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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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黨中共方面稱“四·一二”反革命政變[2][3],大陸民間稱四一二事件,是1927年4月12日國民政府北伐途中,蘇聯顧問及中共為抵制國民黨右派北伐,發動中國境內親蘇聯勢力倒蔣。蔣介石則在得到了法國等國的支持後,與國民黨右派黨員及上海青幫成員[來源請求]取締蘇聯顧問並逮捕、處死中共黨員與部份民眾之事件。

背景及原因[編輯]

1923年孫中山認為蘇聯是中國革命最大支持者。1924年1月,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李大釗等人幫助下,孫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中國國民黨,提出聯俄容共。大量中國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如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伯渠等,協助國民黨建立國民政府。孫在廣州市長洲島成立黃埔軍校,準備北伐

西山會議[編輯]

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分化。汪精衛掌握政權,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則掌握軍權。1925年11月23日,國民黨右派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的「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並通過決議宣布中國共產黨非法,並通過了「取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之黨籍」、「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共產黨員」、「解僱顧問鮑羅廷」等反蘇、反共、反對國共合作等議案。會後,此派人士在上海成立「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廣州國民黨中央相對抗。西山會議派的主要政治綱領是反共,反對汪精衛的「聯共」,長期與支持「聯俄容共」的以廖仲愷、鄧演達為首的國民黨左派不合。

反北伐[編輯]

1926年時的蔣介石

1926年,中國共產黨在政治顧問鮑羅廷影響下,以:「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為理由,在國民革命軍中發表北伐必敗論,並於廣州市區散發傳單反對北伐。6月,中國共產黨中央會議討論北伐問題,並通過反對北伐決議[4]

蘇共內鬥[編輯]

1926年春,蘇聯領袖加米涅夫、共產國際領袖季諾維也夫及其支持者組成新反對派,向托洛茨基傾斜,雙方組成反對同盟(聯合反對派),共同反對史達林的中國政策。在爭論中,中國北伐成為爭論熱點。史達林忽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選擇一條較實際政策。他告訴中國共產黨停止煽動下層群眾,遵守中國國民黨命令。與列寧一樣,史達林認為中國國民黨資產階級在中國可以打敗西方帝國主義並完成革命。而托洛茨基則想讓中國共產黨繼續正統的無產階級革命,並且反對中國國民黨。在北伐中,史達林資助中國國民黨[5]。在秘密談話中,史達林反駁托派批評,認為蔣介石右翼代表是中國唯一可以擊敗帝國主義的力量,不僅如此,富有商人還可以資助蔣介石,因此可以像檸檬一樣在被榨乾用處之前利用他的軍隊[6][7]

中山艦事件與整理黨務案[編輯]

中共領袖陳獨秀

1926年3月,蔣介石武力平息中山艦事件,和鮑羅廷及中國共產黨間產生齟齬,國共關係陷入危機。陳獨秀、鮑羅廷對中國國民黨右派妥協。5月15日5月22日,中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張靜江吳稚暉孫科等提出《整理黨務案》,限制中國共產黨。主要內容有:

  • 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省、特別市黨部中擔任執行委員,其數額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委員數額的三分之一;
  • 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
  • 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共產黨;
  • 共產黨須將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交國民黨中央主席保存;
  • 共產黨對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的指示,須事先提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通過方能下達。

北伐期間[編輯]

1926年7月1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蔣介石任總司令。9月7日,北伐軍攻佔漢口,11月8日攻佔南昌,蔣到南昌指揮進攻孫傳芳。11月11日,廣州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武漢,蔣則極力主張遷都他控制的南昌11月22日第三國際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大會,布哈林批評中國共產黨在暴力奪取土地所有者土地方面不夠堅決,要求中國共產黨在支持民族革命同時,著手解決農民覬覦地主土地問題。會後便採取所謂土地革命國民革命上的雙重支持策略[8]12月9日,國民政府遷至武漢。一個月後,南昌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中央黨部駐南昌。

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與「倒蔣決議」[編輯]

1927年2月21日,中國國民黨武漢中央決定召開二屆三中全會。2月26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開中央政治會議,要求蘇俄第三國際撤回鮑羅廷。蔣手下少壯派陳果夫陳立夫溫建剛等,一面全力奪取其軍力所及之各地黨政權力,一面加緊準備與武漢破裂之條件。其中關鍵之處,是取得北伐軍所過法理上之黨政大權。隨著南昌會議召開,原本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左派佔優勢的在江西中國國民黨部,相繼被搗毀。3月6日,中國共產黨員、江西省總工會執行委員、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被槍殺。隨著蔣軍向北向東推進,這股奪權風潮由江西、安徽、福建、浙江,迅速擴展[9],陸續在九江、安慶、寧波和南京搗毀中國國民黨左派報社、工人總工會與中國國民黨左派領導黨部,槍殺、逮捕中國共產黨員與抗議遊行之工人群眾。

1927年3月10日至3月17日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後,其執監委暨候補委員八十名中,中國共產黨員約佔三分之一,中國國民黨左派亦佔三分之一,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各部部長暨其秘書,中國共產黨員亦佔一半以上,至此國民政府已由蘇聯顧問與中國共產黨全權把持。[10][11] 會議增設勞工部、農政部,中國共產黨員蘇兆徵任勞工部部長、譚平山任農政部部長、林伯渠任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另組成武漢中華全國總工會,以向忠發劉少奇李立三為首組織武裝衛隊,動私刑殺害他們判定之工賊。史達林派羅易到武漢協助鮑羅廷,組織農工階層展開土地革命農民協會土地委員會成為有武裝權力的組織。

在武漢,鮑羅廷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暨國民政府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憑藉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左派取得政治主導權,以「提高黨權」、「反對軍事獨裁」、「打倒新軍閥」為理由,於1927年3月10日,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通過「統一革命勢力」、「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等反蔣方案,隨即在蔣介石北伐途中剝奪蔣的主席職務,將其降為普通委員。[12]。全會結束後不久,武漢國民政府有一個俟機逮捕蔣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給江右軍總指揮程潛執行,但程潛沒有執行。[13][14][15]蔣在南昌發表《告黃埔同學書》,表明不接受該決議。面對親蘇勢力倒蔣,蔣決計和中國共產黨斷絕關係,與剛回國的汪精衛商討發動清黨,驅逐蘇聯顧問,與中國共產黨決裂。汪精衛提出避免過激解決辦法,建議蔣親自去武漢說服中國共產黨,把國民政府和黨部遷到南京。

爭奪上海[編輯]

1928年的上海外灘

1926年10月,中國共產黨組織上海工人反對北洋軍閥政府,武裝起義失敗。1927年起,在蘇聯帶領下,中國共產黨持續排外,上海財閥虞洽卿錢永銘到南昌親訪蔣介石,答應為蔣籌集軍費,條件是要求蔣維持上海現狀,反對赤化。 2月19日,國民革命軍白崇禧東路軍佔領杭州2月22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發動第二次武裝起義,再次失敗。 3月20日晚,國民革命軍東路軍進入龍華,包圍上海。3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國國民黨鈕永建和中國共產黨周恩來等領導下,發動第三次武裝暴動,佔領租界外的上海市區,建立一支工人糾察隊2,700人。3月22日,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率軍開進上海。北伐軍先後克復上海、南京。[16]

主張反共清黨的蔡元培

3月24日,國民革命軍中路軍攻下南京。入南京時,國民革命軍魯滌平程潛賀耀組等部殺害、掠奪外僑。英、美、日領事分別報告,以大量事例證明搶劫領事館是由中國共產黨主導,[17][18]蔣介石下令追查負責任者。英美軍艦以此為由炮擊南京,遂形國際衝突,是為「南京事件」。蔣嚴電阻止事態擴大,靜候政府以外交解決。中國國民黨元老蔡元培李烈鈞等,舉發「共黨破壞革命,危害國本之逆謀」。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決議,通過「非常緊急處置案」。

3月25日,白崇禧說:「工人旦有擾亂,駐軍必將負責繳械。」3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蔡元培、張人傑李煜瀛在上海提出護黨救國案。3月29日,中國共產黨請示蘇聯,強調準備抵抗。4月,白崇禧任淞滬衛戍司令,配合蔣在上海清黨。

中國國民黨右派,如蔣介石等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國民黨內部勢力日益膨脹,「黨中有黨」,如不早日剪除,今後會更難控制。再加上中國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軍攻克的地方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無端殺害其所謂階級敵人,並剝奪其合法財產,還衝擊了少數北伐軍官家屬 ,引起同湖南農村有聯繫的湘籍軍人的不滿,也是清黨事件發生的原因之一 [9]

外國支持[編輯]

在蔣保證不以武力改變租界現狀後,各國租界答應提供援助。[來源請求]在國民革命軍北上過程中,長江流域約有上千名傳教士逃離駐地,前往上海避難。1927年初,漢口英租界九江英租界受到衝擊並被國民政府收回,於是,上海2個租界當局採取空前行動,以確保租界安全。 英國調動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在華軍隊,以保證上海公共租界不會像漢口和九江那樣失去。法國也調集一支部隊,只是相當低調,未加聲張。他們另有安排。2月26日,法國總領事那齊亞要求巴黎方面供應青幫領袖杜月笙武器彈藥,不久,法租界巡捕房總捕頭Captain Etienne Fiori為杜月笙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費信惇在法租界華格臬路(Rue Wagner)的杜月笙公館安排一次秘密會見,費信惇同意杜月笙的武力可以穿過公共租界,前往閘北的左派基地行動。杜月笙青幫在勞工中擁有龐大實力。[來源請求]

經過[編輯]

清黨主力淞滬衛戍司令白崇禧

1927年3月6日蔣中正命駐贛州新編第一師國民黨黨代表倪弼槍殺了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19]。3月17日蔣中正指使暴徒在九江搗毀並派兵強佔左派領導的國民市黨部和市總工會[20][來源可靠?]。3月23日蔣中正又命楊虎等收買一批地痞、流氓,在安徽安慶搗毀左派領導的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和安慶市黨部,以及安徽省總工會和農民協會籌備處[21][來源可靠?]。3月26日蔣中正到達上海。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吳稚暉提出發動「護黨救國」運動。4月2日,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召開全體會議,參加者包括蔡元培、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李濟深、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等人,在上海會議中提出檢舉「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吳稚暉呈文控告中國共產黨企圖奪取革命政權,且譴責鮑羅廷,陰謀使中國變成蘇聯殖民地[22]。廣州政治分會主席李濟深首先發言贊同。會議訂立「清黨原則」及組「清黨委員會」,進行反共清黨準備工作。

清黨前夕被杜月笙殺死的上海中共領導汪壽華

4月1日,汪精衛穿越西伯利亞再轉蘇聯郵輪,從歐洲趕回上海。蔣介石、吳稚暉、蔡元培等向汪投訴中國共產黨問題。汪精衛又與陳獨秀會晤,陳書面答覆汪精衛,並要求他簽字,於4月5日以《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的聯合宣言》在報上發表,強調國共團結。武漢中央聯席會議則命蔣介石未得政府命令前,不得發表外交意見,改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以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解除了他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4月6日,汪精衛離開上海赴武漢。

幫派負責人黃金榮助蔣清黨
清黨中被處死刑的上海中共負責人趙世炎
幫派負責人杜月笙助蔣清黨

4月5日,蔣介石讓使青幫洪門大佬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等出面,組織右派團體中華共進會上海工界聯合會,以對抗上海總工會。同時,蔣介石於4月6日派軍樂隊把親題「共同奮鬥」的錦旗,送給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以起到麻痺作用。[來源請求]

另一個造成緊張的要因,是鮑羅廷秘密策動郭松齡將軍反對張作霖。中國共產黨土地改革路線為:「有土皆豪,凡紳必劣」。張蔣兩人1926年秋天就開始秘密接觸,分別派唐生智楊宇霆為代表秘密會晤,協議共同驅逐共產國際勢力。因此「南京事件」後不到兩周,4月6日,得到公使團同意,張作霖在北京軍警搜查了蘇俄大使館、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藏身其內多時的58名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搜出的秘密文件中,竟發現了莫斯科蘇聯共產黨打電報給當時尚是革命政府顧問的鮑羅廷,指示不能讓國民革命軍統一中國;蘇聯的目地,是要用北伐牽制帝國主義國家,使他們不能從東方攻打蘇聯。[23]還清查出蘇聯企圖赤化中國之千餘文件[24],查獲並向外界公開了共產國際發來大量指示、訓令、顛覆材料(與馮玉祥合作顛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紀錄、中國共產黨文件等,「蘇聯陰謀文證彙編」),詳載蘇聯涉入中共之地下滲透活動,「及近來之街頭群眾運動的狀況」[25]。蘇聯全面指揮取代中國政府運動,與中國共產黨強烈譴責中國國民黨粗暴侵犯蘇聯使館尊嚴,並認為此事件乃「帝國主義的挑撥」,中國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者工具。4月19日,蘇聯召回北京駐華代辦及大使館職員[26]

4月9日,蔣介石命令成立「淞滬戒嚴司令部」,由白崇禧、周鳳歧分任正副司令,並頒發「戰時戒嚴條例」12條。同日,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吳稚輝、黃紹竑、張靜江、陳果夫等聯名發表《護黨救國通電》(即「青電」),指責武漢國民政府「容共」。4月11日,蔣密令「已光複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 當晚,杜月笙以中華共進會上海工界聯合會的名義,邀請中共領導人、青幫成員汪壽華赴晚宴,汪一入杜宅,即被打昏後運往郊外楓林橋活埋。[來源請求]根據陳立夫說法,中國國民黨並沒有和青幫正式訂下合作計劃,但是「策劃、執行清黨的一個主要人物是楊虎;他是青幫領袖」。楊虎「把我們的建議傳遞給杜月笙……青幫就採取行動」[27]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廟的軍艦上空升起了信號,受蔣指揮的中華共進會上海工界聯合會幫派分子,身著藍色短褲,臂纏白布黑「工」字袖標,從上海租界乘多輛汽車分散衝出。[來源請求]從1時到5時,向上海總工會糾察隊駐地閘北南市浦東吳淞等處,發起攻擊。之後,蔣下令淞滬戒嚴司令部所屬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以「工人內訌」為理由,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沒收三千支步槍。」[27]中國共產黨黨員從各級政府、公家機構及軍隊中處決禁錮,死亡120餘人,受傷180人。當天上午,上海總工會會所和各區工人糾察隊駐所均被佔領。在租界和華界內,外國軍警搜捕共產黨黨員和工人1000餘人,交給蔣中正的軍警。上海各區工人分別召開了幾萬人以至幾十萬人參加的大會,大會通過決議,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裝;二、嚴辦破壞工會的長官;三、撫恤死難烈士的家屬;四、向租界帝國主義者提極嚴重的抗議;五、通電中央政府及全國全世界起而援助;六、軍事當局負責保護上海總工會。會後遊行示威,閘北區數萬徒手工人行至潮州會館總工會會所時,奪回了總工會會址,並立即召開工人代表大會,決定4月13日上午10時舉行總同盟罷工。[來源請求]

4月13日,上海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召開工人群衆大會,會後約有10萬多工人、學生去周風岐二十六軍二師司令部請願,要求釋放被捕工人,交還糾察隊槍械。當請願隊伍走到寶山路三德裏附近時,埋伏在裏弄內的第二師士兵突然奔出用機槍猛烈掃射,當場被槍擊而死者在百人以上,傷者無數,被捕200餘人。當日有雨,寶山路上一時血流成河。同時,在上海南市遊行的工人也遭到軍隊的槍擊,死傷數人。接著,蔣下令解散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上海總工會和一切共產黨組織,搜捕中國共產黨員及支持者,逮捕千餘人。至4月15日,上海死亡300餘人,被拘捕的共產黨人1000多人,流亡失蹤者5000多人。七月,上海中國共產黨黨組織負責人陳延年趙世炎等遇害。[來源請求]

4月14日,李濟深主持廣州陸海空將領開會議決「清共」。

4月15日,廣州全城搜捕,當日捕去共產黨員和支持者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啓漢等被害。廈門福州寧波南京杭州長沙馬日事變)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支持者進行大屠殺。奉系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

4月17日,蔣介石與一批右派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在南京召開政治會議,發布清黨通電,並發出秘字一號命令,通緝中國共產黨首要分子197人:首要為鮑羅廷、陳獨秀,其次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澤東惲代英周恩來劉少奇張國燾彭湃鄧穎超蔡和森方誌敏等人。一些親共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亞子鄧演達章伯鈞等,也在通緝之列。[9]

4月18日,蔣介石等宣佈在南京組國民政府,以胡漢民為主席,和武漢國民政府對立,是為「寧漢分裂」。之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左派也進行清黨,大量處決中國國民黨右派人士,在武漢聯合發動討蔣。[來源請求]

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爲蔣介石屠殺革命民衆宣言》認為:「蔣介石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業已變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業已變為屠殺工農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的罪魁」,並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團結一致,形成一個鞏固的革命民主主義戰線來對付與戰勝帝國主義、軍閥、封建資產階級聯合勢力的進攻。 武漢國民政府控制下的武漢長沙等地召開數十萬群眾參加的反帝討蔣大會。[來源請求]

4月22日,武漢國民政府由汪精衛領銜,孫科、鄧演達、宋慶齡張發奎吳玉章、毛澤東、惲代英等聯名發布通電,斥責蔣的分裂行為。[9]4月28日,張作霖在北京把二十名逮到的中國共產黨員,因有事實證據聯合蘇聯密謀顛覆中國政府,執行絞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大釗[25]

5月21日,湖南的武漢國民政府屬下一些反共軍隊發動馬日事變。6月5日,第三國際代表羅易轉發電報給汪精衛,要求其增加中國共產黨掌控武漢國民政府,並處決所謂反革命派,擴大農工武裝運動。7月15日,中國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再度知悉史達林指示蘇聯顧問鮑羅廷欲分化並全面控制國民政府,以助中國共產黨合謀武力奪取武漢國民政府權力之策略後,宣布「和平分共」,遂決定取締中國共產黨言論,又通過「取締共產議案」,罷黜鮑羅廷及其他蘇聯顧問。

8月1日,中國共產黨以「南昌起義」(國民政府稱為南昌暴動)進行全面攤牌。武漢中國國民黨左派在8月也開始清黨,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全面破裂。奪取政權的計劃後,武漢也宣佈進行和平分共取締中國共產黨,但仍堅持要蔣下野。自此,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不久汪精衛又鼓勵唐生智張發奎分別於10月爆發寧漢戰爭、11月爆發廣州張黃事變,但南京國民政府皆獲得戰爭之勝利,迫使唐生智、張發奎等出國流亡

後果[編輯]

當時國民黨有「寧可錯殺三千,不使一人漏網」之說,清黨造成大量無辜者死亡。但是中共指責國民黨殺害一百萬人也沒有足夠的證據,有台灣學者認為,清黨造成四十萬人死亡。這一數字遠遠超過當時中共黨員總數。[來源請求]

蔣介石因此事被中國國民黨內右派多數支持,成了最高領袖,中國國民黨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鎮壓。中國國民黨右派認為共產黨破壞北伐統一,清黨延緩了掃除軍閥、統一全國的時間。蔣雖然不久由於國民革命軍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權利,完成北伐。開啟了在中國數十年的統治生涯,直到1949年在國共內戰失敗後離開大陸。

清黨對中國國民黨組織發展影響深遠。清黨前,中國國民黨普通黨員人數(不含軍政和海外黨員)約121萬(一說65萬),其中有中國國民黨員身份的中國共產黨員不超過5萬。清黨一年後的1928年3月,中國國民黨員人數為22萬。1929年12月回升到27萬,其中絕大多數黨員還是軍隊或高級黨政機關人員。這意味著清黨行動使得中國國民黨黨務系統大換血。北伐前後各省建立的縣、鄉國民黨基層組織,「清黨後基本瓦解,恢復得十分緩慢」。到1933年,全國僅有17%的縣建立有縣黨部,浙江省建立縣黨部的縣份為69%。「只能在城市的上層可以看到,農村中是很難找到黨的勢力的微弱影響」;「不但在農民中很難找到國民黨黨員,並且在一切農民運動負責人員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員中,在農村文化教育負責人員中,以及農村經濟建設負責人員中,都不容易看到國民黨黨員的蹤跡[28][29]」。

中國國民黨黨員的減少一方面是由於4月17日,當時尚支持聯俄容共政策的汪精衛中國國民黨中央宣佈撤銷蔣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並開除黨籍。4月18日,蔣在南京另立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政府,發表《告民眾書》。4月21日,軍事委員會自粵遷南京辦公,蔣發表《告全體將士書》。4月22日,武漢國民政府由汪精衛領銜,孫科、鄧演達、宋慶齡、張發奎、吳玉章、毛澤東、惲代英等聯名通電,斥責蔣的分裂行為,形成「寧漢對立」。

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眾多中國國民黨普通黨員懾於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決裂,從而自行退黨所造成。[30]

清黨使中國共產黨發展嚴重受挫。中國共產黨認為,這標誌著國共合作失敗。清黨後,中國共產黨召開「八七會議[31],黨內堅持和中國國民黨妥協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等人被認為右傾投降主義被撤職。陳獨秀被認為一味退讓,甚至要求工人糾察隊向中國國民黨上繳武器,造成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的武力清黨毫無準備[32]。中國共產黨從此走向武裝革命暴力奪取中國政權之路,中國共產黨聯合極少數中國國民黨左派在南昌發動南昌起義,開始了組建中國共產黨軍隊,開展武裝暴力革命,直到完全奪取中國政權。因此,清黨也或被認為是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統治失敗之起點。

因蘇俄駐華使領館掩護及扶持中國共產黨武裝革命,國民政府於1927年12月14日宣布與蘇俄斷交[31]

杜月笙幫助蔣介石發動清黨,事業順利發展。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後,一度持此功謀求上海市長一職未遂。1949年在國共內戰中,國民政府失敗退往台灣,杜月笙擔心自己當年參與清黨的經歷,令中國共產黨不會放過他,便逃到香港[來源請求]

部分被槍決的共產黨員[編輯]

  • 汪壽華(1901年月日-1927年4月11日)(一說4月12日)
  • 肖楚女(1893年-1927年4月22日)
  • 熊雄(1892年-1927年5月中旬)
  • 陳延年(1898年-1927年7月4日)(陳獨秀長子)
  • 趙世炎(1901年-1927年7月19日)
  • 夏明翰(1900年-1928年3月20日)
  • 郭亮(1901年12月3日-1928年3月28日)
  • 羅亦農(1901年-1928年4月21日)
  • 向警予(女)(1895年9月4日-1928年2月28日)
  • 陳喬年(1902年-1928年6月6日) 陳獨秀次子)
  • 周文雍(1905年8月-1928年2月6日)(與陳鐵軍在廣州紅花崗刑場上舉行婚禮)
  • 陳鐵軍(女)(1904年-1928年2月6日)(與周文雍在廣州紅花崗刑場上舉行婚禮)
  • 鄭復他(1904年~1928年6月1日)
  • 許白昊(1899年-1928年6月6日)

相關文藝作品[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引用[編輯]

  1. ^ 1.0 1.1 胡適; 曹伯言. 胡適日記全集. 聯經出版. 2004年: 747– [17 January 2013]. ISBN 978-957-08-2710-1. 
  2. ^ 2.0 2.1 2.2 武可賢; 孫志敏; 郭桂英. 簡明中共黨史辭典.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86年 [17 January 2013]. 
  3. ^ 3.0 3.1 3.2 鄒沛; 劉真. 中國工人運動史話. 中國工人出版社. 1993年 [17 January 2013]. 
  4. ^ 陳獨秀年譜》.唐寶林.林茂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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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編輯]

  •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參見[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