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亞岱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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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亞岱爾
美國眾議院議員
來自肯塔基州第七選區
任期
1831年3月4日—1833年3月3日
前任約翰·金凱德（John Kincaid）
繼任本傑明·哈丁（Benjamin Hardin）
第八任肯塔基州州長
任期
1820年8月29日—1824年8月24日
副州長威廉·T·巴里
前任加布里埃爾·斯魯特（Gabriel Slaughter）
繼任約瑟夫·德沙
肯塔基州聯邦參議員
任期
1805年11月8日—1806年11月18日
前任約翰·布雷肯里奇
繼任亨利·克萊
個人資料
出生(1757-01-09)1757年1月9日
南卡羅萊納州切斯特縣
逝世1840年5月19日(1840歲—05—19)（83歲）
肯塔基州默瑟縣
政黨民主共和黨
配偶嘉芙蓮·帕爾默（Katherine Palmer）
親屬湯馬士·貝爾·門羅（Thomas Bell Monroe）的岳父
居住地懷特廳（White Hall）
專業軍人
宗教信仰新教
簽名
軍事背景
效忠美國
服役南卡羅萊納州民兵
肯塔基州民兵
軍銜準將
參戰美國獨立戰爭
西北印第安戰爭
1812年戰爭

約翰·亞岱爾（英語：John Adair，1757年1月9日—1840年5月19日）是美國拓荒者、軍人和政治家，曾任肯塔基州第八任州長、聯邦眾議員和聯邦參議員。亞岱爾生於南卡羅萊納州，曾加入州民兵投身革命戰爭，期間兩度淪為英軍戰俘。戰爭結束後，他是南卡羅萊納州批准聯邦憲法的大會代表。

1786年遷居肯塔基州後，亞岱爾投身西北印第安戰爭，曾於1792年在聖克萊爾堡附近與美洲原住民邁亞密人酋長小烏龜發生遭遇戰。憑藉參與兩場戰事所積累的名聲，他於1792年成為肯塔基州制憲會議代表，由此走上從政之路。從1793到1803年間，亞岱爾共有8次當選肯塔基州眾議員，還是1802到1803年間肯塔基州眾議院的議長，並且也是1799年該州第二次制憲大會的代表。1805年，肯塔基州聯邦參議員約翰·布雷肯里奇辭職成為總統湯馬士·傑佛遜內閣的總檢察長，亞岱爾獲選填補空缺，但因捲入副總統阿龍·伯爾的叛國案而未能在次年的選舉中贏得完整的參議員任期。經過漫長的司法大案，法庭認為他沒有任何不當行為，並下令作出指控的占士·威爾金森將軍向他道歉。但是，這起事件造成的負面影響仍然讓他在十多年的時間裏沒有回歸政壇。

亞岱爾之後投身1812年戰爭，隨後又長期為受到安德魯·積遜指控在紐奧良戰役中表現懦弱的肯塔基州軍人辯護，這些事跡都讓他的名譽得以恢復。1817年，亞岱爾回到政治舞台，他參戰時的指揮官艾薩克·謝爾比這時正第二次擔任州長。謝爾比指派亞岱爾擔任州民兵指揮官。1820年，肯塔基州經濟因1819年大恐慌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遭受重創，亞岱爾以緩解財政困局為競選綱領在選舉中獲勝，當選第八任肯塔基州州長。他在經濟上的主要成績是建立聯邦銀行，但其它許多金融改革提議都遭肯塔基州上訴法院認定違憲。卸任州長後，亞岱爾還成為聯邦眾議員，但任期表現平淡無奇，之後也沒有競選連任。1840年5月19日，約翰·亞岱爾在哈洛茲柏格逝世，終年83歲。

早年生活[編輯]

約翰·亞岱爾於1757年1月9日在南卡羅萊納州切斯特縣出生，他的父親叫巴倫·威廉（Baron William），母親叫瑪麗·亞岱爾（Mary Adair），摩爾（Moore）是母親的娘家姓[1][2]:168。約翰在北卡羅萊納州夏洛特的學校接受教育，並在美國獨立戰爭爆發後加入南卡羅萊納殖民地民兵隊伍[3]。他獲派加入朋友愛德華·萊西（Edward Lacey）的團，在湯馬士·薩姆特（Thomas Sumter）上校指揮下參加了落基山戰役（Battle of Rocky Mount）中殖民地對一處保皇黨前哨站的突擊，這次行動以失敗告終，但亞岱爾接下來參與的吊岩戰役（Battle of Hanging Rock）還是取得了勝利[4][5]。1780年8月16日，殖民地軍隊在卡姆登戰役中落敗，亞岱爾被英軍擒為戰俘[6]。在長達數月的監禁過程中，他感染了天花，還受到英軍的嚴苛對待[6]。雖然他曾一度逃脫，但由於感染天花方面原因導致無法逃到安全地點，僅三天後就被英軍伯納斯特·塔爾頓上校再度擒獲[4]。之後，他得以通過戰俘交換獲釋[4]。1781年，他成為南卡羅萊納州民兵中尉並投身尤托斯普林斯戰役（Battle of Eutaw Springs），這也是南、北卡羅萊納州在獨立戰爭期間的最後一場大型戰役[4]。戰爭結束後，愛德華·萊西當選切斯特縣警長，亞岱爾則繼任了萊西的縣太平紳士一職[5]，之後還獲選成為南卡羅萊納州批准聯邦憲法大會的代表[3]。

1784年，亞岱爾與嘉芙蓮·帕爾默（Katherine Palmer）成婚[7]，兩人一共生了十個女兒，兩個兒子[7]。其中一個女兒嫁給了湯馬士·貝爾·門羅，他之後會在亞岱爾擔任州長期間成為州務卿，並且還會當選聯邦法官[8]。1786年，亞岱爾一家向西遷入肯塔基州，在默瑟縣定居[9]。

西北印第安戰爭[編輯]

1791年，亞岱爾以上尉軍銜參加西北印第安戰爭[9]，並很快獲提升為少校並分配到占士·威爾金森的旅[2]:168[4]。1792年11月6日，亞岱爾帶領約100人在俄亥俄州聖克萊爾堡附近執行偵察任務時與美洲原住民邁亞密人酋長小烏龜（Little Turtle）帶領的一隊人馬發生遭遇戰[4]。邁亞密人發起進攻時，亞岱爾下令喬治·麥迪遜（George Madison，他之後也將成為肯塔基州州長）攻擊敵軍右翼，自己帶領25人攻擊左翼[10]。他本打算由一位下屬打頭陣，但這位軍官在亞岱爾下令前就已陣亡[10]。這一攻勢迫使邁亞密人撤退，亞岱爾的手下因此得以脫身[9]。他們撤回營地並建立防線，邁亞密人被迫撤軍[10]。亞岱爾麾下有6人陣亡，4人失蹤，5人受傷[10]，傷者中包括麥迪遜和李察·泰勒（Richard Taylor），後者的兒子扎卡里·泰勒之後會成為美國總統[10]。

亞岱爾的膽識和作戰能力受到上校賞識並因此獲提升為中校[9]。他成為查爾斯·斯科特的部下，後者之後會當選肯塔基州第四任州長[2]:168。1794年，亞岱爾協助建設格林維爾堡，並向正在作戰的安東尼·韋恩（Anthony Wayne）運送補給物資，直到韋恩在鹿寨戰役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4]。

早年從政經歷[編輯]

1804年，州長占士·加勒德任命亞岱爾擔任州土地辦公室登記員

軍旅生涯為亞岱爾獲得了民意支持，他於1792年成為肯塔基州制憲大會代表[1]。肯塔基州加入美國聯邦後，他又於1793到1795年當選肯塔基州眾議員[3]。他一直積極參與肯塔基州民兵事務，於1797年2月25日晉升準將，並成為該州民兵第2旅的指揮官[11]。1799年12月16日，亞岱爾再獲提升為少將，並指揮肯塔基州民兵第2師[11]。

1798，亞岱爾回到肯塔基州眾議院[3]，肯塔基州選民決定在1799年召開另一場制憲大會，對第一次制訂憲法中存在的多處問題予以修正，亞岱爾再度獲選與會[1]。會上，以亞岱爾為首的一部分代表反對民選官員權力和任期方面的大部分限制，特別是對立法議員的限制[12]:77。1800年到1803年，他連續當選州眾議員[3]。1800年，亞岱爾競選聯邦參議員席位，但被前不久結束的制憲大會上公認的領袖人物約翰·布雷肯里奇以壓倒性優勢擊敗，州議會的投票結果是68比13[13]。1802年，亞岱爾在州眾議院議長的競選中以30票比14票戰勝州長占士·加勒德的人選埃爾德·大衛·珀維安斯（Elder David Purviance）[14]:69。他接下來在州眾議院任職期間將一直擔任議長[3]。1802年，肯塔基州議會決定建立亞岱爾縣，該縣就是以這位議長命名[9]。

1804年，加勒德提名亞岱爾擔任州土地辦公室登記員[14]:78。亞岱爾已是加勒德向州參議院提名的第7名人選，參議院批准了提名，標誌着州長和州議會在這一任命問題上持續兩個月的糾葛終於結束[14]:78。這年晚些時候，亞岱爾再次成為聯邦參議員候選人，他的主要對手是在任參議員約翰·布朗[15]。亨利·克萊支持布朗連任，但亞岱爾則得到了費利克斯·格倫迪的支持[15]。格倫迪指控布朗參與了將肯塔基州變得西班牙一個省的陰謀，傷害了布朗的名譽[15]。議會連續進行了六輪投票，亞岱爾的得票數雖然最多，但均未超過半數[15]。克萊於是改為支持更受歡迎的巴克納·瑟斯頓（Buckner Thruston），瑟斯頓在第七輪投票中擊敗亞岱爾當選[15]。格倫迪在州議會的影響力持續增長，1805年8月，約翰·布雷肯里奇辭去聯邦參議員職位接受總統湯馬士·傑佛遜任命當選聯邦總檢察長，亞岱爾終於得以繼任當選參議員[15]。

叛國指控[編輯]

1805年，前副總統阿龍·伯爾到訪肯塔基州，於5月25日到達法蘭克福，同前參議員約翰·布朗同住[12]:85。伯爾在此行期間與包括亞岱爾在內的多位政要交流，探討從西班牙手中奪取墨西哥的可能性[12]:85。大部分人在與他交談時都相信他代表的是聯邦政府，旨在擴大美國在墨西哥的勢力範圍[9]。亞岱爾也是如此，他還收到自己之前在部隊的長官占士·威爾金森的信件，信中似乎也證實了這一可能[9]。然而，伯爾卻於1806年在法蘭克福被捕並控以叛國罪名。官方聲稱他實際上是打算在西班牙領土上建立一個新的獨立國家[9]。

阿龍·伯爾（圖）和約翰·亞岱爾受到對美國懷有二心的指控，但大陪審團沒有對任何一人提出起訴

亨利·克萊深信前副總統是清白的，他成為伯爾的律師，約瑟夫·漢密爾頓·戴維斯是案件的檢察官[12]:86。庭審由哈里·英尼斯（Harry Innes）主持，11月11日開始[12]:86。檢方的一位關鍵證人戴維斯·弗洛伊德（Davis Floyd）這時正在印第安納州議會任職而無法出庭，因此檢察官只能請求延期[12]:86。案件延至12月2日再次開庭，但檢方又由於同樣身為證人的亞岱爾無法出席而再次請求延期[12]:86。亞岱爾前往路易斯安那州考察自己前不久買下的一塊土地[7]。到達紐奧良後，他被當時正擔任路易斯安那領地總督的占士·威爾金森逮捕[6]。

克萊堅持在亞岱爾缺席的情況下開審，次日，檢方提出控罪，伯爾面臨判國罪的指控，而亞岱爾則是他的同謀[12]:86。聽取證詞後，大陪審團否決了起訴亞岱爾的提議，並在兩天後同樣決定不起訴伯爾[12]:86。得到大陪審團平反後，亞岱爾將威爾金森告上聯邦法庭[7]。兩人之間的法律拉鋸戰持續了數年之久，法院最後裁定威爾金森沒有對亞岱爾不利的實質性證據，命令威爾金森向亞岱爾公開道歉並賠償2500美元損失[7]。但是，亞岱爾的無罪開釋和反訴訟上的成功來得太晚，他的政治生涯已經受到無法挽回的打擊。由於涉嫌伯爾叛國案，他輸掉了1806年11月的聯邦參議員選舉，未能贏得完整任期[9]，並且他也沒有等到自己任期結束就於1806年11月18日選擇了辭職[3]。

1812年戰爭[編輯]

艾薩克·謝爾比任命亞岱爾擔任肯塔基州民兵指揮官

1812年戰爭爆發後，亞岱爾再次加入肯塔基州民兵[6]。1813年9月10日，奧利弗·哈澤德·佩里在伊利湖戰役中取勝，威廉·亨利·哈里森呼籲很得民心的獨立戰爭英雄、肯塔基州州長艾薩克·謝爾比在州內招兵買馬，並與自己共同進軍加拿大[16]。謝爾比請亞岱爾擔任自己的首席副官[17]:42，他的第二副手約翰·J·克里滕登（John J. Crittenden）之後也會成為肯塔基州州長和聯邦參議員，而將成為亞岱爾手下副州長，並擔任聯邦參議員和美國郵政署長的威廉·T·巴里則是謝爾比的秘書[17]:42。亞岱爾在戰事中的表現贏得了讚譽，特別是1813年10月5日為美國贏得決定性勝利的泰晤士河戰役（Battle of the Thames）[18]。謝爾比稱讚了亞岱爾的成績，於1814年任命他擔任肯塔基州民兵指揮官並晉升準將[9][11]。

1814年末，安德魯·積遜要求肯塔基州提供增援，幫助自己防禦墨西哥灣[16]。亞岱爾很快就召集了三個團，但聯邦政府既沒有提供武器，也沒有提供交通工具[12]:93。當時州民兵的軍需處長小占士·泰勒（James Taylor）通過用自家土地抵押貿款籌集了6000美元用於購買船隻運送亞岱爾的手下[12]:93。具體的人數之後出現爭議，不同來源給出的數字範圍從700到1500不等[16][12]:94。許多人都沒有武器，即使是有武器的，其主要裝備也是自己的民用步槍[16][19]。亞岱爾本是約翰·湯馬士（John Thomas）副手，但由於湯馬士正好在開戰前不久病倒，因此亞岱爾必須獨自對所有參加戰鬥的肯塔基人負責[20]:185。

1815年1月7日，亞岱爾前往紐奧良，請求該市官員從軍械庫中借一些武器來武裝他的民兵[2]:73。市官員同意了，但要求對此保密，不要讓該市居民知道軍械庫中的武器已經外借[2]:73。這些武器裝在盒子裏面，於1月7日晚送到亞岱爾的營地[2]:74。根據亞岱爾的提議，他的手下安置在威廉·卡羅爾（William Carroll）率領的田納西州民兵後方，屬於後備兵力[2]:74。這樣，無論哪片美軍戰線受到英軍最強烈的進攻，他們都可以迅速提供增援[2]:74。

積遜顯然對亞岱爾的方案一無所知，當晚，他命令約翰·戴維斯（John Davis）上校率領400名赤手空拳的肯塔基州民兵前去紐奧良獲取武器，然後再去增援密西西比河西岸由大衛·摩根（David B. Morgan）帶領的450名路易斯安那州民兵[12]:94[20]:182。眾人到達紐奧良後才得知，該市的兵器已送至亞岱爾的兵營[2]:98。市民們將自己能夠找到的武器都收集起來——其中大部分是各種年久失修的老步槍——交給戴維斯的手下[2]:98。一共只有約200人拿到了這些武器，在距紐奧良戰役開始前數小時向摩根報到[20]:182，剩下的人則由於沒有武器而只能返回主營地[20]:182。

1月8日，英軍向美軍陣地逼近，他們顯然打算通過以卡羅爾帶領的田納西州民兵為缺口突破美軍戰線，於是亞岱爾派出自己的手下前去增援[2]:77。美軍的主戰線順利擊退了英軍的進攻，一共只有6名美軍陣亡，7人受傷[20]:178。與此同時，戴維斯率領的肯塔基州民兵在到達摩根的營地後卻被派去迎戰英軍的第二波進攻[20]:182。他們一來兵力遠不及對手，同時裝備也很差，並且也沒有防禦工事的掩護和炮火支援，因此很快就遭到包抄而被迫撤退[20]:182。摩根手下的民兵看到肯塔基人撤退後竟然也放棄了他們的防禦工事，亞岱爾之後還指責他們甚至沒有開過一槍[20]:182。英軍很快就放棄了他們剛剛攻下的陣地，但在其它方面的光輝勝利面前，這一挫折讓積遜深感不滿[20]:182。

與安德魯·積遜之間的爭議[編輯]

積遜在正式報告中指責肯塔基州民兵的撤退是密西西比河西岸防線崩潰的根本原因，許多肯塔基人還覺得報告中對東岸亞岱爾的民兵在保護美軍戰線、確保獲得勝利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輕描淡寫[2]:106[20]:179。戴維斯的手下堅持認為，這一報告是在積遜對事實存在誤解的情況下作出的，要求亞岱爾請求法庭質詢，案件於1815年2月開審，田納西州的卡羅爾少將主持審理[2]:109[20]:184。法院在報告中裁定，「考慮到所處位置、武器不足以及其他方面原因，肯塔基州民兵的撤退是情有可原的」，並且西岸部分的構成上也存在問題，擁有三門火炮支援和牢固工事保護的500名路易斯安那州軍人只需要保護180米的戰線；而戴維斯手下的170名肯塔基州軍人不但武器落後，只有一條小溝的保護，卻需要堅守超過270米的戰線[2]:109-110。1816年2月10日，肯塔基州議會通過決議案向亞岱爾致謝，感謝他在紐奧良戰役中的貢獻，以及為受到積遜指控的將士辯護[17]:126。

安德魯·積遜與亞岱爾就肯塔基州民兵在紐奧良戰役中的表現存在公開性的爭議

積遜認可了法院的結論，但是這一結論並沒有像包括亞岱爾在內的許多肯塔基人所期望的那樣全面駁斥積遜的報告[20]:184。亞岱爾和積遜本是密友，他給對方去信，堅持要求積遜收回或更改正式報告，但後者回絕了[20]:184[2]:111-112。1815年6月，約翰·湯馬士（John Thomas）的秘書H·P·赫姆（H. P. Helm）向法蘭克福的一家報紙公開了一位「將軍」在正式報告所寫下的備註[20]:185。根據這些備註，「將軍」如今已經確信，起初的報告中有關戴維斯的手下表現懦弱的說法與事實不符，他們的撤退「不但情有可原，而且絕對正當」[20]:185。人們普遍認為這正是積遜對亞岱爾去信的回應，文章隨後在肯塔基州各地重印刊發[20]:185。不過之後證實這位「將軍」實際上是約翰·湯馬士將軍，積遜實際上根本沒看到過這些備註[20]:185。赫姆聲稱自己有向刊印這些備註內容的報紙去信提出糾正，但始終未見刊發[20]:185。

1817年，面對波士頓一家報紙對肯塔基州民兵的批評，這些備註又一次予以發表，這次積遜終於看到了這些內容[20]:186。他給當時的《肯塔基報道》（Kentucky Reporter）去信，譴責這些備註是偽造的[20]:185。《肯塔基報道》經過調查後刊文，解釋了湯馬士的備註是如何被誤認為是由積遜所寫[20]:185。他們沒有印發積遜的來信，因為覺得信中指控這些備註乃蓄意偽造的說法太具煽動性（之後也證實這一指控並不屬實）[20]:186。該報紙的編輯們還承諾，如果已經採取的做法還不能讓積遜感到滿意，他們就會全文刊發他對這一問題的任何補充說明[20]:186。1817年4月，積遜再度回復，他不但重申那些備註是偽造的，而且暗示亞岱爾故意歪曲了其中的內容，並且這些備註可能就是亞岱爾自己偽造的[20]:187-188。亞岱爾認為，積遜稱這些備註是「披着真正西班牙式外衣的偽造菜式」，這樣的說法是露骨地指稱自己參與了伯爾的陰謀[20]:191。積遜還暗示，自己沒有在報告中提及肯塔基民兵在戰場上的其他不光彩行為，來表明自己並沒有故意針對肯塔基人的傾向[20]:189。這封信將爭議推到全國性的聚光燈下，促使亞岱爾繼續同積遜互通書信，為戴維斯手下辯護的同時，還要反駁對方的陰謀指控[18][20]:190。1817年5月，他在回信中再次重申對肯塔基州民兵在紐奧良戰役中表現的辯護，駁斥積遜的許多指控既無關緊要，也不真實[20]:191-192。他斷然否認自己參與了任何陰謀，嚴厲批評積遜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作出這樣的指控[20]:192。對於積遜有關西班牙的暗示，亞岱爾還回憶稱積遜也和伯爾有牽連[20]:192。

積遜無法拿出亞岱爾涉嫌不當行為的實質性證據，於是提供了對方有可能參與共謀的間接證據[20]:192-193。由於需要同切羅基人進行條約談判，他的回信直到1817年9月3日才印發出來，其中還根據間隔和距離進行複雜的計算，指稱亞岱爾在紐奧良戰役中所統領的軍人只有他聲稱數目的一半[20]:192。他還進一步指稱，亞岱爾在明知自己手下的其他旅團已經拿走了紐奧良的武器時，仍然命令戴維斯前去獲取武器[20]:194。如果亞岱爾沒有下達過一個這樣愚蠢的命令，那麼他就根本沒有統領自己所聲稱的那麼多人[20]:194。積遜在最後表示，這是他針對此事的最後一次回應[20]:195。1817年10月29日，亞岱爾作出回應，稱自己因在等待紐奧良方向送來一些文件導致回復延遲，這些文件也一直都沒有送來[20]:195。他在回信中引述積遜之前的信件內容，證明對方早在1815年就知道了湯馬士所寫備註的存在，並且也知道這些備註是湯馬士寫的，但當時卻有意選擇不做回應[20]:196。他還堅稱統領的人數正如自己一直在報告中所稱的那樣有近千人，並反問積遜為什麼直到這時才對人數提出質疑[20]:196。最後，他聲稱自己不但是奉積遜之令從紐奧良獲取武器，而且還是騎着積遜的馬前去紐奧良進行交易[20]:197。據稱這封信促使亞岱爾或積遜挑戰對方要求決鬥，但在兩人朋友的勸說下，衝突得以避免，沒有任何文字記載證實兩人有進行決鬥[20]:199[注 1]。兩人之間的緊張關係最終得到了緩和，1828年末積遜的夫人蕾切爾·積遜（Rachel Jackson）去世時，亞岱爾也親自前去安慰[20]:201。1824、1828和1832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亞岱爾還為有積遜競選[20]:201。積遜的反對者則將他的信件副本匯編成冊，於這些選舉期間用來在肯塔基州做負面宣傳[20]:180。

肯塔基州州長[編輯]

約瑟夫·德沙是亞岱爾在1820年州長選舉中的其中一名對手

參加1812年戰爭，以及隨後同積遜的書信往來恢復了亞岱爾的聲譽。他繼續擔任民兵指揮官，直到1817年選民讓他重返州眾議院[3][11]。同年他獲提名為眾議院議長，雖然最終未能當選，但他還是得到了跨黨派的支持，這主要是因為他在書信中堅持為肯塔基州民兵辯護[20]:180。

1819年大恐慌是美國歷史上首次重大金融危機，受其影響，債務減免成為主要的政治議題[21]:15。聯邦政府於1817年建立了美國第二銀行，其嚴格的信貸政策對肯塔基州的債務人階層造成沉重打擊[7]。在任州長加布里埃爾·斯魯特曾為一些受該州大額債務人階層青睞的措施遊說，其中又以向美國第二銀行駐路易斯維爾和列克星敦分行徵收懲罰性稅收最為典型[21]:14。第二黨體系在這個年代尚未形成，但圍繞債務減免問題還是出現了兩大對立派系[21]:23。第一個派系主要由土地投機商構成，這些人大多通過信貸構買了大量土地，但因金融危機的影響而無法按時償還債務。這一派有賑災黨或賑災派之稱，主張通過更多對債務人有利的立法[21]:14。另一派則是反賑災黨或反賑災派（大部分成員是肯塔基州的上流社會階層，這其中又有大部分是土地投機商的債權人），他們要求其合同能夠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得到履行[21]:15。他們聲稱，政府的任何干預都無法給予債務人有效幫助，這樣的做法只能導致經濟衰退的時間延長[21]:15。

作為1812年戰爭老將，並且還曾積極、公開地為肯塔基州民兵辯護，亞岱爾的民意支持率很高，是賑災派毫無爭議的領袖[21]:23。在1820年肯塔基州州長選舉中， 他的得票率在4位民主共和黨候選人中位居第一，成功當選該州行政首長[12]:110。亞岱爾獲得了2萬零493票，聯邦參議員威廉·洛根（William Logan）得到1萬9947票，約瑟夫·德沙獲得1萬2418票，安東尼·巴特勒（Anthony Butler）上校9567票[17]:127。賑災派黨徒還獲得了對肯塔基州議會兩院的控制權[21]:19[12]:110。

債務減免[編輯]

肯塔基歷史學家洛厄爾·哈里森（Lowell H. Harrison）指出，亞岱爾擔任州長期間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在1820年建立了聯邦銀行[1]。該行慷慨地提供貸款並發行紙幣[1]，雖然紙幣價值很快就跌至低於面值，但那些拒絕接受這些貶值紙幣的債權人必須等上兩年才能尋求臨時歸還令[12]:110。為了激發人們對這些貶值紙幣的信心，亞岱爾規定州內所有官員的薪金都將通過聯邦銀行發行的紙幣發放[22]:72。

州內的另一家銀行肯塔基銀行堅持遵循較為保守的銀行慣例[12]:110。雖然該行提供的紙幣價值與面值接近，但能夠提供的貸款也很少，這讓賑災派議員感到憤怒，他們因此於1822年12月撤銷了該銀的經營許可[12]:110。在亞岱爾的監督下，肯塔基州廢除了負債人監獄制度，並制訂了更嚴格的反賭博法[23]。議員還禁止對那些他們認為謀生必需的物品進行強制拍賣，這些物品包括一匹馬、一件犁、一把鋤頭和一把斧頭[12]:110。

肯塔基州上訴法院是當時該州的最高法院，該院裁定拒絕接受貶值紙幣的債權人必須等上兩年才能尋求臨時歸還令的法律因損及契約義務而無效[1]。與此同時，聯邦最高法院還對格林訴比德爾案（Green v. Biddle）作出裁決，其中認為，由於肯塔基在成為單獨的州前是維珍尼亞州的一個地區，因此在這一時期里維珍尼亞州對該地區授權的土地歸屬就擁有優先權，雖然這些土地之後成為了肯塔基州的一部分，但新州對相應土地的劃分、所有權的轉讓不能夠和之前維珍尼亞州的相應授權衝突[24][22]:44-45。亞岱爾於1823年向州議會發表演說時譴責了這一判決，告誡議員遵從人民的意願，不要受到聯邦政府和司法部門的干擾[22]:34。亞岱爾的強硬立場讓賑災派議員深受鼓舞，開始着手解除之前曾裁決減免債務立法違憲的三名上訴法院法官，以及曾做出類似裁決的下級法院法官占士·克拉克（James Clark）的職務[12]:110。不過，將法官解職需要兩院都有至少三分之二的多數議員支持，賑災派議員無法達到這樣的多數，幾位法官因此得以倖免[12]:110。

亞岱爾任內的其它舉措[編輯]

亞岱爾呼籲立法部門建立公立學校體系。為此，州議會通過法案，建議州「文學基金」，聯邦銀行累計淨利潤有一半流入了這一基金[12]:149。全州各縣在建立「普通教育體系」時都可以申請一定比例的基金[25]。但由於經濟環境動盪，州議會經常通過投票從基金中挪用款項支付其它優先需要，這其中又以內部改善建設為主[25]。

威廉·T·巴里是亞岱爾手下的副州長

前任州長加布里埃爾·斯魯特任命的州務卿約翰·波普與亞岱爾手下的副州長威廉·T·巴里領頭，帶領一個由州議會法案授權的六人委員會對組建普通學校的可行性進行研究[12]:149。1822年12月，委員會向州議會遞交了「巴里報告」（Barry Report），這份報告受到包括約翰·亞當斯、湯馬士·傑佛遜和占士·麥迪遜等頗有影響力的人士稱讚[12]:149[25]。報告由委員會成員阿莫斯·肯德爾編撰，其中批評了當時在州內盛行的批地院校，因為這樣的院校只在那些富裕的城鎮才行得通[25]。報告中還總結認為，單憑文學基金不足以有效支撐普遍學校體系[25]，其中建議只向那些徵收縣級稅收資助公立學校體系的縣提供基金支持[25]。但是，州議員在很大程度上無視了這份報告，肯塔基歷史學家湯馬士·D·克拉克（Thomas D. Clark）稱這是「美國教育史上最嚴重的失誤之一」[25]。

亞岱爾支持密蘇里妥協，他的支持在肯塔基州議員對妥協案的批准過程中起到了積極作用[6]。他主張對監獄進行改造，為精神病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療條件[1]。他還負責監督了一項內部改善方案的制訂，其中包括改進俄亥俄河的導航狀況[1]。

晚年生活[編輯]

由於州憲法中禁止州長連任，亞岱爾卸任州長後就退休回到自己位於默瑟縣的農場[1]。回歸私人生活後不久，他就開始抱怨聯邦銀行紙幣的嚴重貶值——這時其價值已經只有面值的一半——並訴請州議員採取措施、亡羊補牢[22]:72。一位曾身為賑災派領袖的前州長卻要來申訴賑災立法的不良影響，這促使反賑災派議員進行了諷刺性的慶祝活動[22]:72。

1831年，亞岱爾作為積遜民主黨人當選肯塔基州聯邦眾議員，這也是他從事的最後一份公職[3]。他在第22屆國會期間擔任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委員會[2]:170。亞岱爾在這個任期里只發表了一次演說，並且由於聲音實在太小，導致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是抱持什麼立場[9]。眾議院的記者推測，這次演說與聯邦軍隊中配備的馬匹有關[9]。1833年，亞岱爾沒有競選連任，從此離開了公眾視野[3]。

謝世和紀念[編輯]

1840年5月19日，約翰·亞岱爾在肯塔基州哈洛茲柏格的家中去世，遺骨就近下葬在他的莊園懷特廳[18]。1872年，他的遺骨被遷至法蘭克福公墓，州政府還在他的墳前立起了碑[9]。

除了肯塔基州的亞岱爾縣以外，密蘇里州的亞岱爾縣和艾奧瓦州的亞岱爾縣，以及肯塔基州的阿達爾維爾和艾奧瓦州的亞岱爾，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示紀念。[26][27]

註釋說明[編輯]

  1. ^ 歷史學家撒迦利亞·弗雷德里克·史密斯（Zachariah Frederick Smith）對這一說法給出了詳細的描述，稱自己是從亞岱爾表親的後代那裏得知了這些信息[2]:113-114。

參考資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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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閱讀[編輯]

維基共享資源上的相關多媒體資源：約翰·亞岱爾
  • Wilson, Samuel M. The Court Proceedings of 1806 in Kentucky Against Aaron Burr and John Adair. Filson Club Historical Quarterly. 1936-01, 10 (1). 
美利堅合眾國參議院
前任者：
約翰·布雷肯里奇 		美國肯塔基州（第3類）參議員
1805至1806年 		繼任者：
亨利·克萊
官銜
前任：
加布里埃爾·斯魯特 		肯塔基州州長
1820至1824年 		繼任：
約瑟夫·德沙
右側帶double-dagger者為邦聯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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