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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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意[編輯]

法治這個理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亞里士多德這樣說:「法律應當統治」。歷史上,與法治鮮明對比的另一個信念是羅馬法中的政權凌駕於法律之上英語rex lex)。法治信念首先在普通法系中獲得實現,隨後推向世界。法治這個理念的廣泛傳播,一般認為應歸功於在英國法律學者阿爾伯特·戴西(Albert Venn Dicey)。[1][2]

大陸法系裡,相應的概念是「法治國」(德語Rechtsstaat)。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文中法治一詞的含義與西方理解的不同。廣泛意義上中國法學家對「法治」的理解實為西方意義上的法制英語rule by law[3]。西方意義上的法治包括了以民主制度確保法律符合人民集體意願的前提(國家領導人普選政黨輪替等原則)目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具備這些前提,被大部分西方觀察家認為是法制

[4]

法治英語rule of law),是一個法律原則,指在社會中,法律是社會最高的規則,具有凌駕一切的地位,不得輕慢。所謂「凌駕一切」,指的是任何人包括管治機構、法律制訂者和執行者都必需遵守,沒有任何人或機構可以凌駕法律,政府(特別是行政機關)的行為必須是法律許可的。這些法律本身是經過特定的立法程序產生的,以確保法律符合人民的集體意願

法治至少存在兩個主要概念:狹義的(英語formal)法治認為法治本身並不包含「公正」,但為人提供一個尋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依據法律治理事情;廣義的(英語substantive)法治擴展了狹義的概念,內涵包括保障人權及各種自由等基於法治的個人實質權利。

法治(也稱為依法成立政府)是一條法律原則,即法律應該統治整個國家,用以反對政府官員個人的專制獨裁。法治主要涉及一個社會中法律的影響力和權威,尤其是作為一種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包括政府官員的行為。


歷史[編輯]

法治這個詞彙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6世紀的英格蘭,並且由於19世紀不列顛法學家戴雪( A. V. Dicey)而廣為人知。法治的概念與古希臘哲學家如亞里士多德的觀點類似,他曾經寫道:「法律應該進行統治」。 法治意指任何一個公民都應該接受法律的約束,包括立法者本人。從這個意義上講,法治與獨裁,集體領導,專政或寡頭等統治者高於法律的狀態(依據這些體制的定義未必如此,但它們卻比較典型地反映了這一特徵)相對立。由於法律本身的不健全或無知、腐敗、缺乏對濫用行政處罰的糾正機制,如與法治文化相伴隨的獨立司法、針對不平的申訴權或選舉權等,民主和專制體制中,都存在缺少法治的時候。 雖然多數情況下將現代「法治」這一說法的推廣歸功於戴雪,但作為一種法律概念,其發展歷程可以追溯至許多古代文明,包括古希臘,中國,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和羅馬。

古代[編輯]

在西方,古希臘人最初認為完人統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柏拉圖贊同理想化的哲學王作為開明君主,居於法律之上實行統治。然而,柏拉圖也希望完人會善於尊重已制定的法律,解釋道:「我我認為,在法律服從其他權威,且缺乏自身的權威的地方,政府很快就會崩潰;但是,如果法律成為政府的主人,政府成為法律的僕人,然後政府就會履行自己的承諾,人類才會享受到上帝給國家的全部祝福。」不僅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斷然拒絕將最高統治者置於超出捍衛和為法律服務的位置。換句話說,亞里士多德也贊同法治:法律進行統治,要比任何單獨的公民進行統治更加合適;基於同樣的原則,如果將最高權力授予單獨個人是有利的,那麼就應該僅僅授予監護人,或法律的僕人。根據羅馬政治家西塞羅的說法,「為了獲得自由,我們都是法律的僕人。」在羅馬共和國時期,有爭議的地方行政官可能會在任期結束時被審判。羅馬帝國時期,最高統治者個人不受法律限制,但那些有冤屈的人可以獲得國庫救濟。在古代中國,公元前3世紀的法家學派成員主張以法律作為治理的工具,但他們用「法制」來對抗「法治」,意味着貴族和皇帝超越法律之上。與此相對,黃老學派則反對反對法律實證主義,贊同自然法,主張統治者也應該遵守自然法。最近有人試圖重新評估聖經對西方國家憲法的影響。在《舊約全書》中,《申命記》中有一些對猶太人之王進行限制的語言,涉及如下的事情:他應有幾個妻子,為滿足個人使用他應擁有幾匹馬。根據萊文森(Bernard M. Levinson)教授的說法,「當時的立法機關非常不現實,以至於從未實際運行過……」《申命記》的社會願景可能對君權神授的君主產生了一定影響,包括16世紀英格蘭的約翰•博內特(John Ponet)主教。

中世紀[編輯]

在伊斯蘭法系中,法治於17世紀成型,因此沒有任何官員宣稱自己超越法律,就算哈里發也不行。然而,這並非世俗的法律,而是以伊斯蘭教法的形式存在的宗教法系。 1215年,朗登大主教(Stephen Langton)糾集英格蘭的貴族們,強迫將約翰國王、未來的君主和地方長官置於法治之下,通過《大憲章》捍衛古老的自由,並以稅收作為對國王的報答。憲法的這一根基,被融入到了《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中。

現代早期[編輯]

英語「法治」(rule of law)在公元1500年前後被首次使用。另一個早期的例子,出現在1610年英國下院給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的請願書中: 在王國的列祖列宗,以及陛下和王后的恩澤下,臣民們享有許多幸福和自由,其中尤以通過特定的法治被引導和統治(這種統治形式,國王和王后之下的所有人都得以享有),避免不確定的或專斷的政府統治形式最為珍貴。 1607年,英格蘭首席大法官愛德華•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在《禁令實例》(Case of Prohibitions,根據他自己的報告)中說:「對於特定事業而言,法律是黃金魔杖和手段;它保衛國王陛下的安全,確保和平:有了法律,國王被大大地冒犯,並且說,他應該位於有權宣布叛國罪的法律之下;對此我說,就像布拉克頓說過的,國王應該位於,且僅位於上帝和法律之下(quod Rex non debed esse sub homine, sed sub Deo et lege.)。」 在現代學者中,第一個闡述主要的理論基礎的是盧瑟福(Samuel Rutherford)在《法律為王》(1644)這部著作中。該書的標題,是拉丁語的「法律為王」,顛覆了傳統的規則國王是法律。約翰•洛克也在《政府論》(1690)下篇中討論了這個議題。孟德斯鳩(1748)在《立法的精神》(1748)一書中也討論了這一原則。「法治」(rule of law)出現在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的詞典(1755)中。 1776年,在初創的美國,沒人能超越法律這一觀念得以流行開來。例如,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常識》(Common Sense)這本小冊子中寫道:「在美利堅,法律為王。鑒於在專制政府中國王就是法律,所以在自由國家,法律應該為王;並且應該沒有其他選擇。」1780年,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試圖建立「一個法治而非人治政府」,從而將這一原則貫徹入馬薩諸塞州憲法中。

法治原則[編輯]

阿爾伯特·戴西在其著作《英憲精義》(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具體指出法治包含了三個基本元素:[5]

  • 第一個元素,不溯及既往原則,沒有人會因為違反尚不存在的法律而受到懲罰,或是在肉體上或財物上有損失。即是說當權者不能有肆意的權力(英語arbitrary power),也不能在行為發生後作出有回溯性英語retrospective)的修訂法律而懲罰該人。
一個有名的英國案例Burmah Oil Co. Ltd. v Lord Advocate (1965)正好反映當年英國政府違反了這個法治元素。事緣二次世界大戰時英軍在承諾 Burmah Oil 公司將會作賠償後,炸毀其公司在緬甸的油田及設施,為要在其撤退後不讓日軍得到有關戰略性設備。可是在戰後英政府卻拒絕 Burmah Oil 公司的賠償要求,儘管英國政府在終審法院(英語House of Lords)輸掉了官司。後來英國政府運用其政府影響力在國會通過戰爭賠償法(英語War Damage Act (1965)),規定政府並不需要為戰爭造成的損害而作出賠償,而此法律是有追溯性的,並可追溯至二次大戰時期。
  • 第二個元素,沒有人能凌駕於法律上,包括所有男女,且不論其社會地位或其情況。
  • 第三個元素,法庭的決定是維護人權的最後防線。[6]

1977年,政治理論家約瑟夫·拉茲(Joseph Raz)確定了幾個法治原則:[7]

  • 新制定的法律不應該有回溯性。
  • 法律應該是穩定的,不應該改變過於頻繁,不然民眾會因為缺乏了解新法而無從適應。
  • 制定法律應該要有明確的規則和程序。
  • 司法機構的獨立性必須得到保證。
  • 天賦公正原則英語principles of natural justice)應該得到遵守,特別是公正庭審的權利。
  • 法院應有違憲審查的終審權。
  • 每個人都可以使用法院,沒有人使用法院的權利被拒絕。
  • 執法和預防犯罪的機構不應允許枉法。

法治與人權[編輯]

狹義的法治認為法治本身並不提供「公正」,但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尋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而實質的法治擴展了狹義的概念,包括某些與此相關的個人的實質性權利。[8] 這個擴展則在法理上承認天賦人權,也為憲政國家的憲法最終包括了人權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據。也因此,只有在有法治的國家,人權才能獲得保障。就人權保障而言,法治則使普世價值的人權和各國憲法或基本法上的基本權利不受來自他人或政府的非法侵犯。

目前,實質法治比狹義法治獲得更廣泛的認可。

法治與憲政[編輯]

憲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種主張以憲法體系約束國家權力、規定公民權利的學說、理念和政治實踐。這種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權力的行使都納入憲法的軌道,並受憲法的制約,使政治運作進入法律化理想狀態。憲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礎和保障,同時也是對民主政治的制衡,在憲政國家,政府和公民的行為都是有邊界的,不能互相僭越,政府所代表的行為世界是公部門,相對來說公民的行為世界稱作公民社會。憲政的根本作用在於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權力的濫用(即有限政府),維護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權利;傳統上,憲政本身並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但現代憲政理論往往與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

憲法強調法律具有凌駕於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的法治的必要性。沒有法治也就沒有憲政。

法治與民主[編輯]

法治原則要求法律對政府權力與對人民具有普遍拘束力,要求政府權力與人民共同尊重和遵守法律。因為如果不是透過民主機制所制定的法律,往往淪為政府對人民的統治和壓迫工具,不能有效拘束政府權力,這並不符合完整、正確的法治。因此民主也可說是法治的必要前提和實質內涵之一。

民主制度的具體表現之一是在人民能直接或間接(透過民選的議員、代表)制定各種法律,如果法律不被尊重或遵守(特別是不被政府所尊重或遵守),民主制度也形同虛設。因此民主制度的內涵也包含了落實法治原則。

法治對民主的保障與人權一樣是通過實質法治體現的。狹義法治並不包括民主內涵。

就民主制度而言,法治是使民主制度能發生實際效力的方法。

法治與法制[編輯]

法制,又稱為以法而治 (英語rule by law),即法律是政府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工具。一是指法律制度的簡稱,二是指法律的體系,體制與架構的整體。法制和法治 (英語rule of law) 不是同一個概念。與法治相比,法制側重在法律的使用上,是法律工具主義。但如果僅就法律的目的而言,法治的目的是為人們提供一個尋求公正的平台和框架,但法制的實質仍然不能擺脫政權凌駕於法律之上的信念。法治的實施必須建立在法制上。

法制是指當權者透過法律治理國家,但這些法律不一定是由普通公民組成的立法部門制訂的。法治下,行政部門的職責只是執行該等法律,並且受該等法律拘束。因此法治和法制最大的區別,並不在於法律是否拘束人民,而是在於行政、立法、司法這些政府權力是否也和人民一樣,受到法律的拘束和控制。法治的內涵,與其說是要求所有人民守法,毋寧更側重於法律對政府權力的控制和拘束,否則法治即與法制難以區分。對於社會上常見的違法或脫序現象,尤其是以激烈、遊走於法律邊緣的手段向政府爭取權利的行為,某些政府官員常常會呼籲和要求人民「守法」以尊重「法治」,這其實是將法治的意義誤解和窄化為法制。

只有法制而沒有法治的結果可能會出現政府用法律的形式壓制民眾。[9]

中國理解[編輯]

在1979年中共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學術界曾開展過是要「法制」還是要「法治」的爭論。由於普通話讀音相同,因此學者把「法制」稱為「刀制」(「制」字為刀子旁),將「法治」稱為「水治」(「治」字偏旁為三點水)。

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通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條款,這被看作是「法治」派取得的勝利。但中共對法制與法治的理解與西方的理解完全不同。中國大陸法學家李步雲說:

關於法制與法治的區別,我將它概括為三條:首先,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法律制度是相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制度來說的,而法治從來都是相對於人治來說的,沒有人治就無所謂法治,相反亦然。其次,法律制度包括民法、刑法等一套法律規則以及這些規則怎麼指定、怎樣執行和遵守等制度;法治與人治則是兩種對立的治國理念和原則,即國家的長治久安不應寄希望於一兩個聖主賢君,而關鍵在是否有一個良好的法律和制度,這些良好的法律還應得到切實的遵守。再次,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實行法治。[3]

由此可見,中共對法制的理解實為政權(以前是君主,現在是中共)凌駕於法律之上 (英語rex lex),中共對法治的理解實則為法制(英語rule by law),而與法治(英語rule of law)並沒有關係。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現狀是政權凌駕於法律之上。[10]

2012年十八大後,習近平多次提到「中國夢」。要實現「中國夢」,剪除腐敗,調整貧富不均,依法治國是良策。習近平講,「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各級黨組織必須堅持在憲法法律範圍內活動」。「保證憲法實施的監督機制和具體制度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依然存在;關係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執法司法問題還比較突出;一些公職人員濫用職權、失職瀆職、執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嚴重損害國家法制權威;公民包括一些領導幹部的憲法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11]

參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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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詞典上的詞義解釋:

參考資料[編輯]

  1. ^ Bingham, Thomas. The Rule of Law, page 3 (Penguin 2010).
  2. ^ Wormuth, Francis. The Origins of Modern Constitutionalism, page 28 (1949).
  3. ^ 3.0 3.1 李步云:二十年改一字 從刀「制」到水「治」南方都市報,2008年4月1日
  4. ^ Craig, Paul P. Formal and substantive conceptions of the rule of law: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Public Law. 1997: 467. 
  5. ^ Dicey, Alber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1885).
  6. ^ Palekar, S.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64-65 (PHI Learning 2009).
  7. ^ Raz, Joseph. "The Rule of Law and It's Virtue", The Law Quarterly Review, volume 93, page 195 (1977); reprinted by Culver, Keith.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w, page 13 (Broadview Press, 1999).
  8. ^ Craig, Paul P. Formal and substantive conceptions of the rule of law: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Public Law. 1997: 467. 
  9. ^ Tamanaha, Brian. On the Rule of Law, page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 ^ Randall Peerenboom & He Xin,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ina: Patterns, Causes, and Prognosis, 4 East Asia Law Review (2009), found at Penne. ALR website
  11. ^ 習近平時代法治將佔有突出地位. 人民網. 2013年5月13日 (中文(簡體)‎).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