚、官話)和滿洲人毫無關係,更不是「滿大人」的意思。
  3. 普通話中的「兒化音」是滿人的滿語口音造成的,兒化音具體的起源,眾說紛紜,但早的兒化音可追溯到宋明時期,一些古典名著和古代民間小說,都有過兒化音的描寫,並且杭州,江浙一代的方言里,也帶有很多「兒化音」這說明普通話中的「兒化音」根本就不是什麼所謂的「滿語口音」,而是漢語自身發展的產物。
  4. 入聲和尖團音的消失。這是貌似最言之鑿鑿的觀點,也是一些人認為「滿式漢語是現代普通話的前身」最主要的證據之一,但其實入聲的消失,只是北方漢語自身發展的所致,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並不是因為什麼「滿語口音式漢語」。認為滿族人學不好漢語而使入聲消亡有一大邏輯矛盾,這就是在北方漢語方言區(晉語除外)中入聲皆已消失,怎麼能想像滿族的貴族們去勸說陝甘高原、雲貴山區以及中原的窮鄉僻壤的人們放棄入聲發音的。更何況阿爾泰語系的語言均為閉音節語言,音節結尾不乏p,t,k等輔音,對於說這些語言的人來說,入聲是最好學的,平上去三個聲調反而更難學,怎麼可能導致入聲消失。所以說肯定不是「北方方言中入聲的消失是在滿族的影響下發生的」這樣,入聲的消失是在漢族人自己發展自己的語言中逐漸實現的。為此需要從頭說起,北方方言中除了元音外,只有兩個輔音 n, N(在拼音方案中以ng表示)可能處於一個音節的結尾,而世界上絕大多數語言中音節多可以用輔音結尾,例如英語中的dog , bit之類。不過在古漢語中,曾有過以 n, N, m, k, t, p 結尾讀音的字。按記載,以 k, t, p 結尾讀音的字的發音相當短促,這是必然的,否則就可會被誤聽成兩個音,這就是入聲。隨着語言的演變,入聲的這三個輔音,可能短促到只出現一個口型,並不真正發音,進一步還可能只是發音短促而已,不再體現三個不同的輔音的存在了。在唐代編寫的韻書中, 入聲分三十多韻,k, t, p 結尾的字被分別列於不同的韻部, 宋代編的平水韻中,入聲壓縮為十九韻,k, t, p 結尾的字仍被分在不同韻。m 屬鼻音,以此結尾的字分別被列入平上去諸聲部一些韻中。

不過,即使在唐代,也不是全國人的語音都這樣。例如,晚唐詩人胡曾的《戲妻族語不正》(《全唐詩 12.8.870》)是非常有趣的:

  呼十卻是石,喚針將作真;忽然雲雨至,總道是天因。

講北方漢語的人可能無法理解此詩,在北方漢語中,十石,真針,陰因都同音,而唐朝時的正音,針、因是 m 尾,真、陰是 n 尾。十、石都是入聲,但十是輯韻(p尾),十是陌韻(k 尾)。可見當時胡曾的妻族已經把m尾的鼻音和 n 尾的鼻音混同了。入聲字中p、k、t 不同結尾也已經混同了。胡曾是湖南邵陽人,他的妻族是哪裡人就不清楚了。可以肯定,當時某些方言中,入聲的特點已經開始退化。現代漢語方言中的吳語及湘語的發音中,m 尾音消失,入聲內部無區別,只是自成一調,恰有胡曾妻族發音的特點。

在宋代,寫詞是為了唱的,所以,不能和口語相違背。柳永、蘇軾、周邦彥、李清照、辛棄疾等大詞家的押入聲韻的詞(如念奴嬌、浪淘沙慢、憶秦娥等)中都有不同的入聲韻部的字混押、k, t, p 混押的現象。這時,胡曾妻族的發音也就不會受到譏笑了。也就是說,中原絕大部分地區(以及南宋中心地區)口語中入聲內部可能部分同化了。這樣的大文人寫詞時必定還要考慮韻書的規定,一般老百姓說話,可能更自由一些。

元代江西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韻》,是為了演唱北曲編寫的。在此韻書中,已經把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中間。演唱戲曲是為一般平民觀賞的,不能和口語相差太多的,由此可以推論,當時北方方言中入聲很可能已經溶入其它三聲中。當然,在元代出現了這樣的韻書,有人說這是受蒙古人強烈影響出現的,是漢語胡化的證據,這樣說是不對的。在當時蒙古人編的《蒙古字韻》,是用蒙古八思巴字母拼寫漢字,用以指導蒙古人說漢語,入聲調在其中標的清楚。可見,入聲在北方消亡,並非蒙古人之過。同理,把入聲音的消失當做是漢語滿式化的證據,也是不正確的。由此可知,入聲在北方方言中的退化及消失,從胡曾的年代(870年前後)至出版《中原音韻》的1324年約四百多年,是北方漢語一個自主漸變的過程,並未受到外族語音的影響。

至於尖團音的消失,事實上按照滿文字母對當時漢字的記音來看,滿人是嚴格區分了北京漢語中的尖團音的。但是這兩組對應的尖團音主要是ji qi xi - gi ki hi。在發音上,滿語中不存在區分這兩組讀音的技術難度——意思就是說滿語中本身是有gi ki hi音的,而起初對滿人來講比較難讀的反而是兒化音。 現代漢語普通話中消失的一些元音組合,在清代涉及到滿漢對音的場合也多有記載。比較常見的,就是清代宗室的名字。如康熙諸子名諱,按照滿文譜錄的記載,一些特殊讀音如下:

第一子 允禔:yun Zhi 第二字 允礽:yun Cheng 第三子 允祉:yun Chi 第五子 允祺:yun Ki 第十八子 允祄:yun giei 第二十一子 允禧:yun Hi 而如第二十三子 允祁之祁字讀法依舊為qi,第十三子 允祥之祥字讀法依舊為xiang(而非hiang),由此亦可見滿人對漢語尖團音的區分不但知曉,且記載,而且並不曾弄混兩種讀音。而至於zian這一類尖音,我傾向於認為彼時北京話中zian音已經齶化為jian——這個原因還是那句話,只要zian音存在,滿文字母從技術角度不存在記錄難度,但是整個《增訂清文鑒》中只見得到zi音記載,看不到zian音,這只能說明當時的北京漢語中已經沒有zian這種讀音了。說滿人讀不清楚尖團音所以北京漢語的尖團音合流了,這種揣測是毫無根據的。有人還堅稱「就算你們記載了也說明不了你們說話的時候分得清尖團」,那我只好再上一個大殺器——按照清末滿語學者的一些記載,由於清末北京漢語中逐漸不分尖團了,導致一部分滿人的滿語發音不標準,產生了被當時學者稱為「變態滿語」的讀法。這種錯誤的發音就是一些滿人由於以北京漢語為第一語言,導致學習滿語的時候學不會gi ki hi音,這在瀛生先生的《滿語雜熾》一書中有詳細記載。從梁的《切韻》、宋的《廣韻》、《集韻》、清的《康熙字典》、《元音正考》民國時期的《中華大字典》,直到1932年,所有用反切注音的字書、韻書,無不是尖團分明的。即使是反映近代北方話實際語音的中、外字書,如元代的《中原音韻》,明代的《韻略易通》、《等韻圖徑》、《西儒耳目資》,清代的《五方元音》、《郵政式拼音方案》等,也都是分尖團的。而且現代京劇的許多唱腔里依然還有分尖團音的,尖團音的消失其真正的原因是因為1932年《國音常用字彙》的頒佈,才正式砍掉了尖音,搞了尖團合流,這屬於國家政策上的失誤,所以尖團音的消失並不能說是漢語被滿式化的證據,也就不能說明滿式漢語是現代普通話的前身。

綜上所述,「滿式漢語是現代普通話的前身」,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原創研究?]

雍正6年(1728)8月6日,雍正上諭內閣曰:「凡官員有蒞民之責,其言語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訓,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言語,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盛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敷奏對揚,仍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曉乎?官民上下,言語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為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言語既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為編氓,亦不能明悉官長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為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必徐加訓道,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教官,徧為傳示,多方訓導,務使語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習為鄉音,則伊等將來履歷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達矣。」上諭頒佈後,閩粵二省的各個郡縣普遍建立了正音書院、書館,教授官話。

清末民初的國語運動[編輯]

19世紀日本明治維新後開展了「言文一致運動」以及文字改革運動,提倡廢止漢字。留學德國歸來的國語改変主義者上田萬年在日本作了《國語與國家》的演講,提出了「一個國家、一個國民、一個國語」的三位一體國語觀,鼓吹「國語是國家的藩屏,國語是國民的慈母」。他指導明治政府設立的文部大臣直屬機関「國語調査委員會」,主持編寫《大日本國語辭典》,通過國民教育在日本推行標準日本語。不論『國語』或『普通話』,都是借自近代日本所用的名稱。[17]1892年,受日本和西歐等國語言統一、教育普及的影響,福建落第士子盧戇章提出用南京話來統一全國語言。[18]1898年,盧戇章的老鄉林輅存向光緒上書建議「正以京師官音,頒行海內,則皇靈所及之地,無論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數十島國,凡華民散居處所,不數十年間,書可同文,言可同音。」。[19]

百日維新失敗後,禮部主事王照流亡日本,1900年,王照摹仿日本「片假名」的形式,以一如國書(滿文)十二字頭之法,創製官話合音字母為北京話注音,[20]出版了《官話合聲字母》一書。王照的京師拼音官話書報社,定官話字母,以五十母,十二韻,四聲,輾轉相拼,得二千餘音。包括京師語言,其取音用合聲之法,與國書字頭相表裏。而字體則取漢字筆畫,相合而成。[21]1902年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從日本考察學政回國,為日本推行國語(東京話)的成就所感動,向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上書,主張以京城聲口統一天下,以一統國民。[22]吳汝綸稱道王照的注音字母「盡是京城口聲,尤可使天下語言一律」,而得劐當時管學大臣張百熙、北洋大臣袁世凱的支持。光緒28年(1902),張百熙奏陳所擬學堂章程,奉准頒行,史稱《欽定學堂章程》,確立了漢語的國語地位。張之洞張百熙等為滿清制定《學務綱要》指出:「中國民間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動多扞格,茲擬官音統一天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中國文一科內附於官話一門。其練習官話,各學堂皆以用《聖諭廣訓直解》一書為準。」《聖諭廣訓》的宣講使北京官話在全國通行。通行本《聖諭廣訓直解》在官辦新學課堂「中國文學」學科中,已被指定為「習官話」的教材,因「其文皆係京師語」,每星期應學習一次。[23]這是北京官話和白話文得以推廣的前提。學部光緒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制訂的《奏定各省勸學所章程》,已明確將「宣講所」納入各廳、州、縣必須設立的勸學所建制中。有關規定也強調了與宣講《聖諭廣訓》的銜接,內容要求與天津成例亦相近:「各屬地方一律設立宣講所,遵照從前宣講《聖諭廣訓》章程,延聘專員,隨時宣講。……宣講應首重《聖諭廣訓》,凡遇宣講聖諭之時,應肅立起敬,不得懈怠。……其學部頒行宣講各書,及國民教育、修身、歷史、地理、格致等淺近事理,以迄白話新聞,概在應行宣講之列。」[24]則《聖諭廣訓》的白話解讀本是晚清白話文運動和國語運動的一條線索。[25]1910年10月,學部基於尚書榮慶的指示,命令各省小、中學堂在國語教科之外,增設官話教科。

1905年,勞乃宣將王照的官話字母加以修正,作《簡字譜》一書。1906年,盧戇章也贊成用京城語音統一語言。[26][27]盧懋章的「京音」方案有字母63個(聲母21個、結合韻母42個)。

1909年,政府設立了國語編審委員會,將當時通用的官話正式命名為「國語」。這是漢語首次得到官方命名。1910年因《拼音官話報》觸犯攝政王,官話合音字母被清政府禁止傳習。從1900年王照創制官話字母到1910年清朝攝政王查禁官話字母,推行了10年,遍及13省,編印書籍6萬餘部。

1910年,資政院議員滿人慶福等《陳請資政院頒行官話簡字說帖》:「竊維官話簡字,舊名官聲字母,本國書合聲之製,取首善京音為準,發現於天津,實驗於各處。拼音不過兩母,故較東西各國拼法為易學易記;四等不分於韻母,故較中國韻學舊法為直截了當。」資政院議員江謙在《質問學部分年籌辦國語教育說帖》中提出了「用合聲字拼合國語,以收統一之效」的主張。連署此說帖的有嚴複等32人。此案通過提交學部。1911年,清朝學部召開中央教育會議,會上通過了王邵廉等人提出的《統一國語辦法案》,其中包括「以京音為主,審定標準音,以官話為主,審定標準語」。決議在京城成立國語調查總會,各省設分會,進行語詞、語法、音韻調查,審定國語標準,編輯國語課本、國語辭典和方言對照表等;並提出語音以京音為主,調整四聲,不廢入聲;語詞以官話為主,擇其正當雅訓者。但章太炎指責北京音為「金元虜語」,為方言爭地位。[28]吳稚暉認為「南人則雜有苗蠻之音,然北人亦未嘗不離胡羌之聲……多數人通解之音為最當。」[29]

國語統一籌備會委員黎錦熙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後,為了團結各民族,提倡國語運動,政府公報出現《教育部徵求各處方音廣告》,提到「本部現擬編定國語音韻標準」云云,廣告多次發佈。

教育總長蔡元培主持通過「採用注音字母案」,併計劃成立讀音統一委員會。12月,教育部公佈「讀音統一會章程」及任務為:一、審定一切字音為法定國音;二、將所有國音均析為至單至純之音素,審定所有音素總數;三、採定字母,每音素均以字母表之。次年2月在北平召開了中國讀音統一會制定了史稱「老國音」的國音系統,確定了以「北京音爲主,兼顧南北」的國音,具有入聲。讀音統一會籌備處由蔡元培任總長的教育部成立,吳稚暉任議長,王照任副議長,網羅全國文字學、音韻學、語言學之權威專家一共80人,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50人左右,其餘為各省推舉。來自江蘇的會員有17人,浙江9人,直隸7人,福建、廣東、湖南各4人。最終參與表決的共44人。1913年讀音統一會上的爭吵打架,是明清南北兩派正音傳統的最後一次沖突。王照為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暉大戰。[30]這個會開了三個月,爭論很激烈,結果是製定了三十九個字母,稱為「注音字母」。字母的形式是採用筆劃最簡而音讀與聲母韻母最相近的古字。[31]拼音官話書報社的編譯員、各號官話字母義塾的教員、教習、經理、贊成員等111人向資政院的說帖提道:「凡京師所在,人皆趨之。千百年薈萃磨練,而成此一種京戲話,斯即中央而非偏隅也。且原與京話大略相同者,已有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甘肅、雲南、貴州、四川、陝西十一省,及江蘇、安徽之兩半省矣。此外各語,無兩省相同者。為高因陵,為下因澤,豈有捨京語而別事矯揉之理哉!京語非北京人私有之語,乃全國人共有之語。」最後讀音統一會決定以「每省區為一表決權,以最多數為會中審定之讀音」。讀音統一會從清人李光地音韻闡微》中選出6500多個常用字,以表決方式審定國音,編成《國音彙編草》,並擬訂了一套注音字母。依照清朝李光地的《音韻闡微》的同音字,採取較為常用者,隔夜印發各會員,以便分省商定音讀,用會中預備的「記音字母」注於字單上。次日開會每省提出一張記音字單,由注音員逐字比較各音的多少,而以該字最多數的音為會中審定的讀音。同期並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滿文十二字頭「合聲法」標音的《音韻闡微·凡例》說:「世傳切韻之書,其用法繁而取音難。今依本朝字書合聲切法,則用法簡而取音易。」[32]審定每一個字的標準讀音,稱為「國音」。每個字的音素定下來之後,還要制定相應的字母來代表每一個音素。會議過程中,對有爭議的字音,以多數票決定「國音」。[33]教育部令第75號:「查統一國語問題,前清學部中央會議業經議決。民國以來,本部鑒於統一國語,必先從統一讀音入手,爰於元年特開讀音統一會,討論此事。經該會會員議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以代反切之用,並由會員多數決定常用諸字之讀昔,呈請本部設法推行在案。」但北洋政府遲遲不予公布。

「國語統一籌備會」成員胡適以及反對新文學的胡先驌

1916年袁世凱死後,教育部有批人認為民國所以出了「皇帝」,在於民智不開。應推行白話,以廣文化。1917年2月,蔡元培、吳稚暉、黎錦熙等組織成立「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簡稱「國語研究會」),主張「言文一致」、「國語統一」,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國語。其《成立緣起》指出:「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之起源,蓋由同仁等目擊今日小學校學生國文科之不能應用,與夫國文教師之難得,私塾教師之不曉文義,而無術以改良之也。……同人等到以為國民學校之教科書必改用白話文體,此斷斷乎無可疑者。惟既以白話為文,則不可不有一定之標準,……」國語研究會五項任務為:調查各省方言;選定標準語;編輯標準語的語法辭典;用標準語編輯國民學校教科書及參考書,「國文」教科書改稱「國語」教科書;編輯國語刊物。黎錦熙的國語研究會與北京大學國文門研究所國語部錢玄同劉半農胡適等聯合討論國語統一之事,國語研究會會長蔡元培校長出席指導。隨後胡適在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辦的《新青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文學革命。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中提出:「用白話作各種文學」。1917年,吳稚暉依據《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將《國音彙編》改編為《國音字典》。

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頒佈第七五號令指出:「查國語統一問題,前清學部中央會議業經議決。民國以來,本部鑑於統一國語,必先從統一讀音入手,爰於元年特開讀音統一會,討論此事。」1918年,中華民國教育部正式公佈了「注音字母」,字母形式全部都是筆劃簡單的古漢字,音節的拼寫採用聲、介、韻三拼法。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發表《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一文說:「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他贊成吳稚暉提出的辦法:限制漢字字數,夾用世界語,逐漸廢除漢字。陳獨秀的答復是:贊成廢除漢字,不贊成廢除漢語,認為「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胡適則表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須選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文字,然後再把白話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逐漸形成了國語羅馬字運動。胡適1918年寫《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將文學革命的目標歸結到「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個大字,又加以解釋曰:「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新文化運動批判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倡導「白話文學為文學正宗」、聲明「文言一致的方針」,有力地促進了「國語運動」的發展。吳稚暉仍然堅持主張用世界語代替漢語,反對用羅馬字拼音。傅斯年針對吳稚暉的觀點,發表一篇長文《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主張用羅馬字母的拼音文字拼寫漢語。中華民國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並決定在全國高等師範附設「國語講習科」。

1919年,國語運動與言文一致運動、文學革命運動在國語研究會合流,會員近萬人。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國語統一籌備會,與會者包括吳敬恆黎錦熙趙元任林語堂錢玄同胡適劉復周作人蔡元培許地山汪怡等人。經教育部指定張一聾為會長,吳稚暉、袁希濤為副會長,會員有劉半農及錢玄同。劉復、周作人、胡適、朱希祖、錢玄同、馬裕藻等提出《國語統一進行方法》等議案。9月,吳敬恆等人將讀音統一會審定的七千二百個漢字的國音和沒有審定的同音字六百五十餘個,總共一萬三千七百餘字,編成一部《中華民國國音字典》出版並由教育部公佈。教育部同時明示:「北京亦有若干土音,不特與普通音不合,且與北京人讀書之正音不合,此類土音,當然捨棄,自不待言。」第六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開會於上海,議決「請教育部廣徵各方面意見,定北京音爲國音標準,照此旨修定《國音字典》,即行頒佈。」[34]胡適為國語統一籌備會起草並修正的《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被教育部以《訓令第五十三號》頒發實行。

1920年,「國語統一籌備會」在北京召開大會,通過了馬裕藻、周作人、劉復、錢玄同、胡適等人提出的議案《國語統一進行方法》,其中第三項為「統一國語既然要從小學校入手,就應該把小學校所用的各種課本看作傳布國語的大本營,其中國文一項尤為重要」。1920年1月24日《教育部令第七號》通令全國國民小學一、二年級改國文為語體文,廢除古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35]《教育部令第八號》通令小學讀本「宜取普通語體文,避用土語,並注重語法之程式。」北京大學國文系以胡適、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志摩的詩歌為教材,極大的推動了新文學運動。黎錦熙的弟弟黎錦暉擔任「國語統一籌備會」幹事,編寫了《新小學教科書·國語讀本》,並出任「國語專修學校」的校長等職,創作歌舞,親自向兒童們普及國語。由於《國音字典》語音標準與北平語音標準産生的矛盾,爆發了「京國之爭」。同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文科主任張士一發表《國語統一問題》,認為注音字母連同國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認同國音,主張以北平音為國音標準。張士一在《國語統一問題》一書中明確提出,連注音字母帶國音都要根本改造,其辦法是:一、由教育部公佈合於學理的標準語定義——就是定至少受過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話為國語的標準;二、由教育部主持,請有真正科學的語音學訓練的人去研究標準語裡頭所用的音,分析之後,先用科學的方法記下;三、由教育部主持,請語音學家、語言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學家製配字母。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江蘇全省師範附屬小學聯合會相繼做出了定北平語音爲標準音的決議,最後由「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將國音確立了「以北平讀法為標準音」,即「新國音」,並開始在全國學校推廣。《國音字典附錄》:「凡遇原來注音有生僻不習者,已各照普通音改注;北京音之合於普通音者。當然在採取之列。」《國音字典》只將聲母和韻母拼定字音,不但沒有指定何種方言可以作口頭上標準之聲調,就連紙片上的四聲點也沒有點進去。由於平上去入各地調値不一,在民國初年的「國語」及《國音字典》雖然有各漢字的聲韻拼法,但對於聲調的表現法卻莫衷一是,沒有統一的標準可言。在京音派持續鼓吹其主張之際,黎錦熙等人開始提出以北京聲調爲準則的意見。連原來主張廢除五聲的人也出來呼籲教育部從速公佈國音聲調的標準,許多有識之士提出「最好就用北京調為國語的聲調標準」。

1921年,中華國音留聲機片及國語留聲機片先後發行,確定了國音聲調。中華國音留聲機片由王璞在上海發音,陰陽上去依北京聲調,入聲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讀書音。國語留聲機片是趙元任在美國發音,上海商務印書館製作發行,陰陽上去依北京聲調,入聲則為標準南京音。

1922年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中就有黎錦暉提出《廢除漢字採用新拼音文字案》。1922年8月「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出版以後,創製拉丁字拼音方案的風氣更達到高潮。錢玄同式兩種,趙元任式一種(1922),周辨明「中華國語音聲字制」一種(1923)。1922年和1925年周作人先後發表了《國語改造的意見》以及《理想的國語》,強調國語的文化建設功能,以白話(即口語)為基本,加入古文(詞或成語,並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來語,融合古今中外的語言,倡議國民全體用國語。[36][37]瞿秋白則批評這種現代漢語是「非驢非馬」的新文言。翻譯西方文學對國語的語法影響至深。[38]魯迅也認為接近歐化文法是必要的。[39]國語是一種不同於古代漢語的新的語言體系。[40]國語研究會出版會刊《國語月刊》。胡適發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認為文學革命已大勝。

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務委員錢玄同

1923年中華教育改進社又把社員葉谷虛提出的《請審定一種羅馬字拼音制度案》轉送籌備會。於是籌備會決議組織「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國語統一籌備會另組成一個叫做「國浯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推舉了錢玄同、趙元任、黎錦熙等十一位當委員,負貴起草和擬訂方案。1924年至1925年,錢玄同劉半農林語堂等人每月在東方飯店聚會研討,最終發明了以羅馬字母為漢字注音的方案,這是最早的漢語拼音。[41]1923年,錢玄同在《國語月刊》第一卷《漢字改革專號》上發表〈漢字革命〉長文:「我敢大膽宣言: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發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何以故?因漢字難識、難記、難寫故;因僵死的漢字不足以表示活潑潑的國語故;因漢字不是表示語音的利器故;因有漢字作梗,則新學、新理的原字難以輸入於國語故」。他幾乎把中國所有的落後、封閉、野蠻都怪罪於漢字。漢字成了「千古罪人」。

1924年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出版,這是第一部系統的現代漢語語法學著作,提出「依句辨品,離句無品」,仿造英語語法。汪怡《新著國語發音學》出版。1924年北京臨時政府成立,章士釗任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反對國語運動和新文學,與以南京東南大學為中心的學衡派形成夾擊國語運動與新文學運動的聲勢。錢玄同的學生魏建功在《國語周刊》上發表《打倒國語運動的攔路虎》一文。1925年9月,劉復在趙元任家發起組織在京的音韻學家學術討論的「數人會」,成員是:劉復、趙元任、林語堂、汪怡、錢玄同、黎錦熙。除劉復外,其餘的都是「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委員。從1925年9月至1926年9月,整整用了一年時間,開了22次討論會,「數人會」終於議決了一份《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9月14日,正式召開「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決議通過,呈交教育部。11月9日,由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作非正式公佈。佈告中說:「羅馬字母,世界通用,辨認拼切,已成國民常識之一」,因此,「定此《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與《注音字母》兩兩對照,以為國音推行之助。此後增修《國音字典》,即依校訂之國語標準音拼成羅馬字,添記於《注音字母》之後,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需用羅馬字時,即以此種拼音法式為標準,以昭劃一而便通行」。1925年6月14日,錢玄同與黎錦熙主編的《京報》副刊之一《國語周刊》創刊發行。新文學運動所產生的文學刊物也大量出現。

1926年1月1日在北京中央公園舉行了全國國語運動大會,通過了《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宣言》第一次明確地宣告:「這種公共的語言並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語言中之一種;也不就把這幾百年來小說戲曲所傳播的『官話』視為滿足,還得採用現代社會的一種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北京的方言就是標準的方言,就是中華民國公共的語言,就是用來統一全國的標準國語。這也是自然的趨勢,用不着強迫的:因為交通上、文化上、學藝上、政治上,向來都是把北京地方作中樞,而標準的語言照例必和這幾項事情有關係,然後內容能豐富,可以兼採八方薈萃的方言和外來語,可以加入通俗成語和古詞類;然後形式能完善,可以具有理論上精密的組織,可以添加藝術上優美的色彩。這彷彿是一種理想的語言,但北京的方言,因環境和時代的關係,實已具有這種自然的趨勢,所以採定北京語為標準國語,比較地可算資格相當。」胡適在《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中說:「我們如果考察歐洲近世各國​​國語的歷史,我們應該知道,沒有一種國語是先定了標準才發生的;沒有一國不是先有了國語然後有所謂『標準』的。凡是國語的發生,必是先有了一種方言比較的通行最遠,比較的產生最多的活文學,可以採用作國語的中堅分子;這個分子的方言,逐漸推行出去,隨時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別貢獻,同時便逐漸變換各地的土話:這便是國語的成立。有了國語,有了國語的文學,然後有些學者起來研究這種國語的文法,發音等等;然後有字典、詞典、文典,言語學等等出來,這才是國語標準的成立。」同年,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制訂並發表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布告決定推行王璞、趙元任、錢玄同、黎錦熙、汪怡、白鎮瀛為起草委員所修訂的國語標準音,及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羅馬字母辨認拼切。

胡適在教育部第三屆國語講習班、南開學校、南開大學、教育部第四屆國語講習所講授《國語文學史》。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學社以南開油印本講義作底本出版《國語文學史》。

1928年北師大教授錢玄同提出「請組織《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案」。7月12日,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成立「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代理主席沈步洲指定王璞、張士一等27人為「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委員,逐字審改《國音字典》,正式採用北平地方音編成《國音常用字彙》取代《國音字典》。1929年《小學課程暫行標準-小學國語》指示:「練習運用本國的標準語,以為表情達意的工具,以期全國語言相通。」

1931年北京大學公布《國文學系布告》,分散文、詩歌、小說、戲劇四組。胡適、周作人余平伯擔任擔任散文指導教員;徐志摩孫大雨擔任詩歌教員;馮文炳擔任小說教員。新文學運動的老教授退出教學一線以後,羅常培和魏建功接棒從事國語推廣,並在1936年合擬了文學系課程綱要。

1932年5月,中華民國教育部正式公佈並出版《國音常用字彙》,指定北平語音為國語拼音和聲調的標準,爲確立國語的標準提供了範本,為現代漢語標準第一個系統——國語系統。《國音常用字彙》序言對國音以北京音為標準的含義做了進一步說明,「所謂以現代北平音標準音者,係指『現代的北平音系』而言,並非必字字尊其土音」。京中市井土語與京中通用之官話不同。[42]1935年,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改組為國語推行委員會,開始進行國語的全面普及和推廣教育工作。

1932年之後的國語廣播,都採取了以《國音常用字彙》為標準的形式。1937年,中國第一部現代漢語辭典《國語辭典》由由黎錦熙、錢玄同主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出版。1938年3月,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基礎上成立中國辭典編纂處,所長黎錦熙。

1940年,國民政府公佈準照國音的《中華新韻》。往後的國語系統及普通話系統、華語系統,均源於中華民國此時期的國語系統。

1948年《國語課程標準》:「指導兒童練習國語,熟諳國語的語氣語調和擬勢作用。」

1949年以後的現代標準漢語[編輯]

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官方語標準(分別為國語系統和普通話系統)沿不同的軌跡發展。台灣的《國語審訂表》和大陸《普通話審音表》有所差別。此外,在東南亞等華人地區,有源於國語系統的華語系統。

中華民國於1945年至戒嚴結束,一直延續中華民國的新國音作為國語標準。之後的語音,常混有台語或客家口音,而出現俗稱的台灣國語

1955年中國科學院召開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與會代表一致同意北京音為標準音,決議用「普通話」來稱呼漢語標準語。[43]會議對普通話的內容作了定義式的規定,除了繼續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外,新增加了「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這兩項內容。按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機構的解釋,「普通」二字的涵義是「普遍」和「共通」,不稱為「國語」是對少數民族語言的尊重。普通話仍以北京音為基礎,與(老派)國語相比,在單字的發音上幾乎相同,但在聽感(涉及到語調等)、詞彙上又有不同。自1950年代起,各時期普通話的特點亦有所變化,兩者已有一定的區別。1950年8月,國家出版總署組建新華辭書社,着手編寫《新華字典》,由錢玄同的學生、北大中文系主任魏建功主編。[44]1953年出版的《新華字典》的注音體系和《國音字典》是一致的,在文白異讀上,較《國音字典》來說更注重口語音。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發出了《關於在中學、小學和各級師範學校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向全軍發出了《關於在軍隊中推行漢字簡化、推廣普通話和實現語言規範化的通知》。編寫《現代漢語詞典》是1955年10月,在國務院領導下召開的全國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確定的任務。1956年,國務院成立了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國務院指示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語言所,前身為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開始編纂《現代漢語詞典》,1978年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45]現代漢語詞典》和《新華字典》,是繼三十年代《國語字典》之後最權威的現代漢語工具書。1958年,幾經修訂的《漢語拼音方案》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代替已經推行了40年的注音字母。[46][47]1956年普通話審音委員會成立,歷經八年編成了《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初稿》及「續編」「三編」,1963年合併為《普通話異讀詞審音總表初稿》,奠定了普通話語音規範的基礎。1982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重新組織成立普通話審音委員會,開展了第二次普通話審音工作,以《總表初稿》為基礎,形成了《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此表1985年由國家語委、國家教委、廣播電視部聯合發佈,是普通話語音的現行國家標準,是普通話推廣普及的基礎依據。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提出了推廣普通話的跨世紀奮鬥目標,計劃在2010年以前在全國初步普及普通話,下世紀中葉在全國普及普通話。[48]1992年國家語委舉行全體會議,審議並通過了《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綱要》(草案)。「八五」計劃期間,推廣普通話工作方針由「大力提倡,重點推行,逐步普及」調整為「大力推行,積極普及,逐步提高」。努力使普通話成為學校的校園語言,成為黨政機關的工作用語,成為交通、郵電、商業、旅遊等公共服務行業部門的主要服務用語,成為省、市級以上廣播電台、電視台的播音用語。部分中心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要率先普及普通話。[49]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八五」規劃的重點項目,根據《簡化字總表》《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等規範字形,根據《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規範詞形,根據《漢語拼音方案》和《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規範讀音等,出版了「新的有特色的現代漢語詞典」《現代漢語規範詞典》。2011年10月28日,新的普通話審音委員會成立。[50]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葉聖陶力主將小學「國語」科改稱「語文」。1950年《小學語文課程暫行標準(草案)》規定:「所謂語文,應是以北京音係為標準的普通話和照普通話寫出的語體文。」「講解用的語言,仍用以北京音係為標準的普通話,不用方言土語。」[51]《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初稿)》和《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再次強調:「教給兒童的語言必須是規範化的漢民族的共同語言。這種語言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推廣普通話是小學語文科的一項重要任務。」「第一是詞的聲音。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話的語音進行教學;在方言區域須特別注意正音工作。」[52]《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修訂版)》繼續要求:「堅持說普通話,能用普通話清楚明白地表達自己的意思。」1982年,呂叔湘在人民日報上呼籲推廣普通話,提出「所有學校都應該是推廣普通話的陣地」、「小學是推廣普通話的重點」。[53]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憲法第19條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接着,教育部等15個單位向全國發出《大家都來說普通話的倡議書》。1991年第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也明確提出要「大力推廣普通話」。1990年國家語委明確以廣東、福建兩省和上海市作為南方方言區推廣普通話的重點地區。1991年派出專門的調查組深入廣東、福建的一些地區做了較為深入的調查研究,就兩省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提出建議。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施行,確立了普通話「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定地位,規定「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通過漢語文課程教授普通話和規範漢字。」「廣播電台、電視台以普通話為基本的播音用語」。北京大學教授蘇培成認為學校更是貫徹「說普通話、寫規範字、正確使用漢語拼音」的主要園地,學生從小養成正確使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能力與習慣,才有可能真正推動我國語言文字的規範化進程。

東南亞華人社區裡,「華語」特指現代標準漢語,而不指東南亞華人最常見的母語(幾種漢語南方方言)或其他北方方言。東南亞華語的標準語大致繼承了老派國語-普通話的體系,但是當地自1919年五四運動後推廣標準漢語以來[54],已經出現具當地特色的華語,如新馬華語。日常生活中人們的發音、詞彙甚至語法往往帶受母語方言和非漢語(如馬來語及英語)的影響,與國語、普通話有一定的差別。

投票軼聞[編輯]

網絡流傳西南官話吳語粵語以「一票之差」敗給北京話,差點當選為現代標準漢語。然而,北京音自清末以來就是官方音,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從未以投票形式決定官方音 。[55]投票傳言的來源之一是1913年(民國2年)2月15日由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舉行的讀音統一大會,會上以一省一票的機制對6500個字的「國音」進行投票審定,但並無將任何方言票選為國語的議程;[56]另一來源則是1955年由中國科學院舉行的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惟會上代表一致贊成將北京音定為官方音,亦沒有投票。[43]

地位[編輯]

現代標準漢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台灣官方語言,在新加坡共和國是四種官方語言之一,也是聯合國六種官方語言之一。

中國大陸[編輯]

普通話並不是北京話(北方話),有些許差異[57]。在中國大陸,「推廣普通話」被作為重要的政策之一,甚至寫入了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九條),方言的使用則受到了限制。近年來,這種限制有所放開,各個地方電視台方言類節目層出不窮,不少城市有方言類新聞節目和電視劇,但多以娛樂類為主,例如重慶台的《霧都夜話》、《生活麻辣燙》;上海台的情景喜劇《啼笑往事》;蘇州台的蘇州話新聞《山海經》;南通台的《總而言之》;廣東電視台的《外來媳婦本地郎》;吉林台的《紅男綠女》;湖南經視的《一家老小向前沖》;江西台的《松柏巷裡萬家人》等。教育部也推行「普通話成為校園語言」的運動,致使一些學校某些時期出現了禁止學生講方言的情況。有觀點認為:一面倒的「推普政策」致使九十年代生的小孩子無法流暢地使用方言,方言和地方文化的傳承出現了斷層,也有可能會滅絕。強制推普在網絡引起爭議。

比較客觀的觀點則認為,「推廣普通話」有利於不同地區的中國人交流,也便於外國人與不同地區中國人交流。但方言承載着大量的口頭文學遺產,例如蘇州評彈[58]河南豫劇[59]、紹興越劇、成都川劇、溫州南戲等曲藝或戲曲都誕生於方言基礎。消滅方言將導致這些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瀕臨滅絕。並且方言是鄉情的紐帶。人為割斷這種紐帶,可能會加速地方性傳統文化的破壞。

改革開放以前,習慣說普通話的人很少,人們在生活中往往使用當地方言進行交流。隨着推普蔓延至全國,以及近年來廣播電視等媒體的作用,這種現象已經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截止2009年全國約有六成左右的人會說普通話,方言流行空間受到一定的擠壓,發達地區的普通話普及程度較高,但日常生活中本地人間多以方言交流。[60]而普通話甚至變成異鄉人後代的主要語言。更有人指「普通話教學」即是「母語教學」,此番言論更激發方言保護者的輿論撻伐。關於「是否應該推普」、「推普同時是否要限制方言使用」、「推普是否必然造成方言萎縮」等問題,在中國大陸民間一直有爭論。

在許多特定場所,如大型機構、地級以上政府部門、高等院校,規定普通話是唯一的正式語言,一般不會在這些場所中使用除了普通話外的其他方言。但是局部的村鎮由於本地人佔多數,官方仍以當地方言作一般交流。各地的本地人在公共場合與外地人交流多使用普通話,當地人之間交流一般使用方言,然而對於90年代後出生的年輕一代人來說普通話的影響越來越大。在北方使用中原官話晉語的部分地區的許多城市和南方個別城市,已經出現一些當地年輕人不會說當地方言,只會說普通話的情況;在其它地區,城市年輕人的母語也受到了普通話的影響,方言表達能力相對上一代有不同程度的減弱,即使講方言也會偶爾夾雜普通話。

在北京,人們很難聽到純正的普通話,基本上都是兒化音的「京腔」。在中國大陸沿海經濟發達的深圳上海等城市,普通話普及率高,但日常生活中本地人多以方言交流。[61]珠三角,普通話不敵方言,顯示出相對弱勢。[60]在普通話逐漸侵蝕方言區的大背景下,就連以往的區域強勢方言——四川話也未能倖免,出現了老派與新派的分歧。而老派方言者在逐年減少,新派方言者逐年增加,導致了目前的新派四川話與普通話的互通程度,相對以往來說更高了。

普通話在鄉村的普及率較城市低,但逐年提高。鄉村方言保留着比較多的古漢語詞彙,某些方言詞彙無法用普通話準確表達,而普通話歷來在村民心中屬於場面上的「官話」,有時說普通話會被嘲笑是「拿腔拿調」。[60]

香港[編輯]

香港主權移交(1997年)前,只有少部份因為學校本身的歷史緣故,如蘇浙公學,因江蘇浙江同鄉集資創校,所以使用華語作中文教學語言,但沒有廣泛趨勢。到現在香港不受普通話約束,政府不會要求學校強制學生使用普通話,亦可自由用其他語言教學。可以「兩文三語」的語言教授其他學科:書寫中文、英文兩文,語言粵語英語普通話三語,可用母語教學(粵語授課其他科目,英文要用英語)、亦可全面用英語授課其他科目(但教中文科要是粵語),學校另有普通話老師教學生普通話科,讓學生學習。然而在東南三音(吳語、閩語、粵語)中,粵語是三音中唯一一個幾乎可以和官話對字(即每個官話單字都可對應一個粵語單字)的一個,所以中文科老師可以用粵語教中文,中學會考考試時亦可書寫英文作答其他學科(參閱英中學校)。祖父母已在香港一百多年的少數族裔,如:土生印度裔、巴基斯坦裔等後裔,他們除了有族群語言,而且不少能操流利粵語(廣東話)和英語,他們在香港有粵語和英語能力交流便足夠。

香港以中文英文為法定官方語文,並沒有法定官方語言。然而,中文在港澳地區普遍指粵語,而粵語亦是香港最流行的中國語言,因此粵語和英語以已經成為香港定型的基本語言和本地人多數日常用語為先,政府人員至少有粵語、英語才可擔任公職,在香港有粵語和英語能力交流便足夠。香港人學習普通話是用來以備不時之需,方便日後往操普通話地區工作、外地交談。在香港由於普通話不是生活上主流的語言,大部份本地港人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不會用普通話來溝通,只會在往操普通話地區工作才用到。基於閩語吳語湘語等等語言是無法互通、無法對談的,若往其他地方,對方用普通話回答時,方便聆聽對方說話、溝通上容易掌握。此外,一些香港初學者學習普通話時,多數偏向南方變體的普通話。本地港人所能說的都是限於基本的簡單交流,只簡單回應,亦因受粵語影響,只能說出一些廣式普通話,所能說的普通話有限度,都是「有限公司」,在日常生活較少使用,他們多數出外地用在工作上。

香港:兩文三語,書寫中文(繁體字)、英文兩文,在法律上中文和英文亦是地位相等的法定語文,立法會會議或政府新聞發佈會等行政人員一般用粵語和英語回應,如有需要的話會有傳譯員提供粵語、英語、普通話三種語言的即時傳譯。

澳門[編輯]

澳門法定官方語言是漢語葡萄牙語[62]。但葡語在澳門民間並不廣泛,且葡語在世界上流通程度不如英語,故澳門民間仍以粵語為主要語言,民眾中會葡語者亦不如會英語者多。葡語主要流通於土生葡人及其後裔中。

台灣[編輯]

國語是台灣主要官方用語、不同族群間的交際語甚至年輕族群的主要語言。根據國語推行委員會統計,台灣能聽講國語人口達90%(中國大陸的普通話普及率約66%)。由於先前政府政策與大眾媒體的強勢作用,包括新聞台、親子台、新知、娛樂、綜藝、卡通等類型節目及電視廣告仍以國語為主。

根據語言學家洪惟仁等於主要台鐵車站的調查,除了部份小型車站以外,現代標準漢語的使用量大於 40%,台北桃園等北台灣大站甚至超過60%,且認為有向其他地方語言擴張的趨勢。[63]

東南亞[編輯]

東南亞華人主要以閩南語粵語客家話潮州話海南話等南方漢語為母語。近年來,華語在這些地區升溫,逐漸成為社交和商業通用語之一。

新加坡,華語是四種官方語言之一,新加坡華籍人士多來自,政府推行的華語並非來自家鄉的福建話廣東話,官方所指的華語普通話新加坡政府則有鼓勵華人民眾使用華語溝通的「說華語運動」,同時有明確的指示禁止媒體播放方言節目。

而華語雖然在馬來西亞並非官方語言,但大部分華人都會講華語。這是因為該國華社熱心興辦華校,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當地方言私塾紛紛改以華語為教學媒介語,在獨立以後,國民型華小和獨立中學都以華語為教學媒介語,而北馬的國民型中學也規定華語為必修科。

今天,大馬華人的主要語言基本上已經是華語,華語的全面推廣至今已經在整個華人社區持續了三代,廣泛的流行亦加速語言的異變,政治上的不同,加上地理位置確實和兩岸三地有一段距離,當地的馬來西亞華語自成一色,然而網絡的發達也拉近了新馬與兩岸三地的語言距離。

語音系統[編輯]

現代標準漢語的發音基本沿襲了北京話的語音系統,但各地標準略有差異。對漢語而言,單音節(單字)發音可分為聲母、介音(韻頭)、韻腹韻尾聲調五個要素,而韻頭、韻腹、韻尾又被合成稱為「韻母」;超音節(詞句)發音還存在連續變調等要素。直音反切都是古代給漢字注音的方法。至一九二六年,產生了由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等制訂的「國語羅馬字」,曾由當時南京的大學院於一九二八年正式公布。接着,一九三一年產生了由瞿秋白、吳玉章等制訂的「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是拉丁字母式漢語拼音方案中比較完善的兩個方案,大大超越了它們之前的各種方案。現在這個漢語拼音方案吸取了以往各種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的優點,是在它們的基礎上發展下來的。

  • 依據注音符號的標音系統,其聲韻系統共有21個聲母、3個介母、13個韻母及不含輕聲的四個聲調。
  • 依據漢語拼音的標音系統,其聲韻系統共有23個聲母(計入y、w兩個半母音)、39個韻母(略同於注音符號中所有獨用與結合韻母)和不含輕聲的4個聲調。

單音節發音[編輯]

聲母[編輯]

聲母列表
雙唇音 唇齒音 齒齦音 捲舌音 齦顎音 軟顎音
清音 濁音 清音 清音 濁音 清音 濁音 清音 清音
鼻音 /m/
ㄇ m
/n/
ㄋ n
塞音 不送氣 /p/
ㄅ b
/t/
ㄉ d
/k/
ㄍ g
送氣 /pʰ/
ㄆ p
/tʰ/
ㄊ t
/kʰ/
ㄎ k
塞擦音 不送氣 /ʦ/
ㄗ z
/ʈʂ/
ㄓ zh
/ʨ/
ㄐ j
送氣 /ʦʰ/
ㄘ c
/ʈʂʰ/
ㄔ ch
/ʨʰ/
ㄑ q
擦音 /f/
ㄈ f
/s/
ㄙ s
/ʂ/
ㄕ sh
/ʐ/
ㄖ r
/ɕ/
ㄒ x
/x/
ㄏ h
邊音 /l/
ㄌ l
聲母排列順序
唇音 舌尖音 舌根音 舌面音 捲舌音 舌齒音
國際音標 [p] [pʰ] [m] [f] [t] [tʰ] [n] [l] [k] [kʰ] [x] [ʨ] [ʨʰ] [ɕ] [ʈʂ] [ʈʂʰ] [ʂ] [ʐ/ɻ] [ʦ] [ʦʰ] [s]
注音符號
漢語拼音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事實上,現在有許多年輕人(非北京官話)把翹舌組的音讀成齦後音:[ʃ][ʒ][t͡ɕ][t͡ʃʰ]

韻母[編輯]

現代標準漢語的基本母音如下:

不圓唇元音
前元音 後元音
閉元音 /i/ ([i])
ㄧ i
/ɨ/ ([z̩ ~ ʐ̩])
U+312D.svg -i
中元音 /e/ ([e ~ ɛ ~ œ])
ㄝ ê
/ə/ ([ə ~ ɤ ~ ʌ])
ㄜ e
開元音 /a/ ([a ~ ä ~ ɑ])
ㄚ a
圓唇元音
前元音 後元音
閉元音 /y/ ([y])
ㄩ ü
/u/ ([ʊ ~ u])
ㄨ u
中元音 /o/ ([o ~ ɔ])
ㄛ o

現代標準漢語的韻母可由上表中七個母音(/a/、/o/、/ə/、/e/、/i/、/u/、/y/)與兩個鼻音韻尾([n]、[ŋ])組合而成。其中,只有一個元音或者一個元音帶一個鼻輔音的情況,該元音稱之為韻腹,所帶的鼻輔音稱為韻尾。兩個元音構成的韻母,則是開口度較大的為韻腹,韻腹前的元音稱為韻頭或者介音,韻腹後的元音稱為韻尾。三個元音或者兩個元音帶一個鼻輔音,則中間的元音是韻腹,第一個元音是韻頭,韻腹後的元音或鼻輔音為韻尾。

近代漢語根據介音把韻母分為四類,稱為四呼,即

  • 開口呼:無介音,開頭為/a/、/o/、/ə/、/e/等母音(注音符號:ㄚ、ㄛ、ㄜ、ㄝ,漢語拼音:a、o、e、ê)。
  • 齊齒呼:以/i/作為開頭介音(注音符號:ㄧ,漢語拼音:i)。
  • 合口呼:以/u/作為開頭介音(注音符號:ㄨ,漢語拼音:u)。
  • 撮口呼:以/y/作為開頭介音(注音符號:ㄩ,漢語拼音:ü)。

現代標準漢語使用到的韻母組合表列如下:

韻母列表
開口呼(無介音) 齊齒呼(介音[i]) 合口呼(介音[u]) 撮口呼(介音[y])
國際
音標
注音
符號
漢語
拼音
範例 國際
音標
注音
符號
漢語
拼音
範例 國際
音標
注音
符號
漢語
拼音
範例 國際
音標
注音
符號
漢語
拼音
範例




[ɨ] U+312D.svg -i [i] i [u] u [y] ü
[ä] a [] ㄧㄚ ia [] ㄨㄚ ua
[ǫ]/[ɔ] o []/[] ㄧㄛ io 唷* []/[] ㄨㄛ uo
[ɤ]/[ɤ̝] e 鵝*
[ɛ] ê [] ㄧㄝ [yœ̜] ㄩㄝ üê
[əɻ]/[ɑɻ] er




[] ai [iaɪ] ㄧㄞ iai 崖* [uäɪ] ㄨㄞ uai
[] ei [ueɪ]/[uəɪ] ㄨㄟ ui
[ɑʊ] ao [iɑʊ] ㄧㄠ iao
[ɤʊ] ou [iǫʊ]/[iɔ̝ʊ]/[iəʊ] ㄧㄡ iu




[än] an [iɛn] ㄧㄢ ian [uän] ㄨㄢ uan [yɛn] ㄩㄢ üan
[ən] en [in]/[iïn]/[iɪn] ㄧㄣ in [uən] ㄨㄣ un [yn] ㄩㄣ ün
[ɑŋ] ang [iɑŋ] ㄧㄤ iang [uɑŋ] ㄨㄤ uang
[ɤŋ] eng 亨的韻母 []/[iɯ̈ŋ]/[iɤŋ]/[iəŋ] ㄧㄥ ing [uɤŋ] ㄨㄥ ueng [yʊŋ]/
[iʊŋ]
ㄩㄥ iong
[ʊŋ] ong 轟的韻母

注釋:

  1. 「知、蚩、詩、日、資、雌、思」等字的韻母稱為「空韻」。注音符號以單獨的ㄓ、ㄔ、ㄕ、ㄖ、ㄗ、ㄘ、ㄙ表示發音,如需特別表示韻母則寫作「ㄭ」(U+312D.svg),而漢語拼音則統一用 i 標示。
  2. 北方腔調的現代標準漢語有兒化韻,注音符號會將「兒」字獨立標音為ㄦ;漢語拼音作為韻尾的時候寫成 r 且與前一字組成一個音節。
  3. 漢語拼音將注音的ㄧㄡ、ㄨㄟ、ㄨㄣ等韻母寫成iu、ui、un,其實際上為iou、uei、uen的縮寫;例如:牛 niú、歸 guī、論 lùn。其他縮寫及改寫規則請參考漢語拼音條目。
  4. ㄧㄞ(崖)、ㄧㄛ(唷)韻字少;中國大陸將ㄧㄞ併入ㄧㄚ ia 而不用,台灣仍繼續使用,但目前僅限於崖和睚兩字。詳見教育部國語字典
  5. ㄜ(e)韻母在一些地方(如北京)通常讀作雙元音 [ɯ̯ʌ]

亦有分析指出,假如去掉一些感嘆詞(例如「哦」、「誒」),並將介音視為獨立音素,則現代標準漢語只會剩下五個([a]、[ɤ]、[i]、[u]、[y])、六個(如果將空韻分析為獨立的閉央不圓唇元音[ɨ])、三個(去掉[i]、[u]、[y]),甚至兩個([a]、[ə])元音[64],變得與一些西北高加索語言,例如阿布哈茲語尤比克語一樣。

單字聲調[編輯]

普通話四聲音值

現代標準漢語中,只有平聲有陰陽分立,沒有入聲,因此除輕聲外共有四個聲調

調序 調名 調值 注音符號調號 漢語拼音調號 備註
1 陰平 ˥˥ 55 ¯
2 陽平 ˧˥ 35 ˊ ˊ
3 上聲 ˨˩˦ 214 ˇ ˇ 調值214為全上聲,21為半上聲。臺灣的國語多半為21。
4 去聲 ˥˩ 51 ˋ ˋ
輕聲 在超音節詞句使用。輕聲是否該稱為聲調,學術界有一定爭議。


超音節發音[編輯]

現代標準漢語在讀詞句時,字的發音會有一定的變化,例如變調輕聲兒化

變調[編輯]

現代標準漢語發音時,字和字連起來發生字調與單字音調不同的現象,叫做變調。變調一般出現在下列情況:

上聲的變調[編輯]
  • 如果上聲字後面接着非上聲字,亦即陰平、陽平、去聲和輕聲前,且該上聲字不處於句末、不處於被強調狀態時,常讀作半上聲21。
  • 當兩個上聲字連讀時,第一個字的聲調變得接近陽平。許多人將其與陽平35合併。
    • 例如「老鼠」,兩字音調都是上聲,但發音若陽平、上聲,和「牢鼠」的讀法相近而不相同。
  • 當三個上聲字連續時,則比較複雜,要分析具體情況。
    • 當詞語首二字是雙音節,而第三字是單音節時,首二字都變調。如「保管好」,發音若陽平、陽平、上聲。
    • 當詞語首字是單音節,而尾二字是雙音節時,首字變成21,第二字變如陽平。如「總保管」發音若半上聲、陽平、上聲。
「一」和「不」的變調[編輯]
  • 在去聲音節之前,「一」讀陽平聲,如「一定」。
  • 在非去聲音節之前,「一」讀去聲,如「一天」、「一年」、「一起」。
  • 在詞語之間,「一」讀輕聲。但表示序數時或其他情況下,「一」都讀原本的陰平聲。
  • 「不」只有在去聲音節前才變調為陽平聲,如「握不握得住?」「不」即為陽平聲。在詞語之間,「不」讀輕聲。
「七」和「八」的變調[編輯]

現代標準漢語中,「七」和「八」在去聲字之前需要變為陽平。例如,「七月」「八拜」等詞。但隨着時代發展,年輕一代變調的人數越來越少。中國大陸2005年出版的第五版《現代漢語詞典》中已經刪去了「七」和「八」變調的內容。[65]但部分講解現代漢語的書籍有所保留。現在的年輕人幾乎很少會在去聲字前讀為陽平。讀為陽平普遍被認為東北官話的象徵。

輕聲[編輯]

現代標準漢語發音時,某些字音失去了其原有的聲調,而變得輕而短促的現象,叫做輕聲

中國大陸[編輯]

根據中國大陸普通話標準,簡單而言,輕聲一般出現在下列情況:

  • 現代漢語中的結構助詞(如「的、得」),動態助詞(如「了、着),語氣詞(如「嗎、呢」)等虛詞,一般讀輕聲。
  • 普通話中名詞和代詞的後綴,如「子、頭、上、們」,讀作輕聲。
  • 現代漢語中某些雙音詞的末字讀作輕聲,分以下幾種情況:
    • 有些詞語必須或總是讀為輕聲,如「多麼」「孖孖」,其中也包括大多數疊音詞(如「哥哥」、「星星」)和連綿詞(如「蘿卜」、「模糊」)。
    • 有些詞語可以讀為輕聲也可以不讀,但二者詞義或詞性不同,如「大意」、「地道」、「便當」。
    • 有些詞語可以讀為輕聲也可以不讀,且二者詞義並無區別,如「因為」、「起來」、「機器」。
台灣[編輯]

根據中華民國教育部標準,輕聲出現的情況要比中國大陸標準略少。在上述情形中,輕聲可讀可不讀且意義無差異時,台灣國語標準一般不作輕聲處理。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南方人、台灣人和東南亞華人在使用現代標準漢語時,受其方言影響,使用輕聲的頻率要比上述標準低得多,不少人甚至幾乎不使用輕聲。但由於並不影響交流,因此也可將其視為廣義上的現代標準漢語。

兒化音[編輯]

現代標準漢語發音時,詞尾的「兒」不獨立成音節,而是與前一音節融合成一個音節,成為前一音節韻母的捲舌韻尾的現象,叫做兒化

在某些詩歌、散文中,詞尾的「兒」獨立成音節,不需要兒化。

台灣[編輯]

根據中華民國教育部標準,兒化出現的情況要比中國大陸標準少得多,除「這兒」等少量詞語外,台灣的標準國語一般不作兒化音處理。

漢語標音的沿革[編輯]

最早期漢語字書中採取同音相注。中古時期發明反切後,開始以上字之聲切下字之韻,以反切標音成為漢語字書的通例。 然而反切取字並無成法,不能有系統的反應語音系統。由於佛教傳入中國後,華人受到悉曇的啟發,開始以等韻圖的表格來表達漢語的聲韻系統。日本的假名系統也受到等韻圖的影響。

而歐洲地理大發現後,歐洲人東來中國,並嘗試學官話,自然需要能記錄漢語語音之標音系統,早期天主教教士以拉丁文譯寫。到19世紀時,劍橋大學中文講師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發明威妥瑪拼音,後由英國來華外交官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完成修訂,此拼音又被稱為威翟氏拼音。此拼音方式大量用點號'來表示送氣音,在電報輸入上產生不便。1906年,郵政式拼音推出,採取了省略所有特殊符號的威妥瑪拼音,同時承認已有的拉丁地名以及東南閩粵的方言地名。同時法國遠東學院以及青島德國人也分別採取基於本國語音系統的漢語標音系統。

到了20世紀時,有些中國語言學家提出數個標音系統:注音符號、漢語速記、國語羅馬字等等。 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採用章太炎注音字母,並於1930年改稱注音符號。而章太炎反對直接借用外國符號來標記漢語語音,所以注音符號主要是以篆字為基礎發明的符號,以華人為主要使用對象,並不普遍適用於外人。故為了便於中文譯音及外人需要,1928年又公佈了國語羅馬字(隔年改稱譯音符號)。注音符號以中文篆字為形、以傳統漢語聲韻學為基礎,便於幼童習慣中文筆順及聲韻的概念。同時注音符號可以直寫也可以橫書,可以配合中文字直寫橫書皆可的特色。 而國語羅馬字有鑑於中文同音字過多的困擾,引入了改變拼法標四聲調號的概念來作為國語羅馬字的原則。其特色就是可以使外人能夠較為自然的區分聲調不同的中文字,減輕同音不同調對外人的困惑。這也是當時唯一一套以拼法而非數字符號來區分四聲的漢語標音系統。直至今日,陝西的譯名仍常被譯為Shaanxi,其中重複元音a表示上聲(3聲)就是國語羅馬字的原則。

然而在20世紀,中國大陸官方和一些意見認為漢語應該走拋棄漢字的漢語拉丁化道路。這個意見認為中國之弱就在於漢字難讀難寫難認,所以拋棄漢字才能使中國變強。所以漢語拉丁化要先簡化漢字、最終則是用拉丁字母來書寫漢語語音。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58年推出標準漢語拼音方案,因為最終目的是不要讓幼童有中文方塊字的包袱,所以將注音符號中的21個聲母都指派一個拉丁字母來表示,比如說ㄑ=q,ㄒ=x,ㄓ=zh,ㄗ=z,ㄘ=c,都是比較特殊的強制性規定,而韻母則由注音符號轉寫為拉丁字母。但是由於注音符號在創制時,為了配合開齊合撮的等韻傳統,所以有規定ㄧㄢ不念 ian 而要念 ien;相對的ㄩㄢ 也不念 üan 而念 üen。這些轉音規定在制定漢語拼音方案時仍然留下影響,比如淹就拼yan而不是如威妥瑪式的yen。由於漢語拉丁化運動採取的是漢語標準語的語音系統,因此漢語拼音得到了運動支持者的重視。但完全以漢語拼音取代漢字的漢語拉丁化最後被徹底放棄,技術上是基於漢語包含非常多同音字、同音詞,漢語拼音無法提供足夠分辨的線索而徒增溝通困難。而更根本的是,使用字體與國家強弱的關聯有限。

然而隨着中國大陸的發展,漢語拼音的標音系統除了在中國大陸境內使用外,在國際間也越來越盛行。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現在也部分採用漢語拼音。台灣自2009年開始,中文譯音也採用漢語拼音。

語法[編輯]

現代標準漢語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是指現代優秀作家、理論家如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代表性優秀作品,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論著和國家發佈的各種書面文件如法律文本、通告、政令等。1898年,馬建忠以印歐語系的語法為基礎,發表了第一本漢語語法專著即《馬氏文通》,從此奠定了所謂的現代漢語語法的基礎。[66]

國語運動以及新文學運動以來,不少語言學家投入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初期有劉復的《中國文法通論》、金兆梓的《國文法之研究》,以及後來黎錦熙的《新著國語文法》(1924)、王力《中國語法理論》、高名凱《漢語語法論》、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朱德熙《語法答問》。如《新著國語文法》的最大特點是在最大程度上仿照英語語法。[67]《新著國語文法》在民國時代講現代漢語語法的著作中,影響最大。在以上專家語法的基礎上,國家教育系統頒佈了一類教學語法。教學語法又稱學校語法。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的社論,號召人們學語法、修辭和邏輯。並且從同一天起,連載了呂叔湘、朱德熙的《語法修辭講話》。1954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中學實行漢語、文學分科教學,責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組織力編寫《漢語》和《文學》教科書。從1954年初擬訂,全國語法學界和廣大語文教師共同努力,花了兩年半時間經過試教、修改、審訂終於形成了《暫擬漢語教學語法》1959年得以頒行。期間張志公和王力編寫了《語法和語法教學——介紹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供中學語文教師參考。[68]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是共和國的第一個教學語法系統,儘可能集中各家語法研究的成果而又便於進行基礎教學的一個語法系統。根循《暫擬系統》,1955年至1957年陸續編寫出版了初級中學《漢語》課本,1959年又根據《漢語》課本,改編、出版了《漢語知識》。1981年,全國語法學界在哈爾濱舉行全國語法和語法敎學討論會,研究修訂「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1984年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了「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的討論,對《暫擬漢語教學語法》進行了修訂,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語文室制定的《中學教學語法系統提要》中的語法系統成為了現代漢語語法學的藍圖。胡裕樹黃伯容張斌編寫的各類稱作《現代漢語》的教科書。

現代漢語語法是句式使用「主謂賓」的結構,經常使用「的、地、得」,以及甚少語氣助詞。現代標準漢語雖然摒棄了文言文的表達方式,在許多官方或正式文件仍遵從這種方式。但在其他許多華人社會的現代文章中,經常會用到曾經歷幾個朝代全國各省通用文言文中的通用字、詞或成語以令句子更為簡潔文雅,如之(的)、其(他)、甚(很)等等。

地方差異[編輯]

北京話、大陸普通話、台灣國語中華民國國語新加坡華語馬來西亞華語等在語音、詞彙等方面有少許差異。要注意的是北京話並不屬於一種標準語,因為它是未經整理和標準化的北京城區方言。以上的幾種標準語都是以北京話這種方言為基礎來進行標準化的產物。

標準口音[編輯]

語音方面,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而不是「以京音為主、也兼顧其他方音」,語音標準是就整體而言,並非北京話每個音都是規範和標準。國語、普通話、華語三大系統內部還存在「標準口音」和「非標準口音」的區別。從這個角度上說,漢語標準語構成了漢語的一種大類「方言」。即使是標準,三地也有區別,如「消息」一詞。大陸「息」讀輕聲,台灣讀二聲,新馬同台灣(如同「休息」的「息」字讀音,音同「席」)。

國語的情況與之相似:老派國語、新派國語都是被視為標準的;華語的情況則有些不同。學習普通話及口音的有無與出身地域與教育程度有相當關係。不標準的普通話古稱「藍青官話」,藍青即是暗指發音夾雜方言口音。

標準口音和非標準口音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以普通話為例:

  1. 最嚴格定義的「標準口音」是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發音。如果按照這個標準,中國大陸絕大多數漢語使用者,包括許多播音員,其普通話都是帶有口音的。但事實上,許多人普通話的發音方式和口音用詞上偶爾違反了「中國國家語言文字標準」。
  2. 明顯受方言或其它語言影響的普通話,一般都會視為帶有口音。例如,聲調系統與普通話聲調系統差異過大,或有過多的字發音不準。但台灣地區的取音不同與中國大陸,如垃圾,中華民國國語文讀「樂色」、「ㄧㄞˊ yai2」,大陸普通話讀「拉機」、「牙」。
  3. 官話內部的方言,使用時完全不影響交流。而這些方言是否被視為帶有口音的標準普通話,則因人而異。例如,通常所稱的「京味」、「東北味」普通話,實際上是北京方言東北官話

詞彙差別[編輯]

臺海兩岸在某些習慣用語上,經過長時間的隔絕,也有某些程度的差異。這些差異中,有些是因為臺灣調國語保留了1949年以前在大陸所使用的一些語彙,而這些語彙在中國大陸則由於種種因素而不再使用,或者是比較少使用。比如說,「長」(相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村長」,在中華民國,里和村為相同等級的行政區域,而中國大陸沒有這種行政區域。以下括號內均為中國大陸替代用詞)、「郵差」(郵遞員)、「車夫」(臺灣地區只會對非機動的陸上運載工具的駕駛員才稱車夫,已成為舊時代語彙,現在使用或含貶義)、「傭人」、「次長」(中華民國文官體制,次長約略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副部長)、「級任教師」(班主任)、「學藝股長」(學習委員)等,這些詞語都是1949年以前的常用詞,也繼續在國語中經常使用。但是,中國大陸則是使用反映新社會關係的一些詞語來替代它們。 「先生」、「小姐」、「太太」、「老闆」、「男士」、「女士」等1949年以前的常用稱謂詞語,中國大陸在1979年改革開放以前,一般也不常使用[69][70]

台灣國語與普通話的詞匯相比,台灣國語的詞匯除了融入部分日語、福佬話或客家詞語外,還有一個特點是保留較多的古語詞,如「定讞」。台灣國語詞匯另一個特點是,保留一些1949年前使用的詞語繼續指稱某一群體的人。由於,國民政府遷臺後,在各地成立許多眷村,各省或幫派間詞彙亦有少部份成為臺灣國語的詞源,例如條子(警察)、馬子(女性,女友)。台灣亦出現很多國字頭的詞語,如國樂國文國中國字國立等,其「國」字可能代表:國民、民國、國家、中華民國或著是漢族的傳統文化。

同樣地,中國大陸由於共產主義體制下重視「人民當家做主」,故名稱多有「人民」字樣,如人民路人民警察人民醫院人民公社(已廢除)、人民公園等。大陸又因為60年間特別的歷史原因出現了許多名詞,如「武鬥」,「知青」,「老三屆」,「自衞反擊戰」,「下海」,然而這些用法在1980年之後漸漸減少,同時一些1949年前的舊稱呼重新出現。現今的大陸網絡事件也造就許多新詞彙,如「欺實馬」,「」,「羊叫獸」等名詞。

此外,兩岸對新名詞的不同譯名也是詞彙差異的一大來源,特別是在於新出現的科技等詞彙上。港台多稱「原子筆」,在中國多稱「圓珠筆」。雖然大陸和台灣在20世紀中葉分隔後交流較少,然而由於大陸與香港並未隔絕,香港還是有相當多的詞彙引入中國南方,如廣東也是稱為原子筆。這種現象在1980年代以來由於科技術語的不同而更加明顯。

同樣使用簡化字的中國大陸和新加坡等地,也存在一些用詞習慣的不同。正體中文的文獻如果僅在文字上轉換為簡化字形式,根據規範的要求,通常還不算作簡體中文。現在,「現代標準漢語」的三個名稱正好體現地方用語的不同,如「普通話」(中國大陸、港澳)、「國語」(台灣,港澳則為非官方叫法)、「華語」(新馬)。

以上的差異用詞,一般使用時,對方都能大概理解。在近幾年隨着網絡交流、電視娛樂節目變得普及,兩岸三地的用詞開始有重新融合的趨勢,例如臺灣的台獨及臺港兩地的反對互聯網審查制度人士漸漸使用河蟹一詞;又如「粉絲」對追星族、球迷、影迷的統稱;等等諸如此類,都是在二岸三地自一九八〇年代開放接觸與交流之後,文化呈現融合之勢。

參見[編輯]

推廣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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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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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