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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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
劉紹選(譜名)
LiuShaoqi Colour.jpg
任期
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59年4月27日-1968年10月31日
副主席 董必武宋慶齡(共同擔任)
黨主席 毛澤東
前任 毛澤東
繼任 董必武宋慶齡(副主席代理)
李先念(下任;1983年)
任期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18日
副職 宋慶齡
繼任 朱德
任期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1956年9月-1966年8月
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同時在任
黨主席 毛澤東
繼任 林彪(唯一副主席)
任期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朱德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同時在任
主席 毛澤東
個人資料
出生 1898年11月24日(1898-11-24)
 大清湖南省寧鄉縣
逝世 1969年11月12日(70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省開封市
國籍  中國
政黨  中國共產黨
配偶 王光美
母校 莫斯科東方大學
職業 革命家政治家、政治理論家
信仰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軍事背景
參戰 長征
中國抗日戰爭
第二次國共內戰

劉少奇(1898年11月24日-1969年11月12日),譜名紹選表字渭璜湖南省寧鄉縣人,祖籍江西吉水中國現當代歷史上的重要政治家。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首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第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劉少奇早年曾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五卅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並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擴大中國共產黨在華北華南地區的影響力。皖南事變後,他參與重組新四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劉少奇主持土地改革運動,並曾組織「七千人大會」、領導中央經濟改革,先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一度被認為是毛澤東的接班人。後來他反對毛澤東的三面紅旗總路線,被毛認為會威脅到自己的領導地位。於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將劉少奇解除一切職務,開除出黨,1969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病死。1980年,中共為劉少奇全面平反並恢復其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一切名譽。

青年時期[編輯]

劉少奇生於湖南省寧鄉縣富庶的農民家庭[1][2]:8。母親劉魯氏,與民國著名人物魯滌平魯蕩平是同族親戚。早年接受私塾教育,1912年,劉少奇進入芳儲鄉小學補習班。期間,在湖南新軍從軍的二哥劉雲庭帶回一本介紹辛亥革命的小冊子,劉少奇讀後很受啟發,並剪去其辮子以示堅持革命[3]。次年,其考入寧鄉縣第一高等小學(又稱玉潭學校),成績優秀[4]。畢業後先後報考長郡中學和一中,都被錄取。1916年就讀於寧鄉駐省中學(現金海中學),插入二年級二期五班[5]。1920年,劉少奇經長沙船山學社社長賀民范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進入上海外國語學社留俄預備班[6][2]:9。1921年,經羅亦農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7][2]:10

當我提起筆來,我就回憶起46年前,我在蘇聯第一次見到的那個青年人(劉少奇)的嚴肅面孔。當年,飢饉正席捲蘇聯,甚至一些共產黨員雖然外表是氣宇軒昂的模樣,但私下卻也嘀嘀咕咕,而這個高個子青年,長得瘦削白淨,卻能忍飢耐寒,沒見過他有什麼埋怨或沮喪的表現。在1922年時,當時的共產黨人都充滿著激情與狂熱,而他卻很少表現出那種興奮若狂的狀態。他頗具書生氣,常深思不語。他的朋友很快就了解到這種真誠且有教養的品質是從小養成的;當然也有一些人認為他過於沉鬱,缺乏青年人應有的朝氣蓬勃。

——張國燾[2]:10

革命生涯[編輯]

1927年組織工人運動的劉少奇

1922年,劉少奇從莫斯科回國到上海,經陳獨秀介紹,到湖南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秘書處擔任領導工作[2]:10-11,數次領導鐵路工人罷工,其中最著名的是同年9月與李立三等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2]:11,也是此期間劉少奇與毛澤東相識[2]:18。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劉少奇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2]:11。在1925年至1926年間,劉少奇在湖北上海又多次領導政治運動和罷工,成為當地中國共產黨工人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8]。次年4月,劉少奇與何葆貞結婚[9]

1925年12月,劉少奇在長沙被湖南省軍閥趙恆惕的戒嚴司令部逮捕[10]。妻子何寶珍、二哥劉雲庭四處奔走托關係設法營救。請到同縣的著名教育家(周南女中創辦人)、省參議員朱劍凡作擔保人保釋;請劉家親戚國會議員周震麟,周同時也與趙恆惕有親戚關係,寫信說情;請劉少奇母家親戚、湘軍師長魯滌平給趙恆惕發電報說情。劉少奇於1926年1月26日被關押42天後獲釋[11][12]。1927年1月領導了武漢群眾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5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劉少奇當選中共中央委員[13][2]:12-13。劉少奇在長期工作中逐漸總結出一套「深入群眾、長期隱藏、積蓄力量」的鬥爭方針,並對當時中共中央內部所謂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左」傾錯誤進行抵制,這與毛澤東當時的思想和鬥爭策略不謀而合[14]。1929年夏,劉少奇調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在中東路事件中發動了反對國民政府張學良、支持蘇聯的運動[2]:13。同年8月22日,在奉天(今瀋陽)紗廠門口,因煽動罷工嫌疑被捕,9月中旬經奉天高等法院判決,「證據不足,不予起訴,取保釋放」[15][2]:13。1930年夏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局委員;1931年冬回國,任黨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

1932年,劉少奇擔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16]。1934年1月,中共第六屆第五次會議上,劉少奇被選為第一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2]:14。同年10月參加長征,擔任紅八軍團的領導工作,後由於作戰失利,紅八軍團撤銷編制,其改任紅五軍團領導工作[17][2]:14。1935年,劉少奇參加遵義會議,會上是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之一。同年10月,劉少奇和謝飛結婚[18],年底到達陝北[2]:14。1936年,劉奔赴天津,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2]:14,領導薄一波姚依林安子文彭真等在山西、河北、天津、北京的進行抗日運動,並與國民黨政界、軍方、學生進行接洽[19]。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劉少奇把北方局總部調往山西太原,並與晉系軍閥閻錫山進行溝通[2]:15。此外,其執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的「深入敵後、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的方針,領導了開創中共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工作。1939年至1940年,劉少奇參與新四軍在安徽、湖南、江蘇一線部署工作[2]:16。1941年皖南事變後,劉少奇出任新四軍政治委員兼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與陳毅等人重建了新四軍,擴建了華中抗日根據地[20]。其中首先重建新四軍軍部,並增建華中黨校,以提高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能力[21];並組織溫和的蘇北整風,確定新四軍發展方向及任務[22]。在劉少奇的組織協調下,新四軍也由重建時的9萬餘人發展到13.5萬人[23]

1938年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左起毛澤東彭德懷王稼祥張聞天朱德博古王明康生項英、劉少奇、陳雲周恩來
1939年8月,劉少奇在延安機場送周恩來到蘇聯養病

1939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作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著名演講[2]:16,對廣大黨員提出了黨性鍛煉的要求;1941年7月在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作了《論黨內鬥爭》的講演,提出了開展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

皖南事變後,他任新四軍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和陳毅等一起改變了新四軍的困難處境;1942年12月2日,劉少奇返回延安,次年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24][2]:17-18

在1945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報告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特點和性質、指導思想、中國革命的特點、群眾路線、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原則問題。其中對毛澤東思想作了中共歷史上的第一次系統論述,將「毛澤東思想」明確寫入黨章,並提出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2]:20-25[25]:334-337[26]。在中共七大選舉的領導集體中,劉少奇名列中共五大書記(相當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依次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27]。同年抗日戰爭結束,在毛澤東赴重慶同國民黨總裁蔣介石進行重慶談判期間,劉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提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25]:372[27],並提出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局勢中採取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策略[28];同時,他發表《中共中央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共產黨在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一改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把土地分給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29]

1947年3月,國軍攻佔延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留在陝北指揮國共內戰,劉少奇和朱德轉移到華北負責中共佔領區土地改革運動的工作[27]。同年7月至9月,劉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全國土地會議,討論土地改革政策,並頒布實施《中國土地法大綱》,沒收地主富農土地,分配給貧農、中農[29]。1949年6月至8月,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訪問蘇聯[26]。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會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26]

建國初期[編輯]

土地改革[編輯]

1950年劉少奇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對土地改革的報告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劉少奇出席開國大典[26]。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由劉少奇負責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員會,指導全國的土地改革工作[26]。其頒布並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其中保存富農經濟、團結和保護中農、沒收地主土地,並在原耕基礎上用抽補調整方法來分配土地。其改革卓有成效,1952年,全國農業產值比1949年增長48.5%,比1951年增長15.3%;糧食總產量比1949年增長42.8%;棉花總產量比1949年增長193.4%;農民個人生活也有所改善[30]

1952年,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慶祝活動。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並代表憲法起草委員會向大會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26]

1956年9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並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主張中國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下,應當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集中力量提高社會生產力。隨後出席中共八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黨主席毛澤東。他在制定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針政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31]。在2月的國務院會議上針對經濟計劃提得過大,毛澤東一再告誡「不要潑冷水」,總理周恩來則說「用冷水洗洗」,劉也支持周說「現在有些人腦子太熱了,提得太高了。」兩種不同的思路開始顯現。毛澤東對於劉、周等人提的「反冒進」十分不悅。劉有一次將人民日報的內容為反急躁情緒的社論稿修改後交毛批閱,毛直接批示不看了。[32]後來還說:「反冒進使六億人民泄了氣,是方針性錯誤。」[33]隨即就是57年八屆三中全會反「反冒進」,周恩來做了自我檢討,而劉少奇自忖「我們比主席,總是差一大截」[34],從而拉開了「大躍進」的序幕。

當選國家主席[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被毛澤東支持為自己的接班人。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提出由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自己退居「二線」。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併當選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57年底毛澤東訪問蘇聯時,向當時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通報,將由劉少奇接班任中國國家主席。1958年底,毛澤東不做下一屆國家主席的提議得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1959年召開第二屆全國人大前夕,毛澤東在各種場合為劉少奇接班作小範圍吹風。4月,劉少奇在全國人大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任國防委員會主席,成為名義上的中國國家元首[35][26]

大躍進與三年困難時期[編輯]

1955年,毛澤東掀起農業合作社並大社的高潮。到1958年初,在毛澤東的一力推動下中國開始了「大躍進」運動,劉少奇作為一線領導人積極參與了大躍進的決策和具體的推進工作。3月份成都會議第一次按毛的想法提出要「並大社」,開始了人民公社化的第一步。[36]有回憶說4月底,劉少奇和周恩來等若干人一起開始「吹公社」、「吹烏托邦」,主張大辦公社、大辦公共食堂、大鍊鋼鐵、搞供給制,並在工作中加以貫徹[37][38]。而與此同時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已經宣告成立了。[39]在6月份毛澤東批發「兩年超過英國」的報告之後,[40]劉也緊跟精神宣稱鋼鐵產量可以兩三年趕英、七八年超美[41],並且和毛澤東一樣,在實地考察農業生產的時候公開為浮誇行為加溫[42][43][44]。毛澤東曾經要求壓縮一些過高指標[45],1958年底大躍進的弊病開始露出苗頭之後,劉少奇承認「我的頭腦也有些熱,說過些過頭話」[46],1959年春毛澤東進一步要求「糾左」、「壓縮空氣」[38]

然而在廬山會議上「糾左」進程被扭轉為「反右」。7月23日會議毛大批彭德懷說出了「五億農民……要搞,你能說是資產階級狂熱性?大躍進是我提倡的,始作俑者是我」 後,劉卻旁敲側擊地問左和右哪一個是當前主要傾向、鋼產量目標1300萬噸是不是右傾,甚至在反右鬥爭定性後本來想另起草一個反左傾的文件繼續糾偏,但是經彭真勸說後決定不寫了。[47]廬山會議後,劉少奇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為了取得進步的經驗,即使犯錯誤也要從積極方面理解[48],另一方面劉少奇為了維護毛的權威,參與到以空前的高調呼籲對毛的個人崇拜的浪潮中來[49][50],這使得大躍進的錯誤一時難以糾正[38]

1959年11月劉少奇召集了九次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學習討論會,講到無產階級專政的作用問題時指出:「教科書沒有分清專政和民主的方法,沒有明確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只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是組織群眾、教育群眾。把國家組織和教育群眾的職能叫做『專政』,那麼就可以對群眾粗暴了。專政只能對反革命。從國家職能的發展趨勢來看,專政的作用越來越少,組織教育的職能越來越多。國家專政對內的作用越來越縮小,組織教育群眾的職能一萬年也有。」「教科書說:『社會主義社會根本就沒有階級對抗和民族對抗,它的特點是團結一致,十分穩定。』這裡只講一致,不講矛盾。社會主義社會不是無衝突,但可以減少衝突,預防衝突。沒有對抗性矛盾,處理得不好,也會衝突起來的。」「社會主義是向著共產主義過渡的一個短暫的階段,這是對長期的共產主義而言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幾十年或者更長些,而共產主義可能有幾萬年、幾十萬年。這樣看,思想就解放了。在社會主義階段,還利用許多資本主義的舊形式,如商品、價值、貨幣、銀行等,都是為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史達林同志在兩個問題上,扭扭捏捏。一是矛盾問題,講社會主義有矛盾,好像心虛得很;一是對採用資本主義的舊形式問題。他對生產資料是商品不敢承認,只承認消費資料是商品;不承認勞動力是商品,不承認剩餘勞動時間,不講有盈利。現在教科書承認了剩餘勞動時間,不承認剩餘勞動創造的價值是剩餘價值。自然,剩餘價值的形式和性質都發生了變化。勞動力的本質不是商品,也還是採取了商品的形式。剩餘價值是有的,但不是個人佔有,是社會佔有,或勞動者集體佔有。不要迴避這些問題,迴避了,反而講不清楚。」[51]1959年12月毛澤東組織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

1961年,大躍進造成的惡果全面暴露,劉少奇經過在湖南家鄉蹲點調查並在各地考察,思想發生了急遽的轉變。他決定解散食堂、強調調查研究,開始糾正大躍進的錯誤[38][52]。1962年1月,劉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擴大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做脫稿講話。在會議上,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主席承擔了中央的責任,鄧小平、周恩來分別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國務院做了自我批評。劉少奇組織批評大躍進等工作的經驗教訓,尖銳指出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但身為主持一線工作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並沒有對自己的工作進行檢討。隨後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即西樓會議,開始著手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並提議陳雲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同年9月,出席中共八屆十中全會,試圖扭轉把中央工作核心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

三年恢復時期與四清運動[編輯]

1964年,劉少奇又到河北、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等地考察經濟建設[26]。經過到基層的視察,他和鄧小平成立緊急委員會,提出「農業六十條」、「三自一包」,開始調整國民經濟[53]:322-327,將經濟發展從浮誇的理想主義引向了實用主義[54]:214-215[53]:318-321,334-337。毛澤東很明顯感到劉、鄧執行了一條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線,自己在黨內的權威受到挑戰。1964年底的全國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就四清五反問題進行批評,雙方產生激烈矛盾,這使劉少奇、鄧小平與毛澤東的關係開始破裂[55]:4607。同年年底,劉少奇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再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26]。在三年大飢荒期間,中南海曾實行過高級幹部自報口糧的制度,當時毛澤東和朱德均報每月13公斤,周恩來為每月12公斤,劉少奇為每月9公斤。劉是中南海所有幹部中報數最少者。[56]

毛澤東在1962年重提階級鬥爭,批判中共黨內的「黑暗風」、「翻案風」、「單幹風」,這「三風」與劉少奇或多或少都有關係。劉少奇接受了毛澤東的反修防修理論,不但作了自我批評、嚴厲指責「三風」,還說「現在兩個階級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教育,要準備資本主義復辟」。然而此時劉少奇並沒有把「資本主義復辟」看成是現實危險,他當時所說的階級鬥爭的對象僅僅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一類的社會性問題,這與毛澤東在對階級鬥爭的嚴重性的認識上有明顯距離。從1963年9月起,中共與蘇共兩黨的論戰全面展開,在國際「反修」、重點國內「防修」的大背景下,劉少奇開始把精力轉移到正在全面鋪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四清」、在城市「五反」)上來[57]。劉少奇主持修訂了《後十條》,由毛澤東批准與《前十條》一起下達到全體人民,「四清」運動全面展開了。隨著運動的進行,劉少奇對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認識也發生了重大改變,他在思想上接受了毛澤東「反修防修」的理論,認為「修正主義就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共產黨內部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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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1月,劉少奇讓夫人王光美參加「四清」工作隊,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指導「四清」,並將總結的的「桃園經驗」作為「抓點帶面」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藍本。運動開始時,劉少奇對形勢的判斷和提出的政策都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然而隨著運動的深入,過火現象不斷出現,劉少奇與毛澤東對階級鬥爭在認識上和實踐上的分歧逐漸暴露了出來。劉少奇認為「反修防修」的重點在基層,他主抓的四清運動以嚴厲打擊「地、富、反、壞」分子和被認為變修的基層幹部為鬥爭方向;而毛澤東認為修正主義的根源出自黨內上層,說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在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公開化了。毛澤東提出,當時的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敵我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把矛頭指向基層;劉少奇則表示,運動的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反對把一切矛盾都上升為敵我性質。在會議上毛澤東佔了上風,「四清」運動按毛的意見重新部署,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對基層幹部打擊過寬的過火偏向。然而,毛的「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提法,將階級鬥爭擴大化,並為下一步發動更大規模的運動準備了理論前提。這時,毛澤東已經將劉少奇與「中央出修正主義」聯繫起來,中共中央內部以劉少奇和毛澤東為代表的關於階級鬥爭的兩種方針,終於將不能再相容了。[58]毛澤東後來透露跟劉少奇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59]

文化大革命[編輯]

陷入困境[編輯]

黨內失勢[編輯]

1965年11月,圍繞《海瑞罷官》的論爭使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1966年5月,文革終於爆發,紅衛兵運動使整個中國都陷於混亂。在文革初期,劉少奇在某些問題上和毛澤東的立場一致。1966年6月27日,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與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討論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幾個同志的問題。「彭、羅、陸、楊他們的互相關係是不正常的……他們共同特點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動的。」「彭、羅、陸、楊事件是有發生政變的可能的,這是激烈的、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在我們黨內領導機關的反映。」結尾他說道:「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延續下去,毛主席著作應該成為全國人民的教科書,成為全國人民的行動指南,全體黨員的行動指南。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銳利武器。毛澤東思想能改變中國的面貌,也能改變世界的面貌。我們用毛澤東思想戰勝了一切反黨分子,也能戰勝國內一切反動派,也能戰勝國外一切反動派。」[60]

文化大革命時期「批鬥」劉少奇的海報(1968年)

然而兩者矛盾逐漸擴大。在處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體問題中,雙方矛盾此起彼伏。1966年6月,劉少奇和鄧小平組織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禁止學生遊行示威和張貼大字報,並將鬥爭矛頭引向「黑五類」。毛澤東對此非常惱火:「共產主義者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並命令撤銷工作組[61][62]:377。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毛澤東將「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目標直接指向劉少奇,同時其中共第二號人物的位置也被林彪接替,雖然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是排位下降,同時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從此不再被提及[63]。10月1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遭到了陳伯達、林彪等人的批評[64]。隨後大字報、黨報陸續開始了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評。

問題升級[編輯]

在1966年10月為期近三周的中央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被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並分別作了自我檢討,內容向全國印發,這也成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過劉鄧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職。11月8日,那個張貼「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聶元梓,又與另外10人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帶領5000餘人在北京城區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等巨幅標語,貼上了天安門城牆。1967年1月1日,北京20幾所高等院校學生和一些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遊行集會,「聲討」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動下,北京各學校也紛紛打出「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劉、鄧」的大字報。[65]與此同時,六年前就已經被「打倒」的彭德懷被押送回北京,與彭真、羅瑞卿等一起接受批鬥

1966年12月,劉少奇問題終於向社會公開,江青公開宣稱「劉少奇是黨內的赫魯雪夫」。北京出現了「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同時,中央成立的「王光美專案組」負責對劉少奇、王光美的調查。此專案組直到1968年4月才公開以「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名義活動。組長為周恩來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在劉少奇住處的院牆上張貼「打倒中國的赫魯雪夫劉少奇」等大標語。三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六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謊稱劉少奇女兒車禍致殘,將王光美騙出中南海扣押並批鬥(後在周恩來干預下釋放)。[66]

1967年1月,毛澤東最後一次接見劉少奇。之後幾天內,劉少奇辦公室的電話線被拆除。劉少奇失去了人身自由。1967年3月上旬,陳伯達康生在軍以上幹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開始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5月8日,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長篇批判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5月11日專門發出中共中央通知,說這篇文章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毛澤東親自批准的,「希望各單位的革命同志,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67]十八日,《人民日報》、 《紅旗》雜誌發表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以「中國赫魯雪夫」為代名詞,對劉少奇進行上綱上線的批判。[68]

196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偉大里程碑 熱烈歡呼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年來的偉大勝利》指出:「當前,中國億萬革命群眾,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正在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徹底批判這個中國的赫魯雪夫,特別是對他那本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陰險的《修養》——這本書被販賣到全世界,取名為《怎樣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進行徹底的批判。這對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因為這個人是當前在中國這個世界革命中心扛著修正主義和對帝國主義的投降主義破旗的旗手,他的這本書就是修正主義和投降主義的綱領。」

1967年,劉少奇開始被軟禁在北京家中。7月14日毛澤東離開北京,7月18日江青康生陳伯達組織批鬥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大會。同年中共理論刊物《紅旗》第五期發表戚本禹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將矛頭指向劉少奇: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自我辯解說他是「老革命遇上了新問題」。難道竟有這樣瘋狂進行資本主義復辟活動的「老革命」?難道竟有這樣猖狂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老革命」?

答案只有一個: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雪夫[69]

1967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無產階級專政和叛徒中國赫魯雪夫》指出:「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這場鬥爭,集中表現為無產階級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表現為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鬥爭。鬥爭的焦點始終是一個政權問題。在資產階級方面,挂帥的人物始終是中國赫魯雪夫。反革命的「理論」是他提供的,反革命的活動是他策劃的,他是中國一切反動勢力的總後台。」

1967年8月30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本質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中國赫魯雪夫的鎮壓群眾運動、復辟資本主義的活動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不僅壓製革命的群眾運動,還打擊廣大要求革命的幹部起來革命,甚至直接把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當他在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總攻擊面前,陷入窮途末路的時候,又施展故技,把他在土改運動中那一套「搬石頭」,以及四清運動中要幹部「大換班」、「統統罷官」的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全盤搬到文化大革命中來了。他不僅到處散布「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思潮,而且公然叫嚷要中央文革小組「退到二線去」。甚至喪心病狂地鼓動反革命分子「多活動一點,多寫一點反動標語,多發表一些反動言論」,猖狂地直接反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他靠了邊以後,還繼續以各種形式,通過他安插在各地的爪牙,挑動武鬥,製造混亂,同無產階級繼續進行較量。這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也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鬥爭的繼續。

開除黨籍[編輯]

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一些中央委員被剝奪出席會議的權利。一些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持續遭到批鬥。第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被定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反黨分子」的人,達總數的71%[70]:45。10月18日,中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周恩來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提出《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包括劉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變、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的反革命罪行的調查結果[70]:821。10月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該報告,認為他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通過決議:「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並且號召:「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繼續深入展開革命大批鬥,肅清劉少奇等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思想。」[71]

10月17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央決定,攻擊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雪夫:[72]

廣大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在學習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時候,憤怒地批判了中國赫魯雪夫在建黨路線上推行的「階級鬥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後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等反革命修正主義謬論。他們指出,中國赫魯雪夫大肆推行他的所謂「六論」,就是妄圖用修正主義來腐蝕工人群眾,腐蝕我們的黨,扼殺黨和黨員的無產階級革命性,使無產階級的革命黨蛻化變質,為他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陰謀服務。他們表示,一定要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下,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為武器,徹底批倒批臭中國赫魯雪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建黨路線,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建黨路線指引下,把我們的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更加純潔,更加朝氣蓬勃。

隨後人民日報揭露劉少奇攻擊毛澤東的親自樹立起來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肆販賣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黑貨,瘋狂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活動。劉少奇這個黨內頭號走資派是美帝國主義、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走狗,反動派的幫凶。[73]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屆黨代表大會召開。九大正式會議上,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報告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是對馬列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所謂「斗、批、改」的新任務,宣告「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74]

病逝[編輯]

劉少奇的屍體火化單,姓名為「劉衛黃」、職業為「無業」

1969年初,劉少奇患重病,由中南海特派的搶救組予以搶救[75]。1969年10月17日,他被押送到河南開封市內北土街十號「監護」,有預感訣別的劉少奇向家人最後說道:「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76]:483[77]:161

他的病本非難症,只因治療不及時,引起多種併發症。特別是中共高層通知—不宜透視、拍片、會診,不久又將北京來的人員和藥品全部撤回[78]。劉少奇在被囚禁期間遭受到非人道的虐待,最終於同年11月12日凌晨六時病逝,享年71歲[78]。劉少奇逝世後,遺體就地秘密火化,「火化申請單」上填的姓名是劉少奇早年的曾用名「劉衛黃」,職業是「無業」,死因是「病死」[78][79]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九日。上午,我替病人熬玉米糊糊。不知為什麼,心裡堵的慌,可什麼話都不能說。一五五醫院同來的一名女護士向我報告:「劉醫生,病人(劉少奇)的體溫有了」。我問多少?護士回答:「試了四個多小時,三十九點七度。」「快給他打退燒針!」護士說:「藥已經沒有了……」「那D八六○呢?」「您忘了,前天都帶回北京了。」護士沒有話說了,我也沒有話說了。不給藥物,叫治病?領又不給,買又不許,這叫什麼事?明擺著,明擺著……讓人死掉……

——朱可先、卞卡, 劉少奇最後的二十七天[78]

中共對其平反、紀念與評價[編輯]

1980年2月24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決定為劉少奇平反,恢復了他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的名譽[80]。5月17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劉少奇追悼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81] [82]。當天全國下半旗誌哀,並停止一切娛樂活動。

今天,我們懷著無比沉痛的心情,悼念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少奇同志。劉少奇同志為共產主義事業戰鬥了一生。他是受到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愛戴的、久經考驗的、卓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江青一夥出於陰謀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們黨的缺點和錯誤,蓄意誣陷和殘酷迫害劉少奇同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劉少奇同志在河南開封不幸病故。這是我黨和我國人民巨大的損失。黨中央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根據確鑿的證據,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徹底推倒了強加在劉少奇同志身上的種種罪名,鄭重地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81]

5月19日,遵照劉少奇生前的遺言,他的骨灰撒歸大海[83]。1981年,中國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其中江青謝富治陳伯達等人因涉嫌組織參與誣告陷害、迫害劉少奇致死等,被分別判處死緩有期徒刑等刑罰[84]

隨著劉少奇名譽和身份進行全面平反,相關的紀念活動陸續展開。劉少奇著有《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等多篇,收入《劉少奇選集》,上下兩集分別在1982年、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85]。1987年4月發行之第四套人民幣100紙幣(1980年版與1990年版)上,劉少奇成為紙幣正面四人浮雕像之一,其餘三位分別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1988年,其出生地湖南寧鄉縣花明樓炭子沖也重新修葺其祖居,並以劉少奇故居命名,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2000年,劉少奇逝世處被列為第三批河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和中小學德育教育基地[86]

2008年,中國召開紀念劉少奇誕辰110周年的活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講話上,評價劉少奇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87]

家庭與個人生活[編輯]

劉少奇父親劉壽生為一位農民,為人忠厚,並不熱衷買田置房,而是希望孩子多讀點書。母親劉魯氏為普通農婦。劉少奇親兄弟姐妹六人,大哥劉紹源,二哥劉紹遠,三哥劉紹達,大姐劉紹德,二姐劉紹懿[1],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2]:8。1958年,當地政府把其故居修建成博物館,劉少奇在1961年返鄉時得知後,告訴當地黨委秘書處取消這一安排,並把其房子分給當地農民居住[2]:6。因為這一安排,劉在文革蒙難期間,當地民眾隱瞞劉氏祖墳位置,使其祖居、祖墳都得以保存[2]:8。其祖居現為劉少奇故居

劉少奇結過六次婚,最後一位妻子是王光美[88]

妻子 兒女 備註
周氏 無子 名字不詳。劉少奇家鄉鄰村的一個姑娘,包辦婚姻[89]
何葆貞 兒子劉允斌劉允若,女兒劉愛琴 本名「寶珍」。1922年與劉少奇結婚,三次忍痛將孩子割捨給別人。1934年死於監獄。劉少奇的長孫阿廖沙(俄語Сейчас Алёша,中文名劉維寧)是劉允斌在莫斯科大學留學時與俄羅斯籍同班同學瑪拉所生。阿廖沙曾任職於俄羅斯國家太空指揮中心,2003年退役後定居於中國廣州市番禺區[89][90]
謝飛 無子 漁工的女兒[89]
王前 兒子劉允真,女兒劉濤 新四軍護士。曾與江青一同教唆已成年的親女兒批鬥劉少奇[89][91]
王健 無子 朱德夫妻介紹給劉少奇。因健康因素,婚姻僅維持幾天時間。劉少奇將她送到中國東北療養[89]
王光美 兒子劉源,女兒劉平平(後改名「王晴」)、劉亭亭劉瀟瀟 王光美兄王光復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國空軍王牌飛行員王光英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士光曾任第四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電子工業部總工程師[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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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炭明年就可以超過,電要慢點,多幾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國人口等於三個蘇聯,四個美國。美國就是多幾噸鋼和其他工業產品。十五年我們要趕過整個歐洲(包括蘇聯)。歐洲共六億人口,和我們一樣,面積也差不多。歐洲幾十個國家,不互相幫助,我們幾十個省可以互相支援。發揮地方積極性,十五年許多省要超過一個國家,河北要超過英國,河南要超過法國,再一個超義大利,再一個超西德……我們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劉少奇. 在石景山發電廠的講話. 1958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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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對群眾的積極性要愛護,不能潑冷水,問題的關鍵在於領導。有些事,我們沒有經驗,調查研究又不夠,受點挫折是難免的。但當前的許多不實事求是的做法、不科學的口號,特別是這股浮誇風、吹牛風,並不完全是由經驗不足和調查不夠所造成的。我們絕不能讓它們任其發展了。有時,我的頭腦也有點熱,說過些過頭話,我向支部做檢查。」(劉振德. 我為劉少奇當秘書. 1994年, 第78-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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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 1968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帝修反的走狗 社會主義的叛徒》:「這部由叛徒劉少奇自導自演,並通過他的老婆王××出馬督陣炮製出來的毒草影片——《訪問印度尼西亞》,是一個反面教材。通過影片,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利用出國訪問的機會,拚命鼓吹「議會道路」,大肆販賣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黑貨,瘋狂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活動。影片中的許多事實證明,劉少奇這個黨內頭號走資派是美帝國主義、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走狗,反動派的幫凶。……這時,叛徒劉少奇借「出訪」印尼的機會,學著蘇聯赫魯雪夫的腔調,惡毒咒罵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瘋狂地攻擊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充當了國際上反華合唱隊的應聲蟲。在「訪問」印尼期間,劉少奇打著「國家主席」的招牌,以介紹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為幌子,大肆攻擊毛主席親自樹立起來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
  74. ^ 林彪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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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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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職務
前任:
毛澤東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1959年4月-1968年10月
繼任:
董必武
(代主席,1972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新頭銜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1954年9月-1959年4月
繼任:
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