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力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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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
拉斐爾《雅典學院》中的柏拉圖 (1509–1511)
柏拉圖對話錄

註：1對該對話錄是否爲僞作存在爭議／2該對話錄被公認爲僞作
寓言與比喻
相關條目

克力同篇（古希臘語：Κρίτων Krítōn）為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所寫的一篇著名對話，內容為蘇格拉底與其追隨者雅典富人克力同（英語：Crito of Alopece）的對話，兩人談及政治責任的根源及本質。對話發生於蘇格拉底的申辯後，當時蘇格拉底因蠱惑和不虔誠罪名遭判死刑，克力同於此篇對話中試圖說服蘇格拉底逃離監禁流亡。

在這篇對話錄中，蘇格拉底認為不能用惡對抗自己所遭受的非正義，他試圖用擬人化的雅典證明這一觀點，隨後拒絕了克力同為幫助他逃跑而提供的金錢資助。對話錄包含了政府作為社會契約的早期描述。在近代的討論中，人們常以此篇為例，探討無條件遵循社會律法的合理性。

簡介[編輯]

克力同關於逃離的論據[編輯]

  1. 雅典的人民將認為蘇格拉底的跟隨者不肯花錢解救蘇格拉底。[1]
  2. 蘇格拉底在別的城市（包括色薩利）可以得到支持，逃亡並不是一個壞的選擇。[2]
  3. 當蘇格拉底有機會逃脫時不逃脫，這是在背叛自己並幫助他的敵人。蘇格拉底挑選了「較簡單的路」，而非克力同所認為的勇敢榮耀高尚的路，那便是逃離這死刑。[2]
  4. 蘇格拉底的家庭，他的妻子與三個孩子，將失去他們的父親，以及他能提供的教育。[3]

蘇格拉底的回應[編輯]

  1. 大眾的意見對於他的決定並不重要，因為眾人作為一個整體是不明智的。[4]
  2. 背叛他自己對於他的決定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逃亡這件事情是否正當。[5]
  3. 他不會對敵人屈服，逃離死刑代表蘇格拉底懼怕他們。[6]
  4. 逃避死刑將會是對他孩子有不好的榜樣。[3]

法律的論據[編輯]

後來，蘇格拉底提供了擬人化的雅典法律四條論據，來向克力同顯示他不應該逃跑。[7]

  1. 我們（雅典）是你的雙親
  2. 我們是你的撫養者（提供教育）
  3. 蘇格拉底同意尊從我們（這是社會契約的早期表述）
  4. 無論蘇格拉底去哪裏，將都會被視為腐敗的力量

這些也基於先前他與克力同達成共識的論據：對他人作惡永遠不是對的，即使他們已對你作惡。根據這一準則（蘇格拉底說他自己及其追隨者會遵守），對他的城市作惡將是不正當的，即便城市對他作惡。如果蘇格拉底逃跑了，他將在顯示，有足夠錢的人就可以逃避任何法律，這樣他將對養育他的城市作惡，就象對父親作惡一樣。

哲學解讀[編輯]

《克力同篇》強調了推理的作用，主張推理是理解道德的唯一標準。與柏拉圖其它作品中的蘇格拉底形象不同，在這篇對話錄中，蘇格拉底對認識論持有一種更為客觀的立場，他對來自某一學科專家的觀點有更加開放的態度。[8]法律的道德與政治意義在此篇中鮮有討論，法律被擬人化來解釋蘇格拉底的選擇。

社會契約[編輯]

法律的擬人化與柏拉圖所持有的，對雅典政府與機構的批評態度背道而馳。國家要求公民對其忠誠，這是一種社會契約理論，它需要公民與國家之間達成共識，並理解作為一個公民所要求具備的準則。在當時的雅典，一個人只有通過Dokimasia（英語：Dokimasia）測試才可成為其公民，公民身份不是與生俱來的，[9][10]這篇對話錄也提到了這個測試。[11]

律法主義[編輯]

對話錄中最有爭議的部分是蘇格拉底作為人類所持有的律法主義（英語：Legalism (Western philosophy)）觀點。該觀點認為，作為一個社會中的公民，假如他沒有能力去修改這些法律，那麼他就應該遵循它們來維持「公正」。對於不願生活在這些法律統治之下的人而言，最好的選擇是移居他國，以這種方式來實現他們希望的道德生活。[12]儘管蘇格拉底最終並沒有接受流亡的請求，但他認為這種行為是合理的，因為法庭審判員曾建議他這樣做，並且他也認為自己所受的裁決並不公正。

自由與威權主義解讀[編輯]

桑德琳·伯格斯（英語：Sandrine Bergès）對書中國家與個人之間的協議及其引申出的共同責任做出了自由主義的解讀。立法為雅典公民提供了生活的基礎，創造了利於他們繁榮發展的環境，因此公民認為自己應當忠於法律。在蘇格拉底眼中，繁榮意味着性格的形成，而好的性格是達成美德的先決條件。在此意義上，個人與政府的關係可類比為孩子與父母的關係，父母有義務教育自己的孩子，使其成為品德良好的人，而孩子則以他的服從作為回報。如果法律促進了公民的美德，那麼它應當得到尊重。也就是說，作為「父母」一方的實體首先需要履行自己的職責，才有資格獲得服從。那麼，在蘇格拉底受審的情形中，是上述原理，而非審判本身的公正性讓他服從法律的裁決，若非如此，就不再有遵從法律的義務了。[13]

根據理查德·克勞特（英語：Richard Kraut）的說法，法律需要伴隨有許多額外的努力才能使其得到尊重，否則公民不服從就是被允許的。然而，一些批評者認為這個觀點無法從對話中推斷出來。相反，在本文的情形中，各類定罪嘗試都以失敗告終，最終要求無條件地服從法律。[14][15][16]

對法律擬人化的自由主義解釋一直存在爭議，而近來一種從「威權主義」出發的自由觀點得到了研究者的青睞。這種觀點認為，法律的擬人化需要在威權的語境中作出解釋，而蘇格拉底自身的立場與這其中隱含的意義並非相等。也就是說，雖然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為這種專制律法作出了辯護，但他的價值觀念與自己通過擬人化所表達的東西並非一致。

即使蘇格拉底稱讚了法律的推理能力，但這並不意味着他認同法律作出的所有結論。他與法律的共識僅僅在於最終的結論——也即對流亡的拒斥——但他並不認同法律得出這個結論的方式。那麼也就是說，蘇格拉底對法律擬人化的道德理解並非嚴肅，而是一種諷刺。[17]

在對話末尾，蘇格拉底將他對擬人化法律的情感比作「像崇奉渠貝壘女神的人在狂熱中如聞笛聲」[18]，這與以往那個堅定的尋求哲學邏輯推理的蘇格拉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柏拉圖筆下，作為哲學家的蘇格拉底是理性的，他對強烈的情感始終保持克制。這種對比顯示出法律激進的、暗示性的要求與蘇格拉底的哲學立場之間存在衝突。因此，蘇格拉底表達的態度與他在《申辯篇》中的態度一致，是一種諷刺的情緒，在申辯時，蘇格拉底曾說，那些控訴者的說服性語言幾乎使他迷失自我。[19][20]

羅斯林·韋斯對此觀點提出了一個更加激進的看法，韋斯認為雖然克力同是蘇格拉底的好友，他了解蘇格拉底的道德傾向，但他的言行顯示出他並不是一個哲學家。[21]這就是蘇格拉底將法律擬人化的原因，韋斯說，威權主義的象徵為了讓克力同理解為什麼逃亡是一個錯誤的選擇。在對話中，克力同表示自己無法跟上蘇格拉底哲學討論的步伐，而後蘇格拉底向他闡述了法律擬人化的理解，韋斯認為這可以為她的觀點作出一些證明。作為進一步的說明，韋斯指出，蘇格拉底把這些尊重、贊同法律的言語稱為一個演講者的言論。而這似乎就暗示了蘇格拉底對此的反對意見，因為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通常拒斥修辭，認為這是一種不誠實的、操縱性的說服方式。[21]

托馬斯·亞歷山大·斯勒扎克也認為，蘇格拉底的演說並非他真實的哲學觀點，而只是為了照顧到克力同的理解水平。斯勒扎克認為真正促使蘇格拉底放棄逃亡的理由並不在本篇，而是在《斐多篇》。蘇格拉底曾在許多場合敘述靈魂的概念，但在這篇對話錄中，他卻避免使用「靈魂」一詞，因為很顯然，克力同無法接受靈魂不死的假設。[22]

大衛·博斯托克（英語：David Bostock (philosopher)）提出，威權主義正是柏拉圖想要在《克力同篇》中想要表達的觀點。在後來的作品中，柏拉圖認識到這一立場存在的問題，並修改了他的觀點。[23]其他一些評論家支持傳統的解釋，即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的立場與他的敘述相符。[24]

合法性與倫理自恰[編輯]

一些研究者認為，《申辯篇》與《克力同篇》之間存在有意的修辭差異。[25]在《申辯篇》中，蘇格拉底聲稱他並不服從要求他放棄哲學的法庭判決，放棄哲學甚至比死亡更痛苦，這種判決是不公正的。[26]

米高·羅斯指出這兩篇對話之間並沒有不一致的地方，他認為兩篇對話位於不同的系統之中，應以不同的方式作出衡量。[27]蘇格拉底在《申辯篇》中的論點是從純粹的自然理論出發的，因為禁止哲學並不存在有任何的法律基礎，也不存在法庭強制實施的依據。[28]

意大利哲學史家馬里奧·蒙托里和喬瓦尼·雷亞爾則認為這種差異的原因在於寫作時間。[29]《申辯篇》寫於蘇格拉底受審後不久，柏拉圖基本如實報告了蘇格拉底的言論，而《克力同篇》的作成日期較晚，其中可能加入了柏拉圖自己的觀點。[30]

消失的靈魂[編輯]

在該篇對話錄中，靈魂的概念神秘消失了。弗朗西斯·康福德（英語：F. M. Cornford）曾說，靈魂和理型構成了柏拉圖學說的兩大支柱。[31]《克力同篇》似乎對靈魂持有很深的不確定性，文中蘇格拉底在敘述個人體內存在的正義與邪惡時曾暗示了靈魂的存在，但他甚至沒有將這個東西稱作靈魂。[32]這個問題持續了多個世紀，學者們傾向於認為，寫作這篇對話時，柏拉圖還未完成靈魂本質的理解工作，他還不確定靈魂是自我運動者、生命的本質（驅動身體），亦或是道德屬性的攜帶者（塑造心靈）。[33]大衛·克勞斯考察了前柏拉圖時期文學作品（來自詭辯家、自然哲學家、悲喜劇人物、醫學家）中靈魂的概念，他得出柏拉圖是首個將各種靈魂特性組織成一個統一概念的，但直到他寫作《克力同篇》的法律擬人化部分之前，靈魂的概念並未受到他的重視，缺乏靈魂認識的克力同正是早期柏拉圖思想的寫照。[34]坎貝爾認同柏拉圖最早集合了靈魂的各類特徵，但他認為柏拉圖首先發展出的是靈魂的心理概念，《斐多篇》等早期對話錄的讀者可以明顯的觀察到靈魂在不同角色之間的搖擺，當時的柏拉圖認為靈魂是一個思想者兼運動者，因為它通過思想來移動事物。[35]

影響[編輯]

古典與中世紀[編輯]

羅馬哲學家西塞羅將《克力同篇》闡釋為公民應當對國家負有義務，這種義務的根源在於他們對國家的感激。[36]

在反柏拉圖主義的學派里，這篇對話錄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評價。哲學家阿特納奧斯認為，柏拉圖寫作《克力同篇》的目的是為了攻擊克力同（英語：Crito of Alopece）本人，[37]克力同沒有表現出哲學上的才能，於是讀者也可以預料到他並不能提出適當的論點。另一位反柏拉圖主義哲學家，伊比鳩魯學派的伊多墨紐斯（英語：Idomeneus of Lampsacus）說，蘇格拉底的流亡計劃是埃斯基尼（英語：Aeschines of Sphettus）提出的，但柏拉圖把提出者的名字換成了克力同，因為他不喜歡埃斯基尼。[38]

現代早期[編輯]

《克力同篇》最早的手稿來自於公元895年的拜占庭。[39]很久以來，這部對話錄並不為拉丁語世界所知，但伊斯蘭世界一直在翻譯這部文稿。[40]西方世界在文藝復興時期重新發現了《克力同篇》，首個拉丁文譯本由意大利人文學者和政治家李奧納度·布倫尼於1410年完成。布倫尼對自己的首個譯本並不滿意，於是他又着手創作另一個版本，後一個譯本完成於1427年。布倫尼對擬人化的法律所提出的論點十分讚賞，他在自己的作品《De militia》中借用了這些論點。[41]里努喬·達·卡斯蒂廖內對布倫尼的譯本進行了修訂。[42]馬爾西利奧·費奇諾是第三位人文譯者，他於1484年在佛羅倫薩出版了自己的譯本。[43]希臘文的第一版於1513年9月在威尼斯由阿爾杜斯·馬努提烏斯出版，它被收錄在馬庫斯·穆蘇魯斯（英語：Marcus Musurus）出版的《柏拉圖作品全集》中。[44]

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引述《克力同篇》是唯一一部包含了公民對國家的默示忠誠的古代文本，[45]他認為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以輝格主義方式建立了社會契約，並影響到了從托利黨中觀察到的消極服從。[46]

現代[編輯]

文學性[編輯]

克力同篇曾受到文學分析家保羅·肖雷（英語：Paul Shorey）[47]、威廉·格思里（英語：William Guthrie (historian)）[48]和托馬斯·亞歷山大·斯勒扎克的讚賞，斯勒扎克認為這篇對話的「演說、論證和角色得到了完美的統一」。翻譯家和哲學家弗里德里希·施萊爾馬赫在他譯本的序言中寫道，這篇對話不是柏拉圖空想出來的，而是他實際進行過的。[49]

哲學性[編輯]

語言學家烏爾里希·馮·維拉莫維茨-默倫多夫認為《克力同篇》並不具備哲學性。[50]據他所言，這篇對話「教導公民他們所負的責任，但這種教導不是抽象的，而是蘇格拉底式的，雅典式的」。[51]加布里埃爾·但澤指出，對話錄中的蘇格拉底是個「令人尷尬的良順公民」，他認為柏拉圖試圖藉此證明蘇格拉底屬於「那些不關心哲學的良好公民」。[52]但澤還補充說，在當代文學中，柏拉圖常被學者們認為是只關心如何讓讀者理解蘇格拉底，而不是為了哲學的呈現與證明普遍的原則。奧洛夫·吉貢（英語：Olof Gigon）將這篇對話視為一個大哲學家的輕鬆作品。[53]儘管如此，據哲學家雷金納德·E·艾倫的說法，這篇對話仍被視為與中國哲學中法家思想同等重要的西方代表作。赫爾穆特·福萊肖（英語：Hellmut Flashar）認為，儘管《克力同篇》為讀者們顯現的表象如此，但對話深處卻另有他意，所以對這個文本的理解或許比直觀所見更加困難。[54]

根據奧地利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說法，《克力同篇》是歷史中真實蘇格拉底的寫照，這篇作品可能應蘇格拉底本人的要求而作。《克力同篇》與《申辯篇》共同構成了蘇格拉底最後的遺願。被定罪的蘇格拉底選擇留在雅典，因為他有着作為一個雅典公民的美德與忠誠。如果蘇格拉底遵循克力同的建議逃離雅典，那麼他也就破壞了他所效忠的國家的制度基礎。[55]

彼得·斯洛特戴克（英語：Peter Sloterdijk）說，《克力同篇》是「哲學之初最卓越的文本」之一，柏拉圖用它創立了 "尋找真理的新方法"。書中的克力同是這個世界的捍衛者，他對抗導師的死亡，他扮演了一個「一半荒唐、一半動人的角色」。對蘇格拉底而言，生命是一堂課，因此他 「把他的最後一口氣變成了爭論，以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小時作為論證」。[56]

參見[編輯]

參考書目[編輯]

  • 柏拉圖; 王太慶(譯). 《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 商務印書館. 1983. ISBN 978-710002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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