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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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學生在一二·九當天的遊行
北京植物園櫻桃溝內的一二九運動紀念亭

一二·九運動,中國大陸稱為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1][2],是指1935年12月9日中國青年發起的反分裂、反割據愛國運動,要求保全中國領土的完整;惟這場運動實際上是中共為解脫在陝北被國民黨圍困的困境,而在背後刻意煽動的。[3]中共成功透過潛伏在清華、燕大和北大的地下共產黨員及他們所設立的組織,煽動學生的愛國熱忱,在國內製造盡快與日本開戰的輿論,迫使國民黨放棄其「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4]胡適等學者曾用了二十多日勸喻學生「安心求學」,可惜以失敗告終。在期間,胡適甚至收到來自一名熱血青年的恐嚇信。[5]

背景[編輯]

日本1931年佔領中國東北後,繼續向華北進發。1933年爆發長城抗戰熱河被日軍佔領。

1935年6 、7月間日本通過《秦土協定》控制察哈爾省,10月指使殷汝耕發動「冀東事變」,在河北省建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李守信德王籌備蒙古軍政府。國民政府遭壓迫下準備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

知識界的反應[編輯]

1935年11月18日胡適蔣夢麟梅貽琦等平津各大學校長教授,聯名公開發表宣言:

近有人假借民意,策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實行賣國陰謀。天津、北平國立學校全體教職員二千百餘人,堅決反對。同時並深信華北全體民眾均一致反對此種運動。中華民國為吾祖先數千年來披荊斬棘艱難創造之遺產,中華民族為四萬萬共同血統,共同歷史,共同語言文化之同胞組成,絕對不容分裂。大義所在,責無旁貸。吾人當以全力向政府及地方當局請求立即制止這種運動。以保領土而維主權。並盼全國同胞一致奮起,共救危亡。[6]

中國共產黨的反應[編輯]

針對當時局勢,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於8月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號召全國軍民團結抗日救國。

1935年8月,中共的外圍組織北平民族武裝自衛會西山召開會議,參加者包括負責人周小舟,和成員彭濤、黃敬、郭明秋、姚依林等人,會上決定發起成立黃河水災賑濟會。賑濟會後在北平特別市政府社會局立案,可公開活動。該組織活動地點設於女一中。通過賑濟會的活動,多個學校的學生被組織起來,共募集了2000多元,除了將部分捐款捐給山東,他們還留下約500元備用,這筆錢後來用於一二·九運動。[7]

準備[編輯]

1937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115師部分幹部在山西孝義碾頭村合影。前排左起:張友清、郭明秋、林月琴、王秉璋,中排左起:林楓、楊尚昆、羅榮桓,後排居中者為115師343旅旅長陳光

11月18日,北平各大中學校學生代表,在中共地下黨的策動下,召開聯席會議,秘密成立「北平大中學校抗日救國學生聯合會」。選舉北平市立女子第一中學18歲女學生郭明秋(共產黨員)為執行主席,清華大學學生姚依林(共產黨員)為秘書長,鏡湖中學學生孫敬文為總交通,東北大學學生鄒魯風為總糾察使,燕京大學學生黃華為總交際。實際領導人為中共河北省委巡視員林楓、中共北平臨委學聯黨團書記彭濤輔仁大學學生)和黃敬北京大學學生)[8]

1935年12月3日,學聯第三次代表會通過發起請願遊行活動,並否認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運動,反對任何脫離中央或類似之華北自治組織。[9]

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學校發表宣言,反對華北「防共自治」,要求國民黨政府討伐殷汝耕,動員全國對敵抵抗,提出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中國華北為核心的九項政治綱領,呼籲停止內戰,共赴國難,團結全國各界民眾,武裝反抗日本侵略者,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而鬥爭。此時傳來冀察政務委員會將於12月9日成立的消息,於是學聯決定將請願活動定於12月9日。

經過[編輯]

1935年12月9日清華大學女學生陸璀在北平西直門外進行抗日演講
1935年12月12日北京大學學生黃敬在北平天橋地區電車上演講

12月9日,他們成立了指揮部,姚依林郭明秋指揮,孫敬文當交通,黃敬在遊行隊伍中指揮,指揮部設於北亞咖啡館,而彭濤則作為此次遊行的實際幕後領導人不在遊行隊伍中露面。由於遊行學生主要來自燕京大學清華大學,他們計劃從這兩所大學出發,逐漸壯大隊伍,但不料當局關閉了西直門,於是遊行學生未能按計劃進城。[10]當時黃敬26歲,經驗更為豐富,但他從獄中獲釋不久,從青島來到北平,在北大數學系就讀,中共黨組織的關係還沒有接上,所以這時還沒有參加北平市委的工作。在遊行中黃敬曾站在有軌電車後面的鐵梯上講演,被記者照了下來公開發表了,這張照片差不多是一二·九的象徵,在全國以至世界上都流傳甚廣。因而在歷史敘述中黃敬成為一二·九運動的主要領導和代表人物。


當天,在城內的東北大學的學生前往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門前,向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請願。請願代表向國民政府提出六項要求:

  1. 反對華北自治及其類似組織;
  2. 反對一切中日間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應付目前危機的外交政策;
  3. 保障人民言論、集會、出版自由;
  4. 停止內戰,立刻準備對外的自衛戰爭;
  5. 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6. 立即釋放被捕學生。

何應欽的代表和學生進行了對話,拒絕了學生打開西直門讓清華燕京學生進城的要求。學生隨即開始大規模遊行,隊伍經過各學校時,不斷有學生衝破封鎖加入隊伍,人數擴大到六七千人。遊行隊伍經過北大紅樓時,北大史學系同學汪德昭倉促從課堂中跑到樓下打鐘,所以北大參加「一二·九」遊行是臨時參加的。隊伍至西單和東長安街時遭到軍警木棍、鞭子、水龍、大刀的攻擊,百餘人受傷,30多人被捕。被阻擋在西直門外清華、燕京兩校學生,輾轉赴阜成門西便門,但因所有城門關閉未能入城,便向圍觀市民控訴日軍在東北的暴行,指責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

12月14日,北平的部分報刊登出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將在16日成立的消息。12月16日,北平學生再次在天橋集會,抗議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學生無畏的抗日救亡運動使得「冀察政務委員會」不得不延期成立。

清華大學教授張申府支持學生請願,1936年2月29日被當局逮捕,5月被馮玉祥保釋出獄。

全國響應[編輯]

一二·九運動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和響應。各大城市的學生均舉行請願集會、示威遊行,聲援北平學生的行動。陝甘蘇區學生聯合會也發出響應的通電,12月18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為援助北平學生救國運動告工友書》,號召全國工友起來抗議出賣華北與屠殺(事實上並未有屠殺)、逮捕愛國學生。魯迅宋慶齡等愛國知名人士也撰文讚揚愛國學生的英勇奮鬥精神,捐款支持學生抗日救國運動。北平學生也組織了「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前往河北宣傳抗日救國。

評價[編輯]

余英時認為,這場運動給南京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國策帶來壓力,改善了中共的處境。[11]

影響[編輯]

時至今日,中國大陸的一些學校會在每年的12月9日舉行紀念活動,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一二·九合唱復旦大學一二·九歌會華中科技大學一二·九詩賽山東經濟學院一二·九長跑等。

一二·九運動之後,反對中國共產黨推動分裂主義的學生們也自發組織「新學聯」,與「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相互對抗,其主張:「中國無條件的統一,真正的統一,實質的統一」,被中共形容為「反黨的小團體」、「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徐芸書(原共產黨黨員)、高阮等」[12]

目前,在北平輔仁大學校園舊址(今北京師範大學北校區,定阜大街),留有一座輔大教授啟功落款的「一二·九運動紀念碑」。

注釋[編輯]

  1. ^ 張靜如. 一二·九运动与谷景生.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8-2-20 [2009-07-15] (簡體中文). 
  2. ^ 《人民日報》 1995年12月8日 谷景生: 「一二·九」運動與黨的領導
  3. ^ 《中共黨史資料》(北京:中共中央黨校,1982)
  4. ^ 《晨星集》(北京:人民日報社,1995)
  5. ^ 《重尋胡適歷程》
  6. ^ 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救國委員會.救亡運動報告書.13頁.1936年5月9日出版
  7. ^ 姚依林談一二·九運動——姚依林同志訪問記錄, 彭定安,《炎黃春秋》2009年第8期
  8. ^ 另一種說法是,一二九的實際領導人是中共河北省委北平臨時委員會書記谷景生,組織部長彭濤,宣傳部長周小舟,省委特派員李常青。(王凡《谷景生追憶「一二·九運動」》)
  9. ^ 一二九運動.中國現代史資料叢刊.第14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10. ^ 彭濤是「一二·九」運動的主要領導人
  11. ^ 余英時,《胡適日記中的「一二·九」運動》,《溫故》雜誌第二期
  12. ^ 論無條件的統一.徐芸書.學生與國家.第一卷第一期.第14頁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