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勒内·埃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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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埃贝尔
国民公会代表
任期
1792年9月20日—1794年3月23日
个人资料
出生雅克-勒内·埃贝尔
(1757-11-15)1757年11月15日
 法国阿朗松
逝世1794年3月24日(1794岁—03—24)(36岁)
 法国巴黎
死因断头台
国籍 法国
政党雅各宾俱乐部(1789年至1792年)
科德利埃俱乐部(1792年至1794年)
其他政党山岳党 (1792至1794年)
配偶玛丽·玛格丽特·弗朗索瓦丝·埃贝尔英语Marie Marguerite Françoise Hébert1792年结婚)
儿女西皮翁-弗吉尼亚·埃贝尔(Scipion-Virginia Hébert ,1793年-1830年)
父母父:雅克·埃贝尔(Jacques Hébert,?-1766)
母:玛格丽特·拉伯奈什·德·乌德雷(Marguerite La Beunaiche de Houdré,1727年至1787年)
居住地 法国巴黎
职业记者,作家,出版商,政治家
签名

雅克·勒内·埃贝尔(法语:Jacques-René Hébert法语发音:[ʒak ʁəne ebɛʁ];1757年11月15日—1794年3月24日)是法兰西大革命时期的一名记者,创办并编辑极端激进的《迪歇纳老爹报法语Le Père Duchesne (Révolution française)》。[1]他的追随者通常被称为埃贝尔派,他自己有时也以他的报纸为名,自称为“迪歇纳老爹”。在《迪歇纳老爹报》这一象征法国人民的形象化的名称下,在不同时期曾经出版了一些政治讽刺报纸:在1790—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1848年,即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在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方向,但这些报纸在每个阶段都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情绪。在1871年,报纸经常使用这样一个副报头:“迪歇纳老爹勃然大怒”(La Grande Colère du Père Duchene)。

早年生活[编辑]

Young Jacques Hébert
1780年,在巴黎的23岁埃贝尔。

1757年11月15日,他在出生于阿朗松 。他父亲是雅克·埃贝尔(Jacques Hébert,?-1766),母亲是玛格丽特·拉伯奈什·德·乌德雷(Marguerite La Beunaiche de Houdré, 1727年至1787年)。他父亲曾是金匠,主审法官和副总领事。雅克·勒内·埃贝尔在阿朗松学院学习法律,然后在阿朗松的事务律师实习作为文员,当时他因对克卢埃医师的诉讼破产了。埃贝尔先出逃到卢昂,然后是巴黎。他经历了一阵子经济困顿的时期,在巴黎的胡桃街法语Rue des Noyers (Paris)当理发师支持生活。在那里,他找到了综艺剧院的工作,他在业余时间写剧本,却从来没有上演。他因偷窃被解雇。然后,他加入了巫医的工作。据说,他靠权宜手段和诈骗为生。

1789年,他开始写他的“魔术幻灯,或是贵族的末日”(la Lanterne magique ou le Fléau des Aristocrates)小册子,此后,也出版了几本小册子。1790年,经由他出版的小册子,受到关注,并在1791年成为科德利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迪歇纳老爹报》[编辑]

埃贝尔的影响力主要来自1790年到1794年,在他的定期刊物《迪歇纳老爹报法语Le Père Duchesne (Révolution française)》的文章。1790年9月,首次出版《迪歇纳老爹报》在他的人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他睿智妙语撰写的论战文章,但也是暴力和刻薄的,并且故意倾向粗口俗语的措辞,以迎合无套裤汉的习惯。街头小贩会大声叫卖:“今天迪歇纳老爹非常生气愤怒!”(Il est bougrement en colère aujourd’hui le père Duchesne!)。他们写作叙事风格是以迪歇纳老爹第一人称的观点,并且经常包含虚拟人物和法兰西君主或政府官员之间对话的故事。[2]

《迪歇纳老爹报》的外观以直立唅著烟斗,戴着自由帽老头的造型,和贵族的礼服及头冠形成鲜明对比。[3] 这使法兰西的普罗大众更容易联系到这个造型,增强了他的文字感染力度。

起初,在1790年至1791年,《迪歇纳老爹报》支持君主立宪制,甚至于更青睐国王路易十六,而对拉法耶特侯爵有意见。他的这一时期强烈攻击的的目标是让-西弗兰·莫里英语Jean-Sifrein Maury,教皇权威强大的护卫者并且是教士的公民组织法主要反对者。

国王路易十六的出逃失败后,他的语调显著变为冷酷强硬。自1792年起,巴黎公社和战争部长让-尼古拉·帕什及后来的让·巴蒂斯特·诺埃尔·布绍特英语Jean Baptiste Noël Bouchotte购买几千份《迪歇纳老爹报》,免费向公众开放和部队分发。

1785年揭露于公众无比荒谬的钻石项链事件,皇后成为被嘲笑的廉价目标后,她就成为所有报纸口径一致的目标。他提到玛丽·安托瓦内特为“否决夫人”(Madame Veto),并讲到路易十六称为“嗜酒和懒惰;一个戴绿帽子的猪”。[4]他对玛丽-安托瓦内特恶毒攻击并非完全出于对皇后的仇恨,至少最初没有。原来,埃贝尔试图不仅要教育他的读者,她是谁,但同时也要唤醒她,她是如何被法兰西普罗大众看待的。许多《迪歇纳老爹报》与她进行的对话是尝试展示她的”花痴”形像或试图请她调整自己的恶行。[5]

“迪歇纳老爹极大的愤怒” (1792)。
“迪歇纳老爹极大的愤怒” (1790)。

革命的角色[编辑]

1791年7月17日,埃贝尔在战神广场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国王路易十六退位,随后遇上拉法耶特侯爵指挥的国民自卫军引起练兵场惨案在。这形成他在革命的心态,而《迪歇纳老爹报》采取了更哀怨的风格与更有效的诉诸普罗大众。《迪歇纳老爹报》开始攻击拉法耶特侯爵米拉波让·西尔万·巴伊。国王路易十六的出逃失败后,他开始既攻击国王路易十六也攻击教皇庇护六世

埃贝尔遇见了他未来的妻子玛丽·古皮尔英语Marie Marguerite Françoise Hébert(1756年-1794年4月13日),教名“天意的姊妹(the Sisters of Providence)”,是圣奥诺雷路上”无玷始胎修会”(the couvent de la Conception)的修女。1792年2月7日解除僧职,36岁的她和35岁的埃贝尔结婚,随后他们有一个女儿,弗吉尼亚-西皮翁·埃贝尔(1793年2月7日-1830年7月13日)。在这期间,埃贝尔过着豪华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婚宴数周,他招待让-尼古拉·帕什,巴黎市长和前战争部长,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喜欢优雅的打扮、然而他环绕自己的美丽事物有如美丽挂毯的饰物——可以对比皮埃尔·加斯帕尔·肖梅特的俭朴生活态度。他从哪里得到了财政资源来支持他的生活方式,不清楚;无论如何,印发成千上万份《迪歇纳老爹报》是让-尼古拉·帕什的指令,以及他与约瑟夫·德洛奈英语Joseph Delaunay——安德烈斯·玛丽亚·德·古斯曼法语Andrés María de Guzmán的情妇和妻子——的关系。

作为科德利埃俱乐部的成员,他是革命的巴黎公社 议员,其中上1792年8月9日和10日的暴动他被派往博讷努韦勒法语Quartier de Bonne-Nouvelle地区的革命派系英语Revolutionary sections of Paris。作为一个公共记者,他支持九月大屠杀。1792年12月22日,他被巴黎公社任命为第二后补检察官,一直到1793年8月支持对吉伦特派的攻击。1793年4月至5月,他随着让-保尔·马拉等人的暴力攻击吉伦特派

1793年2月,他与追随他的资产阶级反对全面限价法令,设定粮食价格上限,理由是会导致囤积并激起怨恨。1793年5月20日,温和多数的国民公会组成的十二人委员会英语Commission of Twelve,计划用来调查和起诉阴谋者。1793年5月24日,在十二人委员会英语Commission of Twelve的催促下,他被逮捕。

但是,埃贝尔及时被警告,在无套裤汉的支援下,三天后国民公会被迫下令释放他。

恐怖统治和去除法兰西基督教运动[编辑]

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间,巴黎各区受到忿激派雅克·鲁和雅克·埃贝尔的鼓励,在国民公会外抗议,要求行政和政治清洗,降低面包固定价格,和仅仅对无套裤汉选举权的限制。得到国民自卫军的支持,他们胁迫国民公会逮捕31名吉伦特派领导人,包括雅克·皮埃尔·布里索。继这些逮捕后,6月10日雅各宾派取得公共安全委员会控制权,建立了革命独裁政体。7月13日,雅各宾领导人之一让-保尔·马拉遭到同情吉伦特派的夏洛特·科黛刺杀而身亡,新闻从业员以他们煽动性的修辞渲染,使雅各宾派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强。[6]乔治·雅克·丹东八月十日事件的领导人,暴力对抗国王,从公共安全委员会 中被排除。 7月27日,被誉为“廉洁”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得以加入,并迅速成为委员会里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委员会也转变为对国内外反革命的敌人采取激进的措施。[7]与此同时,6月24日,国民公会修编完成第一部共和宪法,法兰西1793年宪法。它经由公民投票认可批准,但从未付诸实施; 像其他的法律,它被10月的法令无限期中止,现时法兰西政府是“革命性的,直到得到和平”。最终督政府的宪法是完全不同的。

面对发兰西全境大约六十省或大或小的叛变,第一次反法同盟外国军队入侵,政府最迫切的事务就是战争。8月17日,公会投票通过普遍征兵制,8月23日颁布大规模征兵法令,动员所有公民为战争努力,服役为士兵或参与军需的供应。9月5日,国民公会制度化恐怖统治:系统性且致命的镇压国内感知的敌人。政策实施的结果,是使用暴力镇压并粉碎了对政府的访抗。断头台成了一连串处决的象征:路易十六已在恐怖统治开始前送上断头台;玛丽-安托瓦内特、吉伦特派、奥尔良公爵罗兰夫人和其他许多人在刀刃下失去了生命。[8]革命法庭草率判处数千人的死刑送上断头台,而暴民对其他受害者痛击致死。有时人民因他们的政治见解或行动而死亡,但更多仅为单纯的怀疑理由而受害,其他的或者被挟怨报复。大多数受害者装在开放的农车英语tumbrel随便在运往断头台。车上这些受害者,将通过成群结队男女的嘲弄。

恐怖统治的受害者共计约50,000。这些由革命法庭定罪的人,总数统计约贵族8%,神职人员6%,中产阶级4%,72%为工人或被指称囤积的农民,逃避征兵制逃兵、叛乱和其他所谓的最小的罪行。[9]按这些社会群体统计,罗马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损失,受害的比例最大。

另一个反教权动乱的形成,是因10月24日,革命日历的通过实施。反对罗伯斯庇尔自然神论和“美德共和国”(Republic of Virtue)的概念,埃贝尔和皮埃尔·加斯帕尔·肖梅特无神论的行动,以去除法兰西基督教社会运动为发端的。实行去除基督教主张的方案是针对天主教,最终成为反对所有形式的基督教,包括驱逐神职人员,其中许多人被定罪死刑,封闭教堂、革命机构和公民的礼拜,大规模毁损宗教古迹,取缔公共和私人的崇拜和宗教教育,强迫神职人员结婚和绝弃他们的神职[10] 1793年10月21日颁布的法律,只要见到所有的可疑的祭司和庇护他们的任何人都承担死罪。[10] 11月10日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庆祝“理性”女神的活动达到最高的顶点。因为持不同政见者在现行法律被视为反革命,1794年春天,如埃贝尔极端忿激派和如乔治·雅克·丹东山岳党温和主义英语Modérantisme都被送上断头台。[11]6月7日,罗伯斯庇尔先前曾谴责理性崇拜,倡导新的国教并建议国民公会承认的存在。第二天,举行的自然神论“至上崇拜”仪式了作为革命官方的宗教内容。和埃贝尔的有点受欢迎的节日庆典相比,这个严肃的新”美德宗教”的种种迹象表明其受到巴黎市民的敌视。

与罗伯斯庇尔冲突、被逮捕、定罪和处决[编辑]

攻击吉伦特派成功后,1793年的秋天,他继续攻击他认为太温和的其他人,包括丹东、皮埃尔·菲利普英语Pierre Philippeaux和罗伯斯庇尔。

1794年3月13日夜晚,得到雅各宾派支持的国民公会政府,被激怒,不愿贝特朗·巴雷尔让-马里·科洛·代尔布瓦英语Jean-Marie Collot d'Herbois雅克-尼古拉·俾约-瓦伦反对,最后决定占压,命令逮捕埃贝尔派的领导人,包括在战争部和其他地点的人。

革命法庭对待埃贝尔非常不同于丹东,更像审讯一个小偷而不是一个阴谋家;他的早期诈骗被揭露并鉴定。他与他的共同被告在审讯的第三天被判处死刑。1794年3月24日,他们在断头台被处决。[12]

前往断头台的路上埃贝尔昏晕了几次,当他被安置在断头刀刃下时,歇斯底里地尖叫着。埃贝尔的刽子手调整断头刀刃,使其停在他脖子上方数英寸处逗弄他。[13]在第四次时,才真正实施处决。他的尸体埋在马德莱娜墓地英语Madeleine Cemetery。二十天后,1794年4月13日,他的遗孀被处决,她的尸体被埋在埃朗西斯公墓英语Errancis Cemetery

影响[编辑]

在法兰西大革命中,埃贝尔由于他的《迪歇纳老爹报法语Le Père Duchesne (Révolution française)》对某些政治事件的结果,有强烈的影响力。在革命期间大多数的政治决策,都是小事件随着时间推移的积累,所以《迪歇纳老爹报》影响法兰西普罗大众的能力确实是显著的。

画廊[编辑]

参考[编辑]

  1. ^ Doyle, William.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larendon Press. 1989: 227. ISBN 978-0-19-822781-6 (英语). [Hébert] was himself a journalist... producer of the increasingly popular Père Duchesne 
  2. ^ Sonenscher, Michael. Thesans‐culottesof the Year II: Rethinking the language of labour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Social History. 1984-10, 9 (3): 301–328. ISSN 0307-1022. doi:10.1080/03071028408567599. 
  3. ^ Landes, Joan. "More than Words: The Printing Pres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view of Revolution in Print: The Press in France, by Robert Darton, Daniel Roche; Naissance du Journal Revolutionnaire, by Claude Labrosse, Pierre Retat; La Revolution du Journal, by Pierre Retat; Revolutionary News; The Press in France, by Jeremy D. Popkin.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25 No. 1 (1991): 85-91.
  4. ^ Colwill, Elizabeth. Just Another Citoyenne? Marie-Antoinette on Trial, 1790–1793.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989-10-01, 28 (1): 63–87. ISSN 1477-4569. doi:10.1093/hwj/28.1.63 (英语). 
  5. ^ KAISER, T. E. WHO'S AFRAID OF MARIE-ANTOINETTE? DIPLOMACY, AUSTROPHOBIA AND THE QUEEN. French History. 2000-09-01, 14 (3): 241–271. ISSN 0269-1191. doi:10.1093/fh/14.3.241. 
  6. ^ Bastille Da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rt I): The Ancien Régime and the Storming of the Bastille. Hacienda Publishing. [2020-0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18). 
  7. ^ Faria, Miguel. Bastille Da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rt II: Maximilien Robespierre --- The Incorruptible. Hacienda Publishing. 14 July 2004 [24 October 20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18). 
  8. ^ Rewri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 Part II. Hacienda Publishing. [2020-0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18). 
  9. ^ French Revolution. History.com. 历史频道. [24 October 20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10-14). 
  10. ^ 10.0 10.1 Latreille, A. French Revolution. 新天主教百科全書英语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5 Second Ed. 2003. 盖尔(发行商)英语Gale (publisher): 972–973. ISBN 0-7876-4004-2. 
  11. ^ Rewri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 Part I. Hacienda Publishing. [2020-0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18). 
  12. ^ Doyle (1989); p.270. |"The trial took place on 21–4 March, its result a foregone conclusion. Among those who went to the scaffold with Pere Duchesne on the afternoon of the twenty-fourth were Vincent, Ronsin, and the leader of section Marat, Momoro."
  13. ^ Page 27 BBC History Magazine, September 2015

参考文献[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