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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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犯人權的抗議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狀況如下。

中國已簽署[1]的國際人權公約[編輯]

《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2][3]含如下:

中國政府[編輯]

中國政府的基本觀點是,中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人權保障,中國的人權問題大多是由於經濟不發達造成的,中國政府堅持致力於提高中國的人權水平,中國有權利按照自己的特殊情況來建立人權觀,對中國人權狀況惡意批評者是意圖利用人權問題為其政治目的服務[4]中國內部社會對人權問題的看法亦有分歧,支持中國政府觀點的民眾認為外國勢力批評中國人權是為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與此意見相反的民眾認為,中國政府及中國共產黨不願接受批評而改善本國人權狀況,是為了維護自己的一黨專政[來源請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建立至今,涉及人權問題的重大事件或議題包括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反右運動西藏問題、「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鎮壓取締法輪功,這些事件或議題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狀況爭議的焦點;中共政府也公開承認文化大革命期間,踐踏人權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5][6]改革開放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權狀況開始得到改善。[7]

但是至今中國每年都有為數不少的政治犯與宗教人士被逮捕與監視,並一直持續著。[8][9][10] 在保護公民權利與自由方面,中國政府仍然不透明,相關簽署與通過的國際條約並沒有實際法律配套與執行[來源請求]

中國「人權」的觀念的演變及態度[編輯]

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一直到20世紀初還是君主制的國家,相對於擁有兩三百年甚至更長的君主立憲制共和制的西方國家,中國在人權領域的保障上是落後的。20世紀初中國開始了急遽的社會和政局變化,這期間新思想和政治概念被大量引入,其中包括人權。包括當時的各個階層和價值取向的知識分子在中國開始宣揚自由、平等和天賦人權等思想,其中也包括早期的共產主義者[11]

在大陸的中華民國時期,中國共產黨批評中國缺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12],而且反對「一黨專政」[13]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人權一詞事實上從大陸的政治措辭中消失了。在1957年被幾個極少的個人提及並受到打擊[14]。「百花齊放」時期的許多民主黨派的人士批評政治運動中對人權的侵犯,要求憲法規定的權利和自由得到更好的保證,但在「陽謀」後完全沒有了這類公開聲音[15]

中國大陸自1978年以來採取經濟改革措施,大幅度地提高了成千上萬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人民也獲得越來越多的人身自由,在旅行、就業、教育、文化、工作與住房選擇以及獲取信息方面,普通中國公民已經擁有了一定的選擇權。在1978-79年的民主運動中人權一詞開始復甦。同時部分公民——特別是一些知識分子,開始能夠在較為寬鬆的環境下討論一些政治話題,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等人權問題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

1980年代,中國大陸逐步與國際人權機構合作,開始修正它在人權問題上的姿態,贊同很有限的一些權利。真正導致人權在中國的官方政治語言中佔有位置的轉變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此後在官方的文件及講話中開始使用修正了的人權。

在1991年的白皮書中,中國共產黨宣稱:「中國共產黨從創建那天起就一直高舉民主和人權的旗幟」[4]。雖然被一些人批評是共產黨的選擇性記憶,但顯示中國政府終於開始承認人權的相關語言。中國政府認為人權概念由於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經濟的不同而不同,中國有權利按照自己的標準來建立人權。中國當局對人權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著重強調生存權和發展權,同時也強調對集權的義務[16]

中國政府在1997年10月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2001年3月中國人大的批准,對結社、成立工會等權利做了保留[17]。在1998年10月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國當局多次表明要儘快批准它[18],但至今人大還未批准。2004年1月,胡錦濤表示,一旦條件成熟,中國政府將向全國人大提交批准該公約。同年5月,溫家寶訪問歐洲再度回應說儘快批准。[19] 在2008年,中國有公民公開聯名請求人大在奧運會前批准[20],同年3月,有記者詢問溫家寶政府準備何時提請全國人大正式批准該公約,溫家寶回答正在研究,儘快批准[21]

目前中國人權仍有非常非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22]

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編輯]

公民地位平等問題[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工農聯盟為國家的基礎。所以在憲法上,不同階級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

在實際情況下,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對低技術勞工的需求,使不少農民由鄉村流入城市工作,成為農民工。農民工是殘存的進行社會群體歧視性劃分的中國戶籍制度下的特殊產物。這些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得不到充分保障,工資報酬和生活條件得不到平等對待,但即便如此在農閒季節仍然有大批的農民工進入城市。另一方面,他們如果留在農村,只能解決基本的溫飽問題,子女的上學的費用、醫療支出等必須通過進城打工的方式獲取。

這個問題與歷史和經濟不發達有一定的關係,但目前也到了可以解決的成熟程度,自耕農轉變為產業工人是工業化城市化的必然過程。這一問題的體制原因在於中國的戶籍制度,在與中國戶籍制度配套的社會福利體系上對本來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的不平等,導致他們的生活狀況雪上加霜。許多學者抨擊戶籍制度違憲違法,但由於解決它的複雜性,當局一直遲遲不作為。不過可以肯定,這一問題有解決的前景,中國當局近來推行農村醫保政策和農業稅收改革,在部分地區正逐步弱化和取消戶籍的限制。

目前,中國憲法規定的公民的言論、新聞出版、集會、遊行、結社等自由和選舉等權利都只停留在文本層面,實際生活中沒有保障,部分法律法規也被認為違反了國際人權。同時,部分公民的人身權利與司法保障權利也在實際生活中非法剝奪,這被認為是違反法治和人權。

人身權利[編輯]

中國新聞媒體不斷披露一些公立機關(特別是行政機關)粗暴執法、違反程序與法律法規的案件,包括超期羈押、刑訊逼供、屈打成招、在刑訊中致殘致死、在審判中錯誤執行刑罰甚至死刑。在2000年代中期中國官方開始承認刑訊逼供情況普遍存在[23],在2006年7月中國政府公布了禁止酷刑逼供的規定,但有評論認為並沒有從法律體系上杜絕刑訊逼供的產生。2010年5月13日,趙作海收到商丘市中院國家賠償金及生活困難補助費共計人民幣65萬元之後,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聯合發文,強調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詞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進一步對審查和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證明責任及訊問人員出庭等問題進行了具體的規範。一些國際條約中所規定的無罪推定、沉默權、非法證據排除等原則在中國現行刑訴法中還沒能得到體現[24]。多數人認為,以上權利的缺失是造成了前述刑訊逼供等現象的原因,如張志新佘祥林滕興善聶樹斌、岳兔元案,以及多個城市發生過處女被公安當局指控涉及賣淫活動。[25] 而無罪推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明確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關於非法證據排除則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而沉默權在大陸公安機關的強烈反對下,並未有成為一項明確的規定,但是零口供不會被作為有罪的依據。

收容遣送制度與勞動教養制度受到大多數的專家的批評,認為它違反《憲法》《立法法》《行政處罰法》及中國簽署的國際人權條約,使公民的人身權利不經審判被剝奪,同時沒有救濟的渠道[26]

收容遣送制度導致沒有與沒帶暫住證、務工證和身份證的公民特別是農民工不時地被執法人員關押和處以罰金,在現實中已違背救助的立法原意,被濫用於亂收費、勒索、非法拘禁、強制勞動。在孫志剛事件後,國務院廢除了這一制度,實行救助管理辦法。但短期內強制這類人群人身自由的作法還不能徹底改觀,而暫住證制度在收容遣送制度廢除後在各個城市依然存在。出於維持戶籍制度的考量,暫住制度短期內還不會消失。

勞動教養制度導致公民人身自由在沒有司法審判的情況下在勞教場所被羈押最多4年。同樣也發生致死案件的張斌事件,對勞動教養制度卻沒有起到衝擊。從治安的管理效率和政治上的現實考慮,公安部門反對改變這一制度。鑒於勞動教養制度本身的法理缺陷和廣受非議,中國官方把違法行為矯治法列入2005年的立法規劃,用以取代勞教制度。2013年,該制度被廢止。

同時,一些弱勢群體和當局認定的特殊群體(如六四人群、法輪功、底層維權人群)及其家人,當局經常性地剝奪他們的人身權利,不依照法定程序進行逮捕、勞教、監視和限制通訊與人身活動[27],這類行為往往並沒有法律授權。底層維權人群的限制自由往往是地方當局的自我行為,在大陸並不是合法的行為。

死刑[編輯]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有報導說幾名死刑犯公開表示願意在死後捐獻出遺體和器官,以回饋社會,救贖罪過。當時中國法律界還沒有碰到過這個問題,經過長時間的辯論,最高人民法院允許了這一請求,在此以後,就有越來越多的死刑犯的器官捐獻得以進行。由於死刑人數在中國是國家絕密,確切的數字無以得知,國際人權組織大赦國際認為超過其他所有國家行刑的總和[28]。國際非政府組織估計,中國每年判處死刑的人數應在2000到5000之間[29]。然而死刑的核准權於2007年1月1日以後收歸最高人民法院來復核[30]。且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指出,2007年一年中,由於證據不足、程序不當或是量刑過重等原因,最高人民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15%的判決[31]。若以各組織估計平均數字,以每年4200宗宣判死刑案件起算(包括不公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每日(無公休)需複核11件左右的死刑案件。

中國刑法規定的死刑種類也是最多的,要求廢除死刑的呼聲開始增加,中國政府也承諾要在慎殺上努力。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許蘭亭認為中國政府2000年代中期已經在減少死刑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32]

有報導宣稱中國大陸政府有計劃的在刑場和火葬場摘取死囚的皮膚眼角膜腎臟派遣各大醫院使用,並關注[33] 與批評[34],但中國政府否認。在2006年後期,中國官員承認中國器官移植手術所使用的人體器官大部分來源於被判處死刑犯人的自願捐助,但強調不存在強迫或者盜取死刑犯器官的問題[35]。一般的意見認為,中國的死囚器官捐獻出售是灰色地帶,以隱性狀態非公開方式普遍進行,長期以來,中國對處決犯人一直採取保密的措施,外界很難瞭解其真相。1980年代初最高人民法院、衛生部等部門的曾聯合發文規定,只有在死刑罪犯自願或其家屬同意,可利用死刑罪犯的屍體或屍體器官。但由於世界範圍內對器官移植的需求大,而中國是世界執行死刑種類和人數最多的國家,在九十年代後不斷有人突破使得死囚器官捐獻出售得以進行。2006年中國衛生部對規範器官移植、禁止人體器官買賣制定了新規定並(7月1日正式實施),2007年4月6日中國國務院公佈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5月1日正式實施),內容規定,醫療機構臨床用於移植的器官,必須經捐贈者書面同意;捐贈者有權在器官移植前拒絕捐贈器官;人體器官不得買賣。但是有批評說,由於出售器官可以獲得豐厚利潤,這種行為是否能夠被制止、新法規是否能落實都成疑問,並且自願捐贈的規定模糊,沒有獨立第三方見證和認定機構[36]。在大陸知識界對死刑犯摘取器官還存在價值爭議,一種較普遍的觀點認為是「廢物利用」在廢除了這種行為之後,醫院的器官來源成為了嚴重的問題,很多的醫生表示了遺憾[37]。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議員提議拒絕向摘取囚犯身體器官的中國人發放簽證[38]

新聞言論出版權利[編輯]

在中國大陸,媒體被控制在中國共產黨與政府手裡,被喻為當局的「喉舌」[39][40][41],通訊社僅有新華社中新社兩家。但是因為目前許多報刊已經被要求自負盈虧,因此為獲得收入,對於政府和政策的批評性言論也時常出現,在輿論環境相對寬鬆的廣東等地,一些媒體因其敢言風格被稱為南方系。一些中央媒體也開始對政府的過失和錯誤進行批評,比如CCTV焦點訪談等輿論監督節目。個人與獨立組織辦媒體的門檻很高。《新聞法》是二十年前就被呼籲,但直到今天當局依然拒絕就此立法,按照當局官方發言人的說法,《新聞法》不在立法規劃之中,中國的新聞言論自由狀況招致不少組織的負面批評[42][43][44]。對新聞言論出版實施管理的是由宣傳、文化、公安、教育等多部門組成的不透明的管理體系,掌管言論出版的生殺大權,在這方面並沒有公開和明確的程序以及法律上的依據,相關管理員可以通過電話、內部傳達等方式進行查禁等行政手段[45][46]。很多文學作品都通不過這層管理壁壘,少數僥倖通過的作品,也往往在發行中被發現問題,面臨「禁止發行」的「處罰」(如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陳桂棣吳春桃的《中國農民調查》這兩本書實際上已經發行了),所有的人力物力投入憑空損失。由於言論管理並沒有法律依據,公民對這類侵權行政無法尋求司法保障。

網際網路的發展使中國公民的言論與通訊有了較寬鬆的環境。當局加緊了對網際網路的控制,建立防火長城禁止當局不歡迎的站點和信息進入中國。同時,嚴格控制國內各大網站與BBS,工作人員對內容進行監控和引導輿論,嚴格禁止與刪除「不良」消息。屏蔽一些討論敏感政治話題的網頁(如牛博網)與色情網站。維基百科因為其自由性也曾經是被封鎖的目標之一。而在網際網路中也出現了許多反封鎖工具,如「無界瀏覽」、「自由門」、「世界通」等,所以當局對網路的審查也受到了一定的反彈,並不能做到完全封鎖。

在廣播電視領域,由中宣部、廣電總局等單位審查國內的節目,決定每一部影視作品能否在國內公開上演,其審查程序往往是不透明的。但因為網際網路版權問題的存在,往往被禁止的作品可以在網上免費收看。[47]對於境外節目,當局有一套嚴密的制度用以保證阻止國外的「不良內容」進入,對境外落地的信號實施地面頻道干擾,對衛星接收實施等級管理制度。普通公民安裝衛星接收器是非法的,但目前執行力度已趨寬鬆。在廣東,由於接近比較有新聞自由的港澳,所以港澳的電台播一些比較敏感的消息的時候,就被大陸插播到另一個畫面。在中國大陸官方的電視節目中,如現場直播國家領導人出訪過程中,如果遇到尷尬事件(如遭當地民眾或華人抗議),通常會採用將畫面轉回直播間,以主持人自問自答的形式來等待尷尬事件結束。

對新聞言論的審查與管制導致了中國公民的知情權受損,並有過產生危害後果的例子[48]。同時,中國對國家機密定義管理的模糊、寬泛,也被認為嚴重妨礙了公民的知情權,並導致政府對公民維權的打壓[49]

遊行示威集會權利[編輯]

在1980年代,中國公民的遊行示威集會權利雖不能說有保障,但還在合法狀態下。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0月31日緊急立法,出台一部憲法類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該法規定,舉行集會、遊行、示威,必須提前五日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獲得許可。

很多人表達了對該法律的憂慮,認為把這項基本人權變成申請許可制度,而非備案制度,事實上讓政府有了審查許可權。有些專家直接批評它違反憲法,但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目前不能作為判案依據,所以無法進行違憲審查[50]

事實上由於公安部門對遊行申請基本上不批准,使得中國境內進行的絕大部分遊行示威活動都在不合法狀態下,比如2007年6月1日廈門民眾自發舉行示威遊行反對PX化工項目和2008年上海市民反對磁懸浮計劃、廣州2010年7月開始的捍衛粵語行動,都是在沒有申請批准的情況下進行。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官方宣稱在北京開闢三塊區域專門用於遊行示威,但事實上,有位80餘歲的老人因為住房拆遷問題申請示威遭到當局「勞動教養」處罰一年[51],但隨後當局撤銷了這一決定[52]。此外,當局宣稱收到77份示威申請,但從記者的觀察來看,似乎沒有任何示威申請得到當局通過[53][54]。在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時,公安部批准過遊行。[55]

結社組黨權利[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一部關於政黨的法律,只在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結社的自由。有學者認為,社會團體包括政黨,即憲法允許組黨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中國大陸,再也沒有新的合法政黨誕生,實際上也沒有合法組黨的渠道。若自行組黨會受到鎮壓,較為典型的案例是1998年中國民主黨組黨初始即受到鎮壓[56]

在中國大陸,除了中國共產黨以外,還有被統稱為民主黨派的八個政黨[57]。法律規定民主黨派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有參政議政權但沒有執政權利,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機構為政協會議,但中國憲法所規定的國家機構中並沒有包括這一機構。許多人認為政治協商不構成民主政治的政黨平等。

對於組建社會團體,在中國大陸也有嚴格的限制。所有的民間組織必須在民政部申請並經批准,未批准成立的組織被中國政府視為非法。民政部門批准成立的標準通常模糊,許多人認為該標準是以不構成對共產黨執政的威脅 [9]。通常許多組織的取締不是以現行法律為基礎,甚至人大事後緊急立法。比如中功等一些氣功組織。

中國宣稱目前登記註冊的非政府組織達35萬家之多。但很多人認為其中大多數不是傳統意義上的NGO(非政府組織),而是GONGO,也就是國家組織的NGO,而且大多數是職業、體育和文化協會(如足球俱樂部),它們的活動比較自由。

宗教信仰權利[編輯]

中國是當今世界上為數不多的設有專門宗教事務管理機關對宗教事務進行全面系統管理的國家,政府對宗教組織、宗教職位任命有較嚴格的限制與介入 [10],當局認為這是防止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顛覆中國,但有批評者認為這破壞了一些宗教自身的傳統。公民絕大多數在信仰普通宗教方面相對不受嚴厲管制,但在活動範圍場所、傳播及集會方面有較多限制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主要認可了五個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在中國的地位。中國官方認可全國性宗教團體共有七個:中國佛教協會中國道教協會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分別代表著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這五大宗教。在黑龍江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也承認東正教的合法地位。

中國政府對於屬於散布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的民間信仰以非法化處理(「封建迷信」),媒體輿論導向有時會將宗教與迷信混為一談,對具組織性的民間宗教教派,則被視為反動會道門予以取締。中國官方人士也承認,「根據相關條件的限定,五大宗教以外的宗教在我國作為社會實體而得到法律的承認是相當困難的事情。」法輪功中功[來源請求]香功[來源請求]等都以「邪教」罪名取締。然而中國政府對中國傳統宗教信仰,以及苯教、東巴教、薩滿教等土著宗教並未做過多限制。

每年都有一些宗教人士因各式罪名被中國政府抓捕,不少宗教案例(如蔡卓華牧師涉嫌非法經營罪一案)讓很多法律人對中國政府尊重宗教自由心存疑慮。 在西藏,宗教自由受到一些限制,比如不允許談論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領袖達賴喇嘛,因為其宣傳西藏獨立,而反對者則批評為縮水的西藏佛教信仰自由。而對於一些具有反抗色彩的新興宗教,政府嚴格管制。[58]

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宗教被視為「愚昧產物」,民眾逮捕、干涉了宗教人士,迫使其放棄宗教信仰。不少宗教建築受到掠奪及毀壞。及後這些文化及歷史性的宗教景點陸續獲得修復、重建及維護。不過有批評觀點指,這些景點的修復工作仍未足夠。[59]

司法保障與受公正審判權利[編輯]

對於某些中國當局嚴格限制的憲法規定的政治權利,權利被侵犯後的救濟渠道是十分有限的,某種程度上關閉了司法保障的門。這類權利包括新聞、言論、出版、遊行、示威、集會、結社、選舉和不被公力機關非法侵害人身等權利。相關的起訴,或者法律在制定保障上有空缺,或者司法部門從程序上駁回,甚至是不以回應[60][61][62][63][64]。同時,對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案件,中國的法院往往也會拒絕立案[65][66],拒絕的案件中,通常不會有拒絕文字裁定,也不會說明拒絕依據。

對政治案件和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案件,即使案件名義上公開審理,也會對庭審進行控制,主要是限制非公職人員(媒體、當事人親友)入庭。也會存在不依照程序拒絕判決的情況[67]

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控辯雙方權利不平衡。律師介入受到諸如申請、批准、限時、偵查人員在場等種種限制。在刑事案件偵查階段,律師權力很有限,無「在場權」,無法查閱、摘抄、複製案件的文書、材料,只能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諮詢、代理申訴、控告。

在現實中,一些法律沒有授權的部門(例如中國共產黨各級黨委政法委員會)或法律沒有規定的辦案程序(例如公檢法聯合辦公、協調定案),和非法定偵查機關(如紀委監察等),也在某些職務案件中行使偵查權,靠「雙規兩指」獲取嫌疑人的證據,並自行決定是否移交司法機關追究法律責任。

「民告官」的法律《行政訴訟法》,存在著訴訟主體和訴訟內容的限制,只能就具體行政行為由被行為人提出訴訟。對於抽象行政行為,比如文件和政府法規,即使侵犯了公民的人權,也無法提起訴訟。同樣對由於訴訟主體的限制,對於行政作為,中國還不能提起公益訴訟。由於體制問題,執行存在困難,中國大陸「民告官」的成功率較低。

對一些弱勢群體(如農民工、農民、城市低收入群體)的司法保障權利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大陸地區的媒體也對這部分公民各種權益的保障進行過報導,目前部分人的權益保障相當不足。

另外,有些被當局認定的特殊群體(如六四人群、宗教人士、底層維權人群),由於有政治方面的禁忌,這部分人的權利保護相對薄弱,黨委通過口頭傳達等行政手段就可以在公檢法中拒絕這類人群的被侵權申訴和起訴[68]。他們的司法保障權利受到部分剝奪,這些人群的合法權利在被侵犯下也無法尋求司法救助。

選舉監督罷免權利[編輯]

目前,在法律上中國普通公民只擁有直接選舉基層人大代表的權利,還不能直接選舉高級別的人大代表和任何一級政府官員[69]。雖然在法律上可以選舉人大代表,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有部分中國公民較少甚至沒有行使過選舉基層人大代表的權利,也有部分人群對產生出來的人大代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持懷疑態度[70][71]

由於中國自治組織的獨立性受到不少的質疑,它們的選舉也是讓人關注的課題。中國立法規定了選舉的自治組織中,以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最讓人關注,因為這兩個組織在實際生活中承擔了部分公共職能(雖然並不是法律賦予的):

  • 農村基層的村委會直選在全國80%的地區展開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明確提出,候選人由村民直接提名,但強調共產黨在農村的基層工作。一些觀察過地方村委會選舉的國際人士認為他們觀察的選舉從總體上來說是公正的,也有一些國際媒體報導他們發現村主任的選舉被嚴重控制和監視並背離《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要求 [12]
  • 村委會組織法所規定的村民選舉、罷免等權利和村委主任的不受政府撤銷的權利,在部分地區受到鎮以上政府的非法剝奪。一些村委會的事件[72] 讓許多人質疑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的選舉罷免權利是否真正受保障,並對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一些不合理規定進行了討論。中國大陸媒體也在不少節目上曝光過地方選舉中的出現的舞弊和非公平競爭的事件。
  • 新的居民委會組織法草案正在制定過程中,相對於正在實行的居委會組織法,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編輯]

私有財產權利[編輯]

大陸在建國後相當長的時期內,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一直處於缺位的狀態,對個人所能擁有和支配的財產有嚴格的限制,從而使得建國初的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得以完成。改革開放後,對個人的私有財產的承認與保護開始建立並逐步進展,普遍認為初具體系。2004年3月14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將「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文字寫入憲法,在憲法地位上首次確認了對公民私有財產權的法律保障與價值確認;2007年3月16日物權法在草案經過多次重大爭議後在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通過,這被認為是建立民法典的重要一步。

但在現實中,有學者認為還有諸多的缺陷。主要表現在公權力侵犯私有財產方面,制度還不完備。

因公徵收徵用私人財產,還沒有實現市場價補償原則。

在20世紀90年代,公力機關拖欠款項曾在部分地區較普遍,最常見的是政府對農民打白條、對施工單位拖賴工程款。與民間的經濟糾紛不同,雖然道義上同樣受譴責,但受害者提起司法救助困難、判決後執行也難,這更象是一種體制缺陷 [13]

此外執法人員對違法嫌疑人員進行執法時,常對被執法者的個人財產在沒有法律依據下(但可能有政府文件支持)進行沒收或損毀,比如常見的城管人員執法情況。不過有人認為大多被執法者素質低,往往罰金收不上來所導致。

在私有財產的使用與支配上,還受到諸多的限制。在金融、傳媒、電信、能源等敏感領域設立了極高的門檻,對這些領域的投入,面臨政府可能通過行政命令強制收繳的極大風險,除國資以外的進入者,往往是與權力有密切聯繫的權貴資本。陝北石油案被稱為中國「保護私有財產第一案」,孫大午事件讓學者認為中國的民營資金的管理過於嚴格與僵化。

最受爭議的是因土地國有集體所有的地權制度而衍生的一系列問題,特別是規劃拆遷,暴力拆遷已成為中國的一個嚴重社會矛盾,並發生多起人命案件。在都市計畫拆遷中,由政府主導制定拆遷費用與補償標準,而非交由市場來界定,導致地方政府在政績與利益面前,不時有侵害房產所有人的案例。國內的媒體不斷批露出越來越多的野蠻拆遷案例,部分人士被拆遷後無家可歸,同時對侵犯公民住宅的拆遷者沒有相應的懲罰,被拆遷者在被公權力侵犯時尋求不到司法救助[73]。2000年北京申請主辦和準備2008年奧運會,讓國際社會關注是:建設規劃體育場館及城市現代化設施過程中,有人指出政府有侵害市民農民正當財產權利的行為。

房產所有權也被部分學者質疑,如王怡認為公民買來的房屋所有權證並非有所有權,「支付的只是70年的房屋租金」,「基於目前的地權制度,我們無法『買斷』任何一間房屋。」認為它和《憲法》修改所確立的「保護私有財產權」的原則就已構成顯著的衝突。由於這種私有財產的擁有不可測性,有人認為應當地權改革,讓土地私有化[74]

遷徙居住權利[編輯]

改革開放後,人口流動增強,人們可以較自由地進行遷徙。但是戶籍制度造就了城鄉之間的隔閡與地區之間的封閉,對許多流動人員的工作、居住設置了障礙,相當程度上限制和侵犯了公民遷徙與居住的權利。有相當多的地區實施暫住制度來限制公民自由。

勞動工作就業權利[編輯]

中國頒布了《勞動法》並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但違反勞動法的情況依然時有發生。主要集中在工資延發剋扣、勞動時間超期。特別是農民工,在勞動安全、就業、勞動保障等方面受到歧視與侵害[75]

囚犯被剝削的問題[編輯]

中國當局實施勞動改造的作法也招至許多批評,認為違反了《世界人權宣言》的條文——「任何人不得使為奴隸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買賣,均應予以禁止。」。因太石村罷免事件曾入獄的郭飛雄聲稱:他在獄中見到大量勞動改造形式的對囚犯的強制勞動,並就此給廣東當局發出公開信。國際上都有習慣把囚犯工作時的製成品出售,雖然沒有國際法禁止把類似產品在國際上銷售,但是許多國家的政府往往以此批評中國把囚犯生產的物品卻售往國外。他們並因此指中國利用囚犯低廉的工資生產商品,既有剝削囚犯之嫌,也達到傾銷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因為中國大陸被認為缺少新聞自由,使得這類調查很難進行。類似指責並沒有確切證據。有人認為,雖然有一些監獄存在著管理不嚴格的問題,多數的產品收入以稅收的形式上繳,支援著中國的建設。[76] 中國現在還在存在著一些疾病就業歧視。例如,B肝或身體的某小部份缺陷的人可能在某些行業就不能給予工作機會,特別在各個地方和基層單位(包括政府工作部門),招工會用身體檢查的結果來阻擋公民的合法工作權力。當然,中國政府目前也正在尋找辦法去平衡和解決這些不平等的行為。中央政府已經立法保護那大部份公民,但在各個地方和下屬部門依然暗中存在不均等的歧視行為。就為當權領導者顯現一系列需要解決的當務之急的人民內部矛盾。

工會權利[編輯]

中國還不能組建獨立的工會、農會,所有的行業組織都置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共將其看作統戰工作。

社會保障(社會保險)權利[編輯]

目前農村戶口的公民大多還不享受醫療、養老、失業等保險。即使在城市這一制度仍很不完善:城鎮的下崗和失業人員的失業保險還不能完全保障,因為在非戶口所在地購買的養老保險不被允許遷往戶口所在地而養老金只能在戶口所在地領取,在這方面僅有兩個城市例外:上海的社會保險可以遷出(只能遷出個人帳戶部分,而統籌部分不能遷出,而這部分佔有很大比例);深圳的養老保險可以退還現金。中國社保基金剛剛開始建立,一些學者認為還不完備。

婦女兒童保障權利[編輯]

中國婦女在教育就業等方面在政策法律上不受歧視,雖然社會觀念上還有重男輕女。

中國為抑制人口增加而實行的計劃生育,受到了一些爭議。國人與大多外國人都認識到中國實施計劃生育的必要性及對世界的貢獻。但也有人認為人口的減少應在觀念與社會發展上下功夫才是治本之道。

仍有大量的國外組織與個人批評生育權利被侵害,國內則批評在實施計劃生育過程中的粗暴與違法。地方政府在基層執行過程中,曾出現為片面追求計劃生育指標而濫用職權,強迫超生的孕婦墮胎、引流,或強制已生育男青年結紮、絕育的現象,其中對機關公務人員及事業單位人員的強制更為苛刻。

兒童的權利在立法方面相對薄弱,沒有法律授權政府主動剝奪虐待子女的監護人的監護權。另外,收養法只承認在原監護人同意的情況,使得針對被虐待孩子的救助增加困難。

計劃生育戶籍制度產生的黑戶口、集體戶口、留守兒童,許多正常的權利(如上學、醫療)被限制。

此外,由於在立法實踐當中有過分強調女性與兒童的權利的情況,導致在立法過程當中出現對女性、兒童權利的保護而忽視成年男性應有的權利的保護的現象(如:成年男性的性權利至今仍然不受刑法保護以及「拐賣婦女、兒童罪」明顯強調受害者為女性及兒童而對拐賣成年男性的行為沒有加以禁止)。

教育權利[編輯]

中國在義務教育上的投入在非常低的水平上,遠未到達世界教育投入比重的平均水平。2003年9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教育權報告員托馬舍夫斯基(Katarina Tomaševski)在考察中國教育狀況後批評,中國政府在公共教育經費方面的支出不足GDP的2%[77][78],低於聯合國建議的6%,排全世界最後幾名[79],人均教育經費之少,甚至比不上烏干達。但其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稱,托馬舍夫斯基沒用採用中國政府提供的「正確數據」,「卻使用了許多與事實不符的數據」[80]。根據2012年中國政府公布的數據及中國政府總理溫家寶於2013年初所作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國內地教育經費投入的比重已佔國家GDP總量的4%。[81]

教育產業化的提出和實踐受到大多數國人的抨擊和反對,以至於教育部改變說法:「教育部反對教育產業化」。雖然在這一問題的支持反對者都有各自的理由,但在國家還不能保障多數國民的基本中等高等教育情況下,這一作法使得農村人群、貧困階層、底層工薪階層等無力承擔孩子的大學甚至中學的教育。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2006年修訂通過《義務教育法》並規定2006年9月1日開始實行,俗稱「新義務教育法」。9月1日,只有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開始實行,幾年後全國大部分地區開始執行,並不完全,但收費較以往已下降60%-80%[來源請求]。隨著2006-2008年期間政府頒布的諸多法令,全國各地的義務教育費用逐步降低,並計劃近年實現完全免除學費及學雜費(已部分實現)。

教育平等還有很大的缺陷。與英美相反,因政策所限,私立大學師資設備往往遜於公立、國立大學,且因為管理混亂而產生很多「克萊登大學」。而公立學校通過收取擇校費、供讀費等措施,使師資設備較為優越公立學校成為實際意義上的「私立學校」。大學是按照省份地區來規定相應的入學資格的,通常做法是降低大學所在地的入學資格,導致此大學在大學所在地的入學分數線相應降低。這個現象在集中全國頂級大學的北京最為明顯。

由於很多學生希望入讀頂級大學,但大學對其他省份的學生入學資格要求很高,從而導致其他省份的學生考試分數遠高於大學所在地的分數線而落第的情況甚為常見。因此產生了分數線階梯差:一個省份可以就讀重點大學(師資設備優於一般大學)的分數線,換做另一個省份的可能就入讀頂級大學。相同地,該省份可以就讀一般大學的分數線,在另一個省份可能就入讀重點大學。某種程度這是對學生的歧視,網路的激烈爭論未間斷過,各地學生多對此憤憤不平但卻只能接受現實。

高考按省份地區劃分入學分數線的不公現象由來已久。諸如山東,河南,湖北等參加高考學生比重大的省份,每年許多學生的分數已經達到很多著名大學在所在地的入學分數線。然而在上述省份的學生若是填寫入學志向略欠考慮,可能會直接落第[82]。例如2008年河南省參加高考的學生100萬人(全國的十分之一)中,僅僅4%的學生就讀重點大學,是全國均值的三分之一,而頂級大學的入學率更是僅有全國均值的四分之一。這是按省份地區劃分入學分數導致的極度不公平現象[83]

根據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的研究,按照現行的高考制度,以北京大學為例,不同省份學生入學的機率相差懸殊。若以每一萬學生報名北京大學並順利入學的比例計算,廣東省是1.4人,接近萬分之一。而大學所在地的北京的學生入學率是52.2人,相差37倍[84]。由此引發的移民現象已經出現,雖然這種現象通常被政府禁止。以此移民的人又被稱為「高考移民」。

高考除了考試分數外,還有多種加分途徑,如少數民族、烈士家屬、全國高中學科競賽一等獎、國家運動員、省級優秀學生幹部、在少數民族地區就讀等等。加分以10分到20分為限。然而這些加分規定在實際執行中並不嚴謹,導致一些人用非法手段獲得加分。例如無線電測向,航空模型等項目作假現象極為嚴重[85]。或者以類似「高考移民」的手段獲取加分,例如少數民族學生移民到少數民族地區參加考試,以獲得「雙重加分」[86]

高考的考卷查詢也不透明,2011年,《中國青年報》披露了一名河北的學生因模擬考試與高考實際成績相差過大而要求查詢考卷,卻處處受阻的事件。該學生2008年參加高考,原本幾次模擬考成績都可以就讀重點大學,正式考試時也沒有沒有出現發揮失常的情形,但最終成績居然與預估的和模擬考試成績的相差100分之巨,因而向河北省教育局提出查詢考卷的要求,最後被拒絕。後來在2009年,該學生復讀並再次參加高考,得到幾乎和2008年一樣的結果,提出查詢申請雖然得到批准,卻不允許學生本人查看考卷,而是由考試閱卷組的評議專家查看,得到了「考卷沒有問題」的結果,學生本人認為這無法令人信服[87][88]。同樣的問題在北京河南等地也出現過類似的案例,有的案例甚至還鬧上法院,但能查詢到考卷的案例很少。[87]教育學家、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認為造成這些事件的原因在於高考查詢制度的不完整,而且高考考卷屬於「國家機密」,查詢考卷的可操作性不高;而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除了認同楊東平的意見外,還認為一些高考改卷的評卷員「不負責任」。[87][88]

科學、文學或藝術作品生活權利[編輯]

在文學作品出版上,中國公民要受制於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網路等的管理。所有作品的發行都要經相應的審評小組核查通過,不經批准的出版會受到「非法出版」的行政或刑事處罰。

另外著作版權問題,是國際上與中國矛盾較大的經濟議題。中國立法上相對完善,但在執行和處罰上力度太小。同時也有一部分人認為[誰?]對外國的著作權不應該予以保護,其理由認為其他國家也是對中國的音響物品進行盜版,例如在美國的一些中國超市的書店出售非正版的大陸與港台以及亞洲的音像製品。

國際交流及西方對中國人權的關注[編輯]

西方世界,包括西方國家的政府、普通民眾、以及國際人權團體、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見人士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權狀況一直保持密切的關注,他們並使用各種方法,試圖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權狀況與西方及國際普便認可的標準接軌。中國媒體稱,西方世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關注,跟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一貫反對共產主義有密切關係,普通民眾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心,則多出於本人對基本人權的認識及對受壓制人民的同情。

世界上許多在人權維護上有經驗和成就的國家,積極和中國大陸政府展開人權領域的對話與合作。聯合國等國家與組織在與中國的交往中,都把人權作為一個重要議題來對話。

當局已經在原則上表示願意與美國或其他國家和組織在人權方面進行溝通,以使中國大陸地區的人權狀況能夠與國際公認的人權標準接軌。其中就包括了在1997年10月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2001年3月人大有保留地批准)以及在1998年10月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目前還未批准)。中國大陸政府在人權問題上同意與聯合國專家就虐待、任意拘禁以及宗教自由問題進行交流和對話。

很多西方的非政府組織和人權組織對中國的人權狀況提出批評,認為中國存在對人權的侵犯。無國界記者的每年度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中中國總是倒數,並納入中國為「網際網路敵人」;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的報告中批評中國屬於世界上人權狀況「劣中之劣」[89]

部分國家持續多年對中國的人權狀況進行批評和指責。其中美國國務院幾乎每年度都在其發表的各國人權狀況報告中國部分[90] 中,指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侵犯了許多國際普遍認可的基本人權,包括當局對異議分子的壓制、法律體系無法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等。被指違反人權的例子包括了長時期拘留、通過勞改的形式對犯人進行再教育、強迫供罪、虐待以及對犯人不當管制。此外還包括了對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集會集社自由、宗教自由、勞工權利以及隱私權方面的壓制與侵犯。

2005年的報告[91] 同樣指責中國的人權紀錄不良,政府繼續嚴重侵犯人權。「公開表示反對政府的政策和觀點或對政府權威提出異議的人士遭到政府或安全當局的騷擾、拘押和監禁。人們要求糾正處理不公的問題所引發的社會騷動和抗議活動大幅增加,曾發生多起暴力鎮壓事件。為提高司法權威和減少警方和安全部隊獨斷專行的行為所擬定的重要措施陷入停頓狀態。對媒體和網際網路的限制仍在繼續。對少數民族,特別是對維吾爾族和藏族的壓制有增無已。新通過的宗教事務法規擴大了對註冊宗教團體某些活動的法律保護,但對未註冊的宗教團體的壓制仍在繼續,法輪功精神運動繼續遭到鎮壓。」

西方世界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及議題涉及所有可能的方面。例如在奧運主辦資格話題上,一些團體表示鑒於《奧林匹克憲章》的核心原則,把2008年奧運的主辦權頒給一個經常侵犯人權的國家並不適合[92];當然中國也有人強烈反對把舉辦權與人權掛鉤,認為把體育運動與政治問題相關聯極不合理。

總部位於紐約人權觀察指出2009年中國人權顯著惡化。[93]

2010年3月11日,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指出:中國的人權狀況惡化。反對政府的持不同政見者受到迫害和打壓,網際網路信息自由流動受到限制和禁錮。中國政府加強了對使用網際網路的監管、控制內容、限制信息、屏蔽國外和國內一些網站,鼓勵自我審查,懲罰那些違反規定的人。中國中央、省和地方各級政府僱用成千上萬網際網路電子通訊信息監督員(俗稱「網警」)。中國政府把通過網際網路和平表達自己意見的中國公民關進監獄。至2009年年底,中國囚禁了30名記者和68名網路持不同政見者。2009年,中國對5000人執行了死刑,以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的人數比創紀錄的2008年有所下降,但是仍然有1150人被逮捕,其中1050人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被起訴。[94]

中國政府對本國人權的評價[編輯]

2000年11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聲稱:中國政府在促進和保護人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中國政府的積極努力下,人民享受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水平明顯提高。中國的人權狀況正處於歷史上的最好時期,這是世界上任何不帶偏見人士公認的事實。 [95]

2004年4月17日,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大使沙祖康聲稱:中國今天的人權狀況就比美國的人權狀況要好,中國人口比美國多五倍,如果按照人口比例來講,我們問題至少應該比美國多五倍,那才說明我們人權狀況和美國一樣。但現實是,我們目前人權狀況比美國的好,說明中國人權至少比美國好五倍[96]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在《中國當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意味著什麼?》一文中說:「何為人權?人權的含義和內容比較廣泛,但不管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一個人的最根本的人權就是生存權,也就是吃飽飯的權利,穿暖衣的權利,有房住的權利,總之,就是享有基本生存權的權利。 」「中國政府的人權觀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即指出中國政府的人權觀主要是指人的生存權、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較大改善。[97]

2009年07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接受美、英、法、德、日、韓、新加坡、香港8國和地區媒體聯合採訪宣稱:「中國從來不缺少言論自由。」[98]

2013年07月30日,《人民日報》刊文《中國人權事業,博採眾長的實踐》,文章指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是完美的。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努力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中國願繼續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與各國開展人權對話,為促進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99]

具體事件或案例[編輯]

其他主題[編輯]

注釋及參考文獻[編輯]

  1. ^ 註:簽署不等於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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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 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污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選集》上卷第一七二頁) *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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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雖然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規定,「任何受到刑事指控的人有權不被強迫自證其罪」,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人「應當如實回答有關的問題」;證人「均有作證的義務」。
  25. ^ 晏揚,2003年,三問「處女賣淫案」搜狐 轉千龍新聞網。
  26. ^ 置疑勞動教養制度《立法法》第8條和第9條之規定,對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通過制定法律來規定,並且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不得授權國務院就這類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在沒有正式法律的情況下先行制定行政法規。《行政處罰法》第九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第十條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同時規定的處罰種類中不包括勞動教養,最嚴厲的行政處罰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過15天。《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根據聯合國有關機構的解釋,這裡的「法律」,是指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這裡的「程序」,是指經過合格的法庭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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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國際人權組織大赦國際2006年有關死刑的年度報告中說,全世界總共處決了將近1600名死刑犯,其中中國處決了超過1000人。組織認為中國真實的處決人數可能高達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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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死刑案件二審全部要開庭,還有在一審在事實證據方面也強調要少殺慎殺;對鄰里糾紛、感情糾紛引發的殺人案不判死刑,對受害人做出賠償,受害人表示諒解也不判死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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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 中國農民調查案庭外調解 原告撤訴
  68. ^ 高智晟在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和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兩封公開信中 [4][5],詳訴了法輪功人員沒有司法保障的現狀。
  69. ^ 1998年12月,四川省遂寧市步雲鄉在中國首次進行鄉長直選,引發很多人的關注,隨後在中國其它地區也陸續進行了數起鄉鎮一級的直選或公推直選。但以上都只是一些孤立的事件,並沒有法律上的支持,至少在形式上最後還得由鄉鎮人大同意。在2006年8月,鄉鎮直選嘗試的作法被取消 [6]
  70. ^ 姚立法挑戰吳邦國、胡錦濤的人大代表資格
  71. ^ [7][8]
  72. ^ 最典型的事件有大祝村選舉事件太石村罷免事件、潛江選舉事件。
  73. ^ 新京報:《嘉湖閣事件:誰和〈物權法〉較量
  74. ^ 許志永 中國農村的土地應該私有化
  75. ^ 礦難事件和民工討薪如王斌餘事件(討薪不成被逼殺人並判死刑)成為關注的焦點。
  76. ^
  77. ^ WORLD BANK/IMF AGENDA:THE NEWSLETTER ABOUT REFORMING ECONOMIES. 世界銀行網站. [2008年7月20日]. 
  78. ^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The right to education ,Report submitted by the Special Rappoteur, Katarina Tomaševski, Addendum ,Mission to China.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聯合國高級人權專員辦公室). 2004年 [2008年7月20日]. 
  79. ^ 肖雪慧. ‘教育产业化’与贫穷世袭化. 中國社會導刊 China Society Periodical (中文). 
  80. ^ 外交部評論托馬舍夫斯基對中國教育政策的批評. 中國新聞社. 2003年9月23日 [2008年7月20日]. 
  81. ^ 教育投入達到GDP4% 老大難問題依舊存在. 光明日報. 2013年3月5日. 
  82. ^ 教育部就是製造高考不公的根源. 
  83. ^ 河南高考考生人數將近100萬居全國之首. 
  84. ^ 袁貴仁你睜着眼睛說瞎話,不害羞嗎?. 
  85. ^ 浙江:高考體育加分是花錢買來的?,今日早報,2009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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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 88.0 88.1 黑匣子內冤魂幾何?申請成績複查為何不讓看高考試卷!. 中國青年報. 中新網社區. 2011年6月27日 [June 3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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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 BBC報導 人權組織國際特赦發表報告指中國人權不改善將敗壞奧運名聲
  93. ^ 人權觀察指09年中國人權顯著惡化. 美國之音. 2010-1-21 [20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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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 發言人就歐洲議會通過《關於中國人權狀況決議》發表談話
  96. ^ 文匯報官方網站 沙祖康:無一國願與美聯署
  97. ^ 新華網新華網:中國當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意味著什麼?
  98. ^ 新華網汪洋接受外媒採訪:中國從來不缺少言論自由
  99. ^ 人民網中國人權事業,博採眾長的實踐

參見[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