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學運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已重新導向自 三月學運)
前往: 導覽搜尋
野百合學運
Wild-lily-movement.jpg
日期 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
地點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正紀念堂臺北市中正區
起因 國會議員自行通過延長任期
目標 解散國民大會
廢除臨時條款
召開國是會議
政經改革時間表
抗爭方法
結果 時任總統李登輝召開國是會議,另一方面也在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結束「萬年國會」的運作。
近6000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

野百合學運(又稱三月學運)是台灣1990年3月16日3月22日發生的學生運動。在該次運動中,人數最多時曾經有將近6000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他們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這不但是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學生抗議行動,同時也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在該次學生運動後,時任總統李登輝一方面依照其對學生的承諾,在不久後召開國是會議,另一方面也在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結束「萬年國會」的運作,台灣的民主化進入新階段。

事件背景[編輯]

1980年代末期開始,台灣社會就歷經劇烈的變動:解嚴、解除報禁黨禁,民間活力四起、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台灣各地瀰漫著一種騷動隨時而出、不安於室的氛圍。這股澎湃、新生的風潮,自然而然地也漫延到校園內,使校園成為聚積社會能量的一個重要場域[1]

雖然蔣經國1987年結束戒嚴,然而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政治改革卻似乎永遠追不上民眾的要求。1990年,是第8屆中華民國總統改選的年份,當年2月,中國國民黨提名李登輝、李元簇第八屆正副總統候選人,由於國民黨內部對李登輝採用之副總統人選及決策方式有所歧見,國民黨領導階層爆發嚴重之權力鬥爭,形成所謂「主流派」(支持李登輝)與「非主流派」(反李登輝)之爭,非主流派企圖推出林洋港蔣緯國參選,但因林洋港拒絕接受連署而破局,而這兩派之爭又牽涉敏感的「省籍問題」,史稱「二月政爭」。就在同年3月13日,遷台四十年來從來未曾改選過的國民大會,又在陽明山中山樓自行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將1986年所選出的增額代表任期延長為9年,創下國會議員自行通過延長任期的惡例,在當時被嘲諷為「山中傳奇」。[2]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各界對國大代表一連串擴權牟利的行為,不但開始感到不耐,同時也開始展開抗議,「罷課、罷稅、抗稅」的呼聲四起。由於民進黨主席及國代赴總統府請願,遭抬離毆辱而有升高抗爭強度的趨勢。1990年3月16日,9名台灣大學的學生到中正紀念堂前靜坐抗議,拉出寫著「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白布條,為「三月學運」揭開了序幕[3]:35

事件經過[編輯]

中正紀念堂

3月16日[編輯]

由於學生選擇的靜坐地點在集會遊行所禁止的博愛特區中,靜坐者面臨了可能被警方驅離的狀況。於是,一些學運人士、社運人士、以及媒體記者,在知道這個消息後立刻前往支援,在寒風中一直撐到第二天早上,廣場的指揮中心成立,三月學運度過了最危險的一個夜晚。

3月17日[編輯]

由於媒體的報導,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學生進駐廣場靜坐,台大自由派學者並於同日發起「柔性罷課」,宣布自19日起一週將上課地點改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並定名為「民主教育週」。由於各級議會與社會團體自16日起,就陸續發表「聲討國大」行動,國民黨政爭已拓展成全民各階層的動員,在媒體持續披露廣場靜坐消息下,17日在學生靜坐現場旁圍觀的群眾,已迅速突破2000人,廣場儼然成形,並持續成長。

3月18日[編輯]

1990年3月18日.

3月18日,廣場的靜坐運動已快速發展成全國性的學運份子串連活動,參與靜坐示威的大學生已達數千人。當天下午,甫成立的民進黨發起造勢大會,動員數萬群眾在廣場大門旁邊進行演說,主軸在於聲討國大。廣場之學生自治領域,表現出超齡的政治運作,以和平理性態度,擴大靜坐的參與,依共同討論來形成決策共識,發表《廣場通訊》與社會進行對話,並進行自我教育與組織的工作。靜坐廣場與圍觀聲援的民眾間以繩索區隔,在廣場決策委員會表示要以「自主、隔離、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則來進行廣場抗爭時,三月學運已用自主的邏輯,宣示了學運成為獨立自主的社會力之一。

也是在這一天,在由學運團體所組成的校際會議上,學生們正式發表了三月學運的四大訴求:

  1. 解散國民大會,重建一元化的國民大會制度。
  2. 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重建新的憲法秩序。
  3. 召開國是會議,全民共謀體制危機的解決。
  4. 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呼應民意的潮流。[3]:83這四條要求反應當時台灣民間社會一部分人士對統治者的具體要求。

3月19日[編輯]

3月19日,在學運團體、學生自治組織與教授的集體動員下,廣場人數爆增。上午10時,10名廣場靜坐學生發起絕食抗爭,絕食聲明中要求總統李登輝與行政院長李煥於21日前答覆廣場四大訴求,將道德張力推向高峰。當日傍晚,廣場學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間11點,校際會議通過「野百合」為三月學運之精神象徵,因此此次學運又稱「野百合學運」。在一份由學生廣場文宣組所發出之〈野百合的春天〉傳單中,學生們對選擇野百合作為該次運動之精神象徵的原因,有如下的說明:

  1. 自主性:野百合是台灣固有種,象徵著自主性。
  2. 草根性:野百合從高山到海邊都看的到,反映了草根性。
  3. 生命力強:她在惡劣的生長環境下,依舊堅韌地綻放。
  4. 春天盛開:她在春天盛開,就是這個時刻!
  5. 純潔:她白色的純潔正如學生們一般。
  6. 崇高:在魯凱族裡,她更是一生最崇高榮耀的象徵。[3]:116台灣野百合道盡了學生心目中的三月學運,包含了對台灣主體性的認同(自主性)、全民的運動(草根性)、對抗不義的勇氣(生命力強)、青春的活力(春天盛開)、學生的理想道德象徵(純潔)、以及參與者生命中的榮耀(崇高)。

3月20日[編輯]

3月20日,廣場靜坐的學生已超過五千人,決策委員會決定由原來七名擴增到十二名。面對總統大選的前一天,全國目光焦點均聚集在廣場,學生的壓力越來越重,而在社會力表態上,各級議會均派代表前往探視學生,但基於超黨派原則,沒有政治人物得以上台發言。總統府則發出新聞稿表示,李登輝總統已決定召開國是會議,以處理憲政體制與政治改革的問題,並訂定改革時間表。這是統治者對三月學運之四大訴求首次的正面回應。代表軍方的參謀總長也公開肯定學生的抗議是愛國行動,並建議學生儘早結束靜坐行動。這是軍方首次對學運公開表態,雖然是肯定,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尋常的氣味。稍後,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長開始呼籲學生儘速返校上課。

3月21日[編輯]

3月21日,甫當選第八任總統的李登輝決定於下午3時,在總統府接見53名學運學生代表。靜坐學生透過各校討論的機制,形成與總統李登輝會面的四點要求共識:

  1. 請李登輝總統接受學生們追求民主憲政的決心情操,以及學生提出的四項嚴肅要求。並對民眾公開發表。
  2. 在第8任總統就職前,國是會議必須由各階層、各黨派的代表公平組成,必須討論中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並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
  3. 全體在廣場上的學生於李總統明確同意以上兩項要求,即結束靜坐活動,學生將對國政大事的發展繼續保持高度關切。若李總統不能對上述要求作肯定的答覆,我們將堅持原則、持續抗爭。
  4. 為了確保上述主張得以落實,我們將即刻組成校際聯合組織,持續監督國是會議,必要時並隨時號召全國學生再度組織動員,在台灣未能完全徹底民主化之前,我們絕不停止奮鬥。[3]:141學生代表在與總統李登輝會面後回到廣場,廣場上的學生在看過雙方會面的錄影帶後,進行分校討論,以決定是否要結束這次抗爭。最後,校際會議以22:1的壓倒性投票數,決議於22日早上宣佈撤離中正紀念堂廣場。

3月22日[編輯]

3月22日早晨,指揮中心正式宣佈撤退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際會議最後決定繼續「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聯」)之組織工作,各地學生陸續撤出廣場,結束為期六天的三月學運。

影響[編輯]

李登輝總統承諾召開國是會議之後,行政作業迅速展開,4月3日公布籌備委員名單,4月14日國是會議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6月28日,總統李登輝於台北市圓山飯店舉行「國是會議」,計一百四十一人代表出席,與會各界代表除了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外,還包括美麗島事件受刑者、民進黨領導人和海外黑名單人士,此次「朝野協商」針對「國會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體制」、「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憲法與臨時條款修正方式」等五組議題逐一討論,最後達成「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回歸憲法」、「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憲採取一機關兩階段方式」、「修憲以《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名之」等共識,並一一透過法定體制逐一落實。

就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而言,政治上實際的推動者實際是立法院與大法官會議,而不是國是會議。對資深中央民意代表不願退職及國大代表擴權不滿的增額立法委員,以民進黨籍的陳水扁、余政憲、彭百顯為首結合國民民黨籍趙少康等人,共二十六人在6月初提案聲請釋憲。而在國是會議召開,朝野未達成具體共識之際,6月大法官會議做成第261號解釋:規定資深中央民意代表應於1991年12月31日終止行使職權,才使得退職條例的功能得以彰顯,也正式宣告了「萬年國會」終結的最後期限。

三月學運對台灣政局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從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對於台灣的政治發展而言,「雖然三月學運的學生,後來並未重回廣場,然而當時高舉理想大旗的四大訴求,也逐漸內化成台灣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訴求,在台灣社會普遍接受下,陸續在十年中完成國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權的和平轉移」。另一方面,對於學校裡面的校園文化而言,「透過這次學運和成果,開拓了校園內更大的民主空間,讓學生不再那麼畏懼政治,有助於台灣社會的更民主化」(王振寰 1990,274)。

從比較微觀的角度來看,事實上,很多現在屬於民進黨陣營、或者和民進黨理念比較接近的新生代社會菁英,其實都和三月學運前後的校園運動及社會運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比如說,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馬永成、台大社會系副教授范雲、《臺灣蘋果日報》社長陳裕鑫蕃薯藤執行長陳正然、前民進黨秘書長林佳龍、前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羅文嘉立法委員李昆澤、立法委員段宜康、前立法委員鄭麗文、前立法委員郭正亮、前內政部政務次長顏萬進、前行政院新聞局局長鄭文燦等,都是「學運世代」的重要成員[1]。在某種程度上,「學生運動」正是屬於他們這一世代的人的共同語言。

後續[編輯]

相關條目[編輯]

注釋[編輯]

  1. ^ 1.0 1.1 莊智. 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 光華雜誌 (台北). 2012-05 [2004-10-31] (中文(台灣)‎). 
  2. ^ 李鴻典,<戒嚴幽靈續頑抗>漫長抗爭換來民主, 新台灣新聞周刊, 2007/07/19
  3. ^ 3.0 3.1 3.2 3.3 林美挪編. 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記實. 台北: 前衛出版社. 1990 (中文(台灣)‎). 

相關的史料與研究書目[編輯]

  • 鄧丕雲,1993,八零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台灣研究基金會企劃。台北:前衛出版社。
  • 范雲編,1993,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北:前衛出版社。
  • 何金山、官鴻志、張麗伽、郭承啟合著,1990,台北學運 1990.3.16 - 3.22。台北:時報文化
  • 何榮幸,2001,學運世代:眾生喧譁的十年。台北:時報文化。
  • 林美挪編,1990,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記實。台北:前衛出版社。
  • 孟繁忠,1991,臺灣地區解嚴後學生運動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 Tang, Yung-yi. 1996. Evaluating Media Performan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aiwanese Press Coverage of the Wild Lily Movement.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參考書目[編輯]

  • 不著撰人,nd,1990年代:野百合學生運動 [online]。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引用於 2004年10月30日]。全球資訊網網址:[1]
  • 陳福當,nd,三月學運,見學習加油站 [online]。台北:中華民國教育部。[引用於 2004年10月30日]。全球資訊網網址:[2]
  • 林美挪編,1990,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記實。台北:前衛出版社。
  • 王振寰,1990,學生運動與政治,見林美挪編,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記實,頁272-75。台北:前衛出版社。
  • 莊智,2002,《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 [online]。台北:光華雜誌。[引用於 2004年10月31日]。全球資訊網網址:[3]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