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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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運動
Boxer Rebellion.jpg
日軍和英屬印度陸軍士兵同義和團及部分清軍在天津作戰
日期: 1899年秋-1901年9月7日
地點: 中國山東省、直隸省
結果: 八國聯軍勝利
參戰方
八國聯軍

俄羅斯帝國 天津租界的俄軍,入侵中國東北的100,000名俄軍,包括西伯利亞哥薩克師
War flag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svg 大日本帝國陸軍第5師團
British Raj Red Ensign.svg 印度人組建的英屬印度陸軍
Flag of the German Empire.svg 德國海軍陸戰隊 德國東方遠征軍
清朝 持槍的中國教徒
清朝 袁世凱武衛右軍
其他國家僅象徵性派出軍隊

義和團

支持義和團的清軍:
清朝 左宗棠舊部董福祥部武衛後軍
清朝 董福祥部將馬福祿
清朝 馬玉昆部武衛左軍
清朝 天津鎮總兵羅榮光部
清朝 禁軍八旗虎神營等
清朝 練軍
清朝 直隸總督裕祿
清朝 清軍山西劉光才李永欽部忠毅軍

鎮壓義和團的清軍:
清朝 李鴻章舊部聶士成部武衛前軍

清朝 李鴻章舊部梅東益

兵力
華北聯軍人數不詳,東北俄軍10萬 人數不詳 人數不詳
傷亡與損失
1000-2000名八國聯軍士兵(多數為日本、俄羅斯士兵),德軍在進攻山西固關時陣亡45人[1]英屬印度陸軍第四團指揮官准將Major Browning在秦皇島TaiTaoYing一帶被武裝的中國人或清軍擊斃[2] 傷亡不明 32,000名中國基督徒和200名傳教士被義和團殺害(中國北部)[3]

義和團運動是公元1900年前後中國末,中國甲午戰敗後,在西方列強劃分在華勢力範圍、華北頻繁發生教案、天災頻仍、宮廷權力爭鬥激化的情況下,山東直隸農民、中國基督宗教教徒傳教士、清軍三方之間的武裝衝突。在1900年春的直隸,成千上萬的習練降神附體、刀槍不入的貧苦農民,號稱「義和團」,他們殺天主教徒並延及基督教徒、焚毀教堂和教徒房屋,並迅速向北京和天津蔓延;6月,義和團在清廷許可下進入北京,隨後展開了攻擊教徒和焚燒教堂的一系列暴力活動,義和團又先於清軍進攻天津租界,最終引發八國聯軍遠征。

稱呼[編輯]

義和團運動又稱庚子國變庚子事變庚子拳亂義和團原稱義和拳,義和團參與者被稱為「拳民」、「拳匪」,對立方中國基督宗教教徒被稱為「教民」、「直眼」[註 1]、「奉教的」、「二毛子」。

源頭[編輯]

關於義和團的源頭,史學界有不同觀點。清末吳橋知縣勞乃宣強烈地主張義和團源於白蓮邪教,因此應當斷然鎮壓。為此他刊布了小冊子《義和團教門源流考》,而且親自出馬鎮壓義和團。當代義和團史著名學者路遙李世瑜佐藤公彥等也都認為義和拳與長期流行在山東一帶的舉著反清復明大旗的白蓮教有關[4] [5]。但另有學者如周錫瑞、戴玄之等人認為義和團與白蓮教沒有多少關係,白蓮教相信無生老母,而義和團則沒有,義和團也不反清;義和團的揭帖中說「非是邪、非白蓮」;義和團組織渙散,白蓮教有清楚的師徒關係而形成嚴密的組織。周錫瑞認為應當從魯西北的社會文化中尋找義和團的源頭[5] [6]

背景與義和團的興起[編輯]

時局圖

大刀會[編輯]

1894年,大刀會在山東西南地區興起。大刀會的成員「掐訣念咒,畫符飲吞,排磚排刀……不畏棒擊刀砍,不畏火槍洋炮」。因為這些成員自稱「刀槍不入」的緣故,該組織又被人稱為金鐘罩、鐵布衫或者無影鞭之類,他們的首領叫劉士端[7] [6] [8]

起初大刀會是除滅當地土匪,維護地方治安,受到官方的有條件的默許。但後來在民教衝突中,大刀會開始反對天主教會,與天主教會發生了一撥又一撥的衝突,劫掠了教民財產,燒毀多家教民的房子。在德國和法國公使的壓力下,山東巡撫李秉衡決定對大刀會進行彈壓。在1896年7月處死了大刀會的會首劉士瑞和曹得禮。大刀會的公開活動在劉士端和曹得禮被斬首後便沉寂下去[6] [9]

巨野教案與德國強佔膠州灣、英國租借山東威海[編輯]

就在大刀會的事件已經風平浪靜的時候,山東西南突然又發生了一件大教案。1897年11月1日,山東省曹州府巨野縣(今菏澤市巨野縣)張家莊天主教堂的兩名德國聖言會神父能方濟(Father Franciscus Nies)和韓理加略(Father Richard Henle)在深夜被一群來歷不明的人殺死,這也是歷史上所稱的「巨野教案」或「曹州教案」。由於此地的天主教聖言會受德國庇護,因此,在11月6日,德國以此衝突為藉口出兵山東,並於11月14日強行佔領中國山東省膠州灣(今青島)[5]李秉衡因而被革職,由張汝梅繼任山東巡撫,到1899年3月卸任,由毓賢取代。

膠州灣事件之後,清廷官員開始採用一種格外謹慎的態度來與外國人和中國本土教民打交道。益加驕縱的天主教聖言會在山東傳教的過程中,頻頻以干涉詞訟作為拉人入教的手段,導致受清廷追捕的秘密宗教(如白蓮教)成員和土匪以及逃避地主勒索的貧民都紛紛加入了天主教以尋得庇護。當時中國官員的抱怨和新教傳教士的批評就是一個明證[6] [10]

1898年3月10日,御史胡孚宸奏摺:

山東有德兵槍斃平人之案,經德官驗明,仍未將洋人抵命,遠近洶洶,民懷怨憤。傳教士凌轢鄉黨,欺侮平民,睚眥之仇,輒尋報復。往往造言傾陷,或謂某人毀謗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會匪,遽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勢愈張,則平民之憤愈甚。民氣遏抑太久,川壅則潰,傷人必多。[11]

1899年3月15日,光緒帝下聖旨授予天主教傳教士官銜:「分別教中品秩,如總教主或主教,其品位既與督撫相同,攝位司鐸、大司鐸,准其見司道,其餘司鐸,准其見府廳州縣各官。自督撫、司道、府廳州縣各官,亦要照品秩以禮相答。」[12]

在山東恩縣龐庄的新教傳教士明恩溥曾如此描述天主教的主教:

主教們作為全省的宗教統治者採用了中國巡撫的等級制度,並在他們的帽頂上綴上了一顆顯示身份的頂珠。他們每次外出都乘坐與其身份相符的轎子,都有騎馬侍從和步行隨員前呼後擁,都有一把體現地位尊崇的大傘為前導,而且每次到達與出發時都鳴放一響禮炮。」[13]

1897年11月14日德軍強佔膠州灣以後,12月18日德皇威廉二世在歡送阿爾貝特·威廉·海因里希 (普魯士)率艦隊來華的基爾演說中有對中國要「用鐵拳打進去」的話。1900年6月,德國社會民主黨《前進報》的社論說:

毫無疑問,中國人民運動的爆發,是幾年以前宣布的對中國的『鐵拳』政策所引起的。維也納《時代報》上發表的一位熟悉中國情況人士的文章認為,義和團運動發生的時期應從德國強佔膠州灣算起。德國發出侵佔的信號,俄、英步其後塵,而這一切的自然結果,便是出現了一個民族自衛的團體。因此,中國也舉起了它的鐵拳,這就不足怪了。我們倒要來看看這兩個鐵拳究竟哪一個要利害些哩。[14]

趙三多和梅花拳[編輯]

1898年梅花拳拳師趙三多首次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註 2][5] [6] [8]。1898年10月26日趙三多、閻書勤等在山東冠縣梨園屯(今屬河北威縣)蔣家莊馬場發動首次義和拳武裝起義,率眾攻打天主教教堂,殺死天主教教民。趙三多為避免牽連同門將梅花拳改名義和拳,但此時的他們並沒有像後來的義和團那樣納入了「刀槍不入」、「降神附體」、「神拳」的做法,他們和席捲1900年的義和拳是兩回事,兩者雖然在名稱、抗爭口號上有類似之處,但不能將1900年的義和拳等同於趙三多的義和拳 [6] [8]

事實上,「義和」的提法決不是趙三多首創,在此之前,以「義和」命名的組織也曾零星地出現過,譬如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為對付捻軍,威縣組建了三支團防,其中就有一支名叫「義和團」。而在更早,1774年王倫叛亂中曾提及一個組織叫義和拳,1813年八卦教反亂時也有一個組織叫義和門拳棒[8] [6]。掩眾人之耳目。」

英駐清公使竇納樂在1900年1月向首相羅伯特·加斯科因-塞西爾,第三代索爾茲伯里侯爵談到這個名稱的意義;他說:「boxers這個名稱,最初不是傳教士就是新聞報紙提出來的,但它沒有表達出中文名稱的意義。這個名稱所包含的意思是:為了維護正義事業,該結社成員應團結起來,在必要時使用武力。」[15]

戊戌政變的影響[編輯]

1898年光緒帝的變法的激進做法在一般輿論看來就是「洋化」,引起了保守派人士和宗教人士(僧人、道士)的憤怒,他們發出了對新政的污衊之詞[5],傳言光緒帝加入了天主教,康有為在宮中設立禮拜堂;在北京還傳說康有為設立洋鬼子衙門,錄用洋鬼子辦工[16]。通過傳言的流通和再解釋,光緒帝、康有為的行為就被聯繫到「天主教」、「洋鬼子」身上,他們被視為二鬼子。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結束了百日維新運動。慈禧的政變在普通民眾中產生了一種印象,即太后不但反對光緒的新政,而且反對洋人。地方傳聞慈禧要將洋人趕出中國[10],「 北京將西人逐出,各州縣亦欲出示令人趕逐西士及教友」[17]。自1898年秋天開始,對天主教會、傳教士、西洋人的敵意大大增加[5]

山東當局對義和團的政策[編輯]

在義和拳興起之初,山東當局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護拳民的積極性,在主觀上有利用拳民的力量與外來勢力相抗衡的政治或外交目的[18],為義和團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19]。當局希望將這一民間自發的力量官方化,採取將拳民編入鄉團的政策。拳會是民間私立的非法結社,與清政府官辦的鄉團自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組織,兩者的關係在歷史上基本上是勢同水火。於是,山東巡撫張汝梅於1898年6月30日上奏清廷,建議清廷充分考慮「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的建議,將拳民編入鄉團,得到了清廷的默許。1899年接替張汝梅的毓賢是個極端保守和排外的官員,上任伊始就上奏清廷,斷言民教不和,是因「教民欺壓平民」,「斷無(平民)虐待教民之事」 [20] [21]。對於匪徒,他採取殺一儆百的手段來防止群體失控,但為了制約教會勢力和列強,他樂意見到大眾的反外國、反教會的自衛性拳會的存在,以對抗天主教勢力,所以他採取了更為寬容的政策。他在給直隸總督裕祿的電報中明確地表示:「(拳民)凡安分者、自保身家,原不禁止;若真有捉人勒贖、搶掠無忌等情事,亦即派隊查拿。」[22] 1899年8月下旬,山東兗沂曹濟道彭虞孫在給總理衙門的信中說:「(拳會)陽謂自衛身家,實則尋教構釁。……時奉文舉辦團練,當軸(即巡撫)韙其義舉,不加深察,一視同仁,意謂寓兵於農,正可備禦侮之選。故有練習技勇保衛身家例所不禁之示。小人得逞其志,何所憚而不為。」[23] 此外,毓賢還採取了「懲首解從」的政策,就是當拳民滋事之時查拿首要,而將隨從人員解散。由於官府採取了這些特殊政策,在部分農民群眾中造成官府支持、縱容反天主教鬥爭的錯覺,有些民間拳會也機敏地利用了官府政策的軟弱和群眾的錯覺,散布官府支持反教會鬥爭的言論,從而進一步推動了反教會鬥爭的高漲 [24]

從神拳到義和拳[編輯]

在山東西南地區的大刀會和直隸山東交界的趙三多義和拳被鎮壓下去後,山東西北地區的茌平、平原、高唐、恩縣、禹城、長清等縣突然興起了一種新的拳場,當地人稱之為「神拳」。最開始的時候它也被人稱為「金鐘罩神拳」,其中的一個顯著特徵便是借用了魯西南地區大刀會的金鐘罩武術和「刀槍不入」的觀念。神拳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降神附體」,儀式簡易,人人可參與。大刀會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參加,入會需要交香火費。但神拳沒有這方面的要求,誰都可以參加。另外,大刀會的金鐘罩武術屬於一種硬氣功,需要較長時間的練習。但神拳不一樣,他們不是通過練習達到,而是在各種拳術的基礎上,通過「降神」來完成[9] [6]

練習神拳的人中逐漸出現了兩個著名的人,那就是朱紅燈心誠和尚。1899年,朱紅燈已經獲得了很大的名聲,附近貧苦民眾紛紛拜朱紅燈為師學習神拳。後來,神拳也改名為義和拳[9]。但從大刀會到趙三多的義和拳,再到朱紅燈的義和拳,之間並沒有組織上的繼承關係。朱紅燈所領導的義和拳是真正意義上的義和拳,具備了1900年義和拳的所有特徵。從大刀會中借用了金鐘罩和「刀槍不入」的觀念,從趙三多的義和拳借用了名稱、扶清滅洋的口號等,然後加上了降神附體的巫術[8]

己亥建儲[編輯]

戊戌政變後,光緒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環水的南海瀛台。守舊派大臣恐光緒怨於將來,紛紛慫恿慈禧太后廢掉光緒。慈禧太后遂依榮祿建議,於1900年1月24日,以光緒帝名義頒詔,稱其不能誕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載漪之子,15歲的溥俊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

不過該詔書一出,隨即令天下嘩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領銜通電要求光緒皇帝「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簽名者有葉瀚、馬裕藻、章炳麟、汪貽年、丁惠康、沈藎,唐才常、經亨頤、蔡元培、黃炎培等1231人[25];經元善等1231人同時發表《布告各省公啟》,要求各省共同力爭,「如朝廷不理,則請我諸工商通行罷市集議」[26]。各國公使認為立儲事件影響中國形勢穩定,隨之提出警告,拒絕入賀。慈禧太后對列強怨恨甚深,載漪等人對西方列強及光緒帝更為仇恨[27]

歷史學家唐德剛支持宮廷權力鬥爭是義和團運動激化的其中一個原因的觀點。唐德剛將惇親王載濂、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莊親王載勳四兄弟比作四人幫,將剛毅比作林彪,將義和團比喻為紅衛兵。載字輩四兄弟、剛毅及其一幫扶助義和團的大臣如趙舒翹毓賢董福祥等,利用義和團的民間力量及慈禧太后對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態,排斥光緒帝等帝黨和打擊洋人勢力。在多次御前會議上,他們當眾羞辱光緒帝及主和大臣,溥儁甚至直斥光緒為二毛子

晚清時翰林院編修惲毓鼎曾指出:「載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計非藉兵力懾使臣,固難得志也。適義和拳起,詭言能避火器,以仇教為名,載漪等遂利用之,以發大難。故廷臣據理力爭,謂邪術不足信,兵端未可開,皆隔靴搔癢之談也。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後可論十年之朝局。」[28]

直隸和山東的天災[編輯]

義和團並未從山東擴展到河南、安徽等地,而蔓延到直隸,是與當地的頻繁天災有直接關係[9]。1898年,黃河發大水;但1898年洪災之後,1899年、1900年山東、河北又連遭大旱;同時,山東又遭蟲災[29]。迷信的百姓遂遷怒教徒和教會,以為是他們得罪了老天爺,義和團的反教揭帖就說「天無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8]。《天津政俗沿革記》中記載:「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山東義和拳其術流入天津,初猶不敢滋事,惟習拳者日眾。二月,無雨,謠言益多,痛詆洋人,仇殺教民之語日有所聞。習拳者益眾。三月,仍無雨,瘟氣流行。拳匪趁勢造言,云:『掃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無雨。各處拳匪漸有立壇者」[8]。當時某個傳教士也說:「雨水對我們來說意味著安全,正是由於久旱無雨,他們才在這裡鬧事,並不是因為義和團……他們本來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們現在被飢餓折磨得絕望了。[8]

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勸奉教,自信天,不敬神,忘祖先。男無倫,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產。如不信,仔細觀,鬼子眼珠俱發藍。天無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發怒,仙發怨,一同下山把道傳。非是邪,非白蓮,念咒語,法真言。升黃表,敬香煙,請下各洞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著人體把拳傳。兵法藝,都學全,要平鬼子不費難。拆鐵道,拔線桿,緊急毀壞火輪船。大法國,心膽寒,英美俄德盡消然。洋鬼子,盡除完,大清一統靖江山[30]

還我江山還我權,刀山火海爺敢鑽,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殺洋人誓不完

1899年末的山東和直隸騷亂[編輯]

魯西北[編輯]

1899年秋天,在魯西北,朱紅燈帶領的反教運動開始登上舞臺。9月17日,在魯西北的平原縣發生民教衝突,平原知縣蔣楷前去彈壓。10月9日,朱紅燈率高唐、茌平、長清等地義和拳眾二三百人開赴平原縣。朱紅燈整齊隊伍,正式豎起了「天下義和拳、興清滅洋」旗幟。11日,知縣蔣楷率領勇役數十人前往彈壓。朱紅燈指揮拳民擊敗蔣楷。蔣楷向上級要求派兵。16日,濟南知府盧昌飴、統領袁世敦帶兵前來,一開始勸諭朱紅燈解散。朱紅燈搶劫之後轉移,於17日晚,率兩千多團民移駐森羅殿,準備攻打恩縣城西的劉王莊和龐庄的教堂。18日,朱紅燈率團民在森羅殿與前來彈壓的清軍七百人交戰,激戰數小時,擊斃擊傷清軍十餘人。在此次戰鬥中,拳民第一次自稱「義和團」,而且此後這個稱謂的頻率越來越高[9]。森羅殿之戰後,朱紅燈趁機轉移,退回茌平。[5]

毓賢認為蔣楷處事不妥,彈壓實屬孟浪,將蔣楷革職,永不敘用,袁世敦受到了撤去統領之職的處分 [5]。鎮壓義和團的人受到了懲處,使得許多人認為毓賢在支持義和團,自以為受到了毓賢的嘉許[31]。11月初,茌平義和團豎起了「毓」字黃旗及山東巡撫部院「保清滅洋」大旗進行活動[32]

11月,朱紅燈、心誠、於清水率人開始對禹城、茌平、長清、博平各縣的天主教教堂和教民頻繁發起襲擊。4日,他們襲擊禹城縣苗家林的四戶教民。8日在劉家集襲擊教民,又襲擊長清縣李家莊李公堂家,奪取銀錢,拐走其父,要求贖金二十千文。9日,掠奪王香老莊的教民;襲擊長清縣的鄭家營和朱庄的教民;當夜,入茌平張官屯,掠奪教民之家並放火焚燒,又將教民王觀傑殺害;向馬沙窩的教民父子三人勒索贖金。9日、10日、11日,連續搶劫梁庄、姚家莊、吳官屯、小張庄、八里庄、焦庄的教民。11日,來到博平縣,搶奪和綁架教民,要求贖金。14日,燒燬博平縣玉皇廟庄教堂與十九戶教民房屋。15日,燒打茌平縣大張庄教堂,其後強制教民背教,要他們請戲班唱戲作為賠償。17日,朱紅燈、心誠襲擊了吳庄、楊庄,得銀七百兩,接著又襲擊了博平縣的教民。在17日,拳民因分這七百兩銀子起了內訌。21日,朱紅燈被拘捕;同日,趙官鎮李繼浩率十餘人襲擊了長清縣辛店屯的教民王鴻慶等六戶人家,脅迫他們用銀子贖「跟從洋教罪」,請戲班子演戲三天,去縣城申請退出教會;然後又去南水坡庄,要挾三戶教民拿出罰錢和酒席錢,更讓教民寫下「背教文約」。23日,心誠和尚被抓捕。24日,李連江、李開木等人襲擊了馬官屯的教民。25日,於清水到禹城縣抓了教民作為人質,26日襲擊了禹城的房家莊。此時禹城當局接到毓賢命令後貼出告示:「汝(義和拳)原為良民,因受教民欺侮始聚集以圖報復。然,仇怨宜解,且撫憲已既往不咎,受此莫大之恩,故應速速解散。謹勿再嘯聚。此乃至要。」 [33] [5]

朱紅燈在魯西北開展一系列反教運動之後,山東的教會產生了危機感,陸續與駐北京公使聯繫,訴說自己極其危險的境況。各國公使、領事的抗議不斷增加,並將矛頭直指山東巡撫毓賢。就連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國公使康格也向總理衙門提出強烈抗議,說毓賢將彈壓匪徒的官兵以「擅殺之罪」論處,指責毓賢對保護教會和教民的要求置若罔聞。在各國公使的壓力下,清廷終於讓步,於12月將毓賢解職並召回北京,由袁世凱接替[34]。12月6日,上諭下達,吩咐毓賢「來京陛見」。7日,毓賢答覆:「俟袁中丞接印,遵即北上。」 [5]

12月4日,李繼浩、官東嶺、王成章在仁里集附近的辛店屯向教民勒索錢財。6日,李繼浩脅迫教民辦迎神賽會,逼迫教民背教。8日,李繼浩、官西嶺、汪昌沅、朱啟明在辛庄勒索。20日,官東嶺、朱啟明等人襲擊燕家窯孔家。21日,襲擊柴家窪教民,索取贖金。24日,襲擊三官廟平民魏家,南鄉的封家莊、李家莊教民。[33]

24日,毓賢在離任前處死朱紅燈、心誠[35] [8]。毓賢離職後到北京覲見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義和團;之後獲得調任山西巡撫[註 3]。26日,袁世凱抵達濟南。

26日白天,有一支拳民隊伍到平陰縣毛家鋪搶劫教堂和數戶教民;當晚,有約兩百拳民襲擊了平陰縣的白雲浴天主教堂。28日,拳民襲擊翟家莊教民。30日,拳民襲擊薛庄教民;同日,甲士衛等人火燒了袁兒庄的教堂,燒死一名婦女;這日,趕往平陰的英國傳教士卜克斯在路上遇到三十名拳民,被抓。晚上,卜克斯趁機逃跑,後被追上打死,頭也被斬掉。1月2日和3日,拳民襲擊南方寺頭庄。[33]

直隸東南[編輯]

直隸東南毗鄰魯西北,所以在這一帶的故城縣、景州、吳橋縣、阜城縣、東光縣、獻縣、河間、深州、棗強縣,反教活動在1899年末也漸漸興起。10月30日,景州宋門鎮大集之日,拳民在很多人面前表演拳術。大師兄稱可避槍炮,降神之後,令徒弟持槍射擊,豈料槍子一發,即中胸,流血倒地而亡。之後拳民誣賴教民,說教民用物鎮壓,故神術不靈,非將教民殺害補償不可。11月1日,上千名拳民來到宋門鎮,試圖以教民的血來償還。知州王兆騏派軍官前去說服,在一千人以上的拳民面前,一連勸說了好幾天。11月13日,拳民退出宋門鎮,但附帶提出如下條件:1)官府出錢宴請,2)出錢三百吊請戲班唱戲,3)官兵在義和拳的神位前磕頭。知州王兆騏因手下兵力不足,最後只好妥協。[37]

11月初,武修和尚在阜城縣林鎮村豎起「神助滅洋義和團」旗幟。24日,拳民搶劫阜城縣林鎮村教堂和教民。27日,拳民襲擊了景州兩個有教民的村子。28日,襲擊阜城縣徐家鋪教堂。30日,襲擊東光縣常庄教堂。[37]

12月初,直隸總督裕祿派淮軍右翼統領梅東益率軍自天津向河間府進發,保護教堂。4日,拳民襲擊阜城縣耿家莊教堂。9日,綁架景州河渠鎮兩名教民。10日,拳民搶劫景州蘇古庄教民,又破壞阜城縣八里庄教堂,並襲擊了武邑縣小李村、石海坡教民,以及阜城縣小營村教民和深州西河頭村教民。10日左右,梅東益麾下三營開始分駐各州縣,阜城縣、故城縣、吳橋縣、東光縣、景州各知州知縣會於景州,商議對策。11日,拳民襲擊了深州王樂寺村教民;放火焚燒蘇古庄的教堂和教民房屋。12日,拳民燒毀景州劉八庄教堂和教民房屋十餘間。13日,景州謠言四起,拳民要攻打獻縣張家莊總教堂。同日,拳民在棗強縣鄒街襲擊教堂和教民。[37]

清軍基本上採用了查拿首要、解散脅從的辦法,只有在拳民抵抗官兵、拒絕解散時,他們才加以鎮壓。官員是比較謹慎的,不敢隨意,12月14日,景州知州王兆騏及營官吳有珍范天貴致電請示裕祿:「督憲鈞鑒:真電謹悉。總堂已帶隊保護,如不服彈壓,官軍眾寡懸殊,危急之際,應否擊打?請示。兆騏、有珍、天貴。」裕祿回復:「拳民如不服彈壓,膽敢抗官拒捕,該營官等自應督隊奮力捕擊。」[38]

12月14日,在景州岔道口村,拳民焚燒教堂,搶劫教民。同日,安平縣拳民擺出攻打教堂的架勢。15日,襲擊了德州恩縣明恩溥所在的龐庄教堂,又襲擊了棗強縣三岔口教堂。16日,東大過村拳民和教民發生衝突。17日,拳民揚言要在當日攻打獻縣張家莊總教堂。18日,武修和尚率人襲擊朱家河天主教堂(此處在1900年夏天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慘案),與范天貴帶領的官軍發生衝突。武修被拘捕。19日,王慶一策劃的梆子戲「火燒望海樓」在故城縣上演。20日,東大過村再次被拳民包圍。同日,拳民搶奪了蕭張鎮教民數十家,帶走數十人;襲擊了河渠鎮附近的羊牧教堂。22日,保定府束鹿縣拳民綁架教民索取贖金。24日,二三千拳民聚集在武強縣小范鎮。31日,山東德州拳民聚集於吳橋縣的孫公廟,燒了龐家橋教堂和六家教民房屋。1月9日,拳民火燒清河縣大寨庄教堂。15日,寧晉縣南孟村數百拳民掠奪並打傷教民。[37]

但因官軍已駐紮在各州縣,也因為農曆新年就要來到,拳民忙著過年,故此後騷亂減少很多。

1900年大爆發[編輯]

袁世凱來到山東之後,採取了與毓賢不同的作法,他認降神附體為邪術、拳會為「邪教」,主張嚴格取締,下令張貼解散拳會的告示,要「於各府州縣村莊通行張貼,以期家喻戶曉」[39];還大量刊刻勞乃宣所著的《義和拳教門源流考》[40];採用行政手段調動各級地方官、鄉紳的力量來實行查禁[40],責令「各村首事庄長出具不得設廠習拳甘結」,要求各村莊的庄長勸導鄉民「不得設廠習拳、聚眾滋事」[41];對各處拳廠,認真查封[40];把大部兵力分布在交通要道駐紮,將各地義和團分割隔離,阻止其流動和聚集,用小部巡查、曉諭、彈壓[40]。如此,袁世凱並未通過血腥鎮壓就使得山東的義和拳活動漸漸沉寂下去。

直隸總督裕祿開始對義和拳會比較輕視,在1899年12月答覆袁世凱時說:「近日查該拳匪情形,並無大技倆,但能捕獲首要,脅從自易解散。」[42]他對滋事的拳民極力鎮壓,但對拳會的態度則較為模糊,直到5月清軍統領楊福同在淶水被殺之後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21]。由此可見兩人的差別是,袁世凱防患於未萌之時,他積極地消除火災隱情,使之不著起來,但是裕祿是在火災發生後四處救火。

1900年1月11日,清廷頒布上諭,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無須過問練拳的和平鄉民:「若安分良民,或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或聯村眾以互保閭里,是乃守望相助之義……地方官辦理此等案件,只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也」,承認拳會是「安分良民」、「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是「守望相助」之義,而不是「邪教」,無須查拿。清廷的這一舉動代表著一個根本性的變化[6]。清朝律例一向禁止私人結社,把集會結社看做是謀反的潛在因素[6]。1898年戊戌政變之後,清廷恢復了禁止結社的政令,以取締在變法期間十分興盛的各種學會[6]。現在,清廷的這一政策是在告訴義和團,它是一個合法的組織[6]

但袁世凱事實上並未理會,仍然取締各地拳會。裕祿沒有主見,一心想符合諭旨,因此義和拳會在直隸繼續蔓延,義和團的活動有增無減,加入義和團的人數也在日益攀升[21] [18]

1月11日的上諭讓各國公使感到擔憂和不安,於是在1月27日,英、法、德、美在華公使第一次聯合照會,要求清廷取締拳會[9]。但公使們選擇的日期非常不妥,三日前的己亥建儲,公使們都拒絕入宮朝賀,明顯反對慈禧廢掉光緒帝,讓太后大為不悅;如今(當日為農曆臘月二十七),他們又來要求禁止拳會,慈禧的憤怒可想而知,這為1900年的衝突買下了伏筆。但開罪帝國的太后、讓她過不好年意味著怎樣的後果,這些外國公使卻是不曉得。

2月19日,清廷採用內部廷寄[註 4]的方式指示直隸、山東督撫,責成他們張貼布告,取締義和拳:「著直隸山東各督撫,剴切出示曉諭,嚴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會名,皆屬違禁犯法」[43]。廷寄的方法,既沒有公開否定1月11日的上諭,又能給外國公使們一個說法。但各國公使們並不接受清廷的做法。

2月,除了南邊的冠縣插花地有反教事件外,其他地方基本平靜,因為大多數農民正忙於過中國的新年[6]。3月,反教事件向北蔓延到保定東部各縣[6]

3月2日,英、法、德、美、意第二次聯合照會清政府,要求在《京報》上發布禁止拳會的上諭。清廷予以拒絕,並解釋說已寄發廷寄,沒有必要在京報上發布上諭[8]

3月中旬,一位從霸州趕往北京的美國傳教士見證說:「行程有數百華里,不過見有兩處張貼北洋大臣之(禁止拳會)諭示……地方官雖已接奉此告示數日,猶不願張貼」[44]。到此時,直隸的地方官員仍然沒有危機感,連諭示都不張貼,沒有採取有效措施,所以義和團一直向四面擴展[5]

3月14日,毓賢調任山西巡撫[45]。山西本沒有義和團,但是在毓賢的鼓勵下,義和團也在山西興起來。這年夏天,毓賢縱容義和團濫殺教民[27],其衛隊數十人都是義和團團民[27](參太原教案)。

4月初,各國公使又一次聯合照會,而且有海軍示威。4月16日,京報上發表了直隸總督裕祿要求禁拳的上奏。但4月17日,京報上又頒發上諭,重申不禁拳的精神。4月21日,清政府又頒布上諭,重申「只問匪不匪,不問會不會」 [46],與1月11日的上諭精神一致。清廷政策的反覆性和隨意性,讓各國公使失去了對它的信任,覺得再在此事上糾纏也沒有多大意義,遂放棄在此事上的要求。義和拳會繼續蔓延。

4月初,山東直隸交界處下了一場透雨[6],附近一帶的義和拳民便紛紛回籍播種春作物,某佚名士大夫即記載說:「團即返奔,途中自相語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於是這些地方穩定了下來[8]。4月5日,直隸官員張蓮芬致電裕祿:「景(州)、阜(城)、深(州)各巨案,均有成議,地方安靜。頃得透雨,旱禾可種,民心更定。」[38] 但直隸的其他地方旱災仍然非常嚴重,北部等地區的旱情一直沒有得到緩解[6]。5月8日,美國公使康格說道:「該省目前的旱情為這樣一場運動提供了方便。到昨天為止,近一年滴雨未落,農民不能耕耘,莊稼無法播種,土地十分乾燥,無法耕作,人們窮困潦倒。因此,整個地區充斥著飢餓、不滿、絕望的遊民,他們……準備加入任何組織[47]。5月21日,英國公使竇納樂在致英國外交大臣的信中這麼說:「我相信,只要下幾天大雨,消滅了農村長久的旱情,將比中國政府或外國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復平靜」[48]

4月13日,總理衙門致電裕祿函,稱盧漢[註 5]鐵路將修至正定,現接鐵路總辦比利時人沙多來信,保定至正定一帶,有義和團匿名揭帖,稱於4月19日要拆毀鐵路,攻擊洋人,要裕祿預先防範[35]。4月29日,北京西城張貼出這樣的揭帖:「……天意命汝等先拆電線,次毀鐵路,最後殺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搗亂所致。」[5]

4月20日保定爆發了清苑教案。大張庄村民張洛弟請附近姜庄一個信天主教的補鍋匠為他修火石,修好後張洛弟拒絕付錢。這個教民前去索要,兩人發生爭吵和互相侮辱。第二天,這個教民夥同其他人前來索要,並提出四條要求:「一、罰席五桌;二、修教堂;三、要京錢百吊;四、要張洛弟全家奉教」[49]。繼而引起20日的姜庄「拳民與教民各聚多人,竟自械鬥,勢甚兇猛」[50]。4月21日的進攻中,拳民燒毀了教堂和10個教民的房子,但裝備精良的天主教教民從屋頂向拳民開火,至少有20個拳民被打死[5],一說有70人[6]

但總體來說,5月之前,義和團的攻擊是有限的。5月8日,駐京美國公使報告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義和團攻擊美國傳教團以及騷擾傳教士所在村鎮的案子。」[51]保定的一個傳教士在5月10日致美國家人的信中說:「我們的日常生活還沒有發生什麼不測。」[52] 這些報告部分反映一個事實,即義和團的鬥爭仍然主要是針對天主教的,新教教徒相對安全[6]

5月初,慈禧就能否將拳會編為團練徵求袁世凱和裕祿的意見,裕祿在5月17日(當時淶水事件已經發生)上奏否定了團練的建議,但接著說:「如查有學習拳技之處,謹遵前奉諭旨,只論其匪不匪,不問其會不會,分別妥為辦理。既不可姑息養奸,亦不可累及良善」[35],仍不取締拳會,任由拳會發展。

由於直隸一直對拳會不加查禁,拳會蓬勃發展,進入5月各地的拳民勢力已連成汪洋大海,只要查拿某個地方的拳民,附近的拳民就會紛紛前來支援。例如,義和拳5月份傳到安平縣,在梅花左村開設拳場,村裡紳士試圖制止,但拳民肆無忌憚。知縣何子寬擔心前不久發生在河間與清苑的騷亂在安平上演,所以在5月19日趕到這裡,逮捕了義和拳民陳鍋元等人。這一逮捕的消息很快傳遍城鄉,附近前來支援的義和團民蜂擁而至,竟至上千人,何子寬向上司求援,但前來的官兵很少。何子寬看到縣衙門前的民眾已逾千數,為不使事態鬧大,只好放人[53]

5月12日爆發了淶水事件。淶水縣有個高洛村,村長名叫閻老福。1899年的元宵節,村裡搭起戲棚準備唱戲,當時有教民認為神像放在他家門前的台階是大不敬,於是前去吵鬧並踢翻戲棚,而閻老福則帶人搗毀了教堂作為報復,雙方隨後對簿公堂。由於天主教的主教介入訴訟,閻老福在這次訴訟中敗訴,不僅賠了銀子,而且還被迫叩頭陪禮。1900年春,蒙受屈辱的閻老福邀請附近的義和拳民來高洛村開設拳場。5月12日拳民們展開攻擊,晚上,大約有30戶的教民全家被殺,一說有68個教民喪命,屍體被埋進廟裡或者丟進井裡[9]。此事件是一件具有轉折意義的衝突,因為它激發了其他事變[6]

保定派員帶領20人於兩天後來到這裡,義和團的原班人馬仍然集結在一起,士兵們不敢進入村內。第二天,他們終於進入村裡,發現村南火光熊熊,無人知道教民逃往何處。以後的幾天里,總兵楊福同負責彈壓義和團。5月15日,他關閉了設在村廟裡的拳場,但是拳民們又集結起來,並在第二日打了他的埋伏。兩天後拳民和官兵再次交鋒,約二十名拳民被俘。到此時,事件驚動了整個地區的義和團,他們成千上萬集結起來,試圖解救同伴,並報復官兵。5月22日,楊福同聽說有三千拳民在淶水北部石亭鎮聚集,因兵勇不夠,遂只帶領七十人前往,遭遇義和團,楊福同及兩名屬下被殺。拳民勇氣大增,他們的力量和影響都迅速擴大。[6]

5月23日,裕祿得知淶水戕官後,致電總理衙門,稱「查該拳匪等聚眾設廠,借仇教為名,燒殺搶掠,擾害地方,並膽敢恃眾戕官,實屬窮凶極惡,法所難容。」[38] 要求嚴懲義和團。

5月25日,軍機處傳達給裕祿的電旨:「查拿首要,解散脅從,辦法均是。此事,各處情形不同,遷就適是養奸,操切亦恐滋變。」[38]禁止他剿滅義和團,仍然採用老辦法,懲首解從。

5月25日,聶士成部的統領楊慕時率三營兵力乘火車到達高碑店,但楊慕時在出發前便接到裕祿等人的命令,讓他「勿得孟浪」,主要是「查拿首要,解散脅從」。楊慕時只能保持克制,引而不發,雖在淶水北部的石亭鎮、陳家莊有數千名義和團誇示隊伍演習,但楊慕時只能將殺害楊福同的兩人拿辦,其他人無可奈何[5]

5月26日,一些團民打算乘火車從保定高碑店到涿州,在買票時與鐵路員工發生不快,因這一件小事就憤怒地將高碑店鐵路拆毀,拔掉電線杆[54]

5月27日,可能是為了同楊慕時的軍隊對抗[5],數萬義和團進入距北京僅有五十多公里的涿州,知州龔蔭培選擇絕食進行抗議。但楊慕時並未前來鎮壓,「因旨內只雲嚴拿首要、解散脅從,並未言剿;又秉榮相之意,承製台之令,專意不打」[55]。當時有人記載:「楊副將福同被戕於淶水,焚涿良鐵道,所在抗官聚眾,蔓延畿南北,官軍雖往彈壓,然未奉明諭,無敢實力剿辦者」[56] 。由此拳民開始了更極端的行為——攻打涿州、琉璃河、長辛店和北京之間鐵路沿線的車站、橋樑及電報設施,幾十公里沿線到處起火。在鐵路沿線工作的比利時的工程師爲了避難前往天津,有幾個途中遇難,也有幾個受傷,這讓外國人深受刺激[54]

5月29日,義和團焚燒北京近郊的丰台車站。車站、車廂、商店、太后專列全部被燒毀,在京的外國人群情激動[54]

5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名義發布上諭,上諭中說若拳民們拒絕遣散,官員們應當「相機剿辦」:「著派出之統兵大員及地方文武,迅即嚴拿首要,解散脅從,倘敢列仗抗拒,應即相機剿辦,以昭炯戒。」[57] 這是在1900年頒發的有關義和團的詔諭中第一次使用「剿」這個詞[6],之前均是但論匪不匪,不論會不會,拿辦首要,解散脅從。但外國公使並不信任清廷,而且丰台車站的被焚讓他們特別緊張,所以5月30日,公使團通知清廷,要調遣使館衛隊進京保護[6]

5月30日,趙舒翹何乃瑩上奏清廷,建議招撫義和團:「拳會蔓延,誅不勝誅,不如撫而用之。」[35]

5月31日,在得到清廷勉強的同意之後,一支四百多人的使館衛隊乘火車從天津出發,6月1日抵達北京。

5月31日,湖廣總督張之洞電報:「疊接北路電,拳匪因鬧教滋事,勢甚猖獗,定興至盧溝鐵路機廠車輛料廠盡毀,實堪駭異……此等匪徒,抗拒官兵,戕殺武職大員,毀壞國家所設鐵路,法所當誅。至於動手拆路焚屋之徒,按律亦當格殺勿論,應准官軍開槍轟擊。此乃借鬧教而作亂,專為國家挑釁。且鐵路與教堂何涉,可見實系會匪,斷非良民。若滋鬧不已……各國必以保護教士教民為詞,派兵自辦,大局將難收拾。」[35] 幾日之後,張之洞致電許竹筠說:「輔清滅洋旗號,乃會匪故智。前年川、楚鬧教,亂匪皆是此旗。若因此姑息,大誤矣,能避槍彈更是謠言。」

6月1日,義和團一部佔據順天府永清縣,攻擊教堂,殺英國傳教士查爾斯羅賓遜(Charles Robinson)及孟鶴齡(H. V. Nerman)二人。

6月3日,因禦史許佑身彈劾淶水縣令祝芾「慫恿帶兵官楊福同誘殺十餘人」,清廷頒布上諭,命令裕祿「確切查明,從嚴參辦」,並嚴行申誡帶兵員弁「毋得輕傷民命,啟釁邀功」,吩咐禁止剿滅義和團[6],「亟應妥速解散,以靖地方,不可操切從事」[35],並警告榮祿對義和團「不得孟浪從事,率行派隊剿辦,激成變端,是為至要」[45]

6月4日,奏請招撫義和團的何乃瑩順天府尹升為督察院左副都御史[35]

6月4日,義和團在京津線上的黃村火車站放火,聶士成派兵彈壓,團民抗拒,官兵寡不敵眾,死傷多人。後團民焚燒車站一所,旱橋一座[35]

6月5日,奏請發給義和團口糧的王培佑由鴻臚寺卿升為順天府尹[35](相當於現今的北京市長)。

6月5日,太后派刑部尚書、總理衙門大臣、軍機大臣、兼順天府尹的趙舒翹,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瑩前往涿州考察義和團。反對戊戌變法、力主廢黜光緒帝、主張招撫義和團殺滅洋人的吏部尚書剛毅惟恐趙舒翹的彙報結果不利於義和團,也緊隨其後趕往涿州。其實趙舒翹經考察已明顯看出義和團所謂「神功」全是假的,但剛毅卻力言神功「可恃」[54]

6月6日,義和團焚毀落垡車站,聶士成前往彈壓,雙方激戰。

6月6日,裕祿電告總理衙門,稱團民自焚毀鐵路電杆之後愈加猖獗,明目張胆,不服勸諭,也在天津焚殺教民;雖蘆保、津蘆鐵路有兵分守,仍肆意焚毀,在各處拆毀教堂,各國洋人已甚憂憤,「而天津租界之洋人尤感驚恐,屢以中國辦理太松,欲派兵助剿為言,此時我軍自行剿辦,尚可操縱自如,若至外人干預,則事更難措手」,目睹現在情況,拳民斷非勸導所能解散,「趁此匪勢初起,必須剿撫並用,尚可剋期而定」[35]

6月6日,慈禧召集大臣討論清廷的政策,「決計不將義和團匪剿除」。[58]惲毓鼎在6月6日記載:「五月初十日,知太后聖意,頗右義和團,欲倚以抵制外洋,為強中國之計。」[59] 同日,清廷頒布上諭說:「飭令各地方官妥為彈壓,無論其會不會,但論其匪不匪。……昨已簡派順天府兼尹軍機大臣趙舒翹前往宣布曉諭。」[35]

6月7日,在清廷許可之下,大批拳民開始進入北京[60]。他們頭戴義和團的紅巾標誌,扛著大刀、長矛,耀武揚威地從各城門進京。

從6月初一直到宣戰前,清廷因為與列強還沒有撕破臉,還需要維護表面的友善,所以為堵住洋人的嘴,仍然頒布上諭喊著「查拿」、「嚴禁」、「解散」;6月13日的上諭仍然說:「近來畿輔一帶拳匪滋事,擾及京城地面。迭經明降諭旨,曉諭解散,並飭令京營及近畿各軍,分投妥為彈壓」,但實際都徒具形式而不起實際作用,喊叫愈甚,義和團之湧入、滋擾也愈甚[21]。楊典誥在《庚子大事記》說:「謹案五月(陽曆6月)以來,有禁團民滋擾禁城諭旨七道,嚴飭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御史及派出之統兵大員,緝拿首要,解散脅從,撤壇拆棚,至矣盡矣。乃禁者禁而為者為……,雖明詔煌煌,不特團民蔑視無關,即地方官吏亦視若弁髦(無用之物),是則詔諭直等於官樣文章耳」[61]。當各縣令去向順天府尹王培佑「請示機宜」,詢問應如何執行「拿辦」義和團的上諭時,王培佑答覆說:「近日拿匪明文,非政府之意,特以西人嘵嘵不已,故發此旨。汝等奉行故事,即屬盡職」,意謂敷衍一下就可以,根本不必認真執行,「否則定遭參辦」,各縣令始恍然而退[62]

6月8日,兩江總督劉坤一致電總理衙門:「惟匪勢如此猖獗,毀路踞涿,種種不法,名為忠義,實為叛逆,即使宣布解散,亦難保不散而復聚,蔓延日久,收拾益難。現聞大沽已有洋艦二十餘號,萬一出而干預,大局何以支持?畿輔重地,關係匪輕,似應一意主剿,通剿二股,則余股自滅;辟以止辟,正所以保全民命也」[35]

6月9日,慈禧從頤和園回宮,並調董福祥的武衛後軍進城,駐紮在永定門內。董軍中不少士兵參加了義和團。董福祥還與義和團首領李來中結拜兄弟。

義和團團民
一個拿著旗上寫著「欽命 義和團糧臺」字樣的義和團拳民。
義和團的令旗

6月10日,慈禧派端郡王載漪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這一決定讓外國公使格外不安。越來越多的義和團拳民陸續進入北京,最多時北京的拳民超過十萬。是日起,北京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對外通訊斷絕。

6月10日,駐天津的各國領事組織二千人的聯軍,由英國的海軍司令西摩爾(Edward Seymour)帶領,乘火車增援北京十一國公使館。

6月11日,大臣文瑮上奏:「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均有緝捕匪徒、稽查地方之責,豈容此類混聚輦轂,紛紛擾擾、搖惑人心……責成步兵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各分汛地、嚴密巡查,遇有形跡可疑及結黨持械、造言生事之人,立即嚴拿懲辦,毋稍疏縱。……臣等聞近日有形跡可疑之人……由各門混入,復由各門散出,出入自由,肆行無忌」[35]。朱祖謀也同日上奏:「相應請旨,添設勁旅,申嚴門禁。」[35]

6月11日,日本駐華使館書記杉山彬在永定門內被剛調入京的董福祥甘軍所殺,被開腹剖心,受到載漪的嘉許。[63]

6月12日,義和團開始在內城焚燒教堂[64]

6月13日,德國公使克林德命令使館衛隊開始「獵取拳民行動」。同日,義和團在內城燒燬孝順胡同亞斯立堂、雙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倫敦會、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東堂、燈市口公理會、東四五條西口的美國福音堂、交道口二條長老會、鼓樓西鴉兒胡同長老會、西直門內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駙馬橋安立甘會、宣武門內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佔據)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拳民在北京放火燒掉教堂和一切與西洋有關的事物。13日,天津武清義和團焚毀了馬家場、范家莊、洪家墳、牛房、龍庄、韓庄各處教堂,靜海全縣被義和團佔領。

6月14日,剛毅上奏:

義和團其幼稚者,年不過十歲上下。奴才在馬上訊其練拳意欲何為?供稱原為保護身家。訊其聚眾欲作何事?供稱近被教民欺壓,是以集團報復。但一言及洋人,則怒目切齒,願得肝心。凡此之類,聞直隸、山東各州縣,無處無之,蚩蚩之眾,誅不勝誅。因聶士成派隊在高碑店駐紮,拳民等誤為洋兵,遂相抗拒,經該軍飭人曉諭,該民等跪迎,聶軍出其不意,轟斃拳民一二百名,自此結仇甚深。該軍進剿,殊形孟浪。[65]

6月14日,義和團「焚燒順治門(宣武門)大街耶穌堂」,「順治門內天主堂,並施醫院兩處,又焚燒西城根拴馬樁、油房胡同、燈籠胡同、松樹胡同教民之房屋百間,砍殺男婦教民無數」[66]。同日,天津拳民焚燒鼓樓東倉門口教堂,蔓延到附近二十家,又焚燒鼓樓西的倫敦會教堂[5]

6月15日,義和團圍攻北京西什庫教堂,又「焚燒絨線胡同教堂」[66]。同日,天津的義和團焚燒了馬家口及望海樓等地的教堂,拆毀東門外天后宮北教堂,砸毀藏有教民的粬店街懷慶會館;拳民又與防衛紫竹林租界的外國士兵發生戰鬥,死傷四百人。

6月15日,劉坤一、張之洞聯銜致電總理衙門,請即速剿辦義和團。電文謂:「……如再遲疑不自速剿,各國兵隊大至,越俎代謀,禍在眉睫。此實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瀝上陳。從來邪術不能禦敵,亂民不能保國。外兵深入,橫行各省,會匪四起,大局潰亂,悔不可追。」[67]

6月16日,前門一帶約千家商舖因老德記西藥房大火而被燒成廢墟,正陽門樓、北京24家鑄銀廠也遭燒燬。拳民同時四處破壞教堂攻擊教民,莊王府前大院被當成集體大屠殺的刑場。除了屠殺教民外,義和團更濫殺無辜,誣指許多市民(包括許多婦女小童)為白蓮教而燒死戮死。同日,天津數百名義和團展開了第二次進攻紫竹林租界的行動,但被一陣齊射擋了回去。

6月16日,在第一次御前會議上,剛回京不久的剛毅向慈禧報告「拳民忠貞,神術可用」,朝中庄親王載勛、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亦主撫義和團,向洋人開戰。

6月17日,慈禧收到了裕祿關於列強強索大沽炮台的奏報,但不知大沽已經開戰[35]。清軍開始進攻天津紫竹林租界,裕祿於是認可義和團,提供義和團武器。

6月18日,庚子被禍五大臣之一的袁昶奏摺說:

臣於上年十月十三日(1899年11月15日)蒙恩召見,其時東省拳匪,借仇教為名茲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亂,應預為撲滅各情,旋經東撫袁世凱實力禁止,撲滅十餘巨股,東省晏然。……不意東省漸次肅清,流入直隸,直省督臣觀望遷延,養癰貽患,聽其蔓延,始謀不臧,咎實難辭。及淶水戕官,督臣裕祿見該邪匪借仇教為名,叛跡昭著,乃電奏力請剿辦,而內外議有異同,遲延未決,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各處。[68]

6月19日,在第四次御前會議上,慈禧下定決心向各國開戰,命令清軍準備攻打使館區[67]。光緒帝拉著許景澄之手說:「兵端一開,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靈何?」君臣涕泣。[63] 太后大喊「許景澄無禮」。

6月20日,張之洞、劉坤一聯絡幾省巡撫聯銜電奏朝廷:「各國洋電,皆以拳匪妄殺生釁,我不速剿,致動眾怒,日本電謂,若肯剿匪,尚有轉機,京城危機,北望焦灼。……即不與各國開釁,亦應痛剿,況無故戕害洋人、洋房,殺日本參贊,今海口已被占奪,都城滿布洋兵,增兵增艦,日來日多,禍在眉睫,直不忍言。從古無國內亂民橫行慘殺而可以治國者,亦未聞一國無故與六七強國一同開釁而可以自全者……仰懇皇太后、皇上聖斷,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見,勿信妄言,明降諭旨,力剿邪匪,嚴禁暴軍,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館,力言決無失和之意。」[69]

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被神機營霆字槍隊恩海刺殺。徐用儀擔心地說:「禍始此矣」,勸告慶親王奕劻厚葬克林德。下午,清兵開始攻打使館。

6月21日,慈禧以光緒帝名義發布「宣戰詔書」[35],其實是內部動員詔書,只是頒布給內部官員臣民,對國內發布的號召抵抗列強的戰爭動員令。

6月22日,清廷發給義和團2萬石粳米,並懸賞殺洋人,「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

6月25日,載漪、載勳、載濂、載瀅四兄弟率義和團六十多人慾弒光緒帝,被慈禧太后阻止。

外國介入[編輯]

義和團殺中國教民,殺在華外國人,焚燒教堂,清廷沒有儘力制止,反而縱容姑息,任其滋生蔓延,最後更是許可義和團大舉進入北京,焚燒教堂,屠殺教民,威脅在華傳教士和外國公使生命安全,所以外國為保護本國公民而介入是在所難免。[來源請求]

先是在5月底,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人員在感覺到危險即將來臨時,向外發出求援,於是一支432人,由八國海軍人員組成的聯合部隊(法國75人,俄羅斯79人,英國79人,美國53人,義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國水兵51人、奧匈士兵32人),在得到清廷默許後,於6月1日從大沽經鐵路抵達120公里左右的北京城,協助使館人員防守。

聯軍從山東威海出發第一次遠征[編輯]

不過隨著局勢不斷惡化,6月9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透過電報向西摩爾稱,北京城內局勢每小時正在惡化,要求西摩爾為進軍北京作好預先安排[70]。6月10日,北京使館區與外界的電訊聯絡中斷。因此各國急商,增派一支由2157名各國海軍及海軍陸戰隊人員(英軍916人、德軍540人、俄軍312人、法軍158人、美軍112人、日軍54人、義軍40人、奧匈軍25人)組成的援軍入京,決定由英國副海軍上將愛德華·霍巴特·西摩爾任聯軍司令,美國海軍上校麥卡加拉Bowman McCalla)為副司令、俄國上校沃嗄克任參謀長,從天津搭火車出發前往北京保衛使館。

參加過廊坊戰鬥並負重傷的日德蘭海戰英國艦隊總司令約翰·傑利科
參加過八國聯軍的蘇德戰爭德國北方集團軍群司令威廉·馮·裡布元帥

6月10日,西摩爾軍經過聶士成軍防區,根據上司榮祿的命令,聶士成容許聯軍先遣隊火車通過天津[71],旗下武衛軍士兵對聯軍的態度亦顯得友善,並沒有意圖攻擊聯軍的舉措[72]

不過西摩爾向北京行軍的舉動惹怒清廷,因此支持義和團的端王載漪迅即取代慶王奕劻,成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並命令武衛軍聶士成董福祥甘軍攻擊聯軍。另一方面,清廷又透過招募義和團成員入軍,以保衛首都,阻止西摩爾的行軍[73]

聯軍火車通過天津後,義和團阻擊聯軍,將鐵路破壞掉,使聯軍無法前行。在6月11日至14日的幾次戰鬥中,義和團每次出動幾百到上千人,都被聯軍擊退。由於前面的鐵路被破壞,西摩爾軍只得邊修路邊前進。到廊坊之後,前面的鐵路被破壞得更加嚴重,聯軍無法乘車前行。16日,聯軍放棄由鐵路進京計劃,決定改走水路由白河前往北京,先返回楊村,然後在該處組織乘船進京[74]

6月18日,正當西摩爾軍由廊坊回撤之時,大批義和團向滯留廊坊的聯軍發起進攻,奉太后之命阻截聯軍的董福祥甘軍開到廊坊,投入戰鬥。雙方激戰數小時,聯軍傷亡嚴重,西摩爾認為聯軍已不可能突破重圍進入北京,於是決定撤回天津。清廷稱此役為廊坊大捷[74]

左宗棠舊將董福祥
董福祥轄下的回族軍隊,自甘肅前往北京支援義和團的行動。

由於楊村至天津的鐵路已被破壞,聯軍只得沿白河撤回,期間徵用4艘中國漁船,沿著河岸牽著繩索,載上所有傷員及剩餘的食物、彈藥及醫療用品前往天津。6月19日至20日在由楊村至北倉的撤退途中,聯軍不時遭到義和團和清軍的阻擊。6月21日聯軍與聶士成軍在北倉進行了數小時激戰,付出重大傷亡代價後佔領北倉。6月22日聯軍佔領清軍的西沽武庫英語Great Hsi-Ku Arsenal[74],發現除了有德國克虜伯野戰炮外,還有大量步槍與數以百萬計的子彈,連同數百萬斤大米和充足的醫療用品。[75]

得到充足的軍事物資後,西摩爾決定堅守待援,並派人向各國公使告知聯軍的困境。聯軍在待援期間遭到清軍、民團日夜不斷的攻擊,處於崩潰的邊緣。直到6月25日,一支1800人組成的援軍(其中俄國900人,英國500人)解西摩爾之圍,在戰場使用了價值超過300萬英鎊的彈藥數量後,終於在6月26日清晨成功接應西摩爾聯軍撤退,西摩爾行軍北京期間總計損失62人,有225人受傷[76]

當時被困在北京使館區的外國人對西摩爾充滿信心,認為西摩爾軍隊離自己很近,他們很快就會安全,完全無視西摩爾的軍隊拯救失敗的事實[77]

大沽口炮台戰鬥[編輯]

除了西摩爾率領各國聯軍2000餘人自天津前往北京之外,各國又紛紛調兵來到天津,準備保衛天津紫竹林租界和增援北京。6月12日,俄軍1200人登陸大沽。15日,聯軍要求天津鎮總兵羅榮光於17日凌晨2時以前交出大沽炮台。15日和16日,義和團與紫竹林租界守衛士兵發生戰鬥。6月16日,天津租界之對外電報中斷;各國海軍將領會議,決定佔領大沽口炮台。6月17日,聯軍攻擊大沽炮台,羅榮光發炮還擊,戰爭爆發。

慈禧太后宣戰[編輯]

進入6月之後,義和團拆毀鐵路、焚燒車站、攻擊教堂、殺死教民、威脅在華外國人生命安全,局勢越來越危急。雖然張之洞、劉坤一及其他主和派大臣頻繁提醒,一味姑息拳民不加剿滅必然導致列強為保護傳教士而出兵中國,雖然慈禧也知道不剿辦義和團意味著嚴重的國際介入,但她仍堅持之前對義和團的懷柔政策。[來源請求]

慈禧最終宣戰的原因,史學家有很多爭論。6月17日,慈禧收到了裕祿關於列強強索大沽炮台的奏報,但不知大沽已經開戰。一個有爭議的說法是6月17日,慈禧召開第二次御前會議時得到了假照會,認為外國要求她歸政於光緒。慈禧態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轉變,轉為支持義和團及向洋人開戰。命剛毅載漪載勛載濂載瀾統領義和團,任載勛為步軍統領九門提督。18日,董福祥甘軍與西摩爾軍在廊坊激戰,西摩爾軍退回天津。19日,慈禧命令裕祿:「各國洋兵欲行佔據大沽砲台一所,事機緊迫,兵釁已開,該督須急招義勇,固結民心,幫助官兵節節防護抵禦,萬不可畏葸瞻顧,任令外兵直入。」因京津電報中斷,到20日,慈禧才獲得裕祿奏報,講述天津大沽已經開戰,天津清軍和義和團合力將租界敵人打退,軍威甚揚。至21日,慈禧正式宣佈開戰,詔書只提及洋人強索大沽炮台,未提及大沽開戰,也未提及西摩爾聯軍意欲入京一事。

東南互保[編輯]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國宣戰時,湘軍江忠源舊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鐵路大臣盛宣懷(父親盛康是湘軍胡林翼的軍需官)、山東巡撫袁世凱閩浙總督許應騤(族叔許祥光曾與湘軍江忠源一起鎮壓太平天國)等即商議如何保存東南各省的穩定,避免列強有藉口入侵;同時密議盤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兩宮不測,當由李鴻章作總統支撐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後,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即和外國達成地方上的協議,稱東南互保。他們稱皇室詔令是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亂命」,在東南各省違抗支持義和團的命令。

圍攻使館[編輯]

6月20日前,義和團對使館的唯一進攻性行動發生於6月14日。據竇納樂記載,這天夜間,義和團對使館哨兵「進行了好幾次攻擊」,但都被「輕易地擊退」[78]。顯然,這只是少數義和團的零星活動,並未構成對使館的真正威脅。6月20日之後,義和團對使館的圍攻也只是輔助性的,圍攻使館的主力一直是清軍[64]

外國使館在北京東交民巷,受清兵圍困方位圖。

6月20日下午四點,清軍開始攻打使館,遂展開了55天的圍攻。6月20日至24日,攻勢比較猛烈。6月25日短暫停火,之後很快開始了更加猛烈的進攻。竇納樂報告說,6月25日夜半重新開始的射擊,是「迄今所遭受的最猛烈的炮火」[79]。6月25日至7月13日,幾乎每天都有激烈的戰鬥,使館防線一次次被突破,險情不斷出現。7月13日,清軍發動空前猛烈的全線進攻。7月14日,進攻減弱,更大的變化發生於7月16日,即天津陷落兩天之後。此後,對使館的進攻暫時停止[64]

天津方向的戰鬥[編輯]

天津的義和團準備集結。
前往京津的日本海軍陸戰隊。
前往京津的美國海軍陸戰隊

天津之戰從1900年6月17日開始到7月14日結束,歷時一個月,中經大沽之戰、老龍頭火車站爭奪戰、紫竹林租界攻堅戰和八里台保衛戰,最後天津在7月14日被聯軍攻破。

1900年6月21日天津北洋機器局東局的情形,據劉金堂和宋文彬的回憶:「有個中國看守埋下了地雷,當洋人要進入東局子搶彈藥時,拉了地雷線便和洋人同歸於盡了。」[80]

1900年6月27日天津老龍頭火車站情形,據李元善回憶:「紅燈照那些小閨女們,…進攻火車站,都被(聯軍)打死了。」[81]

1900年7月天津的混戰情形,據王三爺回憶:「(天津東南郊)一個土城的義和團拿雁翎刀,把一個德國騎兵從肩上砍下來。」據郭治恩回憶:「窯灣子義和團當場剁死六個(聯軍)」,當天義和團被聯軍打死「百十來口子,被教民打死了六七十人」。由於聶士成拒絕增援義和團,聶士成被團民稱為「聶鬼子」、「聶等死」。[82]

1900年7月中旬義和團在天津最後的失敗情形,據王學鵬回憶:「(7月13日)天剛亮,日本兵進攻南門,打敗退到西南營,在西南營門外也打死不少東洋兵。」據王文炳、雲振鐸回憶:「由於直眼勾結日本人,使日本人偷偷地爬進(天津城)來。」據張家富回憶:「紀庄犧牲的團民足有一兩千人,第二年耕地時都是白骨。」[83]

北倉的戰鬥。據李順回憶:「姦細領著日本兵從西邊繞過韓家墅抄了馬玉昆的後路,清軍死了不少,馬玉昆上前面指揮,我跟他一起過的浮橋。」據武備學堂預備軍官陳炳和回憶:「清軍已經埋伏準備好了,日本兵假裝清軍,把清軍又包圍了起來。但最外圍的日本兵又被清軍埋伏的人包圍,就這樣開了戰。」[84]

美國給其他國家的照會[編輯]

為了遏制列強進一步借口鎮壓義和團之亂瓜分中國的野心,美國於7月3日經駐外使館向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俄國、奧地利、比利時、日本、西班牙、荷蘭、和葡萄牙發出照會,再度申明門戶開放政策。

1900年7月3日通告,美國的政策與目的說明。 發往駐華列國使團。 通告電報送交美國駐柏林、巴黎、倫敦、羅馬和聖彼得堡大使館以及美國駐維也納、布魯塞爾、馬德里、東京、海牙和里斯本使館,華盛頓,國務院,1900年7月3日。在這一中國事務的危機態勢中,在現有情況的准許下,我們認為說明美國的態度是適當的。我們堅持1857年制定的對華和平政策。這項政策堅持和中國友好相處,並在治外法權條約所規定的權利和國家法律之下,促進合法商業貿易,以所有手段保護我們公民的生命財產。……迄至今日,美國總統的目的是與其他國家協同行動:首先,與北京對話並營救美國官員、傳教士和危難中的其他美國人;其次,努力盡一切可能保護中國各地的美國人的生命財產;第三,保衛所有美國正當的利益;第四,幫助防止動亂擴展到這個帝國的其他省份,出現同樣的災難。當然,現在預計以什麼手段達到這樣的目的為時尚早;但是美國政府的政策是尋求一種解決方案,這個解決方案的目的是能夠給中國帶來永久的安全與和平;維護中國領土與管理完整;保護一切友好國家在條約和國際法保證下一切權利;維護世界各國與中華帝國各地(之間)的平等、公正貿易的原則[85] [86]

光緒請求美國保護中國和平[編輯]

清朝派駐美國的公使伍廷芳得知了美國的政策之後,向清政府通報美國希望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願望以及堅持保護中國領土以及行政管理完整的立場。為了收拾慈禧一干保守派製造的危局,光緒懇切地請求外援,在7月19日親自寫信給美國總統麥金利,在信中表達中國對美國的信任和友好之情,表示對中國目前局勢的嚴重擔憂,要求美國為中國維持和平作出努力。以下是英文的譯文:

中國長久以來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並且深深意識到,美國的目的是從事國際貿易。中美雙方對彼此均無懷疑和不信任。最近爆發的中國人與基督教傳教士之間相互的憎恨,引起了列強對朝廷立場的懷疑,認為清政府贊成人民歧視傳教,此懷疑並無根據。但是這種懷疑引起了大沽炮台被攻佔,並由此引發了具有災難性後果的軍事衝突。情勢日益嚴峻危機。我們剛剛收到我們使節伍廷芳的電報,我們十分欣慰地得知,美國政府一直期待兩國的友好往來,對目前狀況十分關注。目前的中國被不可抗拒的進程所驅動,不幸招致國際上幾乎普遍一致的憤慨。為了解決目前的困境,中國對美國寄予特別的信賴。我們誠墾率直地致信於您,希望閣下想方設法,採取行動,協調各國一致為恢復秩序與和平作出努力。懇請您,並萬分焦慮地期待您的回復。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1900年7月19日)[87] [88] [86]

麥金利給光緒皇帝的回復[編輯]

經過三天對中國政治局勢、權力結構以及北京暴亂情況的分析判斷,美國總統在7月23日作出回應。他沒有拒絕光緒的請求,但前提是:清政府保護公使館人員的安全,保證使館與各國聯絡暢通,配合各國的軍事援救行動。

我收到了您7月19日的信,我欣慰地獲悉您了解,除了希望正義與公平之外,美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國別無他求。我們派軍隊到中國的目的是為了解救我們處於危難中的公使館,保護在華美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依據國際法和協約,這些是美國人應當享有的權利。所有其他派軍隊抵達貴國的國家也公開表達了他們派兵出於同樣目的。 從您的來信中我推斷,那些攪亂中國和平、謀殺德國公使和日本使館人員,而且目前圍攻倖存的北京外交人員的罪犯,不僅沒有從聖上您這裡得到贊同和鼓勵,而且他們實際上是在反抗陛下帝國的權威。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十分鄭重地敦促您的政府,向公眾確證:一、是否外國領事們還活著,如果活著,他們目前狀態如何;二、立即讓各國的外交代表與其國家自由聯絡,解除威脅他們生命與自由的所有危險;三、由帝國當局與遠征軍聯絡溝通,以便他們之間開展解救公使館、保護外國人和恢復秩序而進行的合作。如果這些目標都能達到,本政府相信,在列強這方面,妥善解決最近的麻煩所出現的所有問題將不會存在任何障礙。為達此目的,在其他各國的贊同下,本政府各友好部門將愉快地接受陛下的部署安排。 威廉 麥金利 1900年7月23日國務卿約翰 海複述[87] [88] [86]

但是光緒皇帝顯然無力主導當時的局勢發展,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之下,光緒無法改變清廷的政策。不過他的的善意努力體現了一個君主的負責任的態度,雖然他只是個傀儡。

8月1日起,清軍恢復對使館的炮擊,但猛烈程度遠不如7月13日以前。8月11日起,清軍重新對使館發動十分猛烈的進攻,直到北京陷落為止。8月4日,聯軍開始進軍北京。8月12日,佔領通州。8月14日,聯軍攻入北京[64]

佔領北京[編輯]

紫禁城內的八國聯軍。
聯軍官兵坐在乾清宮龍椅上
京城各國暫分界址全圖

聯軍佔領津京後,當地排洋、仇洋的風氣大變,街頭一改人人包紅布、穿紅衣義和團打扮,天津百姓家門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寫「某某國戶人」,或「某某國順民、良民」。北京商鋪爭先貼出保護單,各國占管區居民,紛紛向洋兵送萬民傘,時人記載:「昔則挾刃尋仇、滅此朝食,今乃顏娟敵,載道口碑,京師及各省都會,其翻譯通事之人,聲價驟增,勢力極盛,於是都中之人,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舉者,今皆改而從事於此途。」[89]

《拳事雜記》記載:「聯軍嘗將其所獲婦女,不分良賤老少,盡驅諸表背胡同,使列屋而居,作為官妓。其胡同西頭,當徑設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東頭為出入之路,使人監管,任聯軍人等入內遊玩,隨意奸宿。」

在北京,始於6月20日止於8月14日、對使館五十多天的圍攻終於結束[64],此時使館裡的人員已經狼狽不堪。以樊國梁為首的教士們發出「布告」容許天主教徒在8月18日教堂解圍後八天之內搶奪生活必需品,規定搶奪不滿白銀50的,不用上繳;超過50兩的,應負責償還,或交教堂處理[90][91]。樊國梁在《紐約時報》發表聲明,否認下令搶劫,而是因為當時無店有人,無法購買生活必需品,才自行搬走,但他下令要登記拿走多少,事後依記錄付了款[92][93][94]

另一方面,根據馬克·吐溫撰文的揭露,美國基督傳教士梅子明美國第六騎兵團陪同下,在北京周邊地區搜尋拳民,處死了疑似義和團拳民[95]。另外,《紐約太陽報》在1900年12月24日報導中引用梅子明的話,說天主教除了收取賠償金以彌補他們的損失外,還要求以命抵命,用人頭換人頭;在任丘,有680名天主教徒被殺,所以他們要求680條人命相抵[96] [97]

僅在中國未設一兵一卒的通州一地,就有573名中上層婦女因不堪忍受聯軍士兵污辱,憤而自盡[98][99][完整來源]

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事件發生後,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決意報復中國,瓦德西於8月7日被任為聯軍總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軍在聯軍攻進北京後兩個月才到達中國。他們因為熱切執行威廉二世7月2日發佈的命令:「你們知道,你們面對一個狡猾的、勇敢的、武備良好的和殘忍的敵人。假如你們遇到他,記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戰俘。你們要勇敢地作戰,讓中國人在一千年後還不敢窺視德國人」[註 6],四處擄掠,而備受批評。威廉二世的這段講話是對5世紀匈人入侵歐洲的回憶。後來這段話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英國人借用來貶損他們的德國敵人。

八國聯軍中德俄兩軍被普遍認為在鎮壓義和團暴亂中最為野蠻兇悍,而且軍紀較差,德軍因其兇悍被冠以綽號為「匈奴」。而美日軍隊被認為「嚴守紀律,不擾居民」。當時北京滿大街都是居民自製的太陽旗及「Belong Japan(日本所有)」的標語。[100]

庚子俄難[編輯]

沙俄進攻中國東北的指揮官保羅·馮·倫寧坎普,參加過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坦能堡戰役,後被蘇聯紅軍處死

俄國除了與隨聯軍進攻北京外,更另外從南北兩路派十餘萬人侵佔中國東北。北路俄軍8月侵佔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至9月侵佔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侵佔營口,10月1日侵佔瀋陽,10月6日兩軍會師,侵佔了東北全境。

日本評價庚子俄難是:阿穆爾河有史以來沒有過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大悲劇、大罪行。[101]

列寧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國的政策是一種犯罪的政策。他們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這就是所謂俄羅斯「文明傳播者使命」在遠東的新成功。[102]

各方歷史記載[編輯]

在美國的歷史記載裡,稱這次軍事解除公使館危機行動為「中國解救遠征」。中國原稱為「八國聯軍」[103][10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則稱之為「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且改以前主流輿論對義和團的批評為頌揚。不過,台灣史學界不存在八國聯軍侵華的命題[105]

辛丑條約[編輯]

《辛丑條約》
戰後被立枷處死的義和團拳民。
義和團遭處決,一旁有德國士兵駐守。

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命令各地官兵剿滅義和團。9月7日,清廷發佈上諭,稱「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剷除不可」。同時,清政府派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為全權特使,與各國和談。

1900年10月,李鴻章抵達北京,向八個佔領國展開談判。當中俄國志在另約取得中國的東北;但英、美則以商業為重,希望保持在華的貿易利益,對俄國的擴張存有戒心,故此反對各國的領土要求。李鴻章從國際法上,提出義和團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戰詔令是被挾持之下發出,不承認中國與十一國交戰,事件是外國派兵來華助剿叛亂所引起。故此各國無割地的理據,而中國則只有賠償軍費的義務。最後達成的《辛丑條約》的正式名稱,亦只是一個中國與十一國之間的賠償協定,而並非交戰國之間的正式和約。至今,西方國家仍然以「拳民暴亂」(Boxer Rebellion),來稱呼整個義和團及八國聯軍事件。

慈禧太后一直被視為義和團事件的罪魁禍首,因此李鴻章在「懲辦禍首」的問題上與列強多番據理力爭,最後得到保證,列強在「懲辦禍首」的條款中不提及慈禧太后的名字,變相不再追究慈禧在義和團事件中的主要責任。

此外,根據《辛丑條約》的規定,作為戰敗國的中國,不能在天津市京津鐵路沿線駐兵,袁世凱就從他武衛右軍挑了3000人,換上警察制服,接收天津的防務,變相收回了京津沿線主權,這支三千人的部隊就是中國最早的警察隊伍。僅用了半年時間,天津就被外國人描繪成世界上擁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106]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簽署《辛丑條約》,需要向各國給予總計4.5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分39年償還,史稱「庚子賠款」,由關稅及鹽稅中扣付。這個數目的意味著要向每個中國人懲罰一兩白銀。對此申報發表社論說「中國不能保護使臣致慘遭斃……曲誠在我……不得謂外人過於要挾也。」[107]賠款的總值按當時銀價,約為3億330萬美元。這筆賠款金額過於龐大,後來在美國國務卿海·約翰(Hay John)和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中國駐美公使梁誠、美國傳教士明恩溥、美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斯的交涉下,美國退還了部分賠款[108] [109];應付賠款2444萬,美國將當時尚未付足的1078萬從1909年1月起退還幫助中國建立海外留學教育系統。最初稱為「清華學堂」,為留美預備學校,即後來清華大學的基礎,成為後來中國最優秀的高等學府之一。其他收款各國也都陸續模仿這一模式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退款來進行指定用途的在華文化事業[110]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北洋政府於1917年8月對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宣戰,並停止向這兩國賠付庚子賠款。一戰後到1924年中國政府先後與德奧匈俄達成了停付的協定。其他各國也都先後達成了全部或部分庚款退款協定規定將此後收到的庚款用於指定在華事業,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起停付日本款,1939年停付法國庚款,1943年國民政府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從此徹底停付[111][112]

人員死亡[編輯]

在這幅插畫中,西方人被滿族官員當作豬或羊殺害。

在義和團運動中,有240多名外國傳教士及2萬多名華人基督徒死亡(根據教會方面的統計)。

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各省,主要是華北的直隸、山西,以及內蒙古和東北,普遍發生針對外國人及中國基督徒的大規模集體屠殺事件。天主教新教東正教教職人員及中外信徒皆有死傷。以下傷亡情況和死亡數字大都根據教會人士的統計,中國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證實:

據統計,共有兩萬多名中國教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113]在1900年夏天的屠殺中死亡,此外還有241名外國人(天主教傳教士53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兒童53人)死亡[114],單在戴德生創立的內地會工作的新教傳教士中,就有五十八人殉難,此外還有二十一個兒童遭害[115]。但戴德生後來拒絕了清政府為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作出的賠償,藉此向中國人民彰顯「基督的柔和謙卑」[116]

在山西,全省被殺的中國天主教徒計據說有5700餘人[114]新教徒也有數千人,其中以戴德生創立的內地會為最多,其他屬於公理會,英國浸禮會等。7月9日,在太原山西巡撫衙門前,山西巡撫毓賢殺死天主教方濟各會傳教士12人(義大利籍艾士傑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註 7],新教傳教士及其家屬子女34人(屬於英國浸禮會和壽陽宣教會,其中兒童11人),共計46人。[117][118]山西是全國仇殺外僑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詳見:太原教案

內蒙古,7月19日,清軍馬隊攻進蒙古西南教區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頃地,村內大批天主教徒被殺,比利時籍的韓默理主教則被「手足合系,貫以竹竿,」然後「以鐵索穿肩骨,囚以籠」,到處遊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殺。[119]蒙古東部教區則發生灤平縣活埋神甫事件。[120]蒙古中部教區除在西灣子(河北崇禮)主教座堂避難的5000多教友外,絕大部分(3200多人)被殺。

直隸(今河北),由於總督裕祿臬司廷雍的支持,義和團遍及全省各縣,該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該省仍是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臨死亡的威脅,紛紛在各處天主教徒集聚的村莊築堡壘抵抗。7月20日,陳澤霖率領的清軍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該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與任德芬湯愛玲兩神甫,不分男女老幼,盡戮,[121]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數最多的屠殺事件。朱家河所在的直隸東南代牧區,共有50575名教徒,在庚子事變中死亡了5153人,674座大小教堂幾乎全部被毀,只有獻縣張莊耶穌聖心主教座堂得以倖存。[122]保定附近的東閭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難,由於擊退了4萬名義和團的進攻,戰後成為北方著名的聖母朝聖地和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的一個村落。

奉天(遼寧)被殺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120]7月3日,義和團聯合清軍摧毀奉天小南門外的耶穌聖心主教座堂紀隆主教、7名中外神父、以及400餘名信徒全部燒死在堂內[123]

浙江二州,也發生了集體屠殺事件。湖南衡州陝西,也發生主教神父被殺事件。在山東河南,教堂被毀者佔十之七八。

此外,也有許多與教會無關的中國人被義和團殺害,數量遠超被害教民[114],未有統計(單北京死於義和團手下的有十數萬人);死亡的清軍以及中國平民約七千人[124][125]

影響與後果[編輯]

對清末政治[編輯]

義和團運動的結果之一是1902年清政府延續戊戌變法的思潮,啟動了一場政治體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清朝滅亡。

在中國仕紳階級看來,統治威信大幅下降,東南各省總督在事件中擅自違令行動,事後反而得到褒獎。各地督撫開始出現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統一集權的態勢開始解體。十年後,南方革命黨反政府的活動激進化,團結各省新軍於1911年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違抗清政府自行宣佈獨立或觀望。最終袁世凱進逼清帝退位,中華民國得以肇建。而地方政治實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據局面,導致民國軍閥混戰的政局。

對清末經濟[編輯]

義和團對清末經濟造成嚴重損失,不僅傾力破壞華北大地上所有現代化設施,而且導致北方商貿活動迅猛凋敝,負面影響覆蓋全球三分之一強的國際貿易活動。上海是當時中國對外貿易中心,因拳亂緣故,為免中途意外,舉凡天津商人及貨物都停滯上海。從外商定購的各類日用洋貨如紗、布、藥等均堆積如山,無人提取。天津一地的商業阻滯,受影響更嚴重的是中國北方省份。天津樞紐不運轉,則行銷於東北乃至北京直隸一帶的通貨只能囤積上海港口,而且日積月累,越來越多。義和團運動也導致國家稅收銳減,銀行(錢莊)倒閉。各處錢莊連本金都收不回,倒閉勢所難免。北京的錢莊,則有相當數量被燒被毀。

列強[編輯]

俄國乘機佔據了大量中國東北(或稱滿洲)的領土。俄國對遼東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認。俄國的行動威脅英美所希望維持的中國的領土完整及貿易開放(門戶開放)政策;並最終與在遼東滿洲東部省份希望擴展勢力範圍的日本衝突。經過兩年的談判,最終雙方關係破裂並在1904年2月爆發了慘烈的日俄戰爭。根據辛丑條約,日本可以在中國一部分地區駐軍,保護僑民和交通路線,這為日後的中日衝突埋下了禍患。

義和團事件亦改變了列強的對華政策,減緩了當時列強殖化中國的步伐,正如當時諺語所講:「老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列強意識到利用虛弱不堪的清政府統治中國百姓,顯然比列強直接派總督統治百姓有利。[來源請求]

文物[編輯]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外國使館,6月23日,位於英國使館北鄰的翰林院遭縱火,《永樂大典》幾乎全部遭到焚燬,所餘無幾。翰林院內僅存六十四冊被陸潤庠運回府中。(有說永樂大典為八國聯軍燒燬,但此時八國聯軍剛剛登陸大沽,尚未進入北京) [126]

科舉停考[編輯]

1901年6月11日,清廷下詔,停止外僑被「戕害凌虐」的以下45個城鎮文武考試五年: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縣大同府汾州府孝義縣曲沃縣大寧縣河津縣岳陽縣朔平府文水縣壽陽縣平陽府長子縣高平縣澤州府隰州蒲縣絳州歸化城綏遠城河南省南陽府河內縣鄭州光州陳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隸省北京順天府保定府永清縣天津府順德府望都縣獲鹿縣新安縣通州武邑縣景州濼平縣東三省盛京甲子廠連山於慶街北林子呼蘭城陝西省寧羌州江西省鄱陽縣湖南省衡州府

評價[編輯]

正面評價[編輯]

八國聯軍司令德國元帥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的《瓦德西拳亂筆記》:

吾人對於中國群眾,不能視為已成衰弱無德行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之生氣,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

不過這句話之後的1903年又發生了瓜分危機,「由於俄國佔了奉天,各國要實行瓜分的政策」。[127]

馬克·吐溫於1900年11月23日,在紐約公共教育協會上發表《我是一名義和團》的演講:[128][129]

為什麼不讓中國人擺脫那些外國人?既然我們並不准許中國人到我們這兒來,我願鄭重聲明,讓中國人自己去決定,哪些人可以到他們那裡去,義和團是愛國者,我們祝願他們成功。義和團主張把我們趕出他們的國家,我也是義和團,因為我也主張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家。

列寧的評價:列寧著有《中國的戰爭》一書:

中國人並不是憎惡歐洲人民,因為他們之間並無衝突,他們是憎惡歐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英法對華戰爭)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能不痛恨他們嗎?

陳獨秀

義和團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經濟上的原因——農民對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動政局趨於極端之結果。[130]若因為參加義和團運動者為全民中之少數,則參加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者,也是全民中之少數,我們決不能只據實際參加者之數量,便否認其質量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識與利益。文明的紳士學者們,說義和團事件是少數人之罪惡,說列強不應該懲罰到義和團以外的人,不啻是向列強跪著說:我們是文明人,我們不曾反抗;汝們懲罰少數的義和團,不應該皂白不分連累到我們大多數安分屈服的良民。情形如果是這樣,還幸虧有野蠻的義和團少數人,保全了中國民族史上一部分榮譽![131]

胡繩提出近代有三大革命高潮,義和團運動是其中一次革命,其他兩次革命分別是太平天國運動和辛亥革命[132]

負面評價[編輯]

野蠻與殘暴[編輯]

義和團的行為除了殺害無辜的外國人外,也直接造成許多無辜的中國人受害,而且針對對象也包括光緒帝(所謂一龍)、李鴻章、奕匡(所謂二虎)、京官大臣(所謂十三羊,或謂三百羊,宣稱京官除十八人外全應殺[133]),除屠殺外,也姦淫據掠[134] [133],無法無天,其不人道處比八國聯軍更甚,實屬野蠻殘暴。如據當時記載:「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復人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135]「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備諸酷虐,剉舂,燒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殺,殆難盡述。京西天主堂墳地,悉遭發掘,若利瑪竇,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名公遺骨,無一免者。勝代及本朝御碑,皆為椎碎。保定屬有張登者,多教民,團匪得其婦女,則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體,以為笑樂。」[133] 天津之戰開始後,一些拳民看見遠處有個婦女在跑,就大喊道:「直眼往何處逃?」她聽到後跪在地上說:「我非直眼,乃某處某人之妻也。」拳民說:「爾額有紋,安能諱耶?」隨即把她拖至壇門外殺掉[9]

台灣人(不分統獨)及許多海外華人對義和團的評價極差,義和團已經成為迷信及暴力的象徵,更成為罵人用語。義和團幾乎是找無辜者洩憤,不但受害的外國人多屬無辜,更有許多中國人直接受害。

盲目排外[編輯]

義和團的口號是扶清滅洋,「洋」代表了與西方有關係的一切人和事物,因此都在消滅的範圍內,這其中既包括信教的洋人和不信教的洋人、「洋教」、與洋教有關係的中國教民,也包括從西洋傳來的西藥,洋布,等等。楊典誥在《庚子大事記》中說:「自教堂教產燒畢後,所有城內外凡沾洋字各鋪所儲洋貨,盡行毀壞,或令貧民掠取一空。並令住戶人等,不得收藏洋貨,燃點洋燈。於是家家將煤油或箱或桶潑之於街。又傳言殺盡教民後,將讀洋書之學生一律除去,於是學生倉皇失措,所有藏洋書之家,悉將洋書付之一炬」。仲芳氏也在《庚子記事》中說:「又哄傳各家不准存留外國洋貨,無論巨細,一概砸拋,如有違抗存留,一經搜出,將房燒毀,將人殺斃,與二毛子一樣治罪。」由於洋貨在很多方面確實為老百姓提供了方便,因此商人為免毀壞,就給洋貨或者帶「洋」的貨品改名換姓,譬如「洋藥」改稱「土藥」,「洋布」改稱「土布」或者「西布」,「洋貨鋪」改稱「廣貨鋪」[136]。六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時許,一隊團民巡行到大柵欄老德記藥房前,發現這裡出售洋貨,即縱火焚之。仲芳氏《庚子記事》載:「義和團焚燒前門外大柵欄老德記大藥房,不意團民法術無靈,火勢猛烈,四面飛騰,延燒甚凶。計由大柵欄慶和園戲樓延及齊家胡同、觀音寺、楊梅竹斜街、煤市街、煤市橋、紙巷子、廊房頭條、廊房二條、廊房三條、門框胡同、鎬家胡同、三府菜園、排子胡同、珠寶市、糧市店、西河沿、前門大街、前門橋頭、前門正門箭樓、東荷包巷、西荷包巷、西月牆、西城根。火由城牆飛入城內,延燒東交民巷西口牌樓,並附近鋪戶數家。自清晨起,直至次日天曉始止,延燒一日一夜。」「義和團在老德記大藥房將火點起,令四鄰焚香叩首,不可驚亂。及至延及旁處,團民不許撲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無虞,切勿自生慌擾。既至火勢大發,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團民,已趁亂逃遁矣。是以各鋪戶搬移不及,束手待焚,僅將賬目搶護而已。」李希聖在《庚子國變記》里說,這次大火「焚正陽門外四千餘家,京師富商所集也,數百年精華盡矣。延及城闕,火光燭天,三日不滅。」

迷信思想[編輯]

義和團相信天災頻仍(1899年1900年的旱災)是西方宗教造成的,久旱無雨意味著天上神靈遭到了教堂和教民的褻瀆,認為只有推倒教堂,掃平洋人和教民,才能感動上天降雨[137]。義和團降神附體,念咒畫符,如「避槍炮火咒」、「請神咒」、「請師咒」、「護身咒」。拳民戰鬥時都要口念咒語,祈求各路神仙「神靈附體」、「顯靈護身」。他們請的神有玉皇大帝彌勒菩薩觀世音菩薩二郎神哪吒唐三藏孫悟空豬八戒太公望關羽穆桂英樊梨花濟公鴻鈞老祖張天師元始天尊金刀聖母柳樹精黃三太,等等[138]。義和團相信他們打的是神鬼之仗,是神靈與妖鬼的戰爭。團民堅信自己代表神,那麼洋人、教士及教民作為神的對立面,也就理所當然地被看做是鬼。所憑藉的是法術,而不是人力[137]。但義和團相信女人裸體、女人的穢物(便溺、月經、月布等)的陰門陣會破解他們的避炮的法術[139]。「各洋樓架大砲甚多,每砲皆有一赤身婦人跨其上,所以避砲之法不能行」[140]。崇信拳匪者傳雲:「義和拳與洋人合仗,洋人不能敵,忽洋人軍隊中有一婦人赤體立,義和拳法術被破,不敢前進」[141]。團每戰必敗,或問故?團曰:「每戰輒見洋人隊中,有赤身婦人立於陣前,致法術為其所破」[142]。「西十庫開仗,忽有赤身婦女走出,團民受傷者眾,樓周圍掛婦人皮,並各穢物,以致團民難以得勝,東交民巷亦用此法」[66]。團民欲燒毀西十庫教堂,卻意外波及了附近的數處民居,教堂絲毫未損,對於這種結果,團民們普遍的解釋是:「此處與別處教堂不同,堂內牆壁,俱用人皮黏貼,人血塗抹,又有無數婦人赤身露體,手執穢物站於牆頭,又以孕婦剖腹釘於牆上,故團民請神上體,行至樓前,被邪穢所沖,神既下法,不能前進,是以難以焚燒[143]。女體是污穢的觀念使得婦女成為團民眼中畏懼的對象;為防污穢,義和團禁止婦女出門,不知此令而出門被殺的婦女甚多[9]。團民認為唯有「紅燈照」才能反制女性這種厭勝能力,所謂:「須待紅燈照來時方可,紅燈照盡是少女幼婦,故不畏髒穢之物耳」[66];又說:「一切軍器皆不畏懼,槍砲遇之即不能燃,義和團法術雖大,然尚畏懼穢物,紅燈照則一無所忌,與義和團聯合一氣」[66]

名人負評[編輯]

康有為《拳匪頭王培佑超升京尹論》:

那拉後端王、慶王、榮祿剛毅趙舒翹,此六人者結通團匪,以戕殺西人,欲拳之平,非去主使拳匪、任用拳匪之人不可。

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積弱之源於風俗者》:

「夫今日拳匪之禍,論者皆知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試問全國之民庶,其不與拳匪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全國之官吏,其不與通拳諸臣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國腦不具,則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來耳[144]

嚴復1902年發表於《大公報》的《主客平議》一文:

嗟呼!庚子妖民愚豎,盜兵潢池,其遺禍國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謂無愛國者。特愚妄憤戾,而其術又純出於野蠻,此其所以終被惡名,而無以自解於天下。嗚呼!亦可傷已。[145]

孫中山:孫中山講義《民權主義六講·第五講》

像庚子年發生義和團,他們的始意是要排除歐美勢力的,因為他們要排除歐美的勢力,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當時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槍和大炮,那種舉動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於歐美的新文化之反動,對於他們的物質進步之抵抗,不相信歐美的文化是比中國進步,並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還要好過歐美。就那次戰爭的情形而論,西摩有幾句批評說:照當時義和團之勇氣,如果他們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槍炮,那些聯軍一定是全軍覆沒的。但是他們始終不相信外國的新式武器,總是用大刀、肉體和聯軍相搏,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傷亡枕藉,還是前仆後繼,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不過庚子年的義和團,是中國人的最後自信思想和最後自信能力去同歐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於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人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夠和外國的洋槍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歐美的新文明的確是比中國的舊文明好得多。

秋瑾《精衛石》:

「義和拳釀成大禍難收拾,外洋的八國聯軍進北京。」

鄒容革命軍》:

「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義大利加波拿里,為國民添禍亂。」

蔡元培《華工學校講義》(1916):

「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

余英時認為:

如果沒有官方正式支持,不可能有義和團事件,也不可能有「八國聯軍」。八國聯軍「侵略中國」這個說法是中共製造的偽歷史。我們中國一向有一個輿論(傳統),就是你只要跟外國人一發生矛盾,你必須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說幾句公道話,說外國人有外國人的道理,你不能隨便不尊重外國人的習慣,那你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漢奸」。[105]

袁偉時教授認為:大陸歷史教科書對義和團的評價是有意美化的,義和團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反帝和反封建[146]

其他看法[編輯]

義和團運動中除了多傷人命之外,中國人經濟財產也遭受巨大損失。例如,義和團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點火焚燒老德記洋貨鋪和屈臣氏洋藥店,結果烈火乘風勢迅速蔓延,一把火燒掉了附近的商鋪1800餘家,民居7000餘間[147]。「焚正陽門外四千餘家,京師富商所集也,數百年精華盡矣。延及城闕,火光燭天,三日不滅。」(李希聖《庚子國變記》)讚揚義和團的人,往往污名化本國教民和外國傳教士,說教民個個罪大惡極。因為只有將他們貼上壞人的標籤,屠殺他們才是正義之舉[148]。但是,不管是教民、非教民、外國傳教士,都享有生命權、財產權,即使這些權利可以被剝奪,也要有合理理由,要符合一定程序。義和團不是政權機關,不分青紅皂白,對教民一概殺戮搶劫,說什麼也不是正義的行為。

文藝作品[編輯]

義和團運動於1963年的電影《北京55日》(55 Days at Peking[149]中被提及。《北京55日》於西班牙拍攝,由於拍攝需要數千名中國演員,電影公司從西班牙全國各地幾乎把找到的中國人都拉來排戲了。這樣的結果導致在電影拍攝期間西班牙全國的中國餐館幾乎都關閉,因為餐館員工(通常是業主)都被電影公司所僱用。電影公司僱用了如此多的中國人以致在幾個月的時間內,西班牙全國幾乎找不到中國餐館吃飯。這套電影因為題材敏感,後來一直被禁止在香港上映,在台灣雖曾打算以「慈禧太后失政記」片名上映但亦被禁映,本片在兩地都直至1980年代中後期才解禁上映。

1975年,香港邵氏兄弟拍攝了一部反映此事件的電影,名為《八國聯軍》(Pa kuo lien chun[150],導演張徹使用高預算拍攝了一個關於覺醒與復仇的大場景故事。 《八國聯軍》描述了拳民的追隨者因受欺騙而相信他們刀槍不入水火不傷。電影的武術導演是劉家良,由傅聲主演。

1986年,中國大陸作家馮驥才關於義和團運動的小說《神鞭》被改編成電影,著名演員陳寶國參演。電影的主人公「傻二」的辮子神力無比,可作為傷人利器,被稱為「神鞭」。傻二亦憑借這項才能加入了義和團。在一次和「洋人」的戰鬥中,傻二的戰友大都陣亡,傻二的辮子也被洋槍打斷,此後傻二一度陷入消沉。但在故事的結尾,傻二剪掉了辮子,變成了一位神槍手,繼續和外國勢力作鬥爭。傻二有一句總結全劇主旨的名言:「祖宗的東西再好,該割的時候還得割」。

1992年香港導演徐克所拍攝電影《黃飛鴻之獅王爭霸》,也以這段史事作為故事背景。

1995年尼爾·史蒂芬遜(Neal Stephenson)寫了一部後數字朋客小說《鑽石時代》(The Diamond Age),義和團拳民在2100年代的上海佈置中被含糊提及。

時間軸[編輯]

5月12日,保定淶水事件爆發。

5月22日,義和團戕殺清軍將領楊福同。

5月27日,數萬義和團進入距北京僅有五十多公里的涿州,之後攻打涿州和北京之間鐵路沿線的車站、橋樑及電報設施。

5月29日,義和團焚燒北京近郊的丰台車站。車站、車廂、商店、太后專列全部被燒。

5月31日,在清政府同意下,337名外國水手及陸戰隊員登岸,乘火車於當晚抵京,一說6月1日抵京,防衛使館區。另外89名德國及奧國陸戰隊員於6月3日抵京。[151]

6月7日,在清廷許可之下,大批拳民開始進入北京。

6月10日,慈禧委派端郡王載漪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越來越多的義和團拳民陸續進入北京,最多時北京的拳民超過十萬。是日起,北京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對外通訊斷絕。

6月11日,日本駐華使館書記杉山彬在永定門內被剛調入京的董福祥甘軍所殺,被開腹剖心。[151]駐天津的各國領使組織二千人的聯軍,由英國的海軍司令西摩爾帶領,乘火車增援北京十一國公使館。因為鐵路被拳民破壞,西摩爾受阻於天津城外的楊村、廊坊一帶,與清兵及義和團展開戰鬥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試圖解除清兵和義和拳民對公使館的圍困失敗。該戰事被清政府及義和團認為是一次抗擊外敵的重大勝利,並被命名為「廊坊大捷」。

6月13日,義和團進入內城,當天燒燬孝順胡同亞斯立堂、雙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倫敦會、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東堂、燈市口公理會、東四五條西口的美國福音堂、交道口二條長老會、鼓樓西鴉兒胡同長老會、西直門內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駙馬橋安立甘會、宣武門內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保護)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拳民在北京放火燒掉教堂和一切與西洋有關的事物。

6月15日,軍機處曾一度傳旨,令在任兩廣總督李鴻章,及山東巡撫袁世凱速入京。

6月16日,義和團燒燬前門老德記西藥房,而附近約千家商舖受波及而被燒成廢墟,正陽門樓、北京24家鑄銀廠也遭燒燬。拳民同時四處破壞教堂攻擊教民,莊王府前大院被當成集體大屠殺的刑場。除了屠殺教民外,義和團更濫殺無辜,誣指許多市民(包括許多婦女小童)為白蓮教而燒死戮死,如據當時目擊者記載:「鄉民適趨市集,七十餘人悉縶以來;偽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為白蓮教;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駢斬西市。有婦人寧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114];也有被公報私仇而殺者,如扶持義和團的莊親王載勛、端郡王載漪的好友副都統神機營翼長慶恆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尋仇於七月初被全部殺害。而義和團民的不同派別也互相武鬥殘殺。義和團、京師禁軍甘軍也肆意姦殺婦女,不計其數。除了屠殺姦淫外,義和團及清軍也擄掠洗劫商戶平民,並將贓物公開拍賣。當時的權貴之家也不能倖免,如吏部尚書孫家鼐大學士徐桐的家都被搶掠,徐桐(時年八十)[註 8]更被義和團民拖出批鬥。是日慈禧召開御前會議後,一度發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諭。

6月,山西義和團焚燒教堂,山西巡撫毓賢登高望到火光稱「天意也」並禁止清軍救火,有英國教士逃出,對群眾說「昔晉省大(旱),吾輸財五六萬,活數千人。今獨不能貸一死耶?」被清軍殺害。一英國婦女抱著兒子跪下,說她施醫每年救活數百人,請求饒過她和兒子。被士兵擊倒,和兒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燒死。7月,毓賢派士兵守太原城門,禁止教士出入,又將教士老幼囚禁在鐵路公所。7月9日,毓賢將這幾十名教士及其家屬婦孺押至撫署,殺害英國教士及家屬男女老幼三十餘人及僕役二十餘名,梟首示城門,剖心棄屍,積如丘山。又驅趕法國天主堂修女二百餘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從。毓賢下令斬為首二人,令修女飲兩人的血,有十六人將血飲下。毓賢下令將這十六人縳懸高處,迫其他人背教,皆不從。清軍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幾十名,但都不屈,最後全被殺害。[27]

6月20日,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國前去總理衙門要求保護,途中被清兵伏擊(由於克林德曾經槍殺義和團眾,此次行為被認為是報復);釀成戰爭的導火線。

6月21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清政府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向「彼等」(並未列出「西等十一國」)同時「宣戰」。[152] 實際上皇室只曾向清室臣下下達一份譴責洋人和表達決心的詔書,而該詔書未曾按現代外交慣例,交予外國使節。

清廷向各國宣戰的同時,也懸賞捕殺洋人,規定「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義和團及朝廷軍隊圍攻各國在北京的使館。使館區內被圍人數約3,000人,當中約2,000為尋求保護之華人;400人為外國男性平民,147名婦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陸戰隊共409人,武裝有3挺機鎗及四門小口徑火炮。各國在準備以武力解救使館的同時,各使館築起防禦工事,由英國公使竇納樂負責指揮抵抗。[151]

6月25日,在載漪、載勛、載濂、載瀅四兄弟的率領下,義和團一行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弒光緒帝,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事件最終演變為國際軍事衝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約有45,000[註 9]名來自日本美國奧匈帝國英國(英軍中包括英在威海衛訓練的由中國人組成的中國兵團)、法國德國義大利俄國的八國聯軍以及反抗拳亂的中國軍隊與義和團拳民對戰。7月至8月進軍北京的聯軍指揮官是俄國人General Linevitch[151]

6月27日,許景澄袁昶聯銜上奏,請殺主戰派,而再後殺兩人以謝主戰派。

7月14日,聯軍佔領了天津;直隸總督裕祿兵敗後自殺。

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許景澄袁昶被清廷處死。

8月4日,聯軍向北京進逼,沿途並沒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當時沿途的清兵和義和拳民估計有15萬之多,而聯軍總數開始時僅3萬多人(後來有所增加)。時值8月,氣候炎熱而潮濕,加上沿途濃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為進軍增添了種種困難。

8月11日,清廷處死主和的大臣聯元立山徐用儀。此三人與之前被殺的許景澄袁昶號稱庚子被禍五大臣

8月14日凌晨,聯軍至北京城外,經兩天的激戰,到8月15日逐步攻佔了北京各城門,隨即與清軍在京城各處展開巷戰。

8月16日晚,八國聯軍已基本佔領北京全城。慈禧等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後立即倉皇離開,逃到西安

參見[編輯]

史料書籍[編輯]

後世研究著作[編輯]

注釋[編輯]

  1. ^ 意思是說教民入教後,常吃洋人的藥物,其眼即直,與平常人的目光活動有異
  2. ^ 趙三多最先於1898年提出「助清滅洋」,稍後改為「扶清滅洋」,1902年又改為「掃清滅洋」
  3. ^ 他在後來的任期內先後親自下令誘殺、捕殺了超過150名傳教士和他們的家眷[36]
  4. ^ 清時皇帝的諭旨,分明發和廷寄兩種,明發交內閣發布,廷寄由軍機大臣專寄給外省將軍﹑都統﹑督﹑撫﹑欽差等大員,"明發"是公開的,"廷寄"是秘密的
  5. ^ 盧溝橋至漢口,向比利時貸款,1898年開始興建
  6. ^ (德語原文: Ihr wisst es wohl, ihr sollt fechten gegen einen verschlagenen, tapferen, gut bewaffneten, grausamen Feind. Kommt ihr an ihn, so wisst: Pardon wird nicht gegeben. Gefangene werden nicht gemacht. Führt eure Waffen so, dass auf tausend Jahre hinaus kein Chinese mehr es wagt, einen Deutschen scheel anzusehen. 這個演講有兩個不同的版本,詳細參見討論頁
  7. ^ 2000年均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封為中華殉道聖人
  8. ^ 支持義和團的大臣,曾奏請慈禧太后下詔「無論何省何地,見有洋人在境,徑聽百姓殲除」
  9. ^ 數字統計不一。按唐德剛《晚清七十年》,8月中從天津進至北京的部隊其實只有七國(當中兩國只為象徵式的掌旗兵)約一萬六千人,分別為:日軍八千人,俄軍四千八百人,英軍(主要為錫克兵)三千人,美軍二千一百人,法軍八百人,奧國五十人,意國五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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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