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为唐宋两代改革文章体裁的运动，主要目的在于扭转写作骈文的风气，改为学习三代两汉的古文。
唐朝的骈文过度要求排比、对偶、用典以及格律，缺乏实用价值，于是唐初陈子昂、张说等人开始提倡复古的言论，同时期的文人，例如李华和萧颖士等也开始排斥骈俪浮华的风气，这段时期可以称为古文运动的先驱时期。
词源[编辑]
以“运动”二字表达唐宋两代古文的复兴，首见于胡适1928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到1931年，胡云翼《中国文学史》首次提到“古文运动”一词，从此广泛使用。但也有部分学者不赞同使用此称呼。[1]
唐代[编辑]
兴起原因[编辑]
自魏晋南北朝骈文大行，文风绮靡，侧重形式，忽略内容，须恢复秦朝、汉代的古文，即古代的散文。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等提倡诗文复古改革，为韩、柳的古文运动作好准备，为古文运动之先驱，而韩愈、柳宗元正式开始。
安史乱后唐朝国势衰落，藩镇割据，宦官弄权，故韩愈、柳宗元主张古文运动以移风易俗，巩固王室。当时佛、道二教盛行，不事生产，韩愈以捍卫儒家道统为己任，以古文排斥佛老。
发展[编辑]
酝酿期[编辑]
初唐陈子昂提倡汉魏风骨，萧颖士和李华提出“宗经”、“说道”和“尚简”；韩会和柳冕提出文章的教化作用，独孤及提出“文师两汉”，梁肃教人要“敦古风”，元结主张为文“救世励俗”，都为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作准备。
韩愈、柳宗元[编辑]
贞元、元和年间，韩愈、柳宗元加入从事古文写作，由于有理论有创作，故有成就。附和者有李靓、欧阳詹、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人。韩愈有自信，百折不回，
韩愈主张思想复古、文学复古，以复古道为目的，复古文为手段，而所谓“道”，是指儒家的道。韩愈在继承的基础上，亦有所创造和革新，主张学古文“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
柳宗元论文意见，与韩愈不尽相同，但反六朝与复古的观点却一致。柳宗元所谓的“道”，比韩愈更广泛。柳宗元散文创作成果斐然，是古文运动有力的支持者。
余绪[编辑]
李翱、皇甫湜继续倡古文，其后又有孙樵、刘蜕等人继承余绪，但已步入衰落期，不如之前兴盛。
主张[编辑]
韩愈主张文以“载道”之思想（然此一名词至周敦颐始正式提出），宣扬儒道，攘斥佛、老，“破骈为散”，反对六朝以来的骈文文风，主张恢复三代两汉自然质朴的文体，“言贵独到”，“词必己出”，要“文从字顺”，唯陈言之务去。
影响[编辑]
韩愈、柳宗元提倡平浅质朴的散文，使空虚华美的骈文遭受打击而一度衰落。韩、柳诸人致力于古文创作，使唐代的古文得到很好成绩；元稹、白居易一派的社会诗，也受他们理论的影响。古文运动也影响唐代传奇的发展。
唐代古文运动直接影响到宋代古文运动，而其对散文的影响则远及清代。由于重视古文，经史遂成为文学的正统。但过于偏重文学的实际作用，而轻视艺术的生命与美的价值，造成后世形成厚古薄今的观念。
宋代[编辑]
兴起原因[编辑]
骈文在宋初再度流行刺激了宋代古文运动的复兴。韩愈、柳宗元以后唐代散文衰落，李翱过于重道，但他的文章不足以继续领导风气；皇甫湜则使散文走上怪僻艰涩之途。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等人专事雕章琢句，六朝风气又盛行起来。宋初文风绮靡，文人多写歌功颂德、华而不实的骈文。宋真宗时，西昆派更重视雕章丽句。另一方面，宋代尊王攘夷思想与哲理风气兴起，也是推动古文运动盛行的因素之一。
发展[编辑]
宋代古文运动可分两阶段。第一阶段的鼓吹者有石介、柳开、孙复、穆修、尹洙和王禹偁，主张有明道、致用、尊韩、重散体及反西昆体五点。
第二阶段以欧阳脩为领导者，主张文道并重，先道后文，除理论外他还有优秀的作品，支持者有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及曾巩，最终使古文运动走向成功。
影响[编辑]
宋代古文运动阻遏纤巧绮靡文风的流行，反对艰涩怪僻，建立了平易流畅的文章风格，使散文更具表达力和生命力。宋代古文运动并主张文道合一，建立古文的正统地位，也影响了散赋。古文成为文章正宗，直至清末。
注释[编辑]
- ^ 东英寿：《复古与创新》，页110。
参考书目[编辑]
- 佐藤一郎著，赵善嘉译：《中国文章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副岛一郎著，王宜瑗译：《气与士风——唐宋古文的进程与背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东英寿著，王振宇等译：《复古与创新——欧阳修散文与古文复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坂田新著，张季琳译：〈诗之序议考——关于古文复兴运动的另一面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