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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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事變
中國抗日戰爭的一部分
Shanghai 1932 19th route.jpg
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奮勇抗敵
日期: 1932年1月28日3月3日
地點: 上海市與周邊
結果: 簽署停戰協定;上海非軍事化
參戰方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中華民國
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
國民革命軍第五軍
Merchant flag of Japan (1870).svg 大日本帝國
上海派遣軍
指揮官和領導者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十九路軍蔣光鼐 蔡廷鍇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第五軍 張治中
Merchant flag of Japan (1870).svg 鹽澤幸一少將
Merchant flag of Japan (1870).svg 野村吉三郎中將
Merchant flag of Japan (1870).svg 植田謙吉中將
Merchant flag of Japan (1870).svg 白川義則大將
兵力
少於50,000人 約100,000人
傷亡與損失
14,104人
10,000~20,000名平民
3,091人

「一·二八」事變日本方面稱上海事變第一次上海事變淞滬戰爭中國方面又稱「一·二八」淞滬抗戰)。1932年初,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一二八」事變,發動侵略中國上海之戰爭,中國軍隊英勇反擊。[1]是中華民族反對日本侵略之自衛戰爭,史稱「一二八」淞滬抗戰。[1]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由於為支援配合其對中國東北侵略而自導自演引發的衝突,時間長達一個多月。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不滿社會現狀的工農起義和暴動,反抗國民政府的統治,牽制部份國軍主力,使得國民政府無法全力應對日本侵略者。

背景[編輯]

「一二八」事變爆發有著深刻政治背景。[1]其遠因為九一八事變,國民哀東北之淪亡,起而杯葛,以經濟絕交促日本軍閥之覺悟。[2]上海為中國之最大商埠,中國經濟之重心地,杯葛運動一足以號召全國,再則足以制日本人民之死命。[2]故日本人處心積慮,欲謀取締中國排日運動。[2]近因完全為日本軍閥蠶吞中國之動作。[2]日僧事件及抵制日貨運動不過如中村失蹤及南滿鐵路被毀,為其同一自然之導火線。[3]

1931年7月,萬寶山事件後,日本帝國主義朝鮮迫害華僑,中國民眾對此不勝憤慨。[1]7月13日,上海各界群眾召開反日援僑大會,成立反日援僑委員會,揭開上海反日和抵制日貨運動序幕。[1]「九一八」事變後,上海開展抗日運動,沉重打擊日本在上海之貿易。[1]1930年,上海每月平均進口總額29%來自日本商品,而1931年12月降到3%。[4]中國沿海和長江一帶日本航運業遭到很大打擊,其中「日清輪船公司」輪船全部停航。[5]上海日本商人從1931年7月到1932年3月底,遭受損失總額據說高達41,204,000日元[6]

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就中國中部及南部「排日運動」商討對策。[5]會議「結果決定由外務省向國民政府提出強硬之警告,至派艦問題,由外相與海相主持之」[7]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8]國聯理事會作出三次決議,要求日本撤軍,絕大多數會員國對中國表示同情。[8]美國不是國聯成員,但當日本侵佔錦州後,國務卿史汀生發表「不承認主義」照會,對日本施加壓力。[8]日本在國際社會陷於孤立,引起日本政府和軍部不安,因此急欲在中國其他地方製造事端,以便轉移國際社會關注其侵略中國東北。[8]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東北後,以何種形式來統治,是日本必須立即決定之問題。[8]

1931年9月22日,日本關東軍參謀部制定《滿蒙問題解決方案》,確定建立以末代皇帝皇帝溥儀元首,領土包括東北四省及蒙古,受日本操縱之新政權。[8]根據方案,關東軍準備將溥儀挾持到東北,在東北各省拼湊政權,陰謀在上海挑起事端。[8]10月1日,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武官輔助官兼上海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英語Ryūkichi Tanaka應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電召,前往瀋陽[8]板垣告訴田中:「我們下一步的行動要佔領哈爾濱,使滿洲獨立。我們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儀來。如果我們辦成了,國聯要大吵一番,東京政府將感到頭痛。我要請你在上海搞點事,以轉移各國的注意力。當你們引起騷動的時候,我們將拿下滿洲。」[9]田中保證完成任務,並說他「正在訓練一個極好的間諜,能在上海收買中國的鬧事者,來發動這場假戰爭」[10]。田中所說之間諜就是川島芳子[11]板垣從關東軍特務經費中提取20,000日元交給田中使用。[12]天皇裕仁文官木戶幸一近衛文麿牧野伸顯等人組成「十一人俱樂部」也參與策劃「一二八」事變。[12]該組織主張日本在完成對中國東北征服前,需要有一個「思考間歇」期,以便應付國內外許多問題。[12]在此期間,日本需要在上海製造一場「假戰爭」。[12]「九一八」事變後不久,近衛在「十一人俱樂部」會議上通報說:「關東軍準備在上海搞一個轉移視線的行動,這樣可給國聯一個滿足它要促成和平的願望的機會,從而『給國聯留些面子』。」[13]

國聯決定組成調查團派往中國和日本作實地調查。[12]1932年1月,調查團正式成立。[12]日本乃計劃在國聯調查團赴中國東北前,扶持「滿洲國」成立,迫使國聯承認既成事實。[12]1月4日,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同幕僚擬訂具體方案,決定派板垣回國滙報。[12]該方案決定「滿洲國」最遲在3月下旬,即國聯調查團到達東北之前成立。[12]板垣得到天皇裕仁破格接見,並留在東京協助製訂「假戰爭」作戰計劃。[12]與此同時,1月6日,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根據參謀本部意圖,共同製定與關東軍方案基本一致之《中國問題處理綱要》,其中規定東北從中國主權下分離出來成為一個「國家」,其政治、經濟、國防、交通、通訊等受日本控制,由日本人參該「國家」中央和地方行政。[12]1月10日,板垣和參謀本部安排好準備發動「假戰爭」。[14]他在東京致電在上海之田中:「『滿洲事變』按預計發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強反對仍持懷疑態度,請利用當前中日間緊張局面進行你策劃之事變,使列強目光轉上海。」[15]田中接電後,將20,000日元特務經費交給川島芳子。[16]1月13日,板垣攜帶《中國問題處理綱要》返回瀋陽。[16]於是,關東軍加緊在東北建立「滿洲國」活動。[16]

上海是西方列強在華投資集中、商業利益豐厚之地。[16]列強經濟、政治關係複雜,上海若有戰事,將引起國際關注,特別是與上海關係密切之國際大國,如英、美、法等必將介入。[16]屆時日本就可以乘國際視線轉向上海之機,在中國東北能順利侵略,扶持傀儡政權

日僧事件[編輯]

1932年1月18日,下午4時,日本間諜川島芳子等5人,於毗鄰上海公共租界東區之三友實業社,與2名日本僧人與3名信徒衝突。[17]日本日蓮宗僧侶2名和信徒3人(天崎啟升、水上秀雄、後藤芳平、黑岩淺次郎、藤村國吉),在馬玉山路三友實業社毛巾廠門前化緣,敲鼓念經,廠內義勇軍數十人上前攔截盤查,結果僧侶水上秀雄被人打死,天崎等2人重傷;日本總領事提出抗議,要求解散反日組織。[18]警察並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擊事件為華人工廠之糾察隊所為。

1月20日凌晨2時,青年同志會成員前往三友實業社放火,引發混戰。[19]凌晨2時40分,重藤千春在田中隆吉指使下,指揮上海「日本人在華青年同志會」32名暴徒,攜帶槍械、刺刀等武器和硝磺煤油等引火物,潛赴三友實業社工廠。[20]日人糾眾放火焚燒三友實業社工廠。[17]田中深信「這樣一來,日華之間必然起衝突」。[21]下午,日僑又開會,在北川四路一帶示威,搗毀商店。[17]1,200名日本僑民在文監師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團集會,並沿北四川路遊行,前往該路北端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要求日本海軍陸戰隊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虯江路時,開始騷亂,襲擊華人商店。上海市長吳鐵城向日抗議,日本反向中國要求市長正式道歉,逮捕擊斃日僧兇犯。[17]日本要中國償付䘏金及醫藥費,適當處理抗日運動,立行解散敵視日本及抗日暴動之團體。[22]此種無理要求,中國本可嚴加拒絕。[22]

序幕[編輯]

1月21日上午,日本總領事村井蒼松見上海市長吳鐵城,就日人縱火、擊殺華捕事件表示遺憾,聲明將緝拿縱火之日本浪人,同時遞交關於「日僧事件」之書面抗議,並提出4項要求:「﹙一﹚市長須對總領事表示道歉之意;﹙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處罰,應迅即切實實行;﹙三﹚對於被害者5名須予以醫藥費及撫慰金;﹙四﹚關於排侮日之非法之越軌行動,一慨予以取締,爾其應將上海各界抗日救國會以及各種抗日團體及時解散之。」。[23]由日本吳軍港向上海派出巡洋艦「大井號」和第十五驅逐隊(驅逐艦4艘),運載第一特海軍陸戰隊457人和大批軍火,1月23日、1月24日分批抵達上海。[24]

1月22日,日本海軍陸戰隊派人持函前往上海《民國日報》社。[25]日本政府開會,「決定立取適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機處置之」[26]「如中國政府不解散各處抗日團體,及取締各處抗日運動,即將採用平時封鎖辦法,將海口及長江各埠封鎖。」[27]

加入戰鬥的中國憲兵

1月23日,日艦陸續到滬,上海氣氛極為緊張。[22]駐上海第1遣外艦隊司令鹽澤幸一發表恫嚇性聲明,以保護僑民為由加緊備戰,並從日本國內向上海調兵。蔣介石談到對日方針時說:「作最大努力之抵抗。」[28]蔣、汪精衛孫科再次商討對日政策,「蔣、汪兩氏咸主先行安內,方可攘外」。[29]會議決定命令吳鐵城制止民眾抗日,「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將第十九路軍於五日內調離上海,派憲兵第六團接防」[30]。當時負責防衛上海的是粵軍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由蔣光鼐蔡廷鍇指揮,京滬衛戍司令為陳銘樞。陳銘樞及十九路軍主張應付日軍挑釁。國民政府則主張忍讓,同時也開始對上海周邊非租借區發布戒嚴令,並構築防禦工事預防意外發生。

1月24日,由旅順出發之日本航空母艦「能登呂號」駛達上海。[24]

1月27日,政府因苦於力量之不充,將日本要求封閉之《民國日報》停刊,上海市政府下令解散抗日會,外交部長陳友仁與孫科均辭職。[22]中國一再退讓,引起各方對中國政府之憤慨,而日本海軍已決定挑起戰爭。[22]村井向上海市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對所提4項要求,限1月28日下午6時前答覆,否則日陸戰隊將採取其所認為必要之手段,以實現其要求。[31]同時,為防備中方不接受要求,鹽澤下達有關行使武力之命令。[31]

國民黨政府為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急電第十九路軍忍辱求全,令上海市長吳鐵城接受日方要求。暫時下野的蔣介石委託國民黨元老張靜江說服蔡廷鍇避免與日軍衝突,並調憲兵第六團接替上海第十九路軍防務。在交涉期中,日本海軍陸戰隊即紛紛抵達上海,並在浦東登陸,故中國雖應允接受要求,於其限定之1月28日下午6時前答覆對日本。[22]

1月28日上午7時30分,鹽澤照會各駐滬武官,稱中國對日本之要求無滿意答覆,日軍將於次日晨有所行動。[24]為委曲求全,中國覆牒日本表示接受,日本在覆文中也表示滿意。[22]下午1時45分,在日方壓力下,吳鐵城覆文表示全盤接受其四項要求。[31]村井表示滿意。[31]下午4時,日機飛往閘北示威。[32]下午7時,日本海軍又發出佈告:「日本海軍鑒於閘北情形,頗感憂慮,該處日僑眾多,已決定派兵至該地,維持法律秩序,因此希望中國當局,從速將駐在閘北的軍隊撤退,並解除一切敵意的防衛」[22]日本海軍在作此項宣告時,海軍源源開入閘北,戰爭乃不可避免。[22]晚上11時,日本接到吳鐵城答覆表示滿意,卻又以保護僑民為由,要中國軍隊必須撤出閘北。日本不等答覆,即向閘北中國駐軍發起攻擊。晚上11時30分,日本海軍陸戰隊在鐵甲車掩護下向警衛上海十九路軍開始攻擊,一二八戰爭遂揭開序幕。[33]日本海軍省下令航空母艦「加賀號」、「鳳翔號」開赴上海。[24]

事變經過[編輯]

日軍放火燒毀住宅區

1月28日23時30分,日軍海軍陸戰隊2,300人在裝甲車掩護下,沿北四川路(公共租界北區的越界築路,已多次劃為日軍防區)西側的每一條支路:靶子路(今上海市虹口區武進路)、虯江路、橫濱路等等,向西佔領淞滬鐵路防線,在天通庵車站遇到第十九路軍堅決抵抗。一二八事變爆發。

轟炸後的上海商務印書館

1月29日凌晨,日機從停泊在黃浦江上的「能登呂」號水上飛機航空母艦上起飛轟炸閘北華界,寶山路584號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中國最大的私人圖書館,藏書超過三十萬冊)均被炸毀。閘北多處燃燒。但日本陸戰隊奪佔北站的企圖以失敗告終。同日,蔣手定對日交涉原則:一面預備交涉,一面積極抵抗。[34]交涉程度為:「交涉必須定一最後防線與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礙行政與領土完整,即不損害九國公約之精神與不喪失國權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讓至不能忍受之防線時,即與之決戰,雖至戰敗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決心與精神,而後方可言交涉也。」[35]京滬防禦與軍政部署為:十九路軍全力守上海;前警衛軍(即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全力守南京;何應欽留守南京,所有黨政軍留守機關人員歸何指揮。[34]蔣、中國國民黨中政會、國民政府外交部、陳銘樞等紛紛表示抵抗日本侵略之決心。[36]蔣還致電湖北省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濬和第四師師長徐庭瑤[36]:「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閘北第十九路防線襲擊,至此刻尚在對戰中。我軍決與死戰,其在漢、潯海軍必有軍事行動,務望嚴密戒備自衛,萬勿為其所屈,第四師應集中武漢嚴防,切勿分散。以後軍費困難,惟有地方自籌也。」[37]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公推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為委員,負責調動軍隊,指揮滬戰。蔣介石自下野後正式復出。蔣還做出遷都洛陽的決定,以避免城下之盟、堅持長期抗戰。

1月30日,中國國民政府宣言遷都洛陽,蔣通電抗日,並派精銳之第五軍增援上海,當晚上海方面軍事長官為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在他指揮下為第十九路軍;軍總指揮為蔣光鼐軍長蔡廷鍇師長區壽年毛維壽沈光漢[33]蔣發表告全國將士電:「東北事變,肇始迄今,中央為避免戰禍,保全國脈起見,故不惜忍辱負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與正義,促倭寇之覺悟。不意我愈忍讓,彼愈蠻橫,滬案發生,對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軍攻擊,轟炸民房,擲彈街衢,同胞慘遭蹂躪,國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氣,寧能再忍。我十九路將士既起而為忠勇之自衛,我全軍革命將士處此國亡種滅、患迫燃眉之時,皆應為國家爭人格,為民族求生存,為革命盡責任,抱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之決心,以與此與破壞和平,蔑棄信義之暴日相周旋……中正與諸同志久共患難,今身雖在野、猶願與諸將士誓同生死,盡我天職,特本血誠,先行電告,務各淬厲奮發,敵愾同讎,勿作虛浮之豪氣,保持犧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38][39],表示絕不屈服。此電發表後,影響甚大,「人心士氣,為之大振」[40]。自該日起國民政府各院、部、會開始遷往洛陽(年底才遷回),但軍委會和外交部留駐南京,同時命令前方軍隊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參謀總長朱培德共同指揮。

1月31日,日本第三艦隊開抵上海,有巡洋艦4艘、驅逐艦4艘、航空母艦2艘及海軍陸戰隊7,000餘人。指揮官從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關海軍少將鹽澤幸一英語Kōichi Shiozawa改由第三艦隊司令官海軍中將野村吉三郎擔任。

2月1日,日本軍艦從長江上炮轟首都南京。俞濟時致電蔣要求將所部調上海增援。[36]蔣答:「貴師行動,一(切)聽何部長命令,如運滬作戰,務希奮勇自強,以保榮譽。」[41]自2月1日起,蔣在徐州主持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對日作戰計劃。[42]隨後第八十八師被命令在2月5日前集中於蘇州崑山。

2月2日,日軍多次進攻吳淞,均被擊退。由於戰事僵持,日本海軍陸戰隊無法有效壓制第十九路軍,日本政府決定派遣第9師團與混成24旅團(由第12師團所屬之24旅為核心部隊,搭配支援兵種組成之加強旅)至上海支援海軍作戰。陸軍第9師團師長植田謙吉中將,來上海主持作戰。[33]

2月4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通電劃分全國為4個防區:第一防衛區,區域為黃河以北,張學良為司令長官;第二防衛區,區域為黃河以南,蔣介石為司令長官;第三防衛區,區域為長江以南與閩、浙兩省,何應欽為司令長官;第四防衛區,區域為兩廣,陳濟棠為司令長官。[42]並決定:「各司令官除酌留部隊綏靖地方外,均應將防區內兵力集結,以便與暴日相周旋。同時,並電令川、湘、黔、鄂、陝、豫各省出兵任作總預備隊。」[43]

2月5日,在得知日本陸軍由本土調滬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自洛陽致電何應欽,指示如日本派陸軍登陸,中國空軍即參戰。[44]同時蔣介石致電慰問第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鍇、戴戟,稱:「兄等惡戰苦鬥,已經一周,每念將士犧牲之大,效命之忠,輒為悲痛。……如有必要,中(正)可親來指揮也。空軍參戰時,陸軍需與之預定各種符號切實聯絡,俾得協同動作,……」[45]同日,第八十八師(欠一個團)抵達蘇州。

2月6日,蔣命令第八十七師第二六一旅自南京增援至崑山。2月7日,部隊抵達崑山。

2月8日,蔣批示何應欽調炮兵一個營以增援十九路軍。[46]

2月9日,蔣介石調動國軍第一師(師長胡宗南)、第七師(師長王均)準備增援上海十九路軍。[47]

2月10日,為避免中央軍嫡系第八十八師在作戰時可能出現不服從粵軍系統的十九路軍的指揮的情況,蔣介石特地致電俞濟時,要求「貴部作戰須絕對服從蔣總指揮(指蔣光鼐)命令,並與友軍共同進退為要」。[48]鹽澤幸一所率日本海軍陸戰隊,從虹口分三路作包圍攻勢,國軍堅決苦守,終於將日軍擊退,並加以追擊予殲滅打擊,士氣銳減。[33]

2月11日,中央軍嫡系的第十八軍軍長陳誠自江西吉安致電蔣介石,稱部隊已經欠餉近2個月,伙食無著。當時因為準備將之前在江西剿共的國軍調浙轉滬,又遷都洛陽,國民政府亟需款項,但政府財政早已經因連年戰亂和1931年江淮大水災捉襟見肘。

2月12日,經曹家橋一戰,日軍會師計劃遂全面粉碎。[33]

2月13日,日軍混成第24旅團在薀藻浜曹家橋偷渡成功後,在永安紗廠門前被國軍重兵包圍,又有60名敢死隊員實施自殺攻擊,1600日軍全軍覆沒。日軍遭受重創,一舉佔領吳淞的企圖遂破產。

2月14日,蔣命令將已抵達上海附近南翔、崑山一帶的第八十八師、第八十七師合編為第五軍,任命請纓抗日的張治中任第五軍軍長,歸第十九路軍統一指揮,接替從江灣北端經廟行至吳淞西端的防線,為左翼軍。第十九路軍為右翼軍,擔負江灣、大場以南及上海市區的防禦。為補充十九路軍因傷亡而造成的減員,蔣還多次下令各地對十九路軍輸送兵源,如2月15日上官雲相自蚌埠輸送500現役兵給十九路軍,2月17日梁冠英自清江浦輸送500徒手兵給十九路軍,2月19日劉峙自河南輸送1000現役徒手兵給十九路軍。[49]

2月16日蔣介石電財政部長宋子文:「日既在滬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而江西與河南伙食必日緊一日,接濟必完全斷絕。請兄能在南昌運存一千萬元,鄭州運存二千萬元之中央鈔票,則政府尚可活動,軍隊亦可維持,或能渡此難關,不致崩潰,此為中(正)最後之哀求,望兄設法助成之。[50]

為避免第五軍與十九路軍因「爭戰功」而不愉快,蔣介石於2月18日致電張治中、俞濟時:「抗日為民族存亡所關,絕非個人或某一部隊之榮譽問題,我前方將士應徹底明了此義。故十九路軍之榮譽,即為我國民革命軍全體之榮譽,絕無彼此榮譽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之所畏忌,且亦必為反動派(指反南京中央政府者)之污衊,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抗戰,更足以表現我國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實曉諭第五軍各將士,務與我十九路軍團結奮鬥,任何犧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為要。[51]
同日,日軍向蔡廷鍇來了一通「哀的美頓」書,限十九路軍於2月20日上午第一線撤退。[33]日軍第9師團向蔡廷鍇提議避免戰事擴張,因此要求十九路軍沿租界後退20公里,遭十九路軍拒絕。日方被中方駁斥。[33]

2月20日,日軍開始對國民革命軍總攻擊。[33]此一總攻,為上海戰爭中最吃緊一段:閘北之八字橋、天通庵、寶山路、江灣之廟行、跑馬場、江灣車站、吳淞之砲台灣、獅子林、蘊藻浜、張華浜都有激烈戰鬥。[33]國軍個個奮勇,人人當先,結果不到兩週,日軍死傷逾萬。[33]

2月21日,因應日軍攻勢,蔣介石下令調衛立煌第十四軍所轄第十師(師長李默庵)、第八十三師(師長蔣伏生)入浙增援上海作戰,同時命陳誠第十八軍,如不得已,先擊退紅軍對贛州的進攻後迅速增援上海。[52]

2月22日,日軍第9師團下轄第七聯隊之第2大隊大隊長空閑昇日語空閑昇少校因重傷遭國軍俘虜,以及混成24旅所屬工兵為突破防禦陣地而發動捨身攻擊的事蹟(爆彈三勇士)。

2月23日,蔣介石下令第九師(師長蔣鼎文)3月3日前集中到杭州地區,以增援上海方面作戰。[53]

2月24日,日軍決定再度擴大作戰規模,自日本本土抽調第11師團與第14師團與當時以參戰的部隊合組為上海派遣軍。日本第四個來華統帥,是上海派遣軍司令、前陸軍大臣白川義則陸軍大將,他修正以前數人戰略,除續在江灣閘北吳淞作策應攻勢外,調去10,000人偷擊瀏海;日軍在煙幕中登陸,向國軍猛攻,另用騎兵攻瀏河側翼楊林口和七丫口。[54]當時中國以全力灌注於上海正面,瀏河守軍力量單薄,當即失守。[54]瀏河一失,中國閘北江灣大軍,成為腹背受敵之不利態勢,不得已在苦戰34天之後,撤退到第二道防線。[54]戰爭至此,遂轉入結束階段。[54]

「一·二八」事變後,第五軍官兵戰前簽名宣誓

停戰[編輯]

3月1日,日軍增援部隊在自上海戰線後方登陸。

在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先後命令空軍、炮兵部隊和第五軍增援十九路軍並實際到位參戰。但蔣介石為增援十九路軍先後從河南、安徽、江西等地抽調的第十師、第八十三師、第一師、第九師、第四十七師和陳誠第十八軍(當時下轄第十一師、第十四師、第五十二師共三個師)等部隊,卻因為交通問題和紅軍的牽制,均未能在停戰前到位。如蔣鼎文第九師曾奉命馳援淞滬,限於2月20日以前到達,只因交通梗塞,紅軍又跟蹤追擊,第九師且戰且走,後面的一個旅陷入了紅軍重圍,前鋒不得不回師抄擊,才避免了全部被殲的危難。第九師在3月7日趕到上海附近的時候,淞滬戰爭已經結束了。[55]
國民革命軍在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支持下,在江灣一帶抵抗日軍進攻至3月2日,由於日軍在太倉瀏河登陸,十九路軍腹背受敵,為免遭合圍殲滅,於是被迫全線撤退。

3月3日,由於十九路軍撤退,日軍佔領真如南翔後,自行發布戰鬥中止命令,宣佈停戰,雙方進入對峙狀態。日軍由於上海的戰事讓長江航運中斷,列強位於華中的利益受損,於是逼迫日本政府談判。日方雖宣布停戰,但是中方不敢掉以輕心,而且深知和談必須有武力做後盾。同日,蔣介石電令浙江省主席魯滌平,指示增援到杭州的第九、第十師應在杭州以西三十里停駐,不經杭州城以小路至杭州東,能在夜間行動最好,以免日軍偵知。[56]

3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推舉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參謀總長

3月10日,為防止日本繼續增兵擴大滬戰、深入侵略,國民政府軍委會制定了第二期作戰方案:「作戰方針:國軍以保衛國土長期抵抗之目的,以必要兵力於蘇州、常熟一帶佔領本陣地,於太倉、安亭一帶佔領前進陣地,以阻止敵軍之前進,先控置有力部隊於乍浦、嘉興、杭州一帶,俟相當時機,即由滬杭路及常熟方面出擊,截斷其後方鐵路線,努力包圍入寇之敵於嘉定、崑山一帶地區而殲滅之。倘敵向浙江方面進攻時,應以該處控置之部隊於乍浦、平湖、楓涇之線佔領陣地,以前進部隊控制石湖盪附近及金山衛一帶拒止之,再由京滬路出擊,以攻其側背。」[57]

3月20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國調停之下於上海開停戰談判。

5月5日,英使再作斡旋後,始再舉行停戰會議,雙方遂簽字於《淞滬停戰協定》。[54]停戰協定中規定日軍撤至上海公共租界北區、東區及虹口越界築路各地,恢復「一二八」以前狀態。[54]中國則承認上海為非武裝區域,不駐軍隊。[54]此協定對中國十分不利。[54]國軍暫留現駐地(京滬鐵路上的安亭鎮至長江邊的滸浦一線),交戰區劃為非武裝地區。

國際上出面調停上海的戰火,但是對於東北卻採取了放任的態度,這期間,日本在中國的東北成立偽「滿州國」,達到了在東北炮製傀儡政權的目的。

一二八事變以外交談判解決後,第十九路軍從上海撤下,被調到福建剿共,蔣光鼐兼任福建省長。十九路軍在福建與紅軍作戰最初取得一些勝果,佔據部分的紅軍根據地。但後來與彭德懷的部隊交戰失利。蔡廷鍇等愛國將領鑒於日本侵華步步緊逼,不願再打內戰,在前線與共黨展開和談取得停火。而陳銘樞則聯絡桂系、廣東的陳濟棠等,商議另立政府。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將領發動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蔣介石以大軍鎮壓。由於閩變未取得其他勢力支持,十九路軍內亦有反對意見,在敵我實力懸殊下終告失敗。最後十九路軍主力被中央軍擊破,部分則向中央軍投降。只有少量十九路軍軍官到廣西投靠李宗仁重組,其餘被收編之部隊中級以上軍官全被更換,十九路軍番號亦被取消。

參戰部隊及損失[編輯]

  • 兩國參戰軍隊:
日軍7萬人:第三艦隊、混成第24旅團(由久留米第12師團的步兵第24旅下之步兵第46連隊及步兵第48連隊第1大隊組成)、金澤第9師團、普通寺第11師團、宇都宮第14師團、弘前第8師團
國軍5萬人:淞滬警備司令戴戟;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第五軍軍長張治中,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稅警總團和中央教導團。[33]

淞滬抗戰中,國民政府先後補充第十九路軍槍彈達1060餘萬發、手槍彈49.8萬餘發、各種炮彈7.34萬餘顆、手榴彈16、7萬餘枚、步槍1,500支、機關槍130架、各種火炮73門。補充第五軍槍彈760餘萬發,手槍彈3萬發、各種炮彈1.6餘顆、手榴彈5萬枚、步槍1600支、機關槍12挺。[58]

日方數度增兵,最後投入兵力超過3個師團,並兼以海空軍、戰車助戰。總計參加滬戰日軍達77,000餘人,我方參戰人數約42,000餘人。[34]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共傷亡14,801人,日軍死傷共10,254人[59][34] 據統計,事件中中國金錢損失約為十四億元。閘北華界的商號被毀達4204家,房屋被毀1.97萬戶,損失慘重。(5年後淞滬會戰,閘北華界幾乎全部被毀)同濟大學(吳淞)、復旦大學(江灣)、上海法學院等均遭轟炸。

然而,除了陸軍與平民的損失以外,當時以上海周邊作為主要基地的中華民國海軍在整場戰爭一槍未開,面對友軍要求增援完全無動於衷,因此在整場戰爭中沒有受到日軍攻擊也沒有損失。這種詭異的狀況遭輿論指責,而後監察院介入調查,是為民22年海軍彈劾案

一二八事變時的中共[編輯]

中共的極左思想和在上海的行動[編輯]

一二八淞滬抗戰一打響,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即公開發表聲明:「國民黨各派軍閥和中國資產階級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走狗」[60],並且極力號召勞苦群眾立即進行革命戰爭,要求革命群眾「把子彈向著帝國主義國民黨開放」,號召士兵「殺掉你們的長官,加入紅軍」[61]。在國民政府軍對日作戰之時,中共喊出這些極左口號,連中共的很多基層幹部都表示消極,懷疑這樣做是否算「搗亂後方」。但中共臨時中央把一二八事變看做是類似俄國十月革命一樣的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當年布爾什維克就是趁俄國在對德戰爭中焦頭爛額,趁機起而主導革命成功),所以絕不願錯過這個機會,因此極力推動士兵工作,指示要在上海南京設立「革命軍事委員會」,武裝工農組建義勇軍。他們的極左的階級鬥爭思維認定「天下烏鴉一般黑,反動階級無好人」,認為十九路軍將領抗戰不過是為欺騙士兵和民眾,甚至稱「國民黨及十九路軍的長官是帝國主義的清道夫」,「國民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別、任何軍閥,都是帝國主義的奴隸,南京政府、廣東政府,馬占山、蔡廷鍇,都是一樣的東西」,[62]斷言蔣光鼐、蔡廷鍇等根本是在沽名釣譽、圖利謀財。中共呼籲國民政府軍士兵們「反抗國民黨軍閥的撤軍命令,槍斃反動的長官,持槍到閘北、吳淞、南市去,與民眾一起繼續與帝國主義決戰到底」。
但是中共臨時中央的極左思想顯然得不到民眾的理解和支持,據後來統計,中共在一二八事變期間僅組織義勇軍700餘人,槍枝不過百,送進十九路軍百餘人,但多從事運輸工作,「革命軍事委員會」自然是徒有虛名,搶奪武器、開展游擊戰爭也是紙上空談。

紅軍趁機猛烈擴大蘇區[編輯]

在蘇區,紅軍趁蔣介石為應付一二八事變從剿共前線調回中央軍主力以備不時之需時,獲得了重要的發展機遇。
江西中央蘇區在1931年11月蘇維埃共和國宣告成立時,總共只不過控制瑞金石城長汀會昌雩都5個縣之地,而且「除瑞金全縣赤化外,石汀雩會四縣大部尚是白色」。但到1932年4月時,江西中央蘇區已跨有18個縣,完全佔有7個縣及縣城。這時,僅中央蘇區已有約7萬平方公里,控制人口240萬左右。加上閩西蘇區近10個縣,總面積已近10萬平方公里,控制人口約300萬。其他蘇區如湘鄂西蘇區、鄂豫皖蘇區、閩浙贛蘇區等,也都有了較大發展。

紅軍發動贛州戰役及對上海抗戰的直接影響[編輯]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暫停圍剿紅軍,並為應付日本入侵事件而牽制精力。中共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趁機提出在江西和臨近數省的首先勝利。1932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達了攻取贛州的軍事命令,並做了具體軍事部署:以紅三軍團和紅四軍為主力,負責攻打贛州城和打擊國軍各路援軍,以紅軍江西、閩西軍區的6個獨立師為支援部隊。一二八事變的發生,並沒有使紅軍打消進攻國軍的念頭。1932年2月4日至6日,紅軍主力先後進抵贛州附近並開始進攻,國軍憑險抵抗。紅軍6個獨立師的支援部隊,也到達信豐會昌萬安等地活動,牽制國軍。期間,蔣介石一度準備放棄贛州將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當時轄第十一、十四、五十二共三個師)及第六、第十、第八十三師等部隊撤至贛東,遭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的抵制,蔣轉而贊同堅守並增調第十一、十四兩師增援。雙方激戰33天,紅軍不但未能攻克贛州,反而付出較大傷亡,不得不於3月7日撤出戰鬥。
但是贛州戰役的時期,前後與一二八淞滬抗戰時期幾乎同步(贛州戰役是2月4日至3月7日,一二八上海抗戰是1月28日至3月3日)。原本被蔣介石命令增援上海的陳誠第十八軍及第十師、第八十三師等部隊被紅軍牽制在贛州,使在上海與日軍激戰的第十九路軍和第五軍未能及時得到他們的援助。

虹口公園爆炸案[編輯]

1932年4月29日,在兩國正式簽署停戰協定前,日人於虹口公園舉行閱兵,慶祝日本天皇長壽的天長節及日軍勝利。韓國反日人士尹奉吉混入人群中,向主賓席投擲炸彈,結果白川義則被炸死,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被炸斷一腿,海軍中將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目。尹奉吉後來被捕,在日本被處死。

日軍的證詞[編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對於此次事件一貫將責任推給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十九路軍對日軍的敵意發動的陰謀。然而在東京審判時當時任少校職派駐日本陸軍駐上海武官輔佐的田中隆吉少將在法庭上對此事件作出證言:所謂的「慘案」是由板垣征四郎委託其關東軍參謀花谷正少校製造事端,實際執行則委託憲兵上校重藤憲史與田中之情婦川島芳子僱用殺手攻擊在上海的日蓮宗僧侶。日軍的任務就是在背後不斷的釋放假情報搧動日本僑民情緒製造混亂,並適時的發動攻擊引發此次事端。

1932年2月22日「加賀」飛行隊左起生田大尉、黒岩3空曹、武雄1空兵

紀念與戰後撫卹[編輯]

國民政府於1931年至1935年間於南京靈谷寺舊址建立國殤墓園,定名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祭堂內61至67塊石碑上刻1932年淞滬抗戰中陣亡的國民革命軍第五軍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將士名單;在公墓內建立「第十九路軍淞滬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和「第五軍淞滬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由於陣亡將士之多,公墓沒能全部容納,採取以師為單位,用抽籤方法,從每一軍階將士中抽一名代表安葬。現為南京市「抗日戰爭歷史教育基地」。

民間紀念:1933年,為紀念在淞滬會戰中陣亡的將士,在廣州市沙東路由華僑捐資建成一座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墳園。1990年更名為廣州市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陵園

當年蔡廷鍇將軍的衛士曾暉,抗戰後他回到增城;在整個抗戰期間,曾暉曾身負九槍卻幸免於難。曾暉多次向廣州市民政部門申請生活補貼,但都杳無音信;雖然政府為老人辦理了最基本的農村醫療合作保險,但報銷額度十分有限,每個月能領取的補貼並不多(養老金100元、低保290元和高齡津貼300元人民幣)。2010年9月,國家為抗戰老兵派發一次性生活補貼3000元,但派發範圍僅包括1937年7月7日後共產黨領導的抗戰部隊老戰士,並不包括國民黨軍人。廣州市民政局優撫處處長許永明向記者解釋道,「政策對原國民黨軍人一直以來沒有說法」。2012年9月12日2時50分,廣州最後一位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日戰役的十九路軍抗戰老兵曾暉因病去世,享年102歲[63]

參考文獻[編輯]

引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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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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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浪平: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ISBN 0-939083-5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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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戰前日本國家主義運動史,(日)堀幸雄 著,熊達雲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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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