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拉丁语：Reformatio，德语：Reformation）是指天主教在16世纪至17世纪的教派分裂及改革运动，也是新教形成的开端，主要由马丁·路德、加尔文、慈运理、亨利八世等神学家与政治领袖发起。1517年，路德发表的《九十五条论纲》引发了宗教改革的开始，即德意志宗教改革。
虽然先于路德就已经有一些较大的改革运动，早先批评天主教会的有识之士为约翰·威克里夫、扬·胡斯等先驱，15世纪扬·胡斯创立的弟兄合一会（或波西米亚弟兄会，在德意志宗教改革之前），可说是新教的先驱。
但大多数人认为宗教改革开始于1517年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结束于1648年签订西发里亚和约结束三十年战争。最大的新教教会是路德会（主要在德意志、波罗的海地区和斯堪的纳维亚）和喀尔文派（主要在法国、瑞士、荷兰和苏格兰）。除这两大阵营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改革团体存在。
天主教会在特伦托会议召开后发起了被后世称为“反宗教改革”的自省运动，做为对宗教改革的回应及自省，而在这时期成立的耶稣会更是此自省运动的先锋。一般而言，北欧国家转为新教，南欧国家仍旧信仰天主教，教廷联合法国、西班牙及奥地利王室加以压制新教徒，中欧则成为双方激烈冲突的场所，甚至升级为全面的宗教战争。
改革者反对当时罗马天主教会的教条、仪式、领导和教会组织结构。在他们的努力下，成立了新的国家性的改革派教会。早期的一些发生在欧洲的事件（如黑死病的蔓延和天主教会大分裂）侵蚀了人们对天主教会和教宗的信仰，但教义上的歧见才是引发宗教改革的关键。其他一些因素（如文艺复兴思想的传播、古腾堡发行的西方活字印刷术、东罗马帝国的灭亡）也都促成了新教的创立。
宗教改革的先锋[编辑]
- 教会历史上重要的改革，简言之，都主要是教义的改革而非制度的改革。更严谨的说，即便是制度改革，也多是奠基于教义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自初期之基督教会时的改革家就是护教士，如游斯丁（c.100-165）、特土良、革利免、伊纳爵（c.35-107）、坡旅甲（c.70-156）等。
- 新约圣经的第一位编辑马克安，因将二元论融入基督信仰中，325年的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马克安派被判为异端，而《圣经》的正典亦同时被确立。
- 九世纪中叶，为要证明当时教宗所宣布的主权是早在数世纪前就实行的假文献“伪西多尔教令集”出现时，就有改革的呼声，只是后来被镇压。十二世纪又有法国的瓦勒度派反对炼狱说，强调平信徒可上台讲道，教士的言论并非完全无误等，声势相当浩大。虽遭到教宗视为异端，予以破门或罢黜，但他们至今仍然存在于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山区，成为十二世纪前，反对罗马教会的硕果。
- 1376年英国的卢多倭教区长兼王室神学顾问约翰·威克里夫，眼见时任教宗格列高利十一世生活奢靡，教会因争竞摆拜金而腐败，便在牛津公开指责教会的主决者。世俗事务由上帝派政府管理，教宗不应干涉。他获得英国朝野的拥护，为免被教宗捉办，继续推动改革，1377年又宣称圣经是信仰唯一根据，教会唯一律法。接着他将《圣经》译成英格兰地方语（1384年完成，1388年修订），1440年左右古腾堡活字印刷才成熟商业化，那时英格兰地方语只能是靠手抄写，因而这部圣经的影响有局限性。他又主张“平民主权”即教会应以平民信徒为中心，而非教宗；但可有一人遵照圣经总揽相关事务，否则便是敌基督。并要二人一组出外传道，但非终身职。英国黑死病流行时，他被保守派归咎拿办。他的追随者被称为罗拉德派，后受英王亨利四世，五世摧毁殆尽，幸因理查二世娶波希米亚公主而再传入波希米亚。
- 扬·胡斯是波希米亚布拉格大学校长兼任主教，因阅读威克里夫的著作后深受感动，也开始作类似的言论，起初大受波希米亚朝野赞赏，后因严词指责出售赎罪券是违反圣经的可憎行为，在1409年比萨会议被教宗定罪，1414年赴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后被拘留，次年七月六日被处以火刑，引起波希米亚反教廷的胡斯战争，一直到十五世纪才结束[2]。
宗教改革的背景[编辑]
宗教改革本来是一次思想的大变革，但也引发了社会、政治、军事的大冲突，其出现与当时的许多背景因素有关系。
原文圣经的发行[编辑]
1453年奥斯曼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由拜占庭逃亡到西欧的学者们带来了大量的古代经典，其中包括希腊文原文的圣经。伊拉斯谟校订出版了《新约圣经》的希腊文原文版。马丁路德研究希腊文圣经，认识到圣经里面讲的是“因信称义”，而不是拉丁文翻译的“因信成义”，这对他是很大的触动。
印刷术的出现[编辑]
德意志的古腾堡对铅活字版印刷的发明带来了资讯革命，推动了宗教改革的迅猛发展。宗教改革以前，圣经只能由圣职人员阅读。一般信徒无法阅读圣经，只能完全听信各地神父对经典与教义的解释。然而在1456年古腾堡在美茵兹的印刷厂印刷了一本拉丁文圣经，之后更多的人能够自己阅读圣经，自己思考，带来对教会解释的质疑。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者的文章通过印刷发行迅速传递到各地，宗教改革的思想迅速传播[3]。印刷术使政治、社会、宗教和科学的思想更快更广地流通，大约在1500年，差不多有4万种书在欧洲14个国家中发行，而德意志和意大利则占三分之二。
人文主义[编辑]
在15世纪出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重视教育，重视思考、研究，这对宗教改革和同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当时的人文主义并没有怀疑神的意思，但确实带来了对教会传统、对教会权柄的质疑。1524至1525年间，鹿特丹的人文思想家兼神学家伊拉斯莫斯，就人是否有自由意志的议题与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展开激烈的论战，从此划分了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与宗教改革者的界限。[4]人文主义发展到后来对神产生怀疑，不过那要到启蒙主义时期才渐显端倪。
教会的腐败[编辑]
中古世纪的人民主要的心灵依靠几乎只有宗教信仰，对于外在的教会礼规非常重视。随着工商的发展，教会也坐拥庞大的教产，这样的富裕使神职人员的道德松懈，教会中的丑闻不断的发生。许多的高级神职人员的职位都是以金钱而不是道德换来的。有时教会为了纾解财政方面的负担，经营酒店赌场，公然贩卖赎罪券，并声称能以之赎回炼狱之刑。一些高级神职人员甚至卷入性丑闻，其中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活和其于1501年10月30日主持的栗子宴会可以算是性丑闻的代表事件。[5]虽然意大利本土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蓬勃发展，以及圣伯尔纳定等教士的努力，并未对天主教义与教会产生太多的不满，但是在意大利之外的地区，逐渐对代表意大利人势力的天主教会高层产生不满，特别是在1418年亚维侬分裂结束之后，更加深了这样的情势。这些腐败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者对教会权柄的质疑，腐败带来的许多社会矛盾遇上宗教改革的导火索就演变成社会运动和武装冲突。
宗教与政治密切联系[编辑]
中世纪的宗教与政治密切联系。罗马教会积极参与政治，教宗为神圣罗马皇帝加冕，派代表参加议会，亲自推动十字军东征，教会与政府在经济上也有许多纠葛。世俗国家的王公们也很自然地也介入宗教的事务，他们建立教堂、修道院，出兵支持十字军。这种密切联系的后果是信仰的问题马上演化成为政治问题，并进而产生军事问题。宗教改革过程中，各级世俗政权纷纷表明立场，并且使用政治、外交、军事的力量支持自己的立场，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支持罗马教宗，发布诏书通缉马丁·路德；德意志萨克森的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又称智者腓特烈，同情新教，但一生都信天主教）则是马丁·路德最坚定的支持者，让路德逃过教宗的火刑架；慈运理在苏黎士成立政教合一的新教政府，并亲自戎装上阵捍卫自己的信仰（最后不幸战死）；英国亨利八世因为教宗不同意他离婚，宣布脱离罗马教廷而成立圣公宗，成为英国的国教，但为人务实的亨利，除了增加王权以外，对信条与教条上的改革并不重视。
工商业复兴的影响[编辑]
中古世纪的欧洲大致分为皇室，教士、贵族还有骑士的上等阶级，跟农奴以及平民组成的下等阶级。随着工商业的复兴创造出了一个新的阶级──中产阶级，大多由平民商人所组成的中产阶级发展出了完善的商业组织如行会和银行等中产阶级主导的机构。但是民生问题也随之而来，像贫富差距以及阶级对立等等。人民除了要对政府纳税，教会的各项圣礼，仪式等等也都要付费。这些社会的矛盾与信仰的矛盾混合在一起，引发社会运动和战争。
宗教改革的过程与重要人物[编辑]
马丁·路德[编辑]
马丁·路德
九十五条论纲
马丁·路德在埃尔福特大学获文学硕士，又学了半年法律。接着入修道院苦行，1507年获立为司祭。1512年获威登堡大学神学院博士，随即教授《圣经》曾讲授诗篇（1513~1515）、罗马书（1515~1516）、加拉太书（1516~1517）和希伯来书（1517~1518）。他是德意志地区最早用德文对照新旧约原文授课的教授之一。然而他继续依然按照天主教法典潜心苦修，结果，使他更加强烈的不能满意于“新路”的观点。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到内心的平安。直到有一天他在研读《圣经》时，看到“义人必因信得生”[6]时，突然觉醒到原来人的得救－只是因该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以及神的恩赐，其他一切善行都不能保证使人得以“称义”。他这信念也在获得同校一些教授的支持，加上亲眼看到人们受骗购买赎罪券的情形，又耳闻教会买卖圣职的丑事，他开始攻击教会出售赎罪券的做法。1517年10月31日他将批判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威登堡大学的教堂门口。由于当天恰巧是重要节庆诸圣节前夕，使得很多人看到张贴的内容。[来源请求]当时古腾堡活字印刷术已经商业化超过两个世代，因而印刷的文字两周后传遍全德意志；四周后各种译文传遍全西欧。1521年1月3日利奥十世终于下令将路德处以破门律，驱逐出教。其实，路德原本只希望改革教廷一部分腐败的制度，既遭破门，即自行独立建教，不再承认教廷，许多人随路德起来开山立派，总称为“更正教”或“新教”，与之相对的罗马公教则称为旧教。他直接建立的教会是为“路德会”，又称“信义宗”，并仍保留《圣经》中没有明文禁止的教会传统。[7][8]
慈运理[编辑]
乌利希·慈运理生于瑞士维尔德豪斯，在巴塞尔、伯恩及维也纳受教育。慈运理在维也纳就读大学，当时候的维也纳大学正在推行教育改革。当时在人文主义者采尔蒂斯等人的领导下，促使大学接受了人文主义者的改革。随后，他又在巴赛尔大学内，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强化了他对人文主义的立场。于瑞士东部接受区牧的职务，在1519年成为苏黎士教会的牧师。慈氏精通各种语言，将无论是希伯来文、希腊文或是拉丁文等圣典，翻译成苏黎士的当地语言，后来，苏黎士市议会决定了圣经改革方案，成为官方政策。在1525年苏黎士市议会废止弥撒，改由慈运理的圣餐版本替代。[9]改教的主题是教会内道德的重整，他开始攻击赎罪券，且是有计划性的攻击。在圣礼上他更有自己的主张：圣餐是一项纪念耶稣基督的仪式，仅是象征性；基督不在圣餐之中。这点与路德有很大的不同，致使慈运理于1529年在马尔堡会议中与信义宗分道扬镳，于是各宗派再度分裂一次。在慈运理受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影响，积极参与苏黎士这个城市的宗教改革，[10]由于在瑞士是联邦体系，是由一个又一个城市所组成的，而苏黎士又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城市，所以慈运理认为从此城开始，若成功，则改革将会如火如荼地展开。同时由于慈运理采较宽容的态度，使得许多苏黎士人民纷纷响应，在慈运理带领之下逐渐脱离了罗马公教的管辖。但就在1531年慈运理作为随军牧师，在一场战役中阵亡，虽由他的助理起而代之，但整个改革运动就逐渐转移至瑞士的另一个城市日内瓦。[11]虽然慈运理已殒命，不过他的学说在东瑞士甚至奥地利，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12][13]慈运理所留下的神学思想、礼仪还有教会制度，至今仍影响着许多新教教会，如重洗派。
加尔文[编辑]
约翰·加尔文生于法国巴黎的瓦兹，在巴黎大学研究神学三年，后又学习法律，成为一位律师。1536年，他出版《基督教要义》一书，随即到瑞士的日内瓦。但他的改革教会提案未被接纳，且被驱逐出境。经数年潜心研究，1541年他再返日内瓦，得到欢迎，并治理当地教会二十三年，日内瓦被称为“新教的罗马”，而加尔文则被称为“新教的教皇”。加尔文主张预选说：人得救与否完全是神所预定的，但又不愿让信众沈沦于宿命论，因此某种程度上仍要做出一些行动，故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对自己负责，他认为虔诚的信仰与完美的德行是每一个将要得救的基督徒的义务，既然审判日需要等待，此间他们应该在世间努力工作以荣神益人。加尔文的工作为上教义，受到许多工商业者欢迎，成为新教主流，并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尔文派或称归正宗，其中有结盟宗、长老会、公理会等各个教会，以长老会的发展最为蓬勃。
亨利八世[编辑]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早期坚定支持天主教，自称“信仰的捍卫者”，反对马丁·路德等神学家推行的新教，后为要与王后凯瑟琳向宗座请求伯多禄特恩即婚姻无效“并非离婚”，因为当时政治关系受拒于教宗克莱孟七世，因此1534年开始揭开反天主教的大纛，并使英国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创立英国国教会，与罗马旧教的教义和仪式几乎一模一样，并无二致，只是英国国王代替教宗成为宗派的领导人。直到其子爱德华六世即位后，在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的摄政下，圣公会开始正式改革教义与礼仪，包括颁行《四十二条信经》和《爱德华六世公祷书》，并因受到清教徒的影响，现在教义介于天主教与加尔文宗之间。
宗教改革的意义[编辑]
在宗教改革之前，罗马天主教会不仅控制了普通民众的思想，还高高凌驾于世俗君权之上。宗教改革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独大局面，衍生了许多不同的新教教派，并和不同民族的国家相结合，使各个王国迅速发展壮大。例如，英国的圣公会的建立使英国的民族国家和君主专制得到强化，为后来的英国内战奠定了社会基础。欧洲的各个国家也因为各自的宗教信仰而加强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的精神凝聚力。
虽然宗教改革派进行改革的初衷只是反对罗马天主教会，而脱离教廷的新教国家成立新的国教，以同样的手段去打压甚至杀害天主教徒。但是这场改革无形中给欧洲带来了自由、宽容的新气息，从最初对不同信仰的包容到后来对不同政见的包容，这场宗教改革促进了欧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进步。[14]后来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后引申的政教分离，以及自由主义也是受宗教改革的影响。
宗教改革同时是标志了东西方基督教间力量平衡的改变，在西方基督教成为改革对象时，也对受东正教影响的传统临近地区产生翻转效应，成为时代早期播撒文明和引导开化的目标，透过接收来自改革后的基督教和印刷本，是标志这些地方的中世纪终结以及近代早期的开始[15]。
宗教改革的余波[编辑]
- 宗教战争 – 欧洲各宗教改革运动历经许多流血战事，如1610年亨利四世遇刺驾崩，法国再度内战，新教信徒大量逃亡。1618年德国路德派因不满《奥格斯堡和约》被毁，由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领导，与国内天主教信徒交战了三十年，亦即三十年战争。直到1648年签订《西伐利亚和约》，双方才和平相处。又如1568年荷兰北部的加尔文派信徒因反旧教与其统治者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镇压，爆发了北方省反抗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直到1648年才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签订《明斯特和约》，终获独立建国与信仰自由。各国的宗教战争中，常夹杂经济和政治利益等的争执。从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中期的逾三百年战争，欧洲人口大量减少，经济衰退，直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各国终于逐渐地体认久战俱伤的教训，才开始采取宗教宽容政策。
- 在英格兰宗教改革后的英国国教，还带着不少罗马公教色彩，许多受加尔文派影响的英国基督徒（清教徒），想再加以改革，使成更合乎《圣经》的信仰，却受到欲恢复旧教的国王查理一世迫害。于是许多人逃至北美洲新大陆，即后来独立的美国，并爆发1640年-1649年的内战，史称“清教徒改革”。清教徒获胜后，新教团体获相当自由的发展，直到1685年新国王詹姆士二世又想恢复旧教及专制政治。再经1688年没有流血的“光荣革命”，终于使英国此年成为欧洲第一个保障新教和天主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即使英国圣公会至今仍具国教的地位，英国君主仍是英国圣公会的首长。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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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麦格夫. 《宗教改革運動思潮》. 由蔡锦图 等翻译. 香港: 基道出版社. 2006: 19–20页 （中文（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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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會內部的腐化. 中古欧洲的基督教会与教士. 中华民国教育部历史文化学习网. 2004~2012 [201303]. [永久失效链接]
- ^ 《与罗马人书》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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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iefel, James P. (1990), But isn't that Catholic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麦格夫. 《宗教改革運動思潮》. 蔡锦图等译. 香港: 基道出版社. 2006: 126–129页.
- ^ 卢龙光等. 《基督教聖經與神學詞典》. 香港: 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 2003: 561页.
- ^ 李振群. 《透視2000－宗教改革與近代教會（卷三）》. 马来西亚: 协传培训中心. 1999: 51页.
- ^ 郝伯尔，李林静芝. 《歷史的軌跡—二千年教會史》. 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86: 226–228页.
- ^ 麦葛福着. 《基督教神學手冊》. 刘良淑、王瑞琦译. 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8: 84页.
- ^ 赵林. 《在上帝与牛顿之间》.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7: 83–84页. ISBN 978-7-5060-2771-7.
- ^ 斯奈德, 蒂莫西(美). 民族的重建：波蘭、烏克蘭、立陶宛、白俄羅斯，1569—1999.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ISBN 9787305221644.
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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