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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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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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迄今中國共制定過四部憲法,現行的第四部憲法在1982年由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並經過了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修正。

憲法版本[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
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
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
陝甘寧邊區憲法原則
共同綱領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五四憲法 七五憲法 七八憲法
八二憲法 修正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於1949年9月29日頒布,具有臨時憲法的作用;隨後起草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歷經四部,均以相應的年號作為區別。一般默認的憲法為最新版本,即八二憲法的2004年修正版。

五四憲法[編輯]

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於1954年9月20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通過,共4章106條。被稱為五四憲法

七五憲法[編輯]

第二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於1975年1月17日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通過,共30條。當時仍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所以帶有比較濃重的文革色彩。被稱為七五憲法

七八憲法[編輯]

第三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於1978年3月5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通過,共4章60條。被稱為七八憲法

八二憲法[編輯]

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於1982年12月4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該法又在1988年、1993年、1999年與2004年經四次修正。被稱為八二憲法

制憲歷史[編輯]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取代正在行憲狀態、但不被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等黨派承認的《中華民國憲法》。由於該綱領屬於臨時憲法(值得注意的是,迄今無法律條款宣布該綱領已經失效),且史達林督促正在訪蘇的劉少奇儘快制定憲法以解決合法性問題和「組織一黨的政府」[1],因此中共在1952年底開始醞釀憲法。

195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通知》,通知認為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制定憲法的條件已經具備,準備制憲。1952年12月24日,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會第四十三次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提議起草憲法;政協通過了這一提議。1953年1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把制定憲法列為1953年的三項任務之一。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決定由毛澤東等三十餘人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即形式上制憲機關為中央人民政府而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1953年底,中共中央成立憲法初稿領導小組,毛澤東帶領核心起草小組成員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南下杭州,親自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但是這四人均非憲法學出身,只得搜集1936年蘇聯憲法1952年羅馬尼亞憲法英語1952 Constitution of Romania等憲法,邊學邊寫[2]。其中也不乏獨創,例如蘇聯等國憲法均沒有的長篇大論式的憲法序言[3]

初稿小組於1954年2月提出初稿,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內部審議。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陳伯達等組成憲法小組,負責對憲法草案初稿的條文作最後的修改,提交中央討論;同時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辦公室,由李維漢為秘書長。總的程序是:憲法先是由毛澤東的起草小組起草,然後送交中共中央政治局,由黨的憲法小組具體負責潤色、並得到政治局確認。即實際制憲機關為中共中央[4]

隨後的整個過程,基本按照毛澤東在給劉少奇信[5]中規定的進度進行:

  1. 2月前完成憲法草案初稿,並隨將此項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閱看。
  2. 2月上半月將初稿複議,鄧小平、李維漢兩人參加。然後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員)討論作初步通過。
  3. 3月初提交憲法起草委員會討論,在3月份內討論完畢並初步通過。
  4. 4月內再由憲法小組審議修正,再提政治局討論,再交憲法起草委員會通過。
  5. 5月1日由憲法起草委員會將憲法草案公布,交全國人民討論四個月,以便9月間根據人民意見作必要修正後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最後通過。

全國人民的討論,主要是「積極份子」的討論[6],據中共官方的統計,約有一億五千萬人參與,提出的意見有138萬多條,這些人還不包括各省、市、縣部分「人大」596萬多名代表[7]。對這些意見的處理方式,毛澤東作了這樣的說明:「這些意見,可以分作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確的。還有一部分,雖然不見得很不正確,但是不適當,以不採用為好。既然不採用,為甚麼又要搜集呢?搜集這些意見,有甚麼好處呢?有好處,可以了解在這八千多人的思想中對憲法有這樣一些看法,可以有個比較。第三部分就是採用的,這當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8]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代表們共投票1197張,同意票為1197張,全票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9]

修憲歷史[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共經歷三次重大修改,每次大修都面目全非,等同於重新制憲[10]。因此其憲法的修改更多的意義在於反映當時的政治形勢為當權者立碑,而非約束政府的行為[11]。1954年制憲時,由於民主黨派尚能發揮監督制約作用,且捍衛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仍然是中共反對民國政府有力的宣傳武器[12],因此1954年憲法仍未遠離8年前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精神和5年前共同綱領的民主原則,並很大程度上借鑒了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的憲政精神[13],例如全國人大的設置,內閣制,國家元首統帥軍隊等等。有觀點認為,這部憲法的諸多條款,例如「人民法院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公民自由遷徙權,罷工權,均達到了1949年以來各部憲法無法超越的高度[14]。但是憲法本身即為過渡憲法(毛澤東語[15]),憲法序言更規定了「國家在過渡時期」「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在此後短短兩年即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又加上1957年發生反右運動與民主黨派完全退出監督,原憲法的眾多條文與形勢愈加不合,也導致了包括憲法制定者在內的中共領導人認為該憲法已經過時[16]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憲法所設置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處於囚禁狀態,不能正常工作。1969年劉少奇死後,國家主席長期空置,原有憲法體制已無法繼續,修憲迫在眉睫。1970年,毛澤東提議廢除國家主席職務,遭到中共眾多領導反對[17],修憲陷入僵局。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廢除國家主席已成定局,修憲工作終於有所進展。故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大上,第二部憲法正式通過。由於該憲法產生於文革時期,大量的文革語言進入憲法。該憲法保留了極為簡單的公民權利條款,刪除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規定,並大量將中國共產黨的機構納入國家機構運作體系中,帶有濃重的文革色彩。有人認為,七五憲法是起草者們對憲法基本知識幾乎一無所知,憲法完全從政治需要的角度制定的,是對「文革」在「法律上」的總結,是對「無法無天」的法律認定[18]

1976年「文革」結束後,國家政治形勢再度發生重大變化,重新修憲又提上日程。1978年,第五屆全國人大再度修憲。新憲法雖然修正了1975年憲法的一部分文革語調[19],恢復了被取消的檢察機關,但仍保留了「大鳴,大放,大字報」的說法,並繼續在國家機構中保留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務機關。

1982年,隨著中共「撥亂反正」的深入,文化大革命已經被完全推翻。修改原憲法,使之適應形勢再度成為迫切需求。當年,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再度重新制定憲法。該憲法構成了現今憲法的主體部分。修憲後的憲法版本刪除了諸如「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文革語言[20],一定程度上理順了黨與法的關係,將中國共產黨黨務機構分離出國家機構運作體系[21],實現了黨政分開。 重新設立在七五憲法中廢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職務,作為國家元首機構,但不再設立最高國務會議國防委員會,國家主席成為虛位元首。對於關鍵的軍隊歸屬問題,廢除七五和七八憲法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帥軍隊的規定。相對於五四憲法,該憲法採用了折中方案,即設立一個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武裝力量,與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等同,使得憲法成為國家法律。

1988年,順應當時的改革形勢[22],第七屆全國人大修改憲法第十條和第十一條。允許私營經濟出現,並准許土地使用權轉讓。

1993年,鄧小平南巡」後,為準許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第八屆全國人大修改憲法總綱大部分條款和序言部分,以及地方人大代表選舉部分。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入序言。

1999年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為順應形勢發展[23],將憲法部分條文再度修改,修改後的憲法進一步提高了私有經濟地位,並廢止反革命罪。

八二憲法與蘇聯七七憲法比較
各項 八二憲法 蘇聯七七憲法 對應條文
是否明確領導階級 工人階級 包括各階級之全體勞動人民 蘇§1中§1
正文是否明確共產黨領導 蘇§6
是否明確共產黨遵守憲法 蘇§6中§5
議會是否人民直選 蘇§98中§59
國家體制 單一制 聯邦制 蘇§70中§30
國會制度 一院制 兩院制 蘇§110中§57
政治體制 內閣制 內閣制 蘇§130中§92
是否設置權力制衡 設置 蘇§115
國家元首 國家主席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 蘇§121中§80
是否設置全民公決 蘇§5

2004年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為適應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出現和日益增加的執政危機[24],憲法再度修改。除將「三個代表」寫入憲法外,原條文中的戒嚴狀態更改為緊急狀態並授權國家主席宣布緊急狀態,另外,「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說法也寫入憲法。值得注意的是,「三個代表」思想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將該思想寫入憲法使得憲法再度出現黨政不分的情況。[25]

2008年,有報導[26]稱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將修改憲法以增加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但最終未修改。

憲法內容[編輯]

現行憲法分為序言、總綱、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機構以及國旗國歌國徽首都五部分組成。序言部分簡介建國歷史,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和基本國策,以及國家的基本性質與基本形式,和憲法的效力。總綱則明確國體,基本國策等。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則闡述各項人權和公民應盡義務。國家機構部分則規定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同時作為立法機關。實行內閣制,最高國家行政機關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對全國人大負責。國家主席為形式上的國家元首,可提名國務院總理人選交由人大通過。軍事指揮部門(中央軍事委員會)獨立於行政部門,對全國人大負責。司法部門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由全國人大產生,分別對全國人大負責,對行政部門獨立。最後一部分則規定了國家的基本標誌,即國旗國歌國徽等。

釋憲與修憲[編輯]

根據2004年修正後的最新憲法,第六十二條第一款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修改憲法,第六十四條更具體規定了修改憲法的程序;第六十七條第一款和第四款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行使解釋憲法和法律的職權,但憲法中並未說明在何種條件下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這一職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二章第四節第四十二條規定中國法律有以下情況之一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

(一)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
(二)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

但是也沒有明確說明解釋憲法的具體程序。

憲法評價[編輯]

憲法自洽[編輯]

有人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一部不自洽的憲法,始終無法理順政黨和國家的關係。該觀點認為[27],中共立憲的理論基礎,是強調憲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工人階級的專政,因此,它當然就不可能成為各個黨派團體共同遵守的公平規則。例如它明文第一條就強調國家的基礎是某一階級的專政,從而使該階級的政黨賦有特權(例如法定其居於領導地位),而政黨特權與公民平等權利是互相矛盾的。憲法的這種自相矛盾使得它一方面被中國共產黨援引作為捍衛一黨專政的法律依據,另一方面又經常被中國民主運動用來作為要求中國共產黨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依據。[28]

反對者則認為中國大陸並非民主憲政基礎上的國家,用民主憲政觀點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不妥當的。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憲政為資產階級法權觀念,憲法應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因此規定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憲法之責任。而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代表人民執政,實現了黨,人民,國家的有機統一[29]

憲法效力[編輯]

按照魯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依照憲法在國家實際權力運作方面所具有的實質意義進行的劃分[30],《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屬於典型的字義型憲法(Semantic Constitution),即憲法不能全然發揮限制國家權力,保障人民權利之作用,憲法完全缺乏規範力,成為裝飾品。例如,儘管中國政府聲稱該憲法是「維護和實現百姓權益最根本的保護神」[31],事實上此法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32]和1966年-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均未能發揮其正文中所規定的:「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等條文之效力以保障公民權利,甚至未能保障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人身權利[33][34]。直至2008年,仍有相當數量的中國公民因言論被治罪,卻得不到憲法言論自由條款(憲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的保護。有人士指,這部由執政黨起草的,代表該黨意志的憲法,[35]自頒布以來,除「黨的領導」條款之外的所有條款從未被該執政黨認真遵守過[36]。也有觀點認為,遵守憲法是黨章規定,黨應當在憲法範圍內活動[37]

反對者則認為在中國大陸,憲法本身即是黨的意志,故應當與黨的意志符合才能發生效力。故憲法的施行應符合執政黨的情況和國情,而不能一味與國外憲政理論相模仿。

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各級法院以憲法為法律依據進行的審判僅有齊玉苓一案[38]。時1990年,山東省高院直接援引憲法第四十六條之公民受教育權宣布其勝訴。時任最高院民事庭之庭長黃松有2001年8月13日在《人民法院報》撰文《憲法司法化及其意義》,稱此案「開創了法院保護公民依照憲法規定享有的基本權利之先河」,「創造了憲法司法化的先例」等。然而,2008年12月,齊玉苓案的最高法司法解釋被廢,有法學界人士稱這意味著法院將不能援引憲法裁判。因此法學界更多地將其視為政治宣言而非法律[39]

憲法適用性的另一個嚴重問題是政治宣言式的憲法序言[40],序言部分自1954年憲法首創,歷次修改後變得越來越長。而序言部分和正文部分是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甚至憲法序言與正文是否互相矛盾,更是爭議極大[40][41]

憲法比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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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和比較憲法學界有觀點認為[42][43],1924年孫中山先生在《建國大綱》中提出了解決中國政治體制的構想,即五權憲法,即指政權包括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權,治權包括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權五權[44]。這是孫中山先生在總結世界各國政體,尤其是在總結了美國的三權分立憲法後的結論。監察亦稱彈劾權,來源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希斯洛的《自由》一書,在該書中,他曾提出四權分立模式,即在三權之上又加上了彈劾權。監察與考試分別對應中國古代的御史科舉。 1945-1946年,國共兩黨與民主黨派(民盟,民社黨,青年黨)就五權憲法之具體細節曾反覆討論[45],並達成了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案之憲法草案決議。國共兩黨糾纏之細節在於立法院行政院關係,內閣制亦或總統制國民大會政權行使,以及地方制度和省憲問題上[46],然而就憲法框架即五權憲法達成完全一致[47]

有人認為[48][49],相比於中華民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始終存在如下問題

  1. 國家主權歸屬不明確。中華民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主權屬於全體國民,並規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雖有「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並無定義人民之內涵外延,使得人民概念之外延可被隨意更改[50]
  2. 黨法關係混亂。中華民國憲法明確規定人民無分男女……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即廢除一黨專制。1954年憲法和1982年憲法尚顧慮到國家並非一黨,故均未明確提出「以中共領導為核心和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而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完全不顧及形式邏輯,完全把黨和國家混為一談,黨即是法[51]
  3. 缺乏憲政要素。中華民國憲法規定了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新聞自由等憲政要素,並具有複雜的權力制衡(Power Check-and-balance)機制以防止權力濫用[52]。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雖有法院檢察院的作用問題,但那不是司法獨立而是分工。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中國的君權也有分工,即立法、行政、司法。
  4. 缺乏人權保護機制。中華民國憲法在公民權利方面除了有公民遷徙自由,罷工自由等後者缺失的條款外,還額外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即人權的積極保護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雖然規定公民有「遊行、示威」等自由,但卻額外以普通法設事前許可制度限制之[53]使之無法發揮憲法效力。
  5. 憲法自身缺乏權威[54]。中華民國憲法來源於政協憲草[55]且執筆者為民主黨派人士張君勱,而政協憲草更是經過了中國國民黨民盟中國青年黨無黨派甚至是中國共產黨本身等的人士共同協商和反覆妥協之後的政協決議案[56],因而具有廣泛的黨派民意基礎。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則完全沒有反對黨的參與[57],是對勝者的背書,是一黨制定的憲法[58]
  6. 缺乏行憲實施條款[59][60]。中華民國憲法制憲大會在制憲同時為憲法配備了《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61],並在憲法內明確了憲法的通過日期(1946.12.25),公布日期(1947.1.1),和施行日期(1947.12.25)以及行憲前之過渡程序步驟。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僅有通過日期(1954.9.20)完全沒有規定相應的施行程序和時間表[62][63]。中共官方記述時更將憲法通過,憲法頒布和憲法實施混在一天(1954.9.20),即完全不存在實質性的行憲準備[64]

中共則認為[65]中華民國憲法官僚資產階級反動憲法,所保障的是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利益。因此不能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憲法相比較。

參考文獻[編輯]

  1. ^ 〈劉少奇1952年10月30日給毛澤東並中央的信〉,轉引自韓大元:《1954年憲法與新中國憲法》(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頁55-56。 
  2. ^ 見1954年1月15日毛澤東給劉少奇並中央各同志的信,載《毛澤東文集》,第六卷,頁320-21
  3. ^ 史敬棠談話記錄,1996年6月29日 「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毛主席看了1918年蘇俄憲法、1936年蘇聯憲法、東歐國家的憲法,把列寧寫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放在前面,作為第一篇。毛主席從中受到啟發,決定在憲法總綱的前面寫一段序言。」
  4.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典》中國經濟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5. ^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頁320-21
  6. ^ 毛澤東:〈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載《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24-31
  7. ^ 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1954年6月11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316。
  8. ^ 毛澤東:〈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載《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24-31。 
  9. ^ 中國青年報》1954年9月30日
  10. ^ 參見 任進,關於現行憲法變革的模式選擇和部分內容,中國法學,2003年第三期,「全面修改是指憲法修改機關按照憲法修改程序對原有憲法內容、結構等的全面變更。」「我國的情況是,自1954年」,「共進行過三次全面修改(1975年、1978年和1982年)」,例如1975年憲法條文對1954年憲法原本刪減幅度高達3/5,參見1954年憲法,人民出版社,1954,和1975年憲法,人民出版社,1975
  11. ^ 殷嘯虎/房保國 論我國現行「政策性修憲」模式的局限性 憲法修改的起因和動機之官方表述,可以參見一典型範例《張春橋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1975年1月13日
  12. ^ 1946年國共內戰中,中共的說法一直是「國民黨撕毀政協決議,發動內戰」。參見周恩來傳,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3. ^ 中華民國憲法 http://www.president.gov.tw/1_roc_intro/law_roc.html
  14. ^ 五四憲法貢獻了什麼
  15. ^ 毛澤東曾對1954年憲法認為,「我們的這個憲法是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但還不是完全社會主義的憲法,它是一個過渡時期的憲法。」(註:《憲法學資料選編》,26頁,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5),「一旦社會主義制度建成,憲法的使命就完成了,就要被完全的憲法所取代」(蔡定劍:《歷史與變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3月,48頁)這種說法意味著憲法在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即已經失效。
  16. ^ 關於五四憲法的歷史反思
  17. ^ 參見周恩來傳,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8. ^ 程燎原,王人博.贏得神聖權利及其救濟通論[M] 387頁,青島: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
  19. ^ 即官方聲稱的「清除『四人幫』流毒」,參見《葉劍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
  20. ^ 此說法開始於1969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林彪的政治報告,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
  21. ^ 例如憲法正文不再直接出現「中國共產黨」字樣,參見1982年憲法原文
  22. ^ 私營經濟入憲過程,可參閱 徐慶全:私營經濟是怎麼獲得"准生證"的,北京日報或者 1988年2月2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正式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個別條款的建議》
  23. ^ 此次修憲背景,可參閱近年中國大陸公開出版的《憲法學》教材,或參閱 孫丙珠:《修憲提高了我國憲法的權威和尊嚴》載《法學研究》1999年第3期 
  24. ^ 新華社2006-12-8,「目前群體性事件有以下特點:重大群體性事件接連發生,涉及面越來越廣;在一些群體性事件中,出現經濟問題政治化的趨向;暴力對抗程度明顯增強,處置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釀成流血事件;境內外敵對勢力、敵對分子千方百計地插手、利用群體性事件,企圖煽動、製造動亂。」 公安部副部長:避免因處置不當導致群體事件擴大,鳳凰資訊,2007年04月17日;公安部長:處置群體事件慎用武器防止激化矛盾 南方都市報  2008-11-04
  25. ^ 北京林業大學 李紅海,《三個代表」入憲,你著什麼急?》,2004
  26. ^ 《中廣資訊》2007-10-30 「10月21日,十七大代表一致通過把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以人為本」,強調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施政理念寫入中國共產黨黨章,成為全黨的最高行動指南。有專家認為,這有助於中央領導的施政方針在全黨上下、中央到地方得到貫徹落實。有學者分析,繼十七大將科學發展觀作為「黨的創新理論」寫入黨章之後,科學發展觀還可能在明年3月的「兩會」上被寫入憲法。」
  27. ^ 中國的憲法與憲政
  28. ^ 例如,中國民主建國會張樹斌於2008年1月27日,依照憲法第三十四條和七十九條之規定,向第十一屆人大主席團提交申請,依法參選國家主席,並公布民主改革的施政綱領。參見http://boxun.com/hero/200801/zhangshubin/1_1.shtml
  29. ^ 江澤民文選,下,論三個代表
  30. ^ K.Loewenstein,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Chicago, U of Chicago Press 1957) pp.147 et seq
  31. ^ 憲法專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 
  32. ^ 參見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社論 新華網. 
  33. ^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二次全會公報 人民網. 
  34. ^ 例如參見:黃崢,劉少奇的最後的歲月(1966-1969)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2)
  35. ^ 中國憲法的制定和修改 新華網. 「憲法以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為國家的總任務,並把黨所創建的基本制度和黨所制定的基本方針和重要政策予以憲法化、條文化,為我國後來的民主建設與制度建設奠定了基礎。」
  36. ^ 蘆笛: 駁《〈零八憲章〉是在呼籲修憲還是制憲?》「 所以,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真正能作數的也就只有一條:「黨的領導」。除此之外,所有各條都是特地制定出來專門讓我黨違反的。」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12/200812191106.shtml
  37. ^ 胡錦濤:憲法為建設小康社會提供法律保障 2002年12月4日
  38. ^ 宋春雨 齊玉苓案憲法適用的法理思考 《人民法院報》 2001年8月13日。
  39. ^ 憲法司法化第一案失敗 網易新聞
  40. ^ 40.0 40.1 論憲法序言_國家法論文
  41. ^ 憲法序言的功能與效力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 第12卷 第06期
  42. ^ 憲法比較可參見點評:五權憲法與今日中國憲法之比較 北京大學教授商德文, 2006年11月13日,憲法比較中國的憲法與憲政 和《評中共偽憲法》,台北:中央日報社,1954年 等
  43. ^ 韓大元編著:《1954年憲法與新中國憲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498頁
  44. ^ 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 或者 國父全集,近代中國出版社(台北)
  45. ^ 討論細節參見,政治協商會議紀實,重慶出版社(1989)
  46. ^ 時中共為保障解放區的獨立,堅決要求省得制定省憲法,且地方法官民選產生,參見 政治協商會議紀實,重慶出版社,1989
  47. ^ 參見 政治協商會議與國共談判,李炳南,永業出版社
  48. ^ 點評:五權憲法與今日中國憲法之比較 北京大學教授商德文, 2006年11月13日
  49. ^ 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比較
  50. ^ 更改人民之外延較為常見的說法為「反黨」「地富反壞右」「特務」等,參見歷年人民日報
  51. ^ 何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批判之四
  52. ^ 中華民國憲法精義與立國精神 謝瑞智原著,謝世維修訂,ISBN:9574129837,
  53. ^ 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
  54. ^ 中國的憲法與憲政
  55. ^ 張君勱助手蔣勻田回憶說,中華民國憲法內容九成以上來自政協憲草,參見 蔣勻田《中國近代史的轉折點》
  56. ^ 參見 政治協商會議紀實,重慶出版社,1989
  57. ^ 參見劉少奇關於憲法草案的報告,1954年
  58. ^ 中國的憲法與憲政
  59. ^ 我國憲法與憲法的實施
  60. ^ 1954年憲法的歷史局限性論析
  61. ^ 參見 制憲國民大會公布,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1946 
  62. ^ 論憲法規定中的程序性條款
  63. ^ 參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年
  64. ^ 新華網:1954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實施(9月20日)
  65. ^ 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十八 中央關於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和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1〕中國共產黨新聞 人民網. 熊先覺廢除六法全書的緣由及影響炎黃春秋 2007年第3期

外部連結[編輯]

參見[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法律法規層次
從高到低依次分為:
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在法律的適用上,如果部門規章和地方性法規有衝突,需要提請國務院裁定適用問題。部門規章之間的衝突也需要國務院裁定解決。

先前文件: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制性文件
1954年9月至今
後繼文件:
尚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