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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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系列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jpg
馬禮遜

背景
基督教 新教 中國歷史
基督宗教發展史
基督宗教在華發展史
景教
天主教在華發展史
耶穌會在華發展史
基督教十九世紀在華發展

人物
郭實臘 戴德生 慕拉第
李提摩太 古約翰 劍橋七傑
李愛銳 艾偉德其他傳教士

傳教機構(差會)
中國內地會 倫敦傳道會
美國公理宗海外傳道部(美部會)
英國聖公會差會 美北長老會差會
其他傳教機構

影響
中文聖經 醫療傳道
東北大復興 中國基督教學校
中文基督教聖詩 中文拼音
廣州話拼音 福州話拼音
反纏足 反鴉片

重要事件
太平天國 鴉片戰爭 不平等條約
揚州教案 天津教案 古田教案
庚子事變 辛亥革命 國共內戰
二次大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基督教徒
梁發 屈昂 席勝魔 孫中山
馮玉祥 宋尚節 王明道 袁相忱
林獻羔

基督教」在中國有廣義和狹義兩個概念。廣義指包括東正教天主教新教在內的,以基督耶穌為救主的宗教。狹義則指新教,或曰更正教、反對教等。本詞條指的是廣義的基督教。基督教的傳統認為多馬(「印度使徒」)或巴多羅買是最早將基督福音帶到中國的人。而有確切歷史記載的是公元635年,唐朝初年,唐太宗貞觀九年,基督教初次來到中國。

目錄

唐朝[編輯]

唐朝(7世紀)時在中國北方發現的西方傳教士像

基督教傳入中國最早的確切記載是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大秦國(其實是來自波斯而非古羅馬)有大德阿羅本帶來經書到長安,由歷史名相房玄齡迎接,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此時進入中國的是聶斯托留派,來華後被稱為景教。他們的主要工作有:興建修道院、翻譯聖經還有出版一些信道基要的書籍。唐太宗御賜「阿羅本」名號,意思是「神所差遣來的」。不過,此時的景教並沒有給中國帶來什麼樣的貢獻或者是影響力,這是有兩大原因:第一,內部的爭鬥,以致福音不能繼續有效的傳播。第二,只與社會中的高層人士往來,並未普及深入民間,而且沒有建立當地的同工,以致於與民間的關係距離遙遠。[1]天寶三年(744年),大秦國教士佶和來京行道。唐肅宗令靈武等五郡,重建教堂。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篤信道教,下旨禁止佛教等其他宗教,至此基督教在中國第一次終止了傳播。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大主教阿多爵統理中華、印度兩國教務,派教士東來,建教堂傳教無阻[2]

元朝[編輯]

聶思脫里派獲得恢復[編輯]

天主教開拓東方[編輯]

馬可波羅與掃馬[編輯]

  • 1265年義大利天主教徒尼古拉·波羅和馬飛奧·波羅兄弟抵達蒙古帝國首都大都(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見,派遣他們回報羅馬教廷,請教廷派遣傳教士來元帝國。波羅兄弟於1269年回到家鄉,老教宗克萊門特四世於一年前去世。不久新教宗格里高利十世被選出,派遣兩名多明我會修士偉立爾莫、尼格老跟隨波羅兄弟前往元帝國。尼古拉·波羅還帶上了他的15歲的兒子馬可波羅。兩位教士半途而返。1271年馬可波羅一家三人帶著教宗給元帝國皇帝的信動身,於1275年再次回到中國。此後馬可波羅在元帝國任職達17年。多年之後,他所口述的《馬可·波羅遊記》,激起了整個西方對中國的遐想[6]
  • 1287年來自元朝的景教徒掃馬代表蒙古伊兒汗國出使歐洲,1288年抵達羅馬,拜訪教宗,並接受了教宗尼古拉四世致中國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信。1289年掃馬返回伊兒汗國。掃馬對教庭的訪問,促成教宗尼古拉四世派遣傳教士前往中國。

方濟各會進入中國[編輯]

  • 1289年,羅馬教宗尼古拉四世派遣天主教方濟各會神父義大利人孟高維諾(1247—1328)為北京的主教,隸屬各省主教7人[2]。他從伊兒汗國走海路,途徑印度,1291年抵達中國泉州,於1294年進入元大都(今北京),受到元成宗鐵穆爾的歡迎,獲准在大都自由傳教。1299年和1305年分別在大都建成2個教堂,有三萬餘人入教[2]
  • 1303年 阿諾德馮科隆(Arnold von Koln)到達大都協助孟高維諾。
  • 1313年,羅馬教廷派遣方濟各會修士日辣多(哲拉多·阿布意尼)等七人前往中國,其中1人留在途中傳教,3人死於印度,到達中國只有3人。日辣多被任命為泉州教區第一任主教,斐萊格林和安德魯留大都傳教。至此天主教在中國建立了大都和泉州兩個主教區。
  • 1322年,方濟各會修士鄂多立克(和徳理)從義大利抵達中國旅行。經泉州入中國,遊歷福州、杭州、金陵、揚州、明州、北京等地旅行,取道西藏回國。後在病榻上口述東遊經歷,由他人筆錄成書《鄂多立克東遊錄
  • 1333年,教宗若望二十二世任命方濟各會修士尼古拉為北京主教[7]
  • 1338年,熱那亞傳教士安德魯作為元帝國使臣出使歐洲,前往阿維儂拜見教宗本篤十二世。隨後本篤十二世派遣馬黎諾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為使臣,率領修士團五十餘人來華。至正二年(1342年)抵達北京,晉見元順帝[8]。1345年馬黎諾里返回當時的教廷阿維儂

元末基督教被摧毀[編輯]

  • 1362年,泉州第五任主教雅各伯(威廉·甘勃尼),在元末動亂中被殺害。
  • 1368年,明朝建立,摧毀了所有外族色彩的事物,包括天主教和聶思脫里派。基督教於元朝滅亡時,再次中斷。

明朝[編輯]

沙勿略長眠上川島[編輯]

登陸中國[編輯]

  • 萬曆三年(1575年),奧斯定會西班牙籍修道士馬丁·德·拉達(Martín de Rada,1533年6月30日-1578年6月)在中國廈門登陸。
  • 萬曆六年(1578年),駐澳門耶穌會遠東觀察員範禮安神父認識到在文化發達的中國傳教需要改變策略,於是他從印度調來了幾位年輕的傳教士,讓他們學習中國語言,並希望他們今後傳教時得到中國官員的支持。這裡面就有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巴范濟(Francois Pasio)和利瑪竇(Matteo Ricci)。
  • 萬曆七年(1579年),羅明堅到廣州,後返回澳門。
  • 萬曆十年(1582年),羅明堅巴范濟被允許在廣東肇慶定居並傳教,第二年利瑪竇也抵達肇慶,使天主教在中國大陸得以立足。
  • 萬曆十三年(1585年),範禮安任命葡萄牙籍教士孟三德任中國教區區長,潛入肇慶居留。
  • 1586年,天主教馬尼拉主教參與西班牙菲律賓總督主持的武力征服中國計劃的制定。該計劃因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被英國摧毀而放棄。
  •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耶穌會義大利籍教士郭居靜來華。義大利籍教士龍華民(Nicholas Longobardi,1559年-1654年)來華。
  •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利瑪竇首次進京,但是未能立足,返回南方。耶穌會西班牙籍教士龐迪我來華。

利瑪竇永駐京城[編輯]

  •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利瑪竇龐迪我攜帶大量禮品再次進京覲見明神宗,終於獲得在京永駐的許可,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聲譽和關係,開啟了日後其他傳教士進入中國之門。
  •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青年徐光啟在南京受洗,獲教名保祿(Paul)。
  • 1605年,耶穌會傳教士鄂本篤Bento de Góis),從印度出發,經古絲綢之路,經過四年長途跋涉,於1605年抵達中國肅州,因勞累死在那裡。他的日記被利瑪竇整理發表,證實馬可波羅描述的契丹就是中國。
  •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耶穌會義大利籍教士熊三拔來華,協助「欽天監」修訂曆法。
  •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李之藻1610年在北京受洗。
  •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利瑪竇去世,龍華民接任,他對利瑪竇寬容中國教徒尊孔敬祖表示不滿,這成為中國禮儀之爭的開始。同年耶穌會比利時籍傳教士金尼閣來華,抵達南京跟隨高一志郭居靜學習漢語。義大利籍傳教士畢方濟抵達澳門。
  • 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楊廷筠在杭州受洗。
  •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畢方濟抵達北京。耶穌會義大利籍教士艾儒略到中國泉州傳教。
  •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耶穌會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到達中國南京,1636年返回歐洲,途上完成了《大中國志》。

南京教案[編輯]

  •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發生南京教案,許多天主教傳教士被驅逐。
  •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耶穌會傳教士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傅汎際(Francisco Furtado, 1589-1653)跟隨金尼閣抵達澳門。
  • 天啟二年(1622年)耶穌會德國籍教士湯若望進入中國內地傳教。耶穌會西班牙籍教士費樂德(Rodrigue de Figuerdo 1594-1642)來華。明熹宗敕教士羅如望陽瑪諾龍華民等製造軍用銃炮[2]
  • 天啟三年(1623年)義大利教士艾儒略、畢方濟奉召至京。
  • 天啟四年(1624年)耶穌會葡萄牙教士伏若望(Jean Froes 1590-1638)來華。
  • 天啟七年(1627年)湯若望被派往陝西傳教。
  • 崇禎二年(1629年)耶穌會葡萄牙教士瞿西滿(Cunha, Simão da 瞿西滿, 1589-1660)來華。

湯若望與《崇禎曆書》[編輯]

  • 崇禎三年(1630年)湯若望第二次來到北京,奉召任職歷局,協助徐光啟編修《崇禎曆書》。
  • 崇禎十年(1637年)耶穌會義大利教士利類思來華抵達北京,1640年應東閣大學士劉宇亮邀請赴四川成都綿竹等地傳教。
  • 崇禎十三年(1640年)耶穌會葡萄牙籍教士安文思來華,抵達杭州,1642年前往四川。
  • 崇禎十六年(1643年)耶穌會義大利籍教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來華。

天主教與明末動亂[編輯]

  • 天啟二年1622年,18歲的鄭芝龍在澳門受洗加入天主教,教名Nicolas。
  • 崇禎十三年(1640年),耶穌會德國籍教士瞿安德(Fr.A.X.Koffler 1615-1651) 來華。
  • 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湯若望留京未受虐待。清軍入京之後,湯若望繼續被留用。
  • 崇禎十七年(1644年),耶穌會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在成都入張獻忠幕僚,後被清軍俘虜押往北京。
  •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耶穌會波蘭籍教士卜彌格(Michel Boym,1612—1659 )來華。
  • 南明永曆二年(1648年),瞿安德南寧為王太后、馬太后、王皇后施洗入教,後又為皇三子朱慈炫(後被封為太子)施洗,教名君士坦丁。
  • 永曆四年(1650年)十月,傳教士卜彌格作為南明皇帝的使者與南明官員陳安德出使羅馬教廷和西歐各國。

清朝[編輯]

羅馬教廷在華設立代牧區[編輯]

湯若望的曆獄[編輯]

中國禮儀之爭[編輯]

  • 崇禎四年(1631年)1月2日或3日,受西班牙國王保護的多明我會的高奇神父(Ange Cocchi?-1633年)從菲律賓抵達中國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開始對華傳教。並對受葡萄牙國王保護的耶穌會寬容中國信徒祭祖尊孔表示不滿。
  • 崇禎六年(1633年),多明我會傳教士黎玉范(P.Juan B.Morales)和方濟會傳教士利安當(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OFM,1602-1669)到福安。
  • 順治二年(1645年),接替高奇神父的黎玉范神父(Juan Bautista Morales 或 Jean—Baptiste Moralès1597-1664)特意趕到羅馬向教廷報告耶穌會的行為,將曠日持久的中國禮儀之爭公開化。
  • 順治七年(1650年),耶穌會中國傳教團委派衛匡國赴羅馬教廷,陳述耶穌會關於中國禮儀之爭的見解。獲得教宗亞歷山大七世的理解。1656年,教宗亞歷山大七世下敕諭,允許中國天主教徒祭祖祭孔
  • 1667年,因「曆獄」而被羈押在廣州的包括耶穌會、多明我會、方濟各會會士共23人召開了一場長達四十天的會議,討論在華傳教的方針,最後通過的決議之一,是遵守1656年教宗的裁定。
  • 康熙九年(1670年),方濟各會西班牙籍教士利安定(Augustinus A S Paschali)來華。
  • 康熙十五年(1676年),教宗克雷芒十世任命中國籍傳教士羅文藻擔任南京宗座代牧區代牧。他是歷史上第一位中國籍主教,也是1926年以前惟一的一位中國籍主教。
  •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遣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白晉張誠洪若翰劉應李明等五人來華。在北京建立法國耶穌會。該會成員大多反對所謂「利瑪竇規矩」。
  •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時,傳教士徐日升張誠被任用為譯員。
  •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在索額圖和傳教士張誠、徐日升等人的遊說下,康熙連下兩道諭旨,禮部即奉旨依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實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明確表示傳教士可以在中國百姓中傳播天主教教義,中國老百姓也可以領洗成為天主教徒這被傳教士稱之為「基督教寬容敕令」。
  •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巴黎外方傳教會顏璫宗座代牧在他所管轄的福建代牧區內,發布了禁止中國教徒實行中國禮儀的禁令,引發天主教羅馬教廷與中國清王朝的對抗。
  •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派遣白晉為使臣出使法國。
  •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耶穌會法國傳教士艾若瑟到中國澳門傳教,1699年至1701年到河南開封山西太原接管教務。
  •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11月20日),教宗克雷芒十一世(Pope Clement XI, 1700年-1721年在位)發出禁約,正式禁絕中國禮儀。
  •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教宗代表鐸羅來華發布南京教令,禁止中國教徒敬拜祖先,再度引發中國禮儀之爭,康熙帝為澄清真相,派遣艾若瑟出使羅馬教廷,中國教徒樊守義隨行。
  •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羅馬教廷將福建傳教區交給反對中國傳統禮儀的多明我會耶穌會撤離福州。
  •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傳教士白晉、杜德美雷孝思等人主持測量繪製全國地圖,歷時11年,繪成《皇輿全覽圖》。
  •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教宗克雷芒十一世頒布「自即日起」通諭,重申1704年禁令。
  •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羅馬教廷中國禮儀之爭事,派嘉樂(Jean Ambrose Charles Mezzabarba)主教來華,重新禁令。康熙帝在二十九天之內,召見嘉樂六次,詳為解說供牌及稱天為上帝意義,並說 「朕原視中外一家,不分彼此」[10]
  • 雍正元年(1723年),閩浙總督滿保上疏請將各省西人除曉通技藝者外,余俱送往澳門安置,改天主堂為公廨,嚴禁入教,獲准。天主教正式被禁。

天主教進入西藏[編輯]

雍乾嘉禁教與早期天主教殉道者[編輯]

  • 康熙十七年(1678年),道明會西班牙傳教士劉方濟(嘉彼辣),因仇教風波,在福建被差役斬首。他是明末天主教重返中國以來的第一個殉道者。
  • 雍正元年十二月(1724年),禮部奏請在全國禁止傳習天主教獲准,除在京為宮廷服務的侍士照舊供職,允許進行內部宗教活動以外,其餘傳教士皆被勒令回國。
  • 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下達禁教令。
  • 乾隆十二年(1747年5月26日),多明我會西班牙傳教士白多祿(Pedro Sanz)因禁教期間潛入福建傳教,被斬首於福州西門外。
  •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因湖北、陝西地方官分別查獲前往該地傳教的傳教士數人,乾隆再度下禁教令。
  • 嘉慶十年(1805年),嘉慶皇帝因川楚教亂起事,下令禁止天主教。
  • 嘉慶十九年(1814年),第一位中國天主教教徒殉道者吳國盛在貴陽被處決。
  • 嘉慶二十年(1815年),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徐德新在成都被處決。

俄國東正教在中國[編輯]

  •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東正教會俄國托博爾斯克教區主教托來華。
  •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第一屆俄國東正教北京傳道團抵達北京。1712年康熙派內閣侍讀圖理琛等人經西伯利亞前往伏爾加河下游,慰問那裡土爾扈特蒙古部落,作為同意借道俄國境內為交換條件,彼得大帝提出派傳教士團來華。經康熙表示同意,俄國派出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便於1717年首次來到北京[11]
  •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簽訂《布連斯奇條約》,中方正式允許俄國東正教教士到中國傳教。
  • 1847年7月,沙皇政府授權第十二屆東正教北京傳道團修士大司祭佟正笏(波里卡爾普),首次要求清政府允許俄商到新疆塔爾巴哈台(今塔城)、伊犁和喀什噶爾(今喀什)「三處通商」。
  • 1858年,大司祭固利乙(Gurii)率領第十四屆傳道團前來北京換班。10月10日俄國外交部官員彼羅夫斯基從東西伯利亞總督任地伊爾庫茨克直接到達北京,表面任傳道團監護,實際上則是俄國駐華代表。12月,彼羅夫斯基向清政府聲明是俄羅斯駐華全權公使,要求與清政府談判《中俄天津條約》、《中俄璦琿條約》的換約。雖然這違反清朝的外國使臣不駐京的規定,但是咸豐皇帝還是派理藩院肅順瑞常與彼羅夫斯基談判[12]。1859年7月俄國派遣伊格那季耶夫來華,替代彼羅夫斯基。

耶穌會重返中國[編輯]

新教傳入中國[編輯]

  • 嘉慶十二年(1807年),第一位新教傳教士,新教英國倫敦會馬禮遜來華傳教,並任職於廣州英國東印度公司。七年之後,第一個中國新教徒蔡高受洗。
  • 道光三年(1823年),馬禮遜按立第一位中國新教牧師梁發
  • 道光十年(1830年),裨治文抵達廣州,他是新教第一位來華的美國傳教士。
  • 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國公理會傳教士伯駕醫生抵達廣州,在廣州十三行內新豆欄街成立了廣州眼科醫局,免費為病人治病,同時傳教。
  • 道光十八年(1838年),由於反天主教勢力與天主教摩擦不斷,清政府取締了天主教在華的一切活動,許多天主教堂被政府沒收,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才將教堂發還,因傳教糾紛、欺壓傳統宗教等,引發許多教案。

第一次鴉片戰爭與禁教令鬆弛[編輯]

  • 嘉慶十六年(1811年),嘉慶皇帝根據御史甘家斌的奏請,飭令刑部頒布《西洋人傳教治罪專條》,對違反者處以「絞決」[13][14]
  •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方濟會義大利傳教士藍月旺在監禁五年後,在長沙受絞刑。
  •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2月18日,遣使會法國傳教士劉格來在武昌被絞死。
  • 道光二十年(1840年),遣使會法國傳教士董文學在武昌被絞死。
  • 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漢福會傳教士郭實臘充當隨軍翻譯和佔領軍定海知縣。
  •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英方四個翻譯都是傳教士,他們是郭實臘馬儒翰李太郭麥華陀。同年,美國歸正會傳教士雅裨理美國聖公會傳教士文惠廉進入廈門傳教。這是新教在中國進入的第二個城市。第一個是廣州。
  • 1842年,英國聖公會在香港成立維多利亞教區,負責開拓香港、中國、日本、朝鮮、馬來亞等地傳教站。
  •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艾約瑟來上海創立墨海書館
  •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5月25日),法國遣使會傳教士古伯察從西灣子出發,歷經內蒙古、寧夏、甘肅、青海,長途跋涉18個月,於1846年1月29日到達拉薩。1852年出版《韃靼西藏旅行記》。
  •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1月11日),美北浸禮會瑪高溫醫生(D、J、Mac Gowan)到達寧波。
  •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美簽訂《中美望廈條約》,美國傳教士裨治文伯駕任美方的翻譯。該條約允許美國人可以在五個條約港口購買地產來建教堂、醫院和墓地。
  •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在法國傳教士的力促下,法國政府派遣使臣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率領兵船七艘、輪船一艘來到廣州沿海,於1844年10月24日強迫清政府在停泊於黃埔的一艘法國兵艦上籤訂了《中法黃埔條約》。法國除取得中英、中美條約中規定的全部特權外,還在第二十二款中規定法國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國人將佛蘭西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
  •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法國特使拉萼尼用炮艦相威脅,堅持必須由大清皇帝正式頒布命令,對天主教馳禁。清政府被迫讓步。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46年2月20日),道光皇帝發布上諭:「天主教既系勸人為善,與別項邪教迥不相同,業已准免查禁。」「各省地方官如濫行查拿,即予以應得處分」。還要求「所有康熙年間,各省所建之天主堂,除改為廟宇民居……准其還與該處奉教之人。」
  •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在上海重新組織翻譯《聖經》。1850年《新約》翻譯完畢,1853年,《舊約》翻譯完畢。這部新譯的《新約》被稱為「代表譯本」《聖經》。代表譯本被英國聖經會採納為海外標準本,成為當時中國最廣為流行的聖經譯本
  • 咸豐四年(1854年),英國傳教士戴德生中國傳教會福漢會)派遣,第一次來華,抵達上海,與賓惠廉一起共同傳教。

基督教與太平天國[編輯]

  • 1834年,洪秀全廣州參加科舉考試的時候,在廣州龍藏街遇見傳教士,並從其手中得到宣傳基督教中文傳道書《勸世良言》(梁發著,馬禮遜代輯付印)的敘述。這條龍藏街就是提督學政署前邊的一條街道,現在仍沿用此名。
  • 1843年,洪秀全科舉落第,大病,在家研讀《勸世良言》。
  • 1847年,洪秀全第三次科舉失敗,和族弟洪仁玕在廣州拜浸禮會美國傳教士羅孝全為師,申請受洗。羅認為洪對基督教理解不對,沒有同意。之後,洪秀全模仿基督教使徒,與好友馮雲山,走出家鄉到廣西傳教。加入明室後代朱九疇所創立的上帝會。朱九疇死,洪秀全被推為教主。遭清政府通緝,逃至香港,跟福漢會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臘繼續學習。1848年回廣西,與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結拜。1850年,洪秀全在廣西金田起義。
  • 1853年3月,太平天國定都南京
  • 1853年,小刀會佔據上海縣城,美南浸信會傳教士晏瑪太堅守鄰近戰區的教堂,並戲劇性地營救駐紮上海的清朝最高官員——蘇松太兵備道吳健彰,幫助其從城牆上逃脫。
  • 1854年5月,美部會傳教士裨治文隨美國駐華公使麥蓮從上海進入太平天國轄區考察,回上海後發表《調查報告》,否定太平天國。
  • 1854年,洪仁玕當時作為基督徒在上海英國倫敦會墨海書館學習天文歷算,為時半年,後離開上海回到香港。1859年洪仁玕輾轉抵達南京,成為太平天國重要領導人。
  • 1857年9月,倫敦會傳教士楊格非進入太平天國轄區考察。
  • 1858年年底,倫敦會傳教士偉烈亞力作為伊利近勛爵派出的三人代表團成員之一,到南京會見太平天國官員。
  • 1860年8月,倫敦會傳教士艾約瑟、楊格非等應忠王李秀成之邀,到蘇州會見李秀成和干王洪仁玕,然後進入南京,獲得在太平天國境內自由傳教的權利。
  • 1860年10月,羅孝全從廣州經上海、蘇州,抵達南京,拜見洪秀全。被授予管理外事的職務。但很快與太平天國不和,1862年1月到停泊在南京長江邊的英國船尋求庇護,離開太平天國。

馬神甫事件與第二次鴉片戰爭[編輯]

深入內地與教案衝突[編輯]

基督教與洋務運動[編輯]

基督教與戊戌變法[編輯]

曹州教案與德國佔領膠州灣[編輯]

  •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發生涉及德國天主教的曹州教案,成為德國佔領膠州灣的借口。

義和團事件與庚子賠款[編輯]

  •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在山東、天津、北京、山西、內蒙等中國北方主要省份,發生大規模迫害屠殺天主教和新教的義和團運動,成為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借口。
  •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英國浸信會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建議將庚子晉省教案賠款白銀50萬兩就地興辦中西大學堂。經中英雙方議定,合辦山西大學堂
  •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A.H.Smith)回美國宣傳「退款辦學」,並求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建議用清政府的「庚子賠款」在中國辦教育,和資助中國學生來美國留學。

基督教與辛亥革命[編輯]


中國內地會的興起[編輯]

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1832~1905),出生英國,十七歲歸信基督教,同年決定獻身為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教。

  • 1866年:創立內地會:其策略為「憑信心過生活、工作」,這樣的生活觀念,帶給中國信徒有很重要的影響。基地在浙江
  • 1867年:進入江蘇
  • 1875年:進入河南
  • 1876年:分派傳教士前往山西甘肅四川貴州等地。因為事工的需要量越來越多,人手經濟上都需要增添,因此,他們開始去到各個國家當中傳遞異象,鼓勵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在這宣教的行列。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差會也加入內地會的系統,一起在內地福音事工上服事,此時的內地會便成為了中國最大的差會團體。
  • 1885年:劍橋七傑加入內地會,轟動一時。

由於內地會不興辦學,沒有設立任何一所學校,雖然內地會以佈道、傳福音、建教會為首要工作,不過牧養的工作仍舊是由西方宣教士來擔任,沒有培植當地華人為傳道人。[16]

經濟文化交流[編輯]

  • 嘉靖三十九年(1566年),多明我會葡萄牙傳教士達克魯斯在一封信中介紹了中國茶葉。
  • 明朝末年,傳教士將土豆引入中國,當時土豆被叫做荷蘭薯。(日本的土豆是荷蘭人於1598年帶至長崎港)。
  •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利瑪竇在北京與李之藻合作,翻譯繪製《坤輿萬國全圖》,並刻版刊行。
  •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耶穌會傳教士鄧玉函把天文望遠鏡帶入中國。
  • 天啟三年(1623年),艾儒略根據龐迪我、熊三拔所著的底本編譯成《職方外記》,介紹世界地理。
  • 1687年,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翻譯的《論語》拉丁文本,在法國巴黎出版。這是孔子首次被介紹到西方。以後《論語》被轉譯成法文、英文等。
  • 1698年,耶穌會傳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來華,後來他的介紹中國文化的書信,影響了法國啟蒙運動學者伏爾泰
  •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傳教士白晉、杜德美雷孝思等人主持測量繪製全國地圖,歷時11年,繪成《皇輿全覽圖》。
  •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在景德鎮傳教七年的耶穌會法國傳教士殷弘緒,寫長信給法國,詳細地介紹了景德鎮瓷器的製作工藝,使中國瓷器製造工藝的秘密被公開。
  • 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國公理會傳教士伯駕醫生抵達廣州,在廣州十三行內新豆欄街成立了廣州眼科醫局,免費為病人治病,同時傳教。
  • 道光十七年(183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郭雷樞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在澳門成立醫學傳教組織中國博醫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
  •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美北浸禮會傳教士瑪高溫醫生在寧波創辦「浸禮老醫局」,後改名為「華美醫院」。
  •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英國女傳教士艾迪綏將一所女子學校從爪哇蘇臘巴亞遷到中國寧波,稱為「寧波女塾」,這是中國第一所教會女子學校。
  • 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858年12月19日),美北浸禮教會傳教士瑪高溫在寧波創辦《中外新報》。初為半月刊,不久改為月刊,出至十一期而中止。
  • 同治七年(1868年 ),上海江南製造局成立翻譯社,這是中國最早的介紹西方科技的翻譯出版機構,傳教士韋烈亞力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等先後擔任外方翻譯。
  • 1869年,以法國傳教土吉恩·皮埃爾·阿爾芒·戴維川西,在四川雅安的寶興縣,看到了大熊貓,並首次收集了標本。
  • 1871年,美國聖公會在武昌創辦文華書院
  • 1892年,法國傳教士田氏從越南攜帶咖啡樹苗,進入雲南賓川縣平川鎮朱苦拉村種植,這是中國栽種咖啡樹的開端。
  • 1897年2月11日,上海美北長老會牧師費啟鴻幫助由原美北長老會美華書館(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工人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四人,成立商務印書館,是為中國第一家現代出版機構。
  • 1906年盛夏,江西大余縣基督教信義會德國傳教士鄔利亨,避暑旅遊,進入西華山,在山裡他發現許多烏黑髮亮的石頭,用手掂量感覺很重,他意識到這可能是一種礦石,於是拾了一些帶回教堂。第二年鄔利亨帶回一些回國,找德國礦物專家鑒定,這些石頭竟然是寶貴的鎢礦石。

早期新教傳教士[編輯]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 第一位殉道的中國新教徒是廣東博羅Che Kam Kong(Chea Kunkong),他1865年去香港,1866年成為基督徒。5年中帶領博羅一百餘人信教。長輩不滿他拋棄傳統,警告他停止傳教,但被他拒絕。1871年被捕,被強迫放棄信仰。他說,"你能殺我的肉身,不能殺我的靈魂",隨後被推出城門殺害;屍體被扔進附近的河裡。

中華民國[編輯]

宗教自由[編輯]

直到民國成立以後,中華民國臨時憲法中保障了宗教自由,加上當時很多革命人士以及支持革命的人也是新教徒(例如:孫中山宋教仁廖德山,以至後期的蔣介石張學良等),因而在民國以後新教的發展比清朝時好,直到1949年中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基督徒人數近70萬人。

由於基督教教義強調只能信上帝,不能拜其他偶像,因此與"祭奠祖先"等很多中國傳統習俗產生了很大抵觸,使得基督教之前在中國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傳播和發展,直到後來來中國傳教的剛恆毅總主教(1876年-1958年)與雷鳴遠神父解釋中國人祭祖敬孔禮並不違背教會的信仰,中國人這麼地做是為了向已亡的父母和祖先表達尊敬。教宗碧岳十二世因而在1939年12月8日刪除了祭祖敬孔的禁令,才解決了這一問題。然而,新教一直也不接受中國人拜祖先。(彭育申,2000)

基督教青年會[編輯]

1912年,在上海成立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當時的名稱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組合」(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M.C.A. in China),首任總幹事為美國南部美以會教士巴樂滿(Fletcher Sims Brockman 1867 ~ 1944 ),副總幹事為中國王正廷。青年毛澤東曾作為義務教員參與過青年會智育部晏陽初在長沙進行的平民教育運動。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普萊德(Joseph Platt)會同奉天施醫院院長英國人雍維林,與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羅伯·克來克,在停泊在秦皇島外的英國巡洋艦"麥爾迪"號上會談,促成直奉雙方於6月17日達成停戰協議。

非基督教運動[編輯]

  • 1919年巴黎和會對中國的不公,引發五四運動,之後也引發了一場從1922年到1927年間的「非基督教運動」。這場運動與義和團運動不同的是,許多知識青年也參加進來。
  • 1923年6月14日,天主教義大利人梅占春神父被湖北應山縣農民武裝首領雷麼扣為人質。中國政府迅速營救。湖北督軍蕭耀南派軍隊圍剿雷麼,梅神父被救出,但在交火中受傷,9月4日身亡(一說梅神父被雷麼槍決)。事後蕭耀南等湖北名流集資在漢口建立梅神父紀念醫院。

本土自立教會的形成[編輯]

「非基督教運動」的反帝國主義行動,促進了中國人獨立教會「自治、自養、自傳」的實踐。倪柝聲創辦的地方教會,就誕生在這個時代。

傳教士與中國共產黨[編輯]

  • 中共認為傳教士是帝國主義,因此在蘇區驅逐或者逮捕外國傳教士。1932年5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由瑞金致電南京國民政府,以釋放蘇區所有帝國主義傳教士作為條件,要求釋放共產國際特工牛蘭夫婦。可證明蘇區關押著外國傳教士[17]
  • 1934年12月8日,紅軍方誌敏部隊在皖南旌德縣綁架內地會美國傳教士師達能夫婦,提出2萬巨額贖款釋放條件,被拒絕後,將師達能夫婦撕票。
  • 1935年,紅軍長征路上曾逮捕內地會瑞士籍英國傳教士薄巳作為人質長達一年,勃沙特獲釋後回國發表《神之手》,第一次向世界介紹紅軍。
  • 1949年,天主教神甫雷震遠離開中國,回國寫作《內在的敵人》一書(THE ENEMY WITHI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回憶他在中國的經歷,表示對中共武裝革命的強烈不滿。

抗戰時期[編輯]

  • 侵華日軍宣傳他們要把中國人從西方人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因此對歐美背景的基督教也極力壓制和打擊。抗日戰爭中,淪陷地區的歐美背景的基督教教會活動基本上停止,教堂被摧毀或者佔用,未撤走的西方傳教士被逮捕拘押。少數中國自立基督教教會勉強保持低調活動,例如北京王明道的「基督徒會堂聚會」。日偽還於1942年18日成立由日本控制的華北基教聯合促進會。一部分日本基督教牧師也隨軍進入中國[18]
  • 1930年,英國獨立女傳教士艾偉德來到山西內地,創立了八福客棧,一邊傳教,一邊收養孤兒。抗日戰爭爆發後,她帶領90多名兒童,長途跋涉,轉移到西安。書籍The Small Woman和電影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講述的是傳教士艾偉德的故事。
  • 天主教遣使會神父雷鳴遠於中日戰爭初期,組織救濟團隊,救治中國各地平民。
  • 因為戰爭,男性都參軍去,外國傳教士被抓進集中營去,為了延續教會事奉,中華聖公會決定在香港按立一位女性(李添嬡女士)成為牧師,然後派往澳門赴任,成為全世界第一位被按立的女性牧師。中華聖公會的決定引起當時全世界教會的反彈,因為過去女性從來沒有擔任過教會內任何重要職位。在普世聖公宗其他教省要求之下,該位女牧師被逼辭去牧師之職位;另一方面,中華聖公會努力斡旋,陳明當時中國形勢的險峻。最後,中華聖公會的決定終於得到普世聖公宗其他教省得認同。

近代基督教在華之貢獻[編輯]

民國成立以後,中國政府一再表示對各宗派一視同仁,基督教在中國傳佈,成效驚人。而教派除了傳道事工之外,並致力於各種社會事業,如建設大學、醫院、書局、救濟院、孤兒院等。另一方面,中國自治教會,也逐漸增多,遍及中國各地,遠及海外,為中國基督教展開一新的局面。[19]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新教教團數目計有六十一個團體、信徒數九萬五千九百四十三人;但到了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教團數以增至八十二、宣教師數目亦增至三千八百三十三人。民國成立以後,教士、教徒數目均激增。根據民國二年(1913年)的統計:宣教師有五千三百九十四人,而信徒數亦增至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五十九人。到了民國三年(1914年),教團數以增至一百七十,宣教師亦增為五千九百七十八人,且信徒數以致二十五萬三千二百十人。據抗戰前(民國二十四年)的統計,全國新教教會數有七千二百八十一、信徒數為五十一萬三千、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一年當中,就曾為四萬三千人改宗者施行浸禮。據稱:如包括尚未洗禮的慕道者在內,信徒總數以達百萬人之數。[20]

基督教與中國現代教育[編輯]

天主教和新教都在中國建立了一大批教育機構,從幼稚園一直到大學。一些中國著名大學起源於教會學校。比較著名的新教中學早期有煙台中學,後期有培正中學、培道中學(在一二三事件之前)等,大學則有燕京大學嶺南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湘雅醫學院華中大學等。而天主教部分有震旦大學輔仁大學靜宜大學等。這些學校都為中國培養了大量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

基督教在華所成立的學校、有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及各種弱勢機構、老幼院(如:盲啞學院、養老院、孤兒院等)等各種。據民國二十六年的統計:男子中學有一百間、女子中學有九十五間、男女合校的中學有五十四間。中學數計二百五十九,學生數約有五萬。大學計有十三間,有:濟南的齊魯大學、福州的福建協和大學、南京的金陵女子理學院、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蘇州的東吳大學、成都的華西協和大學、杭州的文江文理學院、武昌的華中大學、福州的華男女子學院、廣東的領東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北京的燕京大學等。(據民國二十六年的統計,上述十三所大學的學生數計有六千四百二十三人),至於教會所興辦的小學,據民國十一年(1922年)的統計:高小九百五十六所,學生三萬二千八百九十九名。初小五千六百三十七所,學生十五萬一千五百八十二名。 出版事業方面,教會所創辦的雜誌刊物,在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時,計有中文雜誌二百十一種,英文雜誌二十七種,合計總數為二百三十八種。民國二十四年所出版的基督教叢書計有四千種之多,由六十九所基督教印刷廠分別承印,並有一百三十家專售基督教叢書的教會書局。[21]

在醫療方面[編輯]

除宣教團隊的醫師對貧民免費看診及贈藥外,並在各傳道據點建立醫院或診所,其中亦不乏醫術高明的宣教醫生。在中國基督教的醫學協會,早在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就有中國博醫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的成立。該會由一群外籍宣教師所組成,其主要目的為提供義診,並先後資助在澳洲、廣州、上海、香港、寧波、廈門等地醫院。該會又出版中文醫療書籍,及主辦醫療人之教育等事工。

另一個規模較大的醫療協會:中國醫療傳道協會於一八九0年(光緒十六年)首次的集會,其第二次大會於一九0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在上海召開,係由基督教醫師所組成的全國性團體。此後,該會又在一九0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一0年(宣統二年)、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先後開過幾次會議。該會曾經發行醫學定期刊物,及出版數種醫學叢書,其中重要的有中、英對照的醫學辭典。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由歐、美回國的中國醫學生,在上海成立了:中國醫學會。隔年(一九一六年),該會與中國醫療傳道協會在廣州開會,決議協助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成立全國公共衛生聯合委員會。在此時期,該會對各種流行病(如:天花、鼠疫、霍亂、結核病等)的防治,曾貢獻不少。

教會創辦的中國醫療傳道協會,為求全國醫療工作的擴展,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自動要求合併於中國醫學會。中國醫學會,最初稱為:「中華民國醫藥協會」,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遷移上海後,改稱為「中國醫藥會總會」,並在全國各地設立了分會。

在改善社會方面[編輯]

基督教曾在中國成立各種組織來幫助當地的百姓,以破除迷信、戒煙禁賭、輔導妓女從良等。而重要的組織有以下幾個團體:[21]

  • (一)萬國改良會分會:成立於1808年,初任幹事為丁義華,勸人戒除菸酒嫖賭。該會對鴉片的禁絕,主張尤力。該會的經費,最初倚賴美國總會的供應,當歐戰發生時,改名為「中國萬國改良總會」,並宣布經濟的獨立。
  • (二)中華國民拒毒會:成立1924年八月,設總會於上海,發行拒毒月刊。該會係由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聯合基督教青年會及中國醫學會等團體共同發起的。該會曾在各地舉辦演講,印發拒毒圖畫。該會的工作,到七七事變發生後,因戰亂而告停頓。
  • (三)中國婦女節制會:成立於1907年,總會設於上海,由「萬國節制會分會」,相助成立。初任的會長,為上海長老會的范女士,後由九江美以會的石美玉醫師繼任,會務很有進展。該會的主旨,亦為反對菸酒、娼妓,並謀求婦女權益者。另一方面,萬國節制會仍繼續在華工作,1909年北京公理會的美籍女教士富軻慕慈夫人擔任幹事。到處演講,組織支會,計成立支會四十七處。該會在華曾創辦一「節制女子家事學校」於江灣,八一三事變以後,遷往上海租界,改名為「新女子職業中學」。
  • (四)道德會:1918年,由上海基督教教士公會及基督教婦女禁酒會等十七個團體,組成一個「風俗改良會」,到1920年更名為「道德會」。該會設立有「婦女教養所」,收容沿街拉客的妓女,輔導他們有一謀生的技能,在「婦女教養所」中設立有各種技能訓練班。該會並建議政府,逐年減少妓院的數目,每年按照抽籤,減少20%,並提倡嚴格取締未領執政的私娼。該會發行進德報,並在學校提倡性教育及衛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編輯]

三自愛國運動[編輯]

  •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府開始進行基督教教會社會主義改造。外國教牧人員被迫離開大陸到香港、台灣或回到母國。
  • 1950年7月,中國基督教界吳耀宗等人聯名發表「三自宣言」,發起了三自愛國運動,號召教會「自治、自養、自傳」,中國教會從此走上了獨立自主自辦的道路。
  • 1951年,發動指任過去的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工具的控訴運動,切斷國內教會與國外教會的一切聯繫。所謂的外國教會在中國的代理人逃到香港、台灣和國外,或者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驅逐出境。天主教美國瑪利諾會傳教士華理柱(James Edward Walsh ,1891-1981),在1958年10月18日在上海被判處20年徒刑,直到1970年7月10日,因中美關係將要有重大變化,才被提前釋放,成為最後一個離開中國的西方傳教士。
  • 1954年7月,中國基督教第一屆全國會議召開,正式成立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提出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團結全國基督徒,「熱愛祖國,遵守國家法令,堅持自治、自養、自傳,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
  • 1957年成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
  • 1958年各種不同信仰禮儀背景的教會實行「聯合禮拜」。

文化大革命[編輯]

  •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基督教受到嚴重的衝擊,一切宗教活動基本停止。文革結束後,政府「撥亂反正」使得中國教會得到復興和長足發展。

今日中國大陸基督教[編輯]

今天,中國基督徒主要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還有為數極少的東正教徒。天主教、新教列在官方承認的五大全國性宗教之中,東正教則在黑龍江省等部分地區被官方承認。

雖然中國大陸官方實行無神論宣傳教育,但是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制定《宗教事務條例》[1],規定宗教活動只能在政府登記的宗教場所進行,否則為非法。另外,有一些條款,例如「禁止在登記場所以外的場所傳教」、「外籍人士除非受邀請不准傳教」、「跨省宗教活動需經審批」等等,與憲法上「宗教信仰自由」的條款有爭議。隨著中國的開放與發展,基督教在中國的狀況開始受到其它國家教徒的關注。

目前全國性的三自愛國教會(西方稱之為「政府教會」或「官方教會」)組織,中國天主教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中國基督教新教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

分布[編輯]

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國各省的分布相當懸殊。

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是河北(佔全國1/3)。許多國際知名的天主教地下教會的領袖(如已故的保定教區范學淹主教),都來自該省。河北保定附近的東閭村,是著名的聖母朝聖中心。其次是山西陝西內蒙古四川福建長樂福安)以及上海市。山西太原教區清徐縣的六合村有7000名教徒,可能是中國天主教徒最多的村莊。

新教徒最集中的5個省份是河南浙江(特別是溫州市以及杭州市蕭山區慈溪溫嶺等)、福建(特別是福清)、安徽江蘇(主要在宿遷淮安)。其次是山東雲南黑龍江(特別是大慶)、遼寧江西等省。其中以河南的信徒最多,全省有5%人口是新教徒(不包括家庭教會的信徒)。浙江溫州地區由於信徒眾多,已經呈現教堂林立的情形。雲南省西北角的貢山縣新教徒佔總人口比重高達85%,是中國基督徒比重最高的縣。

官方基督教組織[編輯]

1979年以後,中國大陸基督教出現顯著復興。由於三自愛國運動,官方新教教會的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和官方天主教會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都不承認羅馬天主教教宗的行政權,因而被其他羅馬教會視為分裂出的基督教組織。中國官方基督教組織必須遵守政府對他們制定的規章制度,因此被一些家庭教會看作是偽教

與羅馬教廷的關係[編輯]

梵蒂岡目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中國大陸的天主教三自教會實行自選自聖主教制度,拒絕接受羅馬教廷的領導。教宗任命的主教也無法正常在中國大陸開展宗教活動。中國現政府一直強烈反對梵蒂岡宣布的部分聖人,理由是這些人曾在中國進行了「非法活動」(近代史上協助西方侵略中國以及1949年之後企圖顛覆大陸政權)。

家庭教會[編輯]

許多基督徒選擇在三自組織以外的聚會,稱為家庭教會地下教會。在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中,因家庭教會多數拒絕向政府登記而被定為非法。家庭教會在全國各地的處境很不相同,差異很大,浙江(例如溫州)以及福建(例如廈門)的各大城市的家庭教會的力量很強盛,可能由於經濟的原因。這些地區的地方政府往往都知道他們的存在,但通常不會阻止他們眾會;而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部分農村,家庭教會仍然受到很嚴厲的打壓,家庭教會的信徒被拘捕的事件時有發生,有時甚至把探訪家庭教會的香港或外國信徒也拘捕了(因為國家《宗教事務條例》把外國人參加家庭教會聚會視為非法)。家庭教會因為沒有統一管理,長期處於地下,也不一定有正式的訓練有素的宣教士帶領信徒,一些成了異端,甚至邪教的溫床(例如:東方閃電)。家庭教會的主要傾向包括福音派基要派加爾文派靈恩派以及自由主義神學等,派別比較多。

趨勢[編輯]

估算中國基督徒人數很難,因為許多人不願公開自己的信仰。由於家庭教會多數沒有登記,所以估計家庭教會的信徒人數相當困難。

外間對於中國新教基督徒人口的估算落差很大。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合稱基督教全國「兩會」)在二○○二年的數字是約一千五百萬。而在海外機構之中,《愛德通訊》(Amity News)著名的一九九七年統計的數字則在一千萬到一千三百七十萬間。有不少坊間估計非常樂觀。有許多網上資料指中國信徒有五千萬以上,甚至有些數字超過一億。香港宣道會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蔡少琪在基督教時代論壇指出,中國新教信徒數字只可能在二千萬左右,基於多種因素,外間的數字很可能嚴重高估 [2]

教派[編輯]

官方聲稱中國教會沒有宗派之別,這指的是「三自教會」。 如果把家庭教會包含進去,現存的五種宗教的內部各自有一些不同的派別,如基督教內的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真耶穌教會和地方教會(基督徒聚會處)在福建等一些地方並不參加政府提倡的聯合禮拜,而是舉行單獨聚會。

少數民族[編輯]

少數民族中,傈僳族苗族俄羅斯族朝鮮族信仰基督教的比重較大。

國際訪問和基督教[編輯]

在北京等國際城市,已經在酒店裡設立了專供外國人的聚會。

美國官方訪問中國時常去中國教堂,2005年11月,美國總統喬治·沃克·布希訪問北京時,參加缸瓦市教堂北京開放的5所官方承認的新教教堂之一)[3] [4]. 國務卿賴斯參加棕枝主日

中國東正教[編輯]

在中國北方的哈爾濱,有人數很少的一群東正教徒。中國東正教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7世紀被俘來到北京的俄國人。另外,在新疆北部的一些俄羅斯族人也是東正教徒。

基督教與侵略[編輯]

1840年代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被炮火打開國門,清政府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基督教的傳教活動亦被列入條約,傳教士以此為護身符進入內地傳教,基督教也隨之進入中國。大批西方傳教士以沿海通商口岸為基地迅速擴展基督教,建立教堂,同時也辦立學校、醫院、孤兒院等機構等進行傳教,基督教開始在中國獲得了很多信徒。但部分中國人將傳教士與列強混在一起,將對侵略者的仇恨轉嫁到傳教士身上,認為基督教是西方殖民主義殖民統治的工具,認為基督教傳教是文化、宗教的侵略,同時對基督教利用清政府壓制中國人而發生連串教案從而引起他們強烈的不滿,把仇恨轉化成暴力行為。終於在1900年發生了義和團運動,多名傳教士和基督徒遭到殺害。

1919年巴黎和會對中國的不公,引發五四運動,之後也引發了一場從1922年到1927年間的「非基督教運動」。這場運動與義和團運動不同的是,主要參加者是知識青年,也包括了當時主流的知識界人士,如在北京大學便有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等人。

來自美國和英國的新教傳教士在介紹中國方面的作用超過任何人。英國和美國宗派,如英國循道會,繼續派遣傳教士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驅逐傳教士。

參考文獻[編輯]

  1. ^ 《西方宣教運動與中國教會之興起》,於力工著,(台北:橄欖出版社,2006),19-22。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清黃伯祿編 《正教奉褒》
  3. ^ 閻宗臨《元代西歐宗教與政治之使節》《中西交通史》 74頁
  4. ^ 同上,74頁
  5. ^ 同上 83頁
  6. ^ 佚名:《中國教會史》
  7. ^ 同上 95頁
  8. ^ 同上 96頁
  9. ^ 南明永曆朝廷與天主教,黃一農
  10.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格致出版社
  11. ^ 國學網:康熙與中俄文化交流
  12. ^ 端木賜香: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始末
  13. ^ 吳伯婭:關於清代天主教的幾個問題
  14. ^ 陳連營:《清朝嘉慶朝文化專制政策的調整
  15. ^ 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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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羅威:《http://www.shuku.net:8082/novels/wars/niu.html 牛蘭事件」始末》
  18. ^ 淪陷時期的華北基督教團
  19. ^ 魏外揚。《宣教事業與近代中國》。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78。
  20. ^ 徐松石。《中國本色教會的建立》。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75。
  21. ^ 21.0 21.1 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

延伸閱讀[編輯]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