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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權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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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目為香港歷史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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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g of Hong Kong.svg 香港主題

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過程

香港回歸香港主權移交(英文:Transfer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香港移交(英文: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九七回歸,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根據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的雙方共同承諾,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恢復行使主權,聯合王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事件[1] 。 1997年7月1日當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結束長達155年的英治時期,並按照《基本法》實行「一國兩制」,以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為政府首長。絕大部份香港華裔居民自動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2][3],同時有350萬香港居民終身保留英國國民(海外)身份。

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源於第一次鴉片戰爭,當時清朝戰敗後於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將香港島(連同鴨脷洲和附近島嶼)永久割讓予英國。1860年,清朝再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敗於英法聯軍,簽訂《北京條約》將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永久割讓予英國。1898年,清朝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包括新九龍及230多個離島),為期99年。這三份條約決定了今天香港轄區的範圍,三份條約正本由中華民國外交部典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1982年起,英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雖然《南京條約》與《北京條約》皆指香港島及鴨脷洲與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及昂船洲永久割予英國[4]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承認《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等所有相關不平等條約,只承認香港受英國管理,而非英國屬地,並要求英國將香港島和九龍連同新界一併交還。鑑於香港整體沒有因三條條約而特別分開發展,英國政府決定將整個香港的主權移交給中國,但同時極力爭取維持英國在香港的利益。

中英雙方最終在1984年12月19日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決定了1997年7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和治權。

大部份香港市民在中英開始詳細談判前,鮮有考慮香港主權的前途問題。自1970年代初起,政府在籌劃地下鐵路香港國際機場等大型基建項目時,因為投資回報期長達30年,跨越1997年,當在向國際籌集資金時,已受香港政治前途不明的因素所影響。

背景[編輯]

根據滿清政府與英國所簽訂的《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香港島九龍是永久割讓予英國的,而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亦一直未能取消這兩條條約。直至1941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被日軍佔領後才有轉機。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引起了香港的歸屬問題:中華民國能否收回香港。[5][6][7]輿論普遍認為中華民國在戰爭過程中已經躋身大國之列,亦希望消除所有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所以應把香港交回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早於日本投降前數年,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亦曾認為英國政府應該放棄統治香港,並歸還給中華民國發展為國際自由港。[5]國民政府亦希望能收回香港,但因國共內戰日漸激烈而無暇南顧。[5] 另一方面,英國則強烈希望戰後保持所有遠東殖民地,包括作為英國遠東海軍基地及商業中心的香港。[8] 在英國的強硬態度及戰勝國之間的利益關係下,香港的歸屬問題並沒有在戰後的國際會議上提出過。[9]在此背景下,香港於戰後繼續由英國政府管治。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基於國際考慮,中共雖然不承認英方對香港的殖民「主權」,但是1950年向英國表明短期暫時不會收回香港[10],也不阻止前中華民國軍眷及逃民在香港的活動。1950年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時在軍事上也做出部署,包括使用核武打擊和阻止中國武力收復香港的可能。[11] 英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解密文件顯示,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英國治港時多次尋求推行民眾選舉,但迫於北京的中共領導人的壓力,最終放棄了那些努力。檔案顯示,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國高官廖承志曾在1960年表示,「我們將毫不猶豫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他提到的這些地區當時處於英國的管治下,現已歸還中國。另一份文件記述了早前兩年的一次會議。在那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告訴英國的一名軍官,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點點自治的嘗試,都會被視作「非常不友善的舉動」和「陰謀」。周恩來表示,這種做法會被認為是讓香港走上獨立道路的手段。[12]

1971年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合法席位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後,便開始為香港與澳門的主權問題採取外交行動。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對此非常關注,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亦於1972年3月為此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地化委員會申明中國政府的立場:「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葡萄牙佔領的中國領土,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務,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對被佔領的領土恢復執行主權的問題,而完全不是屬於通常的殖民地範疇的問題,更不是使其獲得獨立的問題。」[13] 同年11月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決議案,將香港和澳門於殖民地名單剔除,往後無法以殖民地身份獨立,此舉為中國取得香港與澳門的主權製造了有利的背景條件[14]

香港前途問題[編輯]

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首度訪問中國,並首次向當時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提出香港前途問題。[15] 由於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約將在少於20年屆滿,中國官方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立場,對香港的土地契約等安排十分關鍵。鄧小平提出中國必定會在適當時候「收回香港」。[16]

1980年代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英國保留治權。[17]但都遭到中方的反對,鄧小平堅持中國須收回「整個香港」的主權。在「收回主權」的同時,容許香港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18][19],並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樣政策亦適用於澳門。[20] 他同時希望能藉此辦法解決台灣問題[21] 傳統英國資金(英資)的商業力量,如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怡和洋行,亦曾參與游說工作。1983年5月,香港新華社組織商界青年領袖包括李鵬飛,組成「青年才俊團」前往北京。其中一些成員提出有關建議,但遭鄧小平否定[22]。中國堅持英國對香港沒有主權,也沒有治權;而且中國不單要「收回」新界,更認為香港島和九龍的割讓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因此必須「整體收回」香港;由於香港實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不同於當時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體制,為了解決制度上的差異,鄧小平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一國兩制提出的主要針對目標為台灣問題,在香港、澳門實行一國兩制,一是借用此設想,二是作為試驗田,而並非為香港、澳門兩地而特設。

 英國立場[編輯]

協助其殖民地成為主權獨立之國家是英國一貫之政策,但這並不適用於香港,因為中國堅持要取回香港。英國理解中國對香港主權歸屬的立場,自1972年11月2日聯合國大會批准《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之適用地方名單剔除「香港」後,英國從未照會聯合國秘書長列入「香港」於該名單。香港人知悉中國大陸反對香港獨立,因此英國無法安排香港獨立。香港92%的土地經《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而來(指新界土地),以九十九年為限,九十九年過去後英國將喪失該92%土地的一切權利。[23]不論獨立與否,香港將無法單憑這8%剩下的土地而運作,因此英國須盡快與中國商討香港前途。[24]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場[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官方說法是「政權移交」或者「恢復行使主權」,而非「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享有主權,只是沒有行使而已。已故黨和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說過「主權問題是不能談判的」,意思是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是不容置疑的,即使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這個態度是一貫的。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是恢復行使主權而非移交主權,移交的僅僅是政權。

 中華民國政府立場[編輯]

在中英談判過程中,中華民國政府即表示不承認的立場。1983年10月7日,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在答覆立委質詢時,即表示中華民國繼承滿清法統,任何涉及香港問題時須以中華民國為談判對象,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香港一切談判與協議,中華民國一概不承認。[25]1997年6月27日香港主權移交前三天,中華民國外交部章孝嚴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召開關於中英南京條約特展的記者會,記者會上都特別強調外交部特展所展出的南京條約是唯一的正本,中國大陸所擁有的,只是清廷欽差大臣耆英和英方全權代表砵甸乍(Henry Pottinger)所簽署的副本,經兩國政府首長簽名核准的南京條約正本,由中華民國外交部所保存,而英國為求割讓九龍而簽訂的北京條約和租借新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正本都同樣正由中華民國持有。因此中華民國才是香港主權的合法擁有者。

中英談判[編輯]

北京人民大會堂

談判障礙[編輯]

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的官方訪問提醒中英雙方要為香港前途作進一步的討論及外交接觸,也為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1982年的首次中國訪問鋪路[26]。1982年9月,戴卓爾夫人訪華,9月24日在北京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展開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27] 她堅持按照《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享有香港島及鴨脷洲和九龍半島及昂船洲的主權[28],但鄧小平明確表明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的空間,雙方未能達成共識[29]。中英兩國隨後發表外交公報,同意繼續循外交途徑商討。戴卓爾夫人離開北京隨即訪問香港,成為首位在任內訪港的英國首相。在記者會上,戴卓爾夫人重申三條條約的合法性,並指出所有國家都須要尊重國際條約,否則任何談判皆無法進行。[30]

1983年英國大選戴卓爾夫人領導的保守黨勝出繼續執政。同年7月12日-13日,中英兩國正式展開香港前途第一輪談判,中方團長為中國副外長姚廣[31],英方團長則是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香港總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員身份參加談判。[32]英方提出「以主權換治權」,名義上承認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以換取英國繼續管治香港的權利[33],但中方拒絕接受。在兩日會談後,新聞公報以「有益,有建設性」形容,但談判實際上並不順利。7月25日-7月26日,談判繼續,但新聞公報只說「有益」,但「有建設性」的字眼欠奉。[34] 雙方仍未就重要的主權問題達成共識。英方未放棄「以主權換治權」的構想,中方則堅持主權治權不可分開。[33]

中英雙方其後在8月2日-8月3日和9月22日-9月23日分別進行第三、四輪談判,兩次會談的新聞公報只表示「進行了一次會談」,沒有「有益,有建設性」的字眼,顯示雙方未能達成共識之餘,期間更傳出談判破裂的消息,觸發香港市民及投資者對前途的憂慮[35]。1983年9月16日-24日,港元曾在一個星期內下跌20%,由7.9港元兌1美元跌至9.6港元兌1美元的歷史低點[36]。同一時期,物價一度飛漲,市面出現搶購糧食等情況[34]恆生指數亦告大幅下跌150點,跌至780點,導致股災的出現[37]。促使香港政府在1983年10月15日起實施聯繫匯率制度,以7.80港元兌1美元的匯率與美元掛鈎,來維繫港元穩定。[38]

但在談判陷於僵局下,人心仍未穩定,香港人無法參與談判,感到無助。1984年1月,香港政府增加的士牌費[39],在九龍區引起騷亂。1984年3月14日,香港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在立法局會議上提出動議,所有任何有關香港前途之建議,在未達成最後協定前,必須在立法局辯論。[40] 在香港前途未明朗下,3月28日,英資的怡和洋行宣佈把總公司遷至百慕達[41],令各界被視為英國有意撤資,對香港的前途更加憂慮。1994年,怡和及其集團成員宣佈撤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的上市地位。

取得共識[編輯]

1984年1月25日至1月26日舉行的第八輪談判,中英雙方各自更換團長,中方由外交部部長助理周南擔任,英方則由伊文思爵士擔任團長,並兼任駐華大使職務。

1984年4月,英國外相賀維訪華,就香港主權問題讓步,會談取得重大突破。4月20日,賀維在香港發表聲明,宣佈1997年7月1日以後,英國不再擁有香港的主權和治權。7月底,賀維再度訪華;8月1日,賀維在香港舉行記者會,透露協議的十項主要條款。其後的會談進一步就香港在1997年後的土地、民航、國籍等問題進行討論,並達成多項共識。直到9月26日,《中英聯合聲明》的草案終於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由周南及伊文思代表簽署,香港前途談判結束。至草案簽署為止,雙方共進行了22次的談判。

1984年12月19日,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和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等人的見證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聲明》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聯合王國政府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第三段闡述了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其具體說明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予以規定,並在50年內不變。

聲明簽署後[編輯]

1985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次會議決定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包括香港和中國大陸人士。1985年亦在香港成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負責在香港徵詢公眾對《基本法》草案的意見。1988年4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公佈首份草案。1989年2月公佈第二份草案,諮詢工作則在1989年10月結束。1990年4月4日,全國人大通過議案,隨後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簽署主席令,正式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過渡期[編輯]

由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至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期間的12年,被稱為過渡期。期間香港經歷多番起跌,包括1987年香港股災、1989年六四事件及所引起的香港移民潮香港機場核心計劃的爭議、1990年代中英爭議以至主權移交前的歌舞昇平等。

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要改換領導層,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時提到:

「……

一個好班子,搞改革開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幾件開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機會就不要丟,就是要堅持,要幹起來,要體現改革開放,大開放。我過去說過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說我們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我們本錢少,但可以通過開放,增加就業,搞稅收,利用地皮得點錢,帶動發展各行各業,增加財政收入,獲得益處。以香港為例,對我們就是有益處的。如果沒有香港,起碼我們資訊就不靈通。總之,改革開放要更大膽一些。

……」[42]

中英雙方亦在過渡期內解決了一些歷史遺留下來的敏感問題。

移民潮[編輯]

溫哥華

中英達成協議,香港於1997年7月1日移交中國,一些曾經在中國大陸經歷政治動盪的人(如知名作家倪匡)等開始計劃移民。1989年發生的六四事件,更使香港人對主權移交感到悲觀和恐懼,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潮。移民潮持續五年以上,加拿大澳洲美國是當時不少港人移民的熱門之選。在移民的高峰期,一些像佛得角共和國等小國也在雜誌上刊登廣告宣傳該國護照可供申請。[來源請求]

不少港人移民至加拿大的溫哥華,當中英屬哥倫比亞列治文市又有「小香港」之稱[43][44],其他熱門的地區有多倫多墨爾本悉尼奧克蘭新加坡台灣等。期間,香港有不少人才外流,及至主權移交前一兩年,一些移民回流香港。

居英權計劃[編輯]

針對移民潮,香港政府急謀對策。1990年,英國政府宣佈給予50,000個家庭英國居留權,主要給予曾經從事敏感職位的香港華人政府公務員(如警隊政治部)及各行各業人士,包括最有能力及動機申請移民的人士,可能因為他們怕被中方「秋後算賬」。居英權持有人可隨時前往英國定居,而無需在英國居留數年以取得居留權(俗稱「坐移民監」),而持有人的子女可在英國就讀公立中學。當局希望通過此舉使獲得居英權的香港華裔人士安心在香港生活。一旦香港出現社會問題,他們可選擇隨時前往英國,從而減輕香港人才及資金的流失問題。但中方對居英權計劃表示不滿,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亦對居英權不予承認,香港一般華裔持有人仍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45]

拆卸九龍寨城[編輯]

1915年的九龍寨城

九龍寨城對於中英雙方是特殊的地方,因為根據《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九龍寨城是清朝的外飛地,會定期派官員駐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放棄管理九龍寨城,香港政府卻沒有法律權力去管理。於是,九龍寨城成了充斥「黃、賭、毒」的所謂「三不管地帶」(即中國政府不管,英國政府不管,香港政府不管[46])。1987年,兩國共同決定拆毀寨城、遷徙居民,而九龍寨城亦於1987年和1989年上半年分兩期進行遷徙,並且於1990年和1992年上半年完成。九龍寨城最終在1993年拆卸,改建成九龍寨城公園

拆卸調景嶺[編輯]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移台灣後,香港政府將部份未及遷台的國民黨退役老兵及家眷安置於新界東南地理位置偏僻的調景嶺。當時調景嶺沒有陸路交通可達,自成一局,成為寮屋區。故此,調景嶺具有很濃厚的政治色彩,居民長期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每年10月10日慶祝中華民國國慶等。香港政府並沒有干預,但隨着香港和澳門兩地主權即將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政府發展將軍澳新市鎮,調景嶺寮屋區在1996年拆卸,並於1999年興建港鐵將軍澳綫連接東九龍油塘港島北角。所有居民在政府補償下遷徙至其他地區,當中大部份人都遷進了將軍澳的厚德邨

興建新機場[編輯]

1989年6月,北京發生六四事件。同年,香港政府為了穩定民心,香港總督衞奕信爵士在《施政報告》發表「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宣佈興建新機場。計劃包括在大嶼山赤鱲角填海興建全新的香港國際機場青馬大橋等相關設施,共耗資超過1200億港元[47],而新香港國際機場最終要與汀九橋大欖隧道一起於1998年啟用。當時的香港總督衞奕信爵士宣佈此項計劃時,描述到計劃落成後的香港將會像「玫瑰園」一般美好,因此被傳媒稱為「玫瑰園計劃」。但由於此計劃耗費龐大,被中國政府質疑英方打算在主權移交前耗盡儲備之嫌。1991年9月,英國首相馬卓安親身到北京,成為六四事件後首位訪華的西方國家領袖,與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香港機場核心計劃的新機場諒解備忘錄》,工程才能順利開展[48]

重要官員[編輯]

英方成員[編輯]

中英談判期間,多位英方官員起着重要作用,包括英國駐華大使兼英方談判團長柯利達爵士,及接任的伊文思爵士。香港總督尤德爵士亦是英方重要成員之一,他不幸於1986年12月任內期間,在訪問北京時病逝。接任的港督衞奕信爵士,在中英談判期間是英方重要成員。他熟悉中國,與中方保持着良好關係,同時亦成為影響後期香港施政的原因之一。[15]

1991年,開始傳出英國有意撤換有「中國通」之稱的香港總督衞奕信。[49]1992年元旦,英國政府宣佈衞奕信在任期完結前提前退休;1992年7月,曾為英國保守黨領袖的彭定康正式出任第28任香港總督,亦成為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是唯一一位專業政治家出身的港督,又打破了多項前任香港總督的慣例,包括拒絕接受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頒授的爵士勳銜及沒有穿上殖民地官服就職。他擔任香港總督期間作風親民,時常到各區巡視。他巡視中環時品嚐泰昌餅家蛋撻、在灣仔涼茶,成為一時佳話。發表施政報告後亦親自出席電台節目接受提問,並主持答問大會面對質詢。

但彭定康的施政未受到中方歡迎,興建新機場的財務安排已惹來北京多番反對,最嚴重的分歧,是彭定康提出的政改方案。方案建議新增九個功能組別(「新九組」),被中方認為是鑽《基本法》漏洞,令彭定康被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稱作「千古罪人」。這導致主權移交前最後一屆香港立法局無法以「直通車」形式過渡1997年,中方「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50]

中方成員[編輯]

中英談判期間中方的重要成員包括中方談判團長兼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周南,當時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根據曾參與談判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憶述,談判中所有重要的決定,實際上是由鄧小平親自「拍板[51]

香港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編輯]

董建華是香港已故船王董浩雲的長子,大學畢業後,曾於美國公司任職,後回到家族公司東方海外工作。1992年,彭定康上任港督後,他被委任為香港行政局成員。1996年首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競選中,董建華擊敗了楊鐵樑吳光正李福善而當選,同年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委任為首任行政長官。

為保持香港在政權移交前後的穩定,中方同意讓香港政府主要官員順利過渡至特區政府,但部分名稱則有所更改,詳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部門條目。

香港特區政府首任司級官員如下:

交接過程[編輯]

雖然雙方爭議不斷,但香港的經濟在1990年代中期有理想的發展,市民開始以較樂觀的態度面對即將來臨的主權移交。香港股市在1997年初多次創出歷史高位。1997年4月,已卸任的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再度到香港,主持青嶼幹線的啟用儀式。

港督府告別儀式[編輯]

告別儀式舉行地點—添馬艦

英方告別香港的活動是從1997年6月30日下午末代港督彭定康告別港督府開始的。下午4時25分(香港時間,下同),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正式告別港督府,舉行了降旗儀式。香港總督旗在《最後崗位》的軍號聲中隨隨降下,隨後在皇家香港警察銀樂隊和風笛隊演奏的《高地教堂》樂曲聲中,降旗隊伍將港督旗幟轉交港督副官白樂仁,再由港督副官將旗幟轉贈予彭定康。隨後彭定康、夫人林穎彤及其三位女兒和隨行人員登上專車在港督府前的花園繞行三圈(但是只繞行了兩圈),寓意日後可以重臨香江。下午4時39分,港督彭定康所乘坐的專車在警察電單車的開路下,正式告別港督府。[52]

英方告別儀式[編輯]

英方告別儀式在6月30日晚上6時15分在添馬艦露天場地舉行,主禮嘉賓包括王儲威爾斯親王查理斯英國首相貝理雅外相郭偉邦、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及卸任在即的港督彭定康[53]

告別儀式包括傳統的英軍日落告別儀式港督彭定康發表臨別致詞,之後由王儲查理斯代表英女皇致告別詞。其他節目包括名為《香港精神》的團體舞蹈、男高音莫華倫歌唱等表演,有超過2000名表演者參與。儀式舉行時一直下著滂沱大雨,令嘉賓及表演者甚為狼狽並添上幾分傷感。晚上7時45分,英國旗及香港旗,在風笛伴奏的樂曲《Sunset》中降下。

英國政府隨後在晚上9時15分舉行告別晚宴,邀請4000名貴賓參加。由英國外相郭偉邦及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向嘉賓為香港的未來祝酒。

6月30日午夜,工人在中環中區政府合署拆下以為標記的舊香港紋章、以及代表英女皇伊利莎白二世皇冠徽號和「E II R」字樣。另外裝上港督府大門的英女皇皇冠徽號和「E II R」字樣亦同時拆除,並且由目前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徽章取代。

交接儀式[編輯]

香港主權交接儀式在1997年6月30日深夜11時30分,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大禮堂舉行,標誌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對香港行使主權。[54] 大禮堂內放置中英兩國國旗及四支旗杆。中國方面由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及首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代表。英國方面則由查理斯皇儲首相貝理雅外相郭偉邦、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及英軍參謀總長格思理代表。7月1日零時即將來臨之際,英國國旗及香港旗在右面旗杆上徐徐降下,同時奏起英國國歌天佑女皇》,象徵香港英治時代正式結束。零時過後,中國國旗及香港特區區旗在左面旗杆升起,並奏起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儀式上,查理斯王儲及江澤民先後致詞。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

交接儀式完成後,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內隨即進行香港特區政府成立暨宣誓儀式。行政長官董建華首先宣誓就任,然後政府各主要官員在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帶領下宣誓,其後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元帶領行政會議成員、臨時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帶領議員、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帶領法官先後完成宣誓儀式。臨時立法會隨即在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會議,通過一些重要法案。

英方主要官員並無出席特區政府官員宣誓儀式。彭定康與家人陪同查理斯皇儲,在添馬艦香港市民揮手告別,並與駐港英軍末任司令鄧守仁少將登上英國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在英國軍艦漆咸號護送下離開香港。貝理雅及其他英國官員則乘飛機返回英國。

其他慶祝活動[編輯]

香港特區政府及民間團體在主權移交後舉行多項慶祝活動,其中最主要的是7月1日晚上在維多利亞港舉行的煙花匯演,吸引不少市民在維港兩岸欣賞。官方亦舉辦了如文藝晚會等活動,以慶祝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不少慶祝活動以中華白海豚香港市花洋紫荊為活動標誌。

過渡期機構[編輯]

  • 臨時立法會:由於中方拒絕承認由彭定康在主權移交前、被指以「三違反」方案產生的立法局,單方面取消代議政制「直通車」過渡1997年的安排。中方決定在1996年「另起爐灶」,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選出60人成立「臨時立法會」(簡稱臨立會),以在主權移交後取代原有的立法局。英國管治時代的立法局在7月1日零時解散,未有進入臨立會的議員即時失去議員身份,當中部份在6月30日晚上至凌晨在立法局大樓上向市民發表宣言,揮手道別。
臨立會在7月1日即時開會,除了訂立確認主權移交後的必要法例以外,亦立即將多條由前立法局通過、被指為對特區政府施政不利的法例即時推翻。臨立會也恢復了極具爭議性的《公安條例》,規定超過指定人數的公眾集會及遊行必須向警務處處長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後方可合法進行,被指剝奪集會自由、打壓言論自由、侵犯人權[55]

軍事及外交[編輯]

影響[編輯]

香港主權移交是香港歷史上重要的一頁,對香港政治和經濟等各方面影響深遠。主權移交前,香港人對中國大陸政權的恐懼帶來了移民潮,曾一度造成人才及資金外流;另一方面,主權移交後加速了中國和香港兩地在經濟及社會上的融合。香港主權移交也標誌着英國自維多利亞時代以來最光輝的「日不落帝國」時代的終結。

主權移交也為香港本身帶來不少變化,殖民地時期的名稱需更改外。1997年7月1日後,所有政府機構改為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的肖像從硬幣郵票和政府辦公室除去,但主權移交前的所有紙幣及硬幣至今仍然流通,大量市民曾經收集「女皇頭」硬幣而引起硬幣荒;郵票上則改印「中國香港」。所有政府機構及組織皆除去「皇家」的稱號,例如皇家香港警察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只有皇家香港遊艇會之英文名稱保留原名。原香港總督的官邸港督府改名為香港禮賓府,但首任行政長官未有遷入居住,至曾蔭權才遷入居住。在法律文件中,本來用上「皇家」(Crown)的地方,改稱「國家」(State);被委位為御用大律師(Queen's Counsel)的大律師,則改稱資深大律師(Senior Counsel),法院名稱也作了一些改動。除此以外,幾乎全部以英國皇室成員、政府官員或地方命名的香港地方、街道及建築物,例如:皇后大道維多利亞港彌敦道等,仍然保留舊有名稱,維多利亞公園亦依舊保留了維多利亞女皇雕像。香港政府公函的英文本來用上On Her Majesty's Service,改成On Government Service,中英文排列次序亦由「英中」改成「中英」。

一些與英國和香港有關的公眾假期,例如:英女皇壽辰香港重光紀念日被取消,新加上的假期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國際勞動節佛誕等。

車身貼上慶祝「回歸十週年」宣傳橫幅的巴士

首任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大會上致詞以及首份施政報告中表示積極推動「母語教學」政策。1998年新學年開始,大部份公營中學被強制改以母語中文(粵語授課)作為教學語言,當局只同意保留114間英文授課中學,但英語仍然是中小學校的必修科,而部份學校亦開始於部分學科上使用普通話教授。可是這種做法遭到香港很多家長的反對,擔心以「母語教學」會使香港人的英文水平有所下降。[58][59]

香港在主權移交後一些地方也因《基本法》維持不變。例如,香港繼續享有多方面的獨立地位,包括獨立的司法系統,繼續使用普通法,中文及英文同時是法定語言。在貿易上維持關稅獨立,跟世界各地有自由自主的貿易關係,並繼續以獨立身份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

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陸路邊界線不變,但深圳河北面水域、后海灣(中方稱深圳灣)北面水域、沙頭角海北面水域和大鵬灣北面水域移交中國深圳市管理。中國大陸將大嶼山西面部份領海(今分流西灣);索罟群島、蒲台島以南部份水域劃入香港水域以作補償。並維持獨立的出入境政策,中國大陸居民必須申請簽證才可進入香港。主權移交後,中國大陸為香港另設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來取代英國屬土公民護照,可於多國包括歐盟日本等享有免簽證待遇,出入境程序較中國大陸居民簡單快捷。香港的道路沿用英國的左上右落即右駕,有別於中國大陸的右上左落的左駕,中國大陸與香港的車輛均需分別申請牌照才可使用對方道路。

在體育方面,香港仍可獨立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國際體育賽事,包括奧運會等,由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負責,亦擁有獨立的香港足球代表隊。由於主權移交後香港脫離英聯邦的行列,在1997年之後便沒有參加英聯邦運動會

紀念事物[編輯]

中央人民政府贈送的回歸賀禮「永遠盛開的紫荊」雕塑

中國賀禮[編輯]

1997年香港回歸時,中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送贈賀禮予香港特別行政區。賀禮包括刺繡、陶瓷、漆器、掛毯、木雕和石雕等。為慶祝香港回歸中國15周年,香港文化博物館於2012年6月20日至2013年2月25日展出其中五件的回歸賀禮,包括:中央人民政府贈送的雕塑「永遠盛開的紫荊」、海南省贈送的貝雕「天涯共此時」、吉林省贈送的松花硯「松花紫荊情繫根」、黑龍江省贈送的福桃花瓶「紫荊歸春」、山西省贈送的「應縣木塔模型」[60]

國際反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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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1997年3月18日,中華民國立法院制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62條,同年4月2日中華民國總統公布。[61]6月19日,行政院令發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涉及香港部分,定於7月1日施行。[62]

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 – Hong Kong Policy Act),又稱為《香港關係法》(P.L no. 102-383m 106 Stat. 1448)[63],是一部由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的,關於香港在1997年7月1日結束英國殖民管治,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之後,美國政府重新釐定對港政策的法案。根據此法案,美國政府將繼續把香港視作一個在政治經濟貿易政策方面與中國大陸完全不同的地區,並在對外政策上把香港特區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區別對待。

美國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1997年4月15日演講表示,「全世界將以希望與關切的複雜情緒,注視著香港重回中國的版圖。美國支持此一基於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宣言的轉變,其條件是香港仍保持高度自治及目前的生活方式與基本自由」,以及「決定應英國與中國政府的邀請,代表美國參加七月的交接典禮。」[64]

參見[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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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引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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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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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