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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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島金門)上著名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標語,與廈門對岸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標語遙遙相望。

三民主義是由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的創始人孫中山所提出的一個重要的政治理論與政治綱領,包含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為中國國民黨的基本理論,被納入《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內容。

基本原理來自中國文化傳統、西方政治學社會主義,再加上孫中山個人的理解與想像。孫中山表示:「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此綱領在歷年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多次對三民主義所作的表述,皆有所改變和發展。中國國民黨與其學者,對三民主義也有不同的解釋。

要點[編輯]

最早出現於1905年《民報》的三大主義(三民主義的前身)

孫中山曾在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禮堂演講三民主義,要點如下:

民族主義[編輯]

孫中山主張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孫中山主張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卻沒有民族的精神。並引據歷史強調漢族曾經被異民族滅國兩次,且被滿族創建的清朝文字獄世界主義等消滅了民族精神與地位,所以修身、齊家、治國,中國人近幾百年以來都做不到,對於本國便不能自治,外國人看見中國人不能治國,便要來共管,使革命後的中國成為比半殖民地更低一等的次殖民地民族,並且還有再次滅國亡種的危險。

故孫中山主張以提倡恢復中國民族固有道德,去恢復中國民族固有能力,然後結成家族,聯成宗族,才能治理中國,才能恢復中國民族精神與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濟弱扶傾,成一個大同之治。[1]

民權主義[編輯]

孫中山先生主張用人民來做皇帝,並引用漢朝末年三國演義中的阿斗諸葛亮來形容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實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國家主權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歐美活動制度之流弊。孫中山並在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第六講中,所提倡八德中強調「忠民」之美德,為民國強盛之基礎。在此思想前提之下,孫中山主張人民必定要有直接行使之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政權)以支配政府,政府則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治權)以管理國家。其核心觀念強調直接民權五權憲法之權能區分,亦即政府擁有治權服務人民,人民則擁有政權支配政府。[2]

孫中山認為西方代議民主中的國會權力太大,是一種國會獨裁或議會專制[3][4],所以提出將監察權從國會中分立出來、成為五權政府的一個獨立分支,並提出中央政府五院(其中的立法院就相當於西方國家行使立法權的國會[5])對代表人民行使民權的國民大會負責。進而提出權能區分,以形成有能政府,為人民謀福利,同時人民可以通過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大民權管理政府[6]。在中央層級,由國民大會代表人民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7]。李鴻禧認為權能區分的目的是加強政府權力,削弱國會力量,並稱之為民主集權制[8],但民主集權制是國民黨效法俄共而改組後實行於黨內的制度,與權能區分毫無關係,所以這種觀點明顯屬於對權能區分的誤解。許多國民黨內的三民主義研究者和臺灣自由派人士如李鴻禧對權能區分的解讀,是將立法權國會手中取走,交給專門的委員會——立法院來立法,但這一解讀在孫中山原著中並無依據。

民生主義[編輯]

孫文給民生主義下的定義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民眾的生命。他在1924年發表的三民主義演講也提過,搖一搖永遠由。演講從實業革命以後生產力增長帶來的眾多社會問題談起,進而闡述西歐社會主義的各種思潮、流派。並把國民黨的民生主義政策確定為一是平均地權,二是節制資本。還要發展國家資本,振興實業,第一是交通事業,第二是礦業,第三是工業。要用國家的力量振興工業。接著,孫中山談到吃飯問題,並強調這是民生主義的第一個問題。他認為中國人不夠飯吃最大的原因是農業不進步,其次是受外國經濟的壓迫。在目前來說,應該趕快用政府和法律的力量解放農民,否則民生問題就沒法解決。民生主義的目的在於以養民為目標,中國的糧食才能很充足。關於穿衣問題,孫中山認為人類生活的程度可分為需要、安適和奢侈三級。目前解決民生問題,是要解決需要問題,使四萬萬人都豐衣足食。 [9]

源流及演化[編輯]

孫中山關於三民主義的書稿在民國11年陳炯明的部隊進攻廣州大總統府時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會宣言〉(即《民報》發刊詞),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義」為題所作的16次講演的紀錄。

在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指出:「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他從1月到同年8月,作了16次講演(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未完成,原計劃講六講))以闡發三民主義,由黃昌谷全程速記翻譯。這是他一生宣講三民主義的最後、也是最有系統、最詳盡的篇章。

孫中山為黃埔軍校所寫訓詞開宗明義確立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

孫中山在多次講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領導的政黨和運動須達到三個目的:進行民族革命以實現民族主義,進行政治革命以實現民權主義,進行社會革命以實現民生主義,他又認為最後一個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實現,而避免一次革命。

孫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於廣州黃埔軍官學校開學典禮中,以三民主義為綱,對該校師生之訓詞,後來成為中華民國國歌。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處在山頂最高峰的祭堂,有3個拱門,分別書寫著「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也是中國國民黨自1919年改組成立以來,所一直奉行的中心思想。

後歷經多次戰爭,三民主義最終於1946年,被「制憲國民大會」列入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規範了中華民國的憲政基礎。1949年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往臺灣,據此彰顯三民主義主權在民的中華民國憲法實施至今。

海內外中國大陸民主人士中,以辛灝年封從德為代表的「民國派」或「民國憲政派」認同三民主義,主張中國大陸重歸中華民國、重新施行《中華民國憲法》。為民國憲政派進行理論宣傳的司徒一認為孫中山晚年著述所定格的三民主義是中華民國憲法的基礎但不是羈絆,中華民國憲法在這一基礎上有創新和發展,孫中山身後各種流派的三民主義詮釋和發展(包括國民黨主流理論)都不能稱作中華民國憲法的基礎[10]

地位[編輯]

在中華民國地位[編輯]

中華民國憲法原本第一頁

三民主義被列入中華民國憲法總綱第一條。早期台灣國內高級中學及大學課程中曾列有三民主義,極力推展反共教育,大學及中央研究院在當時都設有三民主義研究所,並以「三民主義」、「國父思想」等不同名稱,曾列為大學聯考與國家考試的必考科目。在中華民國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級學校校歌經常能見到三民、民權、民生、民族等用語。為了提倡三民主義,台灣政府早期在各大專院校普設三民主義研究所,招收理工農文法商各種不同學術背景的大學畢業生就讀,畢業後多從事高中三民主義教師或是大專院校共同科中華民國憲法教師等職,然而隨著民主化的開展,各大學為了學術專業化以及因應高中大專廢除三民主義學科後學生出路考量,三民主義研究所紛紛改名力圖轉型,如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的三民主義研究所均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三民主義研究所則改名為政治學研究所,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則改名為中山及中國大陸研究所等是,至今台灣全國各大學已無名為「三民主義研究所」者。

除了中華民國憲法外,在各類教育規章、課程目標都有貫徹三民主義一類文字。

在中國國民黨之地位[編輯]

三民主義名列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實施運作中,且目前依然為中國國民黨政治主張之一。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位[編輯]

無任何法律闡述及定位。

在中國共產黨之地位[編輯]

(一九三九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提綱節錄:共產主義是我們的信仰,三民主義是統一戰線的政治綱領[11]。是以後中國共產黨革命綱領的輔助文件,有借鑒作用。

不同立場的觀點與評價[編輯]

由於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國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所提出之政治主張,因此發表以後,雖名列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內容,但亦招來不同年代與各國各方不同之見解與評價。

中華民國政府觀點[編輯]

為了提倡三民主義,台灣政府早期在各大專院校普設三民主義研究所,畢業生多從事高中三民主義教師或是大專院校共同科中華民國憲法教師等職,而三民主義也是大學聯考必考科目之一,然而隨著民主化的開展,各大學為了學術專業以及學生出路考量,三民主義研究所紛紛改名,如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的三民主義研究所均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三民主義研究所則改名為政治學研究所,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則改名為中山及中國大陸研究所等是,至今台灣全國各大學已無名為「三民主義研究所」者。中國國民黨將三民主義視為該黨指導思想,該黨已故總統蔣中正亦曾著有「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一書,針對三民主義所闕漏之育樂問題,以其觀點作一補充陳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觀點[編輯]

官方將三民主義寫入教材,重點提到辛亥革命和蔣中正執政時期。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國民黨政府完全背叛了三民主義,對少數民族施行壓迫和同化政策,主張歷史重任落在了中國共產黨肩上。[12]

2003年2月1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上台後在中共中央黨校提出「新三民主義」:「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13]

社會民主色彩[編輯]

有學者指出: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具有社會民主主義的中左色彩,在其「節制資本」、「藏富於民」等理念上都有所體現。[14]

文化成果[編輯]

中國大陸學者陳鐵健黃道炫認為,三民主義理論是產生於近現代中國之偉大思想文化成果。[15]在長期實踐之革命活動中,孫中山和同志們代表著當時之進步潮流,創立此影響深遠之理論思想。[15]三民主義之核心是要順應時代潮流,建立一套能滿足多數人意願之民主主義理論。[15]在政治上,要求民族獨立,實現人民民主權利,在社會經濟和文化上,主張發展中國社會經濟,提高人民生活和文化教育水平,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15]三民主義固然是中國社會及中國文化發展之偉大成果,但隨著時代發展,它必將被更先進、更切合當時社會之理論所取代。[16]作為後來者,對三民主義應該採取批判、繼承、發展之態度。[16]從文化角度看,三民主義是中國文化和外來文化在現代取向中之結晶,是中國近、現代新文化發展之一個極重要里程,但不可能終結中國新文化之發展。[16]對三民主義作不可移易之崇拜,給以傳統之語義詮釋,接上中國古代正統思想傳承之「道統」,只能是對三民主義之扭曲和背離。[16]

對三民主義之批判抨擊[編輯]

由於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法源依據,同時也是中國國民黨革命根本,因此自發表後,歷經戰亂至今,三民主義也就成為各種文人與政治鬥爭抨擊的靶心,歷數十年被抨而未曾熄火。

權能區分[編輯]

孫中山又常以諸葛亮阿斗的故事說明「權能區分」的重要性[17][18][19],「歐美現在實行民權,人民所持的態度,總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於權和能照我所發明沒有分開。中國要不蹈歐美的覆轍,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了權與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望發展。」[20]。李鴻禧認為,這些理論的問題點在於孫中山混淆了歐美國家人民的權利(rights),政府的權力(authority),與施政的能力或才能(political ability),殊不知歐美的「阿斗」其實「權」與「能」都有,隨時有「能」,行使其「權」,以更換不適任的「諸葛亮」。最早指出孫文思想這個病理的是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後來他的學生宮澤俊義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評析》一書中指出,「現在歐美各民主國家,人民不但擁有孫文所稱的政權,同時有治權,政權與治權並不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他所稱的治權是人民的權力的本質,政權則是人民行使權力的方法。」[21]。司徒一認為李鴻禧及其師門對並沒有真正理解「權」與「能」的概念即採用了缺乏學術嚴謹性的態度對權能區分理論進行攻擊;歐美人民不但沒有隨時施政的能力或才能,而且在絕大多數國家的全國政府層級都沒有罷免權[22]

李鴻禧認為,西方對三權的集中已非常害怕,孫文卻只怕不是「萬能政府」。他認為可以用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來防止萬能政府變成獨裁政府。罷免、創制、複決等權利是理論可行,實際上不易實行的。若是罷免的條件訂的很苛,則等於沒有罷免權,如果訂得很寬鬆,則時時在罷免,民代惶惶不可終日,根本無法專心行使立法權。[23]。司徒一認為李鴻禧對「萬能政府」四字望文生義,孫中山的本意是使政府有能以為人民謀福利,五權政府對應於西方代議制政府,權力並不集中;罷免、創制、複決等權利不需經常行使,這些權力的存在即可對政府形成有效的制約[24]

國民大會[編輯]

孫文發明權能區分,一方面設國民大會為政權機關,一方面設五院為治權機關,在五院之上又設立總統理治權。李鴻禧把這個制度稱為民主集權制,但民主集權制是國民黨受俄共影響而在黨內實行的制度,與國民大會和五權憲法毫無關係。李鴻禧認為:「孫文對共產制度下的人民民主集中制又只引用了一半。這種情況下,國民大會變得很複雜,國民大會若是完全按共產制度來實行,運作的程序,優點和缺點很清楚。但是,在國民大會外另設總統,情況就複雜了。本來,五院是直接歸國民大會管理監督,現在不然,五院分工合作,其上設總統,總統又不具權力指揮五院,只能調停。……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協商時,張君勱拿出三權憲法,要求國民大會無形化,其權力只剩選舉、罷免總統、副總統,修改憲法,複決立法院所提的憲法修正案…等等。然而,這些權力除選、罷免總統和副總統之外,其他的權力又都受到種種限制,所以,國民大會的定位就不清楚。[25]」李鴻禧把蘇俄的蘇維埃制度當作孫中山國民大會設想的源流,司徒一認為李鴻禧誤讀了權能區分原理和國民大會制度,權能區分的學理源流是John Stuart Mill的《代議制政府》和Delos Franklin Wilcox的《全民政治論》,在中央因選民人數過多而設置國民大會作為民權機關,國民大會實行代表制民主而不是代議制民主,以制約代議制政府[22]

五權分立[編輯]

李鴻禧認為:孫文採取三權,卻認為不好,自己再加上考試、監察兩權,成五權,更重要的是,孫文不採取西方「性惡論」的思想,卻採取「性善論」,讓五權分工合作,造就一個萬能政府,把以性惡哲學為基礎的法律、政治價值觀,一變成以性善為基礎的憲政思想,這種轉變是何等的巨大,整個憲政的架構和運作不同,甚至目標也不同。[26]司徒一認為李鴻禧對「萬能政府」的提法望文生義,孫中山在憲政制度設計中並沒有「性善論」的觀點,反而專門把從事審計與彈劾的監察權獨立出來,監察權的強化說明孫中山在提出五權分工合作的同時並沒有否定製衡,只是不主張為制約而制約的政爭[24]

考試制度[編輯]

考試院行使考試權,但考用不能合一,因為它沒有行政權。甚至,連到考多少人都不曉得。所以,後來就陳倉暗渡,在行政院下設人事行政局,當時設立這機構是黑機關,所以就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加以合法化,但臨時條款廢除以後,人事行政局又成為黑機關,政府又將它放在《國安三法》中夾帶過關[27]

監察制度[編輯]

台灣憲法專家李鴻禧指出「國父孫文發明了監察制度,將屬於立法權中的彈劾權分離出來,另外成立監察院。在國外,彈劾權是國會兩院制的國家才具有的,由下議院提出彈劾,上議院來審判。但是在中華民國:當監察院提出彈劾後,卻沒有國會可以審判,結果就將它放到司法院,在其下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由監察院提起彈劾,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判,這是違背法學、政治學學理的笑話。彈劾是追究政治責任,不是追究法律責任。誰才能追究政治責任呢?一定是民意代表。所以,將監察院改成目前的準司法機關已是大笑話,因為有權追究公務員政治責任的人,一定是人民以及他們所選的民意代表,但現在監察院不是民意代表,居然能代表民意來追究行政機關人員的責任,這些人何德何能?而且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裡的成員又是輪調、派任的法官擔任,這些人又不是民意代表,他們又何德何能來審判公務人員是否有行政責任?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所以,部分人士認為臺灣未來在司法改革上重新規劃,整個司法問題才能有比較好的解決」[28]。李鴻禧認為中華民國「沒有國會」,是很極端的觀點。1957年司法院釋字第76號大法官解釋認為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修憲後立法院是唯一的國會機關。彈劾制度有待完善(孫中山認為國民大會應負責審理彈劾案),但李鴻禧認為不分大小所有的彈劾案必須由民意代表審理,在學理上並不嚴謹,只照搬西方制度而未能提出所以然。

民生主義[編輯]

漲價歸公的迷思[編輯]

在漲價歸公方面,孫中山認為「從定價那年以後,那塊地皮的價格再行漲高,各國都是要另外加稅,但是我們的辦法,就要以後所加之價完全歸為公有。因為地價漲高,是由於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推到這種進步和改良的功勞,還是由眾人的力量經營而來的;所以由這種改良和進步之後所漲高的地價,應該歸之大眾,不應該歸之私人所有。」[29]但對如何實施漲價歸公,國父遺教中並沒有更具體的說明。[30]有學者認為孫中山的漲價歸公,屬於其獨創的「照價收買制」(照價收買,公買公賣為主,地價稅為輔),與台灣現行的土地增值稅制不同。[31]

許多人誤認為孫中山漲價歸公的主張來自於亨利·喬治。事實上,漲價歸公的主張早見於約翰·密爾。其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就提到對土地買賣的資本利得加以課稅,因為地價上升是由地主改良及社會改良所致。所以扣除地主改良所增值的部分,應該完全歸還給全社會。[32]

但土地增值稅的問題在於:如果將地價上漲部分全數歸公,在土地持有成本(利率及持有稅)低的時候,地主便沒有出售土地的動機,造成閉鎖效果。[33]如果地主永遠不賣土地,沒有買賣的行爲,漲價便無從歸公,而地利依然歸私(地主仍然享受公共投資而無需付額外成本)。此外,土地增值稅與利得稅,在持有成本低的時候,也會發生轉嫁效果:如果稅負不能轉嫁給買方負擔,則地主寧可不出售,這樣反而導致地價上漲。[34]

另一方面,亨利·喬治對於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影響主要是土地單一稅論,亦即政府應以地價稅(land value tax)作為單一收入,而停止徵收其他雜稅。[35]孫中山曾指出「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 。」[36]並曾在多次演講與民生主義第二講中提倡以地價稅作為政府主要稅收。[37]亨利喬治的土地單一稅論並非異想天開,多位當代經濟學家如米爾頓·傅利曼威廉·維克里等人就指出地價稅為「最不壞的稅」與「最好的稅」。[38]史迪格里茲所證明的「亨利喬治定理」,近年來更被學者喻為「地方財政金律」(The Golden Rule of Local Public Finance)。[39]然而,台灣地方政府為了派系選票考量,罔顧國父遺教及歷年稅改會議與監察院所提出「輕土增稅重地價稅」的建議,[40]刻意壓低地價稅等持有稅,降地囤地養地成本,方便土地炒作。這不但與民生主義「以地價稅作為政府主要財源」的精神背道而馳,同時也導致地方財源枯竭,每年必須仰賴大量中央補助,扭曲國家資源分配。[41]

國營效率[編輯]

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台灣早期大量的國營事業,如:台鹽台肥台鐵菸酒公賣局郵局電信局等企業的確有壓低價格,照顧人民生活的優點,但也有服務品質不見提升,政府財政負擔越來越重等流弊。如何在其中取得平衡點,使全國人民獲得最大好處,對中華民國政府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共產色彩[編輯]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本具有濃烈的社會主義色彩,曾寫信給社會黨國家局(第二國際),呼籲他們支持「讓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且因其生前推動聯俄容共政策,影響他創作民生主義時,亦多描述共產主義,例如他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便提到「...民生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共產主義既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為什麼國民黨員要去反對共產黨員呢?這個原因,或者是由於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為何物,而嘗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得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為。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黨員個人不好的行為,便拿他們來做標準去反對共產黨。」但因與共產黨反目成仇的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力行反共產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國家政策,擁護三民主義的旗號,對民生主義中左傾的部份,採取模糊帶過的方式,使民生主義真正的精神,反而更顯得模糊不清。

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編輯]

孫中山為推動「聯俄容共」政策,在創作民生主義時,亦多描述共產主義:「由於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為何物,而嘗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42]

孫中山的這些話是為了對共產黨人「統戰」之用,而並非贊同共產主義。因爲三民主義在基本史觀上就與共產主義不同——三民主義的史觀是「民生史觀」,而馬克思主義的史觀是「階級鬥爭史觀」。

孫中山在其《民生主義》中有如此寫道:

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了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

他在民國十二年(1923年)與俄國特使越飛發表的共同宣言中也指出「共產制度不適合中國」的立場。[43]

參見[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引用[編輯]

  1. ^ 孫中山學術研究網-民族主義
  2. ^ 孫中山學術研究網-民權主義
  3. ^ 孫文《國父全書》〈五權憲法〉:「乃二百年前有法國學者孟德斯鳩,他著了一部書叫做《法意》,有人亦叫做《萬法精義》,發明了三權獨立底學說,主張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但英國後來因政黨發達,已漸漸變化。現在英國並不是行三權政治,實在是一權政治。英國現在底政治制度是國會獨裁,行議會政治;就是政黨政治,以黨治國。」
  4. ^ 孫文《國父全書》〈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現在立憲各國,沒有不是立法機關兼有監督的權限;那權限雖然有強有弱,總是不能獨立,因此生出無數弊病。比方美國糾察權歸議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權,挾制行政機關,使他不得不頫首聽命,因此常常成為議院專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總統,如林肯、麥堅尼、羅斯福等才能達到行政獨立之目的。」
  5. ^ 孫文《國父全書》〈五權憲法〉:「行政設一執行政務的大總統,立法就是國會……」
  6. ^ 民權主義第五講
  7. ^ 桂宏誠《中華民國立憲理論與1947年的憲政選擇》:「眾所皆知,孫中山將權能區分理論正面表述為『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但若從負面來表述,未嘗不也意味『人民應該有權,但人民不一定有能』。……因此孫中山主張區分政權與治權,即意味了人民主權機關與立法機關應有所區分。」「國民大會為孫中山規畫中的政權機關,實亦即為象徵主權在民的機關,而立法則被歸為政府治能,故成為以院為名稱的治權機關。其次,國民大會的組成分子稱代表,已不若國會議員稱議員,此一改變,也當與國民大會不具有議政功能有關。同樣的,立法院的組成份子稱委員,則與孫中山設計中的立法院為專家立法,且屬政府權能的治權有關。且稱委員,也意味了並非由國民直接選舉產生,而是受國民大會委託,專責立法的人員,故不是象徵主權在民的機關。」
  8. ^ 詳見本條目「對三民主義之批判抨擊」部分
  9. ^ 孫中山學術研究網-民生主義
  10. ^ 司徒一《民國憲法要義與憲政制度展望》. 第一章第一節
  11. ^ 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提綱)
  12. ^ 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堅持好完善好落實好
  13. ^ 新三民主義,四川大政網
  14. ^ 略論中國國民黨之社會民主黨性質(摘自: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15. ^ 15.0 15.1 15.2 15.3 陳鐵健、黃道炫著,《蔣介石與中國文化》,香港中華書局,1992年4月,第74頁
  16. ^ 16.0 16.1 16.2 16.3 陳鐵健、黃道炫著,《蔣介石與中國文化》,香港:中華書局,1992年4月,第87頁
  17. ^ 中國現在有四萬萬個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權的。阿斗本是無能,但是諸葛亮有能,所以劉備死了以後,西蜀還能夠治理。(民權主義第五講)
  18. ^ 參考 權力分立
  19. ^ 孫中山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很喜歡用堯舜、秦王朝、義和團、太平天國與三國演義的例子,來闡述民權,例如,他說「我們可以拿《三國演義》來證明,譬如諸葛亮是有才學的,很有能幹的。」;他應該用西方民主的經典文獻,來闡述民主與民權等思想,例如,《五月花號公約》、美國《獨立宣言》、林肯《蓋茨堡演講》等,如此才有可能將這些概念,講得透徹。用專制時代的概念與例子,來解說現代民主與民權思想,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劉宗正:〈孫中山的聯邦思想〉)
  20. ^ 《國父遺教》1960,281頁
  21. ^ 《憲法教室》,頁208至211
  22. ^ 22.0 22.1 司徒一《民國憲法要義與憲政制度展望》. 第二章第三節
  23. ^ 《憲法教室》頁211至212
  24. ^ 24.0 24.1 司徒一《民國憲法要義與憲政制度展望》. 第二章第一節
  25. ^ 《憲法教室》頁215至217
  26. ^ 《憲法教室》頁211至212
  27. ^ 《憲法教室》,頁212至215
  28. ^ 《憲法教室》
  29. ^ 民生主義第二講
  30. ^ 林全. 土地漲價歸公/不免流於清談. [2013-07-30].  今周刊 714期
  31. ^ 馮先勉,「地價稅制與土地增值稅制之比較」 ,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32. ^ 蔡吉源. 亨利喬治法則與都市土地稅制改革. [2013-07-30]. 
  33. ^ 孫克難. 土增稅減半課徵兩年之剖析. [2013-07-30]. 
  34. ^ 李禮仲,黃怡靜. 調整土地增值稅之思維. [2013-07-30]. 
  35. ^ 「美人有卓爾基亨利(Henry George)者,……曾著一書,名為進步與貧窮,其意以為世界愈文明,人類愈貧困,著於經濟學分配之不當,主張土地公有。其說風行一時,為各國學者所贊同,其闡發地稅法之理由,尤其為精確,遂發生單稅社會主義一說。」孫文. 對中國社會黨演講「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 。另見國父全集,第二冊,一九七至一九八頁
  36. ^ 孫文. 東京《民報》創刊週年慶祝大會演說. [2013-07-30]. 
  37. ^ 「文明城市實行地價稅,一般貧民可以減少負擔,並有種種利益。像現在的廣州市,如果是照地價收稅,政府每年便有一宗很大的收入。政府有了大宗的收入,行政經費便有著落,便可以整理地方。一切雜稅固然是可以豁免,就是人民所用的自來水和電燈費用,都可由政府來負擔,不必由人民自己去負擔。其他馬路的修理費和警察的給養費,政府也可向地稅項下撥用,不必另外向人民來抽警捐和修路費。但是廣州現在漲高的地價,都是歸地主私人所有,不是歸公家所有。政府沒有大宗收入,所以一切費用便不能不向一般普通人民來抽種種雜捐。一般普通人民負擔的雜捐太重,總是要納稅,所以便很窮,所以中國的窮人便很多。這種窮人負擔太重的原故,就是由於政府抽稅不公道,地權不平均,土地問題沒有解決。如果地價稅完全實行,土地問題可以解決,一般貧民便沒有這種痛苦。」(民生主義第二講
  38. ^ Jeffrey P. Cohen and Cletus C. Coughlin. An Introduction to Two-Rate Taxation of Land and Buildings. 聖路易聯邦準備銀行. [2013-07-30]. 
  39. ^ The Henry George Theorem in a Second Best World. [2013-07-30]. 
  40. ^ 監察院100年度我國賦稅結構與政府稅制改革措施專案調查研究報告. [2013-07-30]. 
  41. ^ 趙楊清,陳姸蒨. 地方財政問題非財政收支劃分法可解決. [2013-07-30]. 
  42. ^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二講. 南京民革 孫中山著作文獻. [2009-06-01]. 
  43. ^ http://www.gio.gov.tw/info/92roc/pdfs/00-04-00.pdf

書籍[編輯]

  • 《三民主義》 民國13年(1924)1月27日起,孫中山在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禮堂演講三民主義,至8月24日,因商團叛亂及準備北伐而中輟。全文約18.4萬字。演講筆記經孫中山修改後,於是年4月、8月、12月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分編印行,同年底出合訂本。
    • 《三民主義》 (html). 百年千書出版. 2011-09-29 (中文(台灣)‎). 
  • 《國父全集》(全六冊)之第一冊,1973年6月台北

研究書目[編輯]

  • 黃宇和:《孫逸仙在倫敦,1896-1897:三民主義思想探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