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爾-咸美頓決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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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美頓與伯爾決鬥（ J.Mund作於1902年）

伯爾-咸美頓決鬥（英語：Burr-Hamilton Duel），是指1804年7月11日於新澤西州的威霍肯，前美國財政部長亞歷山大·咸美頓與時任美國副總統的阿龍·伯爾進行的一次決鬥[1]。伯爾給了咸美頓致命一槍，咸美頓被帶回了曼哈頓的威廉姆貝爾德家中，第二天凌晨兩點去世。

背景[編輯]

伯爾-咸美頓決鬥是美國政治史上最有名的恩怨衝突，主要產生於兩人長期的政治意見分歧。1804年，伯爾作為參議員參加紐約州州長的競選，而咸美頓所控制的媒體卻極力詆毀伯爾的名譽，緊張的氣氛達到頂點，最終以決鬥收場。伯爾在這場決鬥中倖存下來，並被指控謀殺罪，但最終卻還是被赦免了。由於這場決鬥，社會輿論對伯爾本人的批評也愈加尖銳，可以說正是此次事件導致了他政治生命的結束。同時，聯邦黨則先是就由於約翰·亞當斯在1800年的總統競選失利而實力受挫，現在又因為咸美頓的去世而雪上加霜。

幸運的是，這場決鬥也同時給聯邦黨人與民主共和黨人長時間的衝突畫上了句號。兩黨之間的衝突始於1791年，當時伯爾從菲利普·斯凱勒（時任財長的咸美頓之岳父）手中獲得了參議院席位，導致聯邦黨競選團隊在1800年中陷入僵局。此時咸美頓在眾議院中使用政治手段使托馬斯·傑斐遜獲得了總統提名，而伯爾則只成為了副總統。《費城曙光》刊登了咸美頓之前所寫的一本小冊子的摘要，即著名的「一封關於美國總統約翰·亞當斯公眾表現與個人品行的來信——亞歷山大·咸美頓」[2]，這份文件對於亞當斯有頗多指責，但是史學家們認為，咸美頓當時寫完只想在私下流傳。有一種說法是伯爾泄漏了這份文件，但沒有足夠的證據。

咸美頓對於伯爾的敵意很深，這在咸美頓與他的朋友詹姆斯·麥克亨利的私人書信往來中有記載。下面這段話來自於1801年1月4日的一封書信中，信中可見他當時的痛苦：

  • 「沒有任何事情能夠給我帶來如此之大的煩惱——聯邦黨正在考慮支持伯爾當選總統。我應該考慮執行這個決定，以表示我對於這個國家的衷心，也最終證實了聯邦黨人整個計劃的失敗。伯爾先生也許會遵照約定，但是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會偷偷的嘲笑，並且也有可能會為了他個人的目的而不顧一切。」[3]

在此不久之後一封更長的信中，咸美頓詳細的表述了他與伯爾諸多方面的不同，稱他為「極度的享樂主義者和酒色之徒」，「為荷蘭土地公司的利益服務的腐敗分子」等等。[3]

當1804年的競選逐漸明朗，傑斐遜的選票數量明顯超過伯爾。於是伯爾作為獨立參選人去參選紐約州的州長。咸美頓以全身心的投入與伯爾展開競爭，這使得伯爾輸給了摩根馬·路易斯（咸美頓支持的民主共和黨人）。

伯爾與咸美頓在此之前都曾有過決鬥的經歷。咸美頓經歷過10次以上的決鬥，分別是與威廉姆·戈登（英語：William Gordon (New Hampshire politician)）（1779）、阿德諾斯·伯克（英語：Aedanus Burke）（1790）、約翰·弗朗西斯·摩西（英語：John Francis Mercer）（1792-1793）、詹姆斯·尼克爾森（英語：James Nicholson (naval officer)）（1795）、詹姆斯·門羅（1797）、以及埃比尼澤·珀迪/喬治·克林頓（1804）。他還在約翰·勞倫斯（英語：John Laurens）與查爾斯·李的1778年的決鬥中作為勞倫斯的助手，在約翰·阿德霍與威廉姆·皮爾森（英語：William Pierce (politician)）[4]的1787年決鬥中擔任過委託人。此外，咸美頓稱在與伯爾決鬥之前有過一次關乎個人榮譽的爭論[5]，伯爾聲稱有過兩次。[6]

此外，咸美頓的兒子菲利普（英語：Philip Hamilton）在1801年11月23日與喬治·埃克的決鬥中被殺害。原因是菲利普與他的朋友理查德·普萊斯在公園劇院的埃克的包廂中有挑釁行為[7]。這件事情起因是埃克在1801年7月3日作了一個批評咸美頓的演講。菲利普與他的朋友無法接受埃克稱他們為地痞無賴，而向埃克發出挑戰。在決鬥中前四次開槍都落空了，咸美頓建議他的兒子不要開槍。然而，菲利普卻還是舉起了槍。見到對手舉槍，埃克也立即開槍，使菲利普受到了致命傷。這場決鬥應該對於咸美頓的心理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1800年競選[編輯]

1800年總統競選時，伯爾與咸美頓第一次公開持相反意見。伯爾與托馬斯·傑弗遜一起代表民主共和黨參選，與他們競爭的是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選舉時可以投兩個人的票，得票第二的人當選為副總統。因此，為了最大化選票數並同時決定總統和副總統人選，民主共和黨計劃在他們所控制的73個選舉人中，72個人投票給傑弗遜與伯爾兩人，剩下一個人投票給傑弗遜一人，但最終沒有按照計劃執行，傑弗遜與伯爾都得到了73票。

候選人 政黨 家鄉 得票
托馬斯·傑佛遜 民主共和黨 佛吉尼亞州 73
阿龍·伯爾 民主共和黨 紐約州 73
約翰·亞當斯 聯邦黨 馬薩諸塞州 65
查爾斯·皮科尼 聯邦黨 南卡羅來納州 64
約翰·傑 聯邦黨 紐約州 1

根據美國憲法的規定，沒有參選人贏得多數選票，選舉就將在眾議院中進行，而眾議院則是由美國聯邦黨所控制的，其中絕大多數人都很不情願的給傑弗遜投票了。咸美頓認為伯爾比傑弗遜更加危險可怕，於是用他的影響力確保了傑弗遜的當選。在第36輪投票中，傑弗遜獲得了總統席位，而伯爾則如咸美頓所願，成為了副總統。

查爾斯·庫珀的信件[編輯]

1803年4月24日，一封原本是查爾斯·庫珀寄給美國參議員菲利普·斯凱勒（咸美頓的岳父[8]）的信件被刊登在了奧爾巴尼記錄表上（Albany Register），全文是關於反對伯爾候選資格的[9]。庫珀的信件印證了之前的庫珀本人的說法「咸美頓將軍與肯特法官一致認為伯爾是一個危險人物，不應該得到政府的信賴。」庫珀繼續強調他「可以在政治晚宴上更加詳細地描述咸美頓將軍是如何說伯爾是一個卑鄙小人的種種觀點」[10]。

對於這種說法，伯爾簡潔地回答「不會輕易否認庫珀言論的有效性」。與此同時，咸美頓在5月20日的時候，對此事進行了長篇的回覆，他表示他不對庫珀的言論負責（但並沒有反駁庫珀引用他的那些言論），他同時表示如果庫珀還不滿意的話，他仍會容忍庫珀的所作所為。

伯爾在6月21日的回信中說：「政治的分歧不會使一位真正的紳士產生任何動搖，這是出於對於維護法律榮譽的需要，也是出於對於規則的尊重。」咸美頓則回覆說「他對此沒有新的答案，還是老一套」[11]。這封信在6月22日送到了納撒尼爾·彭德爾頓處，直到25日才到達伯爾手中[11]。延誤是由於彭德爾頓與范尼斯之間的一些談判協商造成的，彭德爾頓寫了如下的話：

  • 咸美頓將軍說他其實也不相信庫珀所說的那些含沙射影的話，但提到了奧爾巴尼，去年冬天，在泰勒家裏的對話（在那裏，庫珀和咸美頓均在場）。咸美頓將軍不能夠清楚地回憶起當時談話的細節了，所以也不能重複這段對話。然而表述的方式雖然被忘記了，但觀點還部分記得；但是咸美頓能夠回想起來的也就是一些對於伯爾上校的政治主張的評價，期待他競選州長的時候能夠有所表現，而沒有對於他個人品質和行為的評價[12]。

咸美頓的第二封信，由彭德爾頓提供的，有如下言語「關於牽涉到伯爾上校的有關咸美頓的談話內容，我會提供一個坦誠的公告」這份證明不被接受，伯爾提出了正式的起訴，而咸美頓接受了[13]。

後續的歷史學家認為這場決鬥的原因淺顯易懂，並且認為要麼是咸美頓自殺，要麼是伯爾蓄意謀殺[14]。托馬斯·佛萊明認為，伯爾為了回應在他1804年參加競選時所受到關於他人格上的誹謗，很想嘗試着通過與咸美頓進行決鬥而恢復他的名譽；同時，咸美頓是他認為在那些誹謗者當中唯一的「紳士」[15]。

決鬥[編輯]

1804年7月11日天剛破曉，阿倫·伯爾和亞歷山大·咸美頓分別坐船從曼哈頓出發，順着哈得遜河到達新澤西州的威霍肯高地。這裏曾是一個頗受歡迎的決鬥地點，位於聳立的帕利塞德峭壁[16]之下。咸美頓和伯爾之所以選擇在新澤西州，是因為雖然在紐約州和新澤西州都明確規定禁止任何決鬥行為，但紐約州對決鬥這項罪行的懲戒更加嚴格（這塊高地上自1700到1845年之間，曾經發生過18場著名的決鬥[17]）。為了讓參與這次決鬥的工作者不會被以參與決鬥的罪名起訴，這次決鬥的組織保證了所有的目擊證人都有能夠在事後推卸責任的豁免權。例如，決鬥使用的手槍使用皮箱運抵，因此帆船上的水手（他們目擊了之後的決鬥的過程）可以在被起訴需要推卸責任時起誓時說「自己從來沒有見到任何手槍」而不必自責[18]。

清晨六點半，阿倫·伯爾、威廉·P·范尼斯（伯爾的助手）、馬修·L·戴維斯和另一個人（一般認為是薩繆爾·斯瓦特沃特）一起，與他們的划槳手們首先到達了決鬥地點。隨後，伯爾和范尼斯開始清理決鬥地點的雜草。咸美頓、法官納撒尼爾·彭德爾頓（咸美頓的助手）以及醫生大衛·霍薩克，在七點之前也到達了場地。雙方的助手需要通過抽籤來決定誰先選擇地點，誰先開始決鬥。兩次抽籤都是咸美頓的助手贏了。他選擇了岩架上較高的一側，面對着城市。對方則是較低的一方，背對着城市[19]。然而有些歷史學家，包括作家約瑟夫·艾利斯都表示，由於咸美頓是被挑戰方，因此不需要助手抽籤，而是咸美頓自行選擇了北方和上游的地點[20]。

所有第一手的資料都表明，這次決鬥總共有兩次開火。然而，咸美頓和伯爾的助手對於這兩次開火之間的間隔時間有不同的描述。在那個時代的決鬥場上有這樣一種可能性，雙方如果都選擇首先向地上開一槍來證明自己視死如歸的勇氣，那麼決鬥就允許在雙方互相認可對方的勇氣之下自然終止，這當然是一種皆大歡喜的結局。這次的決鬥卻並沒有按照這條路線走下去：一些資料表明，咸美頓明顯是首先開火的一方，並且打空了，子彈飛入空中。這次開槍是刻意進行的勇氣證明還是想取對方性命的關鍵一槍，已然無法獲知，但伯爾卻默認為咸美頓已經浪費掉了一槍。伯爾於是進行了回擊，子彈擊中了咸美頓的右側下腹部。槍彈擊中並壓裂了咸美頓的第二或第三塊弓肋，對他的內臟器官，特別是肝臟和膈造成了極大的殺傷，最終打入腰椎。根據彭德爾頓的記錄，咸美頓當時直接傾倒在地，手槍不由自主地滑落，同時伯爾靜默地走向咸美頓（彭德爾頓認為伯爾此時可能充滿了悔意）。由於划槳手們聚集了上來，為了安全起見，范尼斯用雨傘擋着伯爾離開了決鬥場地[21]。

其實誰首先開火併不清楚。為了遵循這次決鬥事先安排的豁免調查的協定，即可以讓所有參與決鬥活動的人可以起誓「並沒有看到任何人開火」，所以兩個助手都是背對着決鬥場地。經歷了很多對這次決鬥真相的探索和研究活動，歷史學家約瑟夫·艾利斯給出了一個假設：

  • 咸美頓確實是首先開火的，並且也是有意識開火。但是他其實有意打偏了這一槍。他將這一槍打高，對準了伯爾身後的樹。這樣他就確實可以被看做是浪費掉了一次機會。他這樣做是為了遵守決鬥之前的誓詞。同時，伯爾自然沒有看到過他決鬥前的日記和誓詞，因此他所知道的只是咸美頓打出的彈丸從他身邊「嗖」地一下經過，打中了自己身後的樹木。根據決鬥的默認規則判斷，伯爾認為自己在對方想要取自己性命卻打偏的情況下，可以正當地開槍殺死咸美頓。

關於第一槍是誰開的爭議一直存在，有的史學家認為，伯爾開了致命的第一槍，之後的一聲槍響只是咸美頓無意識的開火，自然沒有擊中目標[22]。

醫生大衛·霍薩克的描述[編輯]

大衛·霍薩克是決鬥現場的醫生，大約是決鬥結束後一個月的8月17日，他筆錄了自己的描述。霍薩克證實，他只看到了咸美頓和兩個助手消失在樹叢中，聽到兩聲槍響之後，他聽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於是迅速趕到現場，看到咸美頓倒在血泊之中。霍薩克同時證實了他當時並沒有看到伯爾。因為伯爾當時被助手范尼斯用雨傘遮擋着離開了現場[23]。在霍薩克給威廉·科爾曼的一封信上，霍薩克醫生進行了比較詳細的描述：

  • 當我趕到時，他已經嚴重受傷。當時，他坐在地上，由彭德爾頓的胳膊支撐着身體。我永遠無法忘記他將逝之時的面容。他強撐着最後一刻的力氣對我說：「這一定是致命傷了，醫生。」之後他便如沉船一般，感覺不到一點生命的氣息。我立即解開他的制服，很快發現了子彈穿過身體，創傷了他的數個至關重要的器官。他的脈搏已經逐漸無法感知了，呼吸也完全停止了。我的手在他心臟之前，感知不到任何的律動。他將會無可挽回地離開人世。儘管如此，我與彭德爾頓還是立即把他帶到了水邊，抓住這最後可能使他的精神有所振奮的機會。我們把他抬到河邊，駁船船員幫我們把他抬到了船上，並立即開船。這期間我依然看不到他有任何會得以生還的跡象。於是我盡力地擦着氨水摩擦着他的臉、嘴唇和太陽穴，並且在他的胸前、脖子、手腕、手掌甚至嘴裏都抹上了一些。[24]

醫生大衛·霍薩克提到講述幾分鐘之後，咸美頓由於氨水或者由於新鮮空氣而醒過來一段時間。霍薩克這樣敘述：

  •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剛好看到了裝手槍的皮箱。他盯着他剛才拿着的那把說：「注意那支槍，那槍還留有子彈，仍然充滿殺傷力，可能會走火造成傷害，彭德爾頓知道的，（他努力轉過頭去看着彭德爾頓）我沒有想過對他開火。」「是的」彭德爾頓先生說道，「霍薩克醫生已經知道了你的意願。」咸美頓閉上了雙眼，之後除了回答我的一些問題之外，沒有說太多話。他問到了我是如何找到他的脈搏的，並且告訴我他的四肢已經完全失去了知覺。他提到，自己對生還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24]。

關於這次決鬥發佈的聲明[編輯]

彭德爾頓和范尼斯對這次決鬥事件發佈了一個聲明。這個聲明對於決鬥的規則和所發生的事件進行了說明，並強調決鬥雙方當時都完全可以開火。當第一次開火結束後，對方的助手會數三聲，之後對手才可以開火，或是放棄行動[25]。彭德爾頓和范尼斯沒有達成一致的是，到底是誰開了第一槍，但能夠達成一致的是兩個人確實都開了槍，並且這兩槍在短短的幾秒之內發生。（這也是必然的結果，因為彭德爾頓和范尼斯都沒有提到當時進行了倒數計時）[25]。

彭德爾頓修訂的聲明基於他在咸美頓死後對決鬥現場的調查，他努力想要找出咸美頓的子彈到底打到了哪兒。聲明是這樣的：

  • ……確定了子彈穿過了一株雪松的樹枝，在距離地面的垂直距離大概12.5英尺高的地方，距離咸美頓站立地點的水平距離是13到14英尺遠。大概偏離了從咸美頓到伯爾這條直線4英尺[26]。

咸美頓的意圖[編輯]

在「與阿倫·伯爾決鬥聲明」里，咸美頓在決鬥前夜[27]寫的一封信表明，他自己極力反對「決鬥」這種行為。不只是因為這種行為在實踐中並不能夠公平地實施，更重要的是由於宗教信仰的原因。他繼續提到：

  • 我已經決定，如果我們這次會面能夠使上帝給我這樣一次機會，使我浪費掉自己第一次的開火，我想我會連第二發子彈也不會發射[28]。

之後當伯爾了解到他的這些聲明後卻說：「如果這是真的話，他就太可鄙了。」[29]

除此之外，咸美頓被打成致命傷並恢復了一段意識的時候，曾經告訴霍薩克醫生，他的槍仍然有子彈，並且說了「彭德爾頓知道，我沒有想過對他開火」這樣的話。這是對「咸美頓沒有開火」這種說法的一個證據，這種說法主張咸美頓遵守了之前的誓言，只是在受傷之後無意識地按下了扳機開火[26]。

然而現代的歷史學家就咸美頓之前這個誓言的可靠性在多少程度上能夠代表他的真實想法上產生了爭論，如果這是他意圖徹底永久地摧毀伯爾的名聲而故意使用的計謀，有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咸美頓在決鬥場上可能刻意去惹怒了伯爾，特別是歷史學家歐戈頓的一種看法：

  • 咸美頓做了一系列挑釁的動作導致了之後致命的結果，例如當他們在場地上時，咸美頓要求暫時停止，為了整理他的眼鏡，並緩緩地，反反覆覆地沿着手槍的準星看，以測試他的目標[30]。

同時，還有咸美頓對決鬥手槍的刻意選擇（這把手槍曾經在5年前咸美頓的妹夫與阿倫·伯爾的一次決鬥中，將伯爾外衣上的一隻紐扣擊落）等證據，都使得最近很多歷史學家重新對這次情景和咸美頓的真實意圖進行研究。隨後對咸美頓手槍的一些研究揭示了一些事實：咸美頓使用的手槍中有「微力扳機」[31]的特性，即很容易就可以觸發的一種扳機，這會使得手槍的瞄準精度效果有顯著的提高，咸美頓應當對微力扳機的使用並不熟悉，因而使得手槍過早地、巧合地觸發，從而造成了他的第一次開火，這可能解釋了咸美頓將子彈打偏到空中的原因。

伯爾的意圖[編輯]

伯爾一直被認為是一個糟糕的射擊手。但毫無疑問的是，他會從咸美頓的流血犧牲中獲取最大的滿足[32]。據說在決鬥之後的那個下午，伯爾提到，如果不是因為晨間的霧氣，他一定能夠擊中咸美頓的心臟[33]。根據著名的英國哲學家邊沁所說（他與伯爾在1808年於英格蘭見面），伯爾曾經聲明自己對殺掉咸美頓的能力有相當的自信。邊沁評價說：伯爾只比一個謀殺者強一點點[34]。

然而伯爾在步入晚年之時提到：

  • 我若是讀斯特恩的作品多些，讀伏爾泰的作品少些的話，我將會理解到，我和咸美頓之間的天地其實很寬[35]。

但也有些證據認為在此之前咸美頓才更需要想開一些，如果他能夠對針對伯爾所謂「更加卑劣的意見[36]」進行道歉，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然而雙方都沒有能夠以更加寬容的態度對待這些衝突，雙方最終都被捲入了這場決鬥，並且都想通過這場決鬥證明自己的榮耀[37]。

當伯爾看到咸美頓的子彈從自己頭上飛過時，並不了解咸美頓的意圖（正如現在的很多歷史學家一樣），不能確定咸美頓是刻意放棄了這次開火還是僅僅打偏了目標，根據決鬥的默認規則，伯爾認為咸美頓對自己充滿敵意，因此對其進行射擊。

伯爾自然知道咸美頓故意公開反對自己1800年的參選。咸美頓曾秘密聲明反對自己。例如他寫給最高法院大法官拉特利奇的一封私信的附件中，咸美頓就曾對伯爾的人格有所懷疑，附件中提到：

  • …強烈地懷疑伯爾曾在與荷蘭公司的接洽中舞弊…他的朋友們也不能信任他的誠信…他集結和僱傭了很多流氓無賴…他為了追求自身權利的至高無上…等等可能都會最終導致他的篡位奪權。[38]

關於手槍[編輯]

有些人將咸美頓打偏這件事歸罪於他所使用的「沃格頓決鬥手槍」的設計上（這兩把手槍都留存至今），這種手槍有微力扳機的特性能夠給決鬥帶來優勢，因為它能對開動扳機的動作更加敏感，減少了開槍本身所使用的時間，而使用者可以決定是否啟用該特性；根據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安德魯·伯斯丁和南希·艾森伯格的觀點，「這對手槍比一般的決鬥手槍的槍管都要大，並且有一個秘密的微力扳機特性，因此更加致命」[39][40]，他們總結道「咸美頓在決鬥中故意留給了自己一個不公平的優勢，並為此付出了最慘痛的代價」[39]。

有些人認為咸美頓對這些武器是熟悉的，他應該知道並且能夠駕馭微力扳機。然而當彭德爾頓在決鬥前問起他是否能夠使用微力扳機時，他卻說「這次不用」[19]。

這對手槍本來是屬於咸美頓的妹夫約翰·巴克·切奇。他曾與咸美頓和伯爾在商業活動上合作過。這把槍曾經在1799年切奇和伯爾的決鬥中使用過，那場決鬥兩個人都沒有受傷[41]。阿倫·伯爾曾聲明過這次決鬥的手槍提供者是自己，因此這對手槍其實是伯爾自己的[42]。咸美頓的傳記編纂者羅恩·切爾諾同意這個觀點[43]。

1801年，咸美頓的兒子飛利浦曾經用切奇的這對手槍與George I. Eacker決鬥。與他父親幾年後的遭遇一樣，菲利浦死於這場決鬥。直到19世紀末，這對手槍一直寄存在切奇在貝爾維迪爾的房產中[44]。1930年，這對手槍賣給了現屬於摩根大通公司旗下的曼哈頓大通銀行。

劫後餘波[編輯]

受到致命傷害的咸美頓於次日去世了。因為他是聖公會教徒，他被安葬於位於曼哈頓的三一教堂。古弗尼爾·莫里斯，前駐法國大使、前紐約州聯邦參議員及咸美頓的政治盟友，在他的葬禮上致了悼詞，並且成立了私人基金來支持他的妻兒。

伯爾受到了來自紐約和新澤西州的謀殺訴訟，但是訴訟都沒有得到最後的審判。在新澤西州的博爾根市，大陪審團指控伯爾在1804年11月謀殺[16]。然而，新澤西高級法院由於奧格登[45]上校的請求撤銷了指控。伯爾潛逃到他女兒與家人居住的南卡羅來納州，接着又回到了華盛頓來完成他的副總統任期。他以天使般的尊嚴與公正和魔鬼般的嚴厲主持了塞繆爾·蔡斯彈劾審判案。在1805年3月伯爾真誠的告別演說感動了許多曾經嚴厲批評過他的參議員[46]。

伯爾政治生涯結束後，來到了美國西部。後來一些計劃宣稱他與一些人試圖建立一個新的獨立王國，從路易斯安那州分裂出來。曾經與伯爾共事的詹姆斯威爾金森將軍向傑佛遜總統控訴了他的想法。這次對伯爾的控告導致了他以叛國罪被逮捕與審判。儘管伯爾最終被無罪釋放，他的名聲卻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以至於不得不在歐洲過一段日子。1812年，他回到了紐約，重操法律事務舊業，度過了相對身份低微的餘生。

紀念碑[編輯]

這場決鬥的首個紀念碑是1806年由聖安德魯公會建造的。咸美頓曾經是這個公會的一員。這是一個14英尺大理石紀念碑，[47]紀念碑由火紅骨灰瓮的方尖碑，以及一個引有賀拉斯的牌匾組成，周圍是鐵柵欄。由於之後仍有決鬥在此地繼續進行，紀念碑慢慢地被肆意摧殘以及移動，以至於到1820年所剩無幾。然而紀念牌匾倖存下來，在一個垃圾站被發現並被轉移到曼哈頓的紐約歷史協會，至今還在那裏保存[48]。

1820年到1857年間，兩人站立的決鬥地點分別被以二人名字命名的石頭標記着。同時在咸美頓受到致命傷後躺倒的地點還有一個刻有銘文的大圓石，一直保存了下來。然而這個圓石只剩下旅遊者們的刻畫，而且也並沒有關於這場決鬥的記錄證實該圓石的軼聞。1870年，由於鐵路的修建經過此地，該圓石被拉到壁岩的頂部[49]。1894年圓石的四周建立鐵柵欄，補上了咸美頓的半身像和一個牌匾。1934年10月14日，半身像被文物破壞者從岩壁上扔掉，而且後來一直沒有找到。1935年7月12日，新的半身像運往該地點，並存留至今[50]。

在20世紀80年代，牌匾被偷走，匾上文本的縮略版被刻在圓石左邊的凹痕上。一直保存到20世紀90年代，一個花崗岩基座加在了圓石的前面，半身像也被移到了基座頂端， 新的標識也在決鬥200周年的紀念日2004年7月11日刻寫在基座上[51]。

紐約州反決鬥運動[編輯]

在這場決鬥之後，一場反決鬥運動開始了。雷明頓諾特（被咸美頓的岳父菲利普·斯凱勒供奉的奧爾巴尼教堂牧師）發表了一個著名的佈道，並很快以「1804年7月29日，發表在奧爾巴尼市北荷蘭教堂的演講，由亞里山大咸美頓將軍令人遺憾的永遠去世引起的」題目被印刷出版。1806年，萊曼比徹也發表了反決鬥佈道，於1809年被紐約市反決鬥協會翻印了。

大眾文化[編輯]

著名的「Got Milk」系列廣告的第一部作品便利用了這個素材作為創意。劇情發生在一個類似博物館倉庫的環境中，廣告主人公是一個館員（或者收藏家）模樣的人，他正在一邊吃早餐一邊聽歷史問答的廣播節目，主持人隨機撥打電話，如果應答者給出正確答案，則獎勵一萬美金。問題是「誰在那場著名的決鬥中射殺了亞歷山大·咸美頓？」鏡頭掃過倉庫中咸美頓、伯爾的畫像、決鬥用的手槍、子彈等相關藏品，暗示該問題對於主人公而言應該手到擒來。電話正巧撥到主人公這裏，他拿起電話，輕鬆給出答案「阿龍·伯爾」。但由於被麵包噎住，發音含糊不清，主持人聽不懂，當他想要倒出牛奶幫助吞下食物時，卻發現牛奶已經耗盡，以至於錯過了這本該輕鬆到手的一萬美元[52][53]。該廣告由當時尚未成名的米高貝在1993年執導。音樂劇《咸美頓》則在Got Milk廣告的基礎上重新演繹了一支廣告用以推廣該劇，主人公由該劇阿龍·伯爾的扮演者Leslie Odom Jr.飾演。[54]

在2005年，一個名為 「慵懶星期日」的說唱音樂碟里包含這樣一句「到處都是咸美頓家族」（10美元的標誌是咸美頓頭像）。藉此來諷刺1998年Puff Daddy的「到處都是本傑明家族」（100美元的標誌是本傑明·富蘭克林頭像）。對這個歷史性的決鬥結果進行了戲劇性的聯想發揮[55][56]。

2006年一個名為「決鬥禮儀」的即興表演戲劇團體在波士頓表演了這場決鬥[57]。

接下來的2008年，這場決鬥故事再次商業化。這次是在《正直的公民》這部電視劇中，米高代拉飾演咸美頓，展示的是咸美頓故意沒有射中伯爾的情形[58]。

2015年，音樂劇作家和表演家林-曼努爾·米蘭達創作的音樂劇《咸美頓》，敘述了咸美頓的一生。該演出的第一段最早在2009年在白宮為奧巴馬總統演出[59]。

註釋[編輯]

  1. ^ "Today in History: July 1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Library of Congress. Retrieved 2007-04-23.
  2. ^ Marcus, Maeva, and James R. Perry.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9–180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Google Books link)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3. ^ 3.0 3.1 Bernard C. Steiner and James McHenry,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McHenry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Cleveland: Burrows Brothers Co.,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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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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